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83-07

对文化的关注是20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6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的影响问题。罗素、许琅光、韦伯、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述,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化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DeVos与Hipplerjan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的名称至今,文化心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依赖与独立型自我构念、整体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均使用“特质方法”探察文化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推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文化问差异的比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美文化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怀疑:文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Hong等人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动态建构理论的思路

动态建构理论借鉴了G。Kelly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的观点,Kelly强调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内隐理论,它引导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及理解过程。Hong等人将“内隐理论”引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内隐文化理论来发挥作用的,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内隐文化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导致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及行为的差异。

动态建构理论强调内隐文化机制的动态性,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特定的文化情境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该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使得文化心理学不仅要探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成员社会认知的差异,同时也要探讨社会认知对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

Hong认为文化心理学应像人格心理学那样将情境因素作为变量加以研究。如果人格的表现具有情境特异性,那么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也应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以往将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异视为一种测量误差是不合适的。如果特定情境中人格的表达受到知识激活等社会认知原则的制约,那么社会认知分析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文化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决定行为,其对行为的效应也不是统一不变的。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境变量的作用了,而且很多实证研究也为这种动态建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分析性差异时,这种文化差异仅仅出现在当文化的知识范式得到彰显时。这种“彰显”效应说明尽管东亚人也能够使用分析性的、自我中心的推理方式,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东亚人的知识范式的重要性或可应用性得到彰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使用所处文化推崇的思维方式。Choi等人对归因风格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在一般情境下也与北美被试一样做特质的归因。但是,当情境因素彰显时,相比北美被试而言,东亚的被试更易于调整自己的归因方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而非个体,从而更不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这些都证明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因此,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解释文化效应的情境特异性上更有优势。

二、动态建构理论的作用机制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2）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3）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4）

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认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与知识已日益分裂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个群体间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在某些基本的观念、理念及信念上也常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甚至是心存敌意或反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理解的鸿沟。”［9］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现象常被称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不仅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在心理学中也普遍存在，有学者就认为，心理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科克(1985)就认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想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因受到其本身条件限制，终究也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0］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1987)也担忧地认为:“在我一个最可怕的恶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发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学院抢走，心理病理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11］这种不统一或者分裂的根源其实就是科学心理学中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一心理学中的“斯诺命题”蕴含着心理学不同的立场、主张和取向，尤其表现在科学观、价值观及方法论上。就科学观而言，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假设上。心理学的历史已表明，心理学之所以能被给予较高的科学地位，能在科学的殿堂谋取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持有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正是冯特创建心理学早期以及冯特之后所致力发展和建构的心理学［12］。这种心理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样是一种实在，它“就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这种物理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对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图景的理解，遵循主客分离、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等原则和立场。物理现象可以按照进化的阶梯排列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排在上端的科学解释可以向下端的科学解释还原。那么，遵照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心理现象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早期的冯特和铁钦纳就将意识还原为心理元素，试图寻找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心理规律，行为主义者则将行为还原为一种物理和化学刺激引起的另一种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秉承自然科学的衣钵而将人性“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灵，因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立，正如车文博(2003)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13］建立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体系，它反对对完整的人进行抽象的分割和歪曲以及以坚持客观性为名否弃人的主观性的地位，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现实存在有关的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作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都对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然而，对实证研究的极度迷恋，致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先于问题的怪圈、科学观与方法论的对立以及学术研究者与实践应用者相割裂的尴尬局面。对人文研究的过度依赖，又使心理学陷入内省的主观心理主义，对自我实现的类似本能的追求极易使心理学陷入本能还原论［14］。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采取的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两种文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他们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此时，西方心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受世界多元文化论的启发，有学者预示着第三种文化在心理学的崛起。

(二)第三种文化的崛起———新的视域融合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5）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参考文献】

1Koch，S.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knowlodey：Lessons of century quascience.In S.Koch & D.E.Leary （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2Robinson，D.N.Science，psychology，and explanation：Synonyms or antonyms？In S.Koch & D.E.Leary（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3Henley，T.B.Meehl revisited：A look at paradigms in psychology.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89；9：30～36.

