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大全11篇

人民交通论文篇（1）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B-0004-02

要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教育，就必须切实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而多民族、异文化就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中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对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关注。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民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差别性。

本文围绕多民族文化背景，重点探讨跨文化交流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及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内涵，从而探析中国民族教育的本质内涵特征。

一、多民族与跨文化交流理论

民族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拥有56个民族，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逾1亿，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搞好民族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多民族”和“异文化”方面，因此必然导致了民族之间甚至是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的趋势出现。

跨文化交往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的交往。第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日益频繁，各种文化之间的相遇由偶尔变为频繁，由偶然趋向于必然。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类存能够在类意识中确认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人作为类的存在，不可能独生独长于天地间”。[1]人类交往的必然性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基于这两点，跨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有时会因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性而出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文化休克（个人对异文化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性隔离），更严重的会导致文化冲突。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跨文化交往概念的基础上，又逐步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1959年他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在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一词”。[2]

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功能，正是通过交流文化才得以不断地发展。

“跨文化交流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3]跨文化交流理论侧重观察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交往双方的特点及交往的方式等，最终找到出现障碍的缘由及可能解决的办法。可见跨文化交流理论所倡导的不仅仅是异文化之间的了解，更是一种接受和包容。因此，跨文化交流理论成为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中国民族教育的构成基础。

二、多民族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多民族的现实带来的是异文化的内涵。这种异文化一方面丰富了社会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多民族的诉求。在我国，多民族诉求更多的指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宗教、民族传统等）。因此，在政治上，我国实行民族自治，坚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在经济上，积极支持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提供特殊政策优惠；在宗教上，我国实行宗教自由，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在教育上，大力支持各民族地区教育，兴办民族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等。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我国的“多民族、异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民族发展，而跨文化教育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视角。

跨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异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1998年版的《教育大词典》中对“跨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定义是：①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同时进行多种文化的教育，或以一种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文化的教育。②在某个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去接受教育。③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

鲁卫群在博士论文《跨文化教育引论》中认为：“跨文化教育是对某一文化的受教育者进行相关于其他人类群体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时间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4]实践证明，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只是第一步，是否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跨文化态度是跨文化教育理论中很重要的内涵。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就是开放、不歧视（平等）、相互鉴赏（尊重）、无偏见（客观）和谨慎的跨文化态度。

相较知识与观念态度层面，行为是更重要的层面，尤其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异文化间的冲突仅仅是被动地避开问题，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积极去了解、理解和包容。这就需要培养跨文化能力。第一，一种全面而准确地认知多民族、异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能力；第二，一种认同本民族，尊重异民族的跨文化比较能力；第三，在比较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舍能力，因为合理的取舍可以为跨文化交流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错误的取舍则可能导致跨文化的灾难。所以，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教育理论另一个重要内涵。

因此，跨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念，包括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对处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教育对象实施异文化内容的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积极促进教育对象与异文化的互动，从而达到使教育对象充分理解和尊重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和培养教育对象良好的跨文化交往的态度、较好的跨文化交往的能力的目的。

三、我国的民族教育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什么是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概念如何界定？“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则是指在多民族社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进行的多元文化教育，即传承主流社会民族的文化，也传承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5]

民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以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为主；其二，涉及并了解异文化的内容，促进民族团结和睦。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关系曾经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和睦。回望历史，民族仇视，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和战乱，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和睦，则社会生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只有实现民族的和睦与团结，才会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才会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教育。目前，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围绕民族团结原则，侧重于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常识、民族历史等知识性内容的教育。这类民族教育的目的大多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和自身文化发展。这就造成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中国历史课程中极为有限的认识，无法全面了解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甚至还不如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了解得多；而少数民族的人们对汉族文化也存在着不信任感。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的现状是：第一，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偏向于注重知识类的学习，而忽视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没有形成体系。第二，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民族政策的教育，知识内容大多是民族文化、优秀文化历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功历史实践等，即知识方面的介绍仅仅是有选择的介绍。第三，过于强调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而忽略了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必然与需要。总的来说，我国民族教育存在与跨文化教育理论不一致的情况，各民族之间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互认识上，而缺少对异文化的真正理解。

四、用跨文化教育理论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

我们需要用跨文化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民族教育，用跨文化的思想来实践民族教育。不能单纯强调对跨文化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应该更注重适宜的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教育，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开展民族教育。我们应该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应根据跨文化教育理论树立更科学的教育理念，形成更开放的教育态度，具备更广阔的教育视野，建立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样化和更和谐的校园文化；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专业知识扎实、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视野开阔、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目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站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把学校打造成为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基地；必须更主动和更自觉地融入世界跨文化民族教育发展的潮流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势，坚持继承，不断创新，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务实的态度，促进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平衡[6]。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最终使文明、灿烂的中华文化瑰宝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123.

[2]周荣艳著.浅析跨文化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23.

[3][5]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03，9.

人民交通论文篇（2）

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中文常指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如何搞好人际关系也是一门学问。

在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既是走进别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又是与人和谐融通的纽带。可是，民族文化的高认同又会导致文化壁垒的出现，这样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

1.2 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西方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①一是人际交往理论；二是人际特质理论；三是人际激励理论。

人际交往理论主要包括符号相互作用论、社会交换论、T组理论等。符号相互作用论也叫象征往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交往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在人际交往中重视语言符号的作用，语言中所含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都是人际交往的外在载体。这一理论关乎族群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因素错综复杂，但在这诸多因素当中，文化背景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抑或是一种文明的形成。而文化群体一旦形成了就又通过族群的认同去影响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人际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辩证联系。

