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欧美文化论文篇（1）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方法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研究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历史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总结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科学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发展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内容，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学习，再应用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

2.

哲味深长的〈断章〉

标志着卞之琳诗歌艺术形式及题材的转化成熟的诗歌正是〈断章〉。这一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它虽然短，但却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引来不同的评论家对它作出分析，写下洋洋万字的评论。由此可见它的吸引力。例如余光中曾经指出，这一首诗有一种交相反射，层层更进的情趣，更阐明世间上万事万物的相对概念[13]。学者张曼仪女士亦指它把相对境况并列而层递推移，物我关系互相变易，境中有境[14]。

笔者认为，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能够吸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和它的「内部肌质和「逻辑结构有关。首先在「逻辑结构上，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写「你「看风景人「明月和「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的。但是它的「内部肌理却十分有趣，尤其是在歧义 (ambiguity)这一点上，它更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同的人感悟到不同的东西和理趣出来。它透过主客两体的易位，把「矛盾语(paradox) 加剧，本来位于主体的「你在桥上看客体「风景，但转到以「看风景人在主体看「你，即「你又可以是一个客体。主客的认识，在乎你所位处的角度，而这种主客互调的相对关系，又正正是构成世界的原素，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大大加强它的「张力。

整首作品中，作者选择用「风景和「明月作为意象，更加深诗中的象征意义，令歧义性更加复杂，不同的人可以各自解释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一首意义深长的作品却没有晦涩难懂的问题，反而令人一看再看，实有赖作者接受象征主义中的表达内在哲理的命题倾，加上融化本身的艺术取向，使到诗中的表达十分畅达，令人一看明暸，它可说是卞之琳的代表作。

3.

成熟的白螺壳

最后，〈白螺壳〉是一首较晚的作品，写于1937年。当时作者的创作经验已相当丰富，因此这一首诗可谓卞之琳诗艺最成熟之作，艺术技巧十分高，主题的歧义性 (ambiguity) 亦恰到好处，虽然未至于如〈断章〉及〈鱼化石〉般丰富，但是却有了一个较清晰的方向，指向人生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诗中借「空灵的白螺壳，这一个意象，串连整首诗，引发诗中人的反思，「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而因为纯白而不留纤尘，从而引发出联想，由人生的困境至世情的处置也涉及其中，并以追求人生理想为目的。但最后妙的地方在于作品最后的部份：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上述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石阶不会穿，井栏不会被锯缺，所以加以反讽 (irony)，「黄色还诸小鸡鸡「玫瑰还诸玫瑰，原来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改变，经历坎坷受尽得失，到头来只剩下一串「宿泪，人生受挫折而欷歔。整首作品的陈义极高，指向人生哲理的命题，而艺术技巧亦十分成熟，意象架构合理，可说是卞之琳的成熟诗作。

六、结论

卞之琳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认为「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5]。再阅读他的诗作，笔者认为他的诗作的确具有哲理性的内容，而且表达恰到好处，不会习染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病弊，反而接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在取材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写成如〈断章〉和〈鱼化石〉般意味深长的诗歌。这一种特色，既符合艾略特对诗歌的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又融入本身的诗艺追求，融古化今，寻求智性的理趣，可以肯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席位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先行者，实非过誉。

[1]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2] 1935年孙作云发表《论“现代派” 诗》一文，把当时有相似倾向的年青人的诗歌创作概括为“现代派诗”。

[3]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7。

[4]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5]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

[6]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7-108。

[7]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它的得名由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在巴黎《费加罗报》首先提出。它重视写个人内心感受，并透过建构意象来表达，详细内容可参考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的第五章。

[8] 可参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9] 梁宗岱曾留学法国，回国积极译介象征派诗，并希望建立象征主义诗学。

[10] 本文依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的版本。

[11] 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91。

[12] 张曼仪：〈卞之琳论》，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62。

欧美文化论文篇（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1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的《铸造联盟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 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理想与成本》、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 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系，1945～1984年》、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 Risse-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坚持到底：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团结。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这种不平等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战后美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危机》、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沃尔特・哈恩(Walter 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纷争的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的危机》、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欧洲》、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abeth 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西欧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此外，还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让・弗朗索瓦庞塞特(Jean Francois-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罗伯特・谢策尔(Robert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以及保罗一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

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　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斯滕・赖宁(Sten 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大西洋联盟变得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解。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人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以美国－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 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

伴》。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 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恩・怀南德(Pascaline 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一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则讨论了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一欧盟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约翰・彼德森(John 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　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 P.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关于北约的前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一解释，“马约”(Maastricht 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意图。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方向前进；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指出的，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受这种概念性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 tin 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联合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超级301”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不接受“贸易集团”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的最佳证明。

四　结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洲建立帝国”。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在。二是美国“帝国”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说，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欧美文化论文篇（3）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张骥闰磊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00）

【摘薹1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索而青较为隐性的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从欧洲统一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欧洲观念的深化发展．歇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问题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论述。・

【关t谭】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张骥，男．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同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固厍政清专韭礴±研究生

【中田分类号】A81，DO【文献标识码lA【宣章箱号】1001—5574（2004）Ol一0083—1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的6孱发展到如今的15国，2004年将发展成25国，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深人劐趣国家机构的建立与共同货币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致策、司法和甓驶事务的政策台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对殴洲统一观念、歇洲文化认同、欧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尽管欧湘人把欧洲视为同一文明体系的地理单元，妻张实行欧洲联合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这种理念是深深植根于古罗马帝国的光荣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中的。

欧洲一体化的深刻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本文为教育部t五规划立项课题‘国际政治文化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01JABl0011。・83

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IJcp2”）。罗马文化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曾经照耀着宗教、文化同一的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则使得欧洲人彼此接近、互相认同。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但统一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精神上联系着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使欧洲人难以忘怀，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给其所属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渊源的文化。随后，“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中世纪以后，查理曼帝国曾经短暂地统一过欧洲西部，但这个帝国很快土崩瓦解，西欧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后来罗马教会曾试图建立普世的统治权。“普世主义”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着，也太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脚－28）。有人评价说；“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伸，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莫定了基础。”【2】（－p5””’尽管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酱遍性，但终予戤不过王权，最后教会本身也分裂了，然而，谋求统一的追求与梦想覆盖了以后几十代欧洲人的昃魂。

