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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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论文

中日经济论文篇（1）

【论文摘要】日本对华的经济援助（以下简称ODA）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给两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日本发表对华ODA白皮书，称在2008年全面停止对华ODA，而学术界对日本对华ODA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期望在一个中正的立场分析日本对华ODA对两国的作用进行客筧鄯治觥? 【论文关键词】 ODA 政治影响一、日本对华ODA概况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接受了来自24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从1979年开始，经过28年的援助，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总援助资金占所有对华援助国家资金的60%以上，而中国，也是日本对外援助中最大受援国。日本对华ODA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但因为各种原因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近年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日趋冷淡及其自身出现的重大变化，日本对华ODA日渐成为我国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日本对华OAD以有偿资金合作旧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和技术合作等三种形式为主。自1979年以来的28年中，日本对华ODA总额约达33，000亿日元(协议额：约合1，649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003年度在内的对华日元贷款(含2000年度提供的特别日元贷款)的协议总额达到30，471亿8，100万日元，占ODA总额的91.6%；截至2007年度，无偿援助为1416亿日元，占ODA总额的4.3%;截至2007年度技术合作为1385亿日元，占ODA总额的4.1%。中方实际使用日元贷款1940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二、日本对华ODA对中日两国的作用分析 1.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政府的对华OD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不可抹煞的巨大作用。可以说，不了解日本的对华ODA，就不能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对中国来说，日本对华ODA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有： (1)日本对华ODA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日本是最早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由此打开了中国引进外国资金发展经济之门。同时，日本也是提供政府贷款数额较多的国家，贷款协议累计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60%以上，在所有24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和地区性金融机构中金额最大。近20多年来，日元贷款己成为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其年平均数额大约占中国国家基本建设预算的20%左右，最高的年份曾达到40%以上。以第四次日元贷款为例，年平均数额为1933亿日元，超过日本对印尼日元贷款年平均1800亿日元的规模，居日元贷款受援国首位。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底，日本政府总共向我国提供了约合474亿美元的优惠日元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贷款，其对华援助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2)日本对华ODA缓解了国内经济增长的“瓶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武汉钢铁集团和宝山钢铁集团等企业的设备引进中也使用了日元贷款。仅是在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在中国电气化铁路总长度13000公里中有大约4600公里(相当于35.4%的比率)利用日元贷款建成；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泊位中有大约60个泊位(相当于12.%的比率)利用日元贷款建成。 (3)日本对华OAD还在农业开发、环保、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80年开始，日本对中国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人才培养和教育等基础生活领域以无偿援助的形式开展了援助，支持了中日友好医院等一批项目。1988年，中日友好条约10周年时，竹下登访问中国，签订日中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协议，日方出资105亿日元，1996年5月，该中心开始运行；1999年，日本提供160亿日元无偿援助在中国100个城市建立环境情报计算机网络系统；日本在2001年10月制定了“对华经济协力计划”。按照该项计划，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从以往重视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环境保护、提高内陆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社会开发、人才培养、健全制度、技术转让等方面，日元贷款的重点领域随之改变。就在2011年10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与日本首相小泉会晤时，还对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援助是有充分的认识和很高的评价的，并不存在所谓“不知道感激”的问题。 2.日本对华ODA对日本的作用与影响。对日本而言，对华ODA除了出于感情和经济弥补以及人道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从始至终贯穿着日本自身利益的考虑。事实上，日本从对华ODA中也获得了很大好处。 (1)通过对华ODA，日本获得巨大的政治、安全、外交利益。首先，美日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对华正常外交关系是基于“反霸”这一共同国家利益的原因，为此美日实施了“联中抗苏”的战略，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就是这一战略的体现，目的是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而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结果，日本通过提供援助，不仅提高了中国实力，增强了对抗苏联的力量，也有利于美日东亚战略的实现及日本本国的安全。 (2)通过对华ODA，日本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对维持两国的友好交往产生积极影响，它本身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很大好处。20世纪70年代，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日本国内物价狂涨，中国把大量石油和煤炭出口到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的能源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这时日本恰恰出现了资金剩余。20世纪90年代，这种互补关系越来越明显，日本经济出现泡沫崩溃而陷入了萧条，而中国恰恰在快速增长，增加了进口需求。这为日本企业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对华ODA恰恰是日本打开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一把钥匙。 (3)ODA大量用于中国西部开发与环境治理，也有利于日本的环境保护和建立其环境援助大国的地位。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且北半球温带季风自西向东先后吹过中、日领土。因此，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环境脆弱地区(如黄土高原) 的环保危机，将直接威胁日本本土的自然环境。日本政府在1991年东京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地球环境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在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特别会议上提出“支援面向21世纪的环境与开发”的政策构想，承诺五年内提供9000～1万亿日元的环保援助；到1996年已拨款9796亿日元，提前一年完成所承诺的数字指标；在1997年12月京都会议上努力促成与会各国签署了关于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日本还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非洲开发会议”，提出以人道主义、环境保护、相互依存、经济开发为理念的“新开发援助战略”和“东京行动计划”，得到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OAC)成员国的一致赞同，成为国际社会援助非洲的指导性政策方针。日本加强环保OOA是想在政治、安全以外的国际事务上掌握主动权，为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打下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外务省地球环境大使赤尾信敏对此毫不隐讳：“地球环保事业迄今为止尚无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只要对这一事业做出最大贡献，就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地位。”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中国成为日本谋求环保OOA领导大国地位的主要实施对象，而对华环保援助对日本提高国际地位有着明显作用。三、冷静看待日本对华ODA的终结从2011年开始，日本大幅削减对华援助金额。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全面调整其对华援助政策。21世纪以来，用于政府开发援助的预算总额不断减少。我们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对华ODA退出历史舞台，是早晚都要到来的事情，也是符合中日经济健康发展基本逻辑的历史趋势。