2 人际关系建构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溯源

人类的文明演化近万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走上了群居生活。群居生活是多人积聚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生产和生活，遵守由习惯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规则。人际关系中有几对重要的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关系。面对这诸多关系，我们要应用不同的心理战术，但他们有着诸多的共性，绝对有规律可探寻。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特征远不同于西方，这源于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众多的学者在这方面均做了相应的研究，也发现了众多有价值的理论问题。黄光国提出了华人社会人际交往理论模型，②认为中国人际关系可分为三类：情感性关系，用以满足关心、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是强调物质利益的关系；混合性关系主要是由亲戚、邻居、同学、师生等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历史上的人际关系建构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过程中，我国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形成各自的民族文化就源于他们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磨合，最终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而随着这种文化符号得到广泛的认同，又会在这个族群的内部促成他们人际关系的和谐融通。而民族高等院校是一个民族文化光彩夺目的地方。虽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校园内部有着广泛的交流；但在各个民族的内部，依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圈子。这种人际关系的高度集聚就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感的指引下，各个民族被困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小圈子。这样可能影响人际交往的广度，反而对人际交往会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

3 人际关系建构与民族高等院校的文化认同的关系

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但文化认同也是必然涉及其中的知识。现在由于社会关系趋于复杂，人际关系的建构也有一定的难度。

其一，在民族高等院校，构建人际关系首（下转第149页）（上接第84页）先分析对方乃至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征。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均千差万别。这就需要我们找出他们的不同点，按号入座。然后为自己向对方发出交往信号找一个兴奋点。在深交往的过程中，更要深入了解对方族群的性格。我们还要学着去尊重民族文化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那种永远不满足既存的生存机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③所以我们要承认人性是复杂的，人的性格也是捉摸不透的，故我们在人际关系建构中对民族性格的深入研究，尊重主体性。

其二，在民族高等院校内，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理应合理定位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那就是社会地位，个人背景相近的才有交往的可能性和预期性。故与人交往过程中，理应运用这社会心理现象。

4 民族高等院校人际关系建构过程合理运用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至关重要性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发生关系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人类学文化因素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认同感对人际关系的构建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首先，民族感情的研究有助于寻觅到人际交往的剂。生活是务实的，人的感情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发展过程。④人是感情的动物。要想交上知己，建立真正的友情，就需要用真情换真心。需要我们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时，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其次，民族人格特征的研究更加有助于巩固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时，完全可以细心地观察对方或者一个群体的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映射了一个人由于民族成长和个人教育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因子。在民族高等院校，通晓了某一个人的民族人格特质，也就打通了通向其他不同民族内心世界的脉络。

再次，民族文化特质的探索同样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构建。生活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活动，那它自然也包括环境的影响。⑤那么，民族文化的认同自然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双方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就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人民交通论文篇（3）

说,海峡论坛是两岸交往史上的创举,今年的论坛参加民众更多,界别更广,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各界的大聚会,是两岸基层民众的大交流,更是两岸血脉亲情的大融合。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我们已经实现了两岸的通商、通航、通邮,但除了“三通”,我们还要让两岸心灵相通、感情相通、命运相通,真正把两岸民众的心联结在一起,把两岸民众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把两岸民众的意志凝聚在一起,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开辟两岸关系的美好未来,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代表中国前来参加论坛的副主席、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在开幕式上致词时说,今天海峡论坛正式开幕了,充满了更深入、更多元的声音。这个平台就是留给大家表达意见的最好的开始。每个人的热情就是最让人感动的。我也特别代表所有参与这次论坛的台湾朋友,感谢大陆方面给我们热情接待。人民是推动历史最重要的力量,希望海峡论坛成为两岸民众大交流一个新的开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孙春兰、陈云林,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各界人士共8000多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福建省省长黄小晶主持。

开幕式之后举行的“中华情・海峡缘”综艺晚会,由两岸主持人用闽南语和普通话共同主持。

海峡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第二届海峡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海外联谊会、台湾省农会、台湾省渔会等海峡两岸60多家单位、民间团体共同主办。参加本届论坛的台胞人数突破万人,他们于19日至25日,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福建9地市,参加论坛大会、政策研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民间民众嘉年华等四大板块的25场活动。据组委会介绍,这次跨海而来的乡亲,来自台湾科技、航运、旅游、教育、农业、新闻、出版、医药、妇女、工会、青年和少数民族、宗亲、妈祖信众等数十个界别,八成来自基层,六成来自中南部地区,不少人还是首次来到祖国大陆。

当天下午,贾庆林在厦门会见了出席第二届海峡论坛的两岸各界人士。

受总书记的委托,贾庆林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出席第二届海峡论坛的两岸各界朋友,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各位乡亲,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他指出,海峡论坛是在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良好势头的新形势下,由两岸同胞共同创建的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项创举。论坛主题是“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其鲜明特色是民间性、大众性、广泛性,参加论坛活动的主角是两岸同胞,特别是基层普通民众。与去年相比,本次论坛规模更宏大,代表性更广泛,仅来自台湾各地的同胞就达到1万多人,可以说是两岸各行各业人士的大交流,也是台湾25个县市乡亲的大聚会。

贾庆林强调,两岸关系的生机与活力来自人民,两岸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要依靠人民。20多年来,两岸交流合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起来,是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维护台海和平、促进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和两岸同胞的普遍共识。有了这种民意支持,有了民间互动的不断扩大,有了两岸同胞理解的深化和感情的融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就一定会保持下去。

中国副主席黄敏惠表示,海峡论坛是两岸同胞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与首届论坛相比,第二届论坛主题更深化,代表性更广泛,更加深入民间基层。加强交流可以减少误解,持续沟通可以达成更多共识。祝福海峡论坛圆满成功,希望两岸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

来自台湾的侨联总会理事长简汉生、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创办人李钟桂、劳工联盟总会理事长侯彩凤、台湾省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妈祖联谊会会长郑铭坤、第一届和平小天使翁林宇分别从台湾青年、劳工、农民、妈祖信众、侨界等角度,表达了希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他们表示,炎黄子孙,血浓于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顾秀莲,,孙春兰,杨崇汇,陈云林,黄小晶,李毅中,李家祥,宋秀岩,林军,梁绮萍,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台湾25个县市的代表,海峡论坛合办单位的代表等两岸各界人士参加会见。

