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论文大全11篇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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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篇（2）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界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利润成了某些企业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篇（3）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篇（4）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篇（5）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篇（6）

一、社会管理基本目标——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

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就没有永恒的公平。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离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公正具有时代性。

(二)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不能离开生产来空谈分配的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道德和法决定分配公平与否。所谓生产决定分配，一是指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指生产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可供分配决定分配方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有明确的意见，他说：“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违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这两层含义都说明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要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平，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中的平等还只能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这种平等权利体现在分配结果上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以通过分配前的“六项扣除”，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救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仍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可能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二是二次分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劳动的产品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分配或共享，这就是在分配之前有六项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与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现在，“社会共享”的舆论越来越大。而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哪些是不能提“社会成员共享”，哪些是可以提“社会成员共享”，是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管理的基本措施

篇（7）

《申报》并不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纸，但它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影响和销量最大的报纸，其经营策略和活动很值得我们探究。综观《申报》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活动，可以发现：虽然创立于19世界70年代，《申报》经营者在经营报纸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这些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申报》的发展，促使其影响和销售量不断扩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下《申报》的现代营销思想雏形。

一．《申报》的市场定位思想萌芽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深广告专家阿尔。赖斯（AlRies）和杰克。特鲁塔（JackTront）提出的新概念，随后又在他们所著的《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1981年出版）一书中得到全面论述。市场定位这一新概念及其战略思想提出后，很快被世界各地的营销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成为企业营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定位，主要指企业为其产品即品牌确定市场地位，即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塑造特定品牌形象，使其产品具有一定特色，适合一定顾客的需要和偏好，并与竞争者的产品有所区别。

《申报》作为一种媒介，同样也是一种产品，也要塑造特定的品牌形象，以区别于竞争者，也存在一个市场和产品定位的问题，即报纸的办报方针，报纸针对什么样的读者和受众。

《申报》创刊前，上海有三种报纸：外文报，中文报，“邸报”。当时的外文报多旨在宣传西方宗教思想或介绍西学，读者多为在华洋人和一些洋买办；中文报不过是外文报的中文版，象《华字日报》就是《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内容多为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广告和船期消息等。读者仅限于买办阶级和少数“高等华人”。“邸报”或“京报”虽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报纸，但它们属于官方文件汇编，系由宫门之内传抄出来的政令谕旨，读者限于官僚士绅，与普通商贾和百姓无缘。而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人大量云集上海，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广大市民百姓渴望了解时政，众多商贾也希望从报纸上获取更多的商业信息。而当时上海恰恰缺少一份针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商业报纸。正是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美查以商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为《申报》找到了准确的定位：针对中国人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商业报纸。他在创刊号上的话体现了其对《申报》的定位思想及办报方针“但其（中国古籍）内容荒诞无稽，只可作文人清淡之材，未能雅俗共赏。只有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祥，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

为了贯彻《申报》的办报思想，美查在人事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特意聘请中国人做主笔，以发挥中国特色。先后受聘的有著名文人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等，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词，文字质朴而不俚俗，所做文章饱涵儒家思想，适合中国的读者。在内容上，《申报》一改外文报和其他中文报纸侧重宣传基督教思想的惯例，注意迎合上海市民的口味，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新闻报道注重猎奇性和趣味性，内容编排和文字风格都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报道兴办女学，阔人虐待婢女，监狱黑暗等情形，反映禁止缠足之类的舆论”，一开始就立足为一般市民服务。

为了进一步做到雅俗共赏，《申报》在1876年3月30日出版通俗报纸《民报》，并为此报刊登启事说：“此报非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也。务使措词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勿晦。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而增见闻。”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虽然离现代市场定位理论的诞生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申报》创刊初期的经营活动在办报宗旨，人事聘用原则，内容等方面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市场定位理念的萌芽。

二．《申报》的定价策略

现代营销学的核心理论是4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其中价格策略是较为基础和重要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续的其他环节。营销学价格理论强调要以自身的产品成本为基准，同时要考虑竞争者的价格因素。

