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2-06 06:40:43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82―06
随着全球国际旅游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亚太地区国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文化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将文化因素作为影响旅游者偏好和行为的关键变量纳入旅游行为研究之中。有的学者呼吁：无论学术界还是业界都必须理解和容纳国际旅游者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金(Kim，1998)总结了跨文化研究得到重视的几个原因：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得到认同；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更广泛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趋向，如后现代主义、现象学。但他同时指出了旅游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仍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散布于多种国际性旅游和接待业管理期刊中，本文搜索的相关文献来自12种主要的国际性旅游、接待业管理和消费者研究期刊，其中最主要的期刊是《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0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Hospitality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共50多篇，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反映目前国际范围内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总体状况。通过对这些文章内容的分析，本文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示目前国际上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主要争议等，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1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中文化含义的界定
对文化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克鲁伯和克拉克洪(Kroeber&Kluckhohn，1985)曾总结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一些学者尝试对文化的定义进行归纳分类，如瑞卡德森等(Richardson et al，1988)将文化的定义分为两类：行为模式和知识、信念系统。他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定义对旅游研究都是有意义的。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看待文化，一个是将文化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潜在的、支配行为的信念、规范、价值观和习俗；另一个视角是将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综合体。苏斯曼和拉西克斯科(Sussmann＆Rashcovsky，1997)认为文化包括可观察的因素，如行为特征、物化的艺术和不可观察的因素，如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文化一般被认为有三层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中，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大多文化的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强调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被一个社会成员所共享，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赫夫斯蒂德(Hofstede)形象地把文化比喻为人的心理程序，决定着特定群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可见文化的定义更多地是从心理学角度论及文化的。
2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
被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化理论是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4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一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后来又加了一个维度：长期导向一短期导向。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被定义为处于低权力地位的个体期望和接受权力不公平分配的程度。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被定义为社会中个体间联系的松散程度，个体只需照顾自己及小家庭成员。男性气质(masculinity)被定义为社会中性别角色差异的程度，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粗犷、关注物质上的成功，女性被认为是谦虚、温柔和关心生活质量。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指一个社会体现实用的、未来导向的观点的程度。赫夫斯蒂德(Hofstede)计算了66个国家在以上5个维度上的得分，成为比较国家文化差异的重要依据。
1983年，霍尔提出了区分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语境(高语境一低语境)、空间、时间、信息流。低语境文化中，个体间的交流更多使用直接的言语，而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更多使用非直接的、含蓄的交流方式。大多亚洲国家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社会大多属于低语境文化。克拉克洪和斯特罗贝克(Kluchhohn＆Strodtbeck)在1961年根据对5种关系的价值观取向提出5个文化维度：人的取向、自然取向、活动取向、时间取向和人际关系取向。1969年，印克勒斯和利维森(Inkeles&Levinson)在回顾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献后，总结了国家性格的3个维度：和权威的关系、自我概念(特别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个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和处理冲突的方式。和赫夫斯蒂德(Hofstede)文化理论相比，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较少以这几个文化维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3 旅游态度和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
通过对旅游跨文化研究内容的分析，本文将旅游跨文化研究分为旅游动机、旅游信息搜集、旅游形象、旅游决策、旅游活动和行为、满意度及旅游服务等几个领域。
3.1 文化与旅游动机
