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论文大全11篇

治理技术论文篇（1）

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是夺取作物高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各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危害水稻生产的有害生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水稻白叶枯病和三化螟的危害大大减轻，而稻象甲、稻曲病以及水稻生长的中后期病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我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初步掌握了稻象甲的发生特点和综合治理措施，现介绍如下。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治理技术论文篇（2）

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是夺取作物高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各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危害水稻生产的有害生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水稻白叶枯病和三化螟的危害大大减轻，而稻象甲、稻曲病以及水稻生长的中后期病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我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初步掌握了稻象甲的发生特点和综合治理措施，现介绍如下。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治理技术论文篇（3）

近年来，辣椒疫病在福鼎市部分地区发生危害日益严重，重病田死秧率达30%~100%，成为影响我市辣椒生产的主要障碍之一。笔者就辣椒疫病在我市的发生流行规律及防治关键技术作简单介绍，以期为农民在辣椒生产过程中进行此病害的防治提供科学指导。

1发生流行规律

辣椒疫病是由辣椒疫霉菌（PhytophthoracapsiciLeonian）所引起的一种土传性病害，可经雨水、土壤、气流等多种途径传播，除了引起大面积死秧外，还可造成叶片枯萎、果实腐烂、茎杆出现坏死斑以及萎蔫死亡等多种症状，一般病株率为15%~30%，严重时达80%以上，现已在世界各地的辣椒种植区普遍发生和流行，成为辣椒生产中增产增收的主要障碍之一。辣椒疫病的病原菌通常以菌丝体、厚垣孢子及卵孢子在病株残体、土壤内越冬，也可以在其他寄主植物上越冬，成为第2年初侵染源。在潮湿土壤中，菌丝可存活4~15个月，卵孢子在土壤中一般可存活3年。当条件适宜时，越冬后的病原菌随灌水、气流等传到寄主各部位，引起发病，进行再侵染。

福鼎市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降水较多，雨季明显，这给辣椒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丰富城乡人民菜篮子的政策引导下，辣椒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辣椒种植面积逐年增大，新品种引进、栽培条件的改善等措施的实施，其实也将辣椒疫病的发病因素积聚起来，致使辣椒疫病在我市的危害日趋严重。2006~2008年对我市辣椒产地的调查表明，气候适宜时，一般田块减产20%~30%，严重的全田绝收，给当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构成了严重威胁。该病在大棚全年均可发病，露地4月下旬发病，5月至7月下旬大发生，蔓延迅速，2~5d内可危害大部分植株，尤其是刚进入坐果期的辣椒极易感病，常发生果实腐烂，植株大片枯萎，使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防治技术

2.1种植抗性品种

由于杀菌剂对环境和生物的潜在危险性愈来愈强，加之辣椒疫病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一旦地上部分出现发病症状，再采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已很难达到防治效果。如果在种植抗性品种能有效地解决辣椒疫病的前提下，那么种植抗病品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又安全的措施。我国已选育和筛选出了一批抗辣椒疫病的品种，目前生产上常用的抗病性较强的品种有湘研1号、湘研4号、湘研5号等系列以及21号牛角椒、朝天椒、早丰1号、光皮椒、窑嘴大辣椒等，生产者可根据需要选种合适的品种。

2.2采用农业栽培措施

2.2.1清洁田间、减少病原菌原始生物量。辣椒生长期和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病株和病残体，不能将病株和病残体随意丢弃在田间和水渠中，应集中晾干烧毁，以减少病原菌原始生物量。

2.2.2合理轮作。辣椒疫霉菌不仅可侵染辣椒，还可侵染番茄和葫芦科中的50多种作物，因此在我市可以与水稻进行水旱轮作，或与叶菜类和葱、蒜类作物轮作，避免与茄果类和瓜类作物轮作或套作。

2.2.3改进栽培措施。辣椒地应选择不易积水、土壤疏松肥沃的地块，移栽前进行深翻晒土，采取高畦深沟地膜覆盖栽培，及时地进行追肥，促进植株生长，增强对辣椒疫病的抵抗力。

