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基金论文大全11篇

财富基金论文篇（1）

本次峰会以“财富传承”为切入点，试图破解当代中国家族传承的密码。汇海内外财富家族传承典范，成一时顶级商业世家精神传承之盛。

本次峰会汇聚数十位商业、公益和文化巨擘。包括美国印刷大王当纳利家族第五代ElliotDonnelley，法国穆里耶家族第五代成员孔艾力，日本月之桂酒株式会社家族第十四代增田德兵卫，韩国现代财团家族成员ChungKyung Sun等世界知名家族成员；香港港龙航空创始人曹光彪之女、华翔航空董事总经理曹其敏，三德慈善基金会主席、新加坡三德集团家族第三代之女高千媛，CapitalAsset董事、新加坡陈敬父子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家族第三代Tan Hong Beng，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大宅门”白家后人魏雪，新加坡余仁生等十余位华人家族传承典范人物；以及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原高盛全球合伙人、家族财富传承中心创始合伙人徐子望，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中国原驻法大使吴建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秦朗，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东方园林董事方仪，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牛奔，源坤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智，香港科技大学陈江和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倩等。峰会由《环球第一财经》、《波士堂》节目主持人刘晔主持。

吴建民对与会的企业家家族二代提出厚望，“你们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中国的财富传承已经成为国际话题。”秦朗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到了重要的交接班节点，不仅考验着企业家自身的人生和财富传奇能否持续，也考验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将近40年的发展能否持续。”

徐子望以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承为例指出，“当我们的有形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文化和精神的财富就会演进和发展，进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让我们告别土豪时代，进入一个高贵的财富时代。”

“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没有的规律，但是中国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烦恼，怎么办？”王均豪提出，“民营企业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关乎着中国经济未来能不能发展。所以，均瑶要做百年老店的探索者。”

“我们的家族企业之所以可以传承到第五代，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是循环投资的，不断地创造平台，让家族成员生活在一种透明的环境中。”埃利奥特・当纳利分享了当纳利家族的传承和慈善故事。

增田德兵卫揭开了增田德兵卫商店传承340年的秘密。“在日本，很多人都劝我们把公司规模做大，但是我们都拒绝了。我的父亲说，一升瓶子只能装一升酒，再装就会溢出来。”

魏雪讲述了白氏家族的慈善故事，以及她从中看到的不灭的家族精神财富。“家族的金银财富可以随着政治因素、历史的变故而灰飞烟灭，但是先辈们赋予家族的精神财富是会代代相传的。凭借着这些精神支柱的力量，即便是家道中落也可以东山再起。”

徐永光围绕“家族基金会―家族精神和财富传承的不二之选”这一主题指出，“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为家族注入一种精神，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不断地追求卓越，从而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他特别提到了盖茨基金会的运作。“盖茨基金会一是做风险慈善，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个是建立了双治理结构―盖茨基金会+公益信托，信托赚钱，基金会花钱。这种模式中国正在学习。”

陈越光以“企业传承之道上三大路口”为题，对与会的家族传承者们指出，“30年内，你们在传承时会遇到三个路口。第一个路口，德尔菲神庙路口：点亮你的心灯，照亮自己―找到你最喜欢、最可行、最擅长三者重叠的部分。第二个路口，弗洛伊德路口：在父业中认出自己―在企业的愿景中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第三个路口，哈姆雷特路口：穿越生死的生命融入志业中―真正懂得并完成被命运召唤的事情。”陈越光勉励他们，“虽然这些路口只能一个人孤独地通过，但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一个新的境界的开始。”

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执行出品人、慈传媒总裁吴金豪主持的“家族慈善与家族传承”的论坛上，方仪指出，“家族基金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凝聚和团结家庭的成员，在这个平台上传承家族的思想。家族成员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读懂家族的精神，真正了解家族的需求，对家族基金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徐永光、Elliott Donnelley、牛奔、Kyungsun Chung、高千媛、方仪在这一论坛上作了精彩辩论。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家族企业寿命跟所在行业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有三个特色行业对家族企业的寿命有不太好的影响。一是周期波动性明显的行业；二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三是成长性需求比较高的行业。所以家族企业在IT业中难以存活。”彭倩介绍。

孔艾力、赵涛、彭倩、新加坡余仁生集团总经理Joanna Wong、安徽森隆集团总裁黄、集美控股集团董事赵宁参加了“家族企业转型升级与家族治理”论坛的讨论。

第二场论坛之后，源坤控股集团旗下的坤裕基金与坤融财富联合《中国家族财富暨源坤经济评价基准指数》与《家族财富现状及未来趋势预判》，用数据的方式对中国家族发展现状与财富管理需求增长进行了专业的解读。源坤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智发表了“传承与变革―家族基业荣耀的智慧之旅”主旨演讲，从产业投资战略高度为家族财富的传承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财富基金论文篇（2）

美国的慈善团体众多，其中最具经济实力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公益基金会。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首先对公益基金会的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它是“一种依照各州法律建立的、以非营利性公司或慈善性质信托为形式的实体。它的主要目的是向那些与己无关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文化宗教或其他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至今依然强劲，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比2005年总资产增长11.6％，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390亿美元，比2005年的拨款金额增长7.1％。2007年美国公益基金会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相对于2006年，总资产增长9％，拨款金额增长10％。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公共事业、艺术文化等领域，2006年这几个领域所占总拨款金额的比重分别为23％、23％、14％、12％，可以说，公益基金会的贡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都不及当今的美国。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盛行并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来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得以兴盛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美国公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石。

一　文化传统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产生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设计，另一种是自发演进。英国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认为：“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纵观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情况：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慈善事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并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调整供需关系，使之趋于均衡，逐渐演化出公益基金会这种当今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模式。

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财富不断积累、集中；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暴露出纯粹的自由竞争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坚守“小政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福利机构和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矛盾。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心道义，美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某种制度创新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民间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需求，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供给的产生并非没有根基，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便带有偶然性，由于其报酬递增效应强化了这一制度的惯性，仍然会刺激该制度遵循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而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欧洲，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的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尽管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慈善机构都受教会领导，但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减弱，民间也开始涉足慈善事业。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和《慈善用途法规》是有关慈善事业最早的法律，它为支持或从事慈善事业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提供某些特权。这两部法律规定，凡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实体，诸如教堂、医院、学校，都能享受免税待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慈善思想随着北美移民而移植到美国，成为了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北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扶危济困的慈善组织，它们往往带有宗教色彩。

美国的慈善事业没有仅仅局限于“授人以鱼”，而是逐步转向“授人以渔”。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没有“旧大陆”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它推崇个人奋斗和勤劳节俭的品德，深信出生贫寒的有志者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美国社会还普遍认为给子孙留下丰厚的遗产会助长其惰性，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甚至贻害无穷。因而美国很早就有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使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圆其“美国梦”。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认为单纯的施舍可能加深贫困，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除生前开展的诸项慈善事业之外，弗兰克林在遗嘱中为波士顿与费城分别留下了1千英镑用于公益事业。尽管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但为日后的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确定了基调。

19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出大批富翁和慈善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创办了若干个公益基金会，并为其他公益机构提供大笔捐赠。他还发展出富有浓郁清教风格的美国式慈善捐赠思想――在其文章《财富》中，卡耐基表达了“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财富管理人”“带财而死的人可耻”等观点，号召富翁们把自己的财富看作大众的信托基金。他还认为，基金会不是局限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慈善事业，而是主要从事具有前瞻性的公益事业，要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基金会不仅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还要跨出国界；基金会不应该被死去的捐资者左右，而应该给予托管人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基金会能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性。这种财富观和慈善观使卡耐基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开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就深受卡耐基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一步给富人施加了思想压力，使回馈社会成为富人应尽

的一项道德义务。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除20世纪20年代略有逆转之外，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包括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新政”，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的主体政治基调。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和政府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并向各大财阀施压。富豪们作为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竭力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动乱和革命，“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曾一度令公益基金会黯然失色，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福利事业应该主要由私人承担，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作风，因而更有效率。在示范效应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公益基金会蔚然成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从1913年起才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1917年才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税收减免，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建立都在此之前，可见早期成立的大基金会并非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于公益慈善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创新，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根源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传统和政治上“政府越小就越好”的观念导致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对民间公益基金会的制度需求。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清教特色的慈善思想逐渐形成，并广受认同，促成了美国民间对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供给。