4Robins，R.W.，Gosling，S.D.，& Craik，K.H.Psychological scienceat the crossroads.American Scientist，1998；86：310～313.

5Glassman，W.E.Approaches to psychology（3rd.ed.）.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6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7Leahey，T.H.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 Hall，1997

8Weber，S.J.，& Cook，T.D.Subject effects in laboratory research：An examination of subject roles，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valid infer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on，1972；77：273-295

9Tedeschi，J.T.，Lindshold，S.，& Rosenfeld，P.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West，1985

10Graham，S.Most of the subjects were white and middle class：Trends in published rearch on African Americans in selected APA journals，1970～1989.American Psychologist，1992；47（5）：627-639

11Smith，P.B，& Bond，M.H.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Analysis and perspectives.Hemel Heman，Herts：Harvester Wheatsheal，1993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6）

一、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

艾萨克指出，“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不涉及价值，质子和分子无所谓好坏；然而社会科学家却要涉及价值，因为人是道德的存在，所以社会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潜心于价值问题，政治科学尤其如此。”[4]（p80）

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与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必然发生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p32-33）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联系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被引申出来的时候，这些理论观点才能被理解。马克思写道，“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p32-33）这种唯物史观并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线性历史决定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不能只建立在单纯的理论基础之上，还应该下沉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下，考察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所应具有的独特信仰和特色文化形式，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过程来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政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视域

当今的行政文化环境是由国家行政组织的技术化管理制度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但不容忽视的是，以货币和权力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凭借其强制力与渗透力，以利益最大化为人们思考的范式，从外部直接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的生活世界出现殖民化的倾向，社会整合水平开始下降。同时，公民意识不强，公共精神尚未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直接将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国家行政组织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构建以社会公平、公正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这就给如何加强国家行政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命题，也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平台。换言之，国家既为公民提供了公共生活的舞台，也使公民享有其公民身份资格有了根本保障。但必须承认，“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道德的革新和深化，没有对善与正义的意识，没有资源牺牲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没有基本的世界观和人性观，也不可能得到解决。”[7]（p268）可见，这里要求的是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出场。因为如果没有对核心价值的确认和认同，没有正义秩序的存在，就不会有社会个体对自身责任的认同。因此，构建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原则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历史发展视域。

（二）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文化视域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至今，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断发展深化，但是，综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还是较少，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知难而上，不懈地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塑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气质，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内涵不懈追求的结果，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理论创新气魄，是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时代特色的新提法。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大家能够互相认同的价值观理念系统，国家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才能得到双向联动的运行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自身内在运行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因此，“三个倡导”中的价值理念能否与时俱进，适应时展，能否继承与创新，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三个倡导”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行政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作用，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奠了价值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文化视域，构成了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时代文化视域。

（三）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体视域

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的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应该具有的共同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其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行政文化的活动主体是行政人员，其活动的目的是使一个政权能够遵守自己的执政理念，实现自己的执政价值，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体现行政人员个人价值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启示我们，行政人员不仅是行政文化活动中的行政活动主体，而且是社会关系中的活动主体，其主体价值是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得以显现的。人不仅创造了社会关系，而且人的内在发展也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现实发展。“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8]（p314）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在行动文化活动过程中，行政人员作为行政文化主体，要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自己的行政行为，这将成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生成的社会主体视域。

二、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构序

中央党校校长李君如在谈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突破时说，“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不要忘记党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我们稳定的基础。因此，还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是为社会底层的基层群众服务。”[9]毋庸置疑，这也应该成为国家行政组织发展的社会心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理论逻辑生成的价值视域。“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核”，贯穿于国家行政组织活动当中，形成了以“正义、协商、责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保护带”。

