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论文大全11篇

社区经济论文篇（1）

区域经济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共同研究领域，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从1949年至2000年，根据学者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1949年至1978年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第二次是1979年至1990年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由平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第三次是1991年至2000年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以“全方位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为特征。[1]之后，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统筹区域发展明确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区域政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此相应，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伴而生，日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当前区域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有政策，而无立法保障。从法治角度探讨如何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课题和新使命。笔者主要从法理学角度来阐述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关注的基本法理问题，以法理考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以期避免出现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正义的冲突，以促成整个区域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共同经验：立法的路径依赖与法理先行

区域经济是根据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发展区域经济，是各个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历史上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差距不会自动缩小，相反会越来越大，需要政府积极地加以干预。政府干预经济是一种与市场自发调节相对应和相协调的力量和手段。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干预理论基本形成。罗斯福新政之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得到全面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干预经济起源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必须进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市场机制固有的局限性需要宏观干预，“宏观经济学是关于协调失灵的，政府的宏观经济作用就是避免协调失灵”。[2]此外还包括两个因素：一是个人因“合成谬误”的理导致整体经济灾难的情况；二是存在较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即使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从社会伦理和价值判断上来说也需要政府干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表明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国家在制度资源配置上具有组织优势。

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需要国家在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时，提供及时和适当的制度供给。这既是国家职责所在，也是区域发展必须。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差距的制度特征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制度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性。但对于国家权力不能过分放宽限制，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明确国家权力范围。借鉴世界各国调控区域发展的制度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法律为主导，立法先行，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地区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促成区域内部发展，都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进行的，都是以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政府的干预行动的。这对我国统筹区域发展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其把对西部、南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制定了各种法律缩小地区差距。如19世纪为鼓励西部移民，陆续出台了《宅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193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简称TVA)，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为了解决地区经济困难并为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指导，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法》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发展法》等多个法案，进一步加强对困难地区的经济援助。随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人力训练与发展法》、《经济机会均等法》、《农村发展法》和《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等，立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美国区域开发的成功。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连续10余年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在空间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山区农村则出现了“过疏”化，一系列区域问题急剧显现。为了应对区域问题，日本政府在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地区发展立法。除了1950年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外，日本后来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地区发展的法律，如《山村振兴法》、《孤岛振兴法》、《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水资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北海道开发法》等。立法的指导与有效实施保证了落后地区开发的顺利进行。

就上述两个国家的经验而言，立法已经成为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不过在考察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化经验时，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法理上的敏感和觉醒。国外在进行立法时，就已经在法理上作出了一般性判断，即为实现社会整体发展和公平正义，让更多人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必须进行区域经济立法，而所有立法均应朝此方向前进。这种法理上的一般判断，应当作为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经验被中国重视和吸收。只有吸收这种深层经验，我们才能获得发展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因而立法固然重要，依赖立法路径能够作出很多成绩，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总结中国在立法层面上的得失，总结当今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总结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要求，否则所立之法很可能成为盲目之法、“无理之法”。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结，最先感知的载体应当是法理学上的变化。法理感知是立法能够得以正确指引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指南。法理学的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实际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而不是只做事后总结工作。对实践发展应对失灵是中国法理学应当避免的事情。因而，法理考量应当是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是立法路径依赖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法理上的精深认识，才能为区域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法理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公平与效率的法理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念。

二、整体与个人：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

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价值的实现。从经济法角度而言，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指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协调和规制的法律，[3]同时，有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为“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4]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与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具有一致性，即社会整体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率的目的，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5]可见，特别是在区域经济立法等经济立法当中，社会整体效益价值既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也符合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要求。

但整体效益原则却蕴含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于“个体私利”的自有追求中自然成就，它很大程度上能在个人利益的复杂交织中获得实现。但是这种实现始终蕴含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其在根本和长远上对个人利益的促进可能导致二者在局部和短期的背离，因而理性经济人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向言之，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很有可能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很可能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这已经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而，我们在法理上绝不可忽视这种共识，一味盲目地想促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罔顾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导致实质不公平和不正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社会利益优先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并非不重视个体利益，而正是基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只不过其对个体利益获取所依赖的基础认识不同而已。[6]但根据实践经验，我们不能仅简单地如是宣称，而必须对社会整体效益原则进行调适，整体优位、个人让步的理念应当适当地转换成为整体优位、个体基础的理念，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基础性地位，转换逻辑思维方式，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确保整体利益。换言之，即形式上，社会整体效益处于主导地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效益的约束。但是从实质而言，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干预应当受制于个体的利益，个体利益的自发实现和自觉实现应当成为社会整体利益必不可少的考量内容。

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发展，其实质是要造就一种和谐的发展局面。中国区域发展是基于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认知，认为构成社会的诸要素是功能互补的，从而能够追求整体和谐发展的结果。由此，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具备下列秉性：权利与义务的角色性、规范性质和功能的二元结构性、责任的二重性等。[7]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中的每一部分和处于不同部分的不同个体在社会整体运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功能。整体和个人的和谐，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对功能个体的角色予以确定并保护其功能发挥所需条件的存在和生成。这样，功能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与其角色或功能的对应性。同时，这种和谐论认为任何主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直接作用的对象，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这就要求处于社会的个体不仅对其他个体负有不侵害的义务，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维护与促进的义务。

三、整体公平：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

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是分配公平、实质公平。这里所谓的分配公平，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形发展、个体贫富悬殊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起的再分配需求。它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8]而所谓实质公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语境中是指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简单地说，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当某地经济行为即便并不造成特定的损害结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追求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在各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虽然国情不同，但所遇到的问题却存在着共性。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地方保护主义，如地方政府为保证当地企业能够获利以保证其财政收入，限制外来商品进入当地市场。地方政府往往打着“地区经济调控”的幌子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封锁、行政性贸易壁垒等。这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而且纵容了一些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可以说，地方保护主义是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典型，剥夺了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规则上限制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机会公平”，最终破坏了“实质公平”的和谐发展局面。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即是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健全统一的产品、生产要素流通市场，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理念，应当是一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价值理念。

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是公平（或公正）。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的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实质的公平，则是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9]

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更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动态、实质的公平，注重整体的公平，并对此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在区域经济总体发展的时候，不能忽视那些和整个区域发展存在差距的现象。应当利用法律的杠杆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和救济。从理论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和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法律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解决问题时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公平要求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从实践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这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观念，正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才提出的，只有共享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不是畸形的发展。

四、效率与公平：价值之争的法理选择

就经济法而言，经济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正如漆多俊教授所言，经济法的原则可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10]通过上文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价值当然地包括了社会整体效益及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社会整体效益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区际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差异才能体现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但是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又不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因而只有经济发展差异限定于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经济公平双重目标。要把经济不公平或贫富差距维持在刺激而不是损害经济效率的最低限度，以实现最高程度的相对的经济公平。实践证明，这个“差异的适度范围”其上限应以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为界限，其下限应以该区域的人们可能承受并不至于发生民族的或社会的问题为界限。[11]如果超过上限，虽然区域经济高速度增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区际差异过大使人们难以接受，那么，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可能被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引起的政治社会震荡抵消。另一方面，如果低于下限，区际间发展差异过小，政治社会问题虽然不会发生，但区际间则会产生平均主义，丧失掉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致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适应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确定“差异的适度范围”，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显得十分必要。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国家调控，而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往往过于注重效率的提高，从而造成地区的实际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或者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而公平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调控，这就能明确两者的责任。国家也能因此从更多的方面调整区域之间的差距。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分配权利和义务、创造社会各方面利益合作的渠道、平衡缓和各方冲突和矛盾的作用，应把那些行之有效的、具有正义目标的处理方法上升为系统的规范体系，使社会生活处于有条不紊的秩序状态，防止社会发生大量的冲突和矛盾，使已发生的问题和冲突能迅速找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法，从而减少社会资源损耗，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正义、秩序、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必不可少的价值目标。我国古代法家学派和西方分析法学派认为，制定实施法律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秩序自然是法律的最终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安全是衡量正义与否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领域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其全部经济活动旨在追求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非效率现象的发生，必须用带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来引导、约束不同经济主体追求效率的行为。正义和效率是法律价值目标的本质内涵，是法律规范的灵魂，它们以法律规范为媒介作用于社会生活，形成法律秩序。

正义与效率是矛盾的。效率是以利己性倾向为动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关注个体利益，正义则呼吁人们从只顾自己利益的私心中解放出来，关注其他人和群体利益，两者从不同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自然会产生矛盾。[12]正义要求给人更多自由，人们享受自由越多，可供作为生产成本的社会资源就越少，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也因之减少，人们都渴求自己的重大利益和需要能受到坚强保护，然而过于安全会抑制或妨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平和效率的艰难抉择，使得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许多流派，讨论焦点不在于是否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解决。[13]在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法律对正义和效率追求的程度不一样。正义和效率要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因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时期而异，实现平衡的条件是正义和效率的最佳资源组合，即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已达到最高速度。[14]正义保证社会稳定，效率推动社会发展，秩序则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服务，因此法律追求的效益是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的和谐统一。

