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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职称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4:45

教授职称论文

教授职称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451.5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自1992年实施以来,已历经十余年的积铢累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评审体系。但随着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已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影响了和谐校园的构建。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高校职称评审制度亟待进一步改进。

一、职务评审中存在主要问题

(一)过分强调论文。

作为目前教师系列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科研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申报人的专业理论和业务水平,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目前教师系列评审副教授资格需要至少4-6篇文章;而评审教授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科8篇以上,理工等学科6篇以上,其中至少有2篇在本学科权威性刊物上发表,同时每篇文章都必须在省级以上的刊物上发表,内刊、增刊和论文集均不算。

(二)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比较严重。

作为高校教师,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成绩: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教学应该始终居第一位。而在我国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资格认定中,规定了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同时又附加了科研项目的要求,而忽略了教师最应该做的事情——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责。在评审条件中没有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只有抽象的概念来规定师德素质与工作量,没有像科研方面的要求那样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教学成绩突出的描述为“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革、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态度认真严谨、经验丰富,教学观点正确、方法得当,注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开发学生智力方面成绩显著”等语句可以说任何人都能合格。

(三)破格申报困难重重,几乎成为空谈。

“破格”在教授、副教授的评审的条款中均有相关规定,但条件过于苛刻,使许多优秀的年轻教师被“拒之门外”,在学术论文、科研项目要求很高的基础上,再附加“部级、省部级”科研奖励,或者是获得省级“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四)各类附加条件苛刻。

在职称评审条例中除了论文著作、科研成果、获奖证明、工作业绩等方面的要求之外,还在学历、资历、外语和计算机考试成绩等方面附加了相关规定。例如在学历要求方面, 45岁以下的教师要取得博士学位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资格,40岁以下的要取得硕士学位才有资格申请副教授资格,35岁以下评讲师也必须取得硕士学位;在资历方面,评副教授必须讲师资格满5年,去掉当年,讲师正常评审副教授需要6年,副教授到教授也是6年。在职称计算机方面,都要求参加计算机水平考试并合格。

二、相关的对策和解决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通过调查及走访,提出如下对策和措施:

(一)因人而异,设置不同的岗位评审细则。

虽然同是教师系列,但由于工作背景、学历层次、从事专业、年龄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差异,有的教师科研力量很强,教学水平一般;而适合教学的教师,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要求发表科研论文或申报项目,当然也是勉为其难。可以分别设置科研岗评审和教学岗评审或“双肩挑”的不同评审系列。例如从事科研类的评审条件可以在发表学术论文或在科研项目上较高,而不必对教学过分要求;教学类的评审条件可以要求他们每年的教学工作量达到多少,发表教学改革论文的篇数、承担教改课题的档次和数量等,同时往精品课程、特色课程方向发展,而在学术论文或在科研项目上应该放低要求;对于教学科研“双肩挑” 的教师,则可以在两个方面均作适当调整。

这样的措施既可以使教师根据自身优势,发挥特长,擅长教学的教师可以在教学质量、精品课程以及教学改革等方面发展自己,而不必为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发愁,而科研类教师则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不必为教学的工作量等问题担忧。

(二)适当降低破格标准,采取灵活政策,鼓励年轻教师破格申报。

年轻教师是学校教学、科研的生力军,经常因为职称低而在申报课题,科研获奖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在破格的条件上适当放宽,则可以调动其积极性,评审专家、学校、学院和各基层部门应积极鼓励,支持申报。

政策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例如应届博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直接破格为副教授,硕士学位的可以直接上讲师;对于某些方面非常优秀的副教授获讲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破格为教授和副教授。

(三)逐步推行“评聘分开”,使教师在岗位上更加称职。

教育部有关方案提出,在职称评审中要淡化“身份”评审,强化岗位聘任,将评审环节与职务聘任的关系理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职务聘任制。要本着“开放、竞争、创新”的原则,以岗位聘任代替指标聘任。以转换机制为核心,强化岗位聘任,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破除职务终身制,形成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干好干坏不一样,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整体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2009年人文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扬州大学2009年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立项研究课题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党委组织部)

参考文献:

教授职称论文篇(2)

二、评审办法

各地评审办法适用于高职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专任教师及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评审体系包括4个部分:资格资历条件、教育教学条件、科研条件与破格条件。资格资历条件参照普通本科的标准制定,包括学历、资历、教师资格、职称计算机、英语、继续教育等;教育教学、科研与破格条件体现了职业教育特点。(一)教育教学条件。教育教学是学校的核心工作,体现了对教师“教书育人”的要求。1、课堂教学条件。课堂教学包括教学工作量与教学效果。授课课程、课时数要求,专业课与基础课教师不同:专业课教师要求授课2门课程,其中有1门实践课程或指导过实训,课时数最低要求为120课时/年,最高为300课时/年;基础课教师课时数最低要求为150学时/年,最高为320学时/年。为改变以往“重科研轻教学”局面,教学效果和质量也成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包括督导专家听课评议、学生评教和院系考察推荐等,内蒙古自治区自2015年增加了“说课评价”环节。学生评教作为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申报者须合格,湖南、山东、江苏、天津等地的申报者须有优秀等级1-3次。2、实践教学条件。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要增加专业教师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要求,专业课程教师应具有“双师”素质。申报者需达到任现职期间行(企)业工作(顶岗、兼职、咨询、调研或技术服务、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的累计时间要求(5-6个月);或取得相应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3、育人工作条件。教师不仅是“授业者”,同时也是“教育者”。首先申报者需有承担辅导员、班主任、班导师,或指导社团、社会实践活动等工作经历。同时申报者还应在工作中承担“传帮带”的角色,包括指导青年教师、示范教学或学术讲座等。(二)业绩条件。业绩条件包括教学业绩、科研业绩与社会服务。1、教学业绩条件。教学业绩的衡量指标包括:教书育人奖励、指导学生获奖及教学改革与研究情况。教学改革与研究主要包括教师承担的教学建设与研究项目(含教学改革项目、课程建设项目、专业建设项目、教材建设项目、教学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项目、教学基地建设项目等)、教学研究论文论著(教材)、教学改革与研究奖励等。2、科研业绩条件。科研业绩的衡量指标包括论文论著、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强调的是论文的质量和主持科研工作的能力。论文数量要求副教授3-5篇、教授5-10篇;质量要求各地标准不同,常用方式是规定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副教授2-4篇、教授2-5篇)。科研业绩条件各地均有考虑学科差别,常见方式是分文理科设定,其中艺术类(音乐与美术)与体育类的条件另设。重庆细分为9类学科(包括政治与法律类、思想政治教育类、财经类、管理综合类、文化教育类、体育学、农医综合类、理学综合类、工学综合类)设定条件;江西根据承担的教学任务(年均课时>200、<100<=200、<60<=100)设定条件。3、社会服务条件。高职教师肩负着教学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双重任务。社会服务工作包括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咨询以及高技能人才培训。申报者需具备承担重大横向项目、授权实施的发明专利、技术推广、被政府采纳的咨询报告等条件,强调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破格条件。对于确有真才实学,取得高质量、标志性成果的突出拔尖人才,可打破评价指标标准化,不受学历、资历、职称外语、计算机条件的限制,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综合各地的条件:破格教授需教学、科研成果获得部级政府奖励或部级政府荣誉称号;破格副教授则需获得省(部)级政府奖励或省(部)级政府荣誉称号,奖励等级要求与排名要求各地有所不同。(四)评审方法。职称评审一般都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以定性评价为主的方法。适合定量评价的指标,如教学工作数量、科研成果数量等;适合定性评价的指标,如教学工作质量、科研成果质量、思想道德表现等。申报者先要通过学校内部学科组对其德、能、勤、绩平时考评与定期考评情况进行评议,然后推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的临时专家评委会进行最终评审。