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大多数旅游动机研究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金(Kim，1998)分析了北美流行的几个动机理论(期望理论、成就需要理论和需要层次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美国文化基础上，很难解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但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却被证明可以进行跨文化使用。姜和帕克(Jeong&Park，1997)在检验李和克伦普顿(Lee&Crompton)提出的猎奇动机量表时，发现基于美国居民和长期假日情境下提出的猎奇量表被用于韩国的一个主题公园的研究情境时，结果和原作者的结果非常相似，从而证明原量表在韩国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信和有效。施奈德和巴克曼(Schneider&Backman，1996)的研究也说明在北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节事动机量表可以用于阿拉伯国家。
李(Lee，2000)比较韩国Kyongju世界文化博览 会参观者的动机，发现亚洲客人(日本和韩国)与高加索客人(欧、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金和李(Kim&Lee，2000)分析了美国和日本游客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文化态度、旅游动机及两者的关系，发现两组游客在文化态度和旅游动机上均存在差异。尤(You，2000)等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了英国游客与日本游客的推拉动机的差异，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5)研究了来自5个国家或地区(美、澳、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韩国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克扎克(Kozak，2002)研究了英国和德国旅游者去摩洛哥和土耳其的“推”和“拉”旅游动机，方克和柏润(Funk＆Bruun，2007)比较了体育旅游动机的跨文化差异。以上这些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说明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同一国家的旅游者在不同的目的地旅游时的动机也不同。
3.2文化与旅游信息搜集
文化是影响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相关的研究却不多，只有少数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研究，且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尤斯尔等(Uysal et al，1990)研究了去美国旅游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各个市场最主要的信息源分别是旅行社、家庭和朋友及书籍和图书馆资料。古斯奥依和陈(Gursoy&Chen，2000)考察了美国的德、法、英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根据旅行目的和信息搜集行为将旅游者划为4个细分市场，每个细分市场依赖的主要信息渠道存在差异。陈(Chen，2000)研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去美国旅游的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陈和古斯奥依(Chen＆Gursoy，2000)比较了美国的英、法、德首次和重复入境旅游者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旅行社是使用最多的信息源，并指出国家文化和旅游经历都会影响信息搜集行为。马里和克罗特斯(Money&Crotts，2003)考察了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较多使用旅游中介，较少使用个人的、目的地营销导向的和大众媒体等信息源。古斯奥依和乌马伯瑞(Gursoy&Umbrei，2004)研究了欧盟15国居民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国家文化影响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
3.3 文化与旅游目的地形象
较早考察文化对目的地形象影响的学者是瑞查德森和克伦普顿(Richardson&Crompton，1988)，他们选择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作为两个文化组，并确定了10个旅游目的地属性，结果发现10个属性中的6个存在显著差异。柯(Kau，1993)对新加坡一个新建的主题公园唐城(Tang Dynasty Village)的吸引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发现欧美游客与亚洲游客在心理特性的8个项目上有4个存在显著差异，在主题公园提供的9个吸引物和活动项目上有6个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
陈和克斯泰特(Chen＆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东南亚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评价高于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学生，中南亚留学生对乡村氛围的评价高于加拿大、东亚和欧洲留学生；东亚留学生对舒适宜人的自然评价低于拉美、中南亚和东南亚留学生。马克埃和费森马依尔(Mackay&Fesenmaier，2000)使用加拿大亚伯达的9张风景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术考察了美国和台湾研究生的目的地形象评估。结果发现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的维度和对维度的解释上均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出现3个形象维度(水、适度风险、山)，美国学生出现2个形象维度(复杂、粗犷、与自己国家不相似；自然、无名、有水)。
3.4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
在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相对缺乏，只有少数几个研究涉及决策时间差异和影响目的地选择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感知差异。爱弗森(Iverson，1997)对日本和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进行了比较，卡方检验发现两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比日本旅游者短，这可能因为两国在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上存在差异。作者还同时考察了性别、婚否、旅行经历、年龄和收入对决策时间的影响，发现年龄和婚否对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和国籍相比，这些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政治不稳定很显然会对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的客源国对目的地政治不稳定水平的感知及对这种不稳定的敏感度是否存在差异呢?斯第吉等(seddighi et al，2001)考察了6个欧洲客源国的旅行对各种类型政治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性的感知及对8个地中海目的地国家政治稳定性的感知。研究发现：各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以上感知的差异；文化背景对地中海目的地政治稳定性水平的感知差异也产生重要影响。
3.5 文化与旅行行为、旅游活动