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它一方面为欧溯各国人民的交往以及欧洲在世界的霸权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欧洲的分裂持久化，并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时，欧洲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统一欧溯的方案，以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1713年，法国的圣一皮埃尔在＜争取欧溯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卢梭则认为，只有依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杰・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遮和永久和平的计划”；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公布了一个永久和平计期；圣西门致力于“重新组织致溯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联盟；拿坡仑有过用武力统一欧洲的宏伟计划，他曾表示：“我要把还是计划的内容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这就是唯一的理想结局。”L3J（”16＿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联台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1925年，法国时任总・84・

理赫里欧明确表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1929年，法国外长自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倡议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库当霍夫・卡莱吉认为欧洲必须保持它的个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欧洲灵魂。他认为欧洲曼魂有三个特性：基督教的深度，希腊的广阔，日耳曼的高度。在这样的欧洲联邦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优秀的本国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如同人们热爱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能热爱他们的父国与母国——欧洲。库当霍夫断言，欧洲联邦是一个精神的领域，并且不能区分其语言、种族或宗教团体［4】（p坤27—83”。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宣告了欧洲联邦计划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衰落的过程。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往日耀眼的“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5】＜p578】。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欧洲联合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战争使欧洲成为废墟，美苏对抗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德国为界，欧洲各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历史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欧洲文明正在沉沦．欧洲人有失去自我特性的危险。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后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后写下了《别了，欧洲历史》。而丘吉尔则发问：“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6】（p257）

1946年，丘吉尔提出：“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一为什么不应有一个欧洲组织，让这个动荡而强大的犬陆上的迷茫的人民拥有扩大的爱国主义和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呢？为什么它不应拥有其应有的地位，与其它庞大的群体一起来安排人类的命运呢？必须有一个操多种语言的亿万家庭自觉参加的信仰行动。”【7“耐“）

1950年，好曼计划提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11］1mIO—it）

1951年，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强调了欧洲统一的前景。他指出：“煤钢共同体所属6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奠内后来评价煤钢联营时说：“它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措施，但其共同机构下的新的程序，使人类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革命。”［7】《p20’他进一步论述说：“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肴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溯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它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将会把同样的心理传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欧洲这个新的行动方式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企图，它所依靠的是集体适应于新条件的一个稳定过程，这个过・85・

程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使一个变化引起另一个变化的催化剂。”在阐述了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欧共体的远景后，他说：“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欧洲统一不是一个蓝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J（p20’由于冷战国际环境的存在，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谈论的欧洲统一，主要限于西欧地区，不过戴高乐却是一个例外。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关于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柬。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大欧洲”，甚至整个欧洲国家的统一问题。在苏东演变过程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他认为，苏联对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研究探索”，“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普京所继承。

“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即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分。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稣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8】（耐“～07）。陈乐民先生指出：“俄罗斯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这一点连饿国的‘斯拉夫派’也不能否认。其中原因之一（应当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说到底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西欧和北欧同属欧罗巴l东正教虽有东方色彩，桊奉的毕竟是同一一卜基督……俄罗斯文化刨根追底。其至今居于主流者，最终会追到小亚细亚到古希腊这一脉。¨9J（p3”）而且，在欧洲统一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是不窖忽视的。不合理的感情比冷静的经济、科学或社会学的动力更容易推动大群构A，决定事件的发展。太们可以称之为‘欧洲梦’。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丁在他的‘帝翻论）一书中曾描述了欧洲大陆在～统之下得治的模糊愿望。……它从未实现，却也始终没有消失……歇洲是西方种种思想和希望的诞生地，是其故乡。我们要捍卫它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教有它们，生活就没有过头。”［IO］（ppl一2）

欧溯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禺想渊源，二战后，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这是其实现～体化的深层次原因。・86・

二、欧盟文化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整合

欧盟文化政策是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整合，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对文化认同的构建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国家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反映．它正在推动民族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超民族阶段，这一阶段是民族发展的更高层次。它是多元与共同文化层次兼容互动的新民族文化。

文化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文化政策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难以企及的空间发挥独特作用。文化政策作为政治、经济目的的辅助手段，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探索过程和指导思想，它与政治、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对一体化起到了引导、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一）、欧盟文化政策的主要内窖

欧盟的文化政策包括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书籍与阅读政策、文化“2000”计划等层面。从资金、政策、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其文化政策的战略内涵包括：l，文化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弥合、融注和巩固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成果，从而将利益集团提升为具有悠远、广泛的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使之具有稳固性；2，欧盟文化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是与美国竞争．二是泛欧主义思想的反映，文化政策具有超前性，它在一体化中表现尤为突出；3，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表现在：通过发展影枧业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台作来扩大影响力，还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

欧盟缔造文化认同的政策有：针对个人、群体、国家。泛欧层面。采取不同政策，加强文化认同意识；其途径是：强凋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为纽带，也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通过跨文化对话确立欧洲的地位，形成归属感【111｛plz83－87）。

（二l、文化欧洲蠢设簟精对欧洲一体亿的促进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继续深入和扩大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掘下，文化欧洲的建设便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欧洲之父让・英内说过，如果髓重薪傲起的话，我将从文化人手。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亿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嗣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因此，文化欧洲建设的重要性巴越来越受到救溯磐界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默iIIf人谈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欧洲文化”。他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复数，因此欧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组合。”文化欧洲”的实质是主张欧盟各国在其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文纯融合，以便促进默溯一体化的深入和欧洲文明的发展。

在欧溯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鉴于这一特点和历史现实，文化欧洲的建设必然要走一条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路。脒乐民先生在谈到“欧洲观念”时指出：“欧洲观念”反映了“同一性”和“多样性”两种古义的交织【12】（蝴’2”）。因此．文化欧洲建设必然要选择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87・

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它们认识到青年是文化欧洲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在教育合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些计划，例如70年代将促进外语教学和高等教育合作提上El程，80年代又借“公民欧洲”计划加强了教育台作和培训方面的努力。欧盟一方面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保护欧洲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尊重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文化的繁荣。但是，欧盟也认识到文化欧洲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在先，社会文化跟上”的基本政策。所以，关于文化、教育的计划大多是为配合资本、人员跨国界流动而制定的。而且还强调，这些计划的实施都应本着“辅助性原则”，即“自下而上”，尽可能由各国自己负责11川（pp48－52）。

《三）、对文化欧洲建设前景的分析

毋庸置疑，相近的物质经济生活水平巳在大大均质化着成员国的社会文化需求及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成员国间这种超国家的联合已经不仅是国际性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客观压力，也是社会公众追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内在需求。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标志及其对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容忍一体化进程某一阶段可能暂时带来的物质利益牺牲，也可以逐步接受原有民族化文化与社会认同标志的放弃或将相应的身份识别符号转向更高的层次。所以欧盟委员会的Marcelino0reja呼吁：“为了忠诚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使欧洲一体化与它所表现的理想相一致，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远见。”u41