三、问题与思考

各地高职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均力求体现对教师的要求,但在职业教育要求不断提高的时代,仍有几点亟待思考。(一)需重视师德考核。师德,是教师工作的精髓,概括为“师爱为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各地评审办法中的思想政治条件根据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不合格,受警告以上处分或弄虚作假者进行延期申报处理,未将师德考核要求放在首要地位。《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提出将对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标准,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同时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将“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作为考核指标,对师德表现突出的应优先考虑。师德应为职称评审的首要考核指标。(二)需单独评审专职辅导员。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主体为专职辅导员,《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指出“专职辅导员可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要求评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技术职务”,“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可将专职辅导员单独设组,单独评审”。各地多将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直接纳入教师职务系列评审条件,除课时要求外,均与思政教师统一标准;内蒙古、上海、河北、江苏等地出台了辅导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条件,评审指标仍围绕着教学科研,均不利于考核出辅导员的真实水平。《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指出高级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某一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并具备有影响力的成果,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与理论与实践研究,对辅导员的职业能力考核确立了详细指标,可为职称评审参考。(三)需科学合理地评审。各地高职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办法对教学能力、业绩与实践教学都提出了要求,但评委会由教育主管部门临时委托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方式侧重看论文、审科研项目,评审结果偏学术化,具有高技术水平,爱岗敬业、服务一线的人才不能突显出来。为了激励“把论文写在讲台上,写在车间里,写在流水线上”的将研究与技术相结合的教师,2015年黑龙江高职高专教师系列职称实行直接聘任制度;2014年浙江省宣布逐步下放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权限,淡化资格,强化聘任,解决评价与使用“两张皮”的现象。2017年《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让真正的人才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作者:唐鸿铃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教授职称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4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41-0021-02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的公共体育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及“健康第一”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高校体育教学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体育教师的地位也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职称结构,目的在于找到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国内13所普通高校体育教学部的317名体育教师和其它学科的284名教师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访问学校的体育教学部及其它院系的教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相关资料,并对获得的相关资料进行分类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1.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学科教师

(1)高职称比例相对较低。在被调查的317名高校体育教师中,仅有教授13人,占4.1%;副教授109人,占34.4%;讲师142人,占44.8%;助教53人,占16.7%。体育教师的高职称比例为38.5%,与其它学科52.1%的高职称比例相比明显偏低,其中教授的比例差距最为显著,相差8.6个百分点。而在讲师、助教低职称方面,体育教师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学科教师,见表1。

(2)高职称教师的年龄偏大。在所调查的体育教师中,教授职称的平均年龄为54.2岁(最大61岁,最小40岁),副教授职称的平均年龄为45.7岁(最大60岁,最小34岁),与其它学科(教授平均年龄46.6岁,副教授36.5岁)相比,体育教师中高职称教师的年龄偏大,特别是在教授职称的年龄结构中,其它学科多集中在45岁左右(48.3%),而体育教师中的教授在50岁以上的比例竟高达64.3%,见表2。

(3)晋级时间相对较长。在对部分体育教师晋级年限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晋升讲师的平均年限为7.8年;晋升副教授的平均年限为10.2年;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限为13.4年。而其它学科相对应的年限分别为6.3年~6.5年~8.4年。特别是在高级职称晋升方面体育教师一般要晚5~6年。

2.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的差距

(1)学历方面的差距。教育部日前下发的《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05年,国内教学科研型高校具有研究生学历教师的比例将达到80%以上;教学为主的本科高等学校达到60%1;21-;而目前高校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多集中在本科层次,占调查对象的87.4%,而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仅有35人,比例为11.1%,不仅与教育部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是与其它学科(59.8%)相比也相差了48.7个百分点。学历作为目前职称评定中最主要的评价指标之一,较低学历在职称评定中所面临的命运可想而知,见表3。

(2)科研水平相对较低。我国高校体育教研室或体育部的教师绝大部分来自体育院校或师范院校体育专业,第一线的长期实践教学使他们缺乏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本领。与其它学科相比,我国学校体育科研存在论文选题重复、实验性研究较少、研究方法没有突破、理论基础不扎实等不足。据调查,高校体育教师写论文的不少,但多数为应付评职称,真正从事学校体育科研的教师,在37万体育教师中(不包括体育院校)只是极个别。体育作为小学科,与其它学科相比科研起步较晚,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经费投入,还是科研意识上都有较大差距。北京体育大学原副校长邢文华认为,学校体育科研多数是个体行为,缺少集体合作、“大兵团”作战攻克科研难关的研究。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一位专家认为,学校体育科研多为教研的总结,谈理论多,缺少针对性、实质性的科研内容,其科研水平由此可窥一斑。

(3)个别高校相关部门对体育学科仍存在偏见。近年来高校体育教师的待遇有一定提高,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仍有一些学校领导对体育工作持“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态度。特别是一些还没有成立体育教学部而隶属于公共课部的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与其它学科教师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三、对策

教授职称论文篇(4)

堂堂学府,利益无处不在,高等院校早就沦为学历的“大卖场”。可以参照的是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在清华就读博士一事。尽管清华大学官方回应称徐景颜系“论文博士”,但是学校是否为身份“特殊”的学生提供了文凭的“绿色通道”?还有:早在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那么,清华的论文博士何以公然出现?更何况,目前清华的论文博士并不只徐景颜一人,论文博士人员多为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领导。

大学职称评审的是非、厅长获得文凭的途径、武汉理工大学百名在职学生涉嫌造假获取硕士学位等等新闻,从表面看,引发的是公众对高等教育学历的信任危机,然而这一系列事件密集发生背后,却是利益链条的互动,而“注水文凭”的大批发,意味着官员在以权力谋学位,学校则以学位谋财务资源。然则,一切恶果皆有源头,支撑“注水文凭”、“论文博士”的正是全民“学历”。

可以说,政府力推的教育产业化,把高校文凭点化成了“摇钱树”。在高校因为文凭而“生意”红火财源滚滚的另一端,一场全民“学历”同步开始。走在前面的就是官员阶层学历上的“升级换代”,官员任用升迁必经的学历门槛,被无限放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一些无关专业知识的岗位,也有了学历的要求,于是全社会流行起了学历“高消费”。有调查显示,不仅在国家一些部委出现了“官员博士化”的趋势,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干部总人数一半左右。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官场潮流。由此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场景:“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这可以视为全民“学历”的一个显著标志。与此同时,有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本科生却不得不进入技校“再深造”,众多企业为了急缺的“技工”不得不上下求索,大批高校毕业生已经并即将遭遇的仍然是“毕业即失业”的尴尬。

教授职称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G6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老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世纪之问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似乎并不能给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呢?笔者结合盛产大师的西南联大,并比照当下教师的评价制度,对原因略析一二。

尽管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但西南联大能够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才,这和当时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精神分不开的。在联大的校园,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使得联大的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只要文化不灭亡,那么我们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他们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来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坚定地投入用学术救国的行列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然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恰恰是当下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尽管现在环境远远好过抗战时期,但我们的教育成就却无法超越西南联大。

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是在文化和学术上却没有这种抗衡的资本。学界有京派和海派之说,但学界并没有岭南学派,倘若广东要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重新构建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纯粹性。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概况

(一)宽松的晋升制度

联大的教师职称评定并不注重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物的数量,其规定:“国内大学毕业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升得教授”。[1]同时,教师职称升任一级所需的三年也包括不在同一所学校的教龄。这表明教师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方面,主要偏重于职业操守和授课能力。联大的助教和教员在评讲师职称时必须开出两门以上的课程,且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效果良好,这是主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具有能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发表过著作或多篇论文,但这只是次要的条件。讲师,在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被全院或全系师生公认,并在科研方面有学术专著或创造发明,都可提升为副教授。同等道理,副教授可提升为教授,且手续简便公开,准备好所需的材料,上报校常务委员会,经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可。[2]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审,没有名额限制,为一切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

可见,联大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以任教的时间长短和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不会因为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数量上的硬性指标而对其职称和待遇做相应的调整。众所周知,学术并非一蹴而就,很多学科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官员兼任制

联大纯粹学术氛围的形成,除了在聘任和晋升制度上赋予教师极大的自由外,其学科官员兼任制的实行也是重要原因。学校官员不会有特权,更不会因此增加薪资,而使教师获得额外的收益。(见表1)

表1: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资料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85页

以上是联大规定的不同职位最低薪资和最高薪资,行政职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同层次的教师又有差别,教授最高可以拿到每月600元,但普通教员最高也只有240元。全校薪资最高的是三位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均,他们的薪资为每月710元。[3]而联大的其他行政官员都属于兼职,虽然有官职在,但并不增加薪酬。如算学系教授兼主任杨武之的薪额是590元,而教授姜立夫是600元,教授江泽涵是590元。从统计数据来看,600元是最高的薪酬,做官不一定拿得到,不做官能拿最高薪酬的大有人在。

1942年10月,联大的教授们集体拒绝了一笔特别办公费,这放在今天,等同于行政津贴,理应得到,但他们却拒绝了。“……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4]这封拒绝信后附上了冯友兰、张奚若、陈岱孙等25位兼职行政教师的签名。实际上,在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很多教授的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典当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停止子女教育,实属不易,很多老师都要申请其他补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理所当然的行政费补贴。可见当时的教授将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视为教师的天职,并不追逐行政职务,反而将其作为一种义务。

