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论文大全11篇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1）

论文正文：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013年，国务院了宽带中国的互联网战略实施方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迈进了互联网产业的大军之中，而且互联网产业也成为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毕竟互联网作为信息的的信息的传播的有效载体，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信息传播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的战略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给商业界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商业机会亦随之增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一、互联网发展综述

所谓的互联网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并依托于计算机技术而开发和建立的信息技术。它主要的特点包括以下两个：

第一是互联网技术的规模较大，并且应运范围广;互联网的发展主要的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措施的完善，即电话线路、光缆和光纤个线路的架设和互联网信号的有效覆盖。

第二是服务质量的提升;这主要的体现在对网络的上传和下载速度的提升、对互联网传播内容的检测与合理优化以及保障个人、集体和国家的信息安全三个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网民对网络的传输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网速就成了评价互联网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另外，互联网的发展也催生了不良信息的快速传播，互联网管理者必须进行合理有效的对信息的检测与对不良信息的清理，以实现网络自身的净化;而互联网的安全主要是对自身硬件的要求和对软件信息储存的安全规定。

二、实现多种经营方式是互联网发展的价值所在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传统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就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特征来看，主要体现在：

第一，互联网的公共特征决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互联网的公共特征决定了互联网经济的优先性，这主要的体现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方面。非竞争性是指人人皆可以参与互联网的发展，并针对自身的优势，对其善加利用却不影响他人的使用的特征;而所谓的非排他性就是指用户对互联网的付费使用无法将非付费用户排除在外，当然这也算是互联网自身的一个缺陷。

第二，互联网的供需特点。互联网的供给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信息产品在生产方式上的互补、价格优势两大特征，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信息化产品的参数越高，越值得大众的信赖，价格也随之提高，口碑有时候成了商品的命门;而互联网的需求特征主要表现在价格对信息产品的影响和市场规模对信息产品的影响。

三、以阿里巴巴淘宝经营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发展

(一)支付宝平台促进信用体系良好建立

成立于1998年的阿里巴巴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企业中发展最好的企业。运用中介支付宝，引导广大社会力量注册并使用支付宝平台。大量的买家可以凭借着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而轻松免费成为阿里巴巴的会员，卖家同样也可以免费成为阿里巴巴的注册用户，卖家买家各取所需，实现了自己良好的信用体系的建设。2011年6月份天猫引进的商家共计4万有余，开始独立运行;2012年11月一个月天猫的销售总额达到了31亿美元。这就说明了淘宝服务平台和天猫服务平台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资金、物流和产品信息的配套化形成良好的市场基础

阿里巴巴以B2B模式开启了网络购物平台，并在2003年一改B2B模式，并将之转化为C2C模式，并未中国的卖家和买家提供的公平的交流平台，实现了电商环境下买卖的公平。这就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资金链条和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基础，让阿里巴巴一跃成为中国电商的领军企业，也再一次用实践证明了在免费的热潮和完备的服务系统的建设下自身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力快速的发展奇迹。

(三)合理优化内部结构，扩大对互联网的全额度使用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2）

2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效果，这是其他技术所无法替代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互联网与农业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农业的信息化建设，也使互联网技术得到不断提高，不仅满足了农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加快了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能够加快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业是我国的传统支柱产业，多年来，农业发展一直处于一个闭塞的信息环境当中，无论是技术还供求信息都相对匮乏，而互联网+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市场信息互通，使交易双方能够直接实现联系，及时获取信息资料，并根据市场信息及时有效地进行企业经营决策。这样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市场风险，同时也提升了企业获利机会，使农业资源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为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经济利润。其次，互联网+能够提高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互联网+作为一新兴的技术手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地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农民收入。例如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中，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供求信息，信息渠道增多，农产品也有了更广阔的销路，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经济收益。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最后，互联网+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互联网+是一种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方向转变。互联网包含的内容较丰富，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与效果，通过互联网+的应用，能够实现农业信息传播，监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对农业生产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等。总之，互联网+能够为农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3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3.1农业信息平台整体建设缺乏

虽然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但是由于互联网+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时间不长，所以基础服务设施还较为薄弱，互联网农业信息平台建设还不够完善，例如信息不全面，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无法满足农业人员的信息需求，一些农业难题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不利于农业信息平台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农业经济活动的开展，阻碍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农业信息平台整体建设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网站缺乏专业人才

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由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时间不长，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匮乏，无法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因此也给农业信息化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也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只有真正提高人员专业水和素质，才能有效地普及和应用农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从当前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来看，无论是专业知识水平还是整体素质都相对较低，对于新兴事物的理解力和接受程度也较慢，无法有效地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影响。

3.3互联网发展缺少资金支持

互联网是一项庞大的信息系统工程，对于技术、人才、物力、资金都有很高的要求。资金是互联网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贫富差距较大，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受此影响很大，在软硬件发展、信息采集和网络平台运行等方面都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这也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

4互联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4.1加强农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農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农业部门要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网络环境、减少运行限制，使互联网平台更加开阔，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其中，加强网络宣传力度，同时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使更多的农业从业人员参与网络平台建设，获得更及时准确的农业相关信息，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4.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应加强农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建设过程中不断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另外，要不断加强我的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研究探索新的生产技术和应用设备，为农业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4.3培养互联网+专业人才

互联网技术对人才的需求较大，但是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专业人才缺口仍然很大，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因此，高校要加强互联网+与农业相结合的专业教育，开设更多相关专业，以满足社会需求。在实际教学中，高校要向学生展示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成果，培养学生努力学习互联网技术，并应用到农业经济发展当中，通过培养专业人才，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技术储备。此外，还应当培养更多互联网农业技术人才，通过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养，使他们了解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加快当地的农业发展进程。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3）

我们人类生活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是由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相互嵌套或勾连的系统综合构成的。我们出生之后，就进入到家庭/家族的系统；成长过程中，会进入到幼儿园/学校的系统；就业了会进入到所在单位的系统；通过餐饮会进入食品系统；从住所出来走到大街上会进入到交通系统；购买房子会进入房屋开发销售系统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切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其显在或潜在的规范，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行为方式和习惯。

互联网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另一种人类生活系统。特点在于：

1.虚拟性。即网络上的活动是在计算机虚拟的环境中进行的。例如，互联网上的网店并没有实际的店铺，既无需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也没有常见的面积、方位、地址可言，网购的物品也更多地是以图片、数据、网评等展示其品质，而无法实际触摸体验。

2.开放性。即互联网是对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主体、经济活动类型、经济活动信息开放的，其已经有的和即将有的容纳力是无穷的，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其创造出难以想象丰富性的经济空间。

