时事与政治论文大全11篇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

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2）

政治史论十四篇是全书论述的重点。《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堪称是全书的总纲。此文对孙吴政权的性质作了一个全新的估量，认为孙吴政权与曹魏与蜀汉相似，“而与西晋有异”。作者认为三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都为“寒族，非儒家”，而“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家的豪族”。作者自称立论的方法，“ 依然是陈寅恪先生剖析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迁及其表征的方法”，但结论却与《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是寒门；二是孙氏不重儒学与礼制；三是孙氏婚姻“ 不计行辈”；在立后问题上是“因爱登后”、“位以色登”，四是孙氏好驰猎、喜滑稽与酗酒；五是孙吴政权与儒学世族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不断。所有这些，都言之有据。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是对立论依据之五的进一步申述。作者申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孙权崇尚法术，与儒学朝臣有思想分歧；二是孙权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进行了排斥与镇压。《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是从孙权的继承人孙亮、孙休推行宗室政治，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儒学朝臣的冲突加剧，再进一步说明孙吴政权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并未因皇帝的更换而发生变化。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研究的重点为外交事件引起的君臣冲突。《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研究的重点在内政方面的“ 校事”制度所引发的君臣冲突。《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则是对于选立太子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拔接班人问题所引发的“ 二宫构争”事件所作的重点研究。《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虽然是人物研究，而实际上是对上述孙权立嗣问题考论的一段追溯与补充。

《张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对江北流寓人士代表人物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对他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与孙权的分歧，对其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他的文化性格及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都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作者将此篇作为前文的附篇，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 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 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是“她说服张昭等人”，最终按照孙权、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分析了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描述了顾雍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的为政作风与政治实践，进而揭示了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此文不是对陆逊与陆氏家族的全面评价，只是重点探索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二是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以孙吴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考察分析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二是诸葛瑾之谨慎及其与孙权之关系；三是诸葛恪兄弟的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四是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五是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此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二是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对前文的补充与延伸。由于全公主是步夫人之女，她“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在孙权晚年及孙亮统治时期，她又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对孙吴后期的政局影响颇大。此书的最后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计四篇。按上述顺序继续编号，《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这些士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侧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的关系；二是广陵人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贡献。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3）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4）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刘闯.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考试周刊，2013（60）

[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5）

作者简介：李育书（1982-），男，江苏滨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摘 要：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关键词：政治； 道德； 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 ；洛克 ； 古典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11-06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与道德分离都是一句流行话语。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很少得到正面阐述，人们也很少关注这一话语背后的理论针对性，使得这一主张仅仅成了一句流行话语，其理论意义亟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将首先从这一流行话语出发，重点讨论该话语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发展脉络，然后分析该话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最后讨论其时代意义与局限。

一、政治不再以道德为根基 （一）马基雅维利：政治不再关心道德

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实证路径的讨论，把政治限定在治理与权术之上，其政治的主题是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一主题下，政治只是关于权力运作的技艺，政治应该关注如何统治，而不必关注道德学说。正如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的：“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亡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割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1]（p.394）因此，对马基雅维利学说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政治决策同道德分离”[1]（p.395）。

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专门讨论政治的根基的论述并不多。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中，马基雅维利从否定方面论述了道德不能成为政治的根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2]（p.57）。当然，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一直受到种种负面评价，人们认为他主张的政治不讲道德，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这种评价混淆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和符号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工作只是不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基，但绝不等于他是一个专门怂恿人们去作恶的思想家。“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1]（p.394）。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几乎从来不讨论道德，但在《论李维》中他的兴趣显得稍许改变，开始讨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德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君主论》和《论李维》之间存在矛盾，似乎在《君主论》中被束之高阁的道德在《论李维》中又重新登堂入室了，其实不然，两本著作在根本上并无矛盾。《论李维》重点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共和国公民所具有的道德，偶尔论及君主等政治人物的道德，而且马基雅维利讨论平民道德更多着眼于社会风气和公民精神，政治人物的道德更多时候是他获取成功的累赘，这种道德也许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所需要的，但绝不是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倾心于罗马共和国的道德，但他自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古代的道德不可能照搬到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时代已经发生改变，马基雅维利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趋势，并认识到这种趋势将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与倾心罗马共和国道德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道德显得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基督教道德充斥着羸弱和虚伪，无论是对于政治生活还是对于日常生活都是有害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世界变得羸弱不堪，使其成为恶棍的盘中餐；看到那些一心要上天堂的民众，只想忍辱负重，从来不思报复，他可以放心地玩弄世界于鼓掌。”[3]（p.214）就马基雅维利对待基督教道德的态度来说，倒是大大区别于同期的其他思想家，他忽视了基督教道德与现代政治也可以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从这点来看，更加可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确只关心政治技艺，而不关心如何让道德与政治相合作。

