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大全11篇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I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x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2）

摘要：如何在日语教学中自然地导入文化教学，使学生不仅能够流利地表达日语，还能从对象国的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后进行正确的交流，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高校日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但现下中国的高校日语文化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误解和不快，保证日语文化教学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文化导入；高校；日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

DOI:10. 16083/j. cnki.22 -1296/g4.2015.08.030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066-02

单词、语法都掌握得很熟练，可与日本人交流时却经常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学日语的学生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因而，仅靠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去学习日语，才能掌握日语的精髓，说出地道的日语。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质量将直接影响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导人文化教学至关重要。”所谓文化导人，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人到语言教学中”。卡希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他的这一观点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和融合打开了一扇门。

在外语教学中导人与语言国相应的文化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已被各国教育界所认可。但是，受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的日语教学中，偏重听说读写练的教授模式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取得国际日语能力一级考试证书，但应用能力相对薄弱，最明显的就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组织语言来表达日语，出现与日本人交流受阻的现象。本文拟在分析日语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矛盾的原因的基础上，探索实践日语文化教学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构建日语开放式的文化教学模式。

一、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矛盾的原因

（一）《大纲》的问题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主要还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来设置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而《大纲》对如何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丰富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要求及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渗透概念。这也说明如何在现行高校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和用何种方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没有得到中国日语教学界的重视。

（二）现有教材的问题

在当前出版发行的日语教材中，在基础教学中以图像或音频的形式融入日本文化的教材很少，在日语教学中介绍日本的生活、文化、交际等的教材几乎没有，这很不利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开展。

（三）教师的问题

现在不少教师没有认识到文化教学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且没有把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依然按照老式的听、说、读、写方式来训练语言技能。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是除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外的“第五技能”，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文化教学融人到听、说、读、写等基础技能训练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文化素质，必然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失”。

二、改进的方法

（一）调整《大纲》刻不容缓

现行《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对培养文化教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借鉴2000版《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如“在课堂上开展具有语言交际性意义的任务型学习活动”、“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等。

（二）重新制定及编写教材

要想让学生不用中国式思维去理解日语，就必须在基础教材中加入文化讲解，使语言内容与文化内容并存，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了具体文化，才能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才能使学生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日语。同时，教材中的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应该被置于一种对比的构架之中。

（三）提高教师的文化修养势在必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想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文化修养格外重要。例如：可以定期派教师去日本进行短期进修，让教师积极参与到日本商务活动中，有意识地引进有实际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鼓励教师参与到与日语文化相关的课题中，定期组织一些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讲座等，通过此类方式提升教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互动性要求教师首先要深刻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日本社会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

三、文化导入的教学实践方式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3）

在整个活动中，嘉宾们围绕“加强两岸经贸交流，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充分发挥台胞社团作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三个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主论坛大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明确了台胞社团新任务，汇聚了广泛共识，取得了可喜成果。

开幕式隆重而热烈

5月11日上午，第二届台胞社团论坛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杜青林，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以及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台湾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嘉宾共500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主持。(贾庆林等领导讲话见本期《时政要闻》栏目)

七位嘉宾作主题演讲

开幕式结束后，本届论坛主论坛正式开场，与会嘉宾围绕台胞社团的历史使命、两岸文教经贸交流、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等话题展开讨论。全国副会长蔡世彦主持了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理事长饶颖奇、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黄正胜、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总会长郑长祥、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素惠、台湾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名誉理事长许文彬等7人分别作主题演讲。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在由开创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建功立业，是时代赋予台胞社团的使命。梁国扬表示，“台胞社团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把它作为台胞社团之间团结协作、并肩携手的思想基础，这样才能确保台胞社团之间的互动合作，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有一个培植互信、凝聚力量和切实发挥合力作用的基本保障。”

对于两岸文教交流和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纪欣建议：“应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携手弘扬中华文化，扩大合作、共同提升两岸交流频率。多举办创建两岸基层民众交流互动的活动，促成更多两岸青少年开展交流。”

台商在两岸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陆“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商机，深受台商的瞩目。黄正胜表示，“目前，两岸关系已处在最和缓的时期，在这个新时代里，台商可促成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关系，特别是在ECFA时代两岸经贸关系进入正常化当下，期盼两岸政治在秉承互信、宽容的原则，缩小双边期待性落差，赢得双方的友谊和信赖。”

许文彬用诗圣杜甫的诗句“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来表达自己出席本次论坛的愉悦心情。“我想，今天借台胞社团论坛的平台向有关部门提出下列两点建议：第一，深化台湾姓氏源头的研究、交流与宣传；第二，进一步加强对闽南文化的重视和发扬。”许文彬称，要让台湾同胞了解到，与大陆同胞都是同根同族、同根同源，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三个分论坛嘉宾发言踊跃

在文教、经济、社团三个分论坛的会场上，嘉宾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经济分论坛，与会嘉宾纷纷将目光聚焦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续协议商签上。嘉宾们希望ECFA各项后续协议，包括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障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尽快商签，进一步健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特别是尽快达成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为促进两岸双向投资、维护两岸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互利双赢，促进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骨干，占企业总数的97.68％，很多与会嘉宾认为，两岸应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协助台资中小企业在大陆的经营与发展，在融资、税收、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和协助他们加快转型升级，拓展更大市场，获得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其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

在文教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支撑，文化与历史是连接两岸中国人的重要纽带。当前，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关键是要努力建立起独特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

有嘉宾建议，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一是要凝聚共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尽快将签署两岸文化交流相关协议提到议事日程。二是要深化合作，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全方位的发展。三是要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打造更多能真正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的交流平台。四是要加强产业合作，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整合资源、创意人才和市场，真正推动两岸文化产业的对接。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033―02

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如何培养国际化的高校人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高校教育课题。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是解决目前这一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大学生之间的Skype视频交流学习，从整体评价、效果、建议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国际远程交流学习对国际协作意识、国际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Skype交流学习实践内容

本次交流学习利用skype视频进行，时间分别为2012年10月16日（日方发表）和10月23日（中方发表）。参加者是中国12名日语专业硕士生和日本10名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首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前搜集文明用语宣传画、标语、广告牌等资料，进行专题研究，将结果做成课件并互发给对方。

其次，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表，之后双方提问并讨论，从而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交流过程中出现疑难问题时，双方教师进行积极引导，确保交流顺利进行。

最后，双方学生进行交流后总结在交流中的体会与感受，教师针对本次交流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结果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交流结束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为 “对交流的整体评价”、“交流效果”、“对彼此的印象”、“今后交流的期待”等几个方面，采用了自由陈述式回答方式。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如下：

（一）对Skype交流的整体评价

从教学方式来看，双方都认为“能够与国外学生进行面对面直接交流，进行中日即时比较”，“可以现场提问，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很好”，可见Skype交流学习可以给学习者创造以往教学方式难以达到的国际交流环境。学生们用国际视野进行比较学习，这是培养国际型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双方也反馈了“网络连接不稳定”，说明媒介效果对整个交流学习过程会产生影响，所以创造一个好的交流学习媒介是不可或缺的。