在报纸的定价上，《申报》经营者走的是低价的路线。《申报》问世前，《上海新报》是当时上海影响和销量最大的中文商业报纸，也是《申报》主要的强劲竞争对手。《上海新报》采用进口的白报纸印刷，成本较高，零售价为每份30文铜钱。《申报》一开始就定位为大众报纸，读者多为市井平民和商贾，所以它从创刊起就制定了低位定价的策略。美查曾在《申报》上刊登题为《本馆自叙》的文章说：“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而后买者以其偿无多，定必争先快睹。”根据经营者的定价原则，《申报》不用进口白报纸作为材料，而是采用廉价的毛太纸，大大降低了成本。《申报》最初定价为每份8文铜钱，仅为《上海新报》的1/4，从而在价格上占据了绝大优势。在《申报》价格强势的逼迫下，《上海新报》不得不把零售价降到和《申报》一样，亏损与日俱增，终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申报》在定价方面另一个策略是针对不同的市场核定不同的价格，根据市场进行价格区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起，《申报》每月售价为四角五分。到1907年规定：外埠全年大洋五元四角。日本全年八元四角，其他外国全年售洋十元八角。后从1908年9月起规定：本埠每份售大洋二分，本国境内全年九元六角，日本与本国境内相同，外国全年十四元。

《申报》的定价策略还体现在它的广告定价上。创刊初期，《申报》的广告量不大，特别是华商很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针对这种情况，经营者把广告的收费价格定得非常便宜；为了吸引华商登广告，经营者将华商登广告的价格定为西人价格的四分之一。随着销路扩大，华商逐渐意识到广告的作用，他们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日渐增多。这时，经营者及时调整了广告价格，华商和西商价格基本持平。1905年大改革后，中外广告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广告费的计算也分为论前，后幅，长行三种。“论前（社论前面）广告一百字起码，多则以五十字递加。每字取洋一分，较前增加一倍。后副长行二百字起码，多则以十字递加，刊费照旧。”（《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这种根据广告的版面位置不同而区别定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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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的分销渠道策略

分销渠道是4P营销组合理论里的第三个环节，是指某种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或用户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一切取得所有权（或协助所有权转移）的组织和个人。即产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分销渠道的起点是生产者，终点是消费者或用户，中间环节包括各种批发商，零售商，商业中介机构（交易所，经纪人等）。

《申报》创办初期，美查就在上海广泛寻求代销店，代销店早上拿报，晚上结帐，卖不完的还可以退还报馆，以这种方法来调动代销店的积极性，从而扩大销售。因此，一时间上海大街小巷的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烟膏铺等，都有《申报》寄卖。《申报》经营者还把销售从城市深入到乡镇，从本埠拓展到外埠。为了增加销售，更好地与对手竞争，《申报》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负责杭州的报纸销售工作。之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外埠的分销处有北京，天津等17处。每天销售的份数也从600份左右扩大到2000份左右。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分销处，前后总共32处。到1907年，《申报》在西南地区的桂林，东北地区的哈尔滨，被俄国占领的海参崴以及国外如日本，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分销处，每天销量从1897年的7000-8000份增加到万余份。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供给消费者或用户，而是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即通常所说的中间商来实现。所以现代营销学里强调分销渠道的畅通。《申报》创刊及经营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手工作坊式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申报》的经营者能意识到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其朴素的营销理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申报》的促销策略

现代营销学给促销下的定义是，营销者将有关企业及产品（品牌）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和用户，促进其了解，信赖并购买本企业的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促销的实质是营销者与购买者和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为了有效地与购买者沟通信息，可以通过广告来传播有关企业及产品的信息；通过各种营业推广方式（如优惠，奖券，让利，赠品等）来增加顾客对产品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购买产品；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来改善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还可派遣推销员面对面地说服顾客购买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产品的销售。

虽然《申报》和现代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产品的概念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媒介，其发行的报纸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产品，具有一般产品的本质特征，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从而扩大发行量和销售量。事实上，《申报》经营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销售。

《申报》在发刊的头三天，每号印600份。为了扩大影响，特在上海南北两市所有商号沿门赠阅，之后又招聘报贩，挨户劝订，甚至实行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方便订户。1909年，《申报》改用白报纸印刷，同时改进版面，随报纸赠送画张。为此，该报特刊登启事“本报开设已有四十年，现为益求完备起见，特改用白报纸印刷外，并广搜材料，扩充内容，延请画师，将各处风景择有趣味者，绘成图画一大张，按日石附送。”此举既为自己的报纸做了广告，又开了《申报》附赠的先河。