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的跨文化研究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研究方法包括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定量和定性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入境旅游者、一国内部的不同人群以及移民。皮扎姆和苏斯曼(Pizam&Sussmann，1995)用间接的方法考察了伦敦市导游对日本、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游客的感知，发现导游感知的不同国家旅游者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皮扎姆和姜(Pizam＆Jeong，1996)用同样的测量工具和方法考察了韩国导游对日本、美国和韩国人旅游行为的感知，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米克莱顿(Mykletun，2001)等在研究波罗的海旅游非优区岛屿目的地的市场定位时，用多元对数回归方法考察了国籍作为市场细分变量的有效性，罗森鲍姆和斯皮尔(Rosenbaum&Spears，1999)考察了夏威夷国际游客的消费行为差异，发现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6组游客计划在购物和其他各种活动上的消费存在差异。
跨文化研究中，国际学生市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菲尔德(Field，2004)比较了美国克莱姆森(clemson)大学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的旅行态度和行为差异，金等(Kim et al，2003)比较了美国大湖区3所大学中来自亚洲的国际大学生和美国本国大学生的旅游活动偏好，施奥汉姆等(Shoham et al，2004)比较了美国、南非和以色列3国学生的旅游偏好，皮扎姆等(Pizam，2004)通过对11个国家接待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分析了冒险和追求感觉的个性倾向特征对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证明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在旅行特征和旅游活动上存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中建构理论 模型的研究较少，赖辛格和马夫昂多(Reisinger&Mavondo，2004)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学生心理特征的模型建构和比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跨文化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但也有一些研究使用定性方法。马奇(March，1997)使用定性方法(访谈)对5个亚洲国家的出境旅游产业及旅游者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如“说英语的能力和欲望”、“饮食习惯”、“独立冒险精神”、“海外旅行的期望和需求”等项目上存在国家间的差异。另外一个使用定性方法的跨文化研究是桑普森和卡特勒(Thompson&Cutler，1997)对西非冈比亚旅游工艺品的考察。研究发现斯堪的纳维亚旅游者喜欢真实性的、高质量的工艺品，德国旅游者喜欢代表非洲的、抽象的、小型化的工艺品，英国旅游者喜欢实用的、小型的、便宜的工艺品。
3.6文化与服务质量感知、满意度
1988年，帕拉苏拉曼等(Parasuraman，PZB)设计了服务质量测量量表(servqual)，认为服务质量可通过对服务质量的期望与对服务质量的感知的差值来测量，即0=P―E。但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克罗宁和泰勒(Cronin&Taylor，1992)提出仅“服务质量感知”这一个测量就可以解释整体服务质量绝大多数的方差。PZB的量表被接待业研究者用于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研究，产生了Lodgserv(住宿业服务质量量表)、Dineserv(餐饮业服务质量量表)等。和在一般的服务质量研究领域存在的争议相似，在接待业服务质量研究中也存在关于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是否可以用于所有情境的争议。阿姆斯壮等(Armstrong et al，1997)考察了文化价值观对服务质量期望的影响，以及跨文化情境中服务质量的测量是否与服务期望有关，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3)考察了韩国航空服务员对4个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乘客的服务期望感知差异，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根据旅游研究中缺乏对物质文化和旅游关系的研究这一情况，考察了物质文化与度假满意度的关系，克扎克(Kozak，2001)比较了到土耳其和马约卡岛旅游的英国和德国游客的满意度，余和古尔顿(Yu＆Goulden，2006)比较了蒙古国的入境国际旅游者的满意度，以上研究都证明了服务质量感知和满意度存在文化差异。雷特文等(Litvin，2003)以新加坡的国际游客为例，研究发现自我形象和目的地形象有较高同一性的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较高。
跨文化研究面临一些方法论的挑战，常等(Cheung，et al，2004)以美国和中国香港学生对提供全套服务的餐馆的服务期望为例，探讨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结构无差异和因子无差异，认为跨文化差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比较文化群体在题项得分上的差异，二是被比较文化群体赋予“题项一结构”联系强度上的差异。研究表明在服务适应性、职业技能、卫生和产品知识4个维度上，美国人的期望值均高于中国香港人。
3.7主客文化差异和主客交往
在国际旅游情境中，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往往存在文化差异。魏等(Wei et al，1989)分析了300名1985年一1987年在中国参加科技交流项目的美国访问者的总结报告。内容分析的结果发现了4种类型的文化冲突：文化中心主义、交流问题、服务质量差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赖辛格和特纳(Reisinger&Tuner，2002)分析了印度尼西亚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之间在8个方面的文化差异，他们随后将澳大利亚的亚洲市场按所使用的语言分为5个部分(印尼语、日语、韩语、汉语普通话和泰国语)，考察了亚洲市场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准则、服务感知、主客交往方式和主客交往满意度几个维度上的差异。皮扎姆等(Pizam et al，2000)以在以色列境内的工作型旅游者为例，以社会心理学的“交往模型”为依据，考察了主客社会交往的强度及其对满意度和态度改变的影响。泰伊尼等(Thyneet al，2006)用结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新西兰居民对不同类别旅游者的偏好。早在1976年，人类学家伊万斯(Evans)就从人类学视角考察了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他以墨西哥西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为例，从时间、空间、交流和文化因素几个方面分析了旅游者的类型(大众旅游者、探索者、漂泊者和居民型旅游者)和文化经纪人对主客交往的影响。艾默(Amir，1969、1976)和库克(Cook，1970)曾提出种族间交往要产生积极效果，参与双方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地位平等；互相合作，达到共同目标；有较亲密的交往；有支持交往的社会气氛等。但在旅游者和东道主的交往中，这些条件却很难被满足，以致这种交往对旅游者对东道国文化态度的改变的影响也是较小的。