当天下午,贾庆林参观了第三届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馆。

在展馆现场,贾庆林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来自两岸各地的特色展区。他来到台湾少数民族工艺品展区,和身着民族服装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在台湾宜兰的展台前,他品尝了台湾特色小吃。贾庆林指出,两岸文化同根同脉,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潜力巨大。我们要抓住机遇,推动文化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强做大中华文化产业,大力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要深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风格、气派的知名文化品牌,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沟通与情感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一同参观。

当晚,第二届海峡论坛主办单位设宴,欢迎前来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在致祝酒词时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以及各个省(区)市的各级台办都是来到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家。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提供服务,排忧解难;我们将以最大诚意为大家多办好事,多办实事,让大家在大陆感受到台办这个家以及大陆这个大家的温暖。

福建省省长黄小晶在致词时说我们真诚欢迎台湾乡亲多来福建走亲、访友、做生意,在不断密切的交流合作中共创发展良机,互利双赢。

台湾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台湾乡镇市民代表会联合会秘书长刘冠雄发言。

6月20日上午,第二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海峡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致辞。(全文另载)

中国副主席、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在发言中代表对第二届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她说,近年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开启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局面,深获海内外高度肯定。两岸经济互有优势,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创双赢。热忱欢迎大陆同胞多到台湾特别是台湾中南部交流访问,通过扩大、深化两岸各界、基层的大交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在发言中说,希望两岸交流今后朝三个方向做出进一步努力:一要更加广泛,不断扩大参与,跨越地域和界别,跨越党派和意识形态。要鼓励两岸交流的范围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交流对象从政经各界向社会基层深入、交流地点从城市向乡村、从北部向南部延伸。参与交流的同胞越多越好,交流的领域越广越好,从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二要更加深入,不断充实内涵,既要求同存异,更要聚同化异。希望两岸同胞在交流中进一步敞开心扉、坦诚相待,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营造良性互动,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信任,从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要更加持久,不断保持势头。交流不是一时一事,重在可长可久。希望两岸各界积极创新交流方式,打造更多符合自身特色、体现本地优势的交流平台,在两岸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的交流格局,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高雄市议会议长庄启旺在发言中说,近年来,两岸关系持续改善发展,交流互动频繁。2008年12月,两岸在相隔一甲子之后正式开启大三通,两岸人民的往来更为便利。两岸交流互访是增进两岸人民情感最好的方法,希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日签署,希望台湾南部加强与大陆各地的交流合作,希望海峡论坛越办越好。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在发言中说,海峡论坛是百姓的论坛、民众的舞台,是两岸同胞深化亲情、增进友情、密切感情的平台。福建将抓住难得机遇,进一步加快发展,厚植两岸经济合作基础;着力先行先试,密切闽台交流合作,积极探索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益经验;坚持对台优先,完善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建与台湾有着独特的“五缘”关系,热忱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常往,共同努力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林秉彬在发言中表示,两岸中小企业各有所长,应加强交流合作,共谋发展。中国民航局局长、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名誉理事长李家祥在发言中表示,两岸航空运输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使两岸同胞往来更便捷,两岸经济合作更紧密。今后,将逐步扩大两岸航线,增加航班,推动航空公司降低票价,推进闽台空中直航等先行先试,为两岸同胞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邓亚萍,台湾中华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饶颖奇,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周庆雄,福建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镇长江龙辉,台东县池上乡乡长林文堂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杨崇汇、陈云林、黄小晶、李毅中、宋秀岩、林军、梁绮萍,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嘉宾共1700多人出会。

6月25日,规模宏大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第二届海峡论坛在福建圆满落幕。由海峡两岸62个机构共同主办,逾万名台湾乡亲共同参与,台湾25个县市、30个界别代表参加。黄敏惠、郁慕明、秦金生、林炳坤、许荣淑等台湾知名人士出席了论坛活动。

6月20日,第二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妇女交流活动暨海峡妇女论坛在厦门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陈至立说,两岸妇女为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推动海西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又为两岸妇女进一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她盛赞两岸妇女姐妹在大陆和台湾发生地震等灾害时,相互伸出援助之手,捐出善款救助灾区所表现出的血浓于水的亲情。

陈至立指出,两岸妇女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也面临相同的挑战。她希望两岸妇女常来常往,不断增进情感和了解;就共同关心的妇女儿童发展与权益问题进行探讨;确定若干项目,进行合作与对接,推进学习、交流与培训;进一步扩大与发展有利于两岸妇女福祉的事业,促进两岸妇女共同发展。

本次海峡妇女论坛是第二届海峡论坛“民间民众嘉年华活动”的重要内容。论坛邀请了台港澳的400多名妇女姐妹围绕台湾妇女就业与创业概况、两岸妇女创业与经济发展新趋势、推动厦台旅游合作打造海峡旅游品牌、和谐社会妈祖文化、共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等议题进行研讨。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出席开幕式。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辜严倬云,台湾中华妇女会总会理事长李仁人,台湾中华妇女会理事长蔡铃兰,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妇委会主任柯达权,澳门福建妇女联谊会会长谢路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民航局宣布七条措施

促进海西经济区与两岸航空运输发展

6月20日,第二届海峡论坛・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在厦门举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宣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与两岸航空运输发展的七条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包括:

闽台直航,先行先试。对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空中直航给予政策扶持,在两岸航空资源分配、航空业务、提升直航服务质量和通关效率等方面先行先试。在近期两岸每周各新增的50个航班中,各用增量20班专门支持厦门、福州与台湾直航,积极打造两地空中快线。

发展货运,增加航点。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间航空货运业务的发展,已新增福州、厦门为两岸货运通航地点,支持两地客货并举,便捷通畅,共享直航。积极争取实现泉州、晋江机场为两岸客运直航包机航点。

完善航路,保障直航。两岸积极沟通,进一步完善海峡两岸空中双向直达航路,争取增辟海峡西岸经济区至台湾的新航路,开通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空中直航。