三、广东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一)过于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职称评审条件,除了达到基本的学历要求、外语要求,专业技术工作条件、业绩成果条件和论文、著作条件都已经量化。教授或研究员的评审,其论文或著作应该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年均授课240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5篇(部),文科类6篇(部);(2)年均授课120-23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6篇(部),文科类7篇(部);(3)年均授课60-11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7篇(部),文科类8篇(部);(4)年均授课5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9篇(部),文科类10篇(部)。[2]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教授的评定主要看课时量和论文的完成,并且没有详细的分类,而是笼统规定理工类和文科类。但实际情况是,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目,单纯的论文数量并不足以说明学者们学术功底的深厚。高校的教师本来是学术自由的主体,现在他们不仅要授课,还要进行科研,因而教师们是十分疲惫的。短期内,为了达到所规定论文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文字垃圾出现,从而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

(二)“以刊论文”负面影响加剧

广东高校在教师职称论文的评定中,除了上述的授课量和论文数量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对所发表的论文刊物作出了限定。“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应有二分之一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3]

以刊论文,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教师们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期刊,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平台,而是多种学科交杂在一起,学科边界并不清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CSSCI1998-2006年的600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种,刊登1到3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个或10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总数的72.3%。[5]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期刊不是专业期刊而是综合期刊,在审核投稿者的论文时,可能无法区分学者的真正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评价方便,在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项目申报等方面,行政部门常常依据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定,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实际上,广东各高校都对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实施不同的奖励,如广东商学院规定核心刊物的科研计分为4-5分,非核心的一般期刊则为2分,然而深圳大学则只奖励核心期刊,对于非核心期刊的论文无奖励。[6]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高校教师为了在核心期刊上,量体裁衣,只注重发表在哪里,而忽视了他们真正应该写什么。

(三)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做官,因为做官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学校的地位、待遇和话语权不尽相同。在项目申报、评奖评优方面,有行政级别的教师比普通教授更具有优势。行政级别将高校教师分成三六九等,在某些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比一线教职员工要高很多。更何况,教师成为官员后,要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上级领导的考核,忙于各种应酬,他们哪有时间去做研究?而现实的情况下,高校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他们还要继续当教授,做科研,带研究生,其结果可想而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但科研成果含金量少却不会给他们的职位晋升带来不利。高校的校长一般都是任命制,很少进行公开选拔,31所副部级大学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也是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且,不同学校的校长的行政级别不同,中山大学是985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为副部级。普通本科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试想,当高校的教师都热衷于做官时,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这种风气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精神?有多少可以拒绝成为行政的附庸呢?又有多少教员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一片净土,以期若干年后将自己打造成大师呢?

四、广东高等教育改革的对策

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不在于硬件条件。想当年,联大的师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现在各方面硬件要比过去好很多,而教师们都忙于,评职称,上课念课件,内容人云亦云,少有创新。行政化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官本位主义导致许多学者无法安心教学,却争着竞争各种行政岗位,以寻求相关利益的实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的评价考核标准不恰当,直接导致了学术纯粹性的缺失。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尊重学科差异,合理设置考核标准

高校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授课和科研,因此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核。授课部分,应该积极推动学生评价。在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授课的好坏,理应由学生进行打分,促使教师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对于不同年龄的和不同职称的教师设定相应的授课量,如青年学者主要是完成授课任务,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中;而中年学者由于其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则可以重点进行授课,传播知识,减少科研任务。科研考核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各个学科应该采用适合本学科评价的标准,分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重点是学科内的比较,不同的学科应该有符合其学科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重点。对于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存在潜在性,更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采用论著代表制度。如果该学者的论著是其学科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那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免除量化考核,也许在这一时期没有发表其他论文,但他相应的待遇不应该有变动。应依据不同学校的学科特色,制订更加详细和更具可行性的考核标准,逐步降低对论文数量的要求。

(二)推动同行评审,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同行评审是利用同行专家在其擅长的学科,对某一成果的价值做出判断。由于专业的类似性,使得同行的专家们对相似的问题,在评审过程中更客观,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同行评审的效果是直接的。对于高校的教师来说,同行评审形成的舆论压力对其工作更具有约束力。同行评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选择合适的评审员非常关键。而成为评审员的首要标准是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十足的公信力,选择的成员也可以包括国外的同行,以增加评审的宽度。评审员的选取和评审规则应该透明化,对外界公布评审的流程和结果。此外,应当采用双向匿名制,对于利益相关者,要进行回避,采取不记名投票制,定期更换专家库,建立专家信誉档案等。

(三)学术回归原点,去除行政化

为了让高校的教师单纯地追求学术,行政化现象势必要得以纠正。去行政化,并不是单纯地去行政,行政是必要的,对于日益庞大的高校来说,行政工作人员不仅是为学生服务,也应该是为忙于授课和科研的教师们服务的。去行政化只是去除行政权力在教育氛围内的过度作用,有能力的教授可以成为学校的行政官员,但不能将各种利益和官职挂钩。因此,不仅仅要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色彩,而更要加强学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管理。要加强大学内部建设,保障教师的地位和权益,强调学术的价值要高于行政权力,让学术主导高校的运转。应从实行校长遴选制度开始,取消行政级别,改变以往的政府任命制,真正由教授选出职业化的校长。如此程序产生的校长能够首先实现高校的独立,让校长根据学校的特色,组建行政工作团队,在校长的带领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教师们真正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纯粹的学问。

五、结束语

在大学做学问的教师们,不缺乏对其学科真正有兴趣者,但由于现行的各种考核制度,扭曲了他们的本意,疲于奔波各种不恰当的考核,浪费了很多时间。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一批真正做学问的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这样才会培养出独立精神的人才来为社会服务。广东省应改革当下不合适的评价制度,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赋予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让教师醉心于授课和研究,还校园一片宁静。

[ 参 考 文 献 ]

[1] 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5.

[2] 黄晓通.大学贵在有大师——回望西南联大教师聘任[J].文化学刊,2010(2):48-53.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四月份俸薪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8.

教授职称论文篇(6)

是的,博导究竟咋回事?浅问题,但不好答。曾扪心自问:博导是职务吗?不应当是。既无级别也无下属,博导不管怎样看不是官;那么博导是职称吗?似乎也不是。比如人家美国,副教授甚至讲师就可带博士,这样,把博导视为比教授更高的职称未免牵强,说不通。其实,博导就是一项差事,说白了,是指某个教师承担有指导博士生的工作。

有趣的是,博导既非职务,也非职称,可为何国内要给教授评博导呢?思之再三,我想到的答案,评博导是激励教授的一种手段。经济学说,人的行为,一定服从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企业家,他们要追求赚钱的最大化;政府官员,则追求职位的最大化;而大学教师,肯定是追求职称的最大化。我认识在大学教书的师友无数,可从未听说他们有谁只愿做副教授,不肯当教授。

问题就在这里,当教师不同于从政,从政台阶多,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一路熬,最大化不易,故从政的为了职位最大化要终生勤勉;而当教师不同,只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三个台阶,人人都可最大化;而且一旦评上教授,差不多就可高枕无忧。按现在的职称制度,博士毕业先做讲师,两年后可评副高;五年后可升正高,即是说,50岁的博士去大学任教,若论文够数,40岁前可升教授;论文少的,50岁也能评上教授。这样麻烦就来了,评上了教授,船靠码头车到站,校方怎么激励教授呢?

当然,教授有敬业精神。现在的大学里,确有不少人评上教授后仍能专于学术,但不否认,也会有人懈怠歇气。某高校一位做系主任的朋友告诉我,他所在的系给老师们派课,年轻的讲师、副教授都好商量,一呼百应;但要是一旦评了教授,哪怕是上月刚评上,接受任务就推三推四,与从前判若两人。我对高校今天的状况所知不多,但相信这样的事不在少数,不然,教育部就用不着发话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了。

由此看,要激励教授,就得设计出新的台阶,20多年前,国人别出心裁,开始为教授评博导,你是教授,若不是博导,那么还不是最高级的教授,没有达到最大化目标。教授们为了评博导,于是又点灯熬油,再辛苦三五年,而这三五年内,不仅要多写书发论文,而且要听从领导调遣。从管理的角度看,用目标激励代替督促,无疑降低了管理难度,也节约了管理成本。

说博导是激励教授的台阶,不会错。但要追问的是,欧美国家为何不给教授评博导呢?难道是他们的教授无需激励?非也。曾访问过西方的一些大学,就我所知,他们搞的是聘任制,除个别教授能签到终身合约,多数人都有任期,长则三年,短则一年,合约期满,校方不续聘就得走人。而且,你在某大学是教授,换到别的学校未必还是教授,教授非终身,故为保饭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显然,聘任制也是激励,与评博导有异曲同工之效。不过往深处想,两者却又有差异:聘任制是打破终身制;评博导是维持铁饭碗。谁优谁劣,虽不好作简单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聘任制是持续、重复的激励;而评博导是一次性激励,只取近功,难收长效。请问,在职称终身制下,教授评上博导后如何去激励?难道我们还要在博导之上再设什么台阶?