4 总结与讨论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3）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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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4）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本文选择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分属党委机关报与都市类报纸两种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总体上分属不同的阅读群,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新闻评论方面也会有所反映,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较都市报都重视评论,除公休日外,三份报纸都未间断评论,并且前者的评论文章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后者。党委机关报着重于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评论,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加以阐述。因此,社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新闻评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开发有形式多样的评论样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人民时评、来论、今日谈等,南方日报的笔谈、南方论坛、网友说话等各种形式。
都市报作为大众化的报纸,评论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在篇幅上、板块分布上也比党委机关报要明显要少。但也应该看到,都市报同样重视新闻评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社会生活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对那些刚刚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不仅希望获知‘是什么’,也希望获知‘为什么’ 和‘怎么样’,需要媒介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读。”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选题来源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特征信息之一。在选题来源和类型方面,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评论的差异性也在上述报纸中得到了反映。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
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各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如表3所示,显示了明显的广泛性。
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而言,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9月4日的来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标题制作评论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体现报纸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社论类评论标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是比较正统,一般不会用到比喻的修辞等表达方法,比如《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这样的句式比较长,而且官方语言浓重。机关报评论标题的制作,有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词语表达很生动的意思,跟文章中内容也有很好的结合,通过标题,能大致判断出新闻评论的选题领域和题材情况,如人民日报的9月4日第4版《紧紧扣住“第一链接”》 (人民论坛),就很形象地把乡镇干部比喻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链接”或称“第一道关口”。
都市报的评论在标题制作上,常常用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以燕赵都市报为例,9月9日的评论标题《“五百强”中何时能有世界级消费品牌?》就是运用了问句的形式,但本文所选样本看来,评论中加标点符号的不属于多数。都市报评论在标题设计上也多用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并常常借用网络中发人深省的新词,如“拼爹”(见9月3日燕赵都市报的《不“拼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都市报的评论在贴近受众方面做得似乎技高一筹,语言风格更加大众化。有些评论题目比较模糊化,从标题中看不出来具体的选题题材和领域,但是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标题制作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有兴趣继续往下读。这说明,评论标题制作的特点与报纸的定位和受众群构成有直接的关系,都市报面向大众发行,结合大众文化,要照顾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员,所以其评论标题更加通俗易懂。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5）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以图片、flash、影视片段等方式对比呈现中西文化差异，增强学生英语学习兴趣，营造教材中主题的文化背景。例如，教师可以先以Birthday Party为主题进行导入，利用互联网资源，事先准备一些关于中、西生日聚会的影视片段，让学生对比观看。通过让学生观看这些影视片段中生日聚会时的场景，使他们直观地、身临其境地对比、体验中西文化差异，并为接下来的单元教学做好铺垫。
二、分组讨论中发现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学生的智力获得最好的发展。因此，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将学科结构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精神。所以，在导入阶段后，教师应该设置一个分组讨论阶段，让学生自主发现、顿悟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帮助他们克服跨文化焦虑。分组时注意要以“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并在小组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在观看完中西生日聚会影视对比资料后，可以以“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birthday party in the videos？”为话题进行分组讨论，自主发现。讨论时间3分钟，结果以书面形式呈现讨论结果交给老师，由教师一一宣读。经全班学生辩论、审议是否为文化差异后，判定发现不同点最多的小组获胜。如此，将中西生日派对的差异一一找出，如歌曲不同、有无蛋糕、场景布置差异、是否吹蜡烛及燃放鞭炮等，从而通过对比在学生脑海中形成强烈的文化差异印记。
三、具体举例中讲解
该单元的教学目标为，使学生了解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方面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学会用恰当的英语表达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如果只靠教师去讲解两者其中的文化差异势必会抽象、乏味，学生很难理解和接受。因此，教师可以自己编造给出一些中西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的例子，使学生一目了然。例如：
（中式邀请）
小张：老李，你看你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晚上请你吃饭！
老李：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
小张：真的啊，这不应该的吗！赏个脸吧，地方我都定好了，在XX饭店晚上六点。
老李：那恭敬不如从命了。让你破费了，晚上见吧。
（西式邀请）
Jim： Hi， Jack.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on Saturday afternoon？
Jack： I’d love to. Thank you！
Jim： What about you？ Ellen.