但立足于法律的评判标准而言，公平与正义应该作为“法学的第一位尺度”。[15]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公平、平等下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在法律正义体系中的首要地位是无法被撼动的，这是统摄整个法律价值体系的活的灵魂和终极的理念追求。正义是“法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16]法律作为一种最具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自然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和理想，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尺度，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取而代之。在经济视角下，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统一体中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法律视角下应该考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价值目标，具体化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和评价中，即看该区域经济立法是否符合实质公平观和发展观。

五、发展的法理念：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工业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内在逻辑冲突，因为它所取得的巨大财富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和高度物质消费基础上，其物质基础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传统工业社会是不可持续的。”[17]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定为大会的主题，并被具体贯彻到《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中。会后，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层面，它已为众多国际组织普遍接受并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国家层面，它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有三项：(1)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发展教育，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贫困，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得到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列为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法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带来法律的重大变革，其显著领域就是建立新的调节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上述规范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立法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以自然规律为其科学基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法律的最高目标。它改变了传统法律中只重视经济利益和权益，忽视环境利益和权益的利益观，改变了仅以人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为判断标准的正义观和价值观，立足于更广的领域和更客观的视角，以人和其他生物都要共同遵循的自然准则为标准确立新的正义观和价值观。它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仅明确人对自然的权利，而且明确人对自然的义务。它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立法，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18]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涸泽而渔，不是为了某个中心地区的发展而要求其他地区全力支持，也不是为了本地区当下的发展而穷尽一切资源，更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一切。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惠及子孙的发展，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要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立法内容上要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贯彻其中，在执法和司法上要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作为重要价值取向。

结语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法律上对之研究并不深人，研究成果尚十分有限。对于中国实行的区域战略不能一味地赞扬，而要从现有成果上反思一条民族之路，不仅仅分析其经济效应，还应讨论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通过法律促进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而目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学术著作大多是从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在法学领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与理论体系。因此笔者权做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学关注。

注释:

[1]李剑林：《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2]Helm,TheEconomicBordersofth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43.

[3]张英：《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6]刘水林：《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探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参见刘水林、雷兴虎：《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5年第11期。

[8]单飞跃：《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载《经济法论坛》2003年第1期。

[9]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0]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11]李树桂：《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1期。

[12]梁家峰：《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经济效益》，载《求索》1995年第6期。

[13]Powell,WalterW.andPeterPrantley,CompetitiveCooperationinBiotechnology：LearningThroughNetworks,InOrganizationsandNetworks,editedbyNitinNohriaandRobertEccles,Cambridge,Mas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2.

[14]阮防：《法律的价值目标》，载《法学》1994年第7期。

[15]经济学家科斯将效率称为“经济学的第一位的尺度”，本文在此借用其称法。

社区经济论文篇（2）

在西方国家，一般意义的文化产业园区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地理区位，在这个区位内，城市的文化和娱乐设施等产业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现。该区位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文化与消费的结合；二是多种使用功能的结合，包括供人们工作、休闲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艺术与社区发展的结合。园区内的特殊活动可包括儿童玩乐的场所、图书馆、开放和非正式的娱乐场地等，园区鼓励文化运用和一定程度生产和消费的集中。

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出现较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一般来说，文化产业园区又称艺术园区、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群等。文化产业园区是指与文化关联的众产业集聚的一个特定地理区域，该区域具有鲜明的文化形象，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等功能为一体，园区内形成了包括生产、发行和消费为一体的产供销文化产业链。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园区内文化产业多以传媒产业为核心，其他各文化产业企业和学术研究等相关支撑机构共同集聚，使产业园区呈文化多样性特点；二是核心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等形成产业组合，相互联系，密切合作，产生明显的孵化效应和强大的整体辐射力，使产业园区呈功能多样化特点。

二、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将文化产业纳入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之后不久，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对“文化产业”感到茫然的时候，北京市便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领先性地提出了“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规模化的城市文化产业园区，要用推动和建设科技产业园区发展的力度和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产业园区标准的发展条件。在之后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中，北京市又明确提出要“创作文化产业孵化器扶持和培养创新型文化企业”；在《2004-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利用多元资本推进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新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北京市对“文化产业园”建设的动议和目的，对全国各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奠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雏形和发展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借鉴科技园区建设的经验，旨在存进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二是在发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产业的作用，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一个发展平台；三是在资本运作上，体现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产业园”的建设目的，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快捷的发展途径和运作平台，政府为平台建设提供政策、税收、信贷等多方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准入和发展原则，进入、组合并形成有机发展产业链；社会各界按照利益原则加入，并获得最大的发展效益。文化产业园区在政策支撑、资源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优势条件下，大力尽快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划分

围绕文化产业园建设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据政策、资源、生产、营运等诸多条件，组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园”。从园区性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园区

此类园区，多为政府根据当地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政府经济发展设想和规划而建立，这类园区的建设主要服务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意图，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四川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青岛的创意100产业园，是青岛市“十一五”期间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项目。

2.资源依托型文化产业园区

这类园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比如以大学为区位依托，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区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遗址为区位依托等。大学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术的发生器，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对开放的社区，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如上海市依托同济大学建成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和广州市建成的TCL（广州）文化产业基地，等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批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在此聚集，科技与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众多，因此最适宜发展文化和科技产业，是理想的文化产业园区依托资源。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和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都属于这类产业园区。

3.租用改造型文化产业园区

在现代化城市改造进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由于其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宽敞明亮的空间，在租金上又非常廉价，因此常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理想发展区。创业者租借这些园区，只需较低的入门费，便可白手起家开启事业之门。比如，我国北京大山子艺术区，以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为依托；上海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为依托，等等。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附：M50艺术产业园区（原上海春明粗纺厂）改造前后场景对照效果图】。

四、转变――以M50为典型代表的园区转型

1、老厂房功能的转变

M50艺术产业园经历了解放前的信合纱厂、解放后的十二毛纺织厂和春明粗纺厂。2001年第一位艺术家将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时候，M50正式掀开了老厂房的转型序言，2003年登陆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经信委挂牌M50创意园，2011年“品牌化、产业化”的大旗标志了老厂房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传统制造业到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老厂房的再利用成为工业史上一次最华丽的转身，机器的轰鸣声被艺术、设计、办公、展示所取代，工业厂房依然成为依托文化产业的平台，带给更多的文化产业工作者的是灵感、是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

2、经营者角色的转变

1992年，上海春明粗纺厂（M50艺术产业园）拥有1200名员工，全年产值1亿，利润几乎为为零。时隔二十年后，M50园区管理人员不到50人，全年经营收入2000余万，利润可达400万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园区人员的大幅锐减，从原来传统制造业的经营者已经将角色投入到经营园区运营、提供物业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岗位。园区经营者不再是以前抓产量抓效益的思维模式，到了今时今日，园区的经营者更希望搭建起园区这个服务平台，为入驻的创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产业环境，打造园区的品牌效应，提升客户的业态水平。现在M50艺术产业园的经营者更多的是希望园区获得更多的荣誉、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园区知名度，从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起，至今已获得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最高荣誉，如2006年十大时尚地标之一、2007年“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年度最具品牌价值园区、2008年优秀创意产业聚集区、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标、2009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上海名牌、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2010年度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突出贡献奖、2010上海设计展城市理念开拓奖、“2011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年度大奖”优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金鼎奖、M50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2012上海设计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文化产业高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同时培植了大批龙头企业，成就了一批文化产业高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据资料统计，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命名了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一批新的文化产业园区正在建设和筹建中。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催生一批龙头企业，具备较强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如华强、保利、盛大、华侨城等从部级示范园区（基地）脱颖而出；汉王科技、暴风影音、第一视频等北京文创骨干龙头企业在北京文化产业集聚区落户；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则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其中包括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国内首批文化上市企业。2010年，部级示范园区（基地）总收入2500亿元，总利润逾365亿元，获得166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2011年，北京市21个市级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创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创产业收入同比增速近3个百分点；湖北省文化产业园创造年产值115.63亿元，实现利润10.67亿元。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区内企业先后推出了《集结号》、《潜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众多影视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区经济论文篇（3）

1.2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心理健康状况有16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11~6.84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11，汉族教师最高6.84，依次为维吾尔族6.68，塔吉克族6.35.根据心理健康评估的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心里健康状况均处在向负向情绪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精神紧张、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心情、情绪不高、自信心差、安全感、幸福感不足、思考或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等.

1.3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社会适应状况有13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社会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在6.31~6.86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31，汉族教师最高6.86，依次为维吾尔族6.83，塔吉克族6.71.根据健康评估社会适应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均有社会适应困难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减弱，与亲戚、好友联系减少，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减少，妥善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下降等.