（一）“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结构的经济成分日益复杂化。中国文化并不是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和西方公共精神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讲求个人道德，愿意用好人和坏人将人群归类。在判断事情时，道德评价往往占上风并主导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需要行政人员思考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当我们谈及责任的时候，需要区分行政责任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行政责任”指的是，在从事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行政主体因违反了国家所规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不履行自己在行政活动中所应尽的义务而产生的一种责任。“责任”指的是，行政活动主体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应自觉遵循的伦理准则。在从事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由于行政人员掌握着行政权力，所以，行政人员就更应该具有责任意识，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责任”意识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公共精神，二是他者伦理，三是境遇意识。“公共精神”指的是行政人员运用公共理性，从公共利益出发，对自己所从事的公共事务、公共活动、公共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关切，自觉地维护人们之间交往空间的公共性。“他者伦理”指的是行政人员能够自觉纠正以“自己”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考范式，行政主体在与其他公民所构建的公共场域中，以他者为公共空间重心，以他者为事物关怀视角，这种视角转换与回应是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逻辑基础。“他者伦理”是行政人员必须具有的一种伦理意识。“境遇意识”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活动过程中，能够以事物发展的历史现实为解决问题与思考问题的实践境遇，把自己的行政行为放在事物结果中进行考察。“境遇伦理”从根本上是面向道德决策和行动的，它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精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而是从境遇出发来解决人类生活面临的道德难题。[10]总之，责任就是行政主体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行为。每个行政人员既要充分发挥行政活动主体的作用，还要具有责任意识，运用理性的力量发展自己，拓展自己的社会责任范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表明任何责任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外部设置，任何责任只有通过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个人具体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并得以践行。”[11]因此，“责任”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

（二）“协商”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中介

“协商”是人们之间能够以理性的形式说服对方，或者相互交换观点的一个社会过程。协商的原则是以公共利益原则为导向，双方都以积极、平等的心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公然的冲突。“作为规范术语，协商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论证和说服，而不是操纵、强迫和欺诈。在协商论坛里，自由和平等的参与者支持一系列程序旨在沟通而不是策略目标”。[12]（p11）协商是国家行政组织与公众交往的对话过程。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避免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集团利益而进行的相互妥协，最后实现多赢的一种理性论证与说服行为。古特曼和汤普森认为，协商作为政府社会治理形式，是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理解并接受的，协商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接受未来的挑战。”[13]（p7）通过协商行为，可以促使国家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形成理性共识。明确人们的社会公共利益责任，增进人们之间的话语理解，使国家行政组织的程序和决策具有合法性与公共性，最终推动国家行政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协商”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中介。

（三）“正义”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终点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50-02

1 引言

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是指在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中对已知的事实和经验所提出的一种一般原则或一组相互关联的原则。它既是心理健康服务经验的总结，也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依据[1]。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根据来源可分为3类：国外理论、本土化理论和本土理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在国内的应用存在着适应性等问题，加之目前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发展速度缓慢。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我们既要借鉴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中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构建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体系是快捷、经济发展心理健康服务的途径。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的研究，阐释该领域目前研究发展概况，同时揭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规律，并进一步提出了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措施。

2 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进行研究。

2.2文献取样本文选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西南大学节点（http：//www1cnki1net/index1htm）作为数据源。选择“关键词”选项中，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进行逻辑“或”的组配；同时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与“理论”进行逻辑“并且”的组配。检索中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按时间排序，在“精确”匹配方式下检索，取得全部统计数据。共获得相关文献1333篇。经过筛选，剔除部分不属于学术论文范畴的期刊年度目录、征文启事、年检报告、招生材料、人物介绍、会议报道、短篇新闻等。剔除之后尚余文献1197篇，对其进行文献发表时间分布统计。对1197篇文献逐篇阅读，删去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只叙述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等一些泛泛而谈却没有提及理论的文章，剩余556篇文章，对剩余的556篇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所谓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指其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来自国外，以此为基础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如认识领悟疗法、意象对话等心理疗法。