Ellen： Oh， sorry. I have to go to the doctor then. But thank you all the same.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6）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保定 071051 ）
【摘要】：本文为了对团队文化管理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并通过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加以深化，针对A企业的团队文化管理展开了研究。本文首先描述团队管理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为下文的阐述埋下铺垫，主要是对团队管理的概念和类型进行阐述；其次对A企业进行了团队文化管理现状分析，根据所调查的内容对A企业的发展进行总结；再次针对研究A企业所发现的问题一一列出，等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得出结论。
关键词：团队管理，问题，研究
一、团队管理类型
团队管理的类型可以按照多种标准进行划分，有根据人员规模、人员素质、团队功能等等进行分类，主要目标都是为了使得团队能够更好地完成团队任务。
1、工作团队
工作团队是指对某一特殊过程负责，成员通过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而产生积极地协同作用，并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达到团队绩效大于个人绩效。
2、自我管理团队
自我管理团队是指直接管理所在过程或部门的日常运作的员工群体，通常由10-15人组成。
3、虚拟团队
虚拟团队就是在虚拟的工作环境下，由进行实际工作的真实团队人员组成，并在虚拟企业的各成员相互协作下，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二、A企业现状
A公司成立于1946年8月,由日本B公司和德国C公司共同出资,一家专业生产密封件及减震减压件的全球集团公司,注册资本1450万美金,投资总额2800万美金,日德双方各占50%。截至2012年1月集团在中国的直接雇员人数达到4000多人,其中4%日本籍、4%德国籍、91%中国籍和1%外籍(非中、日、德籍)。这家有着50多年合资历史的集团公司,两个投资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
与很多在华的跨国公司不同，A公司是一家没有本土合资成份的合资公司，公司的多元化的人员结构注定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多文化风格带来了复杂的管理问题，而公司
就是由无数个团队组成，所以管好了无数小团队，就如同管好了一个公司大团队。我们
能从A公司的管理案例中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并提出改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助到
A公司的团队文化管理，使其在华的发展之路走的更顺利和精彩。
三、A企业团队管理问题
（一）团队文化存在差异
根据共同经营协议，为加强企业管理，执行官由日德双方联合担任，各家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日方、德方交替担任。以正、副总经理为首的经理班子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日本管理者的沟通语言较为简洁，意思不明确。但不同的是德国管理层的沟通一般都是比较直接的，明确表达出自己意愿的方式。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会造成沟通中的问题激增，或者导致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这就是团队文化存在差异造成的，所以说不能小看团队文化给一个团队所带来的影响。
（二） 团队管理制度差异
在团队合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工作，规范团队成员的共同标准应当是什么?西方企业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严格和完善的条件下开展经营与管理，而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依靠国家计划和上级指令来行事，过于拘泥于条文。
在A公司,日本的管理方式主要以按照规则进行，但是这个前提是已经制定好了各个方面的规则，并能予以实施。譬如:日本团队由于习惯加班，认为加班也是自身的职责之一，但是德国团队认为如果加班就应该得到加班费，这就会造成两方面工作时间上的冲突。因为如果日本团队总是组织自行加班那么整体团队队员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会造成德国团队队员的不满员，觉得自己合法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很可能对工作的积极性减少，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
（三）团队管理考核差异
A公司一直以日式的人事管理理念进行着,体现在人事考评制度上,关注“人”为感受。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员工自身的感受和幸福着指数。但是,在60、70时年代的中国人中,“大家庭”式的经营理念,往往会被理解成大锅饭,功过不分,滥竽充数的消极怠工者屡见不鲜。用“态度决定一切”的理念来考核员工,对于他们那代人或许还行的通,但对于80后90后的新中国人,再用这套已经无法驾驳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适应老旧的管理方式，他们更加需要个性化的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差异化的管理，彰显个性。态度固然重要，但结果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
四、A企业团队问题解决办法
（一）正视团队文化差异
对于一个多文化的团队,要想统一思想、统一行为,首先要了解彼此,认识差异。本文中阐述了多种文化维度,并因这些种类的文化产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反映在企业的工作之中，因为员工之间工作的原因才会造成了团队文化差异的突出，A企业员工的交流不畅正是由于其管理层与下属员工的文化差异。所以在打造跨文化团队的第一步,要正视团队个体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同时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融合。
（二）规范团队行为,建立企业团队文化
一个企业要塑造新人,使其热衷于服务于企业,并形成一个规模群体,需要倚靠团队文化。对于A公司,一直没有系统、明确的企业行为文化,对于各个分属公司而言,每个公司都保留着自己的特色，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风格，不管是德式的、中式的还是其他的。这就说明跨国的文化规范化尤为重要，只有进行了合理的规范化才能使得企业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竞争中处于优势。
（三）克服“文化休克”,培养文化意识
加强一个企业的团队文化意识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所以说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该重视并实施企业的团队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是建立跨文化团队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文化意识的建立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尤为重要的。就拿A企业来说，日本团队和德国团队的队员他们的团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以后如果还有新的国家的队员加入进来这就更加需要企业整合成一个全新的企业团队文化。
五、结语
本文以A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相关的文化理论知识为基础,从文化沟通方式中的个人等方式来分析。本文介绍了跨文化团队的类型，文化差异理论，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团队的影响，以及应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团队影响的理论方法，从而得出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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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7）
幼儿做事能力是指幼儿能够用双手直接或间接操纵一定工具独立完成与生活、游戏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手和身体的动作及两者的相互协调，因此幼儿做事能力与动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个体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成熟与生活环境两个方面。〔1〕国内外学者对动作发展在生理成熟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制订了一系列动作发展常模和评估量表，〔2-5〕但对那些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动作技能的发展特点、趋势则缺乏研究。〔6〕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下，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动作的发展是成熟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物理环境、父母的抚养等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7〕
