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1 17:05:38
贸易结构论文篇（1）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贸易结构论文篇（2）
论文摘要：贸易结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内生产的组织方式，决定获取贸易利益多寡。我国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贸易主要优势，缺乏在高技术层面上的贸易结构单元和多元化。探讨了如何借助于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局面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结构。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结构优化；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Abstract: Is the trade structure a country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om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way， how much the decision gain trade benefit. Our country's trade structure since long take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as the trade main superiority， lacks in the high-tech stratification plane the trade structural unit and the multiplication. How discussed to draw support in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finance development aspect constructs my guozhong top level the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 Financial development; Trade structur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High-level element of production; Financial efficiency 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1 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 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 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3 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4.htm
贸易结构论文篇（3）
论文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 结构 增长方式 论文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 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 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 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 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 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 3. 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 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 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 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 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贸易结构论文篇（4）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贸易结构论文篇（5）
摘要：新疆对外贸易水平相对于内地省份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新疆出口商品不合理及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特点更为突出，导致新疆各大类出口产品屡遭发达国家技术贸易壁垒的冲击。所以，对新疆不合理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来提升新疆商品的竞争力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论文关键词：新疆；贸易结构；优化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 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 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 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 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 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对出口的边境贸易和进口的边境贸易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第一，新疆对外出口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比重明显小于边境贸易，而且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一般贸易以1994年为期年，从29 106万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88 036万美元，增长率为202．4％，平均增长率为18．4％， 而边境出口贸易从1994年的23 932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6 237万美元，增长率为1 513．94％?熏 年平均增长率为137．6％。①说明新疆出口贸易中边境贸易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率很大。第二，新疆进口贸易当中边境贸易所占的份额比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大。但是，一般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分配格局并不像出口贸易那样明显有差异。一般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16 036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 894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79．3％，而边境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27 335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7 648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13．3％，增长率水平上还不如一般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中亚进口的原材料较多，而新疆本地加工能力弱而不便于直接作边境贸易，纳入到一般贸易。 （四）新疆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出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对外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90％。说明新疆外贸出口结构已经达到合理化水平。从初级产品出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58％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说明 ，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出口贸易结构已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该趋势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量从1995年后一直在下滑，2000年初虽然有些上升，但是，到了2003年后开始大幅下滑。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总量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工业品的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比重下降。因此，不要把这种优化趋势认为是绝对优化，应该理解为相对优化。第三，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不同制成品出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 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出口比重明显下降，杂项制品出口量有所上升，而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上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量明显增加。说明出口结构向着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发展。第四?熏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出口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出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下降之势，而矿物燃料的出口量反而处于上升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进一步论证了初级产品贸易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特点。 （五）新疆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从外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从初级产品进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9％左右上升到40％左右。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91％下降到2005年的60％。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进口贸易结构也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不同制成品进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进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纺织品和农产品进口量明显上升，而杂项制品进口量明显下降，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量明显下降。