从课堂气氛来看，中日双方都认为“能够调动起积极性，使大家更主动参与课堂学习”，“能够让我们主动提问与思考，从而更好了解两国文化”。可见通过Skype交流学习，学生能采取积极态度进行学习，课堂气氛活跃，并有利于启发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知识点的学习。另一方面，中方的“将掌握的知识介绍给国外的学生”和日方的“通过了解国外信息开阔眼界”反映了两国学生思考问题方式的不同，中方侧重将自身知识进行整合与宣传，而日方侧重对他国知识文化的吸收，所以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对方的优点与自身不足，从而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取长补短，这对培养国际型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生自身改变来看，中日都认为“加深了对中日文化异同的了解”，“和国外学生交流学习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可见通过这次交流，不但使学生对中日文化加深了理解，而且能够提高学习意识。而有效的交流学习正是要提高成员相互交流的质量，并且每个成员都要有积极参与贡献小组学习活动的意识。这种学习意识的提高对学生将来利用有效学习方式进行主动和协作学习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Skype交流的效果

调查问卷显示，Skype视频在中日大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取得了三方面的效果：专题理解效果，语言、文化学习效果，相互理解效果。这充分肯定了Skype视频技术对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的促进作用。

（1）专题理解效果

关于车贴标语，日方认为中国车贴的表达方式直接、强硬，但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日本车很少有车贴，大多为“熊出没注意（车主是个硬茬）”、“baby in car”等车贴，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没有独特之处。

关于街上的广告牌，中国大部分是口号性的，多为“和谐”字样，也有一些社会公德方面的，日方认为这种广告牌太生硬。日本多采用委婉、柔和的词语，有时会使用方言和漫画，甚至可爱的动物。中方认为这样的标语更人性化，易被人接受，同时也更能引起注意。

对于本次专题，日本学生还发表了一些感想，如“中国的标语比较直接，让人比较容易理解，日本应该适当借鉴”，“以前听说中国很少有社会公德之类的广告，其实现在有很多”等。另一方面，中国学生总结出日本的标语特点与日本的“换位思考”方式有关，还与日本“卡哇伊”文化有密切联系。

（2）语言、文化学习效果

中日学生通过交换意见、交流学习，彼此了解到对方国家的语言习惯，对语言的应用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另外，从交流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可以拓展思维，还在表达能力上有一定提升。通过Power Point发表、提问回答等，学生们可以学会多角度思考，提高语言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相互理解效果

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普遍印象是“日语水平高”、“表达能力强”、“认真”、“交流积极”等。中国学生对日本学生的印象是“认真”、“可爱”、“热情”、“善于发现问题”、“对中国感兴趣”等。通过交流，中日两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了解了彼此。结果表明，Skype交流学习可以减少中国学生在和日本人用日语进行会话时的心理抵抗和紧张感，同时也让日本学生对中国排除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可以说，通过Skype交流的方式来加深中日两国学生的互相了解正是交流学习这一国际性学术方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Skype交流的建议

两国学生对发表提出了一些建议：“发表时不要照本宣科地读，应时刻注意听者的反应”，“计划和准备非常重要。希望有一个电子黑板”。而且，学生认为大家互相讨论的话题也可以扩展到“就业情况、漫画、年轻人用语、电影、手机短信、化妆文化、网购、传统文化、敬语表达、饮食文化、大学生活”等，可见学生们对本次远程学习经验持肯定态度，并且期待今后的交流课程。

三、结论

结果表明，Skype视频交流学习不但能促进学生的表达、交际等综合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培养国际协作意识。双方可以学习到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对进一步研究学习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可以拓展中日学生对相同专业问题的认识角度，丰富对问题的思考途径，提高国际理解能力。所有参加者对于使用Skype软件进行视频远程协作学习持肯定态度，期待在今后的远程协作学习中可以讨论更多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王以宁，宫地功，李在荣.基于母语和视频会议促进学生发展的国际交流学习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0（01）.

[2]宫地功，成喜.テレビ会交流による路意を育成するみ[J].教育システム情学会，2006（04）.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5）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五、社会人文领域

二、政治安全领域

六、展望

三、经贸财金领域

序言

中国、日本、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惠及三国人民。

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三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发展，三国对话机制日臻完善，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了解与信任逐步加深。三国确立了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加强。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三国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今年中日韩合作协调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国民交流友好年，中韩建交20周年和友好交流年。值此之际，谨以此手册回顾三国友好交流历程，展现务实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0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2002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迄今，在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已举行11次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三国在东京举行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拓展了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02年，三方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5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又将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6个领域列入重点合作领域。目前中日韩已在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涵盖了三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

中日韩合作达成多个重要文件，主要包括《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2007年)、《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08年)、《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2009年)、《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2010年)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2011年)。

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合作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建成，将为三国合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服务和支持。过去十多年的成果证明，中日韩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合作。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了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会晤，中国积极参加并主办了中日韩框架下各领域部长会、高官会和司局级会议，在众多领域倡导、主办或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推动三国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并逐步走向机制化和规范化。中国为巩固三国合作基础、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治安全领域

(一)伙伴关系

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表示，将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高度，使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2011年5月，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近年来，三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开展政策磋商，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三国在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促进经济融合。三国积极探讨在循环经济、科技、环境、农业、水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三国积极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人事、卫生及民间合作，逐步增进国民感情，巩固三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各部门共同努力之下，三国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日益提升和深化。

(二)政策磋商

亚洲政策磋商

在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举行三国亚洲政策磋商，日韩予以响应和支持。2012年3月，首次中日韩亚洲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三国高官重点就亚洲地区形势、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举行亚洲政策磋商，及时就亚洲事务沟通协调，有助于加深对各自亚洲政策的了解，有助于增进信任。三方同意保持磋商势头，继续探讨在亚洲事务上加强沟通与合作。

非洲政策磋商

举行中日韩三边非洲政策磋商系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达成的一项共识。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非洲政策司局级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四次。三方就各自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情况、非洲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取得良好成效。三方均认为，中日韩非洲政策磋商有助于加强三方在非洲事务上的沟通和协商。三方将继续利用这一平台，增进在非洲事务上的相互了解，扩大共识，共同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拉美政策磋商

2004年，中日韩三方合作委员会(外长级)提议举行三国拉美政策外交部门司局长会议。2006年4月，首次中日韩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磋商在中国北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五次。三方重点就拉美地区形势、各自对拉美政策、与拉美国家关系等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探讨三方在拉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磋商为三方就拉美事务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增信释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三方关系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

随着拉美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日韩三方对拉美事务将更加关注，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就拉美事务开展交流是三方共同需要和愿望，三方将保持和加强这一机制。