机场建设,加快发展。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空港规划建设,发挥中央、地方积极性,共同审定福建省民航发展规划。支持将海峡西岸经济区机场建设项目纳入国家民航布局及“十二五”机场建设规划,完善两岸空中直航的设施条件,合理布局支线机场,支持开辟境内外新航线,形成以福州、厦门国际机场为主的干支线机场相结合的空港布局。

开放备降,确保安全。大陆方面愿再次重申:只要台湾方面有需要,无论是天气原因、飞机原因还是其他紧急情况,均可通过双方建立的有效沟通渠道,在对外开放的机场降落。大陆民航将一如既往,为台湾同胞和台湾的民航业者提供安全、可靠、方便、高效的服务,尤其是当厦门与金门间海上“小三通”因天气受阻时,可临时增加福建通航点与台湾间航班输送滞留旅客。

人民交通论文篇（4）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人民交通论文篇（5）

二要加大宣传道路交通法的力度。不学法就不可能知法，不知法就谈不上守法。所以，道路交通法的宣传任重而道远。一是要从娃娃抓起。中小学生要设立道路交通安全必修课，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养成遵守道路交通法的意识和习惯。二是各县区必须建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中心，增强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和人民群众的伤亡。三是对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强制性地组织农民工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

三要在提高交通参与者素质上下工夫。一是把社会成员渴望交通文明的愿望迅速转化成为付诸实践的行动。文明要从交通开始，要在每个交通参与者身上体现出来。二是用中华民族文明史教育群众，做到不闯红灯，不随意变更车道，不酒后驾车，促使大家自觉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约束出行行为，并且监督其他交通违法者。

四要严管重罚交通违法者。一个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良好的交通秩序，除了市民有较高的文明素质以为，对交通参与者的交通违法行为必须严管重罚。

人民交通论文篇（6）

七、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1．关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争论 实际上，通过上面对国外和我国实务和学说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特点是，其成立不以责任人（无论保有人与驾驶人同一，还是分离）主观上是否有过失为要件。从这一点上说，称为无过失责任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总要谈到驾驶人的注意义务问题，而且，可以（一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对儿童、老人和严重丧失劳动能力者除外）适用过失相抵。这样，尽管我国法律早在1986年已经作出了规定（民法通则第123条），但对道路交通中机动车的运行造成的损害，是否适用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原则的问题，在学者和实务中并非不言自明，甚至曾经有过很大的争论。 过去有主张认为，"将汽车与火车、飞机等并列视为高速运输工具并适用第123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汽车的危险性比火车、飞机低，所以"同等地看待汽车与其他高度危险作业是不适当的"[38]。认为，"要求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承担较高程度的责任，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如何确定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责任程度，却必须根据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不能盲目地照搬其他国家的作法。在我国，汽车交通事故虽然比较严重，但这种情况与道路条件比较差、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等混用通道、汽车制造水平有待提高、汽车服役期限比较长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而盲目采用无过失责任原则，就会不合理地加重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赔偿责任"[39]。 1992年颁布施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之后，有文章认为："建国以来，由于没有交通法规的明确规定，……'以责论处'往往被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代替，无限制的扩大的'无过错赔偿'--车辆、人员一旦被损坏、伤亡，是非勿论，赔偿不可少。这对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和公民交通法规意识的养成极为不利"[40]。 一些学者认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规定，"汽车等在一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不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坚持采取过错责任。这样，从行政法规规定的角度上，就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从民法通则第123条中分离了出来。"……"确认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为无过错责任，对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确为有利。但行政法规既然已经确认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该法规又是新法，具有特别法的性质，因而可以确认交通事故责任的性质是过失责任，但在适用归责原则上，必须采用过失推定原则，不能采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规则，以使受害人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满足其救济损害的要求。[41]" 实务部门的一些见解也认为，"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机动车辆交通肇事而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案占有相当数量。由于人们对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中的'高速运输工具'是否包括各类机动车辆认识不一，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处理也不大统一，有的以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去处理，有的则以过错责任原则来权衡。但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施行后，这一问题已十分明确，即机动车辆交通肇事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而是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当事人对事故的责任，也即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来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的"[42]。"交通事故中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是过错、损害结果、行为、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43]。 与这些否定理论相对，也存在着肯定的主张，例如，有学者认为，"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当包含道路交通事故。因此，这一条文是我国人民法院受理并裁判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律依据"[44]。而且实务界更早就在实施"在受害当事人自身过错的事故中，且致害当事方又是使用汽车的情况下"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45]的做法。但是，由于肯定论的声音很小，以致被强大的支配理论所淹没。而且，由于否定论提供的只是一些政策、体制上的原因，或者是行政法条文的依据，没有理论分析上的清楚答案；而肯定论除了坚持对因机动车的运行带来的损害应当适用民法通则123条外，也没有提供更多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可以说，世纪之交我国一些城市的交通法规中出现行人在某些状况下被机动车 碰撞要负"全责"的规定，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明文规定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之后发生社会舆论"哗然"的现象，与我们学术界上述不能令人满意的理论研究状况是不无关系的。为减少实务中的不妥和社会的混乱，民法学界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彻底澄清这个问题，从侵权行为法理论上给予社会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回答。

人民交通论文篇（7）

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主要承担管区内的交通安全宣传、群众咨询求助，以及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劝阻、疏导、纠正等工作职责。

1年多来，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战高温、冒严寒，全力开展管区道路秩序整治。在北京路和凤凰街北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她们英姿飒爽、一丝不苟地指挥过往行人和车辆的身影。平常巡逻时，女子中队采取滚动式服务，在社区里、在公交车上、在十字路口，随处可见她们搀扶老人、帮助小孩，纠正行人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将文明服务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2010年7月，魏兵主动联系武警消防总队领导，结合武警“新条例”，对千名消防官兵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播放交通事故案例，让官兵们从案例中认识到加强交通法规常识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同年9月，魏兵带领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全体队员首次走进了银川市阳光幼儿园，开启了“大手拉小手，共走安全路”的宣传序幕，通过这种宣传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家长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人民交通论文篇（8）