作为媒介，《申报》充分发挥了自己广告版面的长处，不仅经常将报纸的各种变动以告白和启事的形式通告读者，还采取措施推销其广告版面。该报创刊的时候，就特意在报上说明，外地广告由卖报人，苏杭等地有想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就与“卖报店”私人接洽，“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的“卖报人”就是报馆广告人，饭资就是广告费。经营者就是通过“饭资”这种手段激励“卖报人”为其销售广告版面。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申报》的早期经营活动在自身定位，定价，分销渠道和促销方面已经体现出其经营者的朴素的市场营销思想萌芽。之所以称其为市场营销思想萌芽是因为，《申报》早期的经营活动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经营者的决策也不是基于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科学分析，而是出于经验式的直觉。但是，早在现代营销理论产生之前的一个世纪，《申报》的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就能体现出朴素的营销理念，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该报纸的经营理念并不全是首创，其中一些是创刊前美查派钱昕伯向香港的报纸学习先进经验所得，但是能将香港办报的经验与自身的创新相结合，并在定位，定价，分销和促销方面体现朴素的营销理念的，无疑非《申报》莫属了。而这也正是《申报》由创刊时的600份发展成为销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经营时间最长的近代中文商业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还值得现代的媒介学习和借鉴。

参考书目：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篇（8）

2.传统管理思想内德外用的基本结构

2.1以往研究的不足

前此学术界对传统管理思想的构成有过较多分析，诸如水东方管理学派的12核心概念理论、顾文涛的管理层次理论、成中英的C理论、席酉民的协同理论及曾仕强的26条原理理论，等等。这些已有研究已经就传统管理思想的具体构成元素有了深入具体的探讨，对其内在结构有了很多不同的重建尝试。但这些认识却丧失了宏观视野，没有从大处看出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

2.2传统管理思想内德外用的基本结构

传统管理思想的各家流派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又有着共通的文化属性和共同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墨家管理思想、法家管理思想、兵家管理思想家抑或是佛家管理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在内明与外用两个大的实践层面上探索并希图达至管理理性。实际上，如果从求同存异的特定视角去看，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就是内德外用。内德外用本源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冯友兰曾明确指出，构成传统文化的各家思想流派总体上来说均具有内明外用的基本结构。传统管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从内在的层面强调德，德是基本的内在构成。传统管理思想最为强调的是内在德行和管理者自我德行修养的完善。德的内涵包括了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利己、利他、克己与克他及其内在统一。所谓中庸之道，在于时，更在于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不反对利己，而是反对单纯的利己、无克制的利己；主张利他，也反对单纯的利他，对利他也主张需要克制。德是对利己、利他、克己和克他的中和。总的来说，传统时代不同思想流派都坚持德性及其内在规定性，这也是百家思想流派殊途同归之处。传统管理思想中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内德基础上的外用。其实，各家所强调的术、礼和法等，其实都是外用之道，只不过儒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礼，道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术，法家在外用层面讲的是法。传统管理思想中法的管理制度强调了约束、引导和激励的内化，一律强调管理方法和制度的有效性，在内德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有效。综上所述，传统管理思想的共同理性价值就在于内德外用。需要说明的是，内德是基础和目的，外用是手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最为值得继承的就是内德而外用，用而能成德。

3.传统管理思想基本结构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功能价值及其转化途径

3.1传统管理思想基本结构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功能价值

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德外用基本结构应用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功能价值恰恰就在于，能够提升企业内在德行能力，促进管理人本化和人性化管理，同时能够促进企业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合理化和理性化。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晰，伦理道德精神为内在规定，方法和制度为外在规范。这种清晰的结构范式能够为当代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极为有效的管理能力知识系统。

篇（9）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篇（10）

摘要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健全的公民和健康的民族。运动锻炼、养护、卫生预防、营养及休息是其健身的主要内容与手段。陶行知健身思想具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陶行知，健身思想，特征

TheStudyofTaoXingzhi''''sThinking

onPhysicalFitness

ZhouZhijun1)PanZhichen2)

AbstractTaoXingz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anorganicpartofhislife-educationtheory.Headvocatedthattheaimofphysicalfitnesswastofosterhealthycitizensandrobustnationalities.Physicalexercises,healthmaintenance,epidemicprevention,nutritionandrestarethe

maincontentsandmeansof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Tao''''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

characterizedbyitsuniversalityoftheobjects,functionalfundamentality,operationalfeasibilityandthinkingliberality.