反恐磋商

为落实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加强三国反恐合作的共识，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三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韩反恐磋商机制，三方可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反恐领域的重大问题、各自反恐政策深入交换意见，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同时促进三方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及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丰富中日韩三方合作内涵，维护三国共同安全利益，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三方商定于2012年在日本举行第二次反恐磋商。

(三)非传统安全

灾害管理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三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灾害管理合作。2009年10月，三国举行首届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隔年轮流在三国举行，现已举行两届。三国商定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一是建立互访交流和会议机制，逐步建立共同访问灾区机制；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共享灾害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政策信息，共享灾害信息和巨灾风险研究成果，共同构筑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三是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开展三国间的灾害管理人员培训，建立三国在灾区现场开展救援、保护居民的有效合作机制；四是加强卫星灾害监测，共享减灾地球空间数据。目前三国正在积极落实上述共识。

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泄漏特大灾难，引发三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援助。当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专程前往日本灾区慰问受灾民众，展现了三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睦邻友好关系，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和人民应对特大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今年，三国将在秘书处的协调下举行首次中日韩救灾合作桌面演练，以提升三国协同应对灾害的能力。三国正在为演练预做准备。

地震科技

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始于2003年，中国地震局、日本气象厅和韩国气象厅于2004年至2006年举行了三次地震减灾三边会议，随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迄今，共举办过五届会议，并在此框架下开展了地震海啸数据准实时交换、信息处理技术、重大地震研究、人员交流等多方面合作。

2011年10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震研讨会，共有来自三国及泰国、印度、蒙古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形成《北京共识》，并决定启动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为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并开始实施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核安全

为推动亚洲区域核安全合作，三国于2008年启动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三国核安全监管当局轮流举办。高官会目前已举行四次。

2011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上，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和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倡议的签署是三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地区核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在核安全监管领域的良好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为促进本地区核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法合作

中日韩执法部门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员，也都是东盟警察组织的对话伙伴，三方在上述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合作。

2007年6月，第27届东盟国家警察首长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警方建立国际合作负责人会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三方通过此机制，就提高区域执法合作水平、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加强人员培训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此外，三国职能部门在法庭科学领域也开始开展合作。三国消防协会建立了协商会议机制，就消防学术与技术交流等问题进行定期磋商。

(四)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形势保持着密切沟通，积极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与其他各方密切合作，推进六方会谈进程。

作为东亚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在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合作。三国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致力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台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携手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三、经贸财金领域

(一)贸易投资

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日本、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日本、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接近800亿和500亿美元。

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是促进三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02年9月，首次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在文莱举行，此后原则上每年举行。2010年5月起，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开始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行8次。今年5月，第九次会议将在中国举行。

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至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对自贸区给三国产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形成了共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2009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尽快启动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正式启动，经过三方共同努力，2011年12月研究完成，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目前三方正在积极协商尽快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根据2003年《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的联合宣言》，2004年起三国政府相关部门就商签中日韩投资协定进行了多轮研究和磋商，并于2007年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目前三国共举行了13轮谈判，已就投资协定文本达成一致，有望近期正式签署。

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于2001年正式启动，是三国间唯一由政府、经济团体、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机制，重点探讨三国相关地区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方案。会议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今年9月，第12次会议将在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中日韩工程商务圆桌会议由三国工程承包行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加，旨在加强三国在工程承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一次会议于2011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讨论通过了首次圆桌会议的《联合声明》。第二次会议将于2012年下半年举行。

自2009年起，在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方举行中日韩工商峰会。峰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目前已举行三届，每届会后都发表共同宣言，就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向领导人提出工商界看法和政策建议。工商峰会作为领导人会议一项配套活动，有助于为领导人会议的举行营造良好氛围，同时搭建起三国工商界之间、工商界与政府之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二)财政金融

中日韩三方财金合作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逐步成为深化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方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财长机制为主，其下设财政及央行副手、司局长、工作层及研讨会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三方财长每年定期会晤(一般与10+3财长会相连举行)，就10+3财金合作的具体倡议协调立场，并讨论三国共同关心的财金问题。中日韩三国财政和央行副手、国际司局长和工作层也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区域财金合作进展，为每年的财长会做准备。在三方的积极推动下，东亚财金合作不断深入，在建立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自2012年起，三方财长会议改为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011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中日韩三国财政部继续深化协调与配合。在中日韩财金合作框架下，重点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场协调：一是在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区域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CMIM建立危机防范职能；二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取得进展；三是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取得进展。

自1996年起，三国央行行长一直利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中日韩央行行长年度会议。2008年12月，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了3次。会议主要就三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此外，中日韩三国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等区域性框架下保持沟通与合作。

(三)交通物流

交通运输

2006年9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每两年轮流在三国举行，并确定了12项具体行动计划，由三国分别主导4项，包括交流信息、消除物理障碍、开展联合技术研究、加强港口合作等。

2008年5月，在日本冈山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未来工作计划，三方确定了中日韩运输与物流合作的三大目标：建立无缝物流系统、发展环境友好型物流业、实现物流安全与高效的平衡。会议决定将合作范围扩大到航空物流领域，将会议名称从第三届起改为“中日韩运输与物流部长级会议”。

2010年5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签署了《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的倡议。在2010年12月召开的中日韩运输及物流发展论坛上，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正式成立。网络的组织机构包括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杭州。目前，三国物流信息共享服务接口已成功开通，三国试点港口中国宁波一舟山港、日本东京一横滨港和韩国釜山港基本实现船舶动态信息的互联共享。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2年7月在韩国釜山召开。

(四)信息通信

信息通信是中日韩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2年9月，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目前会议已举行五次。2011年1月第五次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确定三方将加强政策交流，开展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下，三方在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及RFID／感应网络、网络与信息安全、开放源代码软件、电信服务政策、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信等领域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五)海关合作

2007年，中日韩三方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为三方海关加强在地区性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三国海关共召开了四次领导人会议。2011年11月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对三方海关合作方向进行了规划。目前，三国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下设4个工作组，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海关执法与情报工作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工作组和海关手续工作组。三国海关在上述四大领域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三方制订了《中日韩三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即《零假冒计划》)，在加强综合信息和个案信息交换、立法和执法实践交流、提高公众意识、与权利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执法合作领域，三方达成了《执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行动计划》，并切实围绕行动计划确定的内容，在打击商业瞒骗、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开展案件协查，共同打击了跨国走私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三方将继续进行磋商，共同提高情报信息交换的效率和质量。在AEO互认领域，三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AEO互认合作，中韩海关签署了《AEO互认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3年形成中韩AEO互认安排。中日海关也制定了AEO互认路线图，并正在开展双方AEO制度对比。在改进海关手续领域，三方制定了《海关手续改进工作计划》，确定了海关手续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与目标。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韩、中日海关分别签署了《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方海关通过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就地区贸易安全与便利、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效促进了本国乃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对世界其他区域海关问的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六)知识产权