3.跨界性。即互联网已经跨越了各种传统的界域，如国界、地界和业界等，从而可以更加快捷地实现经济领域的跨界活动、交易和结合。

4.传播性。在互联网世界里，若非特定的规制，信息传播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如此传播规律可能极快地促成经济活动，也可能短时间内造成极大破坏。

5.分享性。互联网已经带来并将在未来继续带来利益的分享，免费或低成本搭便车的情况经常发生。

互联网系统与原有的生活系统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嵌入或融合，从而带来大范围的生活系统的革命性巨变。其中，互联网所及之处的共性是：第一，不断产生新的利益增长点，并且有可能触及、碰撞和撼动原来的利益格局；第二，不断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规范，不同的生活系统都会有相应的行为习惯和规范，互联网会持续地促成它们的变化。

二、互联网经济的政府监管原则

互联网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活力，相应地，政府监管也需要多动动脑筋。面对一种正在与其他生活系统发生“化学反应”的互联网及其带来的互联网经济，本身正在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而改革自我的政府监管体制，也需要有相应的、针对性的变革。就政府监管原则而言，应该考虑三个重要方面：

(一)适度监管原则

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且活力十足、变化快捷，并非传统经验和知识能够及时把握。相对而言，互联网新的经济活动的创造者，可能在技术上、在专业性上比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更为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互联网经济新现象可能会造成许多新的问题，如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网络约车的乘客安全问题等，但政府也应该坚持政府辅助地位，让市场自主、社会自治先行或者占主导地位，只有在市场、社会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上才实施监管。在我国，传统经济领域往往经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向政府监管的衍变过程。互联网经济的不同在于，它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没有管理或监管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其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也是通过经济主体自行解决的，如通过网络评价解决网店消费者无法实际体验产品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要因为互联网经济一出现问题，就马上动用政府监管或者传统思路的政府监管，应该有“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思路。

另外，政府若确实需要进行监管时，在作出重大监管决策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比例原则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判断政府的监管目标是否正当，相应的备选的监管措施是否真地可以实现监管目标，是否对相关正当利益的侵害最小，以及是否可以做到“物有所值”，即对于监管目标而言，监管手段付出的成本是值得的。而且，这些分析应该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以便让公众可以对分析的相关考虑是否正当合理提出意见。一个慎议的、理性交流的监管决策作出过程，也同样体现政府的适度监管立场。

(二)公共治理原则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开放性、跨界性、传播性、分享性等特点，传统的建立在地域和部门分界、金字塔式层级控制和政府垄断信息优势的管理体制，势必面临极大的挑战。与其固执地坚持这种体制，以至于在互联网经济监管方面处处碰壁(如部门管辖、地域管辖问题)，还不如放松政府监管，充分发挥企业(如互联网平台)、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如消费者保护组织)等的各自优势与作用，形成互联网经济的公共治理体系。

与公共治理密切相关的就是承认和鼓励软法之治。在互联网世界，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网络平台，往往会制定调整其与平台入驻经营者关系、平台入驻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的网规。这些网规的制定和更新很快，与变动中的经营业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不必事事与平台入驻经营者协商一致，其数量和规模又非合同法所谓合同格式条款可比拟。因此，其已经不是传统民事契约可定性，也不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法、民间法、道德、职业伦理、商业习惯等。将其纳入软法范畴，以软法治理的思维，承认其作用、效力，解决其存在的弊端，是更为妥当的方法。

(三)信息效用最大化原则

互联网经济运行的主要引擎之一是信息。正是信息在网络中的快速生成、传递和分享，才使得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可以有效进行。经济主体的产品销售和服务供应，是否能够占领市场，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基本取决于其相关信息供应是否及时、准确，也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信息是好是坏。因此，信息可以为政府和其他公共治理主体所充分利用，为监管提供协助和贡献。信息披露、信用监管等具体监管方式的应用，都与信息效用最大化原则有勾连。

三、互联网经济政府监管方式创新

第一，更大范围、更大幅度的放松监管，尤其是去审批化。在我国，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行政审批的改革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运动式改革的常态性、持续性特点，政府监管的放松本身就在进行之中。而面对互联网经济的兴起，面对互联网与各种传统经济活动的结合，政府在实施监管时首先需要考虑，是否还有必要将传统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审批制度照搬到线上来。如果能够根据互联网经济的特点，适时地对线上活动更多地放开，把不必要的审批在线上予以停止，或许可以让互联网经济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4）

“互联网+”是中国抓住信息革命历史机遇的战略选择。“互联网+”旨在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推进信息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为中国提供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拥有最大的发展潜力，有理由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实践已经证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变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行的。

“互联网+”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新推动力。“互联网+”就是要将互联网基因注入到经济社会肌体，形成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社会的加速器。中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实施“互联网+”策略，可以发挥市场大、网民多的优势，推动应用领域的大众创新。在大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互联网+”能够给小企业以空间、给年轻人以机会、给未来以梦想。以“互联网+”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发展。

“互联网+”是全方位的融合与创新。经过多年发展，互联网不仅已具备技术网络、媒体、渠道、基础设施的特性，而且还包含老文化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存环境、国家竞争新疆域等多重属性。“互联网+”一定是全方位的融合与提升，不能是选择性应用，更不能只是作为标签使用。目前，“互联网+”的重心在于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并不断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成为新常态。信息生产力发展面临旧有法规制度和传统利益格局两大阻力，需要松绑、去咒、破除瓶颈。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要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要宽容，留出发展空间。应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创新，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责任的分散化、治理机制的合作化。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5）