KeywordsTaoXingzhi,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character

＊＊＊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值此纪念陶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研究和探讨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实施是非常有益的。

1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基本内容

健身这一概念，陶行知早在40年代就已提出来了。健身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以运动为基本手段，辅之卫生与营养等，以追求身心健康并参与改造世界为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

纵览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一生，他健身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用一系列相近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健身观，如健康、康健、厚生、体健、保健、健全、身心两健、健全之身躯、锻炼体魄、养生而不杀生、建立健康之堡垒、造成健全的民族，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据此，我们在研究陶行知健身思想时，把它放到与生活教育理论、与运动锻炼、卫生营养等广泛的联系中加以分析，进而探讨和把握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实质。

1.1健身与生活教育陶行知的健身思想与他的生活教育关系极为密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以前，从批判传统的戕害身体的“残废教育”“杀人教育”中发现“活的教育”和“生活教育”阶段。陶行知自幼生性活泼，少年时常与小伙伴在一起作踢球游戏。据友人回忆，陶行知常常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体魄”。他目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针贬它是“吃人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他揭露中国旧教育是“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结果是“拼命读书，始有近视，继而驼背，始而吐血，以至于夭折。”陶行知不仅对传统教育予以无情的抨击，而且善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他的“活的教育”、“生活教育”主张，后，在批判传统教育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逐步萌 发起来。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信中说：“体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写道：“人生第一要事是康健，第二要事是康健，第三要事是康健，”并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揭示健康与人生、与学问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先导，没有健身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生活教育理论的问世。

第二阶段，1927年陶行知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交互作用，紧密结合和系统化阶段。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新阶段。从理论上看，这时的健身思想已经与生活教育理论密切结合、水融，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在生活教育的目标上，即: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结自治的精神。他还多次将康健和生活连起来说：“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不康健的生活，就是不康健的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他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而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教科书，即以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生活为新教科书的内容。从实践看，晓庄学校始终把健身运动贯穿于教学实践全过程。每天早晨五时半至六时半全体学生练习“拳术”，根据各人体质和兴趣，分别学习刀、枪、剑、棍，进行跑步、徒手体操等活动。并经常举办学校以及联村运动会，进行跑山、举石担、玩石锁、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30m赛跑等各项运动。正象他在《萧?ぱ乓恢苣昙湍盍显硕岣琛分兴吹摹疤叩氖牵愧僮樱虻氖侨罚诺氖欠珞荩车氖歉罚?nbsp;的是粪桶，舞的是锄头，玩的是石担，攀的是山头”。这些健身活动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活教育的精神。在这一阶段，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继续给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以深刻影响，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在实践中他已将健身内容自觉地纳入了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之中。

第三阶段，1938年以后陶行知健身思想借助于生活教育实践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阶段。一二九运动后，办学条件异常艰苦，陶行知仍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健身主张，在学校坚持开展跑步、跳高、跳远、投掷手榴弹、游泳、跳绳等体育健身活动。这一阶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展到时间上几乎关涉到人类古今未来、个体之终身，空间上几乎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囊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同样地，他的健身思想也相应地大大拓展了。1942年7月，陶行知作了《每日四问》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他的这些可贵的思想主张和我们今天正在推崇的终身教育、终身体育是高度一致的。

1.2健身与运动锻炼陶行知早在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时，曾在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概况中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并提出“养护所以培养元气，锻炼所以操训筋骨，医治所以矫正体格”的健身方法。具体实施则实行分食、体操课、早操、课外运动、兵操、拳术、诊疗预防等。后来在育才学校还开展有田径、球类、国术、游泳、游戏、童军操、露营、远足等健身活动。专聘有武术和游泳教员，对学生进行运动指导。陶行知要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须躬亲共做，他自己经常参加跑步、登山、徒手体操、游戏和武术等各种健身活动，有时还和师生一起参加集体游戏和跑山竞赛。