2001年9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日、韩特许厅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三局局长会谈，确立了“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局局长政策对话会议”机制。2007年，第七次三局局长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三局合作路线图”，确定了三局未来合作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2011年，第十一次三局局长会议更新了合作路线图，并签署了《中日韩三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三国知识产权合作进入新阶段。

自建立知识产权局长会议机制以来，三国知识产权局在自动化建设、专利审查对比研究、人才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务实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各自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同时，该机制还积极探讨与东盟开展合作，并就其他国际知识产权热点、焦点问题交换意见，为亚洲区域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标准计量

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是中日韩在标准化领域的三边合作机制。该会议最初由韩国标准协会提出，自2002年以来每年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到2011年已举办十届会议。三方还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开始同期召开中日、中韩和日韩双边会议。成立之初，由民间主办、政府支持，三国通过该平善了标准化领域合作的运行机制。目前，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已实现了从最初的民间交流到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转变，提升了三国实质性参与国际和地区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为落实2010年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韩国发表的《中日韩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12月，三国标准化管理机构在日本签署了《中日韩构建标准合作框架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成立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务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三国标准化合作的规划与协调。第十一届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暨2012年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委会会议于2012年4月在中国成都举行。

自2003年起，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中日计量合作备忘录、中韩计量领域合作议定书的基础上，加强了中日韩计量领域三方合作与交流。每年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召开计量研讨会。

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国家计量院联合发起“亚洲标准物质联合研发计划”(ACRM)旨在通过强强联合及技术资源互补，联合研究和开发确保化学测量可靠性和溯源性的有证标准物质，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2005年8月，三方共同签署了《亚洲有证标准物质协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10月，又重新签署该谅解备忘录。2005年5月，中日韩三方共同完成了《中日韩计量学名词术语》的出版工作。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循环经济

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是三国可持续发展领域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建设示范基地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会议发表的《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提出探讨建立示范基地，为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共同努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渠道，商定将首先在中国选址建设。

(二)科技

目前，中日韩科技合作主要有三国科技部长会和科技合作局长会两个机制，均为每两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参加方为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韩国教育科技部。截至2012年2月，双方已经举办了2届部长会及5届局长会。第三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六届三国合作局长会将于2013年在华举行。

在2009年第二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启动了联合研究计划以支持三国科学家开展联合研究活动，该计划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共同实施。截至目前，三方已共同支持了两期共六个项目，领域涉及污水处理、新材料、灾害预防、气候变化和节能技术。2012年4月，三方启动了第三期项目征集工作。

在第二次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还启动了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同意每年选定主题举行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由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韩国教育科技部轮流举办。2010年5月第一届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在韩国济州举行。第二届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联合声明》和《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明确三国将努力推动合作，提高三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撑三国经济社会发展，合力应对共同面对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为推动三国产业技术合作，2010年11月，由韩国倡议，中国科技部、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知识经济部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第二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于2011年10月在中国举行，就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韩国教育科技部于2010年在韩国济州主办三国绿色技术论坛，中国科技部和日本文部省均派人参加。后经韩方倡议，第一届三方共同主办的绿色技术论坛于2012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倡议成立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产学研创新联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汇聚三国合力，集成各方资源，促进共同进步。目前，中国科技部已向日、韩介绍了中方就建设创新联盟提出的建议实施方案。

(三)环保

中日韩环境合作是三国合作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是三国开展环境政策对话、共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自1999年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启动以来，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办13次，每次会议均发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就重要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6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确立了环境合作的十大优先领域，即环境教育、环境意识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协同效应、低碳社会和绿色增长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污染控制(空气、水和海洋环境等)；环境友好型社会／3R／资源再循环型社会；电子废物越境转移；化学品管理；东北亚环境管理；环保产业与环保技术。2010年5月，第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十大优先领域和《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为三国开展具体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三国环境部门在十大优先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果丰富的合作，包括建立共同打击电子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机制、中日韩环境教育研讨会、中日韩环境教育培训、中日韩少儿环境共同读本、中日韩沙尘暴联合研究项目、中日韩绿色经济研讨会、中日韩3R研讨会、中日韩光化学氧化物研讨会、中日韩化学品政策对话、东北亚环境治理联合研究、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等。通过以上途径，三国在政策和技术层面的环境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四)农业

中日韩三国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加强农业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三国农业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提高三国人民的福祉，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粮食安全。

在2009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探讨三国建立农业合作机制”共识。2012年4月，首届中日韩三国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徐圭龙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分别率团与会。三国农业部长就粮食安全、动植物疫病防控、建立农业伙伴关系和其他全球及区域粮农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会议成功举行，标志着三国农业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三国农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不断增加。

农业科技

2007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韩国农村振兴厅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及日本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互签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三国轮流召开中日韩作物科学研讨会。2008年至今，已举办四届研讨会，推动和加强中日韩在水稻、大豆科研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了三方农业科技交流。第五届研讨会将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

2003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和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共同商讨未来三国在农村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等研究领域的合作，并成立“东北亚农业政策研究论坛”，迄今已走过8年的发展历程。

中日韩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下一步三国将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通过合作需求对接会等形式商定合作项目。三国将确定农业科技合作优先领域，在食品安全研究、可持续农业生产、小型农业机械引进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渔业科技

自199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共同开展了科技人员学术交流工作，每年举办一次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截至2011年11月已召开了22届。中日韩三国水产专家已在研讨会上300多篇。研讨会对三国渔业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和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在韩国釜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决定以后三方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迄今已举办5次。

在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下，三国积极推进水产科技人员的交流。

在三方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三方机构按照共同制定的合作方向开展了合作研究。在气候对渔业及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型水母发生机制、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逐步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渔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渔业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渔业发展对科技需求不断加大的前提下，中日韩三方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在渔业增养殖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及资源影响研究、水产品的安全性研究、大型水母的研究、低碳节能型社会构建的研究、沿岸生态系统与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继续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平台建设，继续完善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两个机制，同时探索双边或多边联合实验室或试验基地等平台建设，促进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五)水利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多发，洪涝灾害、干旱缺水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同属东北亚地区，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水利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良好的合作。

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表示将“适时启动水资源主管部长会议机制，重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河流综合管理和水资源管理’议题的研究”。2012年3月，中日韩三国在法国马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日本国国土交通省、大韩民国国土海洋部关于建立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确定“每三年至少举行一次”部长会议，具体合作领域包括政策交流对话、经验和信息共享、联合科研、能力建设和发表共同立场声明等。《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日韩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建立前，三国在水利方面的合作主要在世界水论坛机制下进行。2006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原建设交通部联合举办了“洪水管理”、“亚洲季风区的河流修复”和“水资源信息系统”三场议题分会，并了《第四届世界水论坛中日韩议题分会联合倡议))。