1.4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总体健康状况有4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48~6.88之间，维吾尔族教师最低6.48，塔吉克族教师最高6.88，依次为汉族6.59，柯尔克孜族6.52.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均处在亚健康状态.四个民族中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民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学校教师的民族构成及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5南疆四地州中小学男、女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5明显反映出不同民族男、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存在着差异，各民族男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女教师.男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6.98，最低值是6.71，女教师最高值是6.51，最低值是6.02.说明各民族男教师的健康状都略好于女教师.这与女教师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处的地位、角色和承担的工作（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6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也存在着差异，小学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7.49，最低值是6.53，中学教师最高值是7.06，最低值是6.17.说明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均好于中学教师.这与中、小学对教师的总体工作要求、工作压力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1.7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我们从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周课时量、课外用于备课批改作业等加班时间三个方面调查了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

1.7.1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从表7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除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这与中考、高考和中学工作量大尤其是高中部的教师工作量大有直接的关系.

1.7.2中、小学教师周课时量大教师的周课时量普遍较大，10节课以下的占10.1%，10~15节课的占63%，16节课以上的占26.8%.在统计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学教师10~15节课的比例最高，占77.9%，小学教师16节课的比例最高，占38%.这与我们教师座谈会、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与师生比差较大、学生人数多、教室容量有限、教师严重缺编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1.7.3中、小学教师课外加班时间多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以外，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教研组活动、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学生思想工作、家访、在职进修、职称论文、优质课评选、基本功大赛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加班时间在0.5小时的教师比例占5%，0.5~1小时的占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影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的主要原因

2.1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心理负担重从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期望来看，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基础教育受到各民族家长的高度关注.面对着社会竞争、人才培养需要而赋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术知识，精深的专业修养，高超的教学技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承受着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小学内部管理来看，每年的“中考”、“高考”已成为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校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的考评挂钩，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及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学生的成绩排名、班级排名、年级排名，都是变相的对教师施压.迫使教师陪着学生起早贪黑，有53.7%的中学教师、38.6%的小学教师每天要工作9~10小时以上，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教师们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学生思想工作以外，业余时间要按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等多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培训、考试.从教师的工作强度来讲，一是南疆四地州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二是按教育部对教师工作量（师生比）的规定，普通中学为1：13.5，小学为1：19.我们调查的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均在1:20以上，县乡中小学师生比均在1:25以上，这无疑就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从心理学角度说，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不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环境能力不强，不能接受新事物等，使自己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积压的心理压力，正吞噬着教师们的健康.

2.2南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特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新疆南、北部的发展差距也开始拉大，区域性的不平衡在新疆境内加速显现.占新疆面积1/3、人口42%以上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其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南疆四地州地处天山以南，呈“C”字型环绕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北部和南部，跨越了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三大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属典型的大陆干旱气候，水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天然植物稀少，并处在严酷的干早环境中，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风、沙（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工资待遇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的影响下，使南疆四地州中小学各族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2.3中小学教师的饮食时间、质量得不到保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本次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占调查教师的77%.民以食为天，营养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和重要因素.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基本相似，多年生活在南疆地区的汉族教师也基本习惯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鸡蛋，饮茯茶（砖茶），蔬菜品种较少，水果（干果）丰富.以上所述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营养素都不缺乏.但是，被调查的中小学教师因工作时间、性质、压力和家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保证不了一日做三餐的时间，饮食结构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在座谈和访谈中多数教师反映，为了完成学校安排和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多数情况下是在饭店或学校食堂吃快餐.根据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显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出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加班时间在0.5~1小时的占教师比例的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每天加班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4中小学教师的保健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健身运动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常常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使教师们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是自身缺乏保健意识和基本的保健措施，膳食不合理，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加班熬夜，过度工作，过度透支，缺乏（睡眠）休息，缺乏运动和体力活动，不善于调节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二是缺乏锻炼意识和有效的健身运动，多因忙于工作、家务没时间运动，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炼，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运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基本没有锻炼的意识和行为，致使机体免疫力下降，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3提高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3.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目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教师健康状况的严重性，把关心中小学教师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舒适、宽松、愉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调整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更有效地引导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效率.要把教师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考核项目和继续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校开辟教师心理咨询室，开通教师健康保健咨询热线，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严格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坚持1~2年定期为教师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联合社会有关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活动，营造有利于确保教师健康的内部、外部环境.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加强教职工体育、娱乐场地与设施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积极推行人性化“弹性”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自由支配时间，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3.2中小学校领导应以教师为本，进行民主管理中小学校领导应树立“人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信任教师，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教师创造展现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要加强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建立起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使教师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要科学地制定和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教师.同时，要创设和谐宽松的校园心理氛围，帮助教师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激励性动力，增强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3重视教师身体健康，强化健身意识，提供健身条件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尽可能不占用教师的下班时间，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师进行身体锻炼和保健类知识的讲座及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和提供身体锻炼、健身娱乐场所和必要的运动器材，方便教师随时健身，以供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娱乐.要逐步健全教师健身的机制，明确固定的健身时间，开展健身竞赛活动，为教师展示健身成果和特长搭建平台，增加教师健身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逐步形成教师自觉健身的良好习惯.要有计划、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和条件.

3.4重视教师心理健康，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教师心理健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小学校领导要高度重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要深入了解教师，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师在政治、学习、职称、体现自我价值、生活等的需要.学校要以人为本，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各中小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学校任何制度的制定、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健康”这一问题，考虑到教师也会出现“心理危机”这一现实，并且把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底线.

社区经济论文篇（4）

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s)一词来自美国，主要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资产规模小(1979年以前，资产规模在3亿美元以下的银行被称为社区银行；如今，广为接受的标准是10亿美元)且主要服务于社区内中小企业和居民的中小商业银行。最早的社区银行可追溯至1867年成立的LykensValley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银行金融服务内容日趋广泛，组成形式也不断变化，但其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社区银行一直蓬勃地发展着，成为美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产约占全美银行资产总额的20%。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并购使社区银行总数在减少，但新的社区银行仍不断产生，所占比例并没有减少(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资产规模在1亿-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数量一直在增加，呈现出逐步扩张的势头，这充分说明了此类规模的银行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从表2可以看出，社区银行的经营规模虽然与大银行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但经营效率与大银行非常接近，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这被国外许多研究银行规模经济的学者的实证结论所证实：中等规模银行的规模有效性较强，1亿美元左右资产是银行获取规模经济的最佳规模(Rose，1989；Humphey，1990；Berger,1993)。

社区银行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大银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社区银行始终以社区居民金融需求为己任，以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为目标，拾遗补缺，承上启下，为社区的繁荣、地方经济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表2)；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一致，社区银行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被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银行经营面临困难，不少银行纷纷实施网点撤并计划，于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金融真空”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建立类似美国的社区银行。英国、苏格兰掀起了一场“社区银行服务运动”(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旨在为社区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消除银行网点撤并可能给社区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场运动为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德国的银行业向来以“全能银行”的经营模式著称于世。2000家左右具有社区功能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27%)业务尽管也向全能化发展，但主要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居民、市政建设和公共事业。法国虽然由于银行垄断程度较高导致社区银行较少，但也有100多家。亚洲的日本具有社区银行性质的地方中小银行也有60多家，主要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这些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比率一般占其全部贷款的70%—80%，其平均收益率水平一般都高于大银行。

(二)启示

1.正确的市场定位。社区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迷失方向，始终坚持为当地居民、中小企业服务的市场定位，不断增强建立在社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自身优势，不仅巩固了其在地方信贷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率。

2.社区银行一般实行股份制，产权明晰，产权结构设计合理；政企分开，一般不会在政府机构的影响下经营，不会提供政府导向性的业务，也不会将社会目标置于银行的财务目标之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独立经营。

3.强有力的政策扶持。美国1864年颁布的《国家银行法》(NationalBankAct)规定银行只能在单一的行政区域内经营，这种限制银行跨州经营的规制于1927年以《麦克法登—佩伯法》(McFadden-PepperAct)的形式正式成为联邦法律，又在1933年的银行法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这种州际业务规制限制了大银行的扩张，成为保护社区银行生存的一道有力的法律屏障。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定期检查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是否满足了当地社区的金融需求，并就金融机构对社区的贡献度进行定期评估并公布，其评估结果作为审批该机构申请增设存款分支机构、开展新业务甚至金融机构之间并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该法律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几次修正后存在至今，对于保护社区银行的生存和防止贫困地区金融资源的外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许多社区银行在兼并浪潮中消失以后又有不少新生的社区银行崭露头角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税收优惠或免征等方面对社区银行的运营与发展进行扶持；法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社区银行进行创建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