治理技术论文篇（4）

1热蒸发技术

热蒸发技术主要针对含盐量在4%（质量分数）左右或更高浓度的含盐废水进行蒸发浓缩的工艺，其特点主要表现在：①一般使用物理方法进行蒸发浓缩，有时可见化学法（焚烧、高级氧化等）；②废水处理量普遍不大，有的甚至很小；③处理成本和能耗普遍较高；④固废产生量大，成分复杂，无法有效回收再利用等。热蒸发技术主要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再蒸发、膜蒸馏等技术。（1）多效蒸发（MED）技术多效蒸发是让加热后的盐水在多个串联的蒸发器中蒸发，前一个蒸发器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下一蒸发器的热源并冷凝成为淡水，每一蒸发器称作“一效”。一般情况下，循环蒸发器的串联个数（效数）在3~4个。根据工艺条件的不同，其工艺流程主要有并流法、逆流法、平流法、混流法四种。在废水处理上，多效蒸发主要适用于高盐份、高有机物含量废水的单独处理，同时配合膜技术实现全范围的“零排放”工艺。（2）机械压缩再蒸发（MVR）技术利用高能效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系统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热焓，并将二次蒸汽导入原蒸发系统作为热源循环使用[4]。该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蒸发器生蒸汽的消耗量，补充的生蒸汽也仅用于系统热损失和进出料温差所需热焓的补充，节能效果相当于十效蒸发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和先进的蒸发器技术。（3）膜蒸馏（MD）技术膜蒸馏是一种以蒸汽压差为推动力的新型分离技术，即通过冷、热侧相变过程，实现混合物分离或提纯。与传统蒸馏方法和其他膜分离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运行压力低、运行温度低、分离效率高等优点，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废热和余热等作为热源。根据膜下游侧冷凝方式的不同，膜蒸馏技术可划分为接触式、空气隙式、气扫式和真空膜蒸馏四种形式[5]。近些年来，膜蒸馏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与膜分离技术相同的问题，如：膜污染、结垢堵塞等，应用领域还不是很广泛，可商业化运行的技术难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2膜分离与热蒸发组合技术

治理技术论文篇（5）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治理技术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 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 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治理技术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治理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020-03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的系统理解

技术指进行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的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是指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任务、要求和性质，为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的目标、强化其功能、保证其质量，在高校思想政治实践中采取的一切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的总和。

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必然要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应包括三个子系统：（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计划、组织、机制等，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实际，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可以阐述为高校思想政治目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方法论管理。（2）对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人员的管理。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的任用、培养、考核等，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不仅包括在行政系统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教辅人员、还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生干部队伍。（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管理。

在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的基础上，系统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集中探索和阐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系统中建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技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队伍管理的技术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过程管理的技术，以作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水平的落脚点，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持。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国际社会全方位的交流更加频繁，以各种方式流入我国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也面临新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多元化和传递网络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意识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私欲膨胀，产生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持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网络信息量之大、信息传递速度之快、信息内容的良莠不齐对以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国际风云变幻、信息多样和交流网络化的条件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还存在许多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内部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为：（1）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来看，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体系不够完善；（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队伍参差不齐。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和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人员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其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存在知识和业务技能上的缺陷；（3）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务过程中的技术有待提高，管理创新能力不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效果难以保证。此外，目前学校思想政治还存在着单向灌输多、双向交流少，集体受教多、因人施教少等不足，实效性不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重点和特色不清晰，影响了思想政治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 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是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体系中实用性最强，最贴近实际，对高校思想政治效果影响最直接的要素，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最薄弱的领域。应对新形势、新问题，需从大局出发，克服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技术、队伍管理的技术和过程管理的技术。要把握思想政治实施方向，优选思想政治内容、方法和途径，减少或纠正思想政治偏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技术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技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从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的方法论、目标论、组织论三个方面来确实提高其技术。

第一，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是一个围绕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进行管理活动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党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出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然后层层落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根据总目标和保证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并把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和个人考核的依据。其主要环节包括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系统、组织好思想政治目标的实施、依据事先确定的目标做好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检查和评估，如此循环反复，构成一个有序的思想政治目标管理的过程。

第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起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思想政治组织机构，使组织成员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怎样设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结构，是高校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切实提高其思想政治组织管理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设计上要遵循分工协调和权责相称原则：在设计思想政治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时，做到职能与目标的统一、政令统一，既要明确规定每一管理层次和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又要赋予其完成自己职责所必需的管理权限，避免责任落空或“瞎指挥”。

第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就是指导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具体实践的管理观念，它提供的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维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行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有助于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管理，促进学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技术，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决策、自我调节、信息反馈和考核评价几个部分着手。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管理中运用各种方法，从管理科学角度，引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