2009年3月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牵头举办了“特大自然灾害与水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特别分会”，日本和韩国应邀出席特别分会；在论坛组委会的协调下，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国土海洋部共同举办了“水与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三方在水论坛期间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关于水管理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考虑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联合研究，并适时举行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会议。

2012年3月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共同举办了“涉水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

五、社会人文领域

(一)文化

自2007年首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中国南通举行以来，三国已形成文化部长定期对话机制，该机制为持续推动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至2011年间，三国文化部长共举行三次会议，分别通过《南通宣言》、《济州宣言》和《奈良宣言》等合作文件，并在扩大和加强文化艺术交流、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产业交流及深化三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进行合作达成共识。2012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将在上海举行，计划签署《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适时启动评选“东亚文化之都”、联合举办“东亚艺术节”等项目。

由中国文化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轮流主办的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是三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论坛于2002年在中国首次举办，自第三届起，形成三国副部长级会议机制，并被列入《中日韩合作行动战略》。该论坛重点合作项目包括三国文化市场调查、文化产业展会信息汇总、文化产业政策对话和文化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案等。

2009年9月，三国在韩国釜山第八届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签署《釜山宣言》，并根据《宣言》成立了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的工作机构——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的建立标志着中日韩三方文化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是建立政府问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平台的探索。

2011年，三国完成了《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备忘录》文本的拟定工作。该备忘录确立了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产业方面进行教育及培训、专业人员交流、探索文化产品的共同制作与投资、相互参加国际文化产业展会、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方面的合作，是确定三国逐步扩大文化产业合作的指南。

(二)教育

1999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并一直致力于推进三国教育合作。2006年3月和2007年4月，中日韩先后在韩国首尔和中国北京举行了中日韩教育部司局长会议，探讨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生交流、语言教学等具体合作项目。

为推进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三国决定联合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旨在通过学分互认、学生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交流项目，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杰出人才。由中日韩三国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界等代表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已成功举行三次会议，就实施“亚洲校园”项目的指导方针、试点项目有关细节达成了一致。“亚洲校园”试点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实施，2012年4月正式开始学生交流。试点项目将持续3至5年。

目前三国教育部门正在保持密切磋商，争取及早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以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

(三)旅游

在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为主体的交流机制推动下，三国旅游部门及产业界在各个层面展开了密切务实的合作。

为落实三国领导人2003年10月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旅游部门签订了“关于建立中日韩旅游部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推动三国旅游合作、举办三国旅游部门会议等合作计划。

2006年第一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确认了《中日韩旅游交流计划》，即三国旅游交流规模力争从2005年的1200万人次扩大到2010年的1700万人次。该目标已如期实现。2010年，第五届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制定了2015年实现三国问人员交流规模达到2600万人次的新目标。

目前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每届会议成果以《会议宣言》或《联合声明》等形式发表。

2007年，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增加了业界交流机制。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也纳入部长会议框架之中，并由三国轮流举办，已成为加强三国青少年教育旅游交流的有效平台，为三国青少年通过旅游加强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第七届“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将在中国四川省召开。

(四)人事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日本人事院、原韩国中央人事委员会(韩国行政安全部前身)签署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通过资料交换与三方轮流主办青年公务员交流、研讨会、联合研究等形式在人事行政领域开展合作。2010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了第六届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三方续签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由每年举办一次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六年来，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已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

(五)卫生

为降低传染病对本地区造成的威胁，2006年5月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中日韩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将应对流感大流行确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启三方合作。2007年4月，在韩国倡议下，三国卫生部门在韩国首尔召开首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并形成年度对话机制。截至2011年底，共举办了五次卫生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备忘录》和《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等3个合作协议。

随着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中日韩卫生合作领域从流感大流行逐渐扩大到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卫生信息和自然灾害卫生应急等领域。三国先后举办了多届中日韩食品安全论坛，传染病、非传染病防控论坛，并共同为实现本地区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开展合作。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灾难后，三国同意加强在灾后卫生应急领域的合作，并分享了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卫生应对的经验。

(六)新闻、地方和民间友好

东北亚名人会

2006年2月，在韩国中央日报社的倡议下，新华社、韩国中央日报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发起了东北亚名人会。作为中日韩三国的知名人士论坛，东北亚名人会旨在促进三国的民间交流，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自2006年2月以来，已先后在韩、日、中三国轮流举行过七次会议。会议从三国的经济、文化和学术界各邀请10位知名人士参加。钱其琛和中曾根康弘曾分别担任中方和日方代表团团长。现三方代表团团长分别为曾培炎、福田康夫和李洪九。

自发起以来，东北亚名人会为增进三国人民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成为三国间高层次、机制化交流的平台，受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闻交流

中国人民日报社与日韩主流媒体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不定期人员交流，并且与其中部分报社合作举办过国际会议。

2011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长春主办了主题为“中日韩媒体给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首届中日韩名记者圆桌对话会”。近百位来自日本、韩国的主要媒体负责人、知名记者及国内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了对话会。对话会是中日韩合作机制确立以来，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三国媒体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三国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实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实质内容并增进了媒体间了解。对话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人民日报社自2007年起举办“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邀请日韩主流媒体代表与会。迄今已举办过四届会议，增进了东亚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人民日报社还与日本朝日新闻社、韩国东亚日报社合作，举办了“中日韩文化论坛”，并分别合作举办过几届“中日文化论坛”和“中韩文化论坛”，为中日韩文化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促进了民间文化合作与交流。

友好城市大会

自1999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韩国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原为韩国地方自治体国际化财团)、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行，每年由三国建立友城关系的城市派代表出席，共商友城合作和城市发展经验，迄今已举办13届。经过多年努力，友好城市大会已成为三国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机制，为三国地方政府通过友城形式沟通信息、扩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第十四届大会将于2012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中国昆明举行。

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已建立友城247对，与韩国已建立友城139对。

青少年交流

中日韩青少年交流领域主要有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原“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和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

根据《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共同举办了两届“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自2006年起，全国青联正式成为该论坛的中方主办单位。目前，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该论坛由三国各派遣六名代表(分别来自各国的议会、政府部门、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和青年组织)历访三国，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展开充分讨论，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增进友谊。2012年起，“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更名为“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并将在三国举办第九届活动。

为落实总理关于加强中日韩青少年交流的提议，配合2007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活动的举办，全国青联于2007年8月邀请日韩两国各100名青少年来华，与中国100名青少年共同参加第一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该活动受到日韩政府的高度评价。此后，日本和韩国分别作为东道国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形成三国轮流主办的态势，已成功举办五届。

佛教友好交流

佛教交流是三国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用来概括三国佛教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得到韩、日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认同，三方共同决定定期召开“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1995年至1997年，第一次至第三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先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会后发表了宣言。每次会议三国均派出千人代表团出席，成为三国佛教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成效最好的多边友好交流活动。