4.有序的金融监管。社区银行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外部的有效监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区银行的外部监管体系以监管部门的专职监管制度为核心，以行业自律组织为依托，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监管部门的监管强调风险性监管与合规性监管并重；行业自律组织是社区银行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组织，是连接外部监管与社区银行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避免监管真空，并大大减少外部监管的实施成本；社会监督机构独立于社区银行之外，具有监管的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与一定的权威性。

二、社区银行模式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一)适应金融专业化分工的需要

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拓展到金融领域，则可以发现，金融分工专业化可以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金融发展是由金融分工所决定的，并随着金融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社区银行经营模式是与大型银行在金融交易活动中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必然结果。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特征体现在：从服务对象看，社区银行主要面向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而大型银行则主要面向大的企业。从资金来源与运用看，社区银行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当地，运用也主要在当地，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大型银行则在全国或跨区域范围内调配资金。从服务品种来看，社区银行主要提供一些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而大型银行则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从贷款的审批来看，社区银行除了关注财务数据以外，还会考虑借款人的性格特征、能力以及信誉等难以传递的“软信息”；而大银行则只是根据一些财务指标等“硬信息”做出结论，基本上很少考虑借款人的个人因素。从发放的贷款品种来看，社区银行一般发放基于软信息基础上的“关系型贷款”，而大银行则发放基于硬信息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型贷款”。可以看出，这种专业化的金融分工使得社区银行与大银行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二)拥有信息比较优势

信息是金融交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借贷发生之前会产生逆向选择，在借贷发生之后会出现道德风险。我们知道，中小企业是社区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很大。要克服这两个问题，银行就必须搜寻关于中小企业的信息，并进行评估、使用，而这些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与大型银行相比，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要低，具有信息上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一是社区银行土生土长，与中小企业一样，遵循市场经济运作的轨迹，有着制度、地缘、人缘上的亲和力及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低成本地了解到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项目前景、信用水平，甚至业主本身的能力、信誉等所有的信息；二是由于社区的相对狭窄性，社区银行也容易及时掌握信息的动态变化，如某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要及时催还贷款或增加抵押等，从而降低自身经营风险；三是社区银行的总部和分支机构都在当地，结构简单，委托少，信息传递相对较快。由地域性和长期的合作带来的信息优势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麦金农(Mckinnon，1973)等人的分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千种“被分割的经济”(PragraentedEconomy)。由于其市场的分割性，信息的传递受到了阻碍，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发展社区银行更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具有交易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在信贷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对于每笔贷款，银行都需要进行事前信息审查、谈判签约及事后监督。相应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这些是银行在信贷交易中所直接耗费的成本，称之为“显性成本”，除此之外，银行还间接耗费了一些“隐形成本”，如由于发放贷款可能造成的不良资产，银行内部进行贷款决策所需耗费的成本等。

发展社区银行有利于发挥其对中小企业贷款上的交易成本比较优势：(1)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相对较低。(2)由于社区银行规模较小，组织结构较简单，决策的周期相对较短，因而从开始谈判到贷款合同的最终签订所耗费的谈判成本相对较小。(3)由于社区银行根植于社区，信息了解相对充分，对社区内中小企业贷款的使用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在近距离内，企业的违约信息局限在狭小范围内，非常敏感且受人关注，传播速度快，监督成本相对较低。(4)社区银行由于与中小企业联系密切，能够动态地掌握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在与中小企业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非系统风险降为零，从而有利于控制贷款风险，减少贷款损失的可能性。(5)社区的成本低。一方面，成本与组织规模成正比，企业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反之，则越小；另一方面，结构不同的组织中，解决问题的成本也不同，结构越复杂、层级越多的组织，链条越长，信息传递越慢，其成本越高。这样，与大银行相比，结构简单的社区银行由于链条较短，解决问题的成本就会低很多。

三、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分析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社区银行的发展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居民家庭的资金需求，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充满着生命力的经营模式。因此，国内学者在谈到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时，都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可供选择路径之一，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这还不足以概括社区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加快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社区银行能够很好地弱化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农业占有相当大的成分。要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近年来农村金融支持呈现弱化的趋势。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坚持商业化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银行”三大目标转变，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都在撤并和收缩进城。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只有吸收存款权而没有贷款权。二是农村信用社合作制流于形式，多年来按照商业银行模式经营，对社员的贷款程序跟其他商业银行一样，贷款投向没有体现“社员优先、社员为主”的原则，缺乏为社员服务的约束和动力，背离了合作制的初衷，因而，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其实是“官办”的农村信用社。不少农村信用社不愿发放小额信贷，违规“垒大户”现象严重，服务功能“异化”。三是邮政储蓄在改成邮政储蓄银行之前，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与国家鼓励资金投向三农的政策相反，邮政储蓄将农村资金集中后流向了城市，造成了地方资金的“失血效应”，削弱了金融支持农业的应有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社区银行根植于农村社区，专注于农村社区，利用自身的信息与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能够有效满足传统农业的资金需求，从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

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比较突出。大型银行更多地将全国范围内吸收的存款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这造成了中国资金流动的“虹吸现象”，即本来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被转移到资金已经比较充裕的发达地区，导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另外，一些偏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大型银行不愿全面涉足，加速撤出的步伐，导致局部地区“金融空洞化”。社区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的特点之一就是将本地市场吸收的资金主要运用在本地，因而能够缓解虹吸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大型银行撤出的地区设立社区银行，也可以填补金融服务的缺口。

四、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路径选择

按照上面的定义来衡量，目前国内还很难找到一家真正的社区银行。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不仅要有大银行，而且要有为数众多的社区银行。大银行有大银行的优势，社区银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构建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且覆盖城乡的社区银行体系尤为迫切与重要。

(一)将现有的地方中小银行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

1.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由于资产规模、经营状况差别很大，改造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模式，应坚持区别对待、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改造的重点应是中小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许多规模雄厚的城市商业银行，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已不再适合选择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它们地处发达地区，经营状况良好，已具备与大银行竞争的实力，已发展成为跨区域甚至全国性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之下，中小规模的银行则适宜走社区银行的道路。其次，改造应遵循“先试点、后推广”的循序渐进思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应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良莠不齐。为稳健起见，可以先选择一些位于发达地区且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社区银行改造试点，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这些地区中小企业发达，民间资本较为充沛，具有发展社区银行的优越条件；同时，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充裕，行为较为“开明”，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不合理干预较少，对改造试点的积极性较强一些。试点成功取得相关经验后，再在欠发达地区全面推广。最后，改造之前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社区银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产权明晰。城市商业银行要改造成社区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产权制度方面的缺陷。我们知道，城市商业银行组建之时就规定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也即地方政府，其人股比例占30%左右。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对东、中、西部地区三个有代表性省份的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大区域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持股比例为24.2%，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间接持股的数量，则国有资本(包括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达到76.3%左右，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其他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私有企业所占股本的比例很少。这样，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普遍存在，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城市商业银行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为此，要加快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为其向社区银行转型创造条件。一方面，地方政府股份应逐步从城市商业银行退出，当然，地方政府退出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从直接操持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脱身，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并不是放弃支持，地方政府应该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营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增资扩股，引进具有良好动机的民间资本和运作规范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使其产权结构真正多元化。

2.城市信用社。从规模大小和服务对象来看，城市信用社应该是社区银行最主要的改造对象。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城市信用社是依附于非国有小企业发展起来的，90年代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信用社开拓了广阔的潜在市场。但目前的城市信用社面临着股权结构不合理、管理不规范、经营水平低、不良资产比例高、抗风险能力差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将城市信用社改造为社区银行，必须鼓励外资和优秀的民营企业人股，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同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加快解决历史包袱。

3.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应当适时对其经营目标、业务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逐步改变政策支农的主要性质。2006年中国银监会表示，农村合作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趋向，10年内将分批逐步过渡为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银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支持。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改造不能整体推进，要分步实施。我们认为，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造成社区银行，而落后地区的信用社仍然坚持合作制的原则。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社区银行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农村信用社自身是不够的，需要相关各方给予大力支持。

4.邮政储蓄银行。2006年12月31日，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正式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业。其市场定位是充分依托和发挥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主，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认为，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的储蓄网点改造成社区银行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定位。因为邮政储蓄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的竞争优势在于，与当地客户熟悉，吸储的资金用于当地经济发展，与当地经济休戚相关。有数据显示，全国45万个邮政汇兑网点中有70%在农村，遍布各大居民小区，有将近70%左右的汇款交易流向农村。全国办理邮政储蓄的网点达到3.6万多处，邮政储户数量达到2.7亿户。邮政储蓄银行改造成社区银行后，要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需尽快积累在农村发放贷款的经验，建立成熟的经营机制，并依法纳入银行监管体系。