江光荣[2]指出，研究国人的心理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即以当代中国国情为背景，研究特定时期国人的心理问题。我们在研究、分析和解释国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表现及途径等方面，都应该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研究方式可以多样化，即可继承古代的优秀思想，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方法，还可从观察开始。

钟友彬等[3-6]，将引进的精神分析法进行了本土化，创立了认识领悟疗法。朱建军[6]结合国外的心理动力学思想和东方文化，创立了“意象对话技术”。郑日昌[7]把古代阴阳辩证思想和认知疗法结合，创立了“辩证认知辅导理论”。

3.2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本土化的措施。第一，挖掘和传承：我国古代、近现代都有许多优秀的心理学思想，但被人知晓的并不多，应加强对其研究，挖掘精髓并世代传承。

我国国民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被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基于心理咨询遇到的问题，景怀斌[8]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9个方面贡献：人生意义、应对、生死教育、哀伤辅导、心理调节、人际认知、社会生活技能、人格发展、心理咨询技术等。但我们从中也看到，对儒家思想的应用，特别是在心理咨询方面，还有许多有待发掘。另外，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研究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后，创立了许多特色鲜明的理论。如在《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书中就对家族子弟提出了教导，其实质就是行为取向的人格培养模式[9]。

第二，鉴与创新：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史已有一百多年。1976年，美国学者Parolff确定了130多种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到2005年其总数则已超过400种。虽然在这些理论中，多数缺乏有力支持和有效性证实，但它们却展示了心理治疗师们的创造性劳动。国内学者也应该学习西方学者们的创造性精神，立足于我国实际，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化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

第三，拓展与吸收：中国历来多教崇拜，影响较大的有儒、道、佛等。儒家讲求积极进取，而道家力主清静无为。道家与儒家理想的人格一阴一阳，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文人人格内在的矛盾统一。而儒家、道家所倡导的思想中不乏有与心理咨询相一致的观点。所以对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本土化过程，必须得在拓展我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外来的心理健康服务精髓。

4 讨论

当前，在我国心理咨询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充分的基础理论支持，而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是我国的心理咨询本土化研究多集中于实体的理论层面，而对元理论、哲学和宏观层次的研究匮乏。

国内最为著名的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是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这种方法创立之初报道的文章较多，而如今也很少看到相关的实践报道。本土化的方法为什么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呢？这与我们越来越强调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好像是背道而驰，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原因。

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大多以思辩、探讨性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强调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也许在不带预定套路的情况下，通过观察一些有效的心理咨询操纵过程，切实提炼和概括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或许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4]。

总之，国内学者看到了我国当前心理健康服务理论的现状和不足，同时学者们反思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的水平低的原因为：在心理健康课主要使用讲授法、单纯地使用心理测验、心理咨询思想教育化、专业人员擅长的方法有限、自编心理测量工具水平低、重复工作多等[10]。故我们得在今后的工作及治学中借鉴美国的“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和英国的“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模式，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普及心理测量量表的使用知识。将心理健康服务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并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普及心理健康服务知识，培养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加强心理疾病易患病人群的追踪研究，并且在推广常用量表及经典量表的同时也积极编制符合国情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服务量表。相信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投入逐渐增加，我们可以想象经过理论探讨和服务理论吸收消化阶段后，实践研究将会越来越多，经过理论—实践—理论阶段后，我们将会真正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8）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57－02

心理咨询是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专业人员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来访者提供专业帮助，促使来访者心理向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逐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因此心理咨询作为解决人们心理问题、心理困扰的一种重要方式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任何心理咨询一开始就面临两个问题：“何以会产生困扰？”“怎么办？”我们都知道任何心理问题的产生都会有其深层的原因，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相同的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却不一样，当然也就需要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心理学完全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经济、历史背景下的本土心理学。它的概念、理论、方法也只有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并不适合典型的中国东方文化。心理咨询也不例外，中国的心理咨询必须以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体系为依托，寻求与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相契合的本土化心理咨询体系。