从历史上说，欧洲人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欧溯统一的历史机遇，欧盟东扩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而超国家机构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展，不仅会加快缩小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且能成为一种整合所属区域内社会公众社会需求与价值意识的规范性甚或强制性的重要力量。另外，欧盟深化与东扩的进展不可能是赢线推进的。虽然成员国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利益要求．始终是影响着歇洲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因素，但共同体内这种基于经济利蘸的纷争及其最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与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某一成员国的主体成员将共同体制定的某些经济与政治性规则槐为对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的成胁时，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与政治规则得到这一成员国的社会甚至法律认可，同样，任何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重要推进如条约或协定的签署、决策权限的超国家层次转移、政治机构的建立等等，仅仅政治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各成员国公众的社会与文化屡面的理解与接受。

现在，欧盟成员的数量与地理意义上的扩大带来的冲击更将是全方位的。可以肯定．各成员国将首先致力于重瓤确定自己或小区域在欧盟大家庭中的有利位置，而这几乎必然影响到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感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燕要进展后的“社会与文化消化期”。卓越的欧洲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也认为：“欧洲一定要从目前模式走下去，从长远来看，欧洲势必走向统一，但这将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而且将会有抵制。＂【”】我们认为消化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是必要的，还会成为下一轮一体化周期的重要促动性因素。

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文化问题属于各国协调协作的范围，不具有强制性。不过，・88・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试图通过立法，举办官方文化活动并加大财政投入，以此形成泛欧洲的文化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欧洲的同一性，构建文化认同。欧盟试图打破基于民族国家文化疆界而采取的各种文化交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官方努力和各国精英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官方文化认同还取决于外部条件性，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时。

三、应对美国文化霸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历史上，欧洲被称为“旧大陆”，美洲被称为“新大陆”。美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就是被移植的欧洲文化，所谓“欧风美雨”，常常被视为同根一体的东西。冷战中，美国扮演了“欧洲保护者”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结成命运共同体。欧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地区，有着特殊和共同的文化自豪感，当美国以一种强势的方式介入和领导欧洲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反弹。二战后，欧洲开始了一体化的整合，欧洲认同逐步形成。除了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外，欧洲一体化还反映了欧洲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要求，即通过“泛欧”情结获得～种现实的自尊和自豪。

冷战结束后，“泛欧”情结同美国的“唯美”主义显现了较多的不和谐点。很明显，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蕴涵着谋求强化欧洲政治力量的雄心。克林顿总统把文化称为“可以利用的软手段”，美国向欧洲发起强大的文化攻势。对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分析道：使欧溯感到痛恨的是，美国文化尽管有些粗俗，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而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层次发挥效果。由于美国主宰全球娱乐、通讯、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就在世界上建立了文化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性“础－3s）。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挤压下．欧洲意识到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谋求保卫和强化欧澜共同的文化独立性，确保歇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强调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必要。在后，当时的欧共体明显加强了与愿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援助。目前，欧盟已与东欧国家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台作。这种接近具有战略意义，是欧洲谋求强大，争取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重要一援的必要途径，是泛欧思想的具体反映，是欧盟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影视业、出版业、电子产品等方面，欧盟强调利用统一太市场及文化财富的优势，改良技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欧盟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来扩大影响，而且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通过组织并参与像“亚欧文化节”、扩大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响等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以此反击英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川（蚪4＿B6）。

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典型的事件是“迪斯尼兵败巴黎”。法国的左派示威者们用鸡蛋、番茄酱和写有“米老鼠回家去”的标语来对付剐建成的迪斯尼乐园。一些知识阶层的人士甚至将刚刚诞生的米老鼠和米老鼠公司视为对欧洲文化的污染，他们称之为－89・

可恶的美国文化。

不过，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共同的理想与意识形态。这对于欧洲是不利的。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16】（pp36—43）。

尽管美欧间的不和谐点在增多，但其文化共同性仍是主要方面。也许文化欧洲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文化侵蚀，但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势必将阻碍共同行动的步伐，比如，除法国外，没有几个国家将美国的电影、快餐等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丰富。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欧洲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联合自强；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则应兼收并蓄，尤其是与其同源的美国文化似乎更容易吸收，进而促进欧洲共同的文化繁荣。

四、阻碍欧洲一体把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很久以来就存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往往比欧洲人自己更容易认出它来。但在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因索对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用。正如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肓“是什么隐藏着的力量妨碍西欧像牛奶里放入凝固剂后立即形成鲜美的奶酪那样简单地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呢？有一点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显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敏感的民族自尊心……”［iol（棚”。他认为，各国都一味维护本国的尊严而产生的冷漠气氛阻碍着欧洲情感的自发产生，妨碍着实际统一的迅速实现。正如戴高乐曾经抱怨过的——有多少个成员就有多少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

目前，欧盟面冁东扩中的文化同一性问题。如果第五扶扩大能够成功，将促进实现欧洲人长久以来的“大欧洲”梦想——一个在经济、敢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这样的话，英国主导欧洲事务的髓力和俄罗斯在欧iI｝f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欧洲也将成为拥有强大敢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一极。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同”，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彻底摆脱了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撬念，回归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及基督教故乡。实现与西默国家文化上的平等。选就将进一步加强默溯抗击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力量，但关键是欧盥如何整合同褥不同流的民族文化，尤其悬当中东欧国家有些是自成体系的斯拉夫文化时。同时还阅藉鲁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羽纠纷。逸就给欧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欧洲人希望……最终脱离一种以民族为根本的历史记载，而达到共同的欧洲的历史记载。它不应只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还应当讲述共同的文化演变。这样就能表明：欧盟尽管如今天常常说的完全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但它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

相对而盲，共同的文化发展只是较少地触及这个大陆的某些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欧・90・