二　市场经济与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非财富最大化，从而使该行为模型更接近真实情况。换言之，行为主体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利益包含许多方面，有金钱、资产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也有名声、良心等精神方面的利益。人们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又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可能相互补充从而名利双收；也可能相互冲突而不能两全。人们往往要权衡利弊，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对二者维持均衡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成熟，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资本积累与公益基金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集中。面对巨额财富，美国富豪开始考虑如何“散财”。他们进行制度创新，捐出财产建立起公益基金会。

近一百年来，美国经济虽不免经济衰退的困扰，但确实保持了较长的经济增长期。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垄断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正是这些“强盗爵爷”转变成慈善家的行动，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河。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又涌现了一批富豪(如靠投资起家的“股神”巴菲特)，再加上税率节节攀升的影响，战后掀起了兴建基金会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的大牛市中，信息技术产业催生了诸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新贵，公益基金会则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量人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他们中的许多成功人士会陆续将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捐赠出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进行了研究，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出现新一轮的公益基金会兴建浪潮，无论在个体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公益基金会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人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使美国社会具备了雄厚财力，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大的贫富悬殊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们不但有物质财富的需求，还有精神财富的需求，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所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此时就不得不散财。出于美国的慈善文化心理和社会改革的压力，富人纷纷建立公益基金会，以改良社会、增进福祉。慈善家们因其“散财”而得到名望和心理满足，同时也减少社会仇富心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公司基金会也能对母公司产生很强的正面效应，因为企业通过回报社会来扩大其知名度，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由此，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捐赠意愿二者兼备，公益基金会兴盛的条件就成熟了。

(二)资本市场与公益基金会

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运作和绩效管理，其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具体运作聘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士，遵循财务公开规则，接受外界监督。“一般说来，(私人基金会)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公益基金会能够进行正规化、企业化的管理，一方面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和普通企业一样善于经营其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以免坐吃山空而破产，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发生有损基金会名誉的腐败事件。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经济实力与资本市场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不仅因为股市行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关系到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资金的多寡，而且因为股市行情决定着基金会的资产金额。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大多不是现金，而主要以非现金的形式存在，如股票、债券、住宅、收藏品等。一方面，善款大多以非现金的形式捐赠，因为非现金的捐赠能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并且美国税法对财物捐赠的最高免税扣除额度低于现金捐赠；另一方面，公益基金会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将其绝大多数资产都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回报，使其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让公益基金会能够长久，甚至永久地维持下去。然而，一旦经济形式不妙，公益基金会也在劫难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信息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使许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资产与捐赠数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发展又恢复了增长态势。在2001年到2007年的短短几年间，从事慈善捐赠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从6万家增加到7万家，2007年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也刷新了2001年创下的峰值，达到429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是公益基金会防止自身资金的过快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三)税制激励与基金会

美国税收制度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对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税法有三个非常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高资产者的高税率、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这种制度安排激励了富人的捐赠行为，对于高税率的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高税率与捐赠免税的政策之下，保持巨额财富(尤其是遗产)并不能实现持有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适当的捐款反而能少纳税。

联邦政府税收以直接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所得税自1913年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之日起正式开始征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累进性。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税法的修改，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起征点逐渐降低。在1944～1945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一度达到94％(实际税率90％)。尽管肯尼迪和里根时期都曾大幅降低最高税率，但所得税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早在1917年，美国税法就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尽管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

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虽然二者并非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尽量阻止财富长期在家族高度集中的目的。由于如果一笔巨额财产不作慈善捐赠，则可能有一半将用来交税，所以为了合法避税，美国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税率高，所以涌现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事实上，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不排除含有个人的自私目的的可能性，即，利用免税优惠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遗产税显然有损于富人的资产，美国国会屡次提出取消遗产税的议案，但始终没有得到通过。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打算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计划，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损害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富人自觉地、而并非被迫地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遗产税对公益基金会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税制积累，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在短短几百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社会财富，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人们也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美国成熟的资本投资市场为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资金提供了保值增值的多元投资渠道，使之能够在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向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而对慈善事业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慈善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三　法治环境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建设

公益基金会能否实现长期稳步发展，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相关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产生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中，美国基金会一方面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享有各种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及舆论的监管和约束。

(一)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地位

公益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保证，尤其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如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美国建国伊始就高度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强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个人的财富积累，也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权益。从建立之初，美国公益基金会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权利、义务分明，能自主掌握巨额资金的接收、发放及合法地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它作为非营利机构，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其组织管理、人事聘用、财务安排等具体操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就不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了因管理过度而产生新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行政管理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主要防范公益基金会滥用优惠政策为私人牟利。美国公益基金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而且日益脱离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按照基金会自己的使命进行运作。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政治权利受法律保护，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只要不违反法规，就可以参与除具体立法之外的任何事务，例如，它们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宣传等活动。尽管美国也出现过不公正对待公益基金会的现象，但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掀起了对公益基金会的全面调查，看是否涉嫌“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这冲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但公益基金会没有被这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摧毁，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名声更响。最终，国会的调查结论是这些指控不成立。通过这场辩论，自由主义在美国思想界巩固了地位，公益基金会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情况日益复杂化，各种相关的协会、论坛纷纷出现，比较有名的有基金会中心、基金会理事会等。它们一方面研究、监督和促进公益基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组织和联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的权利服务，成为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政府一般都对公益基金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传统上公益基金会所发挥的扶危济困功能，但公益基金会在平衡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政府经常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性组织发放。……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并未成比例地增长。……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1983年，里根政府在行政部门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益基金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承认基金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美国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它们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美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正面效应，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成就与美国基金会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分不开的。

(二)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管

在“委托－”模型中，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人拥有委托人

所没有的私人信息，他可能利用这种私人信息采取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其委托人的效用。捐赠人与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委托一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基金会是一种被寄予很高道德期望值、负有社会使命的金融机构。人们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基金会代为管理，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任何丑闻对于公益基金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旦名誉扫地，丧失公众的信任，它就会失去资金捐赠来源，因而美国公益基金会一般都非常重视自身信誉与公众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需要外在的政府管理和舆论监督。如果公益基金会不受约束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公益基金会的内部财务运作成为一种私人信息，就容易产生欺诈行为。此外，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往往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公益基金会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得加强自律并接受舆论和政府的监督，以维护该行业的信誉，从而争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捐赠者的权利、避免税收流失，还能促进公益基金会的行业规范，有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公益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依赖于员工的道德素质、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还必须受到外部的法治和舆论的“他律”。只有内外监管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可能避免公益基金会的潜在欺诈行为。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的，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氛围，反托拉斯、开征所得税等对垄断资本家不利的举措相继出台。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富豪开始建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但社会舆论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公益基金会成立不久，美国国会就对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审查，决定要通过税收手段对它们加以规范和监管，于是，美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国税局成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管理部门。

当20世纪50年代的基金会丑闻曝光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指出了有关公益基金会的税收漏洞。1961年，在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又一次对免税的非营利机构开展调查，发现许多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为己谋利。在60年代的激进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1969年美国出台了税制改革法案，加强了对公益基金会的规范和约束。美国的税法对享有税收减免的慈善机构进行详细定义，尽量从源头上杜绝以公益基金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公益基金会从注册成立到免税申请、从资格审查到组织运行，都有一整套法律程序。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公益基金会都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道德风险。

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仅限于经济手段――税收。在任何一个州建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经过国税局按照1986年通过的税法中的第501(c)(3)条款确认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才能享受税收减免。为了避免有些公司用“假”捐款的方式通过公益基金会来逃税，1969年的税法规定1979年以后，公益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虽然当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福特基金会，但如今福特基金会所持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极少，关系不再那么密切。