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理特点

要想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咨询理论、方法论和咨询技术，就要对国人自身所特有的心理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我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中国在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条件、价值观念、处世准则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西方国家有明显的差异。杨国枢以“社会取向”这一概念来描述及理解中国人的主要心理与行为，他认为社会取向包括集体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和权威取向，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而其现代工商社会的对应产物则是个人取向与自我取向，合而成为个我取向。[1]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大类主要的特征或内涵，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

（一）家族取向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便极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几乎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对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先于、高于、重于个人。我不是独立的我，而是家庭中的我、社会中的我。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很多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迅速传入我国，并深入影响我国的家庭文化。人们开始注重自我价值、自我实现，强调个人的利益、尊严、地位，家庭中的个体化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重视家庭的精神内核依然植根于当前的家庭文化之中。中国的家庭一方面保持着很多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特性，同时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二）关系取向

传统的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称为“关系性身份”。个我取向的西方人强调的不是社会或角色一致性，而是个人或自我一致性。换言之在社会互动历程中，西方人不是以社会情境为重心，而是以自我意向为重心。而传统中国人所强调的不是个人或自我一致性，而是社会或角色一致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互动历程中，传统中国人不是以内在自我意向为重心，而是以外在社会情境为重心。

（三）权威取向

传统中国人对权威的存在非常警觉与敏感，对于权威的崇拜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加批评的，并且对权威的崇拜在范围上和时间上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在心理与行为上会对权威彻底地依赖，表现在面对权威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无能和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权威。

（四）他人取向

他人取向是指中国人在心理与行为上甚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一种强烈趋向。表现在，第一，顾虑人意，对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来留心与打听别人的看法；第二，顺从他人，无论在意见或行为上，都有很强的避异求同的心理；第三，关注规范，社会规范与标准极为重要，是大众言论及行为的主要依据；第四，重视名誉，因为人们不只是靠角色关系来界定自己，而且也要用名誉（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来界定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里，中国人对他人系统的注意程度远高于对自己系统的关注程度。

有鉴于此，应该将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重新检验、印证或者创造新的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术，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体系的根基建立起来。

二、心理咨询本土化的探索

要想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是不能回避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发展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

（一）检验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在中国人身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西方心理咨询理论通过长期的发展，现在已经相对成熟。而我国的现代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建设。在这一方面，必须要注意的是要避免走两个极端。第一，本土化建设不是盲目的排外，如果为了本土化而舍弃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和体系，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成果，任何人都可以分享。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的理论成果是促进我们尽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二，不排外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接受，要有鉴别地吸收。西方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洋为中用首先要做的就是检验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在国人身上的有效性。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接受心理咨询时对同一种咨询方法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如果对我国人民采用不加改造的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咨询方法，有可能会产生不理想的结果，严重的话甚至给求询者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应该充分了解我国人民心理各方面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合本国人民心理特征的咨询理论和方法。

（二）注重传统文化推进心理咨询的本土化

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寻求帮助是推进我国心理咨询本土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深入挖掘并借鉴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才能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才能够建立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

道家思想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玄妙莫测的，从古至今都被人推崇。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因而在我们的理解中，道家思想本身就是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道家思想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胜刚”，“自知者明，自胜者强”。[2]老子的思想或许跟现代社会有点脱节，在实际生活里显得消极，在思想上有点空玄，但对心理咨询来说，也正是因为其特异的超脱思想与哲学态度，可以对某一种求询者有特殊的辅导作用。