（二）霍布斯：政治另有根基

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基础避而不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布斯讨论了政治的基础，他不但不再从德性来讨论政治起源，而且明确把政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利维坦》开篇就讨论激情，认为激情是人的本能，激情主要包括虚荣和恐惧。虚荣让人充满了争斗，于是在自然状态中出现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恐惧的激情让人认识到，如果放任这种战争状态，最终会带来死亡，因此要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把权力交给者。这样，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最终在激情的支配下走向了政治社会。

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政治本身是理性的设计，政治的运行规则也是理性。政治是理性的设计，这集中表现在“利维坦”身上。利维坦是人们利用技艺（Arts）制造出来的，是理性的产物。利维坦被创造出来之后，要依据理性规则决定自己的运转，作为利维坦灵魂的者也是依据理性，也即根据自然法来治理这个国家，“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4]（p.97）。因此，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理性，而且这些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都可以认识的。而最终在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中，理性和激情是能够统一的，激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妥协，是因为理性的作用。对此，当代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称这种怕死、担心回到自然状态的恐惧是“合理之恐惧”（Rational Fear），“恐惧之激情也伴随着人之想象、预测、盘算等理智之作用，因此恐惧应内含这种理智”[5]（p.12）， 恐惧的激情背后亦是理性。这样，霍布斯把政治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

不但如此，霍布斯还专门批判了政治的德性基础，认为德性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观念做了改造，把德性归于虚荣，把颁发荣誉的权力归于者，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取消了德性自身的崇高地位。而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为基础区分出三种政体的变体，即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霍布斯也不同意把德性纳入政体划分的依据之中，他认为只存在以人数多少来划分的三种政体，不应再掺杂德性的说法，从而取消了德性在政治中的位置。

（三）道德摆脱政治过程中留下的缺口

霍布斯在政治建构中为信仰与道德自由留下了缺口。在《利维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霍布斯重点讨论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主张教权服从政权，但对于信仰自由问题，霍布斯尚显犹疑。一方面，霍布斯认为信仰属于臣民的内在事务；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凡是涉及公共话题的信仰应该由者来决定。“内在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法看到的，于是便也不受任何人间的司法裁判，但由此而发的言行如果破坏了世俗的服从关系，则在神与人之前都是不义的事情。”[4]（p.420）他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很是犹疑与矛盾，这就留下了信仰自由的缺口。

斯宾诺莎进一步撕裂了这个缺口。一方面，斯宾诺莎也承认者对公共信仰享有权力，“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6]（pp.258-259）。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斯宾诺莎接过霍布斯的逻辑，并以此为武器来论证思想自由，认为对于思想应区分为者难以管理与者不应管理两个层面。在难以管理层面，“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6]（p.275），“人的心不可能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6]（p.270）。在不应管理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而且应该保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由为科学艺术研究所必须。如果当局来管制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6]（p.275）。斯宾诺莎既主张不应该干涉信仰，也认为者干涉不了信仰，明确了对于那些并不威胁政治的思想，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内容，不受干涉。这样，斯宾诺莎就在思想自由问题上进一步撕开了霍布斯的缺口，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属于不同领域，也为之后洛克明确提出内外之分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一）洛克：政府目的与内外之分

洛克对政治与道德分离原则的确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讨论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对内外之分的确认。洛克认为，政治属于外在事务，宗教与道德属于个人内在事务，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外在不得干涉内在，政治不得干涉道德。

讨论洛克政治学说中政府的目的，必须联系洛克的整个社会契约理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不同于霍布斯的重要方面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基本属于自足的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已经取得了私有财产权。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公认的裁判者、判决缺少执行力等种种不便，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人们才订立组成国家，“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7]（p.80），这样说来，政府的目的只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不需要增进新的福利。因此，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以两个方面为限：一方面是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抵御外界侵略，“官长的职责仅限于照顾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8]（p.28）。除此以外，政治并不关心其他目的，政治不应关心道德事务。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洛克更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内外之分的原则，即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领域，政治属于外在事务，道德属于内在事务，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原则。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通过讨论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外之别，阐述了思想道德领域的独立性。洛克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8]（p.5）； “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8]（p.8）。洛克认为，宗教事务在其根源上是和者不相干的，虽然在英国国教中，国王在很多时候可以左右宗教，但究其原则来讲，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也是有害的。同样，宗教也不得干涉世俗政治事务，“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8]（p.11）。通过确立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洛克赋予了道德在政治面前的独立地位，“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的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8]（p.34）。