美国税法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公益基金会的特点，制定不同税收优惠法规和监管措施，一方面鼓励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防止私人从中渔利，因而详细得近乎繁琐。它把从事慈善捐赠的基金会分为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与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两大类。前者资金来源单一，包括家庭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后者获取资金的渠道多且互不关联，主要以社区基金会为主。私人基金会受到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定的限制，如对其投资收入征收特许权税、禁止自我交易行为、给年度资金分配设定下限、对其下属营利性企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实施管理投资的审慎标准和对基金会拨款的约束等等。按照美国税法中的支出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私人基金会须将每财政年度的资产平均市场价值中的至少5％贡献给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享受对净投资收益所征的2％(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降至1％)的特许权税。而国税局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没有对私人基金会的管理那样严格，并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拨款自由度等多方面特权，因为社区基金由该社区的民众建立，其决策机构一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而且能够受到民众的很好监督。

综上所述，美国健全的法治环境为公益基金会确立了合法权利和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的适当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保证了公益基金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论

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兴盛是由美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种子之于土壤、养料和阳光的关系。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奠定了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

财富基金论文篇（3）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财富基金论文篇（4）

1.引言

随着财富管理产品数量的增多，产品类型的增加，以及投资者需求的多样化，投资者在选择财富管理产品时应该关注产品的哪些因素，或是如何准确评价财富管理产品的收益状况、风险水平，更好地制定一套财富管理计划，已成为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财富管理产品的基本特性一般包括收益、风险方面，并且产品的复杂性促使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些简单指标，产品的稳定性和成长性、管理团队的才能都应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本文以投资者为导向，分别对几种典型的财富管理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归纳出财富管理产品的评价因素。

2.研究思路

财富管理产品是风险定价和金融创新的结合，财富管理产品是通过承担风险获取收益的，因此，在评价财富管理产品时，必须为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部分寻找风险来源。根据市场财富管理产品的综合分析，风险来源主要概括为五类，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购买力风险。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财富管理产品的实际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之和，评价财富管理产品需要衡量产品的风险，并计算相应的风险溢价。

根据这种思路，许多著名的学者都为之做了深入的研究。夏普（William F.Sharpe）、林特纳（John Lintner）和莫辛（Jan Mossin）在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证券市场中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均衡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资产定价模型给课题组的研究奠定了评价的理论基础，它亦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我国也有许多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宋军、吴冲锋（2008）运用了MONAVA的方法细致全面的分析了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影响因素及偏差；徐书洪（2009）从投资者的视角，以花旗银行2007年2月27日在国内发行的“涨跌双赢型”美元1.5年期产品作为案例，采用期望收益率和超额收益率对股票挂钩型产品进行收益评价；王未卿、刘潋（2011）采用统计的方法研究了保本型债券挂钩理财产品的预期与实际收益率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影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的宏观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上述几位学者都是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收益以及影响收益的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在评价无论是基金还是券商集合理财计划这种财富管理产品时，都采用了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本依据的多因素模型。财富管理产品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划分分为可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和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这两类产品的收益率的性质不尽相同。课题组认为，针对可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因它们收益率随业绩的好坏而变动，因此我们可通过多因素模型算出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以期给投资者以参考。针对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财富管理产品，通过建立模型，衡量出在既定的风险下，某个财富管理产品的理论收益率，然后与实际的收益率进行比较，衡量出这个财富管理产品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以这样的结果指导投资者进行投资。

资产定价模型运用的关键点在于计算预期收益率和各风险因子的风险溢价，课题组需要对收益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3.财富管理产品收益因素分析

综合文献来看，财富产品的收益评价指标主要分为简单收益指标和风险调整收益指标两大类，简单收益指标主要有实际收益率、超额收益率、期望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和净值增长率等，风险调整指标则包括特雷诺指数、夏普指数、詹森指数、信息比率和M2测度指标等。

事实上，目前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中就是用“净值增长率”指标来反映基金的运作绩效，该指标也因此成为基金投资者对各基金进行比较和评判的重要依据。而在国际上对基金投资绩效的衡量已有通用的指标，这就是累计净值增长率指标，又称时间加权收益率（Time weighted Rate of Remut，TRR）。Peter Dietz（1966）提出了时间加权收益率法，利用该指标可计算出单位投资在评估期内的收益率，以有效衡量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其可取之处在于它克服了现金流对收益率测算的影响，只计算评估期内始终存在的那一部分资金的收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指标已逐渐成为国际著名基金评价公司和基金投资者用来衡量、评价基金实际投资业绩的标准方法，同时也已被多数基金管理公司所普遍接受。

4.财富管理产品风险因素分析

4.1 市场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确定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对象时常常会面临市场风险。由于我国的财富管理产品如股票型财富管理产品等追求的目标通常为长期的资本增值，所以市场风险是我国财富管理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投资对象为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货币、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的价格波动常伴随着资本市场波动，因而财富管理产品面临的风险也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机因素等等，这种种因素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变动，从而产生了市场风险。

现阶段我国财富管理业务的市场风险具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并未全面实行利率市场化，汇率相对较为稳定，同时在发行方的对外投资的有效渠道也相对匮乏。因此，目前资产管理业务所托管的资金主要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所以现阶段我国财富管理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证券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仍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紧密相关。我国证券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未能形成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投机气氛浓厚，股价的运行经常脱离价值基础，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不完全，金融投资品种有限且缺乏做空机制，使得发行方不能通过构造有效的证券组合来充分避险；二是我国的上市公司未建立有效的内控和运营机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缺乏良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加大了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三是市场中现有的中介机构并非独立超然的机构，不能从外部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这就加大了市场投资者的信息鉴别成本和交易成本，并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形成机制，再加上市场本身固有的价格风险，最终导致市场风险的不断积累和放大。

4.2 管理风险因素

财富管理产品的管理风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运作过程中，产品管理人会因自身的知识、技巧、经验等主观因素，根据其接收到有关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相关公告、证券价格走势的预测等各方面的信息做出不同投资判断和决策，从而影响产品的收益水平；另一方面，产品的托管人和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管理方式也是影响产品收益水平的因素之一。

4.2.1 财富管理机构内部治理存在缺陷，直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业绩水平

产品管理团队、产品托管人和持有人共同构成了财富管理产品运作当中最关键的当事人。财富管理机构管理水平的高低和机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都将直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业绩水平，从而影响财富管理产品的价格水平。在财富管理产品的管理中，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市场经验的丰富程度、市场走势的准确判断、分析决策能力的强弱、投资水平的高低以及个人诚信品质等都会影响其对信息的敏锐度，和对经济形势、证券价格走势的专业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财富管理产品收益水平。这种由于财富管理产品管理团队素质所引起的投资财富管理产品收益的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管理风险”。一个高水平、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产品管理团体往往能盘活一支乃至几支财富管理产品，但水平低下、经验欠缺的财富管理产品管理者在竞争残酷、风险巨大的证券市场上则鲜有成功范例。

4.2.2 自主研发和定价能力不足，导致财富管理产品竞争力不强

目前我国财富管理机构的研究部门规模普遍较小，投资经理的操作往往还要借助公司之外的财富管理机构、基金和咨询机构的研究力量。这样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不是第一手资料，投资经理难以就上市公司的销售、利润、竞争、成本控制和行业发展趋势等获得最新信息，无法对市场变化作出迅速反应；二是风险较大，比如财富管理机构的研究机构推荐的股票可能正是该财富管理机构的自营盘正在跟踪或已经操作的股票，其风险可想而知。

4.2.3 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团队存在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我国财富管理业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财富管理产品的设计到销售整个过程中都应高度重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券商为客户确定所选的财富产品时，应根据客户的各项需求、资金规模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各方面因素来综合判断，以降低操作风险。财富管理业务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仅需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防范操作本身隐含的操作风险。例如，因财富管理机构不仅在承担管理业务时要向客户收取管理费用，同时还会收取买卖手续费，由于利益的驱使，管理机构可能为增加手续费收入而增加交易频率，让客户支付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又如，由于自营业务的存在，可能出现不同的资产管理账户之间或资产管理账户与自营账户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此时财富管理机构就不能保持完全独立进行公平交易；再者，在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财富管理机构可能会因为前者收益高于后者，而将自营业务优先于资产管理业务进行交易，给客户造成损失。