人类在几千年经济活动中，天生俱来式地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经济文明，18世纪工业革命后，技术发明领引人类渡过了色彩斑澜数百年工业经济文明。上一世纪初，一场新的产业变革悄悄兴起，在北美与欧洲大陆漫延。20世纪30年代在新西兰任教的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A·G·B·Fisher)首次提出三次产业的划分理论，并用Tertiary Industry（第三次产业）范畴概括一种新的产业。[②] 这种以财富价值开发与增值层次区分的产业划分，后来被经济学吸收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第三次产业迅猛发展期最初在服务行业，以至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服务经济学”来概括新的产业。上世纪后半叶，计算机、信息工程、网络通讯技术大发展，第三次产业终于找到了产业支撑的科技基础。一时间，纷纷纭纭的“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说法，都渐渐融归为一种现代概念：网络经济（或曰互联网经济）。[③]近20年以来，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国际互联网，经过一次次技术创新积累之后在全球的迅猛展开。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煞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由于计算机网络、光缆通讯多种技术的不断创新，一切变得日新月异。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料到，它的出现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如此快捷提速。[④] 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去年在美国一年就上升22%。事后美国经济学家才恍然大悟，所谓“克林顿时代”的经济辉煌，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戴尔（Dell,硬件商代表）、微软（Microsoft,软件商代表）、思科（Cisco,网络商代表）与雅虎（Yahoo,运营商代表）几乎都是在几年中就成百亿地累积。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适逢的挑战与机会。然而，人们震惊地看到：科学家在短短的年代中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给予了世界一个互联网络，给予了经济运行的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经济基此迅猛在全球展开，并且日新月异地、持续地更新着其技术基础，然而经济学家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那怕是粗浅地研讨！我们这样讲似乎有些言重，因为人们或许还能够通过世界著名搜索引擎雅虎(yahoo!)、google、excite，以及国内知名搜索引擎搜孤(sohu)、网易(163)、新浪(sina)等搜索到大量的有关文论，也有一些以网络经济研讨与介绍为重点的的个人主页与经济类网站。然而，如果细究这些文论与网站的内容，从总体上说多属于对网络经济进行一般性介绍，研究水平目前仅限现象描述、一般介绍与个别探讨。目前面临的最大弊端在于：计算机网络专家大多从技术角度、从信息传递与实现角度对网络经济其进行探讨；而经济理论工作者多因不熟悉互联网技术，不熟悉网络运行的内在机理，诸多思考与论述远离互联网经济运行的实际。对网络经济的系统深入研究，呼唤具备上述这两方面的知识、素养与实践的专家介入、参与。§1.3 深入研讨网络经济，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具有价值对网络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开拓价值：其一，我们知道，基于计算机、互联网基础上的经济新机制，是一片在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理念之间的“空白”地带，从经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与深入探讨，在中国学术界几乎还没有展开，在世界学术范围也应属启步阶段。对一个人类未知知识领域进行探讨，其成果创新价值不言而喻。其二，进一步讲，对于迅速来到的网络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与抽象，必将为这一发展提供理性指导思维，同时，对网络经济新现象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在理论上提出一整套范畴体系，也将为他人研究与探讨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系。其三，对网络经济的理论探讨，还有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尽管网络无疆界、无差别，但不同管理体制下，不同文化背景下，其网络经济必然具有自身特色。我们深信，深入研讨网络经济现象，不仅会为经济学理论增添时代新内容，而且可能会引起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经济基本理论上的重大变革。在实践上，其一，不仅为中国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提供理论指导，而且特别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战略新思路；其二，这一研究特别为中国西部大发展、中西部战略发展，对如何在与世界同步的同一技术平台上，利用互联网这一丰富资源的“信息矿”，提供可操作性方案；其三，这一探讨的理论成果，必然会引出政策建议成果，必然会为管理网络经济的法规制订提供依据；其四，从根本上说，最终会使得经济学更具有“经世致用”功能。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6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学术脉络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分支之一，属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畴。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能执行新的组合”[1]60，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动态的，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每一阶段的情况都要依赖于前一阶段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即创新的过程。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过，却一直被追寻[1]57，体现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遵从“均衡”和“最优”的思想。理论界之所以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是因为金融体系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通过对各经济部门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布、不同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的研究，以解决金融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2]。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言，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唯一重要的话――就是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389。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其影响力之广泛甚至于有些问题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结构因素

对金融结构的正式学术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该问题始于现实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较快、金融体系发展迅速，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金融体系相对落后，该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格利和肖较早地关注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对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在可贷资金借贷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4]；阐述了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他们对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实物产出和物价的均衡水平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最为简单的初始经济，还将模型演绎到复杂的金融结构。虽然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的供应与需求上，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的论点。格利和肖提出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试图建立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这是格利和肖在金融结构理论方面不可不提的贡献[6]。

1969年，戈德史密斯发表自己的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开创了系统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先河，成为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也使金融结构问题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在书中，戈德史密斯主要关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金融活动内部及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谁向谁提供资金、提供了多少资金、利用何种金融工具以及对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等问题[3]42。戈德史密斯采用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sh 结合、国际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金融结构理论，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一套指标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基本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该公式可以大致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面貌[3]7898。目前，经过简化计算公式得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已成为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戈德史密斯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3]2835。虽然戈德史密斯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其研究仅限于对德国和英国的细致比较，这种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理论推广[7]238。

进入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金融结构问题并没有被特别强调，该时期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结构理论发展的侧面表现。1973年，麦金农出版了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一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分割经济”造成的独特金融特征，即货币化程度低、金融体系存在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不发达、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是名义利息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d-p*）太低[8]；同年，肖出版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从金融中介机制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利率压制问题，以均衡的市场利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促进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发展[9]。简言之，他们的观点认为金融抑制总是伴随着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深化意味着金融结构的进步，是金融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过程。

（二）银行和金融市场：金融结构理论的主流争论

自金融结构问题受到关注以来，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关于银行与金融市场各自相对优势的研究文献很多，林毅夫曾作过相关综述，将诸多观点分为四种――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7]239，本文离不开这些理论文献的支持。通过对相关文献学术观点和讨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分为四类：（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2）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3）金融功能论、金融服务论；（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金融结构论”。这些观点争论主要是围绕着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银行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展开的。

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称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这种新的金融结构观点是继戈德史密斯理论之后最具影响的金融结构理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金融结构划分为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种类型，分别以德日、英美作为这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并进行相互之间的优劣比较，以此评判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学术界将上述研究被称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成为金融结构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

肯特和莱文的研究作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他们检验了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构造了一个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指标的金融结构指数，并以此指数比率的高低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类，这是自戈德史密斯以来，第一次系统检验大量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他们还提供了金融结构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10]。具体来讲，随着国家和地区变得更富有，银行和市场都变得更加活跃、更加有效；在收入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与银行相比，股票市场表现更佳，金融系统往往趋向于市场导向；对金融系统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在控制收入的情况下，具有习惯法传统、重视股东权益保护、会计准则良好、腐败水平低等特征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金融系统。

关于讨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相对优劣及其是否重要的文献不胜枚举，经典文献的相关观点基本趋同。银行主导论强调的是银行在资源配置、项目质量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获取信息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市场主导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是证券市场，突出金融市场在投资多样化、推动创新、信息传递以及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惩罚等方面的优势[11]。但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优劣具有相对性，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在经典市场理论的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方面，考虑到金融中介会产生问题、提供流动性等因素，金融中介也至关重要[12]。总体来讲，功能完善的银行和股票市场（即总体金融发展）的确?Τて诰?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关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更好[13]。艾伦和盖尔进一步推进了“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成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强调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分析金融系统的优劣势时，理解不同金融系统之间重要的权衡至关重要[14]19。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竞争与保险方面的对比，他们构建了一个标准的无限期界迭代模型，通过跨期平滑来减少不可分散的风险，表明金融中介可能比仅有金融市场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14]111140。

