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论文大全11篇

认知心理论文篇（1）

第二，外语学习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显学习。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内隐与外显学习。所谓内隐学习就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中，个体知识与环境信息相关程度较高而发生的无意识学习行为，它一般不需要学习者有意识地进行学习与认知，学习结果会自动存储在学习者的学习体系中。换句话说，内隐学习是一种自动的学习过程。而外显学习则是需要经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并需要个体付出努力的学习过程，其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语学习就是一种外显学习，它会受到学习者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以及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的影响与制约，具有一定的难度。

第三，外语学习与其文化联系不紧密。语言与文化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基础，语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习语言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学习文化的过程。那么，对于母语的学习，由于学习者本身处于有利的文化环境中，因此，学习起来就显得较为简单。但是，外语学习过程就不一样了，它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学习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外语文化环境是大不相同的，这就加大了外语学习的难度。

二、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外语教学策略

第一，重视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语言加工过程中的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只是片面地强调学生的语言应用实践，忽略了语言习得过程的循序渐进性，从而使外语教学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们要在外语教学中，处理好语言材料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处理好外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四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听和读属于输入性的，说和写属于输出性的。那么，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对学生理解能力尤其是听力理解能力的培养，这是因为在外语学习的初始阶段，语言输入的量大大多于输出量。我们应该帮助学生不断积累语言素材，为他们营造一些特定的语境来对他们进行听力训练，然后再对他们进行语言输入之后的语言输出训练。比如，让他们根据语言材料进行模仿、朗读和背诵等。这种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应该是一个反复刺激和不断加深的巩固过程，外语教师应该在课堂上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形式、高密度、高效率的教学模式。

第二，重视学生的自动化加工过程。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有一些语言单位经过了学生的长期学习和使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认知模式，这些语言单位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反应模式。比如，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横向的连锁反应模式等。那么，外语教师在进行外语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充分意识到外语教学的生动形象性，可以在课堂上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快更准地感知到外语词汇的搭配关系，并在一定的语境中感知和习得外语词汇。外语学习中的自动信息加工模式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需要学习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来进行。外语教师应该给学生布置很多的语言学习任务，让他们通过大量的练习来达到自动反应的程度，进而形成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并长期存储在记忆当中。

认知心理论文篇（2）

一、引言

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因此，英语学习离不开英语文化学习。（Carl James，2003；Lyons，1968；张德禄，2005；常宗林，2004；乐眉云，2006）如果我们只重视句子的完美形式而忽视其文化背景，就会变成Hymes（1967）所说的“文化怪物”（转引自张德禄，2005）。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普遍受到重视。西方学者Haviland（1975）认为文化是可以学习的；本族语者的文化知识是通过文化移入的方式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而对于非本族语者来说，一种有效的文化学习手段就是通过英文电影感触西方文化的。Raggett（1975）（转引自桂诗春，2001）试验说明视觉图像比言语记忆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近年来，英文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在英语教学包括文化教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傅琳，2006；姚静，2005；刘悦，2005；刘丽丽，2004）。电影作为一种集音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能提供给观赏者四种文化形态——物质文化、关系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Lustig & Koester，1999）。它具有形象的直观性，能让观赏者直接地感受，使记忆更为深刻。英文电影在文化学习上的优势可以从长时记忆、心理语境和心理图式三个方面探讨。

二、记忆结构与英文电影

1.长时记忆与英文电影

记忆的目的是把信息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当我们记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时总是不停地重复才能记住但不久遗忘掉。但当我们看完一部感人的电影或文学作品后，若干年后其中的情节还历历在目。心理语言学认为，记忆结构有三个层次——感觉记录器（sensory register）、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长时记忆是记忆的最高层次，是保存知识的仓库，用来理解推断新的信息。桂诗春（2001）认为影响语篇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读者对语篇内容有无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文化背景知识，它能使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语本族者，促进双方的交流，因此文化知识应被长久记忆。长时记忆包括一般知识文化知识和个人经验，如欣赏电影，前者叫做语义记忆，后者叫做情节性记忆。语义记忆相对稳定，而情节性记忆则是动态的，语义信息可以通过情节性信息的轨迹提取。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及法国女英雄的名字这些历史文化常识可以从《圣女贞德》（Messenger.The Story of Joan Arc）这部英文电影情节中获取。十八世纪的建筑样式这一西方文化常识可以从英文电影《爱国者》（The Patriot）的情节中直观地感受到。十七世纪英国皇家的官级服装样式可以从英文电影《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Caribbean）的情节中形象地获取。陈旭光（2002）认为，电影都是以活生生的人为表现对象的，通过活生生的处于和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中的人，折射出广阔繁复的社会。文化不能孤立存在，它蕴含在地理环境、社会行为，以及支配这些行为的思维观念中。英文电影可以提供英语国家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和民俗风情，这些方面的文化与电影情节相糅合，从而使观赏者在欣赏电影情节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知识的长久记忆。