2.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选拔、培养、激励、指导、引导、促进和鼓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能，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切实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抓起，提高其技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提供人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不仅包括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如分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辅导员等，还包括学生干部队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学生干部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选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入口，把好入口关是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的基础，建立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队伍管理机制是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自觉通过自学和实际工作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高校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考核，科学设计考核方案，根据科学公正的考核标准，让思想政治工作者明确自身的优缺点及其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要建立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制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位聘任、晋级挂钩。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程序等，考核优秀者列入学校先进个人的评选序列，并给予奖励。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时也可能会犯错，要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3.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为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诸要素加以监测、改善、控制，使之达到良好状态的过程。正确运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沟通技术。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可缺少的途径，思想政治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教育和控制等管理职能要通过沟通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沟通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沟通，要达到交流、加强了解、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目的。为了使沟通收到预期效果，掌握沟通技术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善于把握沟通的最佳时机。当发现有某些问题的预兆或者刚发生时，要及时沟通，不失时机地通过沟通解决，不使势态扩大。（2）善于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方式。在注重沟通的说理性、原则性的同时，也注意恰当地选择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发挥环境的特色心理作用，会使沟通事半功倍。（3）要善于控制沟通中的情绪。沟通既是思想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合理地控制情绪、调动感情是使沟通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4）要善于倾听。沟通的本质是交流信息，表达是向外传递信息，倾听是向内获取信息。要真诚地倾听他人讲话，要集中注意力，鼓励对方表达心声，并善于从他人的谈话中学习。

沟通的方法，异彩纷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灵活地加以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沟通技术。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授权技术。授权的本质是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分解和下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不同层级有不同的职权，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素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即时性，使授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授权是管理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有效的授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技巧。授权过程进行得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必须掌握和不断提高授权的技术。

上级领导要克服授权的思想障碍，选择、培养被授权者，并给予鼓励及协助，扶持他们提高本领、用好权力，做到授权权利、承担责任、应得利益的统一。下级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辅导员，常常接受上级的授权，面对多变的、复杂的实际问题，果断、独立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一方面在接受上级的授权的同时，自己也应该认真学习和把握授权的技术，善于培养学生干部，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学生干部，让学生干部的队伍形成一个网络。当然，下级在大胆工作、不断创新、积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同时，要主动向上级传递工作信息，接受上级的指导与监督。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授权技术掌握好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疏导工作和人文关怀就时时都在，进而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涉及面广，既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本质、原理、内容和机制的实现，依赖于管理技术的落实和提高。因此，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了系统的理解后，对其三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技术、队伍管理技术和实施过程管理技术作了些探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创新发展，从而提出更好的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新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治理技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6 ― 0115 ― 03

现代信息技术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各领域，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工作者，深感到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教育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教学措施改革，教学手段更新无不与信息技术有关。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一线教师，怎么界定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如何适应信息技术传播应用的趋势下提高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水平来促进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使之更能切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与学生的需要等等，需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探究。

一、信息技术的内涵

信息技术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一是认为信息技术是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具体是指在数据和信息的创建、存储和处理中以及知识的创造中使用大量物品和技能。人类的信息技术历经了古代和近代的发展变化，从最初的语言文字、印刷术到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现代的信息技术主要是指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用于信息的获取、识别、处理、存储、检索、显示和利用加工的技术群体：二是认为信息技术是能动技术，就是通过计算机技术与电信技术结合对文字、音频、视频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加以传播和利用：三是它是一种管理手段，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一定培训，掌握信息技术，使人与技术充分结合，促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高效运行。四是认为信息技术就是应用技术，其功能就是对信息进行分析，把接受的信息进行传递，把控制的信息进行交换，它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三位一体。关于信息技术还有更多的定义，我们应该在复杂的解释中概括出其本质之义，就能掌握其精髓。这几种解释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解释，简言之，信息技术就是对信息的获取、识别、处理、存储、检索、显示和利用的技术群体。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结合，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平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海量的信息，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使受教育者增强学习兴趣和动力，这是今后教育者应该重视的手段和掌握的技能。

二、信息技术渗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

信息技术无孔不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例如，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通过互联网对我国进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信息大国不惜代价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安全等方面进行新殖民主义侵略，妄图颠覆控制国家政权或控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另一方面，网络不良信息，比如黄情对当代大学生影响严重，网上大量存在不健康信息，这些信息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目前信息技术在思想教育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了新活力，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不再单调