2.“金融结构无关论”和“法律与金融论”。

与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金融结构无关论，其观点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在资本市场完善、市场主体风险中性的前提下，利率决定了哪些投资机会是值得利用的，任何一个能够产生正的净收益（扣除资本成本以后）的投资项目都会被采用；反之，如果资本的流动性不完全，影响就业机会创造、企业成长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金融是否能够提供高效的服务、金融服务渠道是否充分，而不是银行与金融市场如何组合[15]。相关的实证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没有证据表明金融结构有助于解释各国经济绩效[16]。

法律与金融论是金融无关论的一种特例，该观点否定了关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重要性的争论，认为金融系统健全性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法律体系，金融的整体发展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渊源，金融发展当中能够被法律体系解释的部分同时也能用来解释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增长[17]。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结构的差异比两分法划分的金融结构更有意义，法律体系可能会对外部金融产生影响，因为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让投资者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投资至少能获得一些回报，从而更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投资资金。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由其法律体系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促进增长方面，法律权利和实施机制的发展水平比区分金融结构更有效[18]。上述研究使得法律因素成为金融结构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3.“金融功能观”和“金融服务论”。

对“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挑战最具影响的当属金融功能观。与金融结构无关论的视角不同，金融功能观基于功能观的视角考察金融结构，强调金融体系功能的相对稳定性。在经典的金融学教材中，“金融功能观”已经自成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金融功能变化较小，而且金融机构的形式随着金融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功能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与金融功能观观点相近的是“金融服务论”，拥有更大的银行和更活跃的股票市场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质量非常重要，而其结构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20]。金融服务论的核心内容就是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经济增长，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因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中介和市场能够提供更好金融服务的环境，而不在于是银行还是市场提供这些服务。林毅夫在综述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以上观点概括为“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制度观点”（FLI观点），并且相关的实证研究倾向于支持上述“金融法律观”和“金融功能观”[21]。

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优金融结构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林毅夫认为，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都是从不同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出发作讨论，而忽视了金融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实证研究结果与金融结构的演变趋势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原因[22]。如果银行、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造成阻碍，跨国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给定经济发展的阶段，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是否匹配的确会对制造业的增长起到显著作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尤其是银行业结构和融资结构[21]。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理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结构是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进而决定了金融结构。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特性应该是决定各个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因为一国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该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性质，以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最优金融结构，而且这种内生的最优金融结构具有客观性和动态性，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22]。

二、金融结构的制度变迁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

中国的金融结构问题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产权与制度?Y构，其特殊性表现为发达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有效且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随着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和交易，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金融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法律结构共同构成了金融制度的中间结构，促使原有的“二重结构”向“三重结构”演变[23]。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金融自改革以来获得了迅速增长，但是金融增长规模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这是否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存在紧密关联？对此，张杰借鉴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进行的指标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总量在原有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单纯数量上描述金融工具和机构规模的FIR并不能反映中国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24]。

对于中国金融结构问题更为系统的考察，体现出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金融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金融结构效率性问题以及更微观层次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基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适应性的判断，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机构集中程度明显偏高，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发展极不协调；二是农村金融处于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城乡金融和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25]。就金融资产结构而言，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难以满足广大的金融需求，货币性金融资产比例较高与货币市场工具相对短缺并存，更为明显的体现是股票结构、债券结构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结构的不合理[26]。

对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特征的实证性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中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艾伦等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的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发现：实际的金融数据对比表明中国的银行部门效率更高，但是这可能要归因于成本核算的标准不同；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结构效率，数据对比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无法与银行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数据说明非正规金融部门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十分显著[27]。他们将上述发现归纳为以下结论：（1）中国金融系统由一个规模庞大但是并不发达的银行系统主导，该系统由四大国有银行控制，且存在着客观的不良资产贷款（NPLs）；（2）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主要部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但是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无法与银行部门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由于高度投机和充斥着内幕交易而没有发挥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3）各种替代性的融资渠道是支持总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金融系统组成部分，这些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包括非正式的金融中介、内部融资、贸易贷款，以及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盟，它们以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信用、声誉和各种关系为治理机制。

（二）金融结构变迁的两种形式：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

金融结构的变迁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受到关注，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发展理解为金融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各国融资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也要追溯到戈德史密斯。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研究，国内学者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目标、金融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交易成本的考察，国内相关研究的权威性代表当属白钦先教授。在研究全球不同类型国家金融体制的发展演变后，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倾斜”的概念，强调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之间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态势下，白钦先又提出了“金融倾斜逆转”的概念，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高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间接金融所占比例[28]。一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可归纳为从初级到高级、从间接融资为主发展到直接融资为主，即经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动态变迁，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结构变迁[29]。白钦先关于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历程的评述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30]。

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着眼于金融结构的变动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性检验。谢平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31]。林毅夫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和金融市场融资结构，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经验分析，证明一国的金融结构必须要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及不同的金融中介在企业融资中相应的比较优势[21]。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缺口愈加明显，金融结构问题成为最凸显的症结。如何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攻克的难题，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该阶段解决上述问题重要契机。罗伯特?席勒在其新作《新金融秩序》中指出，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32]。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升级时期，尤其是随着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生产的转变，消费升级与金融供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急迫任务。互联网金融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手段，而且其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方支付衍生的交易数据通过沉淀挖掘为生产者进行有效供给提供精准营销的决策依据，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通过金融资源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满足中小企业、创业者的金融需求；P2P网络贷款出现问题平台甚至是违法犯罪现象，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供给侧问题[33]。

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市场化、国际化与多元化阶段，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34]。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是互联网金融首次作为国家战略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7月4日，国务院《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部级的行动计划，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2015年0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

互联网金融发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金融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为目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宗旨将大大拓宽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对建设我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急切需要金融理论的支持，这也引起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理论焦点和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2）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3）大数据征信的作用；（4）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学术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市场，是一种新金融模式，具有金融去中介化和加速金融脱媒的特征，该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行业通过互联网拓展业务，是金融活动从线下到线上的过程[35]。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到此，可以认为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已经达成共识：互联网金融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同的新型金融模式。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也随着上述争论达成共识而基本确定：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金融的资本配置遵循的并非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原则，而存在着一种“规模换效率”的资本配置路径[36]，互联网金融模式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37]。