2.心理语境和英文电影

在阅读理解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读不懂概念存在的具体语境，就不能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即使有时理解概念所处的语境，文化的不同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心理语境论认为，由目标或文化所规定的某些语境可以提供一个概念里的特征之间的连接和一个范畴里的概念之间的连接。能够成为概念关系的知识基础的不仅是语境目标，还可以是文化目标。例如，教堂、牧师和婚礼在中国是互无关联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却归为有紧密联系的范畴。如果没有西方的文化背景知识，任何非本族语者就会对这种归类方式感到难以捉摸。因此，一个范畴里的概念由特定的文化相联结，不同文化里的人们进行交流必须了解双方的文化才能促进交流的成功。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能够让观赏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概念之间的联系，深刻地理解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心理语境。例如，在西方国家，狮子是百兽之首，在西方文化中与国王这一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可以从英文电影《狮子王》中直观地感受到。因此，通过英文电影，观赏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由西方文化所连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建立本族语者的心理语境，从而深刻地理解英语语篇，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3.心理图式与英文电影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尽管作了不少努力，但有些学生仍然不能理解一些建构得不错的英语语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对所学习的材料没有现存的图式，这种情况对理解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他们无法摆脱那些起干扰作用的细节，因此在语篇理解中导致错误。Barlett（1932）的研究说明，图式在语篇处理中具有指引作用。由于中西的心理图式不同，学生在语篇理解中往往感到困难，从而造成错误的判断，因此，建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图式，是准确理解英语语篇和促进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前提。英文电影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建立起类似英语本族语者的心理图式，而且这种心理图式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完善。英文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可以使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心理图式。

图式中的某一点或几点被激活就可能会激活整个图式，也就是说，教堂、黑色礼服和胸前的白花就很有可能说明这是一个西方教徒的葬礼，葬礼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到场亲友一般不能像在中国葬礼上一样号啕大哭。有了这样的心理图式，我们才不会因英语本族语者在葬礼上穿黑色而不是白色丧服而感到诧异。因此，通过英文电影，观赏者更容易建立起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图式，从而准确地理解英语语篇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具有“可接受性”（Carl James，2003）。

三、英文电影在文化学习上的可利用性

英语电影应是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途径之一，然而，英语电影欣赏在实践中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李月林，2003）。针对英语电影对西方文化学习的影响，笔者在其所在的学校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六个班183名学生。调查结果显示，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工具，其娱乐功能在学生中仍占有绝对优势。76%的学生看英文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英语技能学习和文化知识学习只是娱乐的附带品。尽管24%的学生以增加文化知识为目的观看英文电影，但其中认为在英文电影中所学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英语阅读理解和跨文化交际偶尔有所帮助的占到76%，而认为从来没有帮助的也占到了11%，这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有意识到英文电影在英语语言文化学习中的作用，而意识到英文电影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的部分同学对电影中的文化信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英文电影在改善学生文化学习方面的效果不太理想。究其具体原因，可以从心理语言学的三个方面阐释。

首先，我们所记忆的是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在欣赏英文电影的过程中，如果只注意视觉和听觉的感官享受，而不注意里面可能隐藏的文化内涵，看完电影后就只能记住其音乐的动听、画面的优美和故事情节的感人，而不会发现其中的文化内涵。根据调查，55%的学生偶尔注意电影情节中的文化内涵并进行中西比较；3%的学生未曾注意过情节中的文化内涵也未曾进行中西比较，这说明多数学生在观赏电影时，没有把其中的文化信息作为重点，因而这些信息没有得到记忆。