一、引言

货币是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品的出现引起了对价值的广泛深入研究，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我国的法定货币为人民币。

以个人，企业等经营单位，财政及机关、团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对外等五个方面的货币收支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现实的货币收支。这些收支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收彼支，此支彼收，由此及彼，连绵不断。这个割裂不了的货币收支系统，通常称之为货币流通；这一系统构成的领域，称为货币流通领域。

货币券别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券别结构不但包括大、中、小额票面及上、中、下限的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纸币与硬币结构等方面，也被称为“M0券别结构体系”。狭义的券别结构特指大、中、小额票面的券别结构，是在既定上、中、下限整体结构和纸币与硬币结构下的票面结构分配。此外，券别结构体系存在高低之分。采取高面值券别结构体系，由于单张票面金额很大，不便折算计数，有碍流通，同时带有膨胀色彩，会给使用者带来不稳定心理。

本文从探讨需求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在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狭义券别结构问题。

二、理论准备

（一）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金需求的古典方程式主要包括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些古典方程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现金的总需求量展开，而关注现金需求结构的研究凤毛麟角。在现行研究中，现钞货币的印制、发行存在两个基本模型，即“塔式实务模型”和“水平架构模型”。

塔式实务模型是以商品货币流通实践为基础，主要由四个模式构成：

（1）顺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中、小面额货币科学累加，形成买主应付卖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2）反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额货币减中、小面额货币，形成卖主应找零给买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3）高档高价格商品交易或旅游、出差等使用、携带现钞货币模式，即大宗现钞货币数量等于大宗现钞货币票面累加。

（4）小额零售商品交易额所需现钞货币模式，即微量现钞货币量等于小额现钞货币票面支付。

塔式实务模型从商品交易微观行为出发，将商品交易分为高价交易、一般交易和小额交易三种不同的类型加以研究，一般交易又细分为顺方向的支付型交易和反方向的找零型交易两类。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塔式实务模型所述四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掺杂、并存发生的，但该模型未能实际说明券别结构的问题。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将所有现金交易分为大额交易和小额交易。所谓大额交易是指现金交易额在100元及以上的交易，且仅包括100元及以上的整数部分，不包括100元以下部分；其他除大额交易外的交易为小额交易。例如一笔交易额为356元，则300元的部分属于大额交易，而56元部分则并入小额交易范围。如此分类，是为了将100元券别和其他券别区分考虑。本文认为，100元券和其他券别人民币在现金交易中作用是不同的。100元券主要用于大额交易或支付，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其需求量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除100元以外的其他券别人民币，在日常现金交易中主要用于支付或找零，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需求量主要受每笔交易中100元以下金额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需求理论模型研究剔除了100元券。为进一步简化模型，本文也暂不研究角币和分币。故研究对象是除100元券以外的主币，研究范围是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以及100元以上交易中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部分，也即小额交易中剔除辅币交易后的部分。

（三）判断标准

虽然使用者、时间、地点、交易量或支付量等因素的不同均会影响对券别结构合理判断标准的看法，但满易或支付的需要量、持有和使用成本最低这两点是均要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判断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满足需求和成本最低。

满足需求即满易或支付对各券别人民币的最低需求量。成本最低即合理分配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调运和使用量，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所有相关成本之和最低。需求理论模型的推导也同样要符合这两点基本要求。

（四）假设条件

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设定以下假设条件：一是供应充足假设，即流通领域中人民币总量供应充足，各券别供应充足，每个交易者持有的人民币各券别均能满足其交易需求：二是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本文将研究单位时间内货币的需求结构，在单位时间内每张人民币只能使用一次，不存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使用量的情况：三是理性人和理假设，即交易者对各券别人民币的使用没有偏好，在交易中总是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成本最小化等于使用数量最少，即假设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均相同或忽略不计，券别结构合理性判断的成本最低标准则体现为使用数量最少；五是单位时间内各金额交易均只发生一次，即各金额交易发生的次数是相同的。

结果中，x为420张，各券别的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占比达到了47.62%；其次为20元券，占大约19.05%；而50元、10元和5元的需求量基本相同。

在该模式中，部分交易需支付较多人民币，单笔最大支付量是8张。例如在支付99元的交易时，支付方需支付1张50元、2张20元、1张5元和4张1元券，共计8张人民币。因为没有考虑交易中收款方的行为，故该模式是不完备的。

（二）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是指为完成现金交易，支付方可以支付与交易额恰好相等的人民币给收款方，也可以支付一张大于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进行找零来完成。为满足限制条件（4），该模式取两种方式中所需数量最少的作为最终需求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弥补了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的缺陷，现金总需求量是交易双方支付和找零需求量之和。其具体计算结果X5×99T如表2所示。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使单笔交易的最大支付数量降低为5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节约了大量现钞。例如交易额为99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8张人民币，如果支付1张100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1元券即可，所需人民币数量大为减少。再如交易额为44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2张20元券、4张1元券共6张人民币，而如果支付1张50元券，则收款方找零1张5元和1张1元券即可，共需要3张人民币，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量。

该模式求得x为300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减少120张，各券别需求量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仍最大，占比达到了45%；其次为20元券，占18%；10元和5元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了13%，而50元的占比则下降为11%。

另外，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的方式（即支付优先）。如果选择找零优先的方式，则计算结果5×99T见表3。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区别是，在如交易额为33元的交易中，支付优先时支付方需要支付5张人民币，即1张20元、1张10元和3张1元；找零优先时虽然也需要5张人民币，但支付方需要支付1张50元，而收款方需找1张10元、1张5元和2张1元。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需求总数未发生变化，但1元和5元券的需求量分别增加了3张和1张，10元、50元券的需求量均减少了2张，20元的需求量未变化。可见在找零优先时的计算结果，比支付优先时计算的结果需要更多的小面额人民币。