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尚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发展亟待新的金融结构理论框架将其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互联网金融实践创新超前于理论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影响力度和深度有所差异。

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最为直接，表现为对传统金融工具的补充和重构。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依托电子信息技术将金融服务下沉到小额账户中，“低净值客户”的价值得以显现，已经成为金融行业中独立而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为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不仅促进了货币基金的发展，而且跨界影响了银行部门的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引发的影响极为深远[38]。从2013年5月底推出，到2014年3月底，短短10个月时间余额宝的净资产规模就达到5412.75亿元，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得同期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从3000多亿元攀升至1万多亿元[39]。在推动货币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余额宝的巨大成功对银行业的冲击也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余额宝的运作方式不同的其他互联网金融模式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例如，通过将原本高风险、高收益的大型金融资产拆分重组为高风险、高收益、小额化的金融资产，小微融资者利用P2P平台展开债权交易或资产证券化交易，向广大的非高资产净值投资者进行融资，打破了大型金融资产独占金融市场的格局[40]。

在金融机构层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涌现出数量众多、种类繁盛的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成为金融业最为活跃的金融供给主体。这些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联网基金销售公司、P2P借贷平台、众筹平台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用户对互联网金融“普惠性”和“便捷性”的要求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以账户通用、数据共享和全需求覆盖为标准的综合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例如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和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41]。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已经成为拥有支付、理财、融资、保险及便民服务的互联网超级平台，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拥有支付、征信、理财、信贷等多项金融业务涵盖了存贷汇合风险控制的全业务链条。银行与互联网的竞争与融合，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优势联合甚至会形成超级互联网金融“巨无霸”[42]。互联网金融发展在金融机构层面的颠覆性影响深远，未来什么叫做金融机构值得认真思考。

在金融体系层面，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诸多观点基本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类似。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合作者，更是传统金融的竞争者，是整个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者[43]，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领域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实质性影响整体是有限的[38]。互联网金融具有较为显著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是对中国当前较为传统且相当固化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结构带来全面挑战进而引发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44]。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清算体系特点，尤其是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快速便捷特点，极大地促进了支付体系与互联网的融合，并已成为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发展使金融内部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很难严格划分，融合电子商务和工商企业的业务流程，把金融嵌入其中，进行银行、证券、保险等综合化一站式的金融业务[45]。互联网金融行业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对现有金融体系分业经营格局及分业监管的挑战日益显著。更进一步的理解，互联网本身可以是一个金融市场，对应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的情形[37]，从这个意义上?v，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的新范式――互联网金融结构

（一）互联网金融结构的概念及其微观基础

互联网金融尚处在规范发展阶段的初期，研究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是业界的重大需求，也将是学术界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创新。要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平稳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金融结构是同技术进步、金融监管、金融基础设施一样重要的决定因素[44]。

互联网金融是以商务模式方式进行发展和创新的，关于互联网金融主要商务模式的考察是研究其金融结构的基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有商务模式、形态、业态、商业模式等不同的表达形式，本文采用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考虑到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依照不同的标准，学术界对于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的分类难免存在差异。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谱系概念，其理论范畴介于两种形式之间，一端是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另一端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和市场。按照互联网金融在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可以分为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等六种主要类型[37]。《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基本业态。《全球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报告（2015）》依据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将业务模式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包括互联网银行、互联网证券和互联网保险；第二类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包括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资产管理、互联网小额商业贷款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第三类是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P2P和众筹；第四类是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包括在线投资社交、金融产品搜索、个人财务管理、在线金融教育和个人信用管理[45]。综上分析，尽管互联网金融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但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于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特征――信用、普惠、高效和融合――的考察，互联网金融各种典型的商务模式在结构上也呈现出谱系分层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互联网支付、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互联网理财、电商金融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典型商务模式的结构谱系。

互联网金融结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结构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各种金融产品的性质、规模与相对比例；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工具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层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可以考察互联网金融的内部结构，具体是指互联网金融的金融主体的结构，与银行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的考察类似；还可以考察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这种理解借鉴的是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在金融结构国别差异的分析框架。廖理等[46]借鉴骆驼评级体系（CAMELS）的评级思路，从规模总量、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业务结构、资本指标、流动性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业绩进行评价，分析比较美国互联网银行业与美国整体银行业、互联网银行与美国十大银行、中国上市银行经营业绩的差异。在规模总量上，2012年，美国16家互联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5397.18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规模为14.45万亿美元，互联网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为3.5%，互联网银行个体间规模差异很大，互联网银行Ally Bank和ING Bank的资产规模都达到近千亿美元，超过了大部分的传统银行；但是2003-2012年，互联网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05%，远超美国整个银行业的5.3%。通过比较还发现，美国互联网银行业的运营效率和员工效率更高，互联网银行普遍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同时投放的?J款的风险更高；互联网银行具有较高的资产回报率，易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复苏很快。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相比，二者的主体业务分布格局类似，但是无论资产、存贷款、净利润还是员工规模，互联网银行的规模都要小得多。考虑到中国非利息市场化的经营环境和互联网银行“轻资产”的特性，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的财务指标对比很难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结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内涵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理解不仅要借鉴传统金融结构的内涵，还要考虑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是指对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体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结构、信息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现有的研究均已体现出上述规律，但仍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揭示和传播，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形成时间连续、动态变化的信息序列，社交网络上大量的利益相关者掌握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信息，汇集成完整的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信息[37]20。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信息技术与金融功能的融通，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供给的成本，提高了交易透明度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具有重要意义[40]。

与传统金融结构相比，互联网金融结构有其坚实的微观基础，表现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联动机制、互联网金融双边及多边市场、互联网交换经济、大数据支持等四个方面。（1）交易联动是指每一个子交易活动都是由前一个子交易活动达成某种状态作为促发条件来执行后续的动作，从而实现不同平台、不同参与主体对同一个交易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有序、准确而高效的反应或者反馈[47]。例如，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属于交易性融资业务，核心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和银行等参与主体对“融资、支付、商务、物流”等信息协同掌控，是一种典型的交易联动运行机制。（2）互联网金融具有双边及多边市场的特征，互联网金融双边用户之间的价格转移不完美导致平台价格结构的非中性；借贷双方的需求同时存在体现平台市场中的双边需求的互补性[48]。（3）互联网交换经济。互联网交换经济以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为代表，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应用场景，衍生出并服务于互联网金融[37]130。（4）以大数据为核心技术的信息处理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交换者关于交换物的偏好和效应，核心问题在于交换者不完全掌握交换物的信息，即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换者的所有决策都是在非完美信息条件下进行的[37]254。大数据的影响，不再只是强调因果关系，相关性分析的重要性得以显现，行为分析成为与财务报表分析同样重要。金融的核心在于定价，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其定价机制不同。通过互联网技术对资产和风险进行定价，得出的大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定价模型截然不同。大数据替代传统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是互联网金融信息处理的核心，体现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的最大区别[37]20。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的定价向基于“信誉”的个性化定价方向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分将实现对“长尾部分”业务资金需求的精准配置。