本研究试图将幼儿动作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作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考察三个国家之间3~6岁幼儿做事能力以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相关，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父母抚养观念对幼儿做事能力的影响。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834名幼儿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共获得3~6岁幼儿有效样本722份。其中中国218份，占30.2%，日本310份，占42.9%，韩国194份，占26.9%。722名幼儿中男性幼儿355名，占49.2%，女性幼儿367名，占50.8%。幼儿年龄分布为3~4岁的124名，占17.2%，4~5岁的281名，占38.9%，5~6岁的317名，占43.9%。研究者采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一、结果与分析
1.幼儿做事能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者根据SPSS输出结果中的成分矩阵，将20个项目聚成5个因子，它们的维度归属如下：第1个因子包括7项(第7、14、15、17、18、19、20项)，反映的主要是在完成较复杂或较粗放的任务时双手的协调性和力量，因此命名为粗大动作技能；第2个因子包括5项(第2、3、5、8、9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对游戏对象的操纵能力，因此命名为操纵物体技能；第3个因子包括3项(第4、6、13项)，其中两项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另一项是能正确握住铅笔绘画的能力，因此命名为精细动作技能；第4个因子包括3项(第11、12、16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完成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家庭事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家务劳动技能；第5个因子包括2项(第1、10项)，反映的主要是能按一定次序完成某项连续任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连续动作技能。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比较
(1)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总体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对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做方差分析，F值为8.093，P=0.000
表1显示中日、日韩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韩幼儿差异不显著。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日本。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在五因子上的比较
中日韩三国幼儿在做事能力的五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变量在幼儿做事能力五因子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
表2显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均显著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幼儿的操纵物体技能和家务劳动技能高于中国幼儿，但无显著差异。中国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虽略高于韩国幼儿，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操纵物体技能则显著低于韩国幼儿。日本与韩国相比较，日本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操纵物体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显著低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精细动作技能与韩国幼儿无显著差异。
3.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
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F=8.801，P=0.000
中日、日韩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韩家长差异不显著。其中，日本家长的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
4.五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的相关分析
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之间在五因子上有显著相关，各个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见表4中对角线）。
二、讨论
1.幼儿做事能力发展水平和家长对此的教育期望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但多重比较的结果却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与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日本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最高，而日本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最低。这个结论与相关事实存在矛盾。例如〔8〕，1992年8月，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夏令营的长途跋涉活动中，中国孩子的吃苦精神、做事能力和意志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孩子。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日韩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又一次在内蒙古举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研究者分析了研究结果与现实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是家长评价的结果。因此，中介变量——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存在着基于不同期望的差异。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是客观的，但日本家长的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幼儿做事能力评价过低；相反，中国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几乎没有期望，所以对于即使是相同的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等级。韩国家长的期望水平和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居于中间水平。
2.中日韩三国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异同的可能性原因探析