其实，以内外之分看待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路并非自洛克才开始的，这一传统可以有更为久远的追溯。孙向晨指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在神学上所做出的内外之别是现代自由主义内在与外在区别的原型。在这种原型中，内在人因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而处于对外在人的优势中”[9]。甚至在路德的话语中，内在信仰因其属灵性的，在地位上要高于世俗事务，这是近代内外之分的由来，内外之分源于宗教，并且内在要高于外在。对这种内外之分的传统，洛克通过现代政治学说予以确认，并对其内涵予以进一步明确，指出道德也属于内在，内在事务不受外在政治干涉，这是洛克在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的内在价值与政府职责

对于政治与道德分离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来表达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的立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确保法律秩序，要让违反法律的受到惩罚，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参与道德。持此观点的思想家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威廉·冯·洪堡。

在《论自由》中，密尔赋予了自由以内在价值。密尔指出，从实际效果来讲，自由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都有好处；但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带来了外在的好处，而在于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内在价值不是外在政治所能干涉的。对于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10]（p.112），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忠告、劝说甚至避而远之，而不能采取其他措施。同时，密尔认为，哪怕思想需要接受外界影响，也不应该受政治干涉，因为思想的传播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之中，思想言论最终能否得以传播应由社会自主决定，而不是接受政治的干涉。在这里，密尔清晰表达了思想道德不受政治干涉的立场。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讨论过社会风俗问题，但他讨论社会风俗并不是要将风俗变成政治，而只是表达了社会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程度，立法应该与社会风俗行相一致，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反向的，让政府来干涉道德。“他的论点是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而言”[1]（p.780），他对社会风俗的讨论并不影响他坚持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的立场。

洪堡也许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作者，但对于国家职能的界定最为坚定。在《论国家的作用》中，洪堡对国家职能做了更为深刻的界定，他从整体上把国家福利区分为正面福利和负面福利，正面福利是指由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具体福利事项，其中以物质保障为主；负面福利是政府提供给国民的社会安全环境，并不直接提供具体事物。洪堡认为，提供负面福利才是政府唯一应该的职能，“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11]（p.60）。“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人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视”[11]（p.37）。洪堡讨论了国家提供正面福利的可能，他认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正面福利即使是物质保障，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低效的，“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做任何关照……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1]（p.54）。国家更不能承担道德职能，提供道德教化，“国家一般必须完全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措施的一种自然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是在国家的界限之外。”[11]（p.109）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责。

在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路径上，洛克既确立内外之分的原则，也从政府目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目的以及不应承担哪些目的。以密尔、洪堡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学说，密尔的自由的内在价值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内外之分的进一步细化，洛克论述内外之分主要关注宗教问题，而密尔把它推广到包括道德在内的诸多方面。而洪堡对国家职能的讨论则可以看作是对洛克对政府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它细化了政府应承担的职能与不应参与的事项。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最主要贡献是把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思想具体化为权利，它们为自身划出了不可侵犯的领域，也为政治权力划定了界限，以此来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治干涉道德，侵害思想自由与公民权利。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日常话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时常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具体说来，这一日常话语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不干涉道德，二是道德不干涉政治。政治不追求也不干涉道德，政治不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同样，道德也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道德属于个人不可侵犯的领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规则，两者各有领地、互不干扰。人们不会以道德去要求政治，也不会容忍政治来干涉道德。对于政治不干涉道德，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做了充分的理论说明。对于道德不干涉政治，主要指道德不对政治提要求，不能把道德原则放到政治领域中，防止政治的泛道德化，它的学理说明集中体现在古典自由主义对道德政治的批判上。自由主义认为，以道德要求政治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经常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最终会带来极权政治，因此，防范道德干涉政治的背后亦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样说来，日常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它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目的，它的立论根基也是“内外之分”，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正是对这一话语的最好说明。因此，每当提及政治与道德分离，人们必定首先想到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主张。相比之下，政治与道德分离路径的开启者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所讨论的政治是否应有道德根基的问题少人问津。

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保障因素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与道德互不干涉，这样的主张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无论受到的批评多么尖锐，它还是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个在理论上经常受到批评的主张为什么能够得以贯彻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流思想？这就不能不讨论该思想背后的一系列保障因素。

（一）政教分离的传统

西方长期以来有政教分离的传统。长久以来，政治权力通常只限于世俗事务的管理，教会对精神事务享有解释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相互制约，二者虽常有争斗，但总体上形成了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以及互不干涉的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虽然很多世俗者为了摆脱罗马教廷对政治事务的干涉，曾经试图把教权纳入政权之下，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教权并未被完全纳入政治之下。哪怕在那些建立了国教的国家，君主虽兼任了国教的教会首领，也未能完全实现政治对宗教的统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政治对宗教的统摄，其实只是减少了教会对政治的干涉，保证了政治对宗教的独立性，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宗教负责精神事务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传统中，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干涉道德也就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二）发达的公共领域