中国传统的古典医学中包含了许多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继承、研究这些理论，对于丰富本土化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中医认为心身是统一的、互相影响的，表现为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而心肝肺脾肾又分别与火、木、金、土、水五行有联系。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金克木，木克土，水克火，火克金，土克水，故有恐胜喜、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2]由此可治疗各种情绪异常以及由情绪异常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历代名医积累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治疗案例，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三）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在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的差异。这也再次表明，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量表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比如对幸福本质的理解、对幸福感的判断标准、自我概念对幸福感的影响等诸多方面，东西方文化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3]因此，充分结合本土文化联系我国的国情开发出更为适合中国民众的量表，是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仅仅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积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快地建立符合本土要求的更有效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

综上，心理咨询本土化是中国心理咨询发展的必然趋势。心理咨询本土化应基于我国人民的心理特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但是心理咨询本土化并不是要完全排除现有的西方心理学理论和思想，而应该是有选择地吸收其精华，选择其中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建立适应国人的本土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因为现代中国人，既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例如注重家庭，重视伦理观念，关注他人对自身的评价等，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自立、自信、追求物质利益等。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越来越高，中国人也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综合体。因此，心理咨询本土化不必局限于条条框框，而应该以咨询效果为衡量标准。在心理咨询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保证咨询效果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创新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推进心理咨询本土化过程。

【参考文献】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10）

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民主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亨廷顿曾概括近代以降民主化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第一次回潮：1922－1942；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第二次回潮：1958－1975；第三次民主化：1974－。”〔8〕政治文化理论伴随民主化潮起潮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探究，对民情的研究实质是对民主产生的文化土壤的探求。德国是近代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康德从晦涩的文化哲学角度阐述了作为民主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体意识，韦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托克维尔、康德和韦伯用各自的理论方式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作出回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直接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实施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援助的同时向外输出民主，民主向欧洲、亚非拉等国扩展。美国政治学者的兴奋点离开本土保持着向外进取的态势，比较政治学兴起。学者们以政治文化为路径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另外，二战后对产生法西斯根源的探究，对自由民主前途的展望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阿尔蒙德认为：“在50年代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和英、美民主制明显的反抗独裁的能力。历史经验中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而进行的批驳，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9〕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短波，政治文化理论在兴起之后由于现实动力不足而短暂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治文化理论强势复兴。这次民主化浪潮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上，它首先潮起于南欧，70年代末浪潮涌向拉丁美洲，之后波及亚洲，80年代末吞没“”国家，直到今日，民主化浪潮还在继续。在深度上，先进工业社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对应，“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1．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3．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文化在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作用”。〔9〕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间，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深远的方式已转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10〕他把这种变化称作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的幸福、身体的安全转变为对归属、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的追求。后物质主义对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民主化浪潮在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的产物，民主制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追求生活质量的平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南欧、亚非拉和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对民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出现差异的疑虑；在亚非拉国家，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各个国家民主的运行差异甚大的疑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拷问，这需要学术界抛开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而寻求一种文化解读。政治文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上的解答，民主化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四、科技发展的支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作为物质后盾的科学技术的支撑。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渗透。这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先导的“科学化”浪潮。与此同时，统计学、信息论、系统论、数学等自然科学为政治文化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文化理论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取问卷调查、计量计算、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研究手段，使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一场“科学化”的革命。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学、数理模型、数据学、概率论是常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把人们的态度、评价、情感具体化为经验数据，建立科学模型，并对其中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数据背后的规律。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对调查对象进行划定和分类，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在分析过程中，统计学与数据学、概率论相结合，各种政治态度、情感数字化，各种指标、指数被设计进入政治研究中，各种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与当代科学技术潮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中，计算机技术成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研究所涉及的庞大数据信息依靠计算机强大的储存、处理功能。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统计、概率分析到结论的导出都由计算机操作完成。因此，自然科学的运用和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支撑。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11）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大学生群体以其感受的敏锐、思想的先锋、接受的迅捷、行为的前卫而成为流行文化的主要受众之一。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渗透不仅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利用借鉴校园流行文化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载体等，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临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1]