(二)将新建的民营中小银行定位于社区银行

金融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入世后，我国政府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积极主动地推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银行业开放程度已超过了当初的承诺。而对内开放方面，监管当局却表现得异常谨慎。当前民营资本组建民营银行的强烈愿望受到抑制。一旦监管当局放开限制，民营银行将会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这些新建的民营银行由民间资本控股，产权边界明晰，没有历史包袱，能够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将其定位于社区银行有利于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但要防范民营资本由于趋利动机而导致过度扩张造成的金融风险。

(三)将民间金融组织引导规范成社区银行

社区经济论文篇（5）

同一经济功能区内，不同企业和不同群体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性。当前的管委会管理模式，更加注重企业效益与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对于企业发展及企业员工在成长、发展中的需求关注不足，没有相应的机构开展服务，造成了经济功能区对企业“要求”多、“服务少”的局面。特别是青年人，作为经济功能区的重点人群和活跃群体，在满足青年人需求方面存在着不足。

2、体制外人员大量存在。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楼宇经济大量涌现，成为青年就业的新增长点，更多的青年涌入企业。因此，经济功能区作为企业集聚区，也成为青年集聚区。然而，由于非公企业团组织覆盖面有限，造成大量青年在体制外游离。经济功能区青年汇作为共青团的延伸手臂，在满足青年主体性与个性化需求方面，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二、青年汇基本情况

1、成立背景。

青年汇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抓手，也是实现对北京城市青年的全覆盖，帮助青年融入社会、建设社会，引导和激励青年成长、成才的非政府青年组织。青年汇承担着为广大青年提供参观体验、城市融入、交友联谊、文体娱乐、学习培训、志愿服务、孵化培育等多种社会化服务职能。

2、发展现状。

2010年至今，北京团市委规范运营的社区青年汇总数达到500家。目前，顺义区共有青年汇28家，分布于全区6个街道、9个乡镇、1个经济功能区、1个农贸交易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青年汇是顺义区唯一一家设立在经济功能区的青年汇组织。

3、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青年汇基本情况。

天竺综保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成立于2008年7月，是全国首家空港型综合保税区，也是全国唯一包含机场口岸操作区的综合保税区，目前共有入区企业199家，主要以非公企业为主，从业人员2.4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数约1万人，约占总人数的65%。一是从地域分布来看，重点分布在机场周边辐射10公里范围内；二是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管委会机关内部、综合服务中心、开发管理中心、监管单位，以及园区航空、物流、医药、文-化等相关外向型企业；三是从人员构成来看，青年学历层次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较大，基本没有居住区；四是从组织覆盖面来看，园区企业中有党组织的13家，有团组织的4家，团员青年组织归属感不强。北京天竺综保区社区青年汇（以下简称“综保区青年汇”）成立于2011年9月。青年汇的运行模式为综保区管委会团工委副书记作为青年汇总干事，团市委派驻一名专职社工人员作为青年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青年汇的日常工作。青年汇采取会员制管理，活动内容包括市级活动、区级活动和自主活动三种类型。青年汇活动采取项目化管理，经费申报审批制度。2013年以来，累计开展市级、区级及站点自主活动210余次，参与人数逾3700人次。其中包括志愿服务类、观影参观类、讲座类、交友联谊类活、文化体育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三、青年汇在天竺综保区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

1、依托丰富载体，促进综保区核心文化建设。

打造经济功能区核心文化，有利于统一思想、形成全合、鼓舞干劲，是一个经济功能区科学、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青年汇作为共青团管理下的青年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功区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组织覆盖面不足问题，调动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和谐发展。天竺综保区青年汇通过不断创新活动项目，争取上级共青团组织专项资源支持，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开设提升青年素质的讲座培训，提供关乎青年切身利益的服务帮助，鼓励青年争当志愿者参与社会建设，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引导青年思想，传递正能量，加强了综保区内部各单位、各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成为综保区核心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2、创新工作方法，满足青年个性化需求，成为联系、服务企业青年的重要途径。

综保区青年汇建设紧密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以服务企业发展为出发点，以青年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完善青年汇建设，促进青年汇进一步发展。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以不断帮助青年提升个人素养、业务能力为目标，开展读书沙龙、教育培训、业务比武等活动；二是以传播文化创意产业为目标，开展讲座、参观等活动；三是以解决青年实际问题为目标，开展文娱休闲活动、青年交友联谊等活动。青年汇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接近了综保区管委会与入区企业之间的距离，成为服务企业的重要平台。

3、完善运行机制，建立青年汇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对接机制。

综保区青年汇将着力培养发展“民间领袖”组建小型社团。现代青年个性鲜明、特点各异，只靠青年汇专职社工一个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培养志愿者骨干、发展民间领袖，就能在一定意义上帮助青年汇社工分担一部分任务。在不同领域中发展兴趣小组、组建小型社团，将拥有相同志趣爱好的青年网罗到一起，形成相对固定的群体，开展常态化的社团活动。青年汇通过对各社团在资源协调、专业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持，建立起以青年汇为主导，各社团自我运转的运行机制。

4、发挥社会动员优势，延伸党群工作手臂。

由于综保区入区企业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大多数，部分企业尚未成立党群组织。青年汇可以不受政治身份限制，吸纳更多的青年人参与活动。综保区青年汇充分发挥社会动员优势，从开展青年联谊、城市融入、素质提升培训等主题活动入手，广泛动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员参与活动。以青年汇为媒，建立了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发现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建立党群组织的召集人。通过参与青年汇活动，使企业负责人也感受到管委会党群组织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成立党群组织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为管委会后续开展党群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社区经济论文篇（6）

1.2抓好头等大事，促进经济发展多年来，村党委坚持“富村富民靠开发，长远建设靠经济”的工作思路，通过不懈努力，每年都有可喜的变化和进步，村级集体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他们的成功做法，就是利用有限的集体资源来开发村级留用地，通过“租赁外包、商业合作、自主开发”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使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常年外包的顺坝农场收益年年递增，合作建成的汽车4S店、加油站、肯德基店租金逐年攀升，与兴耀建设集团公司合作开发的星耀城项目已于2013年底落成，2014年的租金将达3600余万元。总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的缤纷综合楼主楼工程，以及缤纷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招租，预计每年将带来500万元以上的收益。计划在江南大道以北占地23.3亩的区块建造二幢大厦，其中星民大厦自主总投资约1.3亿元已动工建设。采取“招贤纳士”的新招，公开选拔、高薪聘请商业人才担任村“犇鑫”实业投资公司经理，专门负责村级“三产”项目的规划设计、资料整理、项目报批等专业性强的具体事务，既减轻了社区干部工作压力，又弥补了社区干部经商能力的不足，为提高村级“三产”项目质量水平和管理效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着力抓好9个年度征迁项目（其中区级重点项目3个），交地面积150亩，为今后留用地开发和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1.3着眼造福百姓，打造惠民工程社区党委坚持一个理念：要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到百姓，要切实做到经济开发与社会管理齐抓共管，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重普惠，增收益。近年来，随着社区年收益的增长，发放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分红逐年递增，凡是星民社区村民，每人均可享受每月100元的生活补贴，其中60岁以上老人增加到每人每月200元，年终分红从2011年每人1500元提高到2013年的3200元。随着星耀城项目正式上马后的收益增长，2014年的人均分红也将大幅提升，社区有信心争取在全区第一个实现集体收入人均分红上万元的村。二是抓拆迁，谋福祉。2013年上半年星民社区还有268户原住民没有拆迁，为促进项目引进开发，下半年区政府下达了星民社区整村拆迁的任务。因拆迁户不满意补偿价、不舍得放弃租房租金，拆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此，星民社区研究出台“将区奖励的留用地开发收益纳入今后分红、兑现街道拆迁奖金、提出村级集体资金适当补偿”等3项办法，将拆迁与惠民有机结合起来，促成了拆迁户从“抵制”到“配合”的转变，从而在年底顺利完成了整村拆迁任务，为全区征迁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三是抓整治，保安宁。星民社区外来人口占全部住户人口的六分之一，租住人员成分复杂。为了有序管理和确保社会稳定，一方面抓好治安和交通整治，对社区600余户出租户、2300余间出租房经常性地进行清查登记，由10人组成巡防队日夜加强值班巡逻，对小区、交通堵塞地段进行疏导，对路边非法摊位进行集中整治，对易发案地段进行布点设卡。另一方面抓好民事纠纷调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2013年社区调解民事纠纷39起，调解成功率达100%。多年来，社区未发生过上访和刑事犯罪案件。四是送爱心，做实事。社区贴近村民在上学、就业、休闲、办事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需求，每年都抓好一批“实事工程”。2013年共协调安排126名原居民到企业及物业工作，在缤纷小区西南角建造了学生接送候车室，在公共配套用房中专门设立红白喜事服务馆。春节前，社区爱心救助基金会将募集到的8万余元捐款送到困难户家中。专门配备了一辆小轿车作为“爱心服务车”，为老年人应急提供出行服务。建成社区文体活动俱乐部，使居民有了舒适、便利的文化活动场所。完善“菜篮子”工程，缤纷农贸市场改造后焕然一新。在社区办公楼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使居民办事更为方便。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每年开展农田排水沟渠清淤服务，送水送电到田头，确保旱天田不干、农事有保障。