第三，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进口一直处在下降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进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进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上升之势，而矿物燃料的进口量反而处于下降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同样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二、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虽然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但是，仍然以“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械运输设备”为主。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另外，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低级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品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就机电产品而言，内地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为主， 机电产品中九成以上是机械设备。新疆机械设备在机电产品中所占比重虽然也上升到一定比例，但是，其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都跟内地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新疆贸易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合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通信、生物医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在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致使新 疆的服务业存在着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 三、优化新疆外贸结构的相关对策 （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 在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贸权的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同外贸企业组织联营公司。外贸企业可依靠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并在科研、生产领域积极投资联营。科研机构可以科技成果或专业技术投资作为股份或投资，积极参与生产或外贸经营活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究与发展应予以重视并投入一定资金，通过人员交流、相互派人任职、相互投资、合办企业等多种方式加强贸工技结合。 （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所需外汇优先予以支持。为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自营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享受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出口退税待遇。鼓励贸工技结合企业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单位可在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从事出口的科技、外贸和其他有关业务人员。 （三）发展服务贸易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旅游、中文教育、医疗服务和电信服务、运输等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部际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对服务贸易统一的宏观管理；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建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信息传递、交流的中介机构 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现有出口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有必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和国际经贸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机构。
贸易结构论文篇（6）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厦门同其他贸易伙伴组织一样，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厦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使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长足发展，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比达到93：7。这一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0：40的平均值，也高于发达国家或OECD成员国80：20的平均值。
2、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合理化。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国际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不断增多。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化解国际贸易风险，厦门市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新兴市场出口增势强劲。2004年，厦门市对新兴市场、重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82.84％和61.98％；2005年，对北美洲出口410，568万美元，增长35.04％；对南美洲出口87，121万美元，增长28.96％；对东盟出口112，711万美元，增长31.61％。2006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海湾六国、南方共同体和南部非洲五国等经济合作组织出口1，083，698万美元，增长16.50％，增幅明显高于传统和发达市场。目前，厦门市出口市场已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为重点，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
3、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随着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招商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步加入到出口贸易队伍中来，经营主体结构形成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格局。在1998年以前厦门海关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民营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这是因为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外贸领域，这一政策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放松。而实际上，厦门外经贸主管部门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从1998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到2006年12月底，厦门市已有民营外贸企业4153家，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值也从1998年的4552万美元增至52.5884亿美元，增长了近116倍，成为厦门市最富生命力的外贸经营实体。
4、贸易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市对外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比较少。近年来在国家鼓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下，厦门市加工贸易从较为单一方式逐步发展到多种方式并存。如今，以家电、电子、信息、通信、航空、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为主要增长点的加工贸易，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成为厦门最主要的贸易方式。据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厦门加工贸易出口87.25亿美元，占当年厦门出口总额的42.60％。从具有较高技术资金密集度的机电产品出口看，增长势头也日益强劲，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可喜的增长势头。
二、当前外贸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在我国以“出口创汇”为基本贸易战略指导原则的指导下，厦门的对外贸易长期维持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状态，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顺差额达到82.25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厦门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出厦门GDP增长的速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至2006年7年间，外贸顺差平均增幅为39.9％，其中最近三年的顺差平均增幅达到51.39％。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得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外贸经营主体出现两极分化。近年来，厦门市进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外贸进出口发展形势良好，对推动厦门市外贸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企业进出口的良好增势与平缓的总体增势相比显示，厦门市外贸两极分化格局显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企业5121家，其中，戴尔、太古等前50家外资企业和厦华、建发、国贸、夏新等前50家内企业进出口值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4.58％，其余5071家中小企业仅占35.42％，增幅也明显低于大企业，拉低了全市外贸整体增幅。
