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三秦文化论文篇（1）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三秦文化论文篇（2）

一、引言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圆满闭幕，会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能够提高民族凝聚力、整合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文化影响财务，财务需要文化，优秀的文化是财务的灵魂，更是财务生存、发展、壮大、强盛的支柱；落后的文化则是导致财务管理缺乏科学和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原因之一。

文化作为一个总和，延伸到中国文化按地域划分又各不相同，不同的地区文化又对企业造成了相对的影响。例如齐鲁文化，齐国文化崇尚功利，鲁国文化注重伦理；齐国文化讲求革故鼎新，鲁国文化尊重一脉相承。而文化对人造成的影响，映射到人建立公司，间接又对公司造成影响。三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研究其特征和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三秦文化特征分析

三秦地区最早是指陕西省关中地区和陕北的南边地区，如今是指包括关中、陕北和陕南在内的陕西全省。三秦文化发源于楚汉相争及分立三秦之时，形成于周秦时代，成熟于唐代。经过历史的沉淀，三秦文化极具特色，其典型的地域特征包括：

（一）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

由于关中平原是断层陷落经河水冲击而成，四周有天然地形作屏障，易守难攻，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中盆地中心的泾渭河冲积平原面积较为广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农业兴起很早且极为发达；关中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悠久。因此，关中封闭的地形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王朝建都关中。三秦文化受建都关中的国家文化尤其是汉唐文化影响， 表现出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司马迁即是受三秦文化熏陶的典型代表。

（二）相对保守、封闭的现状

三秦大地地处祖国内陆，地形较为封闭：北部黄土高原群山环绕；东部以黄河天然与晋地隔离，交通极为不便；南部以山地为主，位处秦岭山脉和巴山山脉之间，虽山清水秀，但交通不便；关中有秦川平原，三面环山，东面临水，使关中平原与外地天然隔离开来。封闭环山的自然环境使三秦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相对保守，在这种较为封闭的地形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三秦文化自然受到了该地域地理条件的极大影响，反映为该文化后期开拓进取精神不够，更多倾向于封闭保守。

（三）重实用、讲功利的特点

三秦文化是在吸收中原文化、儒道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秦人在东进开拓的过程中，自然培养了重实用、讲功利的文化心态。比如，秦始皇焚书，但医书、农书、数术之学的著作却不在禁毁之列，而且从项羽和韩信等流传的故事可揣测秦始皇也没有严厉查禁民间的兵书。重视实用之学，对理论性强的学说相对来说自然不免有所鄙薄。但另一面，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秦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

（一）三秦文化影响下财务管理的政治依赖性

中国文化赋予中央集权、政府管制经济的合理性导致我国以往经济手段以政府调控为首要手段，政府利用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来指引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三秦文化中的集权思想使财务管理对政府调控产生过度依赖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不断强调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即财务管理的独立性需要在商品经济适当的发展环境下，才能发挥其本身最大限度的职能，然而三秦文化在我们特定的文化制度下，对企业财务管理造成了依靠政治而存在的行为模式，使上级领导拥有管理企业理财的权威，限制了理财环境自由。

（二）三秦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

三秦文化对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财务管理意识的影响。传统三秦文化的重农轻商思想严重，这是由于在落后的经济体制中，自然经济占比较大，商品经济发展低下，政府采取不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使经济中政治风险较大而市场风险较小，风险与收益的协同性被忽略，政治上的收益问题被扩大。虽然三秦文化在宋元时期走向衰落，但由于封建保守等思想影响深远，造成长时间内经济易受制度影响。晚清时期，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压迫，民族工商业形成的财务管理意识并非真实意义的财务意识。除此之外，三秦文化中个人得失、贫富、荣辱由上天注定，个人无所作为而一切听任“天命”的思想，也否定了财务管理意识中风险与收益的关联性，导致对财务管理意识缺乏重视。

（三）三秦文化对投资行为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三秦文化论文篇（3）

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做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做了概括。又如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崤山以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过秦论》中篇语），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政论叙史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求细节的准确。

二、对比论证方法，通篇极化对比

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极化的对比论证。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将对比双方推向极致，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文中最突出就是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这四个方面的对比运用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论说有力。

（一）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文章先写地理优势，次写政治雄心，一个“席卷……”排偶句尽现秦虎视眈眈的情态、咄咄逼人的气势。“固守”二字暗示出秦孝公的上下一心、恪尽职守。秦“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是“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具与连横”的直接结果。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五位国君均“蒙故业，因遗策”，继续执行孝公攻夺天下的既定国策。文章略写后两位“享国之日浅”的史实，详写前三位。从四个方位写秦攻城夺地之锐不可当，以诸侯约从之时人之众、将之广、心之齐、谋之深、志之坚写秦遭受严峻的挑战。秦最终无费一矢一镞而致“诸侯已困”。秦由攻势转入守势，始于“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乃对外“执敲扑而鞭笞”，对内则废道焚言、“隳”“杀”“收”“销”、筑城掘池、良将精兵守要害。此时暴虐无道的愚民、弱民、防民之策完全背离仁义，有失民心。至此，写秦的败亡，更是比中有比。这种“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结局说明此时的秦已变得外强中干，秦亡原因已暗含其中。

（二）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做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三）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强烈。

（四）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i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三秦文化论文篇（4）

一、史学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自秦末汉初，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用词：汉语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亦作“蟠书坑儒”史学大家剪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着作这样的评论：“焚书坑儒，在客观上是对文化之一般的毁灭”,把之史记》所记载对四百六十余“诸生”的残暴坑杀，称之为“坑儒之惨剧”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曾说过：“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细读清楚”当今学者郭志坤在引用郭先生这句话时明确表态：“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一直到最近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其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校课程教材读本也依然鲜明的写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同时也激起士大夫们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

以上引自各家说法，说明“焚书坑儒”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大家一致评判这是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一大迫害，引起当时士人的反抗。

二、秦始皇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

秦始皇在他统一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而是奉行兼纳各家思想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待儒生也是予以重任其表现如下：

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

博士是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战国：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说明当时，鲁国已有博士一职，由于当时秦国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制度，所以一直没有设置博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据史籍记载，“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公元前213洋“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和三十五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记载看来，秦博士的员额为70人“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就是征召从齐鲁延揽的儒生博士70人可见，秦的博士皆由齐鲁的儒生担任。

第二，博士对于加强文化教育有很大益处。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三十五用曾谈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可见，当是秦始皇招揽大批儒生，欲以“兴太平”,巩固全国的统治从中央官吏职能看，博士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且各书大多数称秦置博士七十人，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看来，这应该是一支服务于秦宫廷的强大的文化势力，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言论力量。

第三，吸收博士儒生参与政事。

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存在着议政事制度参与议政事的主要是宗族、大臣和客卿秦统一六国以后，则立即效法六国吸收儒生及博士参加议政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博士曾参与议帝号“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另据西汉刘向之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召群臣“议禅继”、“博士七十人未对”可见，秦一代博士已经参与政事的讨论，提高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四、推崇礼仪。

礼仪，是西周维护统治秩序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之一，礼制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有很大作用秦统一之初，为了减少关中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有意识的兴儒学，制礼仪秦始皇东游，至名山，都曾与鲁诸生商议刻石、封禅、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时，曾召鲁诸儒生议封禅之礼虽然在这次议礼时，“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默儒生”,但是通过这次议礼，还是可以看出，秦始皇希望通过定礼仪来兴太平。

由上可知，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对诸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采取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并试图以儒学安定和统一人们的思想。