教授职称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0—068—04

一、引言

教育的发展与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密不可分,提高教师工作绩效,是高校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目前在我国高校中,教师的教学活动一般会受到学校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甚至控制,教师缺乏创新性、自主性,甚至有些教师逐渐习惯受束缚于严格的制度中,对课堂没有热情,对学生冷漠,对科研工作抵触,仅仅按照规定做事,使日常教学工作成了刻板重复,工作绩效低下。针对这一情况,探讨如何有效提高教师工作绩效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尽管已有许多研究者对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探索,但面对复杂的社会及工作环境,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授权是从工业组织心理学中发展出来的概念,是指借由个体对工作环境的主观评估及他人对相同环境的看法,而产生的自我对工作的评价。目前,心理授权这一概念及其结构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大量企业组织中的研究认为心理授权可以有效激发个体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对工作绩效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那么,在特殊的教育领域中,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的影响怎样呢?McBride(1995)提出,授权水平高的教师往往有更高的工作绩效,这是由于当教师体验到授权时,他们在工作中会更有动力,更有可能在教学中主动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愿意与领导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王金良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发现,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其个人工作绩效及组织绩效都会越高。但专门针对于高校教师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的研究仍非常薄弱,中外的教育环境不同,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也存在极大的差异,那么,高校教师中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专门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目前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心理授权的现状及其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仍有必要。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向黑龙江、河北、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等地高校普通教师发放问卷共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其中:男性50人,女性135人;高级职称38人,中级职称99人,初级职称48人;学历本科及以下的53人,硕士及以上的132人。

(二)研究工具

心理授权量表为李超平等人(2006)修订的适合中国被试的心理授权量表。问卷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等4个维度,共12个题目。得分越高表明心理授权水平越高。本次调查中问卷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90、0.80、0.90,整体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工作绩效采用宁晓娟(2008)修编的工作绩效量表,该量表以Motowidlo和Barman在所建构的绩效模型为基础,把工作绩效分为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其中:情境绩效又分为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因此,修订的问卷共20个题目,包括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等3个维度。任务绩效指个体在实际工作任务中完成情况;人际促进指个体有助于完成组织工作的人际帮助行为;工作奉献指个体有助于完成组织工作的奉献行为。得分越高表明绩效水平越高。本次调查中问卷3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0.85、0.88,整体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两问卷均采用5分等级评定,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好确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高校教师心理授权现状及群体差异

从表1中可以看出,教师的心理授权总分为3.43,属于中等稍高水平。其中:最高的维度是工作意义,其次是自我效能和自主性,最低的是工作影响。

对不同群体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心理授权的总体水平及各维度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及学历差异。但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心理授权总分存在显著的职称差异,如表2。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高级职称的教师自我效能和心理授权总分显著高于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教师,而初、中级职称教师在这两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高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教师的自主性显著高于中级职称。

(二)高校教师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1.高校教师心理授权、工作绩效的相关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做相关分析,如表3,可以看到除了工作影响与人际促进之间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各维度均有显著正相关。

2.心理授权各维度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心理授权水平与工作绩效息息相关,为了继续考察心理授权各维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进行分层回归。第一层考察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第二层是心理授权的四个维度。

如表4,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工作影响等4个变量能联合预测工作绩效46.0%的变异量,自我效能和工作意义的贡献率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表1至表4中可以看到,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总分及其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意义可以显著预测人际促进、工作奉献及工作绩效总分。自主性、工作影响对各维度作用均不显著。

四、讨论

(一)高校教师心理授权的现状及群体差异

本次研究中的高校教师心理授权总分处于中等稍高水平,各个维度之间发展不平衡。工作意义得分高说明高校教师能较清晰地了解工作的目的和价值;自我效能维度较高说明教师能理解和认可自己的工作,并相信自己有能力组织教学和从事科研工作;自主性维度得分也在平均值以上,说明大多数教师能够自主自觉地完成工作中的任务;而工作影响维度得分最低,说明教师在工作中觉得自己对学校管理很少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校中,一般教师是不坐班的,很少参与到院、系的管理中,因此并不认为自身的工作在学校建设中是非常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

不同群体的差异分析中,性别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心理授权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存在争议。如宋亚杰的研究指出高校教师心理授权在工作影响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性教师得分高于女性教师,而宁晓娟对知识员工的研究中发现,知识员工的心理授权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本次调查中没有出现性别差异,这可能与调查对象有关,本次调查仅涉及从事教学的普通高校教师,不包括行政人员,目前大多数教师都只专注于自己的课堂授课和科研工作,因此,在工作影响上没有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本次调查中心理授权水平的学历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虽有研究显示学历越高其心理授权水平也越高,但在高校中,学历较低的往往是工作时间比较长、职称比较高的教师,而学历较高的往往是工作时间不久、职称相对较低的教师,因此本次调查中学历低的教师心理授权水平与学历高的教师没有显著差异是非常可能的。

心理授权水平总分、自我效能维度和自主性维度出现了显著的职称差异。一是在自我效能维度上,高级职称的教师显著高于初、中级职称,由于职称越高,一般来说工作年限越长,知识储备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专业技能的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体验到更高的掌控感。二是在自主性维度上,高级职称与初级职称的教师显著高于中级职称。可能是由于,中级职称的教师多是工作几年的教师,对学校管理制度有一定了解但还不甚熟悉,其教学和科研工作均处于学习和提升阶段,目前一些高校忽视这部分教师的成长,因此,他们往往既不像高级职称教师工作起来那样游刃有余,也失去了刚参加工作的初级职称教师的激情和干劲儿,自主性表现最低。在工作意义、工作影响上,不同职称教师没出现显著性差异,这是和高校组织环境有关的,高校教师一般以科研项目和教学计划为工作重心,他们都深知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同时无论职称高低都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学校政策的调整和制定中去,因此在工作意义和工作影响上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二)高校教师心理授权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心理授权与工作绩效关系密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心理授权对工作绩效的正向预测作用主要通过自我效能和工作意义两个维度实现。自我效能对所有维度均有较高的预测作用,而工作意义则对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两个维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和Spreilzer等的研究相同,即心理授权的不同维度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与工作压力有不完全相同的影响,在国内研究中也有印证。这个结果出现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高校中,教师缺乏自主性和工作影响(这在现状调查中可以得到佐证),但教师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觉得对于自己的工作来说,无所谓主动被动,无所谓对管理有没有参与性,只要每天自己能够按照常规上好课、搞好科研,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觉得自己的工作绩效达到较高的水平了。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高校教师的心理授权得分最高的维度是工作意义,最低的是工作影响。不同群体的差异分析仅发现高级职称的教师自我效能和心理授权总分显著高于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教师;高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教师的自主性显著高于中级职称。研究还表明,在高校教师中,心理授权水平与工作绩效有密切的关系:心理授权水平与工作绩效间有显著相关,回归分析显示,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总分及其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意义可以显著预测人际促进、工作奉献及工作绩效总分。这些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至少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作影响的得分偏低,应该注重培养教师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意识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工作影响得分偏低,这提示我们应该在学校管理中注重培养普通教师的参与意识。在高校管理中,教师不仅是学校管理的客体、管理的对象,而且也应该是学校管理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管理的主体。为了让教师更多地参与学校管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学校应注意平时有关信息的分享,对学校整体发展的了解是教师主动参与的前提。可以通过目前发达的通信技术,如手机短信、网络等,增加普通教师获取有关学校整体目标和发展规划等方面信息的机会,以增强他们对工作的意义感和目的感。二是主管领导要注意与普通教师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和支持的关系。领导者可以通过开诚布公的沟通营造轻松的工作氛围,使教师敢于、乐于提出工作管理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同时领导者还要注意应该适当地将权力分配给教师,让他们体会自己对工作的影响,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逐渐认清、认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自主意识、主人翁责任感,感受到“被信赖”,感受到自己对工作的“影响力”。