一、校园流行文化及其特征

校园流行文化是指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得到同辈群体认可的，包括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生活形态等。主要包括流行产业、流行新品以及流行话语。它的特征主要有：

1.多元化。各种西方的思潮、话语、主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空间，使得校园流行文化多元化和多种标准，这容易造成大学生价值选择的迷茫。

2.世俗化。在高校校园流行文化中更多的是其娱乐性和对现实社会的调侃，网络运营商为了获得高点击率从而摄取商业利益，其传播的所谓流行文化往往是以迎合大众的感官愉悦程度为检验标准的，这样势必导致世俗、庸俗文化产品的产生与流行。

3.虚幻化。在目前快节奏、就业难、压力大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往往会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大学生一旦对某种流行文化产生兴趣，常常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并且极易产生浮躁的心态。对流行文化的过分沉溺，容易导致大学生逃避现实生活，去追求一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精神需要。

4.娱乐化。流行文化的娱乐化特征极易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对于一些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大学生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反思，而是当做一种娱乐和调侃来追捧。而这样的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对一些优良传统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二、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当前大学生比较关注的文化现象、社会事件等引入课堂、将部分优秀、先进的流行文化元素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这样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知识，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提高大学生的技能和技巧，密切大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2]

2.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

校园流行文化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生活化、交流娱乐化、平等互动化等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鉴校园流行文化的这些特点，利用网络、短信等丰富课程教学方式，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3.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谐教学氛围的建立

把校园流行文化引入政治理论课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在教学过程中，与校园流行文化相结合也能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把校园流行文化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活跃和丰富教学氛围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校园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形成和谐教学氛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消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地位受到挑战

校园流行文化虽然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但是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的兴起促进了校园流行文化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网络游戏、青春偶像剧、网络影视、流行音乐、偶像崇拜等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普及率和关注度却不是很高，校园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从而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3]

2.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正常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秩序

目前，大学生逃课现象严重，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逃课的原因有些同学是因为热衷于网上聊天或网络游戏等，手机文化、网络文化等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秩序。

3.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道德观。目前，校园中流行的考证热文化，热衷于计算机、英语这些实用性课程的学习，导致某些大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加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没有什么功利性，很多学生认为学与不学这门课程都没有关系，这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四、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校园流行文化的特征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特别是积极影响，进一步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借助校园流行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和生活化、丰富教学手段与方法、增强互动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教学内容长期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从而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实效性。而校园流行文化贴近生活，关注社会热点难点，满足了大学生对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借鉴流行文化的这一特征，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学生现实生活，把学生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社会热点引入课堂，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2.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样性和互动化

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提高教学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助网络、短信丰富教学手段，可以通过网上或生活中的典型事例为教育素材，如将反映强烈的社会事件引入课堂，还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短信文化来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通过手机短信、QQ、微博、微信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发言权和选择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对话、交流、讨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筛选、扬弃与吸收，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使其自身文化素质和发展过程成为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自动化过程。[4]

3.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校园流行文化

校园流行文化的思想多元化使得大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认同感变弱， 校园流行文化在给大学生群体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思想观念。 其中一些不良思想如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悲观主义等观念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政治性和主导化，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导作用，培养大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引领校园流行文化，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要切实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校园文化的主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校园流行文化的主流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学生的人生准则。

4.积极利用校园流行文化的先进因素，提高思政理论课的实效性

对待校园流行文化，我们不能简单的盲目排斥或者笼统接受，应该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科学、宽容的态度对待它，故意的避而不谈，反而会加重大学生们的好奇心。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积极汲取大学生校园流行文化的营养成分，提高育人功能，适当把大学生校园流行文化积极、健康的内容引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寓教于乐，拓展和丰富教学资源，使其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同时，弘扬“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因材施教，尊重个体的差别性需求，和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使其参与到教学中来，因势利导地组织他们共同讨论和反思校园流行文化，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袁潇，风笑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