（二）互联网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基于前文的分析，以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强调的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结构不仅是对以上观点的继承，而且强调互联网金融要素禀赋结构和商务模式结构，体现的是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互联网金融与经济的融合关系。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研究要体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核心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二是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但不限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金融信息服务机构、资金供需双方等，其商务模式与交易过程不可分割，呈现出跨业跨界的特征。科学地表征和量化互联网金融不同的商务模式跨业跨界的深度和广度、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呈现的结构化的规律对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的传统金融结构度量指标也难以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跨业跨界的覆盖。因此，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征设置其分析指标，从而构建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体系。

2.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践表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实体经济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互联网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者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探讨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贡献程度如何。具体来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归纳出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向不同产业配置金融资源状况的规律？互联网金融将金融资源在多大比例上配置给中小微企业？如何准确测度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的实现程度？

四、总结及展望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7）

互联网中国思想，作为“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理论和经验材料”。

什么是互联网中国思想的问题意识？工具理性主义统治西方三百年，到了需要彻底检讨的时候，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人自己严重质疑的东西。正如汪丁丁核心关注的：“当代中国人怎么样来调节已经非常西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他们深层情感方式之间的或许很尖锐的冲突？”

数字论坛成员在摸索中形成一种共识，要从中国现象的复杂性中，把握当代跨文明发展这一人类发展问题。他们意识到，要解决21世纪的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仅仅在工业文明内部设置议题，抓不住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这个关键问题。人类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中形成的科学、人文两种文化对立，要在网络文明的高度上加以扬弃和整合。数字论坛成员把信息背后的“意义”，作为统一科学和人文的核心理念，提出意义互联网的思想。这反映了1840年以来，中国多次东西文化比较讨论中，得出的最新一个结论。

在互联网中国思想的理论方面，数字论坛成员近十年来从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思想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成果。

经济学的互联网中国思想，主要体现在科学、人文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选择上。“第三条道路”将经济学的物的方面与心的方面结合起来，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的结合，努力将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内在结合起来。在心物一元的信息基础上，建立同质性（物质增长）与异质性（人的发展）相结合的网络经济。数字论坛成员分别从行为经济学、差异化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异质性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成果。

政治学的互联网中国思想，创造性地把正当性置于议题的中心，提出适当社会的概念。适当社会，是指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是无止境的索取，也并非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相反人们对自己的需求心中有数，当满足自己的所需之后，可以转而停下来为别人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充满感性和觉悟的社会，它是对过度物化的消费社会与丰裕社会的反拨，是资本主义祛魅之后的重新返魅，为强者与弱者的平等创造了条件。而实现这种适当社会，让整个社会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则是信息社会的所要达成的目标。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8）

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证调研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自1997年起开展互联网调查，迄今已公布了14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了研究成果。

全文共分一个前言与五部分内容，前言是对本研究成果的一些约定与说明；第一部分“世纪之交：互联网引致网络经济”；第二部分“石破天惊：互联网的革命性昭示”；第三部分“互联共享：认识网络经济新本质”；第四部分“论道经邦：点解网络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对应措施”；第五部分“传承经典：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探微”。

“互联网”、“网络”概念，无疑是世纪之交的第一关键词。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以往任何一种事件无法比拟的。它是空间拓展远远超越时间的一个典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跻身于世界第二网络大国。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刹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网络如此快捷地结缘经济，新的网络经济现象如此快捷地在全球开展，新的理念、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经济机制如此快捷地被创造出来。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2000年美国在这一年就上升22%。这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挑战与机会。尽管经历了世纪之初网络经济的“寒夜”，但如今网络经济的辉煌再次闪耀。

网络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国际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那么它究竟给予我们何等昭示？第一，互联网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网络国际社会，大体可以从以下9个方面理解网络的神奇：无差别化，数字化，互联实时化，人本化或智本化，资源共享化，虚拟化，高速化，全球一体化，综合化。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它最终将成为带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引擎，它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今经历了重新融合后的网络经济正在创造新的奇迹。第三，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国际互联网络及其网络经济，之所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产业革命事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透视它震撼全球的影响力：一是它的影响广度，它几乎布线于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它的影响深度，它在微观上改变着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在宏观上改变着现行社会体制、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三是它的影响速度；四是它的影响长久度。第四，基于当代计算机、光缆通讯技术之上的网络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第三次产业的科技基础。几乎可以说，正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形成，使得自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三次产业分化真正完成。可以预料，扎根于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前程似锦。第五，互联网产生的信息服务社会。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正是互联网产生的上述革命性意义，它给予了互联网络下的新经济获得新的本质，或者说发生着本质性嬗变。第一，一种崭新的网络企业诞生。所谓网络企业，是互联于因特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是由于网络经济拉动起来的企业系统。在网络经济中的企业，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企业在你掌控之中”。第二，以网络企业为基础迅速形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由于互联网的特征而有力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革命。大量网络企业的诞生，大量网上经济活动的涌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网络经济”现象。所谓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即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行为以及网络的上游、下游经济活动。第三，比之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具有如下新的本质：它是人本经济，它是和谐经济，它是可持续经济，它是低成本经济，它是互惠经济，它是一体化经济。第四，在这个新兴的经济体系中，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值因素、倍增因素的重点在于智慧劳动。第五，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平台上，体现不出人们的社会差别（阶层、民族、区域、地位、性别、身份、年龄等等），它甚至跨越了时空界限，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人们能力的差别，简化为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服务企业的差别。这便为劳动者平等地、自主地展示能力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时空，就是说，劳动者迈向自主劳动的路途坦荡。第六，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打造出新的经济机制，而且最终会形成一整套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机制系统。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9）