金熙德曾经表示：“日本最终彻底停止对华经济援助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这种双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能够转化成为一种双赢互利的良性互动模式，既有利于中国借鉴日本的先进技术及经验，又有利于日本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那将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其实，不单单是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也已经减少了对华援助。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中国应该做好准备，争取和日本政府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好日本对华ODA的相关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经遭受苏联一夜之间撤走所有专家、撕毁所有合约的冲击，然而中国政府和人民顶住压力，艰苦奋斗，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一时，彼一时，今日中国的国力与那个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日益丰厚和外资的不断涌入，现在每年不到10亿美金的日本对华ODA，其影响力可以说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我们不必有过激的反应，应该以大国风范和平常心待之。今后，我们在欢迎和接受外国经济援助的同时，仍将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正如李肇星部长在回应日本政府有意终止对华援助时所说：“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他又强调，“中国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决心和自信，建设自己的国家。” 参考文献：蒋立峰主编:《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构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版余杰:《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中日经济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经济合作互补性走势分析 ［论文摘要］中日经济合作有极大的互补性。日本有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但给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还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框架和国际分工。虽然摩擦不断，但商机无限，前景光明。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研究 1.中日经济合作使双边贸易大幅增加，为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 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韩、东盟、港台形成了经济分工与循环体系。中日从1952年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条约到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1971年双边贸易额9亿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贸易额是10.4亿美元。1978年两国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到1985年，各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后经双方同意又把协议延至1990年，将原定目标金额增加1至2倍。上述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基本顺利。 90年代以来，中日摩擦增加，但贸易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64.4亿美元，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2002年达到1016亿美元，2003年达到1335.8亿美元，2011年1678亿美元，2005年为1844.5。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日本进口对象国；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经济合作为双方赚取大量外汇，而“外汇收入”是日本这类资源贫乏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和动力。日本能长期保持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外汇储备龙头老大的地位，中国能逐渐积累大量外汇并于去年超过日本，两国的互惠合作功不可没。 2.经贸合作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 二十世纪八、九十二年代，中国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不但从日本引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还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先进管理管理经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牵动作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05年末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800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575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41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12.7%。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同时，投资项目开始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扩展，投资区域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日资企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的对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待遇。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开始增长。 日本还是中国第3大技术引进国。同时，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人才储备，也非常符合日本经济的发展。 事实证明，日本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据估计，在华日资企业直接、间接雇用员工920万人，2011年共纳税490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不断增加，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形成良性互动。1979年日本在西方国家中最先对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此后日本一直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在每年日本受援国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中国各地许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曾得到过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到2002年日方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已达2.1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超过我国接受官方贷款总额的40%。日元贷款一方面促进了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两国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而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给双方带来好处。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成为对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还成为拉动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角。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 3.中日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稳定发展的合作框架与国际分工体系已初步形成 中国对日出口的是以劳资为主的初级产品，如服装、面料、石油、煤炭、食品、土特产、玩具、陶瓷制品、日用工艺品、工业原料等、农副产品等，这类产品占2011年对日出口的43%以上。其中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企业核心技术是日本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很难成为日本的对手。企业的绝大部分的利润流回日本本土，也说明双方出口的品种处在不同的附加价值层次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电器、电脑、化工设备、医疗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技术产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特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研究，日本在超导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平面显示屏技术等方面已经掌握了世界最尖端技术，以传统强项制造业为基础，尖端技术为前导，可以确保日本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向更高层次上发展。至于在第三国如美国的市场上，中日两国对美出口中竞争的产品比重大约只有16％。 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日趋兴起的网络经济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出口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中国也因日本的投资创造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中国还从日本进口半成品，然后在中国进一步加工后向世界出口。在这种真正密不可分的关系下，现在每天有1万多人相互往来。 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产量生产国的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中国信息化的进展也导致日本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例如，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中国专门生产标准型电视机，其单价相差悬殊。