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大全11篇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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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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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2）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3）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5.徐洁香.标准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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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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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5）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着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6）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着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 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8）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9）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0）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46―0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县域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板块或区域经济单元，是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具体说县域经济是在行政县地域范围中，对内以县城为中心、以村镇为轴点、以农村为落点独立发挥综合经济功能的宏观经济单元；对外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具有灵敏反映的微观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独特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关注和研究，县级行政区域潜在的经济功能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县域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被写进党的文献，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高农民收入中起着关键作用。

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在于根据县域自身的综合优势或独特优势，遵循一定的经济理论合理定位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以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由于历史、经济、资源、人文、区位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仅是发达县域经济和欠发达县域经济存有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各个县域经济发展也极不一样。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就存在着比其他欠发达县域更为突出的贫困和环境问题。因此，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就存在特殊性。以此为研究目的，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县域的经济特征，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角度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分析

贵州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中，欠发达包含有比较的意思，即有些是比较发达的，有些是比较不发达的，而且隐含着有潜在的，目前尚未开发的能力。所谓欠发达地区，根据陆立军教授的观点，是指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具有较大潜力，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尚未受到严重破坏，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有可能实现高速发展的区域。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一般欠发达地区而言更为落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毛南、蒙古、仫佬、羌、满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1477．55万人，占贵州总人口的37．85％，是全国少数民族超过千万的三个省区之一。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6．12％，而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人均GDP，又仅为全省的84．24％，一些民族县域如平塘县人均GDP仅仅只有全省的46．62％。贵州人口密度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8亩，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有限。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170米左右，全省境内山峦起伏，地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景观独特，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山地区域。历史上，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带，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型资源环境是形成县域经济特征的基本元素。据此，对民族县域经济特征进行分析，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均可耕地少、传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规模发展的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台过小；城镇化进展缓慢，二元经济明显，农民增收困难，贫困群体庞大；人力资源素质低，主要是农民文化素质低；离中心城市较远，受幅射影响弱；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观念薄弱；还有就是地面资源优势趋同等。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也显现有相对的优势特征。首先是后发优势强，随着交通、信息、市场等要素条件的改善，县域内潜在的特色优势逐渐显现，合理利用比较多样、丰富的资源和抓住相对广阔的市场，县域经济就可以上台阶；其次，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山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而使生态环境尚未被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保存比较完好，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再有就是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绕过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二、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

所谓县域经济产业定位是指在县域内合理确定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主导产业又叫支柱产业，经济史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会有某些产业的份额迅速增大，并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快的增长速度，以致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理论指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这些理论要解决诸如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主导产业的定位方向、主导产业的定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等问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就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系。由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和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决定，形成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概括为：以产业定位为内核，结合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井理论说明了支柱产业的优化选择；产业结构理论说明了三次产业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移的非农化的发展方向；产业集群理论说明了产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说明了产业的运作方式。其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1．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比较利益法则，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根据比较利益法则，假定在两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中，即使一个地区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比另一个地区的效率都低(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处绝对劣势)，仍然存在互利贸易的基础。这第一个地区应当专业化生产和售出绝对劣势比较小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绝对劣势比较大的商品(这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从系统上看可以视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基础理伦。它要解决的是县域经济产业这个子系统在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系统中如 何定位的问题。依据该理论，每一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资源特色并发挥出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许多实证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经济环境下，存在着比较优势陷井。从欠发达山区县域看，最容易跌入的陷井有三种：一是急于把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市场的短视，对优势产业错误定位；三是历任县域主官出于对优势产业的偏好和政绩需要，优势产业定位是一任一定。由此，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井存在选择上博弈，其结果对产业定位至关重要。

2．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在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转移上，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假设看，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人口众多的、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经济是剩余劳动经济。第二个部门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这一模式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提高。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教授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关系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深化了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的研究，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众多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互为因果，互为市场，彼此存在供求关系，呈“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转变的动因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般情况，城市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高，农村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低，经济落后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困难，城市消费溢出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三次产业上就是“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非农方向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