（一）宏观角度。在宏观上，我国类似万达集团的企业大多拥有完整而成熟的传统生产销售链条，其继承下来的业务不存在太多的成本问题。此外，在传统经济领域，法律完备程度很高，因此，无论是法律上还是经济基础上，万达集团都没有太大的压力，其成本管理也具有优渥的土壤和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和内部新兴经济的冲击，整体上传统经济处在一个萎缩的阶段，固有的实体经济模式优势已经不足以弥补其与市场以及时展之间的落差。不仅是以万达集团为代表的传统经济，传统的成本管理理念和用于实际管理的模型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万达集团不同，新兴的互联网经济体淘宝虽然起势很猛，但是并不具备稳定的市场，虽然近年来各种互联网经济的平台先后出现，各类网络产品也层出不穷。但是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仍然只能说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持，其在根本上缺乏适合生长的市场土壤。立法方面也只是刚刚起步，针对性的法律还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考验，互联网经济的信用体系缺乏法律保证，其发展也有极大的潜在风险。基于这样的社会宏观背景，互联网经济下的成本管理可谓无米之炊，实在是令人堪忧。

（二）微观角度。微观上，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互联网经济，二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全部还是互通有无？实际上，万达集团和淘宝都没有选择前者，在一块全新的市场上，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构建实质上都是一种。万达集团不仅坚持建设以万达广场为辐散中心的实体商业圈，还加速发展万达集团的商务网络技术应用。淘宝也不甘心于发展虚拟贸易，马云隐退之后并没有彻底告别，而是选择执掌淘宝名下的物流公司这一实体经济与虚拟市场的重要交汇点。无论从任何方面，二者都选择了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成本管理也选择走向融合，传统成本管理吸收新兴的成本概念，利用原有的已经成型的成本概念为新的成本管理提供佐证，互联网经济下的成本管理借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型，灵活套用，是传统成本管理焕发新的光辉。

二、对万达集团和淘宝出现的成本管理的建议

鉴于上述对万达集团和淘宝的分析对比结论，本文从科学理论，实际操作和整体经济范畴的角度提出成本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科学理论上，了解战略成本管理在新旧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首先要推动科学管理理论传播和企业体制改革的共同进步，强化经营者战略成本管理意识，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经济集团，都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新兴互联网经济发展势头强进，并不代表它不需要战略成本管理的指导和辅助，传统经济走弱也并不是说战略成本管理不适用，加强对科学成本管理理论的学习不仅有助于经营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更为新旧经济形式走向融合，使得传统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体取得更大的企业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保证。至于企业体制改革，不仅适用于体制陈旧的传统经济，对于体制混乱的新兴经济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高效的经营和管理体制才能保证持续性的发展。

（二）实际操作上，综合应用相类的成本数据和先进的成本分析方法。传统经济的实体经济优势和互联网经济虚拟市场的优势互补，互联网经济在进行成本管理时可以借用一些相类的成本概念来满足成本数据方面的需求。

互联网经济论文篇（10）

而从中国经济大环境来看，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0日公布了今年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其中第三季度的增幅只有9％，为5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放缓，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GDP增速进入个位数时代，明确地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人们不禁疑惑，又一个互联网(尤其是中国互联网)的冬天到了吗?

神话和野心的王国

过去几年，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热情迅速升温，大量资金、人才和其他要素资源纷纷向网络概念聚集，对互联网经济的讨论乃至争论，也一直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因此，正确认识互联网经济，是我们讨论互联网经济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何种影响的基础，是探讨互联网经济与中国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前提。

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高度的市场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高度的市场化导致互联网企业资产较为透明，一般不会涉及现有政策、文化和意识的冲突。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社会、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互联网行业发展了十几年，如果要说到创造的绝对财富，根本没法和大部分行业比，但是要说到一个行业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却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和互联网行业比。

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个知识英雄、财富神话不断吸引着广大青年。因互联网而一举成名、成富的精彩故事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这就是互联网造就的神话，才刚刚开始的神话。

从来没有哪个产业如此激动人心，如此令人着迷，且牵动着全球投资界的目光。是互联网的开放与互动的天然自由特质使然，还是由此而激发的大众无限的畅想?“知本”的兴起，资本的欲望，一切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强大引擎。

当然，互联网经济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除了天时地利，自己的变革也很重要。比如从“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到“意愿经济”(IntentionEconomy)的变化。“注意力经济”以卖家为中心，卖家通过广告吸引买家的注意，从而达成交易；“意愿经济”则是围绕购买意愿做文章。在“意愿经济”的环境中，不需要用广告激起买家的购买欲望，因为买家已经有了明确的购买意愿，卖家的任务变成争夺这种意愿。所以，买家需要有个渠道把他的购买意愿发放出去，卖家需要一个平台来竞逐这笔生意。当然，Web2.0的模式给“意愿经济”帮了很大的忙。

又见冬天

2008年7月23日，马云写给阿里巴巴员工的一封内部邮件在网上曝光。马云在这封题为《冬天的使命》的信件中告诫他的同事，未来几年经济有可能进入非常困难时期，我们准备过冬吧!马云此言一出，盛夏时节“过冬论”的探讨成为最热的话题。

从通过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得到的大量信息来看，对马云的“过冬论”，国内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表示了保留意见，经济衰退对互联网业务影响不一。联想、华为等IT巨头反倒是对“冬天的寒流”不无担忧，积极筹划过冬保暖计划。对冷暖气息把握更为灵敏的风投显然是站在了马云这一边，纷纷力挺“过冬论”。

从美国来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由投资银行主导的，它们发现并鼓励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同时参与了房地产市场的增长。在美国，商业银行的优势在于对传统行业的贷款和短期贷款市场，而投资银行的优势在于对美国经济增长点的发现功能，善于支持新兴行业的发展和长期融资。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互联网的影响目前还不算太大，更大的坏处在于信心层面。现在投资银行纷纷破产或被接管，投资银行不能发挥应有的发现经济增长点的功能，这才是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信心担忧的根源。

对于这个令很多人疑惑的冬天论，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力、互联网发展对风投的依赖性来看，这一次确确实实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冬天，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重蹈，而且可能要比2000年的第一个冬天还要严重。

谁的机会

同样是冬天，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什么?今天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三强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都是在2000年的第一个互联网的冬天里发展起来的。现在想想八年前的那个冬天，给了这三家创新的企业多少机会啊。冬天里，大家才可以安心做事，而安心做事，正是创业者们创新的必要前提。