盟15国属于那些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多数国家。现今被列人人盟候选国名单的国家并不一定都属于这一范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塞浦路斯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今天岛上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0其他人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这里没有提及的尚未成为候选国的巴尔干各民族只是很有限地融人到欧洲的文化连续性当中。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尽管他们对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过贡献，但他们连同他们的2亿多国民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l（PP”。17）。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的东扩带来了许多问题，不同文化的融台势必更将困难．不仅是新增的个体加大了共同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且本身文化属性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参与欧盟，给欧盟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文化相对于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等人盟标准是难以确认和不易改变的，其历史上形成的惯性似乎很难改变。基于不同文化基础的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阻碍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其原因在于民族文化决定民族的行事方式，欧洲舞台上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者，其行为是各自民族文化的逻辑延伸，因而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欧盟的东扩，各种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将凸显，并直接影响欧盟内部的合作，进而影响欧洲一体亿的政治进程，欧盟必将承担协调民族文化摩擦和建设欧湘文化的任务。

欧洲有些学者认为，西欧各国在思想、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之大，以致“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问刨建一个13益紧密联盟”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他们被称为“欧溯文化差异派”。

欧洲文化差异派认为，民族身分是最重要的身分。“个人、群体和民族的身分蕴涵于行为、态度和道德习俗，即文化”之中；作为独特“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确定自己的集体身分或集体认同和民旗身分或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基石，对。集体人格”（collectiveper，，onalities）和“各种行事方式”舶文化直觉使得人们将本民族的。我们一群体”（we—group）同其他民族加以区别。而且在西殴许多国家内部．地方文化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欧洲文化差异搌强调．。不要因为重视民族文化而低估地方文化的作用，城方型亚文化罴“歌＿llIl戈纯话力的骣柬翱削弱民族文化霸权的工具”．是一体化深化的主筹障碍。欧洲文化差异派樗曲精论：“文化是欧洲一体化的迟滞因素，民族文化从不同方面制约和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接受一种欧洲政治模式凡乎是不可能的”118J（tnal－槲。

对欧盟而亩，敢治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融合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意昧着增加新政治单元中的文化差异。一体他成本的不同会影响公民对一体化现实和前程的态度，并因此而影响政治一体化本身。仅有政治精英的合作、没有公众支持的教治一体化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当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应当促使人们走出本鼠、本民族的圈子，用新的眼光正视国与国之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适应和进入一体化进程，鼓励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合作。如果合作在延续，只要没有过分的破坏或威胁合作者各自的文化价值，合作者之・91・

间就会培育出一种新的共同看法、准则和惯例。

“在现阶段，粗略统计，就可以看到欧盟成员国有大小32个民族，官方语言和地方官方语言至少有21种，在欧盟和其成员国内部，文化是多元的，而且一些成员国正大力强调纯正和发展本国语言文化。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问题是欧盟深入一体化发展的最棘手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消除民族主义、实现民族融合，那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民族融合，实现了民族融合，民族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欧洲联盟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政治加深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得承认文化民族主义，还得尊重本民族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对欧盟内部的多元民族文化还只能相互认同，互相吸纳，而不能操之过急地进行融合。”【19“旧8】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现阶段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欧元是欧洲国家经历几十年努力才实现的单一货币，而小小的硬币上却为各国保留了一方“民族天地”，此举意味委实深长。用欧盟一位高官的话说：欧洲人需要团结的欧洲，而不是色调单一的欧洲【20j。欧元货币是欧洲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共创未来的象征，但决不意味着各个成员国将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特性。

五、结论：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影响

综上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塑造欧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成为欧洲一体化深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族国家文化对共同文化政策的反击，切忌急于求成，唯此，欧洲一体化才能不断深化。

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必将长期共存，但总的趋势是民族主义的东西会逐渐地淡化。或许，留给民族的东西可能是具有各自特性的文化，这种特性，是与各自的历史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紧密相连的。单从语盲的角度看．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21】l”…一m’欧洲人对基督教普遍信仰，然而却坚持讲本民族的语盲。欧洲各种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将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在2001年的“欧洲语育年”蒎议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所有的欧洲语育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具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笔译和Is译服务部门，同时也有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欧盛内部的“语言多样性”。

目前欧盟组织内部的交流是用十一种语寓进行的，随着欧盟的进一步东扩，势必带来更多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歇飘目前就已设有世界上最太的翻译服务机构。何况欧盟的座右铬“在多样性中发展”（Strengthindiversity）亦保证了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多语性”，圣经中的巴比塔，岂是容易建成的？其实语言就是概念，概念就是简单化，同种同文的人之间的交流都难免出现误会，何况与“非我族类”交流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亨廷顿却“没有研究西方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不能理解的东西。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部分，就开始把西方文明放到和人类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去讨论文明的冲突了。”【22】（1，p”－25’因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必将长期共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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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责任编辑：马风书・93

万方数据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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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论文篇（4）

一、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与发展

高校音乐鉴赏课作为促进学生审美情操发展的重要课程，需要根据大学生自身独有的特点进行课程制定，保证能够在音乐鉴赏课中充分锻炼学生的欣赏点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欧洲音乐作品作为一门涉及历史、人文、音乐史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其综合性和历史性令其能够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欧洲音乐文化的巨大变革与发展。设定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鉴赏课的内容，对于学生学习性、理解性和综合性的考察，对于其自我独立思考和音乐知识分析整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欧洲音乐发展中，从中世纪开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维也纳古典时期还是浪漫主义时期，都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不同音乐风格。当时涌现出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音乐家，都需要学生需要利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去欣赏和聆听经典的音乐作品，充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与特点，这样才能够保证以高校的音乐赏析课为基础，在未来进一步深度探索欧洲音乐作品。

二、高校音乐鉴赏课对美育教育的作用

据上述，当前高校音乐鉴赏课中利用欧洲音乐作品来进行典型内容分析鉴赏必不可少，除了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之外，对于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美育教学也非常重要。从美育教育的角度来说，作为培养学生健康审美观念的内容，其教学需要充分对音乐中的美好事物进行辨析和探索，利用音乐分析、音乐聆听、音乐欣赏等多种方式来塑造自我健全的音乐审美观念。在音乐教育之中，对于学生的美育教育不仅仅局限于音乐领域之中，对于其未来的心理构建、趣味人生和创造力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帮助。在现代化的音乐赏析课程中，以欧洲音乐作品为例来进行学生的美育教育，可以充分保证美育教学以经典文化音乐作品为例进行教育的实质化转变，以提升学生的现代美育特点为核心，充分保证欧洲文化中的经典音乐内容能够对学生的自我音乐审美和理论起到提升作用。在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赏析课中，为了充分提升学生对于美学观念的认知，教师可以从著名的欧洲音乐家入手，根据当时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引导学生聆听其一生中不同年龄层次所创作出来的不同作品，无论是曲式结构、创造手法还是作品内容，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和音乐家自我对于审美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提升。这样的音乐赏析方式是对于学生的不同审美内涵的考验和探索，保证了其利用对比法、聆听法、参与法等多种音乐赏析方法进行探索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美学特征。对于高校来说，其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在音乐的聆听和了解中充分扩展自我音乐知识领域，以此来陶冶学生的情操，这样自我音乐素养和道德素养也就能够随之提升。一般来说，鉴赏和理论相结合的课程才是美育教学的美学观念传递的核心保障。所以在进行欧洲音乐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先从理论基础上向学生传递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再通过实际的聆听和鉴赏课来塑造音乐形象。这样的结合方式不仅能够坚实学生的理论基础，还能够以美育教育为核心来提升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保证在实践和创新探索中了解和吸收多元文化，能够激发起学生性格中积极、乐观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三、总结