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甚至早于民族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是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它们可以承担起道德职能，而无需政府承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发现，美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家，提倡政教分离，但基督教传统保持得非常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教会等精神力量更多存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中。其实，目前不仅是宗教力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道德、文化等力量都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

公共领域是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道德事务寄居于公共领域之中，并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协调处理，而无需政府出面干涉。社会团体、社区、行业公会等公共组织在各自领地内负责自身的道德事项，维持自身的道德风尚，规划自身的道德规章，而不是交由政治权力进行裁断。这样，就保障了道德事务虽不属政府职权范围，仍归属于公共领域之中，具有一定公共性，而不是完全私人性和主观性的。道德事务交由公共领域，既可以防范政治权力的干涉，也可以保证道德事务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它既保证了道德事务得到照顾，也防范了道德抵制政治之后可能出现的自由放任，这是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能够得以贯彻而不会带来道德涣散的又一保障。

（三）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

在契约论国家的理论框架中，具有具体道德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被抽象为原子个人，社会成员接受了理论框架的再加工，在再加工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道德文化意识都被剥离，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内的分离。这是契约论模式的基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虽然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不再把这一逻辑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看作一种必要的理论假设。其实，这种忽视文化土壤而订立社会契约的理论框架，其设定的政治与道德分离本身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伪的，政治理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点缀，而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身深深浸染其中的生活方式，政治背后的道德并没有被割裂，这种理论框架所能实现的分离更多只是在政治技术层面的分离。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文化背景并没有被剥离。相反，他们共同的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的顺利运转，这个框架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让这个框架得以发挥作用。在理论框架中，社会成员只是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原子个人，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是享有共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成员，他们所共享的社会道德文化背景保证了政治共同体的顺利运转，“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和决定了的，而在政治方面，则一切可任凭人们讨论与研究”[12]（p.338）。每个成员都是有既定道德文化观念的，虽然这种土壤不能反映到社会契约的逻辑中去，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保证了政治的运转。这也是政治与道德分离之所以能够维持背后隐而不宣的秘密。

四、对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的评价 （一）时代意义

目前流行话语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其主要内涵是本文讨论的第二层意思，即政治不得干涉道德之意。这一话语虽然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全面，但有其现实意义。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防范政治干涉道德，有效捍卫个人权利。

一直以来，政治权力为了扩大自身领地，都具有建立意识形态、干涉道德事务的冲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近代以来，西方也曾数次出现政治干涉道德的悲剧，既有政治对道德的侵犯，也有以道德要求政治的悲剧，比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虽打着追求道德化的政治旗号，与之伴随的却是政治对个人道德领域的肆意践踏。现在政治对道德的干涉变得更加隐蔽，它经常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装扮自身的道德正当性，以此侵犯个人的道德事务与权利空间。对此，只有借助分离话语的理论框架，才能获得坚定的抵抗立场，因为在分离话语中，哪怕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政治也无权干涉道德，只有坚持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原则，才能有效捍卫个人权利。同时，如果道德依附于政治权力，一旦政治权力出现腐败，也将给道德带来严重伤害，道德将因失去支撑而出现迷茫，与此相伴的将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以相当支持，对其在维护个人思想自由、防范专制方面的功绩予以肯定。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话语更多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权力肆意侵犯个人领域的担心和对政治利维坦的恐惧，它是对个人权利敏感而又脆弱的呵护。每当政治权力试图染指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呼声之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

（二）理论局限

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的功绩不容否定，但它也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忽视了政治的道德根据，二是它忽视了政治背后的道德文化土壤。

对于政治的道德根据，现代政治学说中已经做了深刻讨论，由此出现了近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政治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他们认为，政治是人们理性的体现，应该体现人们的道德理想，而分离话语带来了政治的异化，忽视了政治的善性，使得政治成了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主张政治与道德融合，并主张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以政治实现道德追求。虽然在道德政治谱系中对政治道德化追求曾经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张背后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这是政治与道德分离话语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第二个局限是忽视了西方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隐而不宣的社会文化土壤，即每个社会成员所亲身浸染的道德文化观念。现代政治的契约论框架可以非常简洁地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论证公民权利和义务，但这个框架是建立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的。社会文化土壤是社会的粘合剂，在没有粘合剂的情况下，原子个人是不足以组成一个国家的，否则就像卢梭说的，“那只是一种聚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13]（p.21），黑格尔也称契约论的原子个人为“群氓”，并质疑“群氓”怎么可以组成政府。桑德尔在批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时也指出，“离群索居的个体是不具备选择能力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契约本身都是难以成功缔结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是原子个人，而是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人，政治设计不能跳出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二者总是形影相伴的。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把每个人都装扮成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原子个人，只是理论上的一相情愿。

政治与道德分离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一土壤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政治与道德分离的传统，道德既受政治权力的制约也约束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决定了政治的合法性。而在另一些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没有建设自身中立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力量无力承担道德事务，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如果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首先要考虑这一主张所忽略的政治的道德基础，同时，分离模式背后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保障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M].刘山， 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意]马基雅维利.论李维[M].冯克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蔡英文.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西班牙]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英]洛克.政府论（下） [M] 叶启芳， 瞿菊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英]洛克.论宗教宽容[M].吴云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孙向晨.公民宗教：现代政治的秘密保障[J].复旦学报，2012，（6）.