3．产业集群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切经济活动在什么地方进行和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进行均受一定规律的支配。从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外部经济理论和韦伯在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集聚经济理论的提出，到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产业集群概念的提出，空间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在演进。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引起广大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经济学研究热点，原因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存在外部效应、竞争效应、自组织效应、溢出效应等内生动力。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和实践有别于西方建立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集群理论，立足于国情和各地的区域实际，形式多样，如浙江县域经济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经济”的区位型产业，即依靠地理条件确定产业定位并构建区域性的产业带或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欠发达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存在着规模小、效率低、投入少、竞争弱等问题，利用好产业经济学的这一前沿理论，借鉴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经验，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

4．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在众多的发展经济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由于“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更为严重地存在，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发动、组织、指导甚至控制的作用。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规制经济理论强调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规制行为要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整体福利的增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封闭经济转为开放经济，因此，县域经济产业的市场定位超出了地区小市场和国内的单一市场，地区性的产业发展将更多地与国际和国内的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市场的需求种类和需求弹性选择主导产业并确定产业的定位。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反过来，政府对产业的强力主导也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实行市场运作，要把避免“市场失灵”作为市场运作的基准原则。

三、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平塘县产业定位实证分析

平塘县是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部级贫困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815．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4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05％。辖9个镇，10个乡，241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0．0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8．01万人，占总人口的59．91％。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苗族。主要矿产有煤、铁等十余种。近年来，摆脱贫困成了平塘县历届党委政府蝉精竭虑的首要大事，在几年来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加深对县情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的把握和认识，平塘县对县域内支柱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进行了合理定位。

1．在资源禀赋的比较选择上，三次对主导产业进行了优化。从“烤烟、畜牧、旅游”到“畜牧、旅游、烤烟”再到“旅游、畜牧、烤烟”的比较优化选择，这个选择的科学性在于：一是基于对平塘县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比较优势认识，规避了“穷种烤烟”等比较优势陷阱，找准了一条开拓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发展路子。由特殊地质地貌构建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资源构成了平塘五大旅游绝品。①以掌布“救星石”世界地质奇观为主要特色的国家地质公园，②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项目建设优选场地组成的中国最大的大窝凼漏斗群景区，它由岩溶漏斗、落水洞、天坑以及溶洞组成的，既是观赏和研究漏斗的最佳地，又是体验天文科学奥秘的最佳处，③以“玉水不夜天”山水实景剧场演出的卡蒲毛南族风情展示文化旅游，④以甲茶南国风光为主的度假休闲旅游，⑤以拉安峡谷生态为主的体验旅游；二是基于对我国已进入人均GDP1，700多美元时期，“体验经济”和“休闲经济”呈快速成长势态的市场认识。统计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会产生体验和休闲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踏入休闲经济发展的门槛。而城市人均GDP要数倍于欠发达地区从而产生消费溢出，成为体验和休闲产业的主要消费源；三是基于对该县地处中心城市省会贵阳的幅射圈内，容易吸引投资和城市的消费溢出的区位优势的认识，目前贵州旅游线路从产品空间分布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的精品旅游线，平塘正处在向南沿伸至广西的绿色喀斯特和布依、水、瑶民族文化旅游线上，交通状况良好。正是这个定位使旅游产业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一举获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国家地质公园、AA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自然遗产四张“名片”，完成了省内其它景点用二十年才走完的发展 历程，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结合县情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强县、三产活县”的三次产业发展战略。典型的农业经济是平塘县的根本县情，城镇化水平不到10％，2005年，平塘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45：23：32，人均GDP为23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近年来，以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转移的具体措施有：一是依托城镇发展三产。通过设立工业聚集区，扩大城镇规模，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力争县城人口达到5万人，由此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县域经济；二是实施非公经济活县战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县个体工商户2477户，私营企业由2001年的17户增加到34户，非公经济纳税在县级财税收入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三是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2％，对GDP的贡献率为45．19％，拉动经济增长5．41％，是一、二、三产业中拉动力最强的；四是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就业。几年来农村劳务输出近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0．43万人次。平塘县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到“十一五”末，第一产业年均递增2．48％，第二产业年均递增15．1％，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5．48％，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由目前的45：23：32调整为31．2：28．8：40，城镇化水平达到30％的产业结构的非农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