(二)不同职称教师心理授权水平存在差异,应该有针对性地提高其心理授权水平

研究表明,不同职称的教师在心理授权某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可以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在自我效能的提高上,重点应帮助初、中级职称的教师,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教学及科研中的基本要点,多给他们提供机会,帮助他们获得更快的成长。如可以利用一些培训,让优秀老教师和他们一起分析教学任务,提供必要的信息反馈,提供教学技术、教学策略和心理上的支持,让他们有通过尝试失败后获得成功的体验,帮助他们提升自我效能。其次,在工作自主性上,应该关注中级职称教师。为他们创造发挥自己主动性的机会,不妨也如同对初入职的教师进行培训一样,针对中级职称教师设立相应的培训项目。

(三)提高高校教师的自我效能是促进工作绩效最有效的方法

高校教师的自我效能既然对工作绩效的各维度有直接影响,这就表明自我效能对于提高工作绩效是非常重要的。自我效能指教师觉得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对学生的成长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低效能感会引起教师的焦虑和逃避行为,而高效能感通常能激励工作并享受工作,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足够的信心克服。从心理授权体验的角度来提高高校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获得完成工作所必备的能力,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是提高工作绩效的有效方法。

(四)提高高校教师对工作意义的理解能有效提高工作奉献及人际促进

工作意义对高校教师的工作奉献及人际促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当教师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意义感的时候,会在工作上更努力,这种努力带给周围的同事积极向上的氛围,可以促使教师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也会更愿意为了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师是崇高的职业,面对这个神圣的岗位,从深层了解教师职业特殊性,形成职业荣誉感,对于教师的工作绩效提高非常重要。只有认可这个职业、热爱这个职业,在三尺讲台上充满热情,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才能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因此,在高校管理中,应该利用多种途径增强教师对自己职业的深入了解,认识到高工作绩效不仅仅是课堂上能讲好课,还包括能够与周围同事、领导和谐共处,还包括对自己职业的忠诚热爱。

教授职称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2-0144-03

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一直以来都特别受到教育部门、评价机构和社会大众的重视和关注。大学教授是大学学术水平的主要决定者,其作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楷模,学术前沿领域开拓的渊博学人,以及能给学生带来希望的导师[1],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而现在仍然有部分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教授不上本科生讲台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孙德芬,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的思考)。教育部在2001、2005、2007、2012年出台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为本科生授课作为教授、副教授的基本要求,不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者不得被聘为教授、副教授职务,并制订具体办法,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本文研究了“985”高校2011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从制度的角度对影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985”工程大学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从可获得的30所“985”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可以发现,有4所高校未公布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情况,其他26所高校中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90%及以上的4所,80%~90%之间的8所,70%~80%之间8所,60%~70%之间5所,60%以下1所。教授授课比例最高的达96.58%,最低的仅为45.2%,平均值也只有78.22%,总体比例并不高。

二、影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制度因素分析

(一)教师聘用制度与教授终身制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教师任用制度实行的都是“铁饭碗”,一旦取得“正式编制”,如果不是主动离职,即使不按规定为本科生授课,也不存在解聘的压力。从1986年以来,高校开始推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2002年《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2002〕35号)文件的出台,形式上废除了教师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但事实上的终身制并没有取消[2]。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实施的聘任制更多的是把计划体制下的终身制改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续聘制、考核制、分级制等,最终又转回到半市场半计划下的终身制。北京大学等几所知名高校较早地开展了教师聘用制度的改革,但教授的聘用仍然以长期聘用为主,即把教师终身制限制为教授终身制。

“教授终身制”作为一项在国外也广泛使用的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被称为高等教育的三大基石之一,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学术自由的特权制度,从其确立之日起就备受争议[2]。因为一旦拿到终身教授便是职业的保证,存在着激励动力不足、保护无成就教授的弊端,在一定时期内还减少了对教学和科研的要求。1994年美国立法规定学校不得强迫终身教授退休,使高校变得更加僵化而不灵活。而在我国大学的主要形式是“职称终身制”,获评教授资格,即所谓的教授“一评定终身”,“以评代聘”。

(二)教师职称晋升制度

在职称晋升方面,“重科研、轻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导向,更有着强大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当前量化考核的大潮下,职称评审条件中对教师的科研项目和成果、教学工作量、教改项目和成果都有了详细的分级和规定,但教学方面的要求往往是作为晋升的基础,只要不是教学能力很差的教师,仅靠几篇论文和几项课题照样轻轻松松评上副教授、教授,只是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却因论文和课题的数量较少,连申报职称的资格都没有。一直都得益于科研升为教授的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搞科研,轻视教学工作,不愿意多上课,自然也毫不奇怪。在量化考核的背景下,教学工作量的多少又成为一项职称晋升的基本要求,但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人事制度,导致教学工作量少而教师多的现象出现,为不需要再晋升职称的教授不上课制造了现实的借口。

(三)津贴与奖励政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基本上实行课时酬金制,大学教师的工作量是以课时、科研分值或者“工分”来衡量,教学成为一种可完成的“工作任务”,而不是“工作责任”,再加上课时津贴普遍较低,对于科研、社会服务较多的教授而言,从事教学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近几年,多数高校都在开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实行岗位津贴制度,部分高校取消了课时津贴,增加教学奖励等方法,引导教师从事教学工作。虽时而会出现引起轰动的奖励事件,但无论是奖励的金额还是惠及面都无法与科研奖励相比,很难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另外,直接的利益驱动,也左右着教师为本科生上课。比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有些甚至是十倍的差距。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从事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也很大,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课时津贴。而到外面“走穴”,上课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教授热衷到校外讲学,而不愿在校内上课。

(四)管理制度

教育部出台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的规定以后,高校都按教育部的要求出台了本校的具体制度,但多数形同虚设,虽有硬性规定,但并不严格执行,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教授可以用“逃课”、“代课”、“混课”等方式来应付。教师评上教授后,科研项目增多,社会兼职增多,社会活动增多,指导博、硕士增多,精力有限,分身乏术,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给本科生上课。从高校最高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高校的校长、书记很少有不是教授的,而他们管理任务繁重、公务繁忙,更不可能有精力为本科生授课,一刀切的管理制度在执行层面只能大打折扣,对普通教授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对策与建议

(一)制定教授分类管理制度

在高校承担不同职能的教授,应依据分类管理的原则,建立教授分类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别岗位上的教授分别制定不同的岗位职责和明确的任务要求,不搞一刀切。全部要求教授都要为本科生授课,既不现实,也影响了制度的权威性。在当前多数高校实行定量考核的背景下还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人员管理制度,避免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使教学任务与教师数量相匹配,确保教授“有课可上”。

(二)改革职称晋升制度和津贴奖励制度,加强教授聘后考核管理

职称晋升制度和津贴奖励制度是高校最重要的核心制度,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改变过去“重科研,轻教学”的职称晋升制度,把教学工作与科研、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能只作为晋升的门槛。通过重视教学的晋升制度导向和制度安排,在教师晋升到教授的过程中形成重视教学的工作机制。已经升为教授的,通过健全聘后考核制度,加强聘后管,把理应履行的职责任务和聘任结合起来。教授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是职责所在,做出了突出成就后有一定的奖励也是应该的,但不应用奖励评价衡量日常的工作,应该通过提供公平合理的待遇引导教授平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

(三)建立政策制度执行监督机构,提高各项制度的执行效果

先进的理念、思想容易引进,但由于体制、制度建设的落后性,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问题与很多其他问题一样并没有从根本解决。教授是否按规定为本科生上课了,建立的管理制度是否得到落实等都没有有效的监督,甚至是没有监督。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本身都属于利益相关体,缺乏自我监督的动力,不会首先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出发做决策。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政策制度执行监督机构,一方面确保政策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促进制度的改进,提高制度制定的合理化、科学化程度。

参考文献:

[1]田爱丽,张晓峰.对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反思:“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4):17-20.

[2]张意忠.完善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5,(6):46-47.