传统受教育的形式一味地依靠教师的灌输，教学形式与手段单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方面，不仅要重视内容选择，更应该注重教育方式。如果采取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愿意欣然地接受，这种形式无疑会大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获得较好效果。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采取音视频、动漫等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实现了从相对单一到多样性的转变，信息技术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变得宽阔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因素是时空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充分使用信息技术，大大地拓展了教育时间和空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时间可以任意选择，当前的微博、微信等先进的交流平台可以在线交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下载APP随时可以学习和传播相关内容，没有必要再规定具体时间；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适地选择，不必再固定教室，当前高校校园网络基础建设有较大的改观，网络基本覆盖校园的各个角落，随时随地可以用WiFi接受传递信息，随时随地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3.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得到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优劣以是否取得较好的效益做为衡量标准。效益的好坏与投入和收益有关，投入多，收益少，效益就不高；投入多，收益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就好。一般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大，收益和投入的比率高低与效益成正比关系，收益、投入越高，效益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提高信息技术的使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资源分享，共享，这样就可以节约教育资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还可以对资源进行分析和整合，以便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2）加强信息技术应用，让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了解更为全面，更为及时，以便使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及时分析，采取对策，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有利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做出总结，有利于今后改进工作方式，从而为提高教育的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想进一步了解和具体掌握各个要素的运行情况，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补充，哪些需要删除，哪些需要保留，都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和分析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量化分析，获取自己想要的数据和结果。

（3）加强信息技术运用，丰富使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通过信息技术，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让信息技术与教育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灵活、多样的教育辅助手段，让受教育者欣然接受，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在信息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这三个方面的加强，从长远的角度极大地节约了教育的投入，增强了教育的效果，获得了预期的教育效益。

三、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

（一）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思政课教师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对课程的开发、整合、设计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思政课教师必须接受相应的信息技术培训，来适应这种变革的需要。当前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学校应该重视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努力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信息化教育培训创造条件。通过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积极鼓励和调动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整合的有效模式，从而提高教师整体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学校要大力营造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整合研究的氛围，在教学中，鼓励教师开展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多媒体教学，使教师树立和形成信息化教育的信心和使用的良好习惯，不断推进和提高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能。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对思政理论课教师提供便利的同时对教师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传统教育资源多是纸质，如今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海量的信息，内容包罗万象。这就对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科技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对信息进行认真加工，去伪存真，但在一些教师中出现了重应用轻提高的现象。比如有些教师利用网上资源丰富、获取便利的特点，课前不精心备课，备课只是将收集的资料进行简单的归纳整理，甚至不加任何加工就进行全盘复制，内容不管是不是符合教学实际，是不是符合学生特点，直接拿来为己所用，长期这样，大大降低个人的分析能力和钻研能力，个体的创新能力得不到发展；有些教师对多媒体课件、视频内容和网络在线课程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心理，不愿花时间精心备课，备课也没有以前那样认真用心。另外，还有一些青年教师虽然掌握了扎实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但在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忽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提高。

（二）信息技g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件的影响

一个制作完备的教学课件，能大大提高上课的效果，激发学生上课的兴趣。从信息的表现形式来看，在教学的过程中，同一个知识点可以以穿插声图并茂等多种形式表达出来。不同的信息形式对人的作用效果不同。有关研究表明，“学生只听仅能记住知识15%，只看仅能记住知识的25%，但是听和看结合起来可以记住知识的65%”；多媒体的优势是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听觉、视觉的特点，把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教师要充分发挥在多媒体教学中信息技术的使用，通过进行处理加工文字、图片、图表、声音、动画、影像等多种媒介，充分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功能，增强和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当然，要获得这种效果，需要教师具备熟练地信息技术使用能力，在实际中，由于时间、精力、财力和能力有限，创新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地提高。再之，必须加大对新媒体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的技术，才能较好地驾驭这些媒体形式，成为媒体使用的主人而不是被媒体化。

（三）信息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思政课教育模式要坚持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方案相结合，在教育实践中，信息技术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信息技术原理与思想政治理论中，强调教学过程中各个要素的整体协调，发挥整体功能的最大化。