1.4推行民主决策，加强规范管理社区党委始终认为，发展经济，社区党委虽然是“决策层”，但并非几个干部说了算，必须尊重民意、群策群力。经济管理要规范，必须操作得法、监管到位。一是重大决策讲民主。落实严格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涉及经济、民生等重大事项都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群众“知情权”、“话语权”，按照“议题公示、征求意见、充分酝酿、民主决定”的程序执行，从不搞“走过场”、“一言堂”。每次召开党委会，两位村主官都事前通气，征求班子成员意见，形成基本共识，会上充分发扬民主，采纳意见建议。推行一事一议和表决制、听证制、承诺制，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度可依。2013年村委会先后6次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对村级财务预决算、各类建设工程招标、合作项目引进、购置重要公用物资等15个议案，均提请村民代表酝酿表决通过。二是重要事项必公开。凡是党务或村务、财务或组务，都在村公开栏上公开，力求让老百姓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创新公开方式，将公开内容安装到华数平台，连接到385户家中，使老百姓在家里就能了解本社区各类事务，增加了社区重大决策和日常村务的透明度。三是集体资产管理求规范。严格执行集体资产出租公开招投标制度，重大工程建设和租赁事宜都是先召开居民代表会确定标的价，再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实现了资产出租利益最大化。在张榜公布政务、财务、村务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区“三产”发展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和居务监督委员会作用，防止项目工程和财务出现“盲区”和“漏洞”。

2星民社区党建工作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星民社区从当初的集体经济薄弱、百姓收入低微、生活环境较差，到如今的集体经济发达、百姓富裕安乐、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走过了艰难的创业历程。探究取得成就和进步的原因，固然与区党委政府和街道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扶持密切相关，固然与之区域优势和民风淳朴不可分割。而笔者认为，社区党建工作发挥的强力引领作用乃是力量之源、功盖至首，正因社区多年来重视党建工作，选出了一对好主官，配备了一个好班子，拥有了一支好的党员队伍，建立了一套好的党建机制，由此形成的科学决策力和强大感召力，带动了居民发家致富、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

启示一：抓好农村全面建设，必须要党员干部当好“领头羊”。只有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以身作则，才能受到群众信赖并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基层党建工作要抓住干部党员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把选拔作风正派、素质过硬的基层干部作为工作之重。星民社区干部尤其是书记和主任两位主官，能够做到落实工作“冲前头”，家庭事务“摆在后”，群众面前“低姿态”，廉洁自律“高要求”，从而在星民社区树起了很高的威信，发出号召叫得响，安排工作落得实，碰到难题解得开。反观当前有些基层村（社），为什么党建作用不大、干部威信不高、发动群众不灵，问题堆积如山解决不了，关键在于村干部自身素质低下、作风漂浮、自律不严，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和理解支持，从而在处理村务大事要事和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或不愿担当，或不敢靠前，或束手无策。因此，在抓基层党建中，必须重视村级选举工作，上级职能部门要严格把关，切实把作风过硬、调查研究亲民为民、真心做事的同志选到村主官位置上来，切实把素质较高、公道正派、执行力强的同志选到村干部的队伍中来。

启示二：抓好农村全面建设，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头戏”。只有集思广益、拓宽财路，才能带动村富和民富，促进长远发展。因此，基层党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把提高基层组织和干部的经济决策、管理能力作为着力点。在改革开放激流涌动的经济大潮中，星民社区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勇立潮头，坚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带动经济发展才是真本事”的理念，牢牢牵住发展经济这个“牛鼻子”不放手，千方百计开发“三产”，不仅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而且利用经济收益为居民办了许多难事实事，使大家得到了可观的年终分红，这样的社区两委班子如何让群众不信服？！社区两委出台的发展经济决策如何让群众不支持？！群众对社区两委部署的工作又如何不配合？！由于各地“三产”开发环境不同、条件优劣不一，有些村（社）两委和干部的经济管理理念和措施手段还不高。因而，怎样使村干部树立先进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理念，怎样提高村干部“三产”开发和经济管理能力，怎样因地制宜、寻求适应本地实际的经济发展之路，应引起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村（社）干部的重视、思考和研究。因而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必须在引导基层组织和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的经济发展理念以及提高经济事务管理能力上动脑筋、想办法。

社区经济论文篇（7）

我国农村信用社较之发达国家的信用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运作规律，而且全国各地信用社所处经济、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盲目效仿国外模式不可取，全国统一模式也缺乏可行性，而必须按经济区域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进行不同模式的规范。因而，针对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现状，对农村信用社今后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几年来，农村信用社深入细致地开展了改革规范的管理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明确产权问题，而产权关系不明，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无从谈起。产权明晰的具体思路是：

1．正确认清农村信用社产权的实质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指财产所有权，即财产的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为适应更多地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会产生财产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者相分离的状况，即在财产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基础上衍生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或称“法人财产权”，也就是非财产所有者由于实际经营属于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而对这些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及在一定限度内依法享有的收益、处置和排他性的权利。所有者的权利称为原始产权，经营者的权利称为派生产权。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指财产所有者的原始产权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派生产权。

基于产权的上述法律内涵及市场经济中“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的原则，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不仅包括人股社员初始人股形成资产的所有权，还应包括人股社员凭借收益权能够取走收益的所有权，以及人股社员未能取走的但归人社员集体所有的历年积累形成的集体所有权，这部分产权称为原始产权。二是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主体拥有法律所规定的对人股社员资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排他性的派生权利。

2．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农村信用社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合理地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具体来讲，就是要实行民主管理，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首先是要依据我国信用社的特点和实际，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以法律形式将法人治理结构固定下来，使信用社的各项业务依法运转。其次是改革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让其真正行使职权。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是从1984年起就开始建立起来的，但l7年过去了，这一制度仍流于形式，社员参与信用社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仍然未能调动起来，信用社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问题普遍存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还权于社员，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社员民主管理，确保社员代表大会依法独立行使职能。社员代表大会应该有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理、监事会成员，任命理、监事会主任、副主任，接受和处理社员代表议案，审批年度决算分配，修改章程等实质性权力。第三是严格规定理事长和信用社主任不得由一人担任，严格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第四是要切实发挥理事会的职权，理事会要在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认真行使其权力，履行其职责，真正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不仅要负责业务发展的年度规划，业务经营的决策，而且要负责员工的行为规范管理和制定财务操作规范及制度等。第五是要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要充分履行《社章》赋予的监督职能，及时听取和收集来自全体社员的意见和要求，使监事会真正承担起制约的权力和责任，主要包括对信用社业务和财务的审计权，对理事会成员的弹劾权，对理事会、主任重大决策的否决权等。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决策、经营、监督三套班子的智慧和才能，确保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业务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才能得到彻底改观。

二、强化内部控制，防范经营风险

金融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防范和控制风险始终是最重要的工作，而内部控制又是控制风险的关键。远从巴林银行倒闭、Et本大和银行l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近到系统内发生的经济案件，无一不是金融机构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内部控制不严所致。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内控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1．决策体系建设

农村信用社要按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相互制衡的原则进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无论理事长还是班子成员，都不能违反或超越决策程序，经营班子要在其职责和权限内行使职权，内部监督系统要建立各项业务风险评价、内部控制状况的检查评价与对违规违章行为的处罚制度。同时要注重理事、监事、主任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品行及资历的考察和了解，建立高层人员信息档案，并进行动态监控。通过考察个人历史背景资料，确定其从业经验、行为规律及能力；通过考核目前业绩状况，判定其业务创造及控制能力；根据综合考察结果，决定其职位的去留及岗位的调整，从决策系统上确保决策指令的合规合法性，并做到分工明细，相互制衡。

2．建立健全业务风险防范机制

为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应按照《农村信用社章程》、《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章程》和《担保法》、《贷款通则》，建立授权分责的信贷管理体制。信贷审查机构负责贷款审查，贷款审查委员会负责贷款审批，严格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将贷款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督职责分解，互相制约，确保信贷决策的科学性。同时建立贷款保障制度，提足呆账准备金，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呆账，人民银行、财政部门要给予倾斜政策，促其“消化、吸收”，增强农村信用社的再生能力，提高资本充足率。

严格执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规定，调整信贷结构，使资产多元化。在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基础上，严格控制单户贷款比例等指标，对包括本、外币在内的资金交易、证券交易等项表内表外业务，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制度。尤其在主营业务即信贷业务上，要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信贷资产结构，预防、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按照授权分责、监督制约、账务核对、安全谨慎原则建立严密的会计控制制度。会计记录、账务处理、成果核算等完全独立，会计部门只接受其主管领导，会计主管不参与具体经营业务，保障财务、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与有效性。