对于高校来说，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从经典的音乐作品中吸取知识和文化内涵，以此来提升和丰富自我思想和内涵。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音乐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艺术特征，设定其为基本的鉴赏内容，就是对学生美育能力的锻炼和自我创造力的丰富，这样的鉴赏课程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自我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定，保证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经典内涵能够充分影响学生对于美学的认知和对于自我审美能力的构建。总体来说，音乐鉴赏课中对于学生美育教育的方式和材料选择是决定其教育效果的基础，音乐未来的教育改革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够充分保证教育的综合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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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论文篇（5）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和国际趋同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声音都相对弱小。如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最高权力机构提名委员会（NC）7名委员中，美国独占3名、欧盟共占3名，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没能拥有1个名额。可见，中国尚未能取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然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并施加重大影响的时机已经到来。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和商贸往来的共同平台，涉及金融、税收等各个领域，因此，“一带一路”沿线需要建立各方互认的会计准则，而中国便可以通过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在保证各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改变当前国际会计话语权的格局，进而提高中国国际会计话语权。

美国单级主导期

1919～197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国单级主导阶段，该阶段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其本土远离一战战场，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的机遇。美国文化开始流行世界，由美国文化土壤滋生出的会计准则模式，也搭乘美国文化的快车进行文化输出。全世界由于贸易交往需求，不得不向美国会计准则进行单向趋同，美国也借此确立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是美国会计准则模式产生的精神内核。在这种文化主导下，社会强调职业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低，人们思想自由开放，对社会事务参与程度高。美国会计职业团体由此逐渐形成自律监管的传统，早在1887年就成立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36年，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民间会计准则机构――会计程序委员会。个人主义文化特征使得美国在会计组织创新和会计规范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国际会计领域，美国利用自身会计职业团体的强大和会计准则制定历史的悠久等优势，不遗余力地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世界银行（WB）、世界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传播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这使得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被世界众多国家认同，甚至直接采用US GAAP作为本国会计准则，FASB的权威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美国藉此获得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单级主导地位。

美欧话语权竞合

1973～200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欧争夺阶段，其中的文化因素是：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促使其各成员国联合与美国相抗衡，欧盟会计国际话语权得以迅速提升。

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为欧盟的建立奠定了不可取代的文化认同基础。在国际会计领域，基于对欧盟内部渊源统一文明的高度认可，以及作为现代奥运发源地的古希腊所倡导的竞争精神，欧盟渴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欧盟于1973年6月在英国发起成立了IASC并开始IAS，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欧盟内部会计准则“多而散”的深层次难题，而且逐渐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21世纪以来，美国文化和欧盟文化呈现出既竞争又联合的新特点：一方面，随着欧盟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双重复兴，美国和欧盟展开了对世界文化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文化日益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无论是美国文化还是欧盟文化都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多元文化的挑战。为联合应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挑战，美欧文化在竞争的同时也展开了合作。其结果导致美欧对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暂时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状态，共同主导会计国际话语权。

在竞争方面，美国于2011年5月26日提出了“趋同认可”而不是“直接采用”IFRS的新策略，即在FASB不放弃制定US GAAP的条件下，通过与IASB 合作制定新IFRS，力争将新IFRS纳入US GAAP体系以取得对欧盟的优势地位。在联合方面，2001年4月IASB重组时，美欧利用在会计文化、会计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联合对IFRS各权力机构成员设置了极为苛刻的“技术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被严重削弱。

中国会计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中国提升会计国际话语权应采取文化创新路径。

一是加强文化建设以提高IFRS权力机构的参与度。

首先，培养熟悉中西方文化的国际型会计人才队伍。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高级人才的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的高端会计人才，努力使中国高端会计人才达到美欧设置的“技术标准”；

其次，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中国会计职业团体起步较晚且由政府主导，这为美欧诟病中国会计职业界提供了借口。中国应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努力使中国的会计职业团体达到美欧水平；

最后，加强国内会计学术基础理论的建设，不能仅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会计理论和研究成果，国内会计学术界应当尽量构建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创建一套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时也对国际会计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的会计准则。

二是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确立中国会计准则为标准。

首先，拓宽国内会计理念的传播渠道，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交往深入具体地阐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脉络，传播好中国的会计之声；

其次，通过国内外“受语者”都认同的表达方式，传递我国会计价值观，以换位思考的角度理解并回应相关国际利益集团的利益关切，赢得对我国会计国际话语的认同；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秉持“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努力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作为“新兴经济体总标准”与美欧作为“发达国家总标准”相制衡的目标。

欧美文化论文篇（6）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江泽民、胡锦涛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威胁论”。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威胁论”，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欧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文化夹缝 流散写作 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3-0060-02

随着后殖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又一新的热点。随着全球化大潮的高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也日益加剧，流散批评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但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族裔文学的研究，而忽视了西方历史上的经典作家及作品。其实，流散写作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历史有之。从西方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来看，广义的流散写作有其先声。

亨利・詹姆斯就是西方历史上比较独特但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流散”作家，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其作品的“国际主题”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国内外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小说理论和国际主题作品进行探讨，比如：代显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龙昕的《探寻不同文化的融合之路――解读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国际文化主题》等。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思考以及其根本原因。本文尝试以后殖民理论大师赛义德的流散理论为思想基础，阐释亨利・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倾向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 詹姆斯的流散生活以及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亨利・詹姆斯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批评家。1843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老亨利・詹姆斯一生追求哲学与神学研究，是当时美国文化圈里的一位著名人物。像当时所有有教养的美国人一样，老亨利认为他的孩子们应该接触欧洲的文化和生活。他偏爱欧洲教育，认为它比美国的优越。所以。詹姆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父亲带到了欧洲。此后，他们经常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所以亨利・詹姆斯所受的教育是世界性的。他在英国、瑞士和法国等许多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良好的“全球化”教育，尤其欧洲文化的熏陶。“越界”一方面使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具有了双重视角；另一方面与本土的分离以及与寄居国之间的隔膜使他成了边缘人，始终徘徊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最常反映的就是国际主题，独特地描写和反映了欧美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则体现了他在不同的流散阶段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针对流散经历对流散者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Essays)中写道：“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It is the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native place，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its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And whileit is true tha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ntaln heroic，romantic，glorious，even triumphant episodes in anexile’s life，these are no more than efforts meant toovercome the crippling sorrow of estrangement，”(Said173)也就是说流散者通常会陷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既不能与本土文化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人们会觉得流散者是他所处环境中的～员，但他自己总是格格不入。