陶行知倡导运动健身，强调教学做合一，使之融入到实际生活之中，重视追求健身的实际效果。如1932年5月，他在《申报》自由谈专栏撰文描述拳术说“鹤子门的拳用力在臂；蛇子门的拳用力在腰；豹子门的拳用力在胸；虎子门的拳用力在背；龙子门的拳用力在周身”。阐释不同拳法对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针对教师毛杏秀落水被淹死的事，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中说“学校讲求体育，该问此种体育是否增加学生的体健，使他们不致有种不测之事发生？”强调健身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1.3健身与卫生、营养陶行知一贯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他认为健身，除运动外，首推卫生。卫生者，“保卫生命”也。他在《每日四问》中阐释：“卫生的首要在预防疾病，卫生教育就在于教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卫生教育做得好，虽不能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生病的效果，但至少是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病痛”。为了“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他提出要筑起“三道防线”，一是制造扑灭病菌绝除病菌及携带病毒者之工具，二是实施环境卫生，三是裸的靠着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同时陶行知主张防重于治，认为“善战者不战而退敌之师，故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他把“卫生教育之普及”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套较全面的有关卫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为达到健身的目的和效果，陶行知指出“营养要充足，环境要卫生”，二者皆不可忽视。因为：“用营养来防止疾病之加重，总比爆发后的医治要经济得多。”强调卫生营养对健身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一方面鼓励人们要积极参与运动实践，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要注意休息、养护，他认为“适当的休息，是健身的主要秘诀之一，万不可忽略，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生命开玩笑”。他还把劳逸结合的主张，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原则，诸如：从容工作、学习为原则，紧张突击为例外；拿休息来预防疲劳，重于拿休息来治疗疲劳；对于元气宜多储蓄，对于健康切勿透支；操劳不要超过体力之限度；病未愈工作不可太紧张；力所能及者，尽力为之，力所不能为者，修养以待之，等等。陶行知关于劳逸结合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他在《在晓庄》序中，希望书作者“恢复健康之后，要把一生的事，匀在三十年里从容的干，不要把一生的事挤在三年当中急急的干，有时，不干的干比干的干还重要的多”，他用通俗的语言深刻揭示出事业与健康、当前与长远、劳和逸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他对健身与卫生、营养、休息等相互关系的独到见解。对我们全面理解健身，建立科学的健身观具有启迪意义。

2陶行知健身思想的主要特征

通览陶行知的宏论十卷，纵览其整个教育生涯，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具有以下4个主要特征：

2.1健身对象的普遍性

2.1.1健身主体具有终身性陶行知主张包括健身在内的生活教育，是“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的，是“与生同来，与死同去”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不是短命的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整个寿命的教育，也是对他健身主体终身性的恰当表述，因为生存和健身总是与人生始终的。他曾指出“做一个整个的人”的首要要素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而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而健身的任务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既无疾病，又不残废”。这个任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不仅不健全的人需要健身，而且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往往会造成人身体的不均衡发展，给本来健全的人带来某种意义上的不健全，必须要用长期的健身运动矫正之。陶行知认为，“矫正不规范动作的练习是通过体育进行的”。正如所说“善其身无过于体育”，因此，健身无疑将伴随人终生。

2.1.2健身的主体具有全员性陶行知强调应该“把儿童健康当做幼稚园里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同时不能“把教师的健康忽略了”，并提出全民性的健康健身要求，他说，“要保持每个分子生理与心理之健康”。做到“把国民的康健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叫个个国民都有血钯，有生气，有精神，都能抵抗疾病，扫除障碍，战胜困难”。可见，陶行知所谈的健身主体，从幼稚园儿童到成人，从学校师生到社会上的每个分子，个个国民，具有大众性、全员性。

2.1.3健身对象具有恒久性陶行知比马寅初早20多年提出少生、优生、优育的主张。无论是健身主体的终身性还是全员性，都是与个体生命共始终的，因而是暂的、有限的。而人种是对人生的超越，这就使健身问题与全人类联系起来了，使健身主体由有限进入无限，使健身对象具有了恒久性。