建立统一法人管理和法人授权授信为主要特征的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信用社对其分社以及信贷人员的授权授信要定期检查，确保授权、授信适当，权限及额度不突破，各种授权均以书面形式确认并逐级下达，各项业务均按业务授权进行审核批准，特别授权业务要经过特别审核批准。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法规、特别是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否能有效地防范来自内部及外部的欺诈活动，关系到农村信用社的安全与稳定。违规、违法及欺诈所导致的风险，不仅产生于农村信用社内部，而且产生于一些外部监管部门，因此，农村信用社要通过教育、示范、监督与技术控制，防止农村信用社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联系，避免内部欺诈、犯罪和卷入外部欺诈陷阱。

建立科学的计算机系统风险控制制度。对计算机系统的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维修等全部过程严格管理，明确业务主管部门与稽核监督部门的职责，严格进行业务主管、软件设计人员、业务操作及技术维修人员权限划分，严禁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等技术人员介入实际业务操作，将风险控制制度、指标及规程等项内容进行计算机程序化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将其用于风险管理之中。

三、国家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应实行扶持政策，逐步消化历史包袱，为信用社的经营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首先，中央银行应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原因，每个信用社都是独立的法人，这种信用社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就单个信用社而言，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就显得势单力薄，相对于大银行其存款稳定性较差，当出现支付风险时应变能力弱，对外部救助的依赖性较强。信用社的这种比较劣势，出现支付危机不可避免，因此，中央银行需要加大再贷款支持力度。中央银行用于支农的再贷款，应合理确定使用期限。信用社拿再贷款支农，回收贷款受农业生产周期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不确定因素很多，一遇自然灾害，贷款不能按期收回，而中央银行又限期必须收回再贷款，这就使农村信用社一时难以应付，所以，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应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延长，并以一年以上为宜，且当农村遭受自然灾害时，允许延期归还。从实质上真正体现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

其次，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优惠利率，即适当提高农村信用存款准备金利率，农村信用社组织资金成本比商业银行高，而且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发放受季节影响较大，多数是春放秋收，一年中资金闲置的时间较长。由于规模小，不具备参加全国性资金市场的条件，资金找不到出路，只得长期转存人民银行，形成利率倒挂。建议比照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计付农村信用社转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连续七次下调利率，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月利率已降到1．725％o，而邮政储蓄在人民银行的转存款月利率，仍为3．83％o，比金融机构在人行存款的月利率还高2．105个千分点，较高的邮政转存款月利率不仅提高了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成本，而且为邮政储蓄的增长起了推动作用，而邮政储蓄在零风险情况下享受高支付，显然不符合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基本常识，从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落后地区县级以下邮政储蓄机构早该全部撤销。

第三，应取消在开户管理上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性规定。客户根据自己的经营或服务性质，比较哪家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后做出自主选择，各级政府和中央银行不能自上而下的指定某种款项存放哪家银行、某部门必须在某银行开户，这样就在政策上用行政手段形成了大银行的垄断经营，造成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应允许客户在合法合规前提下自主选择开户银行，禁止垄断经营，给农村信用社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第四，央行要为农村信用社提供结算服务。一个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结算发展史，结算服务是商业银行、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行社脱钩以来韵经营实践表明：结算渠道不畅、资(现)金流通梗塞是制约农村信用社经营和发展的一大瓶颈。在农村信用联社建立独立的结算体系之前，基层央行要结合实际，高效率地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结算服务，借以提高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融资水平，增强农村信用社的凝聚力。

四、努力降低不良贷款，提高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

要实现不良贷款占比、不良贷款总额“双降”目标，需要从市场定位、机制转换、政策、监管等各个方面人手，才能实现农村信用社“双降”目标和企业经营出效益、社会经济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

1．正确定位，把握投向

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要对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要有正确的认识，其信贷投向应充分“小额、流动、分散”特点，服务对象以支持“三农”及广大个体、私营等中小企业为主，避免与国有商业银行比贷款大户、比贷款规模，前些年贷款“垒大户”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已是个明证。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及时调整信贷投向，对产权不明晰和不能实施有效抵押担保的企业贷款应逐步实施市场退出机制，新增贷款要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加大对农户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办理有效的抵押担保。

2．完善机制，强化管理

首先要成立信贷资产风险管理部门，来行使信贷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的职能。第二要加强对信贷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力度，健全信贷决策制度，贷审分离制度，贷款“三查”制度，授权授信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及实际操作中的严格执行。第三要进一步健全贷款经营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责、权、利相配套的考核制度，确立“谁发放贷款、谁负责收回，谁造成风险、谁承担责任”的贷款基本原则，对离职信贷人员实行离职审计制度，违规造成的风险要追究责任。

3．加强监管，发挥有效制约作用

人民银行加强对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的监管是降低不良贷款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加强对新增贷款和大户贷款的监管，对造成新增贷款风险的信用社进行分类监管，按新增贷款不良占比高低分别实行约见谈话、专项业务考试、新增贷款事后报送稽核、开展新增贷款质量检查等分类监管措施。对大户贷款要关注以转制名义实行企业分立、以企业法人名义的贷款和以社团贷款形式变相“垒大户”以逃避人民银行监管的现象。二要加大对违规现象的查处力度，有查不究或处理不力是造成有章不循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消灭有章不循贷款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三要加强对人的管理，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是“抓降”工作的关键因素，要通过对降低不良占比和不良贷款总额与任期考核挂钩，建立起资产质量改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形成奖惩分明，以经营业绩来决定任职资格的管理办法。

4．营造良好的“抓降”环境

一是打击逃废金融债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抓降”工作在良好的信用环境这个外部条件下，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使信用社与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走向良性循环，但创建良好信用环境离不开政府、人行和工商、司法等部门的有机配合。二是政府部门主动承担起防化农村信用社风险的职责，农村信用社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和基金会过程中，也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清理整顿压力，同样，对防范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地方政府也应主动承担起职责，把有效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降低信用社风险当作促进地方金融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有力措施，在保全农村信用社资产、抵债资产处理、解决农民贷款抵押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三是上级管理部门要为农村信用社发展解决后顾之忧，上级管理部门特别是市(地)联社一级主要承担对基层联社的行业服务与管理职能，而不要干预基层社的经营或直接开展经营业务，在抓降问题上，以引导农村信用社端正经营方向、督促联社建立和执行信贷管理内控制度、经营管理责任追究制度为主，组织开展对信贷资产质量及管理状况的检查、信贷人员培训，协调同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关系也是市(地)联社义不容辞的职责。

五、改革用工制度，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现有人员素质问题成了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一是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盘活人才存量，市、县联社要像建立资产台账一样建好“人才库”，充分掌握人才家底，并进行合理使用，在倡导引进人才的同时，更要向内挖掘潜力，对有真才实学、有发展后劲和潜质的青年员工，要有目的地进行锻炼、压担子，给他4fTg’l造机会，争取条件，促其快速成长。大力提倡人才的上下交流和异地交流，将市、县联社管理层中那些年轻的高学历人才下派基层担任领导工作，既能让他们在一线得到锻炼，又能快速缓解基层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在用人制度上，必须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在人才的选拔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在动态竞争中选拔人才，做到唯才是举，量才录用，对一些不会干事、干不了事、不想干事的人员要毫不手软地端掉他们的交椅乃至饭碗，对工作中卓有成效、贡献较大的业务骨干、技术尖子，要给予职称评聘、住房分配、工资晋级等方面的优先或奖励，给人才以充分的价值体现。

社区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28-04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因理论指向的针对性与兴趣点的差异，西方少有直接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但其发展理论与民族（族群）经济方面的成果将为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与借鉴。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四个阶段，反映了发展本质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展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层面逐步渗透到非经济层面、发展的质量由注重单一的经济增长过渡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经济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方关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理论包括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西方民族经济理论研究传统已超过百年，涵盖族群所有经济（如Edna Bonacich、John Model，1981）、族群圈子经济（如Mary Kritz等，1981）、族群行业经济（如Martin N.Marge，1997）、族群控制经济（如Ivan Light、Steven J.Gold，2000），近期研究旨趣则主要集中在由大量的国际移民而形成的族群经济活动（包括移民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移民族群经济活动的优势与劣势等），有少数学者曾对中国民族地区的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Paul J.Bolt，2000）、制度政策对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Katherine Palmer Kaup，2000）以及民族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对策（Colin Mackerras，2003）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但上述研究大多摈弃了对社会背景与社会制度的分析，掩盖或忽视了不同国家内部（或民族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其结论缺乏普遍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专家学者的该项研究在198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民族类型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社会发展代替民族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研究主要涵盖如下内容：