而作为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标准型电视机当中，占电视机成本一半以上的显像管几乎都是由日资企业生产的。而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就要向日本总公司支付红利、利息及专利使用费等，这又成为日本企业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资金来源。在“日本制造”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大量我国生产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两国产品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 过去，日本经济长期受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打个喷嚏，日本马上感冒”。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中国和资金与技术力量雄厚的日本的积极合作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增大和地区内贸易与投资扩大，已初步形成不易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地区内循环结构。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4%至6%，对亚洲的增长超过了10%，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高达20—30%。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 5.中日美三国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首倡者和推进者；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日美之间在经济发展及运行体制等方面的共性不断增多，经济利益更加盘根错节，这有助于不断消除相互间的戒心和猜忌，减少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把三者关系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美国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一向紧随美国，但又不愿长期作小兄弟，和美国有矛盾，希望借助中国牵制美国，同时又注重在中美之间掌握平衡，力图充当协调者。二、两国经贸合作面临巨大商机 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承诺给双方带来的商机 中国正在逐步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与世界接轨，日本对华投资和出口更加规范和便捷。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05年日本获益610亿美元，远远大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以及轿车、手机、高清晰数字电视、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对华出口正在明显增长说明了这一点。近在咫尺、出口主导型的日本是除中国外、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 2.扩大内需政策给双方带来的商机 扩大内需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国策，为发展中日贸易投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国内需求的扩大，中国的进口需求也持续扩大，直接促进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两国间的金融、货币合作以促进日本雄厚的民间资金与中国丰富的事业机会的结合，发展信息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加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强中日软件业的合作，提高电子商务在中日贸易途径中的地位等等都会给双方合作巨大机会。 3.全球化和区域化给双方带来合作机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欧盟建立统一大市场、美加、美墨组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中国和东盟都在推进共同市场建设。东亚经济圈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间的合作。日本作为资金、技术的提供者和商品的吸收者，通过双边经济关系直接地、通过亚太经济循环链间接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经济以规模之大、市场之广阔，正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新的火车头。 三、两国经贸合作遇到的挑战 1.经济摩擦加剧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加剧了中日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关系。他们认为中日产品存在替代关系，消减日本产品的市场；而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会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最近出现的京沪高速铁路纠纷，使中日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复杂和敏感的局面。 2.两国国民中的不信任感增加 据民意调查显示，在日本国内，1980年初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占80%，现在已降至32%；而对中国有不好感觉的人数在上升；在中国，青年人反日情绪高涨，也出现了偏激的态度，认为日本经济正在侵蚀着中国的领土，提议世界华人抵制日货。 3.贸易顺差问题突出 从1981年中方出现对日贸易顺差起到1990年的10年中，中方6年为贸易顺差，累计总额111.5亿美元，相当于其余4年逆差总额的9倍。1994—2003中国连续十年每年有巨额顺差。这对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越来越难以忍受。 4.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争端加剧两国的对立情绪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钓鱼岛挑起事端，日本政府也一再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两国关系出现紧张。 四、中日经贸合作的未来走势分析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带动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快速发展20年，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4万亿美元，世界第二；人均三万美元，世界第一，超过美国20%；它国所欠债务5千亿美元。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在制造业方面，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高价廉而横行世界。今后有可能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 二十世纪八、九十二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中日两国为龙头的东亚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中心。近年来中日贸易以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的涨幅、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日本成了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更加明显，仅去年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就占其全球出口贸易额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外需因素中的“中国因素”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分量。日本同时是中国的最大技术贸易伙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日商对中国投资的资金到位率名列榜首。日本为促进经济复苏，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加上地缘优势和传统联系，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日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两个世界经济大国间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去年，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到2010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8.5%的年增长率，GDP将达到3.2万亿美元左右，多年的强劲出口势头使得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将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库券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债券总额约为5270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每年的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价值约1.4万亿美元。2005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今年的顺差预计将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让日本有了产品出口市场，还为日本的技术、资金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日本外务省的民意调查表明，新世纪对日本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相对而言，对中国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肯定也能排到前三位。 2006年10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双方商谈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可以预见，中日两国互利合作前景光明。 ［参考文献］ ［1］外务省：《日中贸易额的推移》，2005年12月。 ［2］李海海：《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11年3月。 ［3］《奔龙：中国经济》，《朝日新闻》的月刊《论座》社论2006年2月。 ［4］李宏伟：《近距离仔细看日本》，《环球时报》2006年9月17日。 ［5］王毅：《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中国驻日大使馆网站2011年12月21日。 ［6］施君玉：《和睦相处是中日唯一选择》，《大公报》2006年2月13日。