[10][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6）

近年来，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大陆地区一经建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学者也开始从军事政治学视角研究军政关系问题。笔者在查阅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研究军政关系的著述时，发现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稍显混乱，最集中的问题表现在对“文武关系”和“军政关系”两个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

一、概念的多重使用

概念是学科的基础。当前主要是对军事政治学的核心概念“Civil-Military relation”的理解差异较大。台湾学者洪陆训将其译为“文武关系”，指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成员与社会的组织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文”（civic）不仅指狭义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指广义上的平民或民间社会。“武”指所有的武装力量。多数时候，他把“文武关系”作为军事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但有时却把“文武关系”和“军事政治”相提并论。比如，在其《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一书绪论中，他认为“文武关系如作为较狭义的界定（着重军、政关系），它是军事政治研究领域的主题之一；如以广义的界定来看，它的范围不断扩大，又接近于军事政治研究领域”。上下比较洪陆训给出的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军事政治事务和军政互动现象与“文武关系”的含义（广义包含了整个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即武装力量与社会），后者的范围明显要比前者大。但他又说广义的“文武关系”才相当于整个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这两种概念的范围存在差异。

高民政认为西方的“Civil-Military relation”即“文武关系”外延非常广泛，“武”即武装力量，“文”即所有非武装力量，所以“文武关系”大体相当于大陆所说的“军民关系”或“军地关系”。而军政关系是文武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看出，“文武关系”外延要远远大于“军政关系”外延。因此，他认为可以划分三个层次，外延最广的概念是文武关系，其次是广义的军政关系，再次是狭义的军政关系。

在其他学者的一些著述中，也同时并存了其他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台湾学者郑晓时在《春秋时期的政军关系》一文中，既没有使用“军政关系”也没有使用“文武关系”而是使用了“政军关系”。大陆学者李月军认为文武关系主要指“军队（主要是军官阶层）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国家政治领导和武装力量指挥者之间、组织化暴力与政治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使用类似于洪陆训所理解的狭义的“文武关系”。我们承认后面的解释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关于“civil military relation”的理解，但能否就成为我们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文武关系”呢？值得商榷。以现代术语学的观点来看，以上对军政关系或文武关系的定义，都属于外延性定义。但是要使定义科学就必须符合“定义的外延与被定义的外延必须完全相同”和“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的标准。而“文”和“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其外延与当代所要表述的内容既有相称的部分又有完全不同之处，因此，必须首先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

二、“文”和“武”的历史考察

“文武”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治国之策。《资政史鉴·为政篇》提出“文武”指的是治国方略，即‘文道’和‘武道’。“文武之道”最早由孔子提出，《礼记·杂记下二十》中记载，“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在这里的意思是文王和武王通过德教民众和强力征服两种方法治国。汉朝初期，陆生给高祖刘邦建议“…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将“文武”称为长久之术，可见当时“文”是一种治国方略，具体内容指的是尚德崇礼，以“诗”“书”教化民众，而“武”指的是武力或严刑峻法。因此，作为治国之策的“文”与现在的政治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古代的“文”更广阔的含义也指“文化”。当国家建立之初“巨浪滔天，兴亡决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当国家稳定之后“及乎海岳即晏，波尘已定，…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所以，邹牧伦说，传统政治文化中君王治国之道“对外开疆拓上是武道，对内偃文息武是文道”。

（二）“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官别。中国古代最早的文武分职始于战国中期，陈辅良在《历代兵制》中指出“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而军礼独裁于大司马”，这里提出“国礼”和“军礼”不同，可见当时已经产生了文武的分职。《尉缭子·原官篇》尝言：“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六韬·文韬·举贤》则说：“将相分职，而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中国古代国家职能可简单的划分为文治和武功两部分，这两种职能分别由文官和武官来担任，所以国家有文武分职是自然的事。如以中国古代官制看，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由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监察并帮助丞相工作，太尉协助皇帝总领全国军事。因此，丞相和御史大夫即为“文官”，太尉即为“武官”。