二 作品：作者夹缝状态的最佳展示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美国人》，《贵妇画像》，以及《美国的景象》，说明詹姆斯不同时期的“国际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感受，并结合流散理论阐释这三部作品体现出不同文化倾向的原因。

在詹姆斯的早期作品《美国人》中，主人公纽曼因为不满于既有的生活，决心到一个新的世界(巴黎)去感受异样的文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还是被当地贵族奚落和捉弄，最终还是在异己的生活圈子之外徘徊。而纽曼的经历也是很多初到欧洲的美国人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单纯天真很容易被老到的欧洲人所愚弄。流散使詹姆斯接触到欧美两种文化，因此他具备了双重视角，可以真实的描写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欧美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贵妇画像》是詹姆斯更为成熟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詹姆斯通过塑造主人公伊莎贝尔，细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欧洲的经历。

伊莎贝尔对欧美文化的看法体现在她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她拒绝了代表典型美国文化的戈德伍德和代表典型的英国文化的沃伯顿勋爵，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出生在美国的伊莎贝尔对欧洲充满了向往，于是拒绝了追求她的戈德伍德。来到英国遇到沃伯顿勋爵，并被其深深吸引。不久，当她逐渐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之后，伊莎贝尔又缅怀起了在美国的“自由”，于是当沃伯顿勋爵向她求婚时，伊莎贝尔虽然很犹豫，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其实这个阶段的伊莎贝尔是非常矛盾的，她始终处在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选择的摇摆之中。而她最终选择了代表欧洲文明的美国人奥斯蒙德，似乎两方面都兼顾了。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品末尾，当伊莎贝尔发现自己被骗后，还是没有接受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的好意，也说明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回到未出国前美国人的状态，也无法完全融入英国人的生活。

这部小说更完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他乡的心理感受：在初期，流散者对异邦充满兴奋和好奇：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流散者清醒地意识到欧洲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流散者并不能被旅居国完全接纳，与欧洲文化总是格格不入。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 的字里行间。(王宁78)

《美国的景象》是詹姆斯的后期作品之一。在欧洲定居了很长时间之后，詹姆斯不免开始怀念祖国：于是带着思乡之情重返美国并记录此行的所见所闻。令他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在美国他也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最终他还是选择英国作为老年生活的地方。

这三部作品完整的表现了流散者在流散过程中对祖国以及寄居国的不同倾向：初期，流散者被欧洲的文化吸引；中期，流散者意识到流散者并不能完全融入到寄居国；后期，流散者开始怀念祖国，却发现在祖国自己同样是个局外人。于是流散者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正反映了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三 《小说的艺术》：作品是现实的反映

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可以用来证明流散经历始终影响着詹姆斯的创作。他在书中写道：“Novel is in its broadest definition a Dersonalimpression of life；that to begin with，constitutesits value，which is greater or less according tO theintensity of the impression……”(James 121)，詹姆斯认为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因此他作品中流散者的流散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亨利・詹姆斯的流散经历的再现。正因为詹姆斯深刻地了解流散者的感受，具备了双重视角，他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国际小说中的流散者形象。同时，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也正说明了其不同时期的流散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结语

欧美文化论文篇（8）

EU & NATO，风光背后

11月，我们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这座城市以与荷兰海牙的严谨规范所截然不同的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力和独有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魅力将我折服。对欧盟总部、北约总部的参观访问让我们亲身感受了欧盟、北约的运作，受益良多。

在教材中和平时的课堂上，我们对欧盟有了一定的了解，总听教授讲欧洲政治制度是如何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但讲的更多的是臃肿的体制带来决策上的低效率。然而，真正到了布鲁塞尔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体制低效率”。在经过几道安检分别参观了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对外开放的地区之后，几位欧盟总部的研究员来给我们做了演讲。一位研究员向我们描述了欧盟议会的开会方式。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欧盟很大程度上是“分帮派”性质的开会讨论风格：即大国分庭抗礼，小国或团结一致或墙头草般有奶便是娘。

另一位研究员介绍，在上个世纪欧盟建立之初，每周要开一次例会。各国政要和议员要带着会议所有的卷宗往返于本国和布鲁塞尔之间，而会议的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没有定论——因为太过民主反而谁的意见都要考虑。后来有了网络，欧盟议会也改为每月一次，对于议员们来说方便多了，但议会的结论和成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北约总部给人的压抑感比欧盟总部更甚。先不论更多一道的安检（手表、任何金属物如皮带、鞋等均不得入内，同学们不得不脱鞋甚至光脚入场）和在大家周围猛嗅的军用犬，一位北约的美国将军给大家做报告时一声声的“我们该怎么办”“北约的未来在哪里”让气氛无比沉重。将军讲述了他和他的军队受命进入阿富汗战场的过程，但是他当时无法想象战争后阿富汗地区的混乱情况。直到给我们做报告时，他认为，北约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资金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就到了该撤兵的时候了，我们耗不起了。”他如是说。我的美国同学们想象中的北约风光无限、作风强硬等等，因这次参观访问成了打肿脸充胖子、外强中干⋯⋯

欧盟主推的软实力

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最后一位研究员介绍的欧盟软实力理论。他说，如果“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那么可以说欧盟来自金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盟与美国之间是Soft power VS. Hard power (软实力VS.硬实力)，相对于美国着眼在硬实力（如军事、科技、经济等）输出，欧盟则看重软实力（如语言、文化习俗、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等）输出。硬实力主要指物质层面，软实力主要指精神层面。美国的形象是强硬、说一不二；欧盟则更提倡民主与多元文化。