4.3 流动性风险因素

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资产不能以合理的价值及时变现而产生的风险。为降低此类风险，在设计财富管理产品时，一般会规定一些产品在特定的投资期限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或终止。反之，对于那些可以提前赎回或是终止的产品，由于市场利率或其他宏观因素变化，可能会导致产品的大规模赎回，这必将影响该产品资金的流动性，从而使流动性风险陡升。因此，券商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可能会对投资者的赎回或终止产品的请求加以限制，导致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无法赎回，即使可以赎回也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或付出较大的成本。现实中，一些发行量较少、信用评级较低、近期评级下调、发行公司信誉不高的财富管理产品往往会因交易量较少而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4.3.1 巨额赎回导致资金缩水，投资后继乏力

不同财富管理产品的流动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开放式基金可以随时赎回，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在开放期内也可以随时赎回，若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大规模赎回，将会给财富管理产品带来巨大的影响。巨额赎回是指当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当日净赎回量（赎回申请总数扣除申购申请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其规模的10%时的状况。大规模赎回会给财富管理带来以下这些问题：（1）可用资金减少，财富管理产品价值投资“后继乏力”。（2）规模不稳定，投资经理面对大行情操作受掣肘。（3）削弱价值投资理念，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4.3.2 存续期内清盘风险，产品面临“三输”困境

根据《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在券商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客户少于两人，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华泰紫金智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2011年8月2日遭清盘，成为首只未到期就不得不清算的集合理财产品。拥有顶尖财富管理人才的财富管理机构何以未能阻止财富管理产品的清盘，究其原因，是由于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同时新发产品扩容速度远远不及老产品缩水快，导致基金净值大幅缩水，基金规模不断降低，致使投资工具无法满足存续条件时，就不得不面临终止计划的清盘风险。集合理财计划规模少于1亿元的出现并不意外，或有更多产品面临清盘风险，一旦清盘，财富管理产品的相关当事人均会遭受损失，对于监管部门、证券公司、投资者来说将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4.3.3 委托管理资金的时限过长，风险无法及时转移

委托理财周期短，到期日集中，证券公司运作难度大，这些是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不可避免的问题。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的初始封闭期大多为半年或一年，在资本市场整体系统风险较大，投资品种单调并缺乏有效避险机制和避险工具的情况下，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良好回报，证券公司难以制定出稳健、周密的投资计划。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化投资，很难取得稳定回报并常常伴随着高风险。一旦到期资金运作不佳，回赎困难，容易发生客户挤兑，并有可能导致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4.4 信用风险因素

财富管理产品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的信用情况改变导致财富管理产品项下任何到期款项于赎回日的给付发生变化。一般而言，投资者是金融机构的无担保一般债权人。当金融机构资不抵债，面临信用风险时，有担保债权人比无担保一般债权人对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旦遇到这类情况，投资者可能出现一定的投资收益损失，甚至本金也会出现一定的亏损。由于很多券商没有自身推出财富管理产品的能力，他们会选择向境外一些更大的投资银行购买相关的财富管理产品如结构性票据或产品。这些境外发行人也可能会在利息支付或本金返还义务上发生违约。境外发行人信用评级的变化可能会使相关境外投资工具的价值随之变化，甚至其母公司或关联公司的信用评级都会影响投资工具的价值。

4.4.1 交易一方因生产经营不善导致履约能力低下

基于套期保值或投资等目的而参与财富管理产品交易的机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投资、生产和销售等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而导致盈利下降或亏损甚至是破产或其他的财务问题，致使其履约能力下降甚至丧失，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融资方或管理机构就不可避免的发生违约，从而导致信用风险的产生。

一旦境外发行人申请破产或进行债务重组等类似程序，可能大幅缩减或延迟境外投资工具的应付款项。因此，境外发行人违约会导致投资者面临投资本金的较大损失。

4.4.2 交易一方因信用风险的连锁反应而导致其发生违约

信用风险具有滚球式的扩大效应，能产生较大的危害。一个交易者因多种原因违约，会使其交易对手也发生违约，进而违约风险就像瘟疫一样在整个金融市场传播，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导致总体经济风险。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资信优良的大型金融机构，虽然具有财富管理产品技术性强、交易程序复杂、定价难度大等特征，但是他们有能力依赖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顺利的创新设计、发行销售这类产品并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者，具有很大影响力，一旦发生违约，将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严重信用危机。

4.4.3 刚性兑付的信托行业特殊潜规则日益受挑战

此前，众多投资者未对信托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坚信信托的“刚性兑付”。所谓“刚性兑付”，指的是信托产品到期时，若信托产品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需要兜底处理。实际上，“刚性兑付”并不是一个明文规定的法定义务，而只是信托业一个长期潜规则。“刚性兑付”将风险与投资者隔离，使投资者获得高收益却并未完全承担对应的高风险，这是信托产品受到市场狂热追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刚性兑付”本身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尤其是随着风险爆发增多，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信托公司本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时，那么实质性的违约将不可避免。且不少信托公司也在尝试打破该惯例。

4.5 购买力风险因素

购买力风险是指财富管理产品的利润将主要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基金的实际收益下降，给投资者带来实际收益水平下降的风险。

比如某一产品的年利率3%，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3%是名义利率，假如通货膨胀率5%，则实际利率为负。当人们持有100元人民币时，年终价值103元，但若持有100元的商品，年终价格为105元，即年初的100块可以买到的商品到了年终却买不到了，这就是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或者货币在对内贬值。

Fisher（1930）认为，实体经济和货币部门是独立的，因此假设利率的预期实际收益由实际部门决定，即实际利率由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因此利率的预期实际收益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不相关。该假说很容易延伸到任一实物资产的收益率。譬如股票，即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发生变化时，资产名义收益率会相应做出等幅调整，通货膨胀率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完全能够通过资产的名义收益率体现出来，从而导致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发生变化。

5.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财富管理产品在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笔者在上述分析中得出财富管理产品面临主要概括为五类，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购买力风险。风险的大小决定着产品的定价，同时决定了产品的收益的大小以及稳定性，因此，对这些因素投资者们应抱有谨慎的投资态度，只有在宏观的对市场环境客观考察以及对微观产品仔细研究后，方能做出合理的投资规划。同时，与财富管理业务的高速发展相适应，财富管理产品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也在各发行主体内部初步形成，本文对财富管理产品评价因素的分析为构建成熟有效的财富管理产品评价方法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我国财富管理产品的规范发展及系统评价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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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龙子泉，赵红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5，1：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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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计划《财富管理产品评价方法与体系》。

财富基金论文篇（5）

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正式启动

郭　晶

2007年5月14日，首届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新闻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成功举行。会上，学习型中国促进会的秘书长王富荣先生宣布，旨在帮助百万元中产家庭洞察理财机会和陷阱的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正式创立。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美国金融管理学会中国首席代表孙英等嘉宾出席了此次新闻会并分别致词发言。

史建平教授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富裕的中产阶层，但同时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而抵御风险，把握风险中存在的机会首先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财富基金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3.7，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2-0053-05

一、引言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非金融机构的工商企业将流动性较差但预计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将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分离与重组并提高其信用等级，将组合资产的预期现金流收益权转化成可出售和流通、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型证券，实现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我国2005年8月推出第一个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项目，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共试点了9个项目，累计融资金额262.85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1年又重启了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未来将会逐步扩大基础资产的范围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正在向常规化推进。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企业资产证券化会对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否增加了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富？在目前大样本研究还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未来更好地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提供参考。

2006年6月，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浦东建设）就借中国证监会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机会，将下属上海浦兴投资和无锡普惠投资所拥有的部分市政道路BT项目的回购款合同债权成功实施了资产证券化，并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只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作为标的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也是首只向基金公司成功发售的资产证券化产品。2012年8月，浦东建设又借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重启资产支持票据产品试点的契机，以部分BT项目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成为本次ABN产品的首批试点企业。完成ABN发行后，浦东建设将成为国内首家在证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分别进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的上市公司。因此，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融资项目为研究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财富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企业资产证券化能给发起人带来益处，主要表现在：（1）节约企业成本，包括信息不对称的减少而降低的经理人成本、降低债权人因资产替代效应而发生的监督成本、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承担的利率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企业债券利率低而节约的资金使用成本、公司借助特设机构提高税盾收益而降低的破产成本，最终实现企业总价值增加。（2）优化资本结构。发起人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加公司价值[3，4]。企业资产证券化通过风险隔离机制将资产证券化资产的信用风险与企业的整体风险隔离，增强了企业的借款能力，为那些不具备传统融资条件的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被证券化的资产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移出，因而不会增加发起人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不会增加企业的负债水平。（3）增强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企业把流动性低的资产转化成现金，促进资金周转，可以用筹集的资金去拓展更多的能产生正净现值收益的业务，从而增加公司未来的收益，还可以用于偿还现有债务，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当期收益，从而使股东受益。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2期2013年第2期（总第182期）邱成梅，赵如：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财富效应基于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研究