2.2健身实施的可行性

健身不仅在知，更在于行。陶行知健身思想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他自身具有知行统一性，即实施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

2.2.1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陶行知指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但他所主张的健身目的远不止只为个人健康，纵观他不同时期对健身的种种论述，陶行知健身主张具有更重要的社会目的。大体可归纳为：一是造成健康的民族。二是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保卫国家。三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可见陶行知倡扬健身，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健康，而且与整个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2.2.2创造条件，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健身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陶行知曾在《败家子的体操》中写道：“进城考学堂，学会拍网球，洋人发大财，老子叹气卖老牛”。批评了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他主张健身应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因陋就简，他提倡学生选择一些不一定花很多钱，实用性强的健身项目，如游泳、爬竹竿、跳远、游戏等，甚至“走来走去练习脚步也于康健有益”，这就根本不用花钱也能健身了。

2.2.3掌握规律，讲究方法，订立标准健身运动也有规律可循，它是目标与方法的辩证统一。陶行知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诸如成立各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完善各项运动设施，选择形式多样的运动项目，“建立健康的堡垒”，推广卫生运动，施行“学校卫生计划”，制定“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引导师生“每日四问”，进餐实行分食制等。此外，他还总结介绍国内有关人体测定标准、身体检查标准及运动测量标准，以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健身实践。

2.3健身作用的基础性

2.3.1健身与生命质量健康与长寿是对人的生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积极要求。健康是长寿的保证和必要条件，长寿是健康的发展结果和趋势，这两者统一的情况又与健身运动有着密切联系。陶行知主张要“锻炼自己之身体，使之强健”，同时他还认为，“从来人的死，多是由病的。考病之由来，不外两种，一是由人的操劳过度致伤身体而殒命；二是由人的卫生上没有讲求，以致出了毛病，终至因而送命”。所以，他要求对身体应“预防”“保护”，去谋永久的生活。陶行知对健身与生命的质和量关系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2.3.2健身与全面发展首先，陶行知指出身心两健，缺一不可。他主张“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他认为，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健身从本质上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健身的过程——运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所以，健身的效果也必定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其次，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的信中说：“先生所说做学问有三要素，一体健、二天才、三财力，很有见地。”说明他对程关于身体健康是做学问的首要条件的看法是赞许的。陶行知还把讲卫生求体健与培养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陶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联系起来，把健身看成是德育的基础。并且指出，个人良好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对于健身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关于健身与全面发展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是科学的。

2.4健身思想的开放性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它向实践开放，向生活开放，向历史开放，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

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实践。例如，他提倡游泳运动，发起筹建“中华杏秀游泳社”，就是根源于生活中发生了一位女教师落水不能自救，同行多人也无人相救，眼睁睁看着她淹死的一次偶然事故。又如，他在30年代初对武术特感兴趣，也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国难当头，需要强身自卫密切相关。

关于向历史和未来开放，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陶行知认为，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但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我们既要拥有历史，又要“造就成健全之民族，以适应二十世纪的世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上讲，继承过去与创造未来是统一的，任何一种真正向生活实践开放的思想理论，必定具有历史继承性、与时俱进性、自我超越性、科学预见性，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面向世界，可从陶行知与美国著名体育家麦克乐的交往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略见一斑。陶行知在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而写的英文论著《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现状》书一笔，“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赞助下，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最重要的研究，”这表明，陶行知虽然反对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洋化教育，但并非反对汲取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对后者则是开放的。

3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丰富的。从渊源看，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伴随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并成为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人，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目的。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锻炼、卫生预防、营养、休息、养护等多种途径予以实施。锻炼、养护和医治结合是陶行知健身方法之精要。

陶行知健身思想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研究和借鉴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体育改革，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进体育的社会化，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1～10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周志俊．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4)

3胡小明．陶行知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9(4)

篇（11）

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受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朦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裂伤。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朱丽叶才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以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她，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为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的如此悲戚？

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的回答是：“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其实同她一样，嵌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和矛盾之中。脱衣的“我喜欢”必得面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曾有情人，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朱丽叶不再逃避，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为名叫Vanden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