（三）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是在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允许支付方可以支付两张合计金额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每笔交易的最终现金需求量，是支付方直接支付、支付方支付一张后收款方找零、支付方支付两张后收款方找零三种方式中使用券别最少的。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放松了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对支付方只能支付一张超过交易额人民币的限制，虽然单笔交易最大需求量仍为5张，但部分交易需求量下降。例如交易额为81元时，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需支付4张人民币，而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则支付1张100券和1张1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20元券即可。除100元券外，交易双方仅需2张人民币就完成了该笔交易。

此时，该模式求得x为288张，比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减少12张，各券别的需求量5×99T见表4以及图3。可以看出，1元、50元券的占比未发生变化；20元券占比下降到16%；10元和5元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4%。

另外，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即支付优先）。如果优先选择找零（即找零优先），则结果5×99T见表5。与支付优先相比，1元、1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减少了1个和5个百分点，5元、2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增加了2个和4个百分点，5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未发生变化。

如果对支付行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即允许支付三张及三张以上金额合计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通过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通过计算得知所需人民币数量并未进一步下降，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A99×99=E时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假设条件一和条件二是不影响模型的。某种券别供应不足，则该券别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含残率上升，但根据流通领域的自我调节最终会满足对该券别的需求；假设条件三如果不满足，则动摇了模型的基础，会导致模型整体不成立；假设条件四如果放宽，即如果能够得到各券别综合单位成本，则在推导模型结果时可以按综合单位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计算交易需求量；假设条件五放宽，如果可以得到各金额交易在总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以此为模型计算过程的权数同样可以得到各券别的比例结果。

在现实的现金交易中，很难通过统计或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流通领域各交易额交易次数的数据，即A99×99是难以确定的。虽然某些商业企业为促进销售，通过定价产生较多类似49元、59元、69元这样的交易额，但在整个流通领域看来，这些特殊定价增加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故本文认为，在流通领域巨量的现金交易中，假设条件五是成立的，即A99×99≈E，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四、模型验证

由于无法获得北京市流通中各券别的数据资料，故只能通过对各券别的补充情况（即投放情况）来判断流通中各券别人民币的需求结构情况。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全辖50元及以下主币纸币投放量为38.83亿元，完整券回笼量为13.90亿元，净投放完整券24.93亿元。将50元及以下各券别主币纸币投放量分别折算为张数后，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表6为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情况。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完整券供应充足，实际投放情况可代表上半年北京市流通领域对各券别人民币的实际需求情况。与理论模型相比，上半年北京市投放的各券别人民币的结构与需求理论模型结果相近，一方面证明模型结论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方面证明北京市各券别投放结构是基本合理的。从对比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际投放的各券别情况更接近于模型中支付优先的结果。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中10元和1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高于模型结果，50元和20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低于模型结果，5元券实际投放比例与模型结果基本相同。实际投放量与模型结果发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支付偏好不同（即非理性人和非理产生的影响）、各券别人民币磨损率不同、供应不是完全充足的，以及现金管理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需求理论模型的探析，主要提供了研究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的一种方法或思路，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人民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交通论文篇（9）

我给自己的这篇论文设定了两个研究目标，第一，对于新疆民族教育现状某些深层问题的探讨；第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因此，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不属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它得出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提出对策，而是通过对目前建构或实践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利用我们做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获得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研究，以力图形成一些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认识。对第一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新疆民族教育与内地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何没有出现早期所预期的缩小，反而在最近20多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们原来认为的基础薄弱和教育投入不足等因素外，教育本身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没有认识到的内在规律性原因。对第二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教育理论是否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思维。

国内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民族地区教育如何按照国家的统一教育体系标准进行建构和改革，理论上往往运用普适化(universality)的大教育理论来整合和规范针对民族学校和民族学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但是，引起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国家和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过去十几年间，虽然民族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类似新疆这样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内地汉族地区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即使在新疆地区，民族学校的教育与汉族学校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这是否揭示，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我们尚未搞清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教育本身的发展。本文依据教育人类学提出的一些原则和在新疆民族地区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探究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予理论说明。

普适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现实

讨论民族教育，应该首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是“民族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一般都认为民族教育界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外，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教育大辞典·民族卷》，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流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哈经雄、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民族教育的界定性认识，他们指出：“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第二个概念是教育，从上述关于民族教育的认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论者讨论的是“教育”，但是对于教育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教育大辞典·民族卷》所指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民族教育学通论》所指的教育则是一种人的个体和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的途径和手段，强调教育是某种“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事实上，国内教育界在论及“教育”这个人类活动时，往往主要指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这一点与政府的产业分类是一致的，而在论及“民族教育”时，往往指的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这和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分类是一致的。

在类似“民族教育”和“教育”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必然影响乃至决定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和教育实践的不同认识，由此也必然得出关于教育的不同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认识上的差异和操作方法上的不同，必然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冷静地考察目前国内民族教育研究的事实和这种事实引发出的问题。目前国内的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建构在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特点是研究和实践如何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建构在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上，其中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核心。而这种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群体教育中产生的效果与普适化的预期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为例，国家或自治区“普适化”的教学大纲在各个民族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汉族学校和民族学校”）的教育之间，也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汉族——少数民族学生混合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民考民”学生和“民考汉学生”就学的学校）的教育之间。

罗列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对支持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数据本身并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探讨问题的话语方式。认识的出发点仍然是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本身。比如，近年来新疆地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特别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回避的现象，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教师们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远没有达到大纲期望的水平，学生汉语水平不高造成获取信息的困难，因为与民族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提供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民族学校的师资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特别是一些县、乡、村学校更是如此；第三，社会在吸纳大中专毕业的劳动力资源时，对学生的语言水平（主要是汉语和外语水平），计算机操作技能，以及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考虑比较多，而一般不考虑毕业生是来自民族学校或汉族学校，或是来自民族语言授课和汉语授课的学校，而是用“市场”认定的标准衡量学生的技能；第四，除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外，国家规定的民族学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上述这些或许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不是深层或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些被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定势”化的原因，思考的逻辑仍然是“普适化”的教育逻辑，其话语方式的表述和分析，仍然存在着缺陷，最主要的是它们忽略了民族教育中的特性，使用的仍然是“普适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