如果资本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这些优势会体现为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富效应。资产证券化对于公司整个发行在外的股票都有一个正面的积极作用，因为资产证券化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正向的“信号”。因此，外部投资者一般都偏好进行证券化公司的股票，使得证券市场上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

但是，资产证券化对企业债权人的财富效应还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证券化是一种从债权人到股东的纯粹财富转移游戏。证券化低风险资产会导致资产出售者的风险增加，从而提高资产出售者的资本成本，剥夺了公司债权人的财富。也有观点认为，资产证券化不必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资产证券化对债权人的效应要视证券化所融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

综上所述，关于“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否增加了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富？”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国内更没有对这一命题进行过实证检验。由于目前国内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样本数量有限，对企业资产证券化财富效应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探讨。本文在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为典型案例，从市场反应和财务绩效两方面对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发展提供实证上的依据。

三、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案例概况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浦东建设）是“浦建收益”专项计划的发起人。浦东建设成立于1998年，于2004年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核心业务是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市后，浦东建设从传统的施工承包商转变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商和金融服务商。公司2003年引入“BT模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但是，公司也面临不少经营风险和现金压力，首先，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的金额大，回购时间长，存在一定的回购风险；其次，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公司的短期投入远大于短期收入所引起的现金流压力逐渐显现。对此，浦东建设从金融创新入手来拓展公司的资金来源。2006年浦东建设将BT项目回购款的合同债权打包出售，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

浦东建设将13个BT项目的合同债权出售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设立“浦东建设BT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发售浦东建设BT项目资产支持优先级收益凭证和次级收益凭证。专项计划存续期为4年，优先级收益凭证总计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推广；次级受益凭证1500万元由浦东建设的两个控股子公司浦兴投资公司和普惠投资公司认购，并在计划存续期内不得转让。该专项计划于2006年6月22日设立，浦兴投资公司和普惠投资公司于23日收到全部4.25亿元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偿还部分短期借款和用于部分BT项目的投资。

四、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反应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在融资活动中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投资者的短期财富效应，是指通过计算融资活动公告前后某段时间（事件窗）内公司实际收益与预计收益之间的差额，来反映融资活动在短期内对投资者财富的影响。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浦建收益”公告日前后证券市场的反应，考察浦东建设公司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是否给其股东带来超额回报。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具体步骤为：

1.确定事件期。“浦建收益”的批准日是2006年6月21日，6月22日正式设立，该事项于6月22日及6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所以我们选择2006年6月22日为事件发生日（媒体首次披露的时间），记为第0天，事件期为[-5，5]。为了获得连续的交易数据，较好地拟合浦东建设股票收益率的市场模型，我们选取事件期前110个交易日为估计期。

本文选取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来反映短期偿债能力，选取资产负债率来反映长期偿债能力见图3。浦东建设用资产证券化所融资金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在2006年归还的银行贷款远远大于借入的银行贷款，所以，公司2006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267亿元，从而降低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也就是说，在资产证券化当年，浦东建设的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都有所提高。

但是，在实施资产证券化后的三年，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三个指标均不断恶化，到2009年末这三个指标值分别为0.214083、0.106753和0.709853，劣于资产证券化之前的水平。浦东建设在资产证券化后的三年处于项目投资密集期，资金短缺，偿债能力下降，从而对企业无担保债权人产生负的财富效应。2010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好转，是因为公司又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发行了5亿元短期融资券、7亿元中期票据、引入保险资金30亿元。

（三）风险水平分析

进一步运用Z值模型对浦东建设进行财务预警分析。Z值模型的思路是运用多变量模式建立多元线性函数公式，即运用多种财务指标加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称为Z值）来预测企业的财务危机。Z值模型理论，是Altman通过对美国 1945～1965 年之间的33家破产企业（制造业）和 33 家正常经营的企业（制造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于1968年发表的研究结论而形成的理论（Z值模型）。Z值越低，则企业潜在的破产可能性就越大。

从表2可看出，在资产证券化当年，Z值提高到1.7528。但在实施资产证券化后的三年，Z值不断下降，到2009年末降到了0.0055。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选取的基础资产都是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了企业整体的资产质量下降，而一旦企业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对已经出售的基础资产不再享有受益权。总之，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后财务风险的不断增加会给企业的无担保债权人带来不利。

六、结论与启示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否会增加发起人的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富是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务都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选取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作为案例，从市场反应和财务绩效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浦东建设进行资产证券化给其股东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首先，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公告的市场反应，结果显示，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为股东带来了平均0.154%的超常收益，在事件期的累积超常收益率为1.69%，说明浦东建设在此期间能跑赢综合AB股市场的整体盈利水平，浦东建设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公告给其股东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其次，分析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前后的财务数据变化发现，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显著增强了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的增强又将给其股东带来长期的财富增加。也就是说，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企业资产证券化都会对其股东产生正的财富效应。

2.在资产证券化当年，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给其债权人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在资产证券化当年，浦东建设的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和Z值都有所提高。因为实施资产证券化，使浦东建设的现金资产增加。

3.在资产证券化后的三年，浦东建设的偿债能力指标恶化，财务风险上升，导致企业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增加，对债权人产生了负的财富效应。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本身具有周期性。浦东建设在资产证券化后的三年正处于项目投资密集期，资金短缺，导致偿债能力下降。二是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选取的基础资产都是企业的优质资产，资产证券化所融资金除偿还部分短期债务外，其他的用于新的项目投资，如果这些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则导致企业整体的资产质量下降，财务风险增加，对企业无担保债权人会造成损害。

基于浦东建设资产证券化的案例研究结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善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财富效应：

1.提高企业资产证券化对企业债权人的财富效应，一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企业资产证券化所融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将资产证券化所融资金进行再投资时需更加谨慎，减少高风险项目的投资，以保障企业债权人的权益。

2.可以选择基础设施BT项目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的突破口。对企业来说，基础资产的流动性越差，实施资产证券化的财富效应越高。基础设施BT项目具有流动性差、合约标准化程度高、易组合的特点，而且BT项目的回购方是政府，风险较低，是我国比较适合证券化的资产。因此，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3.加快推进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化发展。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大、发行较为频繁的公司，资产证券化的财富效应越大。尤其是对那些投资具有周期性的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投资周期将资产证券化作为常规的融资工具进行融资，以不断地获得现金流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也可以为扩大投资规模、增强盈利能力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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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laire A. Hill. Securitization： a lowcost sweetener for lemons[J].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1996，74：1061-1111.

财富基金论文篇（7）

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日子里，让我们感动的是志愿者的捐助，让我们为难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尤其是资金来源。这个时候，读一读资中绮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评述》，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资中绮说她最初是从研究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时“开始注意到除教会、庚子办学之外，还有洛克非勒基金会的作用。”随着她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发现，“该基金会从1915年成立到1949年，在中国工作领域之广、对中国关注之执著，以及实际上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所起的作用，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学者的兴趣开始变得严肃和深人，从基金会切人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继而是观念和动机的分析，做出哲学层面的理念归纳，从而得到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解答，这为我们在现阶段探讨公益事业发展的捷径有相当的意义。知识分子的可贵，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资中箔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评述》最大的意义在第三部，也就是“评述”。不是简单的追述美国源远流长的基金会，也不是简单地介绍美国的公益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当然在这些描述中也显现了作者明确的观点。第三部是描述基础上的分析，尤其“捐赠的动机与哲学理念”一章值得细读。其意义不在于她分析的是否准确，而在于她是以学者的责任心为我们今天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探索。这种责任心秦晖先生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中也有强烈的表达。我曾感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痛。帝国主义列强、传教士、育婴堂、精神鸦片、伪善，这种思维定势已经很难让我们理解西方的教会慈善和公益事业”。资中绮女士印证了我的感慨，并且告诉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理解西方的教会慈善和公益事业。