其次，记忆编码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联系原则，该原则认为在一起发生的感知、思想和其他的心理活动会在记忆里联系在一起，所以只要其中的一些环节在以后出现，它就会触动其他相连的事情。例如，在英文电影《龙凤配》（Sabrina）中，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沙布里娜谈论了一个平民姑娘与王子相爱拒绝皇室用钱收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如果观赏者被故事本身的内容或由故事所引发的思想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触动，就会触动其他所有相连的情感。例如西方森严的等级制度被触动就会带动平民姑娘与王子的爱情故事、拒绝收买的故事、沙布丽娜、当时用的关键词语“buy off”、电影的名称和演员的名字。相反，如果欣赏电影过程中没有思考西方的等级制度，即使看到这一词语也想不起前面的其他环节。根据调查，76%的学生偶尔联系课堂上所学的文化知识，3%的学生未曾联系过。这说明了大多数学生在观赏电影过程中没有积极地进行思考，联系课堂所学的知识，这也是利用英文电影改进文化学习没有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最后，信息遗忘是记忆的一个普遍规律。心理学认为，回述和再认会提高记忆强度，降低遗忘率。根据调查，71%的学生看完电影后偶尔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回述和再认，而从来没有此习惯的学生占到了11%，回述和再认的频率非常低，所以即使在看电影过程中学到某些知识，也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复习而很快遗忘掉。

懂得了记忆运作的原理，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培养多思考的习惯，多注意电影情节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多联系课本上所学的文化知识，多重复回述有意义的文化信息。尽管英文电影蕴含的文化信息丰富多样，但由于其比较琐碎，缺乏系统性，有些甚至没有现实性，因此不能同文化课本中的知识等同起来，一概而论。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学习的最好方式是课本与英文电影相结合，课本为本，电影作为辅助手段，使文化学习更为有趣，理解更为深刻。

四、结语

英文电影作为英语国家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的一面镜子，成为非本族语者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本文从心理认知角度介绍了英文电影作为现代媒介促进文化学习方面的优势，并解释了学生利用英文电影改善其文化学习但效果不太理想的原因。了解了记忆原理，学习者应该培养合理利用英文电影的习惯，通过英文电影的帮助，开阔文化视野，在轻松愉快的情节中结合课本文化知识实现对西方文化学习的长时记忆目标。

参考文献：

[1]Barlett，F.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Carroll， D. 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46-62.

[3]Haviland， W. A. Cultural Anthropology （3rd ed）[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5.

[4]James，C.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Exploring Error Analysi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102-143.

[5]Lustig and Koester.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M].New York：Longman，1999.

[6]Lyon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Press，1968.

[7]常宗林.英汉语言文化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1-34.

[8]陈旭光.电影艺术讲稿[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2.

[9]傅琳.英语影视教学应用研究[J].文教资料，2006，（3）：144-145.

[10]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1]乐眉云.应用语言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6-112.

[12]李月林.英语电影欣赏教学新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2）：148-150.

[13]刘丽丽.英文原版电影走进综合英语课堂的尝试[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4，（3）：105-106.

[14]刘悦.英文电影欣赏课的学习策略和基本教学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118-120.

[15]刘晔原.戏剧影视文艺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96-140.

认知心理论文篇（3）

 

在近三年的德育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在讲授《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和《职业道德和法律》这两门课程时，笔者发现大多数中职学生的自我认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自卑心理普遍存在。

自我认知，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自我观察是指对自己的感知、思维和意向等方面的觉察；自我评价是指对自己的想法、期望、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判断与评估，这是自我调节的重要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我，看不到自我的不足，觉得处处不如别人，就会产生自卑，丧失信心，做事畏缩不前。相反，如果一个人过高地估计自己，也会骄傲自大、盲目乐观，导致工作的失误。因此，恰当地认识自我，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是自我调节和人格完善的重要前提。如今，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品格和健全的心理素质也成为教育者的重要任务，因此，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学生自我认知过程中的自卑心理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中职学生自我认知过程中自卑心理的表现

我们知道，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首先要进行自我认知，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研究，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职业生涯规划论文，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经历及不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而部分中职学生自我认知存在误差，认为自己毫无优点，有的只是一大堆缺点，因此不可能确定什么职业奋斗目标，以后只不过是混碗饭吃罢了，不需要作什么职业生涯规划。还有一部分中职生认为自己有优点，但是优点比较少，按照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和步骤，依据自身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在学习《职业道德和法律》这门课时，其中有一个互动项目，就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同学选出一个代表，大家都写这名代表的优点。这个活动在各个班级进行得都比较成功。但是在所有的班级进行这项活动时，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如果选出的代表是班干部或者学习较为优秀的同学，其他同学写的优点他大多都认为比较符合自己，但是如果选出的代表是班级成绩不太好或者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同学，当他（她）听到其他同学写的优点时，他往往认为是同学们在嘲笑他、讽刺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自己没有优点，是一个“坏学生”，正是对自己的极端不自信，导致这类学生在听到大家评价他的优点时，往往有些气急败坏。