现代意义上的“文官”是从“civil servant”或“civil service”翻译过来的，原义是“文职仆人”或“文职服务人员”，并且这些人员是在武装部队以外担任公职，不包括法官，仅指行政机构的文职人员。这里的“civil”内涵显然要比中国文化中的“文官”要小。《牛津英汉词典》中，”civil”的含义有①：国民的，平民的；②：国家的、政府的（非宗教或军事）。其指涉显然又要比“文”的指涉大。所以，无论是作为官别或其他，两者的内涵都是不相称的。

（三）“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修养或才能。这在成语里表现的最为突出，比如“文武双全”“文武兼备”等等。明太祖曾说“夫位隆而不知学，徒长骄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岂识成败之迹。古之良将，皆文武相资，尔等不可以为两涂”。可见这里“文”指的是政治或文化修养，“武”指的是军事技能。《尉缭子》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就是说武力、军事能力是主干，谋略、道义、文化宣传等是根本。在治军时既以培养良好的军事素质为基础，又要以文化修养提高军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战斗精神。两种手段兼用，两种能力兼备就能知胜负。现代汉语中经常以“文武双全”来形容军事将领既懂得带兵打仗，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相较而言，西方的“civil”与“military”含义要单一的多。“Civil”指“non-ecclesiastial， non-military” 即“非宗教的，非军事的”。根据日本学者小川芳男编著的词典考证，“civil”一词源于拉丁文，表示“市民的、国内的、平民的”，而它的反义词就是“military”。以军事为标准，这两个词的外延各自包含了社会中两个相对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和“武”两个词却没有这样宽广的外延。

由于“文”和“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具有多重性，且它的外延不如“civil”与“military”宽广，所以不加辨析的使用“文武关系”来解释“Civil-Military Relation”，或表示“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容易引起理解的混乱。至少在目前军事政治学发展起步阶段，对其传播和研究是不利的。

三、如何使用两个概念

从词源辨析来看，“军政关系”明显要优于“文武关系”。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使用“军政关系”一词的传统。1988年，于杰在《论军事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以“军事与政治的动态关系”来指称“军政关系”。1994年，吴惕安和俞可平编写的《当代西方国家理论》一书“国家关系”章节，专门介绍了当代西方的“军政关系”理论。作者将“civil-military relation”译为“军政关系”而不像台湾学者一样译为“文武关系”。复旦大学的陈明明教授在《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一书中，使用的是“军政关系”一词。徐勇教授重点讨论过这两个概念在日本和台湾学界的使用情况。他认为有关“军政关系”及“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同义概念，在汉字圈内有多种表达方式。日本学者三宅正树、纐纈厚等学者以及一些大型日文工具书中以汉字“政军关系”加以表述。在分析台湾及大陆部分学者使用“文武关系”一词的原因时，他认为这是受中国文武两分的官制直接影响，即前文“文武”一词的第二种使用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在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一般情况下使用“军政关系”一词更为恰当，因为西方军事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军政关系问题。如若要在研究文章中使用“文武关系”一词，应该首先对所用概念进行界定。应指出所用“文武关系”一词是指称文臣与武将的关系、政府与军队的关系，还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或其他。从大陆目前的研究来看，“文武关系”一词主要在涉及中国古代及近代军政关系时出现，而且部分大陆学者也的确是在研究古代军政关系时使用“文武关系”一词的。比如《北洋前夕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的变化》等文章。像“军地关系”“军民关系”等词一般在政论文章、政府公文、党史军史研究中出现较多，在大陆的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使用的比较少。

从上文关于军事政治学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引进或借鉴的理论从其基本概念到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对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的借鉴必须坚持“本土化”即在国外军事政治学深刻影响我国军事政治学发展的情形之下，立足我国实际，发展能够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预测社会发展前景，有助于中国军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最根本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洪陆训.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M].台湾：五南出版社，2002.

[2]郑晓时（台）.春秋时期的政军关系[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4（2）.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7）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两者互通有无，联系密切。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在讲授高中政治的过程中，既要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又要抓住时政特点加以运用。同时，时事政治的运用并不是生搬硬套，要讲究方式方法。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更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本文将结合两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 扩充高中政治教材知识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材比较重视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一旦编订之后，就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连续性，即使每一次修订之后，也仅仅是增加了一些图片、更新了一些案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高中政治课程考试中，所呈现出的背景材料几乎都是新近的时事政治以及相关术语，而这些时事政治、术语在高中政治课程教材中却完全没有，如果高中政治教师不在课堂上对时事政治相关内容进行补充，高中生根本无法应对课程考试。

2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高中政治教学不再是简单的考察学生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是培养学生可以运用理论知识，以时事政治为载体，分析、解读材料的综合能力。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重点都放在如何教会学生答题并力争将答题的知识点模式化，而较少涉及时事政治教育。而这种教学模式，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负担，枯燥而乏味。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学习动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探索与思考时事政治政治事件，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能力的提高与扩展。