3、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厦门市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而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小且不断下降。2006年，厦门市外资企业出口1，178，964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7％；国有企业出口289，781万美元，仅占14％，而且，还呈现出口靠内资、进口靠外资拉动的格局。2006年，厦门市内资企业出口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出口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远低于全国26.9％的增长水平。进口则正好相反。内资企业进口全年累计增幅仅5.4％；外资企业进口增幅为10.2％。这种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已持续多年。
4、加工贸易增速缓慢。2005年，厦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仅17.6％，比全国平均增速低了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低了10.3个百分点，进口低了4个百分点。2006年，厦门市加工贸易增速进一步放缓，出口增速仅7.0％，进口增速仅6.1％，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17.4％的增速。
5、对台贸易优势弱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厦门利用自身的对台优势，努力发展对台经贸，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年来，厦门的对台经贸优势正在丧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对台进出口增幅低。从2002年起，厦门市对台进出口额增幅逐年降低，2006年，对台进出口21.0454亿美元，增幅为－0.97％，比同期全市进出口增幅低了1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对台进出口的增幅低了近19个百分点，而且对台进口额还出现负增长。二是比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贸易发展慢。2006年，许多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增幅高于厦门市，厦门周边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直接经贸往来也走到厦门的前面，厦门市在省内对台贸易的龙头地位逐渐丧失。
三、厦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对策
1、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厦门应该是注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强化企业自身品牌战略的时候了。厦门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外贸指导政策转变，着重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商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厦门市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厦门应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作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厦门市；要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更多地进人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厦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严重失衡，已使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贸易服务业或贸易支援业发展不足的制约。同时，片面追求货物贸易的数量型增长也受到了资源及外贸易环境的约束。因此，协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拓展对外贸易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传统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提高厦门市货物贸易出口效益的必由之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普及服务贸易知识，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贸易培训；在巩固货物贸易优势的同时，制定鼓励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国家服务外包培训中心，培育和壮大服务外包主体，打造服务外包龙头企业；高水平搭建国际会展平台，办好已形成的品牌展会，积极引进世界著名会展机构来及办展，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4、加大科技兴贸力度。近年来，厦门市加大了科技兴贸的力度，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厦门市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厦门市外贸中所比重来看，仍未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导产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长期实施粗放性经营，导致利润率不高；缺乏长远发展理念，不重视也无力进行技术研发，致使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只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增长，才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日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提高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5、进一步扩大对台贸易。发挥厦门特区的优势，在对台贸易方面有更大作为，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厦门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要求。要营造良好的对台经贸环境，加强对台经贸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展两岸贸易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投洽会”、“台交会”等载体，延伸展会的活动内容，扩大展会的联系作用，加大两岸经贸界的交流和交往。二是鼓励企业“登台”寻找商机。多组织赴台经贸团组，让更多的企业赴台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三是加快发展与金门的经贸往来和合作。继续支持并推动对金门直接货物贸易，促进货物从金门中转台湾或出口。四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台资在厦门设立贸易型公司。大陆即将开放外贸经营权的政策已引起一些台湾中小企业的关注，不少台资企业已不再大规模投入资金在大陆建厂，而准备转型进入外贸领域。所以，应抓住先机，制定可行的操作办法，利用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吸引台资到厦门设立贸易型企业。
6、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如，采取贴息和资助办法，鼓励外贸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开展进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以及国际保理和出口押汇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并实施适应外贸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办法，确定服务外贸企业的专业担保机构，疏通外贸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中小外贸企业抵押、质押等小额贷款业务。加强组织引导，鼓励外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创业融资、股权融资、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资业务；鼓励外贸企业发行集合企业债券，拓展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针对当前汇率市场变化情况，围绕外贸企业不断推出规避汇率风险的新产品。
7、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加大对中小企业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上的创新，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充分发挥外贸发展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出口。对中小企业境外推销、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研发、产品境外认证和投保出口信用险等给予扶持；对中小企业参加应对“两反两保”(即反倾销和反补贴、一般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及贸易壁垒培训给予支持；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给予扶持；在“广交会”、东盟博览会等境内外大型展会的展位分配上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鼓励外贸专业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保持可持续发展，为厦门市的外贸及整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金轩.贸易经济教程[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2]宵.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3.
[4]刘新民.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的原因及未来走势[J].经济前沿，2005，(10).
[5]熊衍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商贸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J].厦门国际经贸，2005，(4).
[61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吴伟强，林荆州.入世后厦门企业面临的外贸环境简析[J].厦门国际经贸，2004，(3).