以上两个例子突出表现了中职学生自我认知过程中存在着极大地偏差，而这种偏差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自卑心理的根深蒂固。

二、中职学生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

中职学生大多都是16—18岁，正是花样年华，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美好时代，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却如此自卑呢?通常自卑心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在原因主要体现在人的性格偏差上，有以下几种性格特征的人，如；小心眼、内向、孤僻和偏见论文格式模板。这种人本能的看不起自己，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明明自己有很多的优点，但总是妄自菲薄，总认为别人就是瞧不起自己，天生就比他人差。在中职学生中，这样的学生有一定的比例，但不是主要的部分。从笔者的调查了解来看，中职学生自卑心理的产生原因，更多的来自外部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学习成绩差，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职业学校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成绩都不太好，可以说从小学到初中都不是好学生，好孩子。他们学习成绩差，厌学情绪严重，学习兴趣低职业生涯规划论文，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愉悦，从而造成他们没有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应试教育指引下，部分教师对学生只看重分数，而忽视了育人，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教学上存在着轻视，教育上存在着歧视，他们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自卑倾向日益严重。

其次，家庭教育的失败或缺失。

当前，大多数中职生都来自于农村，在他们幼年时，父母迫于生活的压力，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大多都是和自己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们一般称这些孩子为“留守儿童”。由于祖父母一般都溺爱孩子，对孩子管教不力，加上父母亲情的缺席，使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种状况下，缺乏管教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大多数成绩不好，不太遵守校规校纪，于是经常会受到在外辛苦打工的父母的严厉指责。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失败或缺失，导致学生孤立，消极对待生活和学习，从而走向否定自我的自卑困境。

再次，社会上对职业学校误解的影响。

目前，虽然中职教育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但是社会上对中职的一些错误看法仍然存在这消极的影响。“进中职无为，学技术无路”的思想还存在于一部分人头脑当中，由此引发对中职学生冷眼瞧、偏心待等现象。因此，外界舆论的压力也是造成中职学生自卑心理的主要成因之一。[1]还记得有一次上课，学生说，“老师，咱们学校叫农校，多难听呀，出去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农校的。我以前的同学都很好奇，说农校都是学种田的。我看咱们学校以后要是升格了，可一定要把农业两个字去掉。”学生的话，其实正是社会上很多人的看法。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还有诸多因素。如有家境不如人，家庭经济较困难，互相攀比而产生的自卑。还有的学生认为家长没能力，无权又无关系，做什么事都不如人而自卑。还有的女生认为自己外形不如人而自卑。更需指出的是，现代社会是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出人头地”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受其影响，学生之间不比学习，而比外表，这也是造成某些学生自卑的重要原因。也有部分学生，对社会职业生涯规划论文，对工作认识不足，当受一两次挫折后，就怀疑自己，出现悲观情绪。当长期被自卑感笼罩的中职学生，不仅心理活动会失去平衡，生理上也会引起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心理变化，更加重人的自卑心理。

三、中职学生克服自卑心理的调试方法

那么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使中职生走出自卑的泥沼，增强自我认同感，重拾自信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实行鼓励教育，多表扬学生。在面对认为自己毫无优点的自卑学生时，老师应该认真地告诉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只有或多或少的区别，你没发现，只是你缺少发现的眼睛，或者自我谦虚罢了。老师在任何时候，即便在批评学生时，都应该首先指出学生的优点，然后再指出他的错误，当然要用较为委婉的语气指出，可以用“如果你能……就更好了”，或者用一种幽默的语言说出你对他错误的不满，以便尽可能少地伤害学生敏感的自尊心。长期遭到批评和指责的学生，如果能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相信自我认同感会逐渐得到增强。

其次，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老师应向学生灌输正确的成才观论文格式模板。应该让学生明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评价一个人是否成才的标准不是考分而是个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只有那些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平时多给学生讲一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成功的例子，让他们懂得职业教育尽管在培养人才的出发点和时间与其他普通教育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澄清中职生在人才观上的片面认识，促使他们更新观念，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再次，鼓励学生表现自己，寻找自己的潜能。要真正除去学生自卑心理，重塑他们的自信心，就必须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制定切实的行动，引导学生从已实现的事情得到鼓舞，增强信心。在集体活动中，我们要鼓励学生多做一些力所能及、把握性较大的事情，给学生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让他们从中得到成功的喜悦，帮助他们树立信心，从而有效地克服自卑。