因此，信息技术的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强调要突破以教师为中心传统教学模式，建构一个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体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双主型”特征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教师角色实现由演到导的转变。在教学中，就是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导演作用，对教学活动实施开展起到指导、协调、促进、督促、评价和总结作用。教学的另一主体―学生则成为信息加工与情感体验的主体，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起到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主动建构者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把教学环节中的各个目标，设定清晰，加强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才能得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课程整体教学目标。近几年，个别高校在探索“思政课”教学改革，在实践活动中灵活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合作式、参与互动式、研究讨论式等教学方法交相使用，同时综合运用案例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加强师生间互动，增强教学时效性和实效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益受到当代大学生的喜欢。这为形成和完善体现“主导―主体”特征的“双主型”教学模式的推广使用提供了的丰富经验。

信息技术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信息技术的便利作用，加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渗透性，规避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消极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加大提升思想政治教师队伍整体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建设，不断促进信息技术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今后要紧紧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的信息技术的提升以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整合、教学课件的制作、教学模式的创新等方面，最终达到促进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丁豪杰.信息技术综述〔J〕.科技信息，2008，（18）.

〔2〕江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信息技术整合问题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07，（09）.

〔3〕关桂芹.论信息技术与提高思政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J〕中国成人教育，2007，（11）.

治理技术论文篇（10）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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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论文篇（11）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21

中图分类号：F2731；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96-04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ZHANG Ziyu， YUAN Shulei

（School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bstract：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 of enterprise lifecyc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which is the co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Using samples from firm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rom 2006 to 2015，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different stages by cash flow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atever the lifecycle stage is. When the enterprise is in the period of growth or recession， the balance mechanism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CEO duality ha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has no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life cyc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技术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和经济结构再平衡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推进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与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董监高作为企业组织执行技术创新的核心机构，在企业的成长期与衰退期，董监高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态度有所不同[1]。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董监高治理包括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是否会受到董监高治理两种机制的积极影响？若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是否一致？本研究控制了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研究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本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受董监高治理机制和生命周期影响的理论成果，从实证方面深化了微观层面关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方面与董监高治理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1文献评述

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企业规模和市场力量等因素的影响[2～4]；但是拥有类似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的公司表现出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力，这需要从公司治理角度来解释[5]。公司治理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6]，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董监高治理机制，无疑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制度因素。

关于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结论有所不同。基于管理防御假说，董监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下会做出减少研发支出决策，提高职业经理薪酬能降低管理防御对研发支出的削弱作用[7]。廖中举、程华发现货币化奖励能有效提高研发人员满意度[8]。但赵国宇认为管理层薪酬激励并不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薪酬激励通常与短期会计利润相关，经理人不愿将精力投入到需要长期投入的技术创新中[9]。高管持股也是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高管持股使其利益与企业未来发展联系更紧密，推动管理层积极进行技术创新[10，11]。

关于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结论也不一致。两职分离的制度安排是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有助于实现内部权力制衡，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12]。但是鲁桐发现两职分离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13]。独立董事制度也是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6]，其中技术独立董事有着专业化的背景和相应的技术才能，能够监督和提高公司董事会做出的研发决策质量[14]。但是，何强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会弱化执行董事关于研发投入的战略决策，导致技术创新能力降低[15]。

上述研究从静态角度考察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仲鸣、张鹏则站在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及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16]。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关注动态生命周期视角下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董监高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与内在机理。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包括董监高薪酬与高管持股水平；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主要包括两职分离与独立董事占比。选择动态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本文聚焦在企业的成长期和衰退期。成长期是企业发展关键阶段，研发投入水平是企业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抢夺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衰退期的企业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绝处逢生的机会。

21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与生命周期

熊彼特指出技术创新能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其他企业的效仿会导致利润减少，为了继续占据市场有利地位，企业不得不进行再次创新；管理层越积极进取便越重视技术创新。显然，无论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企业管理层的积极进取程度与董监高机构的激励机制有着紧密联系。为解决问题，委托人通常会与高管达成薪酬绩效契约，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与竞争优势；当董监高的薪酬水平越高，董监高的积极进取程度通常越高，企业技术创新也更积极。

高管持股水平也能解决问题，高管持股水平越高，公司股东利益以及高管个人利益更容易达成一致，使得经营者更容易从企业长期发展视角开展创新活动。尤其在衰退期，管理层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技术优势。但是，成长期的企业经济效益较好，持股较多的高管会将精力集中在市场开拓与扩大生产规模上；同时，出于管理防御动机反而创新不够积极，会留存较多收益以应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局面。因此，持股较多的管理层在衰退期会积极进行企业创新，而在成长期则不一定。本文提出如下假O：