贸易结构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贸易结构论文篇（8）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竞争政策源于产业组织政策，它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市场绩效，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干预和调整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竞争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协调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培育和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政策一方面要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原来主要用于调节国内市场关系的产业竞争政策逐渐演变为保证和维持国际竞争环境的一种协调工具。产业竞争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产业组织政策的范畴，已成为包括产业组织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内容的国际性经济协调政策。
在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产业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竞争政策已经成为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地受到产业竞争政策所管辖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侵蚀；同时，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没有促进竞争反而恶化了国际竞争环境。
从长期来看，对于竞争性产业，其竞争能力在竞争环境中比在保护条件下更容易培养。因此，从培育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应该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和制定产业竞争政策时，应该尽可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
(二)产业集群和产业类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和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是不尽相同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重点与思路时，将竞争政策的作用领域划分为三大产业群和六大产业类别。
依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程度，将现有产业分为竞争性产业、准竞争性产业和非竞争性产业三大产业群。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又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准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非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
在三产业群划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竞争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的差异，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吲际竞争性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机电设备、船舶制造等)和国内竞争性产业(如轻工、机械、电子、建材等)；按照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影响，将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经济安全性产业(如兵器、航天、航空、核装备等国防工业，石油、化工、能源、资源等支柱产业)和发展战略性产业(如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技术等)；按照规模经济的显著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显著性，将非竞争性产业细分为自然垄断性产业(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如港口、机场、城市交通、供气、供水、广播电视、气象、环保等)。
(三)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
对于竞争性产业，产业竞争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保证市场机制在产业内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反过度竞争，实现行业规模经济。反行政垄断与实现规模经济并不矛盾，因为规模经济是竞争的自然演化结果，是竞争产生规模经济，而不是垄断“制造”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政策相配合，贸易政策应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国内市场全面开放，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借用国际竞争机制来抑制和消除行政垄断和过度竞争。
市场竞争同样有利于提高准竞争性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目前，外资经济在我国准竞争性产业领域的经济性垄断有逐步加强的趋势。在一些重要行业(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或重点企业，外资通过持股控股、技术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方式，形成了对当前或未来市场的控制。而国内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分散，相互间恶性竞争。因此，在该产业群中，产业竞争政策的重点目标是反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性垄断，同时限制国内企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整体竞争实力的提高。贸易政策应该与投资政策相配合，对准竞争性产业给与适度、适时地限期保护。应当注意的是，关税壁垒基本消除并不等于全面的零税率，国际惯例也并不是全面的自由贸易惯例。
从总体上看，自然垄断性产业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属于非市场竞争性领域。但这些产业并非完全、绝对地排斥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在这些非竞争性产业链条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市场竞争性部门或市场竞争性业务。对于这些竞争性业务和部门，产业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反对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非市场竞争性业务和部门，应该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贸易政策也应该着力于扩大这些竞争性部门和竞争性业务的对外开放。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升级。产业间结构升级主要指国民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的依赖，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顺次转移。在宏观总量上表现为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变化和调整，即农业总产出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上升。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还伴随着服务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协同增长。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人“重化工业化”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以电子、能源、汽车、石化、建材等行业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新工业化阶段)，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提高，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这种产业间结构升级的比例并不协调。首先，区域结构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而成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农工业化时期”，农业总产值占地方GDP的比重还很高。其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区”更是如此。第三，由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后劲明显低于工业，这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相对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工业化进程的不稳定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问结构升级
就贸易政策如何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由于“重化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属于“准竞争性产业群”，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战略，其投入和产出都应该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贸易政策应该着眼于保障技术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配合国内投资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确保这些支柱产业的稳定发展，防止外资垄断和国内市场过度竞争，实现规模经济。其二，总体而言，服务贸易领域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服务业同样存在一些诸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幼稚业，其开放速度和深度要与他们的改革速度和市场竞争能力相适应，既要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又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其三，对于农产品贸易，贸易政策的重点是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补贴制度体系，用足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下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支持农业生产。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内结构升级