一是民族发展的环境、条件、制约因素研究，如孙青（1989）、金炳镐（1989，2002）、石亚周（1991）、熊锡元（1993）、乌尔希叶夫（1994）、王希恩（2007）等。二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如“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课题组（1986）详细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调适，郭大列（1997）深入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及解放后的变迁历程，郑晓云（1992）、瞿明安（1995）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作了著述，高丙中（1997）探讨了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及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三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如费孝通（1987）明确提出边区开发是一个与沿海地区发展同样重要的大问题；潘乃谷、马戎（1993）对边疆地区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将边疆地区粗略地划分为九个不同类型的调查区域。四是小民族发展研究，如于长江（2003）、王铁志（2005）、郭锐（2004）、韩忠太（2006）等对赫哲族、德昂族、苦聪人、布朗族等小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与适应、扶贫开发等问题开展的调查研究，菅志翔（2006）对保安族族群认同问题、何群（2006）对鄂伦春族的生存发展问题的著述。五是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如黄健英（2006）全视角地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特殊性，郑洲（2007）、杨君昌（2007）就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经济等问题展开探讨，覃国慈（2006）提出要利用乡村精英的力量来促进民族地区新农村的建设，和少英（2006）认为增强主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六是民族发展战略研究，如米文宝（2001）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黄健英（2003）的起飞战略，胡鞍钢、温军（2003）的新追赶发展战略，杨明洪（2004）超常规发展战略，曹征海（2005）的和合加速战略，李建中（2006）的赶超战略，鄢杰（2005）、杨云（2007）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王来喜（2006）的资源转换战略等。七是民族发展的专题研究，如李甫春（2009）等众多学者分别对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资源开发、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开发、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公共服务、城镇化、财税政策、利益共享、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体育、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所展开的专题研究。八是民族发展观研究，先后经历了吴金（1989）的人本发展观、马尚云（1990）与石亚洲（1991）的整体系统发展观、郝时远（1996）的求同存异发展观、贾唏儒（2000）的个性发展观、金炳镐（2007）的和谐发展观、王希恩（2007）的科学发展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相继有一批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专著问世，代表性的有：

陈达云、郑长德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从资源环境、发展差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人力资源开发、城镇化动力机制、新型工业化道路、旅游资源开发、扶贫开发、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全球化及发展战略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政策建议。

郑长德所著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2009），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力法，以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石，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三大产业的发展，资本形成，金融与发展，外周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增长、人口转变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贫困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和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转型的思路，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和建议，为西部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

岳天明等著的《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通过历史归因的考察凸显了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征，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构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的思路，探讨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最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运行规范化与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上。该书不仅借鉴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量运用了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来揭示动力系统的构建和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同时能够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当中，从而使这一成果形成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不失理论创新的独特风格。

滕堂伟所著的《双重视角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从区域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以产业与市场成长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针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包括西北民族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富饶的贫困”，为什么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倾斜逐渐弱化的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资源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等问题，提出了市场利用能力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的假说，揭示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特殊性。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以及产业政策体系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伍琪凯梦、崔亚虹编著的《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民族出版社，2006），着重从对中国小康社会理论的全面认识及其国际、国内相关数据的比较，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小康水平的比较出发，分析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论证民族地区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的对策及可行性措施。

马林编著的《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民族出版社，2006），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运用系统论原理，阐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探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对策。

同时，近期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专题性著述更似雨后春笋，不胜枚举，如：王德清（2007）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与教育需求的研究，马岳勇、姚维（2005）从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的视角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唐志君（2007）对中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路径的探索，王飞跃（2008）、荣仕星（2009）对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问题的系统研究，李皓（2006）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入分析，王允武等（2008）对西部开发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法制问题的研究，鲍敦全（2007）关于国际化竞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杨蕴丽（2009）从劳动节约的视角系统对西部民族地区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探索，钟大能（2008）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的财政补偿机制的研究，党秀云（2009）对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研究，贾银忠（2007）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宋才发（2009）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谢丽霜（2007）对民族地区投资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王桂琴等（2007）对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等（2006）对民族地区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唐新民（2008）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王雅红（2005）对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黄建明（2007）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祁晓玲（2009）对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的研究，李彦等（2006）对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的法律保障研究，胡晓红（2006）对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的研究等等，都极其丰富发展了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领域与视角。

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对策性，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学学科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并有力地指导了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存在着过分宏观（抽象）或过度微观（具体）的倾向；定性分析过多，定量分析过少，即使有数量分析，也只是堆砌数据，缺乏计量经济学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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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Commentary on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Resently

CHEN Hong

社区经济论文篇（9）

【摘要】在现代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教育经济社区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普遍事实。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是这样。

【关键词】 在现代教育 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教育经济社区的出现 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普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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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经济社区的出现在现代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教育经济社区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普遍事实。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是这样。在我国， 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不长， 还处于初始阶段， 但在教育与经济结合中必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而显示辉煌。11 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是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 因市场经济催生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市场的竞争、效率的竞争以及在竞争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区域优势、战略优势， 是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的行为法则和价值观念、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对我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教育的经济属性及其经济环境、经济功能、经济产业的影响和作用必将体现得更加直接、更加明确、更加强烈。市场经济的强大张力， 必将造成教育经济社区发展的强势， 不可阻挡。21 现代教育功能的发展是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现代教育、现代教育功能和现代教育经济功能的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我国现代教育与我国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相结合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经济功能在急剧扩大， 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和直接作用是任何历史阶段上的教育所无法比拟的。在教育经济功能的发展和实现中， 教育经济产业、教育经济市场、教育经济社区不能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是现代教育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31 现代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教育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现代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有机结合， 必然成为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之源。我们应该看到， 教育事业的现展、普遍发展和相对集中是事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经济的联系规律、联系方式、联系渠道比较特殊也是事实。实践证明， 在现代教育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和谐发展中， 利用教育经济社区实现双向互动、双向共赢、双向发展， 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目前， 在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质量的大学城、大学区， 其中任何一所高校的校园区、周边区出现的生活区、服务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教育经济社区的基本属性， 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教育经济社区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强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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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论文篇（10）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社区经济论文篇（11）

区位的基本涵义

区位一词源于德语的“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日文译为“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的涵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区位既有场所的涵义，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是某事物占据的场所和空间（张文忠，2000）。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由于区位理论限定于研究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诸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健，1999）。

区位理论的发展沿袭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来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刘树成，1994）。比利时的经济地理学家蒂斯（J.F.Thisse，1987）认为，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区位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并于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杜能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模型，论述单一运输因素确定农业生产及经济空间的配置定向，并提出了销售价格决定产品种类和经营方式，运输费用决定生产成本，主张依据运输、距离确定最佳配置点的环形农业区位理论。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得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W.Launhardt）。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1882年，劳恩哈特在《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1902年，劳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尼汉斯（J.Niehans）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

韦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1914年，韦伯又发表了《工业区位—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韦伯认为，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指向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便会产生集聚。韦伯通过加工系数，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工价值来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并且提出了区位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最小费用区位法则。任美锷（1947）认为，工业区位理论以韦伯的研究“最有系统”，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经济地理学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Losc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与经济学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以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地理论。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指能够向周围区域的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中心性来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给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给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水平。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类中心地间的距离也相同，且每个中心地的市场区域都为半径相等的圆形区域。各级中心地相互竞争，组成一个有规律递减的多级六边形空间模型，此时所有中心地达到了空间均衡。

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遵循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在三个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是对市场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宏观的、静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为具体解决计划、规划问题的动态平衡打下了基础（杨吾杨，1989）。

中心地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地理学》的作者邦奇（W.Bunge）将克里斯塔勒尊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地系统—市场区位论（何炼成，2005）。廖什认为单一企业的最佳区位应该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廖什的理论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出发，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区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以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W.Isard，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论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逐渐形成。1956年，艾萨德出版了《区位和空间经济》，4年后他又出版了《区域分析方法》。艾萨德在新古典微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均衡方法将局部静态均衡的微观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

20世纪70年代，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玛西（D.Massey）认为，空间作用离不开社会作用，没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作用，根本不存在纯空间动因、空间规律、空间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A.Scot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斯科特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对空间聚集和分散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位理论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F.Masa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区位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和区域产业集中化的内在机制，为区位论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依据。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通过构建有见地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地理内容的空白。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在该书中克鲁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简称D-S模型）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及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Iceberg Cost），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克服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作为研究假设条件的缺陷。

区位理论的应用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理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位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要求，将经济活动落实到一定区域范围。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分为宏观选点和微观选点。

第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进行组织和调控，使区位条件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形成区域经济与空间环境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产业布局的优化。根据区位条件，通过产业和和生产要素在空间地域的合理流动和组配，实现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分布形态和地域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根据城镇体系区位条件，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的指导思想，形成与之相契合的城镇职能、规模和空间结构规划。

区位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其对于深刻领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规律、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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