根据大会提议，三国成立了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负责探讨落实大会决议。同时，三国选派出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人选，成立三个窗口组织，每年召开联络委员会会议。三国窗口组织分别为：中国佛教协会、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目前，三国会议已机制化，每年举办一次春季预备会议和一次秋季会议。1998年10月第一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截至目前，已举办了十四次会议。2012年10月，第十五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将在日本召开。

除定期会议外，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具体事项包括：互相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培养人才；举行学术交流会议，互相交换佛教书刊，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组团互访，朝拜佛教胜地；每年4月三国佛教徒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选编三国佛教共同盛典以三国文字公开发行；互相派遣和接收修行体验僧人。迄今为止，中韩、中日之间的修行体验活动各自举行了5次。2012年秋，韩国、日本佛教修行体验团将来华进行修行体验。

六、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亚洲地区总体稳定，经济保持较好增长，地位与影响不断上升。东亚合作蓬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74％、世界22％，经济总量占东亚90％、世界20％，贸易总量占东亚70％、世界20％。三国进一步推进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将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6）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10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53-03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

（一）尊重对方和积极应对能力

众所周知，人与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公平、公正、平等性显得至关重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是正常交流和互动的前提。中日两国人民在交往过程中，由于存在跨地域性的语言差异，所以交流双方必须保持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层次了解和掌握对方的语言特征，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应对行为。如此一来，一场对话圆满的开端已经形成。所以说，尊重对方和积极应对能力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只有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得到满意的交际结果。

（二）尽可能多的使用描述，切记不可盲目界定

由于跨文化语言本身存在一定的交流沟通困难，所以双方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如果对对方的语言意思了解不透、掌握不深，那么需要多采取揣摩、推测和描述的方式，使用试探性口吻，向对方表明自己所理解到的意思，切记不可以盲目做出肯定性的答复和判断评估性的语言，这样只能对双方语言交流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产生负面作用和不利影响，导致交流沟通过程产生误会，给彼此留下不好的印象，最终影响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三）深入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的本质特征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其主要意思为：在与对方切磋的过程中，首先得了解和掌握对方的基础特征，唯有此，方可攻其不备，击中要害，占据有利地形。因此，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对方的国别情况、地域风情、自然特征、生活喜好、性格特征、民俗习惯、语言特色等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融入跨区域语言文化特征，学习和借鉴对方文化的先进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自身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本质特征的前提下，方能与对方进行友好交流和互动，最终有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四）洞察别人的移情水平

所谓的移情水平，实质上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行为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通常来讲，移情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综合素养存在巨大关联。移情水平较高的人，更通情达理，能够时时刻刻站在他人角度上，为他人着想；反之，移情水平较低的人，思维更为局限，并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我行我素，时刻以自我为中心，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从来不从别人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显然是行为比较自私，心胸较为狭窄。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需要充分提高洞察别人的移情水平，进而根据别人移情水平的高低，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交际方法。

（五）环境应对和变化能力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文化特征存在本质差异，所以在交际中需要了解和掌握谈话对象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应对变化能力。通常情况下，思维较为敏捷、思想较为活跃的人，其环境适应能力越强，随机应变水平越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的环境应对能力，而且需要充分了解交际对象的随机应变能力。

（六）轮流交换交际方式

一般来讲，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流沟通双方会相互配合，当一方在阐述意见的时候，另一方通常保持安静，仔细聆听对方的意见，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必须利用轮流交换交际方式，让双方均有表达阐述和聆听的机会，一方面确保了语言文化交际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维护和稳定。所以说，轮流交换交际方式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

（七）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双方在交互中，难免会出现意外的突况，这个时候，为了缓解尴尬局面，双方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缓解情绪，打破尴尬局面，让交际活动顺利进行下去。所以说，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跨文化双方的交际能力和交际水平。

二、当前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国大多数日语学习者来说，在学习日语之前，均没有任何基础，也就是从零开始，在大学短暂的几年时间里，要想掌握日语中的所有词汇、语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在日语教学过程中，仅仅向学生讲述考试要点，根据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进行教学大纲的设计，这样的应试教育方式，根本无法满足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求，从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语学习者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我国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知识的过程中，并没有机会去参与实践，学习到的知识仅仅为理论知识，与实际交际运用过程相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到最有用的知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进行考试知识的讲授，从而忽视了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笔者通过系统、全面的概述和总结，认为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教学理念和模式过于传统

目前，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主要存在教学思维理念和模式过于传统、落后的问题。在传统日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教学的核心位置，在知识内容阐述中，并不需要学生参与问答和实践，学生只需要被动的接受听讲，做好笔记即可。同时，教师要求学生只做好理论知识的深挖细嚼，以此来应对各类资格类认证考试。日语教师普遍认为，学生学习日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多了解和掌握一门语言，只要安全过级即可，并没有重视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部分日语教师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导致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不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水平普遍较低。

（二）教材内容设计不尽合理

笔者通过对我国部分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教材、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院校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主要进行日语基础词汇、语法等内容的教育，从大三开始，主要进行日语文学作品阅读，相关课题研讨和实践写作。整个日语教学过程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毫无关联。在这种教育背景下，由于教材内容设计方面并没有涉及到日本文化，同时缺少专业的跨文化交流实践教学环节，所以导致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效果并不明显。

（三）师资队伍建设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在日语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普遍存在水平较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高等院校尽管开设了日语专业课程，但是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在人力资源、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投入较少，导致师资力量过于匮乏，对日语教学形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由于部分日语教师能力、水平十分有限，对日本文化了解掌握程度不深，导致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中，难免会存在教学成效不显著、不突出的问题。

（四）实践内容较少，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存在实践内容较少、层次较低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认为，在日常日语学习过程中，仅仅进行一些简单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没有涉及到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同时，大量的理论教学代替了实践运用教学环节，根本无法满足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三、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高等院校日语教学过程中，日语教师要充分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增强自身业务水平，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与此同时，要深入、全面了解和掌握日本文化，通过文化引导教学，进而达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

（二）调整教材内容结构

当前，我国日语教材内容结构设计普遍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现象，这也是影响和制约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升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日语教材基本上都涉及到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听力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涉及。如此一来，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日语教材需要将日本文化方面的内容有机融合进去，并且定期进行日语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进而来达到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三）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由于多数高等院校教育经费十分匮乏，导致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大、水平不高，甚至存在零投入的现象。特别是在日语教师引进和培养过程中，由于经费投入过少，很难吸引到技能型、专业化、高素质的日语教学人才，最终导致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难以实现。因此，高等院校需要在日语专业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引入日语专业化、技能型人才，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度，充分提升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水平。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7）