茅于轼先生曾经评价这本书说，大家都在谈论生财、创造财富，资中摘女士却讨论“散财之道”，是发出的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是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我认为，资中绮女士的“散财之道”不是简单的讨论把赚来的钱散出去或者怎么散出去的问题。而是探讨一种对于财富的“聚散观”，是建立什么样的“财富聚散观”的研究，是对形成“财富聚散观”的文化观念的研究。这让我想到了人们对亚当斯密的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富国论》研究聚财，《道德情操论》研究散财。只不过亚当斯密在研究聚财时的利己思想与研究散财时的利他思想让人回不过弯儿来，人们未曾聚来财，何曾想到散财?只有智者深邃的思考，才能认识潇洒在于聚散总有。其实中国有把赚来的钱以各种各样方式散出去的历史，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不乏一掷千金、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是如果散财不当，反而助长了好逸恶劳和仇富心理。资女士的《散财之道》就是替示我们学会怎样散财，以现代意识和现代MPApolitics/" target="_blank" style="color:#FE6002">公共管理思想健康发展公益事业。她的《散财之道》是以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为切人点的宏观社会总财富的公益性积累与合理使用问题研究，是以正确的公益事业观念引导人们健康的公益行为的思考。“非典”来时，我们感受到了公益的崇高，“非典”走了，我们应当形成“聚散总有”的潇洒。

财富基金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4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74-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8

收稿日期：2013-12-2；修订日期：2014-02-25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Pension Wealth

YU Juyu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Postpone retirement is defined as “progressive” reforms， but most people worry about loss. Based on pension wealth model， this paper mad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ostpone retirement on pension wealth using cross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its impact depends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rameters. There is rising pension wealth range under possible parameter combinations，which means delay retirement does not equal loss； when life expectancy is predictable， the longest delay retirement age has a certain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extension space of retirement age for women is longer than men，to extend the same time， women will get more benefit than men. Therefore， the delay retirement polici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or different group， and implementing mandatory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flexible retirement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parameters for workers rational choice； to build corresponding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etc. based on changes of the impact parameters.

Keywords：pension insurance； postpone retirement； pension wealth model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已进入“怎么做”的讨论阶段，而不是“要不要”的辩论阶段。尽管延迟退休政策被定调为“渐进式”改革，但其前景仍不容乐观。根据近日媒体开展的“关于延迟退休及缴纳社保年限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0%的市民不愿延迟退休，支持者多为政府公务人员。不愿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是“不愿多交少领退休金”；而“在职收入比退休高”是愿意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1]。

那么，延迟退休的收入效应是否正如市民的主观感受，或部分学者的观点？――收入较高的人群因延迟退休将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则相反，出现“多交少领”呢？为了减少短视或心理惯性造成的现实障碍，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厘清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延迟退休对个人利益的客观影响。本文基于养老金财富的视角，通过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力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延迟退休后个人养老金财富是增还是减？二是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如何？三是延迟退休有无最适年龄？如果有，又是多大？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关于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做了大量研究。格斯特曼（Gustman）和斯顿莫尔（Steinmeier）以及克里（Coile） 和格瑞博（Gruber） 等根据不同方法，运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养老金财富及其变化等关键变量对个人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2～3]。安卓（Anderw）的研究表明，决定退休可能性的重大经济因素不是恰好在某一时点上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而是由于继续工作所带来的养老金财富的增长[4]。邦德（Bound）等发现健康状况好的人提前退休的概率远小于健康状况差的人[5]。

国内关于退休年龄决策的定量研究，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二是非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年龄决策的激励作用。对于个体特征因素，如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家庭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封进、 孙佳佳、钱锡红等学者主要运用统计学和计量模型，基于微观个体的调查数据，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6～8]。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失业或下岗可能性越大的个体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高；而劳动者收入水平越高，则越不愿意离开劳动力市场，越愿意推迟退休年龄。

对于非个体因素，如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给付办法、养老金替代率、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国内代表性研究主要基于养老保险精算原理。汪泽英、曾湘泉运用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模型，计算出分年龄退休人数比例，发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对企业职工选择提前退休有激励作用[9]。彭浩然测算的结果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激励提前退休，并且这种负面激励作用的行业差异性较大，低收入行业职工的负面激励更严重[10]。刘万根据精算中性原理，分析了

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延迟退休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取决于养老金参数的不同水平组合[11]。李珍、袁中美等运用养老金替代率模型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延长退休年龄，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都将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延迟退休更有利于提高退休后的经济保障，而高收入者将更低[12～13]。

以上研究对于中国养老保险退休年龄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个体特征因素方面，如工资收入、健康状况等对主观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种主观决策行为，到底是否理智，需要客观标准检验。其次，微观个体调查数据的质量能否保证，并非不可置疑；此外，个体特征因素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外在因素，它们不可能成为退休制度改革的主要决策因素。

关于非个体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学者主要运用社会保障财富增减原理，基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具体模型构建和参数假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如在构建模型时未能区分制度中人和新人；一些研究未区分男女退休年龄的现实，一律假定为60岁退休；彭浩然根据一组假定的参数组合，得出的相关结论无疑存在片面性[14]；刘万在模型构建时，假设延迟退休期间不继续缴费，基于此假设测出的最优退休年龄显然虚高[15]。替代率只能反映养老金的相对水平，不能说明总量的变化，而终身养老金财富的增减才是退休者最终关心的，只是员工的有限理性，还不能从整个生命周期的得失来进行理智选择退休年龄。

养老金财富是指生命周期内养老金收入减去养老保险缴费后的期望净现值。本文基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分人群构建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运用交叉分析法，分析主要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于不同的参数组合，测算养老金财富的损益系数，据此判断最优退休年龄，以期修正个体主观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设计和职工最优退休年龄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是1991年提出的，经过试点实施后，在1997年全面确立的。统筹账户采用现收现付制，体现社会公平；个人账户采用完全基金积累制，体现经济效率。 2005 年底国务院又出台《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2005〕38 号），其改革核心在于进一步调整基本养老金制度的缴费和计发办法（后面简称新的计发办法）。根据38号文件，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8%，完全来自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不再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的再分配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基本养老金的给付办法做了较大调整，新的计发办法建立了缴费与养老金待遇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多工作，多缴费，多得养老金。新的计发办法如下：制度新人：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人的基本养老金相比新人多一块“过渡性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月标

准=（1+本人月均缴费工资指数）÷2×参保人员退休时该区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月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职工每年缴费指数之和/缴费年限；职工每年缴费指数=职工每年缴费工资/缴费时当年度本市在岗职工年平均缴费工资；个人账户养老

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

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由统筹账户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支付；目前退休人员调增的养老金也全部来自统筹账户。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可做如下假定。

（1）在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养老金财富变化时，不考虑个人账户养老金。因为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具有完整的个人产权。如果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账户没支付完，可以继承；此外，个人账户如果支付完了，还可以按照退休时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由统筹账户继续支付。

（2）基础养老金假定为非缴费型公共年金，即无缴费成本。因为个人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缴费完全来自企业，甚至在2000年前，企业的部分缴费还要进入个人账户。所以从个人缴费成本来看， 基础养老金属于非缴费型公共年金。

故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的养老金财富净值可以统一转化为“基础养老金财富净值”的变化。

2. 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的构建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

假定某类职工开始参保年龄为a 岁，正常退休年龄为T岁，预期寿命为e0岁，参保后第t年的年缴费工资为Wa+t，统筹地年均缴费工资为w β（x）为养老金财富损益系数，如果 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减少，相当于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延迟退休施加了一个隐性税收（implicit tax） ，说明延迟退休导致职工利益受损，对延迟退休有负向激励；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增加，相当于个人因延迟退休获得一笔隐性补贴，说明延迟退休增加了职工利益，对延迟退休有正向激励；β（x）=1，表示不同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相同，符合精算中性原则，即无论何时退休，面临的退休激励都一样。

三、 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7）和（7′）可知，不同参数组合，同一退休年龄下的β值有所不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规定： 男性60周岁， 女干部55周岁， 女工人50周岁，同时工龄满10年；此外，对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做了相应规定。

对此假定，女性职工a=20，T=50；男性a=30，T=60。根据目前养老金实际收益率2%～3%的现实，设r=3%；运用Excel编程，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β值。