[3]王琦.研究型大学“教授为本科生授课”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教授职称论文篇(9)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六年多的博士研究生涯转瞬即逝。回首我在浙江大学这几年的求学之路,感触良多。于我而言,在职读博,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有无数次想着放弃。幸运的是,一路上有那么多师长的呵护和引导,有那么多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有家人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和文持,让我终能完成学业。值此论文付梓之际,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与帮助我的师长、家人、同学及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恩师陆文聪教授。六年前,陆老师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将我收于门下,打开了我的人生幸运之门。陆老师学贯中西、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师德,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一生求学、治学和为师的榜样。从紫金港行政楼管院9楼会议室到启真卡特12楼会议室,陆老师放弃周末的休息,每隔一周召开例会组织出国留学网团队学习。

在例会上,陆老师就研究选题、框架构思、方法设计、论文撰写、遣词造句,无不倾囊相授、用心指导。更多的,是平时点点滴滴的耳提命面和深夜飞鸿,“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有师如此,幸甚!因此,本文的写作,从题目选取、框架确定、研究设计、论文修改到遣词造句,无不倾注着陆老师的心血,如若本文尚有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陆老师的教诲和悉心指导。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韩洪云教授,张忠根教授,阮建青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等在论文开题及进展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指导,感谢霍宝锋教授、周洁红教授、宝贡敏教授和熊伟教授等在论文答辩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使我的论文更加严谨、臻于完善。

在浙江大学读博期间,有幸聆听了王重鸣教授、黄祖辉教授、吴晓波教授、钱文荣教授、魏江教授、张钢教授、宝f敏教授、贾生华教授、王端旭教授、熊伟教授、刘南教授等众多师长的授课,令我受益非浅,在此谨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感谢一路陪伴走来的陆师门团队,各位同门在例会上的真知灼见、知识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感谢黄小丹、刘聪师妹无私提供的信息网络,感谢许为博士对我计量模型方面的答疑解惑。

同门情谊,皎如曰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衷心感谢ChinaVenture投中集团郑经理、Clark经理给予的数据收集支持,你们热心的帮助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

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家人的支持密切相关,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儿子。父亲年逾古稀,母亲岁过花甲,均为普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把我培养成才。父母从不知博士为何物,电话中只能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好好读书。父母远在云南,子不能陪伴在身边,每思至此,深感愧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愿父母安好!感谢妻子胡金叶女士的一路相伴,给予我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妻子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能够兼顾工作的同时并安心学业,在艰辛中体验学术与科研的乐趣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职称论文致谢范文。最后要提及我可爱懂事的儿子万泓睿!读博期间,儿子正处于孩提到童龀期间,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可由于要工作、看书和写作,只能不断的告诉他,自己去玩,爸爸要工作。每次儿子都默默的接受,从未对我工作学习造成困扰,并且总能给我欢声笑语,让我在艰辛的读博期间平添了许多乐趣,也是我生活、学习、工作的不竭动力。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帮助、鼓励、支持和关怀过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二】

杭州的冬天是寒冷的,我的心却是温暖的。此时此刻我想衷心地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

感谢我的导师黄祖辉教授!从2007年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黄老师请教合作社理论至今巳有8年时间。这8年里我的每一份成长都离不开黄老师的帮助:

从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到指导论文理论框架的构架,从指导设计调研问卷到帮助联系参访单位到组织汇总问卷数据,从辅导论文写作到给予对初稿的修改意见,黄老师的高瞻远瞩和学识渊博使我能够一步一步向梦想迈进!我还要感谢师母谢莉莎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谢老师给予了我非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每当遇到困难时,听到谢老师温暖的鼓励话语,我都能振作精神克服困难。

感谢我的导师郭教授!2011年郭老师从电脑里找与大学论文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供我阅读、带我上统计学课程以及在办公室的白板上与我讨论设计技术路线图的场景历历在目。郭老师对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订单农业的研究成果丰硕,我的大学论文正是产业化的一个领域,能够得到郭老师的指点我倍感荣幸!曽经无数次我纠结于问题的表面现象徘徊不前,郭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后,我马上茅塞顿开,问题得以迅速地解决,这对我而言是相当幸运和幸福的!

感谢我的老师徐教授!从2009年第一次见面,徐老师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关心从未停止。每次研究所会议,徐老师都会问询我近曰的情况,向我提供多种帮助,令我倍加感动!

感谢我的曰本导师德永澄宪教授和纳口列子教授!2012年我作为交换生赴曰本筑波大学期间,德永老师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我非常钦佩!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给我细致入微的关心,得知我对曰本农协有浓厚兴趣后,还亲自把我带到纳口老师面前。我永远忘不了2013年春节我离开曰本回国的前夕,德永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餐馆师门聚会庆祝我学成归国时的温暖。纳口老师亲自带领我赴曰本农协和曰本农林水产省参访,在参访过程中遇到随行翻译同志一时无法翻译出来的专业术语,纳口老师马上亲自为我提供曰英文翻译,令我非常感动!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编号:71333011)提供的资助!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编号:71020107028)提供的资助!

感谢为我们调研提供巨大帮助与支持的浙江省农业厅朱处长、四川省农业工作干部胡主任等所有政府公务员!感谢接受采访的陈、周等合作社的理事长和成员!感谢2011年利用署假时间参与调研和案例写作的王等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所有同学!

感谢我硕士时期的导师黄教授!是她手把手地教我研究方法,将我带入合作社研究的领域里。在大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见面都热情款待我,黄瑾教授的师恩我永远铭记于心!

感谢梁巧大学!梁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无论是我遇到专业上的问题还是人生道路上的困惑,梁老师都是我寻求帮助的对象,她沉稳、积极的心态时刻是我学习的目标。

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主任、林坚教授、钱文荣教授、卫龙宝教授、陆文聪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丁关良教授、陈随军副教授、叶春辉副教授、周洁红教授、韩洪云教授、鲁柏祥大学、潘伟光副教授、姚卫红老师、金少胜副教授、阮建青副教授、茅锐大学、季晨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马述忠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宝剑久俊研究员在大学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徐丽安副院长、办公室毛迎春主任、办公室胡伟斌副主任、资料室陈兴侬老师和张霞老师!

是他们为研究所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们能够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学习进步!

感谢曹斌研究员对我大学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邱东茂、李晓康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他们将我紧密融入研究团队中,依靠团队的力量学习进取我才能完成大学论文。

感谢陈璞老师。在班集体中,我们学习上互相帮助,学习之余聚餐游玩,是他们使我感到班集体的温暖并获得前进的动力。

2006年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开始学习合作社理论,到今年有十年时间。十年在人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时间阶段,我从22岁到32岁的青春用在了潜心学习上是无怨无悔的!这十年我从福州到三明再到杭州,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再回到学校,现在又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无论将来我的研究领域在何处,合作社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定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为中国广大农民服务是我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幸福的未来在等着我开拓,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奋斗来报答这么多关爱我的人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三】

光阴荏苒,近四年的大学生涯巳基本告一段落,心中欣喜之余,多是感激。

回头来看,自己本是农村一懵懂顽童,幸而能获得大学学位,都是源于身边师友和亲朋的帮助:

首先感谢的是导师黄袓辉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2011年荐我来浙大跟随黄老师学习,四年期间,黄老师在学业、生活和就业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早巳年逾六旬,作为卡特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但依然常常托人从国外订购最新的制度经济学前沿书籍仔细研读,每次想来,自己作为年轻人也相形见绌。而给我更大触动则是他对学生的包容、宽容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门下将近200学生,学生们不论是从商、从政或是从学,他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鼓励,黄老师这种宽厚的胸襟是我们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晓波教授也是我的导师,之所以走上研究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都是源于张老师的原因。从2007年7月到现在,已经有8年,我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从指导我硕士论文、介绍攻读大学、介绍出国访学、指导大学论文和找工作,这所有的过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生活中,自己的执拗和不耐心,也是无数次受到他宽容和耐心的教导,跟随他8个年头,自己碌碌无为,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我真心有愧!

陈志刚教授也有太多的感谢,自从2009年他调任至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办公室主任以来,对我无论从学业,还是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当年我执拗地想离开北京,他多次单独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至今历历在目,感动不巳。而后在浙大读博期间,也是多次来看望,在大学论文和就业方面也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建议。

金松青教授是我在2012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认识的,自己第一次出国举目无亲,金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他家吃饭聊天,待我如作为家中后辈子弟一般,感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同时也衷心感谢他的妻子红雅女士。在学业上,金老师也是时常耐心教导,不嫌愚笨。Reardom教授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导师,对他感激颇多,那时Tom知道我一个人在美国孤单,也是多次遨我到金老师家一起聚餐闲谈,或到他家烧烤。有次知道我要买被子,他还专门带我去找学院的行政人员去征求帮助,Torn自己一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对我确是关爱有加,照顾备至。如今他也六十有几,祝愿他能觅一良伴,生活安定幸福。

MSU农经资源学院的前秘书RobinsonAnn女士给我了许多感动。记得还未去MSU之前,我尚忧心住处,Arm主动提出帮我解决住宿问题,并给全院学生集体发了邮件为我寻求帮助,我真心感动。从那时起我就记得日后写致谢一定要感谢她,这种无私帮助的可贵品德正是促进自己成长的动力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论文。如今她巳退休,祝愿她退休生活过的幸福愉快!