秦统一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采取的是一贯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文化统一政策上却有着细密的思考秦国地处关中，长久以来与戎、狄打交道，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与有“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的齐鲁之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但是文化传承及法家文化取向，被六国比于戎狄野蛮之国，为诸夏文化所不齿，这不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因此，从秦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来看，秦始皇有意吸收六国故地诸子思想为巩固统治所用，所以制博士，秦初的文化政策对诸子思想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并不排斥不仅如此，秦始皇有意识的对诸家文化加以吸收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所服务，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儒生加以打击报复，之后出现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体现。

三、“焚书坑儒”原由探究。

所谓“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是由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所引起的秦始皇二十六公元前221）年，巫相王缩等认为J“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建议秦始皇“立诸子”,遭到李斯反对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因而支持李斯的意见，废分封，置天下为三十六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行为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也建议“封子弟功臣”,恢复分封制李斯否定了淳于越的意见，并认为淳于越是“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予以批准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至于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的外逃与对秦始皇的“诽谤”侯生、卢生是为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方术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甚为热衷，他令徐市求药“费以万计”,曾令他带数千童男童女海外寻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从中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屡次蒙骗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刚。}n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从而逃跑，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孺，总谓之曰“焚书坑孺”。

由此可以看出，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他们保留着先秦“耿直”、“无我”的品质，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运用所学去评判当今政治得失，公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制，这与秦始皇政治统治政策相悖，故为其所不容至于“坑儒”,其理由是儒生以古讽今，诽谤朝廷，惑乱黔首。

从焚书坑儒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焚书坑儒是在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措施之后，由于部分儒生与秦始皇的政治矛盾所引发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诸家文化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而且焚书是焚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书，而不是所有书籍，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借古否今，“以愚黔首”,从而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所谓“坑儒”,也只是坑“诽谤”秦始皇的不法儒生，虽然手段过于极端残忍，但是只是针对那些非法儒生，并没有指向全部儒者，这是很清楚的。

四、结语。

三秦文化论文篇（5）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代表人物是王先谦。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著作。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著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标志秦汉史研究实质性进步的迹象并非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其他方面相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简牍文物资料的发现，中国学术界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王国维不仅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振玉对流沙坠简的考释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①。在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积极从事汉简研究工作，其中劳榦对居延汉简致力尤勤，完成《居延汉简考释》②。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这一时期对秦汉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强调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并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之中。他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③，对康有为、崔适的刘歆伪造说提出质疑，揭去经学对秦汉历史的神秘化陈说，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李季等人认为，秦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此外还有秦汉是“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讨论的具体情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设专篇详述，可参看。

与秦汉社会性质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人们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已与传统的“食货”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重要著作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版）等。

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史学观念的激发下，以往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也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9年版）、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对婚姻和丧葬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许多判断至今价值仍存。

具体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为通贯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到本世纪40年代，两部具有学术深度并对后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秦汉通史著作相继问世。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这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征各种文献以及简牍、汉画像砖石、碑刻、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富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在凸现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并非史学专业的读者。次年，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秦汉史》。这部逾60万字的著作采取以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的编写体例。前半部分11个段落讨论秦汉政治史，并附三国始末；后半部则依次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专题探讨，从而立体地呈现出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明显带有清代学者赵翼的治史特点，立论严谨，于细微处每有发现。不过，仅以正史为基本史料，出土文献和其他文物资料阙如则是这部著作的不足。

总起来说，本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者自觉运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探讨历史，完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继承，构建起当代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1949年至1966年的秦汉史研究

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主要围绕秦汉社会性质、秦汉经济和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

虽然已没有30年代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但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似乎仍然可以被看作30年代社会史论战在学理上的继续。基本观点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秦汉之际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和以尚钺、何兹全为代表的秦汉奴隶社会说。其中战国封建说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在秦汉史范围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

按照战国封建说，商鞅变法和战国时期的其他变法活动一样，属于封建制变革。多数学者同意这种观点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通过废除公有制残余，促进了奴隶的使用和买卖，进而保存了奴隶制度 ④。

2.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按照战国封建说，《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封建租佃制是秦汉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这种租佃关系排挤了奴隶劳动，而不受奴隶劳动所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汉代经济包括商人奴隶主经济、贵族奴隶主经济和小所有者经济三种类型。加之专制主义国家赋役的沉重压力，自耕农大批破产并转化为债务奴隶。由此决定，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⑤。无疑，秦汉时期存在着奴婢阶层。但关于奴婢人口数量的估计却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两汉奴婢的最高数字不过十余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00⑥；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汉代奴婢有一千数百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25％ ⑦。关于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和工商业的主要承担者，也存在不同意见。翦伯赞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劳动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与此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汉代农业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工商业中广泛使用属于奴隶的“徒”，则导致汉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的出现 ⑧。由此引发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参比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 ⑨。对“徒”身分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3.汉代的生产力水平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汉代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估计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这里也存在见解相左的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农业、冶铁、纺织、陶器等产业部门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汉代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北方地区牛耕尚不普及，南方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冶铁业也不发达，这种生产力水平只能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适应 ⑩。

4.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

郭沫若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中指出，汉代政权采取的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表明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重农抑商是否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汉代商人是否就是奴隶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⑾。何兹全从阶级矛盾和斗争变化过程的角度，强调秦汉时期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过程和商业发展、土地集中、小农沦为奴隶过程的历史。反对者则指出，秦汉时期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农业小生产者对皇帝、贵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抗只是次要矛盾，因此汉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 ⑿。

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颇为严重的教条和片面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加之受某些政治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到60年代前期基本住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类讨论的再次出现则是穿鲁缟之弩，难有更大作为。作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社会性质的探讨兼成绩和教训于一体，对它的倚重和淡漠都是不足取的。我之所以反对这两种倾向基于历史认识的工具和目的。就前者来说，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认识历史，乃是获得真确知识的基本与必要条件，用或明或暗的注经方式解读历史，离开具体研究的支撑，最终只能将学术引入死胡同。就后者而言，零散、局部不仅不能替代整体，而且只有在整体之中细枝末节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总之，森林和树木各有其价值，不同研究个体自可按照其兴趣和特长有所选择，但作为一门学问，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合则双赢，离则两亡。

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备受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三联书店1957 年和1958年先后出版的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从通史和专题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经济状况作了有益探讨。其中，《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了影响。此外，刘毓璜、韩连琪、李祖德等对庄园制度、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屯田等重要课题进行了讨论 ⒀。

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进展。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是以往研究不足的领域，这一时期有两部著作问世，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开展。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尽管当时尚缺乏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作者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十余年后，竺可桢发表的名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年来学界对秦汉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人文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的延续。谭其骧等学者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⒁。少数民族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在宗教史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在阶级斗争史研究方面，有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和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汉代乡、里、亭之间有何种关系，传世文献多有抵牾之处，以往论者也未曾明辨。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问题细加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通史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何兹全《秦汉史略》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不过，可能出于用作大学教材的考虑，较之4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些通史显得平易单薄。

文献整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和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颇为精到的校勘，并予以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年、1962年、1965年和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大便利了研究工作。需要提到的还有杨树达、陈直、石声汉等学者对《史记》、《汉书》和《四民月令》等文献进行的考证和辑补工作⒂。

转贴于 三、1978年以后的秦汉史研究

尽管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被相继发现，为秦汉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地下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这种局面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变。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并预示下一世纪秦汉史研究可能取得的持续性进展。从1978年至2000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和考古资料二百余部，论文和考古发掘报告近五千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至1999年共召开8次年会，并不定期出版《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后更名徐州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均设有秦汉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季刊），以及《西北大学学报》（季刊）、《人文杂志》（双月刊）、《史学月刊》（双月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年刊）几乎每期都刊载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学术园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秦文化论丛》，则是秦史研究成果的总汇。该馆还组织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至今已出版十余种。上述这些机构、刊物和丛书对秦汉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1982年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为原始社会至战国时期，第二册为秦汉时期，这两册历史地图集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工具。