1.基准组合下的定量分析

当g1=14%，g2=10%，e0=74 时，根据图1中的对应曲线，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延迟退休的β值均为抛物线，β值由起点1先升后降，先升至最高点后下降至0，男女最高点（x，β）分别为（6，1.21）、（15，2.25），即男性延迟6年到66岁退休，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1.21倍；女性延迟15年到6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2.25倍。这说明在这一组合下，男女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限分别为6年和15年，小于这一年限的延迟退休都是有利可图的。

其次，在参数组合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对应的曲线普遍低于女性，说明延长相同退休年限，女性获利程度高于男性。

此外，延长相同年限，中人的β值小于相应的新人，即中人因延迟退休的获益程度小于新人。因为中人有过渡性养老金，它是对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工龄的认可和补偿，是对个人账户积累不足的弥补，它主要由“视同缴费年限”决定，即中人在未建立个人账户之前的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受延迟退休年限的影响。若考虑之，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加上一个正数。如果β>1，结果会变小，对应区间的曲线呈现下移趋势。同理，当a增大，即缴费年限降低时，根据公式（7）和（7′）可知，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减去一个正数，如果β>1，则会使结果增大，对应区间的曲线就会上移。这说明延迟退休对缴费年限短的人更有利。

2.主要参数对β值的敏感性分析

（1）预期寿命e0对β值的影响。

根据图1可知，当其他参数一定时，随着e0值的增大，同一退休年龄对应的β值越大，且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相应更大；在曲线的上升阶段，女性前10年即60岁之前，三条曲线几乎重合，说明β值的增速相差不大，但之后，三组曲线的纵向距离显著拉开，即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β值的增速明显放大；在曲线下降阶段，三条曲线基本平行，说明β值下降的速度基本相同。

此外，根据图1和表1可知，在g1>g2的不同组合下，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如e0=74岁时，最高退休年龄基本为65岁。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有利于更大程度提高养老金财富，且在预期寿命一定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优年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3. 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

根据相关参数的可能组合，通过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男女最优退休年限，即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延迟退休不等于职工利益的受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取决于参数组合。根据几组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参数组合，测算的结果表明，β值均存在大于1的上升阶段，说明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加职工终身养老金财富。当g1=14%、g2=10%、e0=77岁时，女性养老金财富最大可以增加为原来的2.79倍；男性增加为原来的1.42倍。

（2）延迟退休的最大提升年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和参数组合，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并且最高退休年龄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而加大。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且在预期寿命可预知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长年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e0=74岁时，女性最高可延长15年，男性可延长5年。

（3）延迟退休对不同人群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一定的参数组合，延长退休年限相同时，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相对更高的人群――女性大于男性；制度新人优于制度中人；缴费年限短的人群高于缴费年限长的人群；养老金增长速度小的人群高于增速大的人群。

2.政策启示

（1）延迟退休具有客观必然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应扩大；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养老金财富，而且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也会因之扩大。此外，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会增加，且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16]。所以民众应理性看待延迟退休，不能仅凭主观感受而否定这一改革，从而阻碍改革进程，延迟退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2）延迟退休政策应坚持强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因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男女职工间的差异较大。如在基准参数组合下，男女养老金财富净值达到最大的退休年龄几乎一致，为64～65岁，但由于目前女性正常退休年龄主要为50岁，而男性主要在60岁以上，所以他们能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差较大。另外，延迟相同退休年限，女性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高于男性。故建议女性延迟退休的力度高于男性，或女性先延迟退休，男性延后再实施。与此同时，为了尽量降低延迟退休对特定人群的影响， 提高民众的认同度，必须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实行法定延迟退休的同时推行弹性退休制度。

（3）政府有必要保持养老金参数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以便职工结合自己的收入-闲暇偏好、身体状况、预期寿命等情况，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灵活而理性地选择退休年龄。同时，根据养老金财富影响参数的变化，建立相应的利益调整机制，如果延迟退休引起养老金财富降低，应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如延迟退休后第一年基本养老金绝对值小于不延迟退休的数额，应予完全补差。

（4）协同推进其他退休政策的调整。一是原有的提前和延迟退休政策仍应保持，如对从事高强度或有害健康的工作可提前5年；对于高级职称、高级专家等可以延迟退休。同时，要特别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下岗等弱势群体的最低退休年龄。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应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否则扩大不同人群延迟退休效应差距，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不建议同步增加其法定最低缴费年限。因为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的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两个账户的缴费义务全部由个人承当，而职工只需承担个人账户的缴费义务。相比之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是缴费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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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9）

财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分类和解释。个人职业生涯中的财富是指人们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时，社会对其反馈的合理回报。一般在个人或家庭金融的讨论中，常常从个人职业生涯和家庭特征方面研究财富的基本范畴，为了简单方便起见，我们这里讨论的财富主要是指个人从职业岗位获取的资产或相应的价值形态资金，并且略去具有家庭效用特征的自然的、精神的或其它人文方面的财富要素。

确定个人财富的内涵后，下面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多少财富才能满足，即个人的财务自由问题。对“个人财务自由”的概念我们分两个步骤来理解。首先，什么是个人财务?按照金融理论的一般解释，人们把资金在市场中的运动叫做“金融”；把资金在厂商中的运动叫做“财务”，按照这种范式，个人财务就可以理解为资金在个人生活消费、投资、保障等活动中的运动；其次，什么是财务的“自由”?对自由的解释可以从哲学、法律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来进行。经济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厂商的活动尽量少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厂商只在市场规则的支配下从事自己的活动，以达到最佳利用资源的目的。按照这种解释，个人财务自由是指个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自主支配自己的资产并且能够取得最佳的运用效益，所以把握个人财务自由内涵的关键就转化为个人财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和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问题。

个人财务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因为个人财务的根本问题还是资金的运用问题，所以金融市场上厂商资金运用的一些一般规则，例如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还是继续适用的，除此以外，我们应该重点强调个人财务中资金运用的终生均衡性规则。至于个人财务自由中的“效果”，有专家提出如下等式：个人财务自由=投资理财收入≥生活开支，这个等式如果再加上终生均衡性的限制，其基本要求是：在个人职业生涯的所有阶段都要求投资理财收入≥生活开支，而不是局部的或是临时的。这个结论，给出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经济价值上致富的判别标准。个人职业生涯的财务自由达到这个标准和要求，对家庭，对社会，对经济保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本文的主旨就是为此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寻求解决财务自由的方案，或是寻求个人职业生涯致富之路的途径是建立在个人职业生涯的致富模型之上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回到个人生活的环节中去，先看看个人资产的形成机制和资产形成的表达方式。

个人资产的形成机制可以分以下步骤表述：第一步，个人职业生涯收入(w)的形成。个人的职业(事业)收入不仅是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也是其自有资产(财富)的基本源泉；第二步，毛储蓄(s)的形成。用个人当月收入减去当月生活支出(c)得到当月的毛储蓄。这个差额是个人致富管理的拐点，毛储蓄为正数时，构成个人的投资性资产(F)；毛储蓄是负数时导致个人的负债(L)：减项生活支出(c)构成个人的日常消费，自用资产和奢侈资产：第三步，净储蓄的形成。净储蓄(V)等于储蓄加上理财收入(M)减去理财支出(I)。当月新增净储蓄是个人净资产积累的来源，是衡量个人阶段性致富成果的唯一指标。第四步，净资产(E)及其个人致富程度(G)。在我们讨论的财富范畴内，致富，简言之就是个人净资产的增加过程。考虑到生活消费的必然性、资产的代际转移和风险防范等因素对个人资产效用的影响，致富的过程就是个人职业生涯各阶段净资产不断增加，以致在某个时点的总资产(A)达到或超过一定规模，这个规模的总资产可以实现个人财务自由的目标。上述已考虑过理财收支后的净储蓄即是净资产累积的来源，因此职业生涯某个阶段的净资产增长率，就等于本期的净储蓄除以上期期末的净资产，它代表个人职业生涯中净资产的增长速度，成长率越高，净资产积累越快，因此，这个个人职业生涯的资产形成机制，即净资产成长率公式也被形象地称为“致富公式”。