中日经济论文篇（3）

一，中日经贸结构上的互补性

其实，中日两国在经贸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互补性。

首先，从资源上看，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方面要超过日本。就拿资本资源为例，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资本总量的9.4％，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而且资本储备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日本的资本资源则占世界资本总量的6.9％，其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都限制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同时又鼓励本国的企业去海外投资，使日本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

但中国在知识技术资源、国际资源方面则落后于日本。就拿知识技术资源为例，目前，日本的知识技术资源是中国的8倍。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1.85％，而日本则占14.7％。这种资源上的差异为两国进行经贸领域里的合作和交流创造了条件。

其次，从具体的产业来看。在纺织品领域，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和加工成本方面远远低于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档纺织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消费市场的潜力越来越大。日本则具备技术优势，具体表现在新纤维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日本在研制出新材料之后，能迅速地将其转化成独领的新产品，这种技术创新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日本可以制造出世界独有的差别化产品，如利用最尖端的技术研制的游泳服及田径服，根据南美的蝴蝶的神秘色彩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研制出来的生态服装，通过吸收人体汗水而发热的保暖式纤维等。而中国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还比较薄弱。所以，日本往往将研发出来的新原料出口至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原料加工成成品，然后返销至日本或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中日两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实现了优势互补，使双方都从中获益。

在汽车领域，目前中国的汽车普及率极低。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正在逐渐增加，对私家汽车的需求量也逐年攀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汽车消费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但中国汽车企业与丰田、本田这样的跨国企业相比，在经营规模、资金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于日本国内和发达国家的汽车存量稳定，对汽车的需求主要来自更新而更新量又不足以支撑日本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发挥，日本汽车企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市场日趋饱和等问题。因此，日本汽车企业纷纷来到中国谋求发展。而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一流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使自己的汽车制造业得到了改造和升级。以中国一汽为例，一汽公司与日本汽车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汽就派出大批人员赴日考察，学习丰田公司等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并在企业内部推行丰田生产方式；80年代中期，一汽分别从日野、日产公司引进变速箱产品技术和驾驶室技术，为一汽卡车产品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持；90年代以来，一汽又分别与杰克赛尔、光洋精工、东机工等日本企业组建了3个合资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这些合作，一汽公司很快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企业之一，从单一的卡车生产企业发展为重、中、轻、轿、客、微产品系列齐全的汽车集团。

在农业领域，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进口额占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的1/10。耕地资源有限、农业机械无法大规模使用和土地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等不利因素导致日本粮食的自给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0％。日本大豆的自给率为3％，小麦为9％，水果为49％，肉类为55％，鱼贝类为66％，大米为95％。此外，由于日本国内农业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导致其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在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日本国内的农产品消费基本上都依赖进口，其进口额约为农产品消费额的60％。而中国则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产地分布广。中国可生产各种优质农产品，加上产品价格低廉、供应充足，所以一直是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尽管日本在农业生产上所处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以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产品市场，但考虑到中国是邻国，运输成本较低等因素，对中国农产品(除大米外)的设限一般来讲不是很大。