秦汉史的通贯研究继40年代再度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撰写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不仅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也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元材）以数十年时间撰写《秦集史》，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撰述《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勾勒出秦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秦汉时期政治

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是研究的重点。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三种看法。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他指出，小农经济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因而对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形式不可能起决定作用；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土地所有制诸形态中不占支配地位；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80年代中期以后，对秦汉政治制度的探讨转向官制、法律制度、兵制、政区地理、政治变动和社会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官爵、户籍、上计制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 4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公布，秦法律制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其中的代表作。黄今言和胡宏起讨论了汉代军事制度 ⒃。在政区地理方面有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和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分别对汉武帝晚年政治、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西汉前期政治和建立西汉王朝的政治群体进行了考察。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8年）《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的出土引起学界对社会基层组织“弹”、“单”或“僤”的讨论。宁可较早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单”是古代公社的一种残存形式。俞伟超也有类似观点，并进而指出汉代的“单”是和“里”并存的一种公社组织。林甘泉则认为汉代“单”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结社，大都由里中居民自愿结合组成 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对理解汉代许多政治和社会行为应能提供某些必不可少的线索。

第二、秦汉时期经济和人口状况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这部80万字的专著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徭役、经济政策、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和资产及其生活消费和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意见，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具体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汉代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推算 ⒅，虽然意见尚不一致，但从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入手考察农业，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和《秦汉时代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振宏：《西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祖亮《两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秦汉社会和文化

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不仅社会群体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50年代以后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研究也开始受到注意。在地主阶级研究方面，值得提及的论文有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秦汉史论丛》第3辑）、杨一民《汉代豪族地主的历史地位》（《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刘华祝《试论两汉豪族地主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睡虎地秦简屡见“隶臣妾”，隶臣妾的性质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奴隶说、刑徒说、国有奴隶和刑徒说三种意见是这方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⒆。对闾左身分辨析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主要观点有闾左是七科谪之一的逋亡人、是贫民、是封建依附农、是里佐、是迁徙者、是贱人等 ⒇，意见的相左说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佃客、儒生、方士、游侠等群体（21）。

对秦汉文明的考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和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依据文物资料，分111节讨论汉代生活状况，多有创见。在秦简《日书》反映的俗信、汉代区域文化、汉代乡村社会、汉代婚姻家庭的著作主要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试性整合。

第四、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对传世文献的校释、校注和点校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特点是覆盖面宽阔，尤以史类和子类书籍最为着力。重要著作有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奇遒《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游《八家后汉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李发舜等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铎《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81年版）、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等。

此外，秦汉史学、经学诸子、科学技术、周边民族、中外关系以及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介绍。秦汉简牍和帛书不断出土是本世纪秦汉史研究中极具意义的事件，现已形成相对独立的简帛学，关于它的研究脉络和学术流变应另有专文叙说。

转贴于 注释：

（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 914年版；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学术丛编》1916年第1期。此外王氏还著有《流沙坠简序》、《流沙坠简后序》等文，均收入《观堂集林》。

（2）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考证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图版之部，台湾史语所集刊第21份（1957年）。

（3）文章初刊《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后经修改，先后以《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和《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为题出版。

（4）罗祖基：《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5）日知：《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说到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

（6）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7）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

（8）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兼评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9）参见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 58年版。

（10）杨伟立等：《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戎笙：《说西汉牛耕的普遍使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1958年2月3日。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1）日知：《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金兆梓：《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12）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张恒寿：《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

（13）刘毓璜：《论汉晋南朝的封建庄园制度》，《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韩连琪：《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李祖德：《西汉的屯田》，《复旦大学学报》19 64年第1期。

（14）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

（15）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陈直：《史记新证》（该书完成于1958年，197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7）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俞伟超：《中国古代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林甘泉：《“侍廷里父老僤”与古代公社组织残余问题》，《文物》1991年第7期。

（18）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徐扬杰：《汉代农业生产水平问题初探》，《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赵德馨等：《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

三秦文化论文篇（6）

第二，秦国攻守之势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秦始皇却不施行“仁义”。

第三，由于秦始皇不施行“仁义”，才使陈涉转为攻势，秦始皇变为守势。

这三种理解熟优熟劣，笔者以为必须从文章结构、文章内容及作者创作意图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全文结构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的枢纽。文章紧扣“攻守”二字，其思路是：起笔写秦人崛起，接着节节胜利；再以六国谋臣如云、名将如雨反衬秦人逆取的实力；旋又写秦人宰割天下称霸诸侯；复又渲染始皇以破竹之势而君临天下。文章至此把秦人善攻铺叙得真实而详尽，这可以看成是文章的第一大层。以下笔锋一转，“于是废先王之道”进入第二大层。本层先叙述秦始皇沿用攻取天下时的暴力政策，继而叙述其据险关要隘，陈利兵精甲，以此妄想保万世之业。之后，转写陈涉出身低微，势单力薄，并与九国相比，却能一举灭秦，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现了秦之不善守成，揭示了秦在守成治国方面的失败。文章写到“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一语而转入第三层，作者回应前文鲜明对比，至“何也”的设问把秦人自孝公起至胡亥子婴被杀的盛衰兴亡归结于秦人守成统治不能成功这一点上。最后，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句做论断，使全文寓议于叙的构思很圆满。

从全文内容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主旨所在。众所周知，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能通过武力兼并六国攻取天下，但在实行“仁义”、守成治国、巩固政权方面却有失败教训。而《过秦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总结这个教训，通篇明言秦之善攻，其实暗抑其不善守，有力地反衬出秦的守成乏术；明写秦统治失道，“牧民”无方，进而以发难者亡秦之易突出其守势之脆弱。故而作者在文后叙述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结局之后，用一设问，高度凝练地表述了作者的精辟见解：当你攻取天下而天下已定后，应该用施行“仁义”的策略来守成事业，巩固政权。

三秦文化论文篇（7）

秦岭横亘于我国中部，是中国南北方的分水岭。它西起甘肃、穿越陕西、东到河南，横跨三省，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秦岭东西绵延16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200公里。在陕西境内长约500公里，面积5.79万平方公里，西安境内长166公里，面积5852.67平方公里。秦岭山脉共有主要山峰31座，其中西安境内自西向东包括太白山、四嘴山、东老君岭、秦岭梁、首阳山、静峪脑、光头山、牛背梁、南五台、终南山等17座山峰。秦岭北麓的八百里秦川，是农业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随着秦岭北麓旅游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显。旅游资源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观念薄弱、区域条块分割、资源整合欠缺、发展模式混乱，现有旅游产品小、散、弱、差等问题已经成为秦岭北麓旅游产业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阻碍。因此，本文拟在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研究以秦岭现有生态、文化与旅游资源为依托构建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

一.协同与共生理论

协同理论是20纪70年代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是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协同理论认为，尽管在整个外界环境中各个系统的基本属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身内部的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认为任何系统如果缺乏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其本身就会处于孤立或封闭的状态，最终其内部的任何有序结构都将被破坏，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景象。因此，系统只有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才能维持其生命，使系统向有序化发展。共生的概念则源于生物学，是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这种共生的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本质是协商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互惠共生则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资源

（一）秦岭北麓自然生态资源

①水资源：秦岭是嘉陵江、汉江、丹江的源头区，是南水北调中轴线工程的重要水源补给区。秦岭北麓西安境内54条河流中的51条河流均发源于秦岭、骊山丘陵。②森林资源：秦岭西安段森林面积占全市林地面积的94.59%，西安境内有10个部级森林公园。③动植物资源：秦岭生物资源丰富，是动、植物区系的过渡地。④地热资源：秦岭拥有温泉210多处，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温泉之乡。⑤矿产资源：秦岭西安段是重要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之一。