产业间的结构升级是以产业内结构升级为基础的。而产业内结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生产供给结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一定收入约束条件下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一定生产可能性边界条件下的供给结构变化诱导需求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是由其内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交织而成的产业网络。产业内结构升级是指价值增值中心沿着产业链向新的环节或结点转移，并伴随着增值比例的上升。在升级过程中，有的产业链条可能收缩，有的产业链条可能延展；产业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变得更加密集，某些部分可能更加松散。产业内升级的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例提高，产业运行更加富有效率。
贸易结构论文篇（9）
1.从经济学上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没有进行较大的调整，而这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国外经济机构的评价。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3)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4)与各国货币升值的比较。近十几年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2.从国际政治上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二、剖析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结构的总体影响
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过程必将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方向。过去在出口拉动型战略下，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本币低估的情况下，非贸易品部分间接的为贸易品部门提供补贴，贸易部门虽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整体的贸易顺差处于低水平扩张的状况，大量产业资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业，非贸易品部门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面临着向底部竞争的恶性循环，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
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得原材料进口依赖性强的企业受益（前提是汇率升值能强过价格上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受到影响，其必然将随之进行相应的发展战略调整，进而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定位将会逐渐转向国内市场。对于资源和商业终端体系的占有将成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技术引进和设备升级将成为进口的重点目标。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将加强，增强行业进入壁垒、占领长期优势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强化战略部署和提高议价能力将成为立足于长期发展企业的优先选择。以下具体列举汇率的变化对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影响情况：
1.对石油石化的影响
汇率是一个影响石化行业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汇率的变动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于不同子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从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汇率的升高必然会降低进口的门槛和增加出口的难度。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主要是进口，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汇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强化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导致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的加剧。同时，会更加压榨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
对原油开采业的影响。对于原油开采行业，目前我国进口依赖度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1%，进口的原油价格用人民币衡量就会相应降低1%。对国内原油开采业来说，售价也将下降1%，对开采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炼油行业的影响。对于炼油业，由于人民币升值1%，则原油成本相当于下降1%。而成品油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区间机制，售价不仅仅与国际定价有关，还与定价机制有关。因此，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成本并不联动。
对大宗化工品的影响。对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来说，目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对综合类石化公司的影响。对于综合类的石化公司来讲，主要的原料供应来自国外，如原油，而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所以汇率上升将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但自己的消费市场可能面临国外低廉产品的冲击。
总之，汇率将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对石化子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求将部分抵消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时，汇率因素虽是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在5%～10%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不构成对石化行业的根本性影响。
2.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我国电力企业利用外资比例总体很小，部分电力企业利用的外债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属于长期借款。根据我国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在偿还期之前只影响其财务报表，并不影响其实际现金流。若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额汇兑损失的电力行业业绩将有较大改观。
3.对信息家电业的影响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大量进口配件的企业从人民币升值受惠。比如笔记本制造业，国产笔记本虽然不是整机从国外进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进口的，而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体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带动笔记本价格的下降。
4.对纺织行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行业利润率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进企业，因利润率较高，导致成本中可贸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损的绝对额较大，但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小；加之议价能力较强，因此龙头企业所受升值的负面影响小于全行业。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议价能力下降，如果企业为非龙头企业，议价将受人民币升值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边际负效应会扩大。
三、人民币升值趋势条件下贸易结构调整的几点设想
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中国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发展，超越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2.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经济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他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4.寻求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在被低估的人民币的贸易条件下，中国贱价卖给外国的商品不但耗用了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劳力，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环境。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发展的着眼点应置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密集型绿色产业上。应把开发绿色食品、绿色纺织品和服装、绿色中药、绿色机电产品、绿色包装等绿色产业和产品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高出口档次和竞争力、争夺21世纪国际市场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进口贸易应积极鼓励引进有利于环境的技术与设备。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及动植物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此应建立中国的绿色壁垒体系，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健康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建伟余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7