完整的个人职业生涯的致富模型表达如下：第一步：相关收支比率的界定

毛储蓄s=个人职业工资薪金《事业》收入w－生活消费支出c，其中：生活支出c=日常消费(吃、穿、娱、教、医等)+自用资产(住、行等)+奢侈资产(珠宝、首饰等)，毛储蓄s=金融资产F+理财支出l净储蓄V=毛储蓄s+理财收入M－理财支出l。理财收入M=生息资产F*投资报酬率R，理财支出I=负债L*负债平均利率i。第二步：区分3类资产。由于功能不同，模型中把个人职业生涯的资产分成三个部分：金融资产、自用资产和奢侈资产。金融资产是职业生涯储蓄形成的金融产品形态，如股票，国债等，它们产生理财收入；自用资产满足日常生理，安全的生活之需，不以赚钱为目的，如：家用电器、自用房产等：奢侈资产则满足个人发展和自尊的需要，以纯粹消费为目的，例如首饰、化装品等。第三步：致富公式代数式。致富公式为净资产成长率，其推导过程如下：净资产成长率G=净储蓄V/净资产E=V/E

在公式(4)中：R=M/F，表示投资报酬率；s=s/w，表示储蓄率：w=w/M，表示工资薪金收入占理财收入相对比例：f=F/A，表示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j=I/L，表示负债平均利率：I=L/A，表示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e= E/A，表示净资产占总资产比率。

致富规律的一般表述

上述基本比率隐含着致富的一般规律。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规律表述成：聚财、生财和用财。

聚财是指收入转变为储蓄的过程，是致富的起点。储蓄率(s)越大，则财富成长越快。生财是指在已有储蓄或负债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投资，以加快财富的增长；生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有资产的投资生财，由比率(f)和(R)来约束，它们表示储蓄的资产要尽量转化为生息资产，即(f)比率要大，在此基础上的回报率(R)要高。二是负债资产的投资生财，由比率(i)、(1)、(e)和(R)来约束，当(R)≥(i)时负债投资是合适的，负债的度(I)可以超越净资产比率(e)，但是当(R)

负债投资是不合适的，如果(I)超越(e)，则会导致投资亏损。用财是指在成功的聚财和生财的基础上从容的规划使用财富，由比率(w)来约束；用财的前提是成功的聚财和生财，在这个前提下，生息资产大幅增加，导致理财收入增加，相对来说比率(w)减少；当当月的工薪收入只占理财收入一个小的部分时，我们由“劳力”阶层跨度到了“劳心”阶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地考虑跨时、跨代消费、终生保障等生涯的根本问题了，所以我们把比率(w)视为职业生涯致富规律的关键性指标。

上述规律告诉我们 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要想快速致富，提升净资产的成长率，对不同的资产和收支状况，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第一，提升工资薪金储蓄率(s)。年轻人净资产起始点低时，工资薪金收入远大于理财收入，此时提升工资薪金储蓄率为快速致富的诀窍。当w越大，s的提高对净资产成长率的贡献越大。第二，提高投资报酬率(R)。复利使投资报酬率的些微差异，在时间长后有着天壤之别。当客户步入中年，已累积不少净资产，理财收入的比重提高，此时投资报酬率的提升，便成为能否快速致富的决定性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当(w)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时，(R)就越来越重要。第三，提高生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f)。总资产中自用住宅、汽车和奢侈资产等属于自用性资产，只会折旧，并不能带来理财收入。若想快速致富，就要扩大产生理财收入的生息资产的比重。年轻人可以延缓购房或购买车的时间，让已有的钱尽量再滚钱。当f越大时，更能发挥并提高s与R的效果。第四，降低工资薪金收入与理财收入相对比率(w)。要迈向完全的财务自由，必须在生涯阶段中逐年降低工资薪金收入与理财收入的相对比率。特别地，当w=0时，g=(Rf-if)/e，净资产成长率等于净理财收支成长率。第五，降低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e)。此处指的是运用财务杠杆原理扩充信用来投资，而非以消费借贷降低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当总投资报酬率高于负债利率时，净资产报酬率就会高于总投资报酬率，因此e降低可以使净资产加速成长。

财富基金论文篇（10）

中国经济伦理学如何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范式?如何实现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学科教学的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能够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借鉴?上述问题关涉到中国经济伦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受到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经济伦理学是介于伦理学和生活世界的桥梁,也是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桥梁,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学者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宽广的国际眼光发现问题,以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研究为基本方法,并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形成整体实力和发展活力。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阐释了道德资本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其近年来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他认为,道德资本是“作为资本形态的道德”和“有道德的资本”的统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激活有形资本提高资本增殖能力,通过优化“毗邻效应”减少交易费用,通过规范和引导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比较强调数学逻辑方法,却忽视了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学和教育,既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具有高度经济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的必然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天平教授通过解读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斯蒂芬•杨的“道德资本主义”概念所蕴涵的经济伦理观,为我们思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伦理反思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伦理蕴涵和道德评价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伦理缺失现象进行了反思。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幸福观,反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GDP中心主义”和“民生边缘化”,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今社会“幸福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增强民生幸福的理性选择,民生幸福则是检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视角分析了2010年春节以来在全国蔓延的“民工荒”和“洋黑工”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由此,关于劳资关系的主张和政策不应只考虑资方的利益,而应顾及这种主张和政策对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造成的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教授提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轨迹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与之相对应,在消费环节,前者是一种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可持续消费模式,两种模式在其伦理向度及道德诉求上呈现出根本的差异。循环消费内蕴着可持续消费的价值理念,要求消费行为遵循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等道德准则。

三、经济伦理视阈中的公平正义

经济公平、分配正义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又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和争论,并提出了很多更具理论深度和新意的观点。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将对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经济伦理基本范畴的分析置于民生幸福的视角当中,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促进人生幸福而不只是财富最大化的效率,人们真正需要的公平是能够促使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障并因此提升幸福和尊严的公平。因此,树立着眼于民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率公平观,才能真正跳出“优先”和“兼顾”的藩篱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的批判,指出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存在逻辑前提自身矛盾和否定分配正义的重大缺陷和局限,呼吁经济伦理学研究要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湖北大学强以华教授指出,经济公平是一种以一般公平概念为基础的关于进入市场之机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公平。这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弥补在进入市场机会上存在的不公平,并解决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有条件性”限度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原则即“追求最大的均等但不以牺牲较大的效率为代价”。

四、财富伦理的内涵与价值

财富伦理问题是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从财富伦理的哲学内涵、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及其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认为,财富伦理问题的出现至少有三方面原因,即人类对财富的片面或错误认识、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以及物质财富的匮乏。他从广义和狭义的财富概念出发解析了“广义财富伦理”与“狭义财富伦理”,提出财富伦理是隐藏于财富背后、反映财富的实质和价值、说明人与财富之真实关系的自在之理或客观真理。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即: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财富“获得正义”的内涵;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转让正义”重心转移;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了财富“使用正义”的高度。南通大学彭怀祖教授提出,财富积聚和财富支配在动因、方式、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导致它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建设路径也存在差异。

五、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企业伦理模式的形成、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基础和践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认为,伦理学从根本意义上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她从人性的精神特质、经济活动的人本目的性、经济活动方式的人道归属性、意志自由与责任的对应性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教授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国内外的回答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丛林”之中。他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丛林”的基本状况和产生原因,提出以“明确定义标准、聚焦关键问题”的思路走出“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研究员指出了当前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正面临的“瓶颈式”困境,即:诚信的高成本难以形成企业诚信经营的激励机制;政府诚信的缺失对企业诚信带来了不良影响;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导致企业诚信经营举步为艰。由此,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契约意识、强化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以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诚信建设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对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内外部要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其形成是企业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企业所处时代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企关系等外部条件的深刻影响,也与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观念等内在变量密切相关。

财富基金论文篇（11）

中国理财文化的成熟则以《史记》中《货殖列传》的问世为标志。

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认为勤和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而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始终不乏经典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精英,这种朴素的理财思想更是在清朝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的实践中达到巅峰。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依然是勤俭和储蓄,对于合理运用财富实现资产增值重视不够。同时,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老百姓往往羞于谈论财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早期的卓越的理财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老百姓的致富愿望被充分激发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现财业务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在中国兴起。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推出,标志着现财制度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为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