二、中日贸易的基本特点

中日贸易自两国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迅速发展，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2073.6亿美元，是1972年的186倍。事实上，日本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贸易规模扩大近6年来，中日贸易发展势头惊人，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双边贸易额为877.2亿美元，2002年1019亿美元，2003年1335亿美元，2004年1680亿美元，2005年1845亿美元，2006年2073.6亿美元。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除了两国的经贸结构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外，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本的经济增长，使中日经贸合作有所扩大；同时，日本主观上也想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使自己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2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在中日贸易中，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对日出口总额的54.1％，这一比重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真正用于中国人消费的只有50％左右，其余大都在中国加工完后返销日本或其他国家。对日本而言，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基地。众所周知，日本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基本上都用于消费，而且由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日本不仅向美国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而且还转移了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以维持自己所占的市场份额。从这一意义上看，美国实际上是日本的一个终端市场。因此，虽然美日贸易摩擦不断，但美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日贸易与美日贸易则完全不同，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成为日本企业生产基地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加工贸易成了中日贸易的主要方式。换句话说，日本企业实际上是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企业内贸易”——日本的“总公司”将生产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到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由“子公司”负责加工成制成品返回“总公司”。

当然，这并不是说加工贸易比重大就是件坏事。中国缺少技术、资金，但在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加工贸易是目前较为适合中国的贸易方式。事实上，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但从长远角度看，中国还是应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调整产品结构，适当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3对日出口产品结构得到改善且出口产品中含有较大的进口成分过去，中国对日出口商品大类中，纺织原料及制品一直保持第一大商品的地位，约占对日出口总额的1/3；食品居第二位；机电产品及零部件居第三位，其次为石油矿产品、化工品、工艺品、土畜产品等。而近年来，纺织品、食品的比重逐渐下降，机电产品的比重急剧上升，其比例已超过4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举措。它表明：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不再以纺织品、食品等产品为主，产品结构逐渐得到改善。另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大约有73％的企业将在中国境内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因此，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中实际上含有大量的进口成分。以数码产品为例，索尼、松下等全球知名企业就先后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加工企业，把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零部件组装成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产品，然后返销日本。三、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相应对策

虽然中日贸易目前发展势头良好，贸易额逐年增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垂直分工体系未改变中日双方由于资源的差异性以及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差距，两国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垂直分工体系。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日贸易属于单纯的垂直分工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种类较少，主要是以原油为主的原材料及粮油食品等；而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日本内需的扩大，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不断增长，由1980年的22.6％上升到1989年的51.5％。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加速经济建设，需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机械设备，日本对华出口机械设备占日本对华出口的比重开始逐年攀升。90年代，两国分工体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垂直分工体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不断调整其产业结构，使出口商品中粗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渐下降，精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渐上升。其中以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最为明显。这个时期，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仍然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主要是机械、电气设备、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等。这些商品占中国从日本进口总额的50％以上。步入21世纪后，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中数码产品、IT产品等高端产品的比重开始迅速增加，当然，这些出口品中含有大量的进口成分，两国的分工体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但这并非表明两国的分工体系已由垂直分工发展为水平分工。两国仍是以垂直分工为主。就以上面提到的高端产品为例，这些产品的零部件都是由日本生产的，中国只是进行组装，然后再返销日本或出口到别的国家，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垂直分工结构。这种垂直分工体系主要是由两国经济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因此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经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逐步缩小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两国的分工体系才会发生质的改变，即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分工。

2双边贸易不平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02年起中日贸易平衡状况发生逆转，中国由2001年的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全年累计贸易逆差为50.3亿美元。2003年中方逆差达134亿美元，2004年208.6亿美元，2005年164.6亿美元，2006年接近250亿美元。出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

(1)两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出现明显的差异。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而日本对华出口则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为主，国际竞争力强。而低附加值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价格相差甚远，两国的贸易收入出现较大的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

(2)两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中国自加入WTO以来，逐年降低进口关税，国内市场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因此，日本对华出口增长迅猛。而日本则由于种种原因，如保护本国民族企业，设置贸易壁垒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市场开放空间相对狭小。此消彼长，导致中国逆差急剧扩大。

(3)两国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的需求也开始迅速增加，尤其是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增长最为迅猛；而日本生产的高端产品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使日本的出口额得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则仍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食品、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居多；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弹性，需求量总是维持在固定水平，所以日本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相对慢了很多，从而导致中国出口额无法大幅提高。