“软实力”的概念最初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来的。软实力指在国际关系中除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外的第三方实力。如今，奈又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2009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将在外交策略上运用“巧实力”。这是变过度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这位欧盟研究员告诉我们，与美国不同，欧盟倡导以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实行内外兼修的策略。对内，欧盟所特有的三级分化的发展模式可以鲜明地展示出国家合作发展的重要性。欧盟提倡逐次递进地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曲线地、间接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第一圈：“Core members”，欧盟核心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六个欧盟首批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对欧盟价值最有认同的成员国。他们是不仅均为欧元区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纽带，而且均为申根签证国家，有着紧密的国家安全纽带。这一级的成员国是欧盟的核心。

第二圈：欧盟普通成员国。例如英国、丹麦、和苏联解体前中立的奥地利、瑞典等。

第三圈：欧盟新近成员国。例如保加利亚等。在苏联解体后，一些东欧国家逐渐转变为欧盟成员国或正在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土耳其）。

对外策略方面，在国际形象上，欧盟人认为美国掠夺资源而欧盟传播文化。在环境保护上，欧盟的“3R：Reducing, Reusing, Recycling”（即减量，重复利用，循环再造）推动全球环保进程。长远来看，欧盟的软实力——在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力——更能增进跨国关系，加强国际合作。

其实，软实力不仅是欧洲发展的理论支柱，在我国也有这方面深厚的传统。《论语》季氏篇中：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即指软实力。当下我国领导人也提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可见发展软实力对于国际合作和提升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性。

除了参观访问，我们还以小组的形式分别采访欧盟议会成员，以体会欧盟几个大国在欧盟建设中作用的不同。我们组一共5人，采访了一名经济方面的法国议员。我上学的丹佛大学的教授曾说，法国是站在欧盟之上想让自己看起来强大；德国是把自己作为欧盟的一部分让欧盟整体强大。在扶持东欧发展中国家的预算经费中，德国出资一半，法国虽然叫嚣厉害但与英国等几个其他欧盟主要成员国出资没有不同。然而，当我们与这位法国籍议员接触和聊天时，他满口法国如何强大，我们除了汗颜还是汗颜。“法国是真正的欧盟领袖，哦，孩子们你们不得不承认这点。看着吧，等你们美国（因为我们是美国学生所以他以为大家都是美国人）从霸主的地位上下来，我们法国会带领欧盟成为一个更持久的霸主的。”他那喝完咖啡蘸着奶油泡沫的胡子一颤一颤，给欧盟严肃庄重的外表渲染了一抹喜剧效果。

除了法德，英国因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和负担——例如较少的财政支持和拒绝加入申根国家等——导致其大国形象受损且影响力日益下滑。按教授的说法：“Not in means out! ”（不加入即弃权）无论对欧盟的制度体制机制有多大的不满，放弃自身融入这个组织的做法在长远看来是并不明智的。

欧洲和美国

提起“美国梦”，很多人会想到淘金，想到个人英雄主义，那么欧洲呢？“欧洲梦”又是什么呢？在欧洲学习越久，我越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杰里米·米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一书中写到：“欧洲梦是这个混沌世界中的一缕光束，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宽容、多元、强调生活质量、深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和维护一个新的地球上的和平时代。”这让我开始思考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同。美国梦注重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性；而欧洲梦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相互依存。

欧美文化论文篇（9）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欧美文化论文篇（10）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 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 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 (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 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 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 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 ——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 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欧美文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认同”概念释义

认同（identity）的概念最早出自社会心理学，它试图解决作为个体或集体的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自己和他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对认同的研究最初始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自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提出后，认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

从认同的社会和心理层面差异而言，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尽管路径存有差异，自我认同的核心特质在于回答“我是谁”。与自我认同类似，集体认同则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人与人彼此分享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有着共同目的的群体，以及异于其他群体特征（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塔吉费尔（Henri Tajfel）认为，集体认同建立在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之基础上。于是，集体认同通过对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而建立心理归属感，并以群体共同特征为依据，划分与其他群体的边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阐释到：“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过程、这种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①

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是其建立在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简言之，“我者（Us）指那些价值观和信仰与我相同的群体；而他者（Other）指那些价值和信仰与我不同的群体。”②也有学者将他者身份（otherness）定义为“一种在文化结构与特征上存在容易辨认属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种文化系统，也可以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模式。”③

在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仅关注我群（we-group）内部共享的要素本身往往无法深刻地解释认同的内涵，而通过观察其他群体与自身系统的异同远比没有参照可寻容易得多。换言之，集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不仅关乎“我们是谁”的问题，还关乎“我们不是谁”的问题。因此，圭里纳（Guerrina）毫不夸张地指出，我者和他者的划分是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无独有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④温特更为直接地将认同形成过程加以概括：“认同的基本原理就是：它假设‘他们’（they）与我们（we）是根本不同的，而提高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与我们是一致的。”⑤

“他者”建构的若干范式

对于“他者”的形象和内涵，无疑可以通过“描述”、“想象”或者“建构”三种不同的过程得以呈现。这三种过程看似独立而生，实则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正因为我者与他者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差异性的辨识亦当是中立的过程，如此便出现了对他者的“描述”。被描述的对象一定是客观实在的物质或现象，或有据可考，或亲身所见。正如安德森批评盖尔纳的那样，想象不是凭空臆想，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的初始来源就是描述。当描述的过程加入修辞成分的时候，描述则自然而然地过渡成建构。

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他者的建构势必包含不同策略。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曾将这些呈现策略精要地概括为为四大类。首先，将他者呈现为“存在的威胁”是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研究层面较为流行的方式。该流派提出他者在安全领域带来的威胁，因而主张将特殊措施合法化，例如战争。其次，给他者的性质贴上“劣等”的标签也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一种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惯用策略则是将他者描述为“异类”（exotic），并不断重申我者相较于他者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第三种建构策略，即不仅强调我者标准的先进性，还进而强调我者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他者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违反普遍原则的代名词，并顺理成章地被要求接受我者的原则。与这三类策略相比，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则无关乎对他者的价值评判。他者既不是低等的，也不是威胁，而仅仅是不同。因此该策略最大的益处在于减少了对他者实施有害干预的可能性。⑥