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是，无论是教育本身还是教育所处的社会，在文化上都不是单质的。这是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内隐于他们的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里。与中国内地相比，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非常鲜明，这也必然引出另外一个与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的认识，即新疆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此认识，在新疆这样的地区，多民族存在和多种文化存在的现实决定了它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新疆多民族的教育，必然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也就是说，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文化多元性，多元文化现实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是研究这个地区民族教育的研究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既然新疆文化多元性决定了它的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我们就有了审视目前在这里普遍实践着的“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的视角，即怎样认识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民族教育中的多重作用；怎样认识各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怎样认识受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影响所直接导致的教育实践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所有这些问题在既注的民族教育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而实际上它们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普适化”教育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它提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具有适用于一切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的规范性特征。不能完全否定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努力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为教育普适化是现代以降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普适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与“国际教育接轨”从而使国家的教育实现现代化。然而，即使教育的普适化是教育实践的终极目标之一，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对民族教育实践的影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无视文化多样性影响而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这些都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中，人类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规则生活着，而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否定人的实践，否定人的实践中的文化差异，“普适化”的努力只会使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远离由文化规则制约的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方式——教育学这个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高居（远居）于人的文化之上——这种“普适化”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有缺陷的，由此引发的实践也就具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特点，因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被忽视了，不独被教育者的文化身份在教育过程中被忽视，教育实践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亦被架空了。

民族教育特征的再认识

教育学中的“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作是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虽然近年来教育学的“普适化”教育理论也开始强调教育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的认识，提出了“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概念，但是强调的重点仍然是通过学校教育或类似学校教育的途径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承认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对于诸如“教育”、“学习”等概念认识的差异，对于考察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转贴于 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认识。教育学虽然也一般地承认学校教育不完全是一个人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或是教育实践，都把学校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实践过程。对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冠之于“教育研究”或“民族教育”题目的文章就可以得出结论。

“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一般不考虑接受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本人在进入“正规学校教育”之前的文化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获得的学习理念和策略，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全面的成长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中个体的人“有文化”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对他“漏化”(enculturation)的结果。“濡化”是特定社会的个体的人获得这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通过家庭和社区习得了自己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也习得了如何“习得”文化的方法和思维。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主体民族，学校教育和他们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亲和力和比较多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地域和城乡之间差异对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产生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影响），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通过学校教育语言——国家通用语——而得到加强。认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认识我们探讨的问题：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主体民族儿童通过学校教育前的“濡化”获得的文化和国家“普适化”教育目标所要求的文化基础之间具有比较相近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受学校教育前的“儒化”形成的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目标要求的学习策略之间的“鸿沟相对比较小。教育人类学把学校课堂教学看作是学习者“濡化”过程的继续，与家庭和社区的“儒化”相比，主要的差别是教育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时，教育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这样一个事实；同样，按照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学校受教育者的学习思维和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内隐的。庄孔韶先生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凉山彝族地区，很多教师对现行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八课“谜语“的讲解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收效甚微。罩在“谜底”外壳那一层又一层朦朦胧胧的“迷雾”，对于见识相对狭窄的山村孩子本身就是一道难度的险关，漂浮在字表面上的一句句白话意思，对于不通和稍通汉语的彝族孩子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道道鸿沟。如今，26岁的汉族教师车金明站在讲台上，面对42个不懂汉语的8、9岁孩子，先用彝语说了一则由祖宗传下的、关于一种木工工具的谜语“者乃衣木者，都乃足此都”，学生们都兴奋地猜这“吃时从肚子下吃进去，旯时，从背后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反应快的孩子举手回答：“世约（即刨子）”。教师及时地用彝语讲解从描写事物具体特点到猜出具体事物的问题“谜语”，并引入正文。

这个例子说明，教育人类学力图阐明的民族教育中文化的影响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和实践行为中。在过去几年里，新疆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深人民族地区，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社会实践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以往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忽视各个民族教育思想和学校学习者已经形成的“认知方式指导下的学习策略”的缺陷。假如我们说目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落后，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研究对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教育方式的文化机制所知不多，而过分强调沿用“普适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造成了削足适履的后果。

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与特定民族的认知模式、文化特质、教育理念和儿童在儒化时期形成的学习方法有着多层次的互相制约和互动的关系。如果多民族地区教育过分追求普适化的学校教育，那么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弱化或中断这种关系，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处于一种“文化焦虑”的状态，这在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明显。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民族教育研究者比较多地探讨了民族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以及对对民族教育的借鉴意义和作用。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焦点的深刻背景，也有着西方多民族国家里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涨的背景。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下面几种具有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在多民族社会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积极和谐地生活，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和教育需要的平衡，在认识各个民族群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文化宽容。

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詹姆斯·A·班克斯则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学校教育做重大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族群(ethnic

group)群体的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平等机会，由此他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应该为提高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的教育素质而做出贡献，因此学校教育必须改革，改革不仅限于课程，而是涉及到诸如学校体制和教育环境的改革过程，核心问题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利益和要求通过改革得到尊重和实现。应该指出的是，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不仅仅限于民族教育，而是包含了包括民族、种族和多个群体（如妇女、残疾人等）在内的教育。

而在我国研究者中，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的大背景视角理解和研究“多民族文化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

由于国内外研究者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尤其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和专业背景的不同，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的认识和表达，如文化、民族和教育等，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一个为大多数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由《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指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集团间的相互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在论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时，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理解”列为第一个目标。这些研究成果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多民族社会中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和目标。