（二）秦岭北麓物质文化资源

区域内历史遗存十分丰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成长和成熟地。秦岭北麓西安段汇集了文物古迹、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层面的人文资源。其中宗教文化资源久负盛名，既是道教的源脉之地，也是汉传佛教六大宗祖庭的聚集地。

（三）秦岭北麓旅游资源

秦岭北麓受构造运动作用，山势雄伟，山峻林茂，谷幽水急，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荟萃，古迹遍布，名胜遐迩，是中国旅游观光热点。名山有西岳华山、太白山、终南山、太乙山、翠华山、南五台等；名关有潼关、蓝关、牧护关、大散关等；名泉有骊山温泉华清池，东汤峪、西汤峪等；陵墓祠庙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宝鸡市炎帝陵，长安兴教寺、香积寺、华严寺，户县草堂寺，周至楼观台、仙游寺，宝鸡的文五庙、姜太公庙等；史前遗址有蓝田猿人公王岭、灞桥区半坡遗址等。

三.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共生发展模式

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是一个涉及生态、文化、旅游三大体系内部各个要素以及与外部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工程。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不应只是简单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多的是要考虑到经济、自然、环境、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而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构建则应该综合考虑其所涉及的自然、经济、社会要素如何协调发展、如何达到共生双赢。

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应该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在发展过程中采取协同共生的发展模式，协调好生态要素、文化要素和旅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更好地和谐发展以实现物质、信息和能量的高效交流。

在秦岭北麓生态保护模式的前提下，将“山―水―城”和谐共生理念融入到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进程之中。在维护秦岭北麓的生态安全基础上延续山水文脉，根据环山路沿线空间发展形态及行政区划，形成主线明确、组团发展、城镇点缀、山水掩映、田园衬托的四大功能结构片区，实现“山、水、田、城”的生态格局。只有在生态、文化、旅游三大要素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秦岭北麓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的协同进化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萍，李伟.旅游人类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如松等.产业生态学基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4]罗佳明.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体系建设[J].旅游学刊，2003，18（1）。

[5]刘晓冰，保继刚.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研究进展[J].地理研究，1996.15（4）。

[6]牛亚菲.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及实施方案[J].地理研究，1999，18（2）。

三秦文化论文篇（8）

一、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性及其文化功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肩负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职责。现在我国的在校大学生90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以预见，20年后他们将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们的理论素养、政治素养、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如何，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就要充分发挥好“思政课”的作用，即向“思政课”要实效。

要想达到“思政课”应有的实效性，就不能仅仅靠说教，也不能靠喊口号，这样容易让学生反感和厌倦。而是要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挖掘、展示出来，并让它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样溶于大学生的头脑中，成为他们思想的一部分，为他们做人、做事起到感召作用。这种渗透到骨髓的文化是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进入和干扰的，它将代代相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广大“思政课”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给大学生渗透进去。

文化功能的作用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与文化功能发挥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之一，与其他文明比较，中国是世界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文明国家（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元、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在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文化整体,并呈现出了自己独有的显著特点，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底蕴所在。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各国都对提升文化竞争力予以高度重视；文化在我国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的纲领性诉求，先进文化建设涉及各个方面，而它直接连接着两个明确的指向：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高校“思政课”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第三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第十章分别讲到了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这对我们挖掘和展示高校“思政课”的文化功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

秦皇岛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的城市，这里有着相当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浓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历史年代悠久，而且种类繁多，不管是几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几百年前的王侯将相，还是几十年前的伟人事迹，以至于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延伸，这里都无所不有。这些正是秦皇岛文化软实力的象征。

从秦汉到隋唐，先后有九代帝王在这个山雄水美的地方留下旅迹游踪，或祭祀求仙、刻石纪功，或登高望海，歌以咏志。更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开国领袖留下的足迹、墨宝与诗篇。

笃信“神仙说”的“中国第一帝”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特意北巡“神岳” （即碣石山），并在碣石山求仙刻铭。时隔百年，汉武帝步其后尘，在这里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求仙活动。秦二世胡亥也追随其父于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来碣石山巡游。秦皇汉武相继求仙，使得碣石山的“神岳”之称更加声名显赫。之后，魏武帝曹操在碣石山留下了千古绝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还有晋宣帝司马懿和北魏文成帝拓跋、北齐文宣帝高洋、隋炀帝杨广等均在“神岳”碣石山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和美丽的传说，有趣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出兵高丽途经此地，亦“碣石想秦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多次到这里的深山古祠游览、避暑、避难，惊叹这里为“人间奇境”。1919年夏天借到这里避暑之机，写出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著述。1924年春夏之交，他还躲在碣石山中避开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缉捕。他为碣石山留下了《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等记游文章和《山中即景》、《悲犬》、《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诗歌，还有一些潇洒飘逸、妙趣横生的信札。

开国领袖在第一次到距离这里很近的北戴河海滨避暑时，就遥望碣石，抚今追昔，情不自禁地吟出一阕《浪淘沙・北戴河》，高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从而使昌黎县城北的千古神岳碣石山异常声名显赫，更加引人瞩目。

其他像山海关的孟姜女庙、老龙头、乐岛，海港区的秦皇求仙入海处、北戴河区的老虎石公元、奥林匹克公园，南戴河的国际游乐城、昌黎的黄金海岸等也都是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而且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底蕴。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及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对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来说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每年秦皇岛市的各大中专院校都要在每学期适当的时候组织自己的学生到这些旅游基地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像昌黎县境内五峰山韩文公祠的避难地及各区县的烈士陵园等接受再教育。在大自然美景的熏陶中，既起到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对秦皇岛各高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高校“思政课”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关系。

三、高校“思政课” 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关系

秦皇岛市早就制定了“旅游立市”、“文化强市”为主线的方针，依托各景区、景点的特色和优势，在各级政府及各大中专院校的科学管理及引领下，充分挖掘各景区、景点的文化底蕴，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旅游服务意识，为游客搭建多层次、多档位的休闲娱乐、购物游玩、探古访今的平台，竖起“秦皇岛旅游文化名城”的名片，使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进而拉动秦皇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促进秦皇岛经济跃上新台阶，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全市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目前，秦皇岛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中央“十二五规划”精神及省委七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深入进行全方位调研及实地考察，摸清秦皇岛市三区四县旅游资源的现状、评估各景区景点的文化底蕴，力争形成各景区的联动机制，做到优势互补、竞相争艳，提升秦皇岛的竞争力和美誉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旅游文化素质，用秦皇岛的“实力、魅力、亲和力、感召力”吸引并留住八方来客，繁荣秦皇岛经济和社会事业，有利于秦皇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秦皇岛的大中专院校比较多，也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市的西部。如：燕山大学，里仁学院，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欧美学院，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河北建材学院，大庆石油学院秦皇岛分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秦皇岛外语学院，等等。而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秦皇岛分校，天津商学院秦皇岛分院, 河北农大海洋学院等则坐落在市区的其他部位。近20所大中专院校是秦皇岛市发展旅游文化、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宝贵文化资源。而且，这些院校也都设有“思政课”。

“思政课”的政治功能比较突出，文化功能也始终存在。大学生在“思政课”中学到的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使命感、责任感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而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及使命感、责任感的增强又会为秦皇岛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大学生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在秦皇岛三区四县展开旅游文化资源的普查和调查工作，一方面陶冶了情操、强健了体魄，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所学应用到了实践之中，再者更有利于秦皇岛“旅游文化名城”的创建。因此各高校一定要组织好、发动好自己的学生充分参与到这项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中来，号召他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献计献策、多做贡献。这样，就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与秦皇岛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及“旅游文化名城”的创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秦皇岛的建设和发展不断上新台阶。