第一个冬天以后，互联网行业迎来了第二次浪潮。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个冬天以后，必定会迎来互联网的第三次浪潮。谁会有更大机会呢?重点在三个领域电子商务、无线互联网、SNS等WEB2.0的应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互联网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必定是将网络和中国的传统产业相结合。互联网的企业要想发展得健康茁壮，方向就是要将传统的经济功能更深更广地渗透。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有那么庞大的用户群，如果互联网企业只是浮在上面，那肯定受影响就很大，必须做好落地工作。而对传统企业而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互联网经济核心内容之一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意味着企业在战略思想、管理理念、运行方式、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可以这样断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已经对传统企业的研发、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改变传统企业的基本商业运作模式，动摇在工业时代业已成为经典的战略思想和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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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据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互联网+”成为时下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随着网络技术的繁荣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日益突出。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建设分布差异性，导致互联网发展存在较大区别。互联网技术能否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助力？这种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差异？这一问题值得研究与探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作为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重要主体和推动者，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实中，由于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而引起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的情况较为明显，并且考虑到不同性别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所差异，因此，探讨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寻找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对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1990年，国外研究者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两者的关系。理论方面，已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市场竞争，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作用（Goel，2002）。实证方面，发现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普及率提高10%带动人均GDP提高0.49%～0.63%（Chu，2013;Pradhan，2014）。然而，也有研究提出互联网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网络基础条件等，互联网发展存在“数字隔离”（Forman，2012）。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建设对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但由于各地工业化水平发展差异，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胡鞍钢，2002）。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提出，后经贝克尔等人补充形成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特征，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Romer，1986）。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大多数研究利用平均教育年限来反映宏观层面人力资本，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贡献（Mincer，1984;Lucas，1988）。国内研究中，姚先国等（2008）发现劳动力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重要的贡献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教育基尼系数测算出人力资本结构，研究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在不同区域间表现出一定差异（Birdsall，1997;Castelló，2002;李忠强，2005）。此外，由于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关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也有重要意义（潘锦棠，2003;陈建军，2014）。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丰富，然而结论存在一些争议;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按照互联网发展程度对各省市进行区域划分的研究较少。再者，分析互联网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时，要考虑人力资本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视角出发，探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而丰富相关领域研究。

三、 我国各省市按互联网资源的聚类划分

参照已有研究，采用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法，对31省市进行划分（肖泽磊，2009）。本文选取2002年～2014年各省市的CN域名怠⑼站数量及互联网普及率3个指标来衡量互联网资源，同时综合考虑面板数据包含“时间”和“截面”维度信息，分别计算这3个指标的年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和年均增长量，并运用因子分析对其提取公因子。经检验可知，3个指标的年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和增长量的KMO值均大于0.65，并且Bartlett's球形度检验的Sig.均小于0.05，表明这些指标的相应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CN域名数量、网站数量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取度均超过75%，并且方差解释达到80%以上，包含了变量大部分信息。使用系统聚类分析法中离差平方和法以及欧式平方距离，对我国各省市区进行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划分。具体聚类结果如表2所示。

由聚类结果可知，第1类地区多属于沿海省市，经济较发达，资源较丰富，为“互联网资源发达区”;第2类地区主要包括部分东部以及发展较好的中西部省市，这些地区基础建设发展较快，多处于产业结构优化转型阶段，为“互联网发展中等区”;第3类地区多属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建设相对落后，为“互联网发展缓慢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即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资源丰富，信息化水平比较高;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通信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投入有限，互联网发展相对缓慢。

四、 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

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变量说明如下：经济增长用人均GDP来衡量，并除以当年的CPI为进行价格调整，互联网普及率用各省市网民数除以年末总人数得到，来衡量该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用平均教育年限分性别计算各省市的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选取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比例作为教育年限权重;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参照已有文献，用各省市人力资本基尼系数来反映，其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分布越不均等;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地区的人口总数计算得出，并且用相应年份的CPI进行调整;劳动力比例用各省市16岁～65岁的劳动适龄人数除以该地区的年末总人数来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来衡量。

2. 变量基本描述。表3中列出按地区划分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人均GDP和互联网普及率方面，地区1均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地区2与全国接近，而地区3要远低于全国标准。异质性人力资本方面，分性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均有明显差别，男性平均教育年限要高于女性，并且男性人力资本结构分布更均等。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地区1和地区2要高于全国平均，但其方差较大，而地区3要低于全国平均，但其方差较小。劳动力比例方面，地区1和地区2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地区3。产业结构方面，地区1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地区2与全国接近，而地区3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3.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

（1）面板数据模型设定。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运用2002～2014年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来控制不可观测个体异质性，并将涉及的变量取对数处理，模型形式如下：

在上述公式中，GDP表示人均GDP，Internet表示互联网普及率，Hc_male和Hc_female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Gini_male和Gini_female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结构，K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L表示劳动力比例，IS表示产业结构。αi为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

（2）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由于本文变量均为面板数据，在建模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通过ADF和LLC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一般用Hausman检验来识别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经检验各地区样本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合适。之后，以人均GDP为因变量，以互联网普及率、异质性人力资本为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显示，各地区模型中互联网普及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互联网普及提高能促进人均收入增长。同时，互联网普及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有差异，对互联网发展缓慢区影响作用更大。在异质性人力资本方面，男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仅对互联网发展中等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引起全国、地区1和地区3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在分性别人力资本结构方面，男性系数为正，并且在全国样本作用显著;而女性系数为负，并且全国及地区1作用显著。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地区1和地区2的贡献作用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地区3的作用相对较大。这是因为，由于资本投资的效用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王辉，2016），地区3由于资本不足，因此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劳动力比例和产业结构对地区1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但对其它地区的经济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从劳动力比例来看，地区1就业人口趋于饱和状态，而地区2和地区3仍存在一定劳动力缺口，通过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地区1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已占据较大比重，因此作用并不明显，而地区2和地区3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最后，模型检验可知，各地区模型R方均大于0.85，拟合优度较高，且Wald检验也表明拟合效果较好。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及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其贡献程度有所差异。具体结论和建议如下：

互联网普及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对互联网发展缓慢区更大，互联网技术推广会带来较多红利。面对网络资源的差异，政府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策，统筹城乡信息化，重点推进互联网发展中等区和缓慢区的普及率。同时，要因地制宜平衡地区间的发展需求，引导地区间的技术转移，使不同地区信息化发展同步，都能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

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是导致经济差距的另一重要因素，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强化人才培养。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不能一概而论，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减少落后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此外，对于男性人力资本投资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高等教育培养，以满足经济发展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女性应侧重基础教育发展，加大初高中教育普及，重视落后地区的扫盲工作，提升平均水平。

此外，由于各地区基础建设不平衡，经济增长动力存在一定区别。互联网资源发达区应大力推广信息技术应用，积极优化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及地区间的分布;互联网发展中等区和缓慢区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对于互联网设施建设，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也要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需求为导向，加大高新技术的研发，以市场化手段来吸引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通过缩减区域间“数字鸿沟”来减小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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