3 转变教师角色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课题，教学模式采取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应试教学模式，老师讲的很精彩、很累，学生听的无趣，结果就是教师的孤芳自赏与学生学习效率的低下。这种教学模式势必成为师生间的鸿沟，无疑是低效的。发觉教科书引领教学活动的功能，尽可能提供多种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主动收集资料。这种新型教学理论产生的就是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问题式教学，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去，就可以让教师走出说教怪圈，将课堂还给学生，解放教师，上升到引导归纳总结的高度，让教师与学生在智慧碰撞的舞台上共同进步，共同转变师生角色。

二、高中政治课堂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

1 社会热点选材不恰当

当前很多高中政治教师在选择社会热点时没有仔细甄别，加以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就容易忽视不同事件之间微妙的联系，选出的新闻既不贴近课本知识，又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造成学生不感兴趣，不愿去了解的现象。

2 对时事热点的关注过于形式化

高中政治教师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授课本知识， 通常仅用课前或课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把时事新闻一带而过，教学随意性强，对学生没有说服力。另外，教师往往会忽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时事新闻在整堂政治课中所起的贯穿作用，不能合理利用这些时事热点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3 对于时事新闻的评价不够客观

某些政治教师在对时事新闻进行评价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事件本身的错误认识而带给学生错误的信息，导致学生思想观念存在误区。再者，由于高中生面对高考的压力，教师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时事政治的教育上，只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时挑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时事事件， 强迫学生记忆。

三、时事政治与课堂政治的搭配与互补

1 以政治课本为主，以时事政治为辅

现如今学生对抽象的概念性的知识，掌握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他们对于重大事情的参与意识与责任心却比较强。同时时政的内容与教材理论之间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首先，时政资源是课本内容的具体体现，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来源于课本基本理论知识；其次，课本中抽象、空洞的内容要通过时事政治一个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政治课堂融洽的“伴侣”。把时事政治引进政治课堂，不仅解决了学生们学习知识难点的困境，而且还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避免了学生们课下死记硬背难题。

2 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

如何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有新感觉、新发现、新体验，并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在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不失为一项最有效的途径。在时事政治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首先需要寻找相应材料，只有相宜的时事材料，才能为课堂教学设计良好的开局，比如在学习立志做祖国需要的人才时，列举吴文俊和袁隆平院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事实，我们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依靠科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以此来激励学生立大志，树宏愿，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未来相结合，为国家的荣誉和建设贡献力量。

3 多样性时事政治素材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素材来源是广泛的，但时事政治素材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从承载素材材料上来说，包括声音、图像、文字、以及由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资料，从具体内容上讲，可以是文字、图片、漫画、音乐、相声小品、视频声像等，单就时政问题而言，不仅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民生教育等细问题，还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时政等大问题。所以说，时事素材具有很多来源途径，它可以丰富学生们的阅历，增加学生的课本以外的知识。

总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为课堂教学营造丰富的认知环境，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游庆红.刍议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策略[J].文学教育（中）2011（07）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8）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

学生对于时事政治都有较浓的兴趣。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比较间接、抽象；而时事政治资源的内容比较直接、具体，是鲜活的，贴近学生生活的。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的中学生来说，接受时事政治资源相对容易。发生的国内外时事政治身边出现的鲜活事例是上好思想政治课、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宝贵素材。时事政治形势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把时事政治政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视野之内，使之真正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教学中引用时事政治政治，析理论理，事理交融，有利于学生积极探索，掌握理论知识，锻炼分析能力，提高思想觉悟，既增强说服力，又活跃课堂气氛，不但使学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还能激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看报纸、电视，了解国家大事的学习兴趣。

通过多种教学途径、形式、方法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培养他们对思想政治课的喜爱之情，唤起他们对政治学科的浓厚兴趣。这样，既拓宽学生的视野，又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2.强化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掌握，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学习效率。

当代高中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强烈的参与意识促使他们关心时事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因而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中的抽象理论知识。时事政治材料与教材理论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要理解基本理论，就必须从具体材料出发，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同时将时事政治材料引进课堂，化解了教学难点，培养了学生联系实际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克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不善于把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弊病。

实例分析：

新闻背景：2012年，一个又一个“最美”震撼着我们。“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90后”，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让文明的春雨滋润每一片空间，愿道德的和风吹遍每颗心灵。利用这些“最美的人”的先进事迹涤荡学生心灵，同时也可以运用《文化生活》中的“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些理论知识进行实例分析；结合《生活与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分析这些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这样的事例既形象又使学生容易理解接受教材内容，在教学中把时事政治新闻等有关内容引入课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拓宽学生的事业，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以致用。