H1：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董监高薪酬水平对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但高管持股水平仅在衰退期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22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技术创新与生命周期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分离是为了清晰划分委托人与人的职权范围，防止形成内部人控制而采取的内控措施。但两职分离对企业技术创新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两职分离造成两者更容易对技术创新进行责任推卸。董事长可推脱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是总经理日常管理的责任，总经理也可推卸技术创新是董事长把握的战略方向选择；其次，代表委托人股东利益的董事长与代表人利益的总经理，两者利益视角并不相同，会造成决策过程较慢，不利于推动技术创新。

独董作为董事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舶来品在我国水土不服，出现不少“花瓶独董”“董而不独”等现象，显示出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作为不足。独董占董事会比例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董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因此独立董事的占比并不能反映董监高治理有效性，对研发投入水平很难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无论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的企业，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都没有积极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设置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消极影响；独董比例对技术创新没有影响。

3研究设计

31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B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了企业研究与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披露细则。本文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在剔除金融业公司和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得到2006～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10422个观测值。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性变量按1%水平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3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上述假设，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innov=a0+a1dir_ceo+a2indepen+a3s_bsm+a4holding+∑βicontrol+ε

被解释变量innov是技术创新，与鲁桐研究一致[13]，采用公司当年研发费用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解释变量包括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监高薪酬、高管持股4个变量。本文采用两职分离与独董比例来度量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采用董监高薪酬与高管持股来度量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

本文采用现金流组合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17]，如表1所示。现金流组合法根据经营、投资和筹资3种现金净流量的符号，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的特点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为快速发展，需要加大对固定资产和研发支出的投入，需要不断地筹集资金。所以其经营和筹资现金净流量为正，而投资现金净流量为负。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市场占有率已经较高，不需要加大固定资产投入，也不需要向外部融资。所以其经营现金净流量为正，而投资和筹资现金净流量为负。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情况比较复杂，企业虽保持市场原有份额但是逐渐走向衰败，其经营、投资与筹资现金净流量可正可负。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反映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4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表3显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研发支出占总资产比值rd_as与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值rd_rev的四分之一分位数和四分之三分位数差异很大，说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上有很大差异。两职分离dir_ceo的均值为0724，说明上市公司两职分离情况占724%，两职分离情况较为普遍。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的均值为0371，符合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三分之一比例的设置要求。董监高薪酬s_bsm均值为1504，标准差为0705，不同企业董监高薪酬差异较大。高管持股holding也存在很大差距，均值为0158，四分之一分位数为0，而四分之三分位数0326，表明各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差异很大。

42回归分析

表4显示，无论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变量dir_ceo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小于0，两职分离设置对技术创新有负面影响；变量independ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企业独董占比对技术创新没有作用。无论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都没有积极推动作用，与假设2预期一致。

无论在成长期还是衰退期，变量s_bsm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0，董监高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当企业处在成长期时，变量holding不显著，高管持股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当企业处在衰退期的时候，变量holding显著大于0，高管持股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与假设1预期一致。总体而言，董监高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表4还显示，变量board在成长期不显著，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影响；但在衰退期，变量board显著小于0，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反而起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董事会规模及独董比例属于制度安排，与技术创新无关。在衰退期，董事会规模对技术创新有消极影响，企业现金流极为宝贵，按照制度要求维持独立董事会规模，企业需要一部分流动资金用来支付董事的薪酬和福利，这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43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选用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rd_rev）度量研发投入强度，表5回归结果表明，无论当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时，董监高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没有积极影响；董监高机制的激励机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仍有积极推动作用，与假设预期仍然保持一致。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现金流量组合法区分了企业的不同生命阶段，考察企业成长期与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解决目前实证文献中关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董监高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是否一致的争论。研究发现：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董监高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但高管持股仅仅在衰退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推动作用。②公司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没有推动作用。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两职分离对企业技术创新有阻碍作用，独董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则没有影响。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①虽然两职分离是一种委托人与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安排，但两职分离容易造成对技术创新进行责任推卸。另外，两者的利益视角并不相同，会造成决策过程缓慢，不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构建新机制以抵消两职分离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作用，使董监高真正立足于公司的长远利益进行技术创新投入。②当企业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内，董监高治理结构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一致，尤其是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当企业逐渐从成长期迈向衰退期时，在维持独立董事占比这项制度安排上，企业董事规模越大，维持独董占比所付出代价就越大；应尽量控制企业董事人数，节省可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制度顶层设计者需要重新审视维持独立董事规模制度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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