注：本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研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 （课题编号：JYYB201008）、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具备的条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105114）的阶段性成果。

三秦文化论文篇（9）

在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秦朝“短命而亡”的批判中，其作为西戎之国的严刑峻法、文化专制往往是首要，而典型的例证则是“焚书坑儒”。其实，在秦帝国构筑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所择取的文化政策，并非一开始即欲将士人置于政权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实则经历了一个从怀柔与期待至冲突、对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帝国维护威权政治的考量，也有士人在社会已然转型过程中却对自身价值期待恒一不变的原由所致。本文拟从此角度管窥秦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一、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所谓的“众人之策”，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土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

公元前221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武功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即是说，秦帝国置博士，有儒学之士、亦有方术、道家等其他诸子之士。博士员的设置，是帝国统治者拟图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

除了“广置博士员”外，秦帝国的文化怀柔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不断向东巡游。秦始皇在位十多年，很重要一事项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巡游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濒海地区。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在舟车极其不便的古代，这么频繁的出巡，政治目的十分昭显。始皇的这一行为，一方面是彰显了其“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但更“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土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

或许正是秦帝国之初的这种文化怀柔，加之其成就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统一伟业，故士人们对这一新的帝国是充满期待与认可的。“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罔不宾服”。“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此翻称诵者，不仅有法家者李斯，亦有儒学之王绾，“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日”。一定程度上言之，在帝国之初，政权与士人之间这种双向期待与认知应该算是较为同步的。

二、士人“异说”挑战帝国威权

历经“周秦之变”，国家一社会从二元一体变为二元对立。“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与“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迥乎不同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表现在政治领域是血缘政治的淡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则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礼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出现意识形态危机。

意识形态是社会对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述，是受到权力支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系统，其功能是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作解释和论证，并为之实现提供策略，它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代周而立的秦帝国需要一套能够论证、支持自己统治的信仰系统，这个系统不强调统治的有效性（实然）而是它的合法性（应然），这就需要从道义层面来解释、论证秦帝国的合法性。然则，其时帝国采纳的用来论证新帝国合法性的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论不仅忽略了对于权力道德来源的论证，且其“五行相胜”的结果是对法家思想的坚持。之所以要强调权力的道德来源，是因为历史地看，经过周秦之变，西周的宗法制在表层政治结构上被郡县制所取代，但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具有宗法势力继续存在的土壤，宗法制社会形成的民众心理对王道政治伦理还保持着相当的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造成了秦帝国中的以儒生、方士为代表的士人“异说”。

首先，随着秦帝国的建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儒生们安身立命的礼乐文化也遭遇为新生帝国立论的五德终始论和法家文化的排斥。在面对“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秦帝国政权的如何建构上，儒生作为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承载者，对于滋养礼乐文化的分封制自然青睐有加。为此，儒生们一再向帝国统治者禀呈分封制的合法性。

帝国之初，作为儒生的丞相王绾就进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儒生们希望新生帝国与故周一样，分封天下。与之相反，作为法家代表的廷尉李斯则日：“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两种体制的择取分歧，实则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政治体制上的显现。而始皇帝最终“廷尉议是”的首肯则明确表明了统治者的择取意向。只是，这并没有让儒生士人就此止步，依旧固执的呈己所见。乃至其后当仆射周青臣进颂“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时，博士淳于越驳斥其为“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此处，分封与郡县的政见分歧已经演化为政治道德评判。

郡县制并非秦帝国的产物。早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时候，作为关西一隅的秦国就已经实行之。“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相对于分封制而言，郡县制更能有效的保障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因为在郡县制下，各级官吏不再单纯从血缘亲属中产生，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是君臣关系。故对于专制集权的秦帝国而言，这是历史的自然的逻辑的选择。然则，固守西周礼乐文化的儒生士人却依旧沉湎于分封制所带给他们的“处士横议”的价值存在感，在天下已然一统的政治土壤上依旧喋喋不休的宣讲着分封制，这自然成其为“异说”。

儒生们不仅在体制上屡出“异说”，而且还对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讥议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招揽儒生议决封禅祭祀之事，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然而，儒生关于封禅却是人言人殊，不仅“繁琐”，且“各乖异”“难施用”，因而受“绌”，“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对此，儒生则以舆论话语的“讥之”回应“既绌”，“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始皇帝所开创的“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伟业的否认，更是对于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易姓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儒生这一继分封“异说”之后的“封禅”之讥，无疑是直接挑战了帝国一统的政治威权。

士人除却对于秦帝国体制、合法性上进行异说讥议外，还对于帝国最高统治者――始皇帝进行道德品评与非议。在帝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对于大梁人尉缭表现了相当的礼遇，不仅“从其计”，还“衣服饮食与缭同”，可谓“亢礼”。然则，作为士人尉缭的回应却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而曾经被始皇帝施与重金寻觅仙人的侯生、卢生在任务难遂之时，即开始非议：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不仅如此，方术之士为逃避惩罚，还借用谶语对于希望“万世而不朽”的秦政权王朝予以诅咒。始皇三十二年之际，燕人卢生因人海求仙不得而还，遂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为破此谶，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六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言曰：“今年祖龙死。”

上述儒生、方术士人的“异说”、“讥议”亦或“黔首刻石”诸种言行，显现的是在大一统帝国体制之下，秦政权与士人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两者关系出现这一状态，除却个体因素之外，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上的差异。在以儒者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秉承西周政治道德化的理念，“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权力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暴力。这是他们关于政治的最根本观念，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源于这一观念”。当士人秉承这一观念，并用之对新生帝国进行品评乃至批判的时候，权力却露出了另一面目。对于帝国政权而言，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目的是为了士人们能够认可且论证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与长久性，“兴太平”。“当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功能的士人阶层开始成为皇权的反对派，当士人们开始通过控制舆论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时，皇权对于士人的礼遇亦或怀柔便不复存在”。因为对秦帝国来说，专制皇权的至上性、绝对性是不容分割和质疑的，“焚书坑儒”即是秦帝国在其威权受到挑战时所露出的权力的狰狞。

三、“焚书坑儒”：政治威权与士人道义关系的破裂

“焚书”与“坑儒”原本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焚书”由儒、法士人就分封与郡县两种体制的屡次争论所引发，是秦帝国针对“诸侯并作”与“法令出一”、“师今”与“学古”的矛盾分歧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取向。在李斯“焚书论”主张中可以看到，其之所以采取如此的文化取向，是因为王朝欲以经书文学之士“兴太平”的政治实践遭遇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异议”与批判。这与统治者所期望达到的皇权一统，政令出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大相径庭。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面对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异议”与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秦帝国将此局面归咎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于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

“焚书”后一年的“坑儒”成为秦帝国爆发的又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果说“焚书”起于制度之争，针对的是儒生的以古非今的对帝国大一统政权不识时务的社会文化批判，而“坑儒”却直接起于方士诸生对于始皇帝的欺骗与非议，是始皇帝因对于方士诸生施与重金却遭遇背叛的一种惩戒，“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舐言以乱黔首。”遂“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三秦文化论文篇（10）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5-087-06