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机体自然成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等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期望值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也越高。日本和韩国经济高度发达，生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并成为强者，两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怀有较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用人制度上唯“文凭”是论，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很少，再加上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家长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第二，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同，导致教育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9〕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家长仍将学习作为获取尊严、地位和“光宗耀祖”的主要手段。读书与富贵利禄紧密结合〔10〕、考试分数决定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家长将学习成绩看得高于一切。张勉〔11〕对中日家庭教育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家长在研究者列出的8项家教内容中，把“注重子女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历教育”排在第二位，而日本家长则把此项排在最后，足见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比较低，认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国民生存危机强烈。〔12，13〕此外，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种群的角度来看，都具备强烈的民族进取心。〔14〕生存意识、民族本性使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15〕由此，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更关注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并对幼儿做事能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16〕对学历教育非常重视。但韩国比中国更易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在教育观念上，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结合。〔17〕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因此，韩国家长培养幼儿做事能力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增强，略高于中国家长，但还远不及日本家长。
三、结论
1.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和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幼儿，而韩国幼儿又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家长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家长期望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2.幼儿做事能力得分与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影响对幼儿做事能力的主观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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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口顺子。日本儿童的吃苦教育〔N〕.中国教育资讯报，2002-04-04(7).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8）
随着3G时代的到来，电信运营商纷纷将经营的重点从传统的语音固话业务转向3G数据业务，作为中国电信八大业务基地之一的天翼空间应用商店，定位于中国电信的3G应用门户，肩负着支撑大网数据业务进行流量经营的重任。为用户提供各类手机应用、数字内容发现、下载、购买的一站式服务。所提供的应用软件涵盖影音娱乐、新闻资讯、游戏、理财、实用工具、书籍、旅行、社交网络等类别。
本文将从天翼空间的定位开始，沿着“行业现状”、“战略制定”、“实施方案”，的路径，通过外部环境、竞争对手及自身的分析，为中国电信天翼空间应用商店制定市场营销战略，本研究不仅对于中国电信天翼空间业务具有应用基础，对国内正在兴起的3G数据业务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设计方案、预期结果：
1. 运用PEST工具对天翼空间应用商店进行宏观环境分析，得出其战略定位
2. 进行三角形模型分析，设计出天翼空间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3. 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维度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的实施方案
所需条件和完成时间(附细化到三级目录的论文纲要)：
时间 完成任务 特别条件
3月10日 开题报告
6月10日 中期检查表
8月30日 论文初稿
9-10月 资格审查
10月 论文正稿
10月下旬 论文评审
11月中旬 论文答辩
(附：三级目录)
1. 绪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内容
1.3研究思路
2. 天翼空间战略定位
2.1政策环境分析
2.2经济环境分析
2.3社会环境分析
2.4技术环境分析
2.5天翼空间战略定位
3. 天翼空间现状
3.1天翼空间产品现状
3.1.1产品平台组合现状
3.1.2商店提供应用及内容现状
3.2天翼空间推广现状
3.2.1天翼空间渠道现状
3.2.2天翼空间价格及促销现状
3.2.3天翼空间用户发展量现状
4. 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4.1三角形分析模型
4.1.1竞争环境分析
4.1.2竞争对手分析
4.1.3企业自身分析
4.2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5.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的实施
5.1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1.1平台差异化
5.1.2商品差异化
5.2价格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3渠道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4促销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9）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可以说，翻译是一门集创作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语言艺术，涉及到诸如语言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多门类学科。翻译的目的在于利用两种语言相互转换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中、日文化几个方面的差异着手，探析中文和日文翻译之间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方法。
二、文化差异和翻译原则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交流。日本人称：「中国は日本の文化の母国である（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至深，日本人的思想、情爱、伦理、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无不带有中国古文化的痕迹。但由于日本民族一方面善于追求新事物、新观念，喜好模仿，并能巧妙地将他种文化有机地调和吸收，变为己有、为己所用；另外，又顽固地坚持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民族意识等，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排斥性地选择与本民族文化不相冲突的并可完善自己的东西，执著地维护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双重性格所致，中日文化又存在许多相异的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鉴于中日两国历史上和地理上的文化交流特点，翻译工作也应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采取符合中、日民族语言习惯、文化特征的表达形式灵活处理。在涉及到文化方面的翻译时不能采取入乡随俗的办法，这种翻译无助于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达不到翻译的目的，反而起到了阻碍的副作用。
1.生活环境的差异
中日文化上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绝不能互相替代。水稻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作物，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对水稻及其相关的事物（如「米、、、畔、田、等）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日语语言中有许多和水稻有关的表现方法。如：表现自私行为、一切为自己利益着想，称「我が田に水を引く；形容事情棘手不好处理，称「をく；形容各有所长，称「は屋；形容吃不上饭、揭不开锅，称「の食い上げになる；由于喜欢对方以致把任何东西都不假思索地送给对方，称「田もやろう畔もやろう；表示殊途同归，称「田を行くも、畔も行くも；形容有地位而无实权，称「の形；福从天降，称「いた口へ；锦上添花，称「に砂糖；穷奢极侈，称「の皮むく等等，都是稻米文化在生活中的巧妙应用。因此，在汉译这些词语时，应译出这种“稻”的异味。水稻在中国尤其南方广为栽培，但中国农作物品种繁多，因此水稻并没有形成单一的文化。反之，树木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不但为中国人提供了诸多方便，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言词汇，形成了树木文化的语言特色。