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民族教育的意义，有几个基本点需要廓清。第一，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生命历程中的教育过程；在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一个群体的早期濡化与现代社会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断裂问题；第二，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文化”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承担两种文化的传承功能，即特定群体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特定群体所在国家的文化的传承。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传递功能的同时，也要担负传递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这种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从民族教育的角度认识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既然是“多元”，那么每个民族的教育应该承担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既然是“一体”，那么各个民族的教育也承担着传承国家文化的责任，偏废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教育本身“非文化化”，甚至会引发矛盾乃至冲突；第三，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既是这种教育实施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普适化”的教育理念由于追求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的“普适化”而忽略对参与教育过程的各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尊重，忽视各个民族知识体系的存在，把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这种偏向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话语的体现；第四，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与“普适化”教育追求的能力培养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许多论者都指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说明，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到了一个多种文化存在的地区学习，文化适应，或是对异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文化环境适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文化不适应”可能是造成他们在学校学业成绩差的原因之一，过去的民族教育研究对此很少深入探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我们调查获得的资料说明，这种能力的培养从早期家庭、社区浦化教育就已经开始，在多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过程中就包括了对“他文化“的认知。问题在于学校教育如何使这种认知过程继续下去，并逐步引导他们把已经形成的“跨文化认知”意识(intercultural

cognition)转化为“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bility)”和“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能力的形成上来。

新疆民族教育的实践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说明，类似于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的教育，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而与国家“普适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目标相比，这个地区的民族教育既有与“普适化”理论和目标相一致或相适应和相似的一面，也有基于多民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实际存在的自身特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于我们反思和认识新疆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

跨文化交际教育

多元文化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存在，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从特定的角度认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人类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际行为的教育在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具有跨文化的特征，跨文化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很久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尽管由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和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立场等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对于我们认识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跨文化交际一般指在两种文化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教育则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文化接触、文化移入是产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基本条件。多元文化在多民族地区的存在，为人们的交际活动提供了跨越文化的场景，人们交际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征，属于跨文化交际的范畴。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认知异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体验“异文化”的个体和群体表现出来的认识方法、情感和行为方式。并且逐步地把这些认识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体验和认识“他文化”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认知因素。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教育基本的过程，交流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平台和条件，跨文化教育事实上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进行的。在这里仍然需要指出，“普适化”教育理论同样忽视了多民族地区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特性。

人民交通论文篇（10）

一、和谐民族交往的内涵。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人民交通论文篇（11）

 

中国医生学会的调查显示，在医患纠纷中90％以上的医患纠纷为不当的医患沟通所致。，有效沟通绩效。然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的如何，与社区医生的沟通技巧有着直接的关系[1]。，有效沟通绩效。2年多来，我们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尝试并利用沟通技巧，按要求形成制度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沟通对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团队人员和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社区居民包括病人、病人家属、亚健康人群和健康人群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人员。

1.2 沟通内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内部人员的团队作用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桥梁作用、社区管理干部对社区卫生人员的互动作用、社区居民与社区医生信任关系、居民参与程度、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状况的知晓程度、慢性病的防治知识了解情况。社区居民慢性病患者的建档率，慢性病控制率的情况变化。

1.3有效沟通中的技巧：（1）见面问候语并介绍自己，如：您好！我是某医生、护士，很愿意为您服务等话语。（2）事先有所准备，如社区医生主动回访居民、患者的话，把要回访的内容拟清楚，以免遗漏。（3）确认需求，病人需要什么健康问题力求帮助解决。（4）处理异议，要求同存异，允许患者有不同的看法，先不要拨斥病人的不同意见。（5）达成协议 交流后把共识形成协议，以便下一步工作的进行。（6）共同实现，有相同的目标，才能达到目的。，有效沟通绩效。

1.4沟通方法：（1）首先在团队人员之间、以及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经常交流，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2008年初开始与社区管理干部和专科医生互动交流思想，旨在联络感情加深了解，以求在工作上得到进一步的支持。（2）每月有10个工作日深入社区与居民交流、开展健康教育。深入居民小区：①有利于互相认识、面对面交流、增进互信，以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②又有利于我们宣传社区卫生工作，如慢性病防治的重大意义，增强保健意识，从而使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发生兴趣，对慢性病防控有了新的认识。

2. 结果

我们对35岁以上人群的120人次进行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效果做了调查与问卷比较，其中有慢性病的66人，其他为一般人群。

2.1沟通前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较少，每季度约1-2次。（2）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是(27/120)22.5％，（36/120）30％,(31/120) 25.83％。（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72/120）60％。(4)对慢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38/120）31.67％。(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30/120）25％，治疗依从性差（33/66）50％，慢性病控制率（23/66）34.84％。，有效沟通绩效。

2.2沟通后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增加，每月1-2次。（2）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为（84/120）70％，（105/120）87％,(99/120) 82.5％。（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102/120）85％。（4）对慢性病知晓率（88/120）73％。（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50/120）41.67％。治疗依从性改善（55/66）84％，慢性病控制率（47/66）71.21％。

3 讨论

沟通是社区医生开展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一个好的开端，从沟通开始。我们社区卫生工作者与社区管理干部的联动及街巷居民交流，下社区进入居民小区，入户随访，建立健康档案，疾病预防、保健、社区医疗等等，无不以沟通为开路先锋，真可谓还未入户，问候在先。，有效沟通绩效。

沟通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工具，也是医护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是融洽医患关系的润滑剂，沟通是一门科学，它像似哲学使人变得聪明，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要想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只有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才能积极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群众性，把这一惠及广大居民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模式，我们近两年来发挥思想交流、沟通的优势，从内部来说提升了团队的作用，发挥了患者与专科医生间的桥梁作用，形成了合力。，有效沟通绩效。从外部来看，加强与社区的管理干部的互动，增进了解，工作上得到了广泛支持。从社会上来讲，调动和发挥了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使人们的健康行为从物质关心再到了解最后实现行为改变的过程。这些变化的提升所产生的效果已在近两年市卫生局年终绩效考核中体现出来，并获得相应的经济补贴。

研究表明，通过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可以将医疗花费降至原来的1 0 ％ 。沟通能有效保护自己，也能惠及广大社区居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