以法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秦文化，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其封建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构建等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创生”作用。然而，不但在自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学评价中，秦人，秦史，秦文化被贴上了野蛮残酷的文化咒符，而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的文化浪潮中，秦文化，乃至法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化遮蔽。在某些学者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里，认为秦族、秦国、秦王朝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有文化贡献，即便是有一点文化，也是以“严刑峻法”为特色的暴政文化，代表着野蛮暴力的落后文化。甚至在普通民众普遍的文化认知里，都认为秦政是暴政，秦文化是暴力文化，基本乏善可陈。一个普遍而恒定的基本认知是，秦国统一天下，只是武力战胜，而不是文化战胜。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国统一天下，从军事角度来看，固然是武力战胜，但实质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范和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秦国的发展史以及统一天下的实践再一次正明，秦文化并不是落后文化，落后国家也可以通过“创造性转换”吸纳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经濒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进程表明，历代封建王朝并未摈弃秦政治，以法家文化为理论核心的秦文化，“尊儒尚法”“儒法表里”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践行。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奥秘：百代犹行秦政法。(一说为“秦政事”)客观地讲，秦文化，法家文化和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一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尊儒尚法”体现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融合统一。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周期也表明，大凡一个王朝如果只用法政(法治)，或者只用德政(人治)，并且将法政(法治)或者德政(人治)运用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国家政权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态度，科学理性地研究秦文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秦文化中勇于开拓、强毅果敢、不畏艰险、敢为人先，质直尚简，崇法尚同等优秀的文化要素，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优秀的文化之石。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光辉灿烂的文化圣殿的话，那么构筑这座大殿的，就不仅仅是儒家这块文化之石，它同样需要法家、道家、兵家、农家等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为其奠基之石。因此，全面系统地提炼和审视秦文化的文化特质，探索秦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发秦文化文化资源，使之作用于西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件极为迫切和极为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一、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及其涵含的内容

秦文化的文化时空指涉包括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王朝文化。它是以秦部族文化为根系，以秦国文化为主干，以秦王朝文化为冠盖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秦族文化、秦国文化、秦王朝文化都有那些具体的文化内涵呢?

我们认为，所谓秦族文化，是指秦部族先后在东夷时期及其西垂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这一时期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由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其中游牧文化比重很大，特征极为明显。秦人是崛起于东海之滨，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的一支，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以“调训鸟兽”，养马见长，秦的先祖伯益之所以被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赐为赢姓，受封于“秦”(山东泰莱地区)，就是因为“调训鸟兽”有功。夏时，秦人远祖伯益因与夏启争位失败，秦部族被流徙到西垂(天水市礼县一带)，到商时，秦人的祖先蜚廉和恶来事纣，以武勇见幸，周穆王时秦赵的祖先造父为御，有功于周，受封赵城，为赵之先祖，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被为周之附庸国，都是因为秦人善于养马，“马大藩息”，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秦族文化，本质上是游牧文化。

正因为是游牧文化，所以秦部族的制度文化，部族管理模式，就与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重农，轻商，不轻启战端。而秦部族是游牧文化，逐水而居，以战立族，视战为习常之事。所以，秦族的首领继承制，就不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或者是“择勇猛者而立之”，秦的首领都是以勇以武见长的人物，而且大多都是死于战阵之上。新王都是“裂土而居”，重建新都。因此，秦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尚武，“起居饮食所歌谣者，皆战也。”秦部族在西垂(甘肃礼县大地湾一带)，与同为游牧民族的戎狄为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经常性地发生战争，因此，秦族尚武、尚战，贵奋死(忘生轻死)，以战死为吉祥。秦族的风尚和习俗，重事功而轻伦理，崇厚利而少仁义。在物质文化方面呈现出的特质是，祟尚简朴实用，粗重厚实，尚大唯多。

现在我们再来看秦国文化的特征。秦国文化在文化本源上，属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这一时期，由于秦襄公将兵救周，获得了周平王的诸侯之封，秦人受封于岐周之地，与西戎争战一百多年，最后收周余民，据周之地，所以农耕文化比重增大。至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移风易俗，重农重战，“上首功”，“无军功，虽富贵不得芬华”，从事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亦可授于与军功相等的爵位，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高，农业文化开始渗入秦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即由以战立族，以战立国，变为以法立国，以耕战立国，法为国体，农战为国本。其君位传承制度，也由兄终弟及渐变为兼以嫡长子继承制，从秦献公时起，郡县制，客卿制，官僚体制开始萌芽并且成为秦国的基本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秦国文化中的“尚法，尚战，尚农”，功利主义色彩极浓，如秦王政之于实施“疲秦计”的韩国间谍郑国，之于写《谏逐客书》客卿李斯等，不管国别身份，不管出身贵贱，只要你说的，你做

的对秦国有利，就可以破例任用。为了富国强兵，秦孝公不惜以裂治秦国为代价，招徕人才。秦国自秦穆公起以客为卿，只要对秦国有利，不惜招降纳叛，无论人品，以才为能。在文化教育上，也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以诗书为无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国文化的精神文化，轻理论，贪实利，好积物。因此，秦国的物质文化就具有了粗重质朴，多大实用的特点。如《阿房宫赋》里所描写的阿房宫，“西至成阳，东至临潼，离宫别馆，亭台楼阁连绵不绝，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阿房官实际上是后继工程，前期是秦在咸阳一带“写放六国宫室”，炫耀战功，阿房宫里的美女娇娃，就是从六国俘虏来的原六国王室的嫔妃宫女。

现在我们再谈谈秦王朝文化。秦王朝文化当然是秦国文化的延续，属于以农业文化为主的耕战文化，但它又有新的特质，即属于帝国文化。关于帝国文化，孙皓晖先生认为，帝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地域辽阔，第二个是专制时代，第三个是军事扩张。这三个特征在大秦帝国表现得极为明鲜，尤其是军事扩张。易中天在谈到邦国和帝国的区别时说，邦国和帝国有三大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国家制度。邦国是封建制度，帝国是郡县制度；第二个区别是政治形态，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第三个区别是统治阶级，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民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根据两位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崇礼尚法，虽然接受了中原文化中的礼仪典章制度，但是也仍然保留着秦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文化，比如，小儿子胡亥的继承帝位，虽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与秦族“兄终弟及”的君位继承制传统有着莫大关系。此外，秦帝国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度量衡和货币统一，实行郡县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确立，构成了千百年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政治框架。秦帝国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开创了统一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秦文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最杰出的贡献。秦帝国精神文化的特征是，以法治国的理念，也就是依法行政，唯法是依的法治精神。民，官，吏均以法为度。尚法，尚武，尚质，遵礼而不拘礼。物质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尚大唯多，唯精唯细，以“便”是以。所谓“便”，就是便于行事，有利事功，所以秦帝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高，在管理上，实现了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比如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兵马俑、铜车马、弓弩的机键和箭簇，秦剑等等，都彰显了秦帝国物质文化及其生产方式的这一特征。

二、秦化的文化特质汲其文化缺失

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异质文化的特质，具体呈现为如下。

1.极为宏阔的开放性。和以农业文明为基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则，以保守中庸为特质的中原文化相比，秦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开放性。秦人来自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族，是以“调训鸟兽”而见长的马背上的民族，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所以它的文化起点，就与农耕民族不同；又由于这个部族有着东迁西来的族群迁徙经历，长期与西戎相争相战，为了族群的繁盛而不断地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与超稳定的农耕部族相比，其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文化心态也比较开放。我们认为，秦部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悲剧性的部族，也是一个英雄的部族。屡仆屡起，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对新鲜的与族群生存与发展有用的东西都善于主动拿来，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的心态。比如对周文化的主动吸纳，秦武公对中原文化中的人殉制度，以及对郡县制度的吸纳，还有秦穆公的招降纳叛、尊贤敬老，秦献公初祖禾、令吏初带剑，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始皇接受儒家的礼乐文化等等，都可以看出秦人善于扬弃，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开放进取精神。特别是秦人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天下，统一中华文明更显示了秦的天下情怀。应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围绕的主题就是“一天下”，和用什么方法“一天下”，走向统一，是天下人心所向。孟子的“定于一”，苟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都是统一要求的表现。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是由谁统一，用什么方法统一。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重实千，不争论。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法治国，不争论，不折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思想文化，对物质文化都奉行拿来主义。