在浙大卡特,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比如徐丽安副院长、郭红东教授、钱文荣教授、陆文聪教授、卫龙宝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马述忠教授、叶春晖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毛迎春老师、胡伟斌老师、张霞老师等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兄阮建青副教授,从我2010年来杭州,一直都是他在各个方面照料,要是没有他在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大学生涯也将大打折扣。阮师兄勤勉努力,为人正直,如今巳晋升副教授,并承担了系副主任等相关行政工作,深受学生们爱戴,祝愿他未来更加出色!

感谢攻读大学期间的同学,如刁盼盼、李静、嫣贞、张菲、石琦、梁海兵、余新平、伍骏骞、许为、王尧、李宝值等诸多同学,还要感谢黄老师门下傅琳琳、刘颖娴、郑思宁、郑军南、孙海霞、朋文欢、李懿芸等诸多同门,正是有他们的相伴,才使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涯更为充实和丰富。

此外,还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将我介绍过去,能得以多次机会聆听钟老师的教诲,尤其他反复强调的“间题导向”研究风格,让自己受益匪浅。还要感谢2011年和2012年到江苏沛县调研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农业部农机司李斯华处长、沛县农机局郭松局长和吴明禄科长及其他领导,以及在2013年农村调查中给予帮助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武志刚处长、王欧副处长等相关领导。

最后,在此感谢我的父母,作为一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将我辛苦扯大,读到大学学位,双亲殊为不易,感激之情无需言表,且祝愿他们日后生活幸福。同时,也感谢我的女朋友杨林芳女士,正是她对我的支持才使得自己顺利拿到大学学位

大学论文写作期间,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国家自科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

2、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

教授职称论文篇(10)

一、引言

受高校本身发展空间限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需求增加,国家扩招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大批高校走上一校多区的发展之路。多校区发展虽然解决了硬件资源方面的不足问题,但面临的管理滞后问题却更具挑战性[1]。实际上,多校区管理已成为我国高校管理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认为,在诸多问题中,教学管理作为高校安身立命和谋求长期发展的基础,必然是多校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师资资源是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何激励教师更好地投入教学必然是多校区教学管理中的核心议题。已有文献虽然从校区功能定位、管理理念与实施原则[2],多校区管理模式[1],[3],如何降低办学成本[4]等方面探讨了多校区管理的难点与对策,但是我们认为,在多校区管理背景下,只有先了解教师在多校区发展前后的需求变化,才能完善与强化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真正将教师激励措施落到实处。本文对比分析多校区教学中的教师需求变化情况,提出对策性建议,以期提升多校区教学管理水平。

二、多校区教学中的教师需求变化

发现需求是实施激励措施的前提。教学环境从单校区发展到多校区,教师的需求相应地发生一定的变化。已有文献对教师个体需求作过一定的探讨,殷进功、汪应洛等从分析高等院校教师在生存、关系、权力等方面的需求入手,明确了影响教师工作绩效的报酬、人力资本、能力、压力、权力等因素,构建了高校教师激励因素的作用模式和作用关系分析模型[5]。张洁运用双因素理论分析了中青年教师群体的需求与激励措施[6],孙新峰则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探讨了中低级职称教师群体的需求特征与激励机制[7]。这些研究对理解和改善多校区管理中的教学激励很有帮助,但总体看,几个方面仍待进一步深化。首先,这些文献只是粗浅地讨论了教师需求问题,忽略了教师个体心理及年龄、职称等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的差异,不足以建立有针对性的激励体系。其次,没有考虑到多校区管理问题,而实际上,多校区管理已经成为许多高校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多校区的交通、饮食、教师休息等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教学质量,如何在多校区管理下提高教师积极性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于解决教师激励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为拓展上述研究将仍然采用该理论。调研中我们发现,马斯洛需求层次五分法在理论上很容易理解,实践中却不易划分。结合教学实践,本文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特点将教师需求进一步划分为基础需求、中级需求和高级需求三个层次,这样更容易应用于实践操作,也符合需求层次理论上的阐释。基础需求层次指安全和生理需求,具体体现为提高基本收入,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职称问题,研究成果,教学工作量等问题。中级需求层次包括尊重和归属的需要,具体体现为学生认同,领导支持,同事关系。高级需求层次指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主要包括学术地位,教学知名度,独特的教学风格。

结合教师三个层面的需求特征,本文从职称和年龄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多校区教学中的教师需求变化情况。首先,职称是教师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同职称的教师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同一个教师随着时间的推移、职称的变化,需求层次也随之变化。公平合理的职称评聘制度能够很好地激励教师。年龄是影响职称和教学科研定位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不同年龄段的教师面临不同的家庭压力和职称压力,因此会有不同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明确观点,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分析多校区教学中的教师需求变化具体情况。本次问卷发放对象是在广州大学城有分校区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八所高校的授课老师。发放问卷时,我们尽量考虑到学校、学院、专业和男女性别构成情况,共发放问卷131份,回收131份,有效问卷128份。在样本的教师群体中,35岁以下共有52人,其中助教或讲师有46人,副教授5人,教授1人;35~50岁的教师有67人,其中,助教或讲师有22人,副教授33人,教授12人,51~60岁的教师有9人,副教授1人,教授8人。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不同年龄结构的教师需求分布。对于35岁以下的教师,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提高基本收入和职称,选择此两项式比例都是46.2%。其次是学术地位(40.3%)和研究成果(36.5%);对于36~50岁的教师,学术地位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第一位,有53.7%的教师选择了此项,其次是提高基本收入(49.2%),然后是职称问题(34.3%),学生认同(31.3%),独特的教学风格(29.8%)和学校改善教学环境(29.8%);50~60岁的教师,首要需求是学生认同,其次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

2.不同职称结构的教师需求分布。职称为助教或讲师的教师,最主要的需求是解决职称问题,选择此项的教师比例是48.5%,其次是提高基本收入(47.1%),独特的教学风格(45.6%),学术地位(42.6%);职称为副教授的教师最主要需求是提高基本收入(51.3%),其次是学术地位(48.7%),学生认同(43.6%)和职称问题(35.8%);职称为教授的教师最主要需求是学术地位(62.5%),其次是学生认同(43.8%),研究成果(43.6%)和学校改善教学环境(35.8%)。

三、研究发现与对策

根据上述划分的基础需求、中级需求和高级需求三个层次,本文从年龄和职称两个维度,对收集的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多校区教学中同年龄段和职称的教师需求有着十分相似的需求特征,而不同年龄段和职称的教师需求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多校区管理中教师激励的具体措施。

1.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激励分析

(1)35岁以下教师需求特征及其激励建议。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青年教师构成金字塔底部,讲师职称,收入偏低。有调查显示,国内90%的青年教师对自己的薪酬水平不满意①。本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校青年教师最迫切的需求是提高基本收入和解决职称问题,其次是学术地位和研究成果。需求主要集中在基础需求阶段。我们认为,对于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学校应考虑其面临的生活压力,实行年薪制,而不是现行的工分制②。年薪制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学校可根据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综合制定一个工资下限,从而保障青年教师的基本薪酬与市场平均工资相比,有一定的外部公平。在绩效工资上,学校可根据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和学生评教情况制定相应的绩效工资浮动范围,形成激励作用。针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成果的需求,学校可以实行导师制的教学团队,从而促进青年教师发展,实现学校师资梯级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在多校区管理中,按课时计酬现状,学校应对青年教师采取增加多校区上课的课时补贴;根据其表现,如学生评教反馈设立绩效课时补贴。在职称评聘上,学校应该采用更公平、更公正、更人性化的职称评聘制度,同时加大分校区学生评教所占的权重,提高青年教师多校区教学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2)35~50岁教师需求特征及其激励建议。这一年龄段的教师对本学科的整体情况有较充分的了解,他们在教学上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多数已成为中坚。但是,他们在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能力与教学能力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他们更迫切需要合适的专业锻炼与进修培训机会。从调查数据分析看,他们需求主要在中高级层次,最迫切的需求是提升学术地位,其次是提高基本收入、职称评聘和学生认同。我们认为,对于骨干教师,学校应该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建立更具弹性的薪酬制度,完善职称评聘制度,如将教师分为教学轨和科研轨两条线。对于选择教学轨的教师,学校应根据其教学成果、学生评教反馈进行职称评聘;对于选择科研轨的教师,则根据其科研成果、论文质量与数量进行评聘。对于提高学术地位的需求,一方面,学校应鼓励并支持其积极承接重大研究项目,促成高水平研究成果产生,另一方面,创造机会让他们多参与国内外高端学术交流,以此逐步提高其学术造诣和地位。在多校区管理下,学校更应该优先为跨校区教师提供学术交流与培训机会,为其提高学术水平打好基础;适当增加课酬,实行弹性课酬制。