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理念。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中，素质教育的定义较为丰富，强调学生教育与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实际对接，凸显学生的教育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在综合素质、潜能挖掘、个性培养、心理发展、创新精神等方面获得较大的成长和进步。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髙校日语教学也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在教材建设方面，王琪著的《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对当前曰语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理论体系、教学实践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专业化地阐释了曰语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以及教学的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了日语教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对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理论综合性和实践实用性较强，全面囊括了日语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对日语课程标准、教学原则、教师能力要求、学习心理机制、日语翻译教学、教学评价模式以及跨文化日语教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与总结。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不仅需要从专业上遵循日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归纳素质教育理念对日语课堂教学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跨语言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语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优化日语课堂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从而在提高学生日语语言学习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日语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以便更灵活地适应各种各样日语应用的新情境。除此以外，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培育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机制，进而让学生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开阔眼界，全方位多层次了解日语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内容。基于此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日语课堂教学策略需要秉持开放性的实践理念，在曰语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给予更大的自由开放空间，实现课堂内外、网络上下日语教学的混合式教学，为学生创设更广阔、更综合性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日语语言能力。

其次，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暴露了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足，导致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浮于表面，应付考试虽然足以，但是在实际的语言应用场景中却明显力有不逮。为了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理念与日语课堂教学的整合，教师应当着力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日语的视听说教学中引人更多思考性、训练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让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思考与总结，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便利主动去搜索、求问和尝试,从而保证日语课堂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拓展性问题都能够被学生彻底消化。教师应该在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一方面，教师应当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播放日语影视剧、动漫视频资料，营造更加真实生动的曰语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保持积极、愉悦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日语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自主性日语学习给予实时的指导和帮助，减少学生在自主性学习中的误区和弯路，进而全面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最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还应当增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以及真实情境的语言交际实践，有效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综合性教学效果。日语课堂教学不是知识和技能的僵化式灌输,而是在语言教学基础上深入讨论日语语言的文化、交际方法等内容。从当前日语课堂教学的情况来看，学生的日语交流实践机会不够，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对此，教师应当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组织一些开放性的日语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各种线上线下渠道展开真实化的日语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让学生深人了解日语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避免学生在日语的跨语言文化交流中陷入交流的误区。此外，教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民族语言文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比较交流，在开阔文化的国际视野的同时树立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并最终形成正确的多元语言文化观念。以上就是笔者在研读《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过程中，对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所作的研究。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应当推进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总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思考、多交流、多实践，进而全面提高学生在日语课堂学习中的自主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帮助学生在日语交流实践中切实增强自身的日语语言与文化的综合素质。

作者：赵娟单位：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8）

关键词: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流

Key words: verbal communication;non-verbal communication;exchange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0-0142-01

交际行为由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两部分组成,交际礼俗包括这两种行为的交际规范。文化不同,交际行为互有差异,商务交往也各有不同的交际规范。举手投足之间往往就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性的差异还常常引起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在不同的文化中,非言语所表示的含义不一样,因此,要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在听别人说某种语言的同时还得了解说话人的手势、动作等所表示的意义,这就是说,既要“听其言而知其行”,又要“观其行而知其言”。

身体的接触:在商务交际中,人们应当注意体触的方式以及体触行为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社交场合,文化不同,体触行为就有许多区别。在日本,一般朋友和熟人之间交谈时,要避免身体的任何部位与对方接触,即使是仅仅触摸一下也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

除了轻轻触摸外,再就是当众拥抱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两个妇女见面时拥抱亲热是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或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也常常互相拥抱。两个男人是否相互拥抱,各个国家的习俗不同。阿拉伯、俄国、法国以及东欧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里,两个男人见面后采用热烈拥抱,亲吻双颊来表示欢迎。但在东亚和一些说英语的国家,男人见面一般只是握握手,握手(shaking hands)这一身势语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即友好(friendly)。作为见面和告辞时“握手”已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握手并不是一种全球性的礼节,在有些国家,握手仅限于特殊的场合,如在美国只有被第三者介绍后,被介绍双方才可握手;在日本,见面的一般礼节是相互鞠躬致意;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相互拥抱、贴面,而不是握手。在交际中,最常见的体触行为当然是握手、拥抱和亲吻。除此而外还有其它许多体触行为。而作为交际者应谨慎对待,认真了解每一体触行为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非言语交际行为既有表现性,又有社会性,而且多与文化相连。这是因为非言语交际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注意多积累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认真了解不同国家的非言语交际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达到良好的交流目的。非言语交际作为一种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非言语符号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交际主体强烈的文化特征,它会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内涵迥异。

非语言交际行为,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往往负担着一定的重要信息,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它在整个交际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比语言交际行为所起的交际作用更大。它所起到的代替,调节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交际双方应不断提高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意识和非语言交际能力,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手段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发生文化误解或冲突,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日本人之间的交流方面,重要的不仅在语言,而且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正式的商务活动,除了语言表达外,那些伴随着言语行为的所有非言语的要素都在向交际对方传达着某种信息。

面部表情是丰富的,因为它可以传情达意,然而,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变的表情却难得一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喜怒不形于色。在此,最具代表性的有[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日本人式的微笑)日本人非常注重这种面部表情的运用。所谓的[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是指日本人特有的没有深沉含义却和蔼可亲的笑容,日本人无论在与上司或同辈谈话或走亲访友时都面带笑容,即使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笑容,对此,《日本人的微笑》一书中这样写到:“对对方来说,最令人心情好的表情便是微笑”。

因此,一定要以最令人愉快的微笑面对周围所有人,这是惯例,是常规,向社会显示出精神饱满的状态,是生活的的规范,即使是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也凛然地保持笑容是个对社会的义务。

这种标志性的微笑有好处也有很多弊端。好处是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来影响交流的氛围,即便自己心情有所改变,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别人也不会在意。但弊端却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同的微笑要在不同的场合下出现,常常会使自己活的很累也会给不知情的人带来误解,认为此人深不可测。必有防备之心。

笑在日本人心目中最初总是与美好相连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农耕稻种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对太阳的渴望与追求,成了人们内心永恒的向往与冲动,如果用颜色来描述人们内心世界的光明和憧憬,那就是白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在日本被认为大吉大利)而在感情上的表现就是一种向着太阳的笑,因此在十分重视团体生活的日本人,将最简单也最容易表达的笑视为赠送给对方的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在他们看来笑是一种通行证,一种愉悦众人的武器,是团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品,更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时的信号和语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人常用一种矛盾的心态克制着笑,并对笑过多地灌注了文化内涵和社会的约定俗称,反而使原本十分单纯和自然的笑变得复杂多样和神秘起来。

一个人即使日语说得很好,如果表情配合得不恰当,有时也会使意思的沟通受到障碍;反过来说,即使不用语言,如果非语言交流处理得很恰当,有时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到很好的沟通。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非常独特,了解这一点,跟日本人打交道就会方便一些,而且能避免一些误会。而且学习日语的目的就在于运用口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基础就是要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尊重自己的文化,注重非言语要素在交际中的作用,并准确地运用这些非语言要素来传达信息,这样才能达到良好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0）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1）