[2]张志超关志雄:再谈人民币汇率走向[J].国际经济评论，2007
[3]宋泓: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6
[4]郭树清: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和经济[J].中国外汇管理，2007
[5]杜进朝:汇率变动与贸易发展[M].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贸易结构论文篇（10）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贸易结构论文篇（11）
一、简单的文献综述
FDI和国际贸易是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两种不同形式，FDI是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等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流动;国际贸易是多种生产要素隐含在物化的产品中，通过商品的流动实现要素的间接流动。 关于FDI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贡献了大量的笔墨，也奉献出大量经典文献。目前部分学者都专注于争论FDI流出的贸易效应，FDI与贸易出口是替代关系还是促进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Mundell R. A.(1957)发表在AER上的文章修正了H-O理论，放松了H-O理论中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
小岛清(1987)认为，FDI的母国通过在东道国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的垂直型投资于贸易有互补关系。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两者会相互促进是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采集不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争论仍在继续。此外，还有大量的学者倾向于对FDI流入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Hein(1992)和Lucas(1993)分别对拉美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实施促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国家明显更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出口贸易显著有利于吸引FDI，但是两者存在时滞。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与出口关系的研究得出与Hein同样的结论。不过，Bayonmi， Lipworth(1995)，Muchielli， Chedor(1999)等人的研究结论得出相反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是FDI的增长导致一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先有FDI增长后有出口贸易的繁荣。
二、实证分析
目前，在理论角度上普遍认为，流入东道国的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贸易出口，改善、提升贸易结构;东道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象征着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加上贸易出口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FDI的流入。所以，FDI流入、贸易出口结构和GNP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回归就草率地得出其相关的结论，而要注意到变量之间的双向相关关系。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FDI流入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明确流入的FDI是否有利于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或者是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是否促进了FDI的流入。在考察这两者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增长，因为其跟要考察的两个变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略对经济增长变量的考察，将会导致我们结论的牵强和不准确。
首先，我们采集中国1984—2011年期间的数据。数据包括： GNP、FDI流入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制造品出口额。 构造变量，令Y代表出口贸易结构=制造品出口额/初级产品出口额;X代表FDI的流入金额;Z代表历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因为数量级的差异而产生的波动，我们以1984年为基期，构造了各变量的指数数据，表1所示。 然后，对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是否平稳。运用统计软件测算结果： 三个变量本身都是非平稳的，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差分，消除变量的非平稳性，经过二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
第三，在前面检验后的 基础上，对X， Y， Z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Granger检验： 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Y是变量X的Granger成因;变量Y是变量Z的Granger成因;变量Z和变量X互为成因，两者的作用是双向的。 所以，虽然中国的贸易出口结构与FDI流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仅从历史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来看，FDI流入对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明显的作用;相反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促进了FDI的流入。此外，贸易出口结构的提升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国内经济增长和FDI的流入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 第四，对变量X和变量Y，以及变量Y和变量Z分别回归：X=1.06*Y+1.31*X(-1)-0.56*X(-2) (2.56) (6.25)(-2.78) R2=0.97 D.W=1.86 Z=0.55*Y+1.56*Z(-1)-0.86*Z(-2)-55.2 (5.18) (10.69) (-6.30)(-3.64) R2=0.998D.W=1.85
三、结论
通过前面部分的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会促进FDI的流入，但是FDI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同样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显著;第三，FDI的流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经济的增长也会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理论上普遍认为FDI流入可以改善贸易出口的结构，但是历史数据显示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仔细分析一下，所谓贸易结构的改善并非简单的贸易部门本身出口结构的变化，其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到贸易部门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国内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明显更为基本和深刻，所以，一个国家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在根本上是需要以本国的产业升级为基础和前提;外部因素，像国外资本的流入对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出口结构提升对FDI的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直接作用，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行业效应。国外资本看到国内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宏观环境、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自然有进入中国的动机;间接方面，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东道国经济发展对外资的吸收效应已经被学者们深刻讨论并证明。所以，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可以直接的和间接的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国外FDI的流入。 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与外资流入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实，本质上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在另一个方面，根据历史数据测算，FDI流入对促进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需要以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基础，单纯的依赖外资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Vernon R，1966.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190. Fontagne L.and Pajot M，1997.H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CEPII，document de travail N. 97-167， Dec. 陈波.FDI与中 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