2.重事功轻仁义的裸的功利性。功利性是春秋战国之际每个文化族群和邦国所共有的，这一时期“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而改为“自诸侯出”，诸侯国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各种仁义的旗帜，所谓出师有名，攻城掠地，兼并诸侯，损人肥己，称王称霸。秦部族在夏商周时期，都有着被逐放到“西垂”、与戎杂处的经历，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戎狄相处，高寒苦焦的西垂地区，对于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占有，存在着有则生、无则死，强则生、弱则死的生存困境，所以秦人事事追求功利。《魏策三》中也记载有这样的话；“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根本找不到“德”、“仁”、“义”这一类表示道德伦理意义的字眼，而最多的是“吉”、“凶”“祸”、“福"、“利”“害”等与宗法伦理道德毫不相关的概念。对这个功利性，秦人并不避讳，公然自陈。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为了暂时与晋国和解，就与刚刚即位的晋厉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令孤之盟”。但是，秦桓公回国后不久就背弃了盟约，鼓动狄人和楚人一起攻打晋国。他对楚国的国君说：“我虽然和晋国有交往，但‘唯利是图’，别的什么都不顾。”正是由于秦人急功近利，重事功，有时候未免利令智昏，如秦晋崤之战，就是秦穆公贪功，轻信间谍的话，不听蹇叔之言，以致孟明视等三个大将被俘。还有秦武王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死不恨矣!”及至到了周东都洛阳，问鼎周室，在东周宫庭内耀武扬威，举鼎受伤而死。

3.非中原宗法文化的异质性：从本质上讲，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秦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在古人的天下观念中，天圆地方，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离自己这个中心越远的地方，文明程度越低，以至于“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之外，就不是人住的“世界”，所谓“四海”之外，似乎是虚无飘渺，浮游着尘埃的荒漠，或者是生长着奇形怪异生物的“大荒”之地。按照这个观念，“中国”的南面是蛮，东边是夷，北边是狄，西边是戎。这些民族，都是化外之民，与野人相同。秦是东夷族，以鸟为图腾，擅长于弓箭和驭马的游牧民族，东来西迁，始终被摈弃于中原文化圈之外，即便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立国，但是，由于山东六国都是与周王室有

着千丝万缕血缘关系的宗法之封，比如鲁国，晋国，燕国，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齐国是助周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姓)的诸侯国，就连楚国的先祖鬻熊，也做过周文王的老师，鬻熊的孙子熊绎也是由周成王分封的。而秦是非血缘的因功而封，所以始终不为山东六国接纳，融不进中原文化圈。这就是秦孝公所谓的“诸侯卑秦”，不与秦国通“聘问”之礼的深层文化原因。简要地讲，秦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质有三：一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一大家子男女老幼住在一问屋子里。无男女长幼，上下尊卑之分；二是尚贤不分亲疏贵贱。山东六国也变法，也“选贤与能”，但是，这种“贤能”之士，绝大多数都是和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室贵族，如齐桓公时的相管仲，虽然也是举于士，但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齐国的重要大臣，都与齐国国君有着“亲戚”关系；晋文公的相，狐偃，就是晋文公重耳之舅，与晋同祖；楚国的用人制度也是“昭旧族，爱亲戚”，所以吴起任楚令尹，实行变法，最后不得不身死法废。而秦国之尚贤，不分亲疏远近，秦国之王室贵族“无军功，虽富贵而不得芬华。”三是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嫡庶。如前所述，秦人首领和国君之继承，始终没有丢掉“择勇猛者而立之”的传统，即便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之后，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君嗣习俗。秦孝公、秦庄襄王，秦二世，都是按这一传统而继承君位的。此外，秦人在吸收周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文化，并与各自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立、质朴、尚武、剽悍、粗犷、坚韧的民族性格。秦俗与关东六国习俗差异很大，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从秦兵马俑服饰中可以看出，秦人的服饰与胡服极为相似，尤其是骑兵的服饰，其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际，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

4.秦文化的军事性特点。秦文化可以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其军事性特征极为明显。秦国军制，比别国完备。秦国实行了“军功爵”的政策，“连坐”法，“告奸”法，以军功升进，士兵出外作战，打胜的有赏。打败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为求军功。《苟子?议兵》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而且秦国军事人才辈出，如吕不韦，商鞅，都不仅是安邦之文臣，更是治军之能将。商鞅、吕不韦都曾经多次领兵为将，攻略魏楚之地，张仪破六国之从约，范睢以远交蚕食韩魏；此外如白起、王翦、王贲等，皆一代名将，为秦统一作战，建立赫赫军功。尤其是商鞅变法，移风易俗之后，秦国民众普遍具有了好战、重战、乐战的心态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韩非子?初见秦》中也记载了当时秦人尚武尚战的精神，其中说秦人“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这种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给秦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士兵力战于阵，农人力耕于田，妇女力织于室，人人畏法，个个尊令，数十年间，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铿锵崛起。

5.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我所用，不问出处，不咎既往。唯才是举，重才轻德。如郑国修渠，百里奚，尉缭子，赵高，范睢，姚贾等人，或为敌国间谍，或为奴隶罪徒，或为声名狼藉之平民。秦国由弱变强、取威定霸、统一海内的原因很多，其开放的、独树一帜的“客卿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宋代学者洪迈有精辟之论：“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大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卫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也，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兼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孔子谈到秦穆公时有这样一段话：“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从秦孝公以降迨至秦王政，秦国每世必有异国人执掌军政。每代都有宾客出将入相，异国人才已成为活跃在秦国政坛上的一支十分重要的群体。

秦文化的文化缺失，具体呈现为：

1.排他性。秦文化中价值观念定势，使得秦王朝奉行文化征服而不是文化融合，秦人的文化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没有改变和调整，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都应该是“吐故纳新”，这样才能“日新日新日日新”。否则，就变得僵化，保守，变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比如，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应该是“革命意识”，打破一个旧世界，这个时候，温良恭敬俭让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政权恭手相送的。革命胜利后，应该具有建设意识，应该是建设自己家园的建设者的心态，建设一个新世界，时代，任务・对象变了，相应的文化意识也应该有所变化。秦始皇和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继续革命，专制，把曾经支持过他的人民当成敌人，或者说用对敌人的态度方法对待人民。

2.内耗性。秦帝国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地域统一，统一了中华文明，而没有完成思想文化上的统一，秦王朝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意识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全民意志，就形成不了统一的国家意志。这时秦始皇想统一，但方法不对，不是兼容并蓄，而是用野蛮的手段，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议论，即便是“偶语”也弃市。其实，秦王朝建立之前，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做的就是文化思想统一的工作，但后来因人而废书，(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文化思想的冲突)因人废言，丧失了秦文化自我更新、更生的机会。

3.趋异性。本来是趋同。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文化趋同期，但秦却是趋异。由于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文化，或者说统治者强力推行的社会核心价值，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不一致，所以就产生文化离心力。就是秦文化缺少凝聚力，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没有构建起大一统的全社会成员所共遵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的意志，没有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上下阻隔，离心离德。本来，秦王朝统一后，息兵罢战，休养生息，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秦王朝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思想，统治理念及统治方法，尽管有些举措是形势所迫，比如北上防胡，修长城，开发南岭等等，但是这种与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目标相悖的举措，无疑是引起社会反抗的主要原因。这是秦文化当中先天性的缺陷，或者文化DNA复制的结果。