引言：

外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跨文化领域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开展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桥梁，日语教学的目的也正是如此。根据最近几年的实践研究和观察发现，目前很多日语系的学生都掌握着较扎实的日语基础，而且还能讲出一口流利的日语。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与日方进行真正的语言交流时，表现极为不适应，究其根本，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将语言交流与文化人为的分割开来，单纯的把语言当做工具，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二者结合不好，日语的真正熟练运用就无从谈起。对于这种现实情况，就要求我们的教职人员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除了理论方面的培训，还应从文化的导入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加深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一、文化导入的概念

所谓文化导入，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入到语言教学中。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对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那么，文化导入究竟指的什么呢？文化导入又被称为“文化移入”，结合日语教学的实际，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对学习者传授语言及语言结构知识的同时。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意义，发现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结构，设法让学生了解以及习得所学语言中隐含的文化背景和应遵守的文化规约，从而使学生获得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

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能够让学生尽可能多的了解中日文化差异，让学生课后主动去认识中日文化差异，建立学习者自己的对比框架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日语这一语言，同时避免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移植到日语表达中去，以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与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传统的日语教学一直强调挺、说、读、写、译等五项技能的训练，去忽视了文化因素对日语学习的影响。即使有文化课程的设置，也今单一的从文化角度进行知识的阐述，而从语言相关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教学实践的较少。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文化背景，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于跨文化的交流来说，语言与文化知识密是不可分的。文化知识的导入直接影响到语言教学的深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目前的教学与应用存在脱节现象

外语教师应该能够通过日常的教育工作得到这样的一种经验：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包括词汇量的增加，还包括实际的应用。只有把应用好，才能做好实际的文化交流，实现语言的真正掌握。但是在日常的教职工作中，很多教师都是把教学的重量放在理论的学习以及影视方面，然而应用方面的运用长期得不到重视，最终导致学习和运用脱节。

（二）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学习日语这门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跨文化交际更加顺利的进行。众所周知，在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日语学习者是不可能只围绕日本国家的文化跟日本人大谈特谈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是交流双方在进行彼此国家文化的分享与对比的交流过程中相互增进友谊、相互了解以及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熟悉。当日语学习者在交际中遇到不会表达的本土文化知识时，就给本土文化提供了最佳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机会。

同时，本土文化针对语言学习者而言，是第二种语言的基础。由于中国与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源源不断，经久不息。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在行为、价值观、思维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增加对日本及其本土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我国和日本文化对比，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学习。通过日语的学习，既能增加对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学习，又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目前日语语言教育中文化导入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日语的教学中普遍采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结构分析法，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日语基础知识的传授上，课堂集中例解单词、精讲语法、辨析各种近义词的区别及分析各种语法现象为主，处理课后练习巩固复习为辅。对学生的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辨识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学生不了解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知识，常常会出现一些看似正确实则不符合日本人习惯的误用。

另外，虽然不少学校也开始了“日本概况”“日本世情”“日本文化”等相关课程，学生也能学到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日本文化知识，教师还需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和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导入。

（二）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

由于长久以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甚至老师还存在着考试成绩至上的看法，教师课堂上采用传统教学法，往往比较重视学生做题的准确度，学生也更加在意考试成绩如何。很多学生学了几年的日语，只知道“武士道”读作“ぶしどう”，“歌舞伎”读作“かぶき”，但是当问及武士道的内涵及歌舞伎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却知之甚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师在课堂上没怎么讲，也不涉及考试。

另外，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自身的因素，这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导入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教师自己对日本文化都不甚了解的话，谈何去给学生讲解？所以教师也必须多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知识以提高自身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的缺失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比较强调词汇、语法的掌握，而轻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常常有很多学生考试成绩很好，词汇量也很丰富，但说出来的话却支离破碎，有的看似正确却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表达。

四、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策略

第一，选用正规的日本原版会话教材。原版教材简单易懂的对话自然会涉及到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相比国内出版社的教材，对日本文化的渗透更加深刻，学生对日本传统文化与社会现状、人际沟通等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原版教材中的会话为日本人编写，大多是日本人之间的对话，所以自然都遵守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对话能够表达出他们正规的相互响应。日语教学初级阶段，应选择一定比例涉及日本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知识的日文原版书作为会话教材。有了这种教材，教师进行文化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就有了出发点，文化知识的导入就变得很自然。

第二，运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在传统的教学设施通常是黑板、粉笔、黑板檫。而现在包括专业的培训学校在内的都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现在的教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问题。教师的口头讲解不能直观的让学生了解教学内容，比如日语。而现在通过网络和多媒体很快捷的帮助学生了解到日语的文化背景，通过这些途径可以直接看见、播放相应的图片资料或视频影音，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社会文化知识”。就比如，很多日语学习者都会看一些日语电视剧来学习日本的文化和语言语境的运用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三，积累相关日本文化知识的材料。教师应该大量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同时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尤其是阅读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学习日本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都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累，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内心世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交际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另外，要大量阅读日文报刊、杂志，除此之外，网上阅读是迅速获得最新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了解日本当前社会动态、社会问题及社会关系的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网上阅读等形式，留心积累日本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有关文化知识的材料。

第四，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必须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还要重视日语运用的恰当性。培养学生中日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学修养和中日两国的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知识，减少汉语习惯对日语交际的干扰。另外，及时纠正学生的失误，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表情、用词甚至手势等都要不断更正或提醒。在讲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要加大交际文化导入的力度，增强学生的文化感悟和辨别能力。

第五，充分发挥日语外籍教师的作用。日语外籍教师地道的发音和表达，相对丰富的日本文化背景知识、适中的音速、适当的音量、抑扬顿挫的音调，都能对学生未来的语言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被派往国外学习，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和语言专家来到中国讲学，各种流派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被引进中国，外籍教师是国外先进教学方法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他们懂得学生在接受这些教学方法时的心理变化和必要的环境因素，能够及时地对这些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通。

第六，运用实践教学，开展有益的课外活动。学好日语抓住几个关键，而发音就是关键之一，学生课堂上开口讲日语的机会不多，大都是老师在讲解。鉴于此，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说日语的机会。如：举办日语专题讲座、开办日语角、搞日语演讲比赛、编导日语短剧等，制造日语学习的人为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到的文化知识通过这些具体形式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以上是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知识的六种基本途径，无论哪种途径或方式的采用，导入的文化内容要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今后要从事的职业性质因素，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循序渐进。教法要得当，内容要适度。

五、结语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像折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就体现在语言中。日语在各种外语中受到重视的程度逐渐加大，这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我们学习日语，不仅要会怎么运用，而且要精通，这就需要我们对日语教学进行适当的改革，也就是把文化导入到教学过程中，使之成为语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让日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展现在学生面前，既了解文化又能学习日语，一举两得，同时也能开拓了自身的知识面，满足了社会对跨文化国际交流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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