优化整合时事政治资源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中日“”争端、中菲“南海问题”，我国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变化，是由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利益是决定性因素。这样有助于学生准确认识抽象概念，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把理论教学与时事政治政治热点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

二、运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的特点，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效性

1.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过程性，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时代的发展，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适时地引用典型生动或意义深远、振奋人心的时事政治材料，创设一个与时事政治相关的教学情境。

如：“神九”飞天会“天宫”载人航天启新程、香港回归十五年紫荆花开更鲜艳等。

2.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发展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高中政治教材阐述部分内容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教师要及时捕捉时事政治热点资源，挖掘鲜活的时事政治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例如，当前的欧债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时事政治，可以很有效地融入高一的《经济生活》教学中，这样，利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使学生既能用教材知识阐释时事政治热点，又能依托具体的时事政治热点，理解教材抽象的原理，既能发展教材中相对滞后的内容，使教材内容鲜活起来，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3.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生活性，以热点问题为背景，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

教师作为新课程实施的主体，应当尽可能地进行“二次创作”，将思想政治课内容与时事政治教育联系起来，引领学生由对自身的关注，拓展到对社会和时代的关注。时事政治教育紧贴时代的脉搏，突出国内国际重大的热点问题，其内容正是每天发生在学生身边“活生生”的事例，是成长中的高中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将学生感兴趣的诸如美国总统竞选、残酷的中东局势、日本政局变幻等时事政治热点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是贯彻落实“回归生活”原则和要求的重要体现。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学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今天学生对什么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最感兴趣”，并以此作为教学的起点。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44-02

1.政治态度的概念。政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态度进行了界定。有的学者偏重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比如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态度视为个人对政治系统、系统中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自我角色的以及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1]。有的学者则兼顾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特征与功能,如雷诺兹将其规定为对政治人物、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倾向,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种要素[2]。笔者赞同政治态度是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3]

2.大学生政治态度概念。大学生政治态度就是指大学生对现有政治目标与政治情景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政治态度包含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倾向三个层次,因此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把握,也就是考量大学生对目前的政治系统、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相关政治方面的知识或信息知不知道、认不认同、参不参与,从中体现出他们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差异[4]。

1.经济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经济环境的好坏等将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环境和谐有序,将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如果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经济环境混乱无序,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两个方面。政治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会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这些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真正发挥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和创新作用,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其政府作风清廉,办事效率高,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高,政治参与热情也高,大学生耳濡目染,政治态度一般会朝积极方面发展。反之,则会朝消极方面发展。

3.文化因素。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两个方面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而且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消极因素往往是浑然一体、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会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消极的政治文化随之传播,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带来不利的影响。

4.社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上述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对大学生产生影响。

5.家庭因素。家庭居住地的差异,家庭收入水平和家长文化水平都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5]。

不同家庭居住地的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政治态度更为肯定、乐观、积极。

家庭收入水平和家长文化水平高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容易产生消极影响。

6.学校因素。学校是个人政治社会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是指塑造与传递政治价值与观念的过程。个人经过政治社会化,逐渐形成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感情与判断标准,以及对政治事务与情势的应付与处理之道,并对自己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有了一种固定的认识与看法,且依据此种认识与看法,形成了其政治态度与行为。”[6]学校作为青年大学生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之一,其教育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教育理念均会影响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预期目标。

7.互联网的影响。网络政治信息多元化的影响。互联网上各种政治信息鱼龙混杂,导致一些政治辨别力不强的大学生政治态度上的混乱。

网络政治信息失真的影响。网络现在是大学生理解时事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网络本身又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信息管理的难度很大,这样就导致大量不真实的政治信息存在于网络当中,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一)党和政府应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奠定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奠定物质基础。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政治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为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提供政治保障。

3.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优秀文化环境。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优秀文化环境。

4.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良好社会环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二)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建设先进的校园政治文化,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1.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应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进一步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突出时代特征,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时代、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真实可信。教学方法要更加灵活多样,运用参与式、互动式等方法调动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高校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实践,在实践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建设先进的校园政治文化。第一,开展好校园内党团政治活动,规范高校政治社团组织的发展,引导好各类社团活动,组织大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第二,开展各种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活动,如结合重大节庆日、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等进行座谈、学习、讨论等,定期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第三,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作用,让大学生直接参与民主管理。例如,参与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学校共青团、学生组织的管理活动和选举活动,校长接待日活动、各级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让大学生自己来集中表达自己和集体的权益诉求,倾听和考虑不同群体的权益诉求,思考协调不同利益诉求的方法,进而参与和制定一些管理制度等。

(三)大学生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关注时事政治,为端正政治态度创造主观条件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0）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叙事/经典化/拟剧/政治文化/政治无意识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s.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80， p. 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转贴于

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 I， 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1）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