(3)50~60岁年龄段教师需求特征及其激励建议。这个年龄段教师经过多年的学习与积累,许多人已处于学科带头人地位。他们更加追求工作的稳定性,需求特征主要在中高级层次,首先是希望获得学生认同,其次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我们认为,学校对这个年龄段教师的激励要更侧重内在激励,肯定其“前辈”地位和贡献,注重培养学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在多校区管理中,学校尤其要做好课程安排,实行多形式开课,如开设平台课和讲座等,增加与学生的多样化交流,为其提供便利、舒适的教学研究环境。

2.针对不同职称教师的激励分析

助教和讲师因为职称低,生活条件、薪酬待遇和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其需求主要集中在基础层次,即提高收入和职称晋升。但高校中科研与教学资源分配偏向于高级职称,助教和讲师往往由于职称劣势而影响了自主创新的投入。因此,学校对助教和讲师应该在工资福利方面提高更好的保障,为他们职称晋升创造机会。

副教授职称教师的需求主要处于在中高级层次。他们已在相关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此时家庭支出增多,经济负担加重。因此,在多校区管理中,学校应该采取更合理和个性化的课程安排,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科研。例如,可考虑多个老师共同授课,各负责一部分,这样每学期就都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用于专业研究和教学研究。

教授职称教师的主要需求集中在高级层次,基本没有了职称晋升的需求和压力。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热爱教学和获得学生的认同也是他们追求的。他们的主要需求更侧重于学术地位和获得学生认同。在多校区管理中,学校应该充分运用自我实现的激励方法,肯定其个人成就与工作价值,激励他们去分校区教学和作讲座,将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传承给学生。

四、结语

多校区教学中的教师激励问题一直是多校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本文运用需求层次理论论述了高校教师需求变化的影响因素与相应的激励方式。在多校区教师需求变化的实证研究中,我们按可操作性原则将教师需求分为基础层次、中级层次和高级层次三个层次,从年龄和职称两个方面将典型的十一种需求纳入这三个层次内,发现相同年龄段和职称的教师有相同的诉求,而不同年龄段和职称教师的需求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针对这些需求变化特征,我们深入地分析了原因与现存问题,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激励对策。我们相信,这些研究发现对解决多校区管理和教师激励问题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注释:

①数据援引自“高校青年教师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马晓娜.《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1期),但调查机构名称不详。

②目前绝大部分学校都是按课时计酬,许多教师都自喻为“钟点工”。

参考文献:

[1]郜岭.我国高校多校区管理的问题与经验借鉴[J].中国高教研究,2005(12).

[2]陈德喜,周景明.高校多校区管理若干问题的探讨[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

[3]王洪才.多校区管理:问题与出路——兼论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J].现代大学教育,2007(4).

[4]秦红.降低多校区大学办学成本的探讨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8(9).

教授职称论文篇(11)

周鸿认为本次事件不会对李开复造成过大的影响,而且方舟子的行为也算是种严要求。然而,2010年,唐骏的博士学历造假事件,令其形象大损,如今李开复同样面临方舟子的质疑危机,粉饰并不能求太平。高晓松拍公益广告时说“酒没错,错的是人;车没错,人会犯错”,书也没错,关键看出书人的心态。

引火烧身,深陷公众论战

“(1)我毕业后跳过博士后,破格直升教职。(2)学校官网认可我的经历。(3)博导发函验证破格给予tenure-track职称。(4)26岁的assistant professor是校长告知最年轻。(5)assistant professor翻译加上注解是清晰的,并于2009年撰文解释。”11月23日,李开复在微博中总结其职称过程,并表示上述事实已击破相关不实传闻,以后将不再回应。

李开复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中写道:26岁的我,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之下选择留校任教,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11月22日,方舟子据此在微博中称:“但他在那段时期的论文的作者简历则说他是a Research Computer Scientistat Carnegie Mellon。该职称一般指博士后,难道卡内基・梅隆和其他大学不同,等同于副教授?请李开复解释。”

就是方舟子的这篇微博拉开了各方对李开复的极大关注。李开复当天解释,其是先做了Research Computer Scientist。后转换成Assistant Professor(等同职位,RCS年资都算在tenure)。

“在李开复自传网上版本中,没有看到在‘副教授’后面注英文。如果注英文就没问题的话,唐骏这么写就OK了:获得加州理工大学(Western Pacific University)电脑学(Electrical Engineering)博士学位。”方舟子在微博进一步提出反驳。

方舟子表示,李开复自传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相关页面的照片,在两处副教授后面根本就没有像李开复说的那样注明英文。方舟子据此质问:“我手上这本2010年3月第7次印刷的《世界因你不同》提及其为副教授时并没有一处注明英文职称。所以我要再问一次:所谓的英文注解是什么时候加的?在唐骏事件之后?还是在网上已有人议论其职称不实之后?”

就在质疑与反驳的论战中,事件渐渐演变成了一场公众论战,李开复深陷舆论旋涡。

青年导师,还原IT李开复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李开复的发展历程,一直闪耀着成功者的光芒,虽然其与同样出自微软的唐骏同称为IT界两位耀眼的精英,但在人们看起来似乎其树立的形象比唐骏还略高一筹。其在IT领域知名度的飙升与三个知名科技巨头密切相关:苹果、微软、谷歌。

1990年,李开复加盟苹果公司,供职6年,先后出任苹果公司语音组经理、多媒体实验室主任、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1998年7月,李开复加盟微软公司,并于当年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0年,其被调回微软总部,出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成为微软教主比尔・盖茨的所谓“七人智囊团”的一员。

2005年7月,李开复离开微软,闪电加盟全球搜索巨头谷歌公司,负责谷歌中国研发中心的运营,并担任谷歌中国区总裁。2009年9月4日,李开复从谷歌离职,创办创新工场,并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据悉,李开复除了在IT界取得职业辉煌之外,在中国另有“青年导师”之称。从2000年起,李开复陆续发表了七篇《给中国学生的信》,其中分别谈到了做人要有诚信、如何从优秀到卓越、选择的智慧、新世纪的人才观等,深受中国学生喜爱。

仅为个案,还是唐骏第二?

“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李开复曾如是称。

不过时下其却面临与唐骏类似的尴尬,而且两人在IT界地位、形象极为相似,都曾出任过微软的高管。

公开资料显示,唐骏在微软,是唯一一位三次被授予微软公司最高奖项: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和杰出管理奖的员工。曾经,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在销售方面,是微软全球唯一一个连续六个月(2002年7月到2003年1月)创造历史最高销售纪录的公司。微软中国2003财年(2002年的7月到2003年6月30日)成为微软全球82家分公司中销售业绩增长最快的分公司。

方舟子怀疑唐骏所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著名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后唐骏对外承认花了3000美元取得了此博士学位。此事当时一度成为关注焦点,使得唐骏形象大受影响。如今李开复面临与这位“老同事”同样的危机。这仅仅只是个案?微软制造精英的同时有没有制造“被神化”的副作用?

11月24日,方舟子在微博中公布了其最新“战果”,并贴图为证:“不出所料,虽然李开复想让人相信他一开始就在‘副教授’后加注英文以免误解,但第1次(2009年9月)到第7次印刷(2010年3月)都无此注明,到第8次印刷(2011年1月)才加注,其问发生了唐骏事件。是不是李开复心虚地觉得自己的做法与唐骏有些相似?”

11月28日上午,李开复回应表示,方舟子指出的自己在英译版中删除的内容其实都在书中,只是出现的次数和中文版不同,“中文出现三次,英文出现两次。仅仅用删除的那一次来举证,是否会误导网友认为全部删除了?这样说合情合理吗?”

李开复同时英文版部分截图来证实自己的说法,称与中文版对应的英译版内容“都还在,没有消失”。李开复同时表示:“我的英文自传译者斯坦福大学毕业,中英文都能写作,也会翻译中英文诗词,相信大家也会喜欢她的文笔。她很优秀,我信任她做出删除和补充(当然我都有确认),请不要揣测每个删除和补充都有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