2.生活方式的不同
人们的生活方式主要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来体现，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各自的文化上均会得到充分的显现。中日文化的差异最明显的还是体现在饮食文化之中，这是不同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意识，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史，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封建主义起着主导作用，封建士大夫阶级有权有势，在生活上为所欲为，穷奢极侈，变换着吃法，随之也就产生了众多吃的学问。平民百姓生活艰辛，鱼肉荤腥是很难享用的了，不过在士大夫阶级吃的学问的影响下，一旦弄到点儿鱼肉什么的，也不甘粗制滥造，总是想方设法精心烹饪一番，当一饱口福之后，在精神上也能获取某种安慰。反观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只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史，其封建阶级的势力，远不及中国的雄厚，且日本地域狭窄、物产不丰、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接受欧美文化较快，统治者的目光重点放在对外扩张、经济发展上，因此也就很少顾及吃的了。
3.审美意识的差异
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中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一点一点积淀而成。中日两国由于各自的发展历程、地理环境等的不同，两国的审美意识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龙”和“凤”，这尽管是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但在中国人的心中，“龙凤呈祥”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皇宫，碑坊梁柱多饰以“龙、凤”以求祥瑞、颐和，欢乐庆典，男婚女嫁也多以“龙、凤”谕示吉祥、和睦。至于语言中的“龙、凤”更是比比皆是。
尽管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尤深，但这种传统的“龙、凤”观念，日本人所知甚少，更谈不上崇尚“龙、凤”的文化意识了。反之，日本人对“狗（犬）、猪、龟”等中国人颇为贬斥的动物却抱有好感，以“犬、猪、龟”作为姓氏的也大有人在。据日本全国姓氏网统计，带“犬”字的姓氏有74个，带“龟”“猪”的姓氏各有100之多，可见日本人对它们的喜好。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民族对动物怀有一种亲切感之外，主要还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所造成的文化现象。日本人认为“狗”忠诚，“猪”健壮，“龟”长寿……对于人生，这些正是梦寐以求的品质。中国人则一般认为“狗”下贱、讨厌，“猪”污秽、懒惰，“龟”鄙俗、欠雅……尽管“狗、猪、龟”对人类贡献很大，但人们仍然对它们不怀好感。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现象。由于中国人对它们的偏见，因此产生了许多的贬义词。
三、结语
中国和日本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是语言和文化都不相同的两个实体，相同相异，相互融合在一起，中日文化不是等效的。正因为如此，把一种异质文化通过翻译进入到另一种文化领域，这中间不可能没有差距。在文化翻译中，“求同”不易，“存异”也难，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时还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某种合理的“折中”。译事之难，莫过如此。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0）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菊花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菊花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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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1）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紧密。据外交部网站信息所示，截至2006年8月6日，中国与乍得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与16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又同马拉维建立了外交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接触势必会产生摩擦、冲突，因此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各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两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本文主要浅析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时间观念差异，旨在让人们认、了解并重视中西时间差异，避免文化冲突，从而顺利开展各种中西交流活动。
“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律动性。”因此，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也就不同。时间观属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它处在人们的无意识之中，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表明，在面对面的交际中，只有35％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传递。”我们经常听说，大学毕业生去应聘工作，因面试迟到了而失去了宝贵的工作岗位；当两种不同时间观的人在商场上谈生意时由于时间观的不同会造成生意谈判失败，造成双方的巨大损失。然而，也听说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国企等单位召开会议，通知下午两点开会，人们通常是在两点半才陆陆续续到场。而在美国，人们是讲究绝对准时的。因此，为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时间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们非常重视时间，无论做何事都讲究准时、守时。例如，美国人视时间如金钱，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说过：“记住，时间就是金钱（Remember，that time is money）。”他们干什么都要做时间计划安排，有一套日程表，一天的时间日程安排，一周的日程安排，甚至一个月的时刻安排也会有，他们会严格按照日程来办事，甚至探亲访友也会提前安排。例如，德国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刻板，他们注重分秒不差。德国是世界上生活节奏很快的国家，守时惜时基本上是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之一。德语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准时就是帝王的礼貌。”英国人同德国人、美国人一样，都是把守时、准时看作一种行为准则。
有些国家的人们则不太在意守时的时间观念。法国人在会谈时很看重对方是否准时，而自己则常常迟到，且常以塞车等借口加以搪塞。如果你找法国人办事，如果他说“请等一秒种”，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秒钟的意思，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要等一会儿，这同中国人的“马上”的意思差不多。阿拉伯人把家庭、朋友、宗教看得比工作重要，因此在时间安排上比较随意。印度人一般说好几点见面，往往要迟到半个小时左右，甚至根本不赴约。菲律宾人、埃及人办事也经常迟到。韩国人在商务谈判中不会提前哪怕半分钟到达，总是故意迟到几分钟。
当然，上述所举国家的例子只是一个大致的情况，不是说某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时间观念都是一样的极端。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当然还有很多国家的时间观也不一样。时间观念的不一致，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哲学基础、文化、风俗、宗教、历史等等。例如，在中国，国家规定除节假日外，工作日是周一到周五，然而由于宗教原因，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所以以色列的工作日是周日至周五。所以，我们在进行对外交流时，要先做了解。造成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时间观念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