三、秦文化历史贡献及其现代性转换

1.秦文化的历史贡献。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最大贡献是封建政治制度及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秦文化规定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走向，深重而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恒定的文化结构，尤其是其创造性地转换并将其改造为国家政权组织形态的中央集权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构成了中国封建最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更是在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

2.秦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路径。秦文化的传承之道只有一条，即“创造的转换性”，其方法是“综合创新”。周有光老先生呼吁，文化传承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创新。总理说，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所谓创新，也不是一定要平地起高楼。世界上的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里脱胎换骨而来的，所以，对秦文化的继承，也要走“承古开新”之路，综合创新。秦文化的承古开新，“转换性的创造”，有以下四点是值得关注的。

(1)法制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唯法是依

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应该弘扬秦文化的法治精神，尚法，崇法，尊法。在国家治理的日常实践中，唯法是依，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落实到制度上，用法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一直强调法治，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转变，一大飞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矛盾，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在，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社会管理的规范条例已经基本到位，但是执行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持之以恒地开展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让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成为各级政府和全体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全社会公民形成自觉遵法、守法、尚法、依法处理社会事务的良好风气。

(2)实用理性：尚质，唯实，去虚，拿来主义

在当代中国，全社会的实用理性不强。从总体上看，求真务实，还没有真正成为全社会认同并践行的社会主流意识，某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破坏政治生态和民族生存生态为代价，片面追求政绩，追求轰动效应，导致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自然生态恶化。某些社会阶层穷奢极欲，肆意挥霍社会财富，践踏社会公德底线，以丑为美，以怪为新的畸形社会现象屡见不鲜。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我们要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伦理，像秦人那样以大无畏的自信心态，以追求事功的实用理性，大胆引进，主动拿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现在我们对外的物质文化，拿来主义用得彻底，对外的精神文明成果吸纳和运用，就显得有些缩手缩脚。比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全人类创造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就要有主动吸纳，兼容并包的胸怀，有创造一个新政体的气魄，要有创造欲望，要弘扬创新精神。

(3)创新品格：吸纳，变革，创造，自主意识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秦人是一个创新意识最强的族群。秦文化的最大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夏商周时代，就其统治模式来看，仍然是族群统治，靠的是血缘和族源关系。周王朝所封的公、侯、伯、子、男等各级诸侯国，都是“大宗”的拱卫。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并以国家形态呈现出来，这一统治模式由秦始皇开创。秦王朝创造了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统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秦人的创造欲望最强，是最善于吸纳，融汇，变革和创造的。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继承秦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走出文化自我封闭，唯我独好的误区，对于现行制度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坚决予以剔除，激活文化创生力，继承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

(4)事功精神：开疆，改造，重建，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坏的东西。儒家也讲功利主义。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孔子也说过“宁为大人儒，不为小人儒”之类的话。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对功利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和需要。社会主义追求富强，也即追求功利，必然要求坚持功利主义。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功利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之上，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革命功利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无产队级的先锋队就是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建功立业。秦文化中开疆拓土，改革求新，奋发图强的文化精神，无疑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三秦文化论文篇（11）

一、商鞅变法与秦文化

探讨商鞅变法与秦速亡的关系，就不得不探讨商鞅变法与秦文化本身的契合之处。“秦人的祖先起于戎狄”，（1）秦的建国则始于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出兵参加护送的周平王一行，始受封为诸侯。周平王以“岐以西之地赐”（2），允许秦国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3），与其他诸侯国享有同等的地位。

秦人由于生活在的西陲边境，社会经济发展的演进都非常缓慢。一方面维持着原来的旧传统，融入西戎的礼俗，；另一方面，却又缓慢地接受中原文化，选择性地认同部分中原文化。

由于长期与西戎作战，秦人的性格非常务实。秦国的君主也同样，多选择能力较强的继任者。秦国远离中原的地理位置和连年征战的发展历史，造就了秦人务实尚能的政治文化特征和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秦人虽一直努力学习中原文化，但其学习的中原文化以多尚功利三晋文化居多。这就决定了秦国可容易接受主张变革、依法治国的商鞅。

二、商鞅变法对百姓思想的影响

商鞅变法对百姓（尤其是士兵）思想上的影响巨大，它给了百姓一个成就功业的途径，就像科举制给了读书人一个出仕的途径一样。

商鞅变法自开始以来就重视奖励军功，规定“有军功者，各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国家按照军功赏赐给立功之人以相应的爵级，秦爵共分二十级，斩获敌甲士一颗首级者，可获赐爵一级，并相应获得赏田一顷，宅地九亩，还可以获得一名号称为“庶子”的无爵级的农民为之服役（4），同时秦律中也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军爵律》），还规定“隶臣斩首为公士，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从中可以看出士兵是可以通过军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所立军功愈多，社会地位的提升也相应的愈高，那么，这种军功爵制势必激励士兵奋勇杀敌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军功爵制激励下，应征入伍成了一条参与国家政治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

但秦统一六国之后，军爵这条道路几乎被封堵了，秦的奖励机制是按斩敌首计军功的，秦云梦简记载在攻打邢丘是发生的两起案件，分别是一个秦军士兵为了贪图斩首之功，企图杀死自己的同伴。另一件是两个秦军士兵为了一个首级争论不休。（5）可见秦军士兵对斩首之功的重视和对于通过斩首之功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而秦在统一之后很少有大规模的战争了，只有两次大规模战争。一次秦始皇三十三年，征伐百越；另外一次也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北击匈奴。其中蒙恬北击匈奴，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本身目的大抵是为了“筑亭障以逐戎人”（6），战略上防守目的居多。加之匈奴骑兵居多以速度取胜，并且擅长骑射。即使战败也能迅速逃离而不容易被斩首，一般士兵的升迁之路就更加无从谈起。

秦军对于百越作战的规模巨大，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军分五路进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禹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驻余干。五路军共约五十万余人，另征逋亡、赘婿、贾人十万人，进攻百越。但是南越地区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之南越属于尚未开发地区，更加大了秦军的作战难度。而且当时南征百越本身就具有安置“以谪徙民”（7）的性质，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秦军也不断地改变策略，最终使得对百越作战成为了“与越杂处十三岁”（8）。这对于立志通过斩敌首立军功的秦军士兵来说是灾难性的。而许多被征发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调去戍守边疆，他们大多是“七科谪”，有改变自己地位的愿望却没有途径。如陈涉在少时即怀有鸿鹄之志，而他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怕也与当时人们普遍要求提升社会地位的思想有关吧。陈涉参军后被发闾左谪戍渔阳，少有机会可以立军功封爵。“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秦律是非常严苛残酷的，“失期，法皆斩”。（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反抗，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更是连命都无法保住，只能揭竿而起，而“天下苦秦久矣”百姓纷纷响应，于是轰轰烈烈的秦帝国走向了灭亡。

三、结语

秦朝速亡原因在史学界历来争论不止。历代学者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来分析，笔者是从商鞅变法角度对于秦王朝的速亡进行些浅显的论述。笔者认为，首先，商鞅变法是在契合秦国本身功利文化的基础上，对于秦国进行的一次只求短时间国富民强的改革，其本身从未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一套在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上的统治意识形态；再次，商鞅变法对于普通民众思想上影响是巨大的，商鞅变法给普通民众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当现实不再给普通民众这样的机会时，普通民众必然会作出反抗，最终导致了秦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走向了灭亡。

注释：

（1）关于秦人起源史学界说法不一，笔者比较倾向于王国维先生的“秦之先祖，始于戎狄”（《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2）《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

（3）《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

（4）《商君书注译・境内》，高亨，中华书局，1974版，第146页。

（5）笔者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总结论述，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文物出版社，1978版。

（6）《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