为此，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不断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研发出既具有高附加值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品，从而扭转这一局面。此外，在重点发展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同时，还要继续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对日出口规模。

3日元的不断贬值近年来，日元的不断贬值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日贸易的一大问题。

首先来看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产品，如纺织品、轻工产品、机电产品、农产品等，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也相应较低，换言之，中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其价格优势。而一旦日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的相对升值，如此一来，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也就会相对上升，价格竞争力就会减弱，价格优势不再那么明显，这对中国的出口就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有统计数据显示，日元汇率每贬1％，我国对日出口增速就下降0.7个百分点。

其次来看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的影响。毫无疑问，日元的贬值使日本生产的产品价格更具优势，加之产品质量有所保证，使得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高，日本出口额也因此迅速增长。事实上，日元贬值也是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实现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问题，中日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探索出一个令双方都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日元贬值的同时，日本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适当降低关税，以减少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同时，中国则可以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综合优势，而不再仅仅依赖价格优势。

4两国贸易摩擦增多中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双方的贸易摩擦就持续不断。

1993年日本向中国征收硅锰合金的反倾销税，1995年日本对中国的棉府绸进行反倾销，1996年又对从中国进口的纯棉绸实施保障措施调查。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日贸易摩擦再度升级。2001年日本对中国的毛巾实施紧急进口限制，同年，又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行紧急进口限制。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

(1)日方设置贸易壁垒。近几年，日本虽然处于经济复苏时期，但并未完全摆脱过去十年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国内经济仍然不景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使得本国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而中国的这类产品在价格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日本政府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例如：在农产品方面，日本是农产品市场保护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大米为例，早在1999年，日本对大米进口实行关税化，将关税定为351.17日元／公斤(相当于近400％的税率)，而这几年，大米的关税税率一直徘徊在777％左右；大米的允许进口量只占日本国内消费量的5％。而且从2003年起日本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

(2)日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制造紧张气氛。近年来，日本政府官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在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的归属、东海划界、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等问题上多次制造事端。结果，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成为两国产生贸易摩擦的催化剂。

(3)日本设置双重生产标准。在双重生产标准下，日本国内销售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出口中国的产品质量，导致销往中国的日本产品频频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贸易摩擦。

例如：2001年，在中国销售的三菱帕杰罗越野车的刹车系统频频发生故障，其主要原因就是产品实行了双重标准。日本本国市场上销售的帕杰罗越野车装备了ABS防抱死刹车系统，因此不需要安装感载阀。而当时在中国国内ABS并非必须的装备，因此，日本三菱为了降低成本，出口到中国的帕杰罗越野车没有安装ABS而是安装了感载阀，导致了刹车系统出现问题。类似的还有：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10月索尼公司六款数码相机不合格事件等。

中日经济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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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依据：黑龙江省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省份。50多年来，黑龙江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历史性辉煌成就，把昔日的“北大荒”建成了文明富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省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但是黑龙江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与先进省区相比差距较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十分强烈，不加快经济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将十分尖锐。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在人口多且素质差、资源有限且耗费严重、生态日趋恶化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持续或持续不够。黑龙江省应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调控和环境保护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口资源。只要黑龙江省坚持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使本省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可行性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现在黑龙江省面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粮食主产区、资源型城市（地区）支持的难得政策机遇。因此，清楚地认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优势和障碍，采取适宜的措施，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再生产、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保证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黑龙江省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概述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用和地位及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的简单阐述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第二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拟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来达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作用。同时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第三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通过对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剖析来寻找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相应地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来对现存问题加以解决。

2004年09月25日—2004年10月2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和开题报告。2005年03月01日—2004年05月1日在黑龙江省进行调研，撰写论文初稿。2005年05月02日—2004年05月31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2005年06月01日—2004年06月0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2005年06月08日—2004年06月15日修改论文，做好答辩前准备。2005年06月15日—2004年0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中日经济论文篇（5）

【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中日经济论文篇（6）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中日经济论文篇（7）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对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17日。

15、《论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7—18日。

16、《关于国内大城市争当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时报》，2008年9月1日。

17、《经济学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光明日报》，2009年8月12日。

18、《论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中日经济论文篇（8）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中日经济论文篇（9）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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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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