欧洲历史上的“他者”及反思

纵观欧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认同之建构从未脱离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演化过程。古代欧洲人群除了对地理疆界有些许模糊的意识之外，没有形成过欧洲的具体概念，更谈不上欧洲认同。随着对生活环境、日常规范和价值观认识的日渐积累，人们便产生了自我认知的意识。而这种自我认识的意识也在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加深，并在我者与他者的形象反差中得以巩固。古希腊时期这一关系体现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的对立。从词源上讲，“野蛮”（barbarian）最初是用来指涉语言的形容词，指“说话笨拙的，尤其是使用无法听懂的语言的人”。在古代欧洲背景下，该词用来特指“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然而这层含义渐渐又发生了变化，“不会说希腊语”演化成与“非理性”、“专制”和“广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来。这里的野蛮实际上指欧洲疆域以外的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亚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人素来以他们在哲学、数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更是被其后世称道。这些传统也确实成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与之相对，亚洲人在他们眼中却因不具备这些价值观而刻画为文明欠发达的形象。事实上，用理性的价值观衡量文明高低优劣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以希腊男性贵族为代表的群体方可称之为有文化的人，且这群人有能力理性地安排生活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社会。反之，希腊以外的人因为没有文化和理性管理民主秩序的能力，将在专制中过着粗野的生活。由此可见，非希腊世界的野蛮型构成古代希腊最为鲜明的他者形象，进而加强了欧洲人自身对理性思想的认同。

中世纪以来，伴随基督教成为当时统一欧洲大陆的绝对力量，对他者的建构重心也转移至宗教层面，以基督教的我者和穆斯林的他者之对立尤为突出。中世纪欧洲的他者明显给我者带来更多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欧洲所面临来自非基督世界文化体系的威胁，尤其是来自北非、南欧和中东的穆斯林的威胁。正是焦虑和利益的结合使得宗教冲突上升，其极端事件则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血腥的以失败告终，由此撼动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随着基督教对欧洲统治日渐式微，文艺复兴关注古典主义和现世生活，激发了大众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思想自由。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文明经历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理性再次成为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重要特质。尽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冲突没有消亡，但宗教差异已不再是构建他者形象的主导因素。此时的他者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被引入社会进化的解释之中，进而出现了由于进化层次高低而产生的文化优劣。古希腊哲学推崇社会等级决定群体间关系，而社会等级又取决于理性思维能力。欧洲许多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比欧洲以外世界的人拥有更强的理性思维。欧洲文化位于文明的最顶端，而非欧洲文化则被贬为低等，需要被指引和统治。殖民主义时期，分隔我者与他者的认同界限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白人的我者与黑人的他者；文明的欧洲与被殖民的他者之间。

冷战的爆发则为现代欧洲建构他者又一次提供了机会。随着世界秩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前苏联成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他者。一方面，意识形态的鸿沟也将东欧和西欧隔绝开来，使其再次陷入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冷战也为欧洲勾画全新的理想蓝图创造了环境，使得欧洲之父们沉下心思考寻求安全、合作和稳定之道，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后冷战时期，欧洲认同中的我者与他者更是各种关系交织的总和，愈加复杂。经济上，战后崛起的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强国对整个欧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对欧洲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欧洲渴望在经济领域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以保持其作为经济体的独立性。就意识形态而言，前苏联的瓦解使欧洲一时间失去了参照物。不过，欧洲人迅速让标准回归到了占多数的基督徒与占少数的穆斯林的区分上来。事实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就是极佳的例证。自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绝至今，入盟谈判迟迟未得进展。就入盟条件中的经济因素、民主治理和人权等问题，欧盟已屡次对土耳其发难。然而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另一阻碍土耳其入盟，但不能点破的“窗户纸”正是敏感的宗教差异。更有甚者，2003年西班牙和荷兰就曾要求将基督教身份写入欧盟宪法。虽然这一提议被欧盟拒绝，但足以可见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能欣然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到欧盟这个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联盟中来，更何况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中心地带。

除了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他者，当代欧洲同时还面临文化软实力层面的对手。文化软实力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⑦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主要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展开。众所周知，美国文化的精髓根植于欧洲大陆，而后两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欧洲的高雅文化（highbrow culture）和美国的俗文化（lowbrow culture）之间的碰撞。欧洲大陆向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诩，而美国显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消费和传播方面游刃有余。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美国的流行文化被大量制造，并以多元的表现形式涌入欧洲大陆，例如好莱坞电影、MTV、肥皂剧、快餐等一系列成批量生产的、“粗俗”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品位也渗透到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文化意义上的他者。美国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直被欧洲许多政治家视为一种威胁，尤其像法国这样的传统西欧国家，难以容忍将高雅的文化拱手出让于低俗的商业市场。许多欧洲国家所打出的“文化”和“文化例外”牌都是为抵制美国流行文化入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欧洲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接受度却是一些政治精英不愿直视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粗俗的美国货“令人遗憾地”在工人阶层消费者中大受欢迎。欧洲用美国流行文化的“他者”形象反观塑造出我性特质，继而引发的难题却是如何与之博弈。它关乎文化间的对话策略，更关乎如何看待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欧洲的他者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重建构，这些对立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欧洲人寻找自我认同。然而深入剖析对他者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二元对立界定是多种偏见综合的结果：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宗族的。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托马斯・迪兹归纳的前三种他者建构策略的局限性之中：要么是存在的威胁，要么是劣等的异类，再不然就变成有待改造的群体。

结语

欧洲的他者建构过程难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相伴而生，它为欧盟树立当代的认同观既提供了策略借鉴，又起到了警醒作用。在“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中找寻欧洲认同是当下欧洲的对外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对我者与他者的反思也是不可获缺的一环。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将规范性力量定义为外交关系中非军事的或经济的，而是通过观念和价值起作用的行动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用以“塑造规范的观念”⑧。他认为欧盟建立的基础正是规范性原则的集合，它们包括了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法治，甚至包括欧盟建立的政治理念，如共享。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交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军事行动以及与潜在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悖论已经引发学界对该话语影响力的质疑。同时，欧盟通过何种方式将其规范性力量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也可能会触碰欧洲中心主义的雷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剖析规范性力量中所暗含的他者。这个他者的形象并不一定要从外部世界获取。如果说当前和平的共同体的形象是我者，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是它的特质，那么欧洲的战争和分裂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所透出的人性的泯灭就是对他者的一种描述。这类似于欧洲部分学者所论及的，应当将欧洲自身碎片化的历史视为他者加以否定，以巩固欧洲认同甚至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相较于此前欧洲对他者的建构，“历史作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它避免了策略的局限性，不失为欧洲认同的有效解释。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社会话语论视阈下的欧洲认同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SZYQN110）

【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3页。

②Roberta Guerrina. Europe： History， Ideas and Ide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③张生祥：《欧盟的文化政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地区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的变化》，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脱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⑥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33，3）， pp. 628～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