最后，积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心理承受能力。针对中职生这一特殊群体职业生涯规划论文，教师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并通过各种渠道时刻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给予他们适度的“挫折教育”，提高他们在面对各种挫折时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不满、困惑升华为斗志，才不会被失望占据了斗志。时刻以“你行，我也行”的信念去开拓人生境界，去积极进取，从而从各方面不断完善自己。[2]此外，学校要开设心理教育课程和设立心理咨询辅导室,针对学生的心理现状,系统地、科学地、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课程学习,并对出现的心理障碍及时予以疏导和缓解,保证学生在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能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消除自卑心理的阴影,轻松、愉快地完成学业,积极主动地走向社会。

总之，教师应根据各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教育。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学生挺起自信的胸膛，积极乐观地学习和生活，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应当明确的是，“授之以渔”比“授之以鱼”更重要，教师的职责不是替学生解决问题，而是重在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节的方法，教会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才是根本。

中职学生自我认知过程中的自卑心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中职教育工作者长期面临的难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中职教育的成败。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解决中职学生厌学问题，行为不良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只要我们能积极面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相信不久的将来重回自信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1]陈东明，中职学生自卑心理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思考[J]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06(4)

认知心理论文篇（4）

二、自我认知对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选拔考上大学，发现周围都是与自己能力水平差不多甚至高于自己的人，发现自己不如以前出类拔萃，以及远离熟悉环境开始独立生活等。如若不适时正确调整自身心态，就会有产生自卑、嫉妒甚至敌对等心理的可能，进而使一部分大学生不愿意参加活动，对他人漠不关心，认为自己对别人来说可有可无，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阻碍大学生的综合发展。

（一）自我认知团体模拟实际环境为实际问题解决提供范例

在自我认知团体活动中可以生动模拟还原实际情况中出现的问题，并为案主提供了更为综合的模拟社会现实环境，易于将辅导中收获的效果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去。在辅导中使案主接受到多方面刺激，来思考、学习、面对自身的现实问题。团体中沟通交流与现实中的相似使得辅导效果更容易巩固与应用。团体辅导中指导与学习正确解决方式的过程也促进了案主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除此之外也为案主建构了适合其自身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对自我认知进行团体辅导的成员大多因为社会支持薄弱对自身现状感到无助、无力与悲观。而在自我认知团体中因各个成员的相像性以及建立的平等和团体中的归属感、被认可的社会场境以及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环境，事实上又建构成或改善了成员的社会支持体系。

（二）自我认知团体感染力强、影响广泛

团体成员在团体中找到了共同体归属感。在团体中因成员有着相同的经历或相同的愿望，所以成员间有着平等的感觉，有着强烈的被接纳感受，自己不再被边缘化，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对团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可以创造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学习机会。成员通过诚实地回应其他成员的成长，表达的是对他人的接纳和肯定。这种接纳和肯定使成员彼此之间愿意和乐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从而实现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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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英语写作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20世纪80年代，国内英语和二语写作理论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有了缓慢发展。21世纪初，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较大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外语写作教学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外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2003年起，通过研究国内多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有关英语写作研究的文章，一些教师和研究者对我国英语写作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和内容进行了综合、概括和总结（李志雪、李绍山，2003；姚兰、程骊妮，2005）。还有教师对国外第二语言写作研究的现状与取向进行了分析（王立非、孙晓坤，2005），通过对比呼吁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加强外语环境下的二语写作研究。

但英语写作教学仍然面临不少问题。长期以来，怎样让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地道的英语写作技巧，增强其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苦苦追求的。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强调意义交流而忽视了提高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很多学生仍然难以用英语在真实场合进行复杂的思想交流，写作水平更是“不堪入目”，英语写作水平的总体水平没有“质”的提高。

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找一条更实用的英语写作教学途径。而近年来为大家所注目的认知语言学，为探索、研究英语写作教学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知法理论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一、认知法与英语写作

（一）认知法理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福祥教授和刘润清教授在给国家教委的一份报告（后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中曾指出：“二十年之后，认知语言学将是最热门的课题。”“认知”这个术语来自学习心理学。心理学的“认知”概念是“知道”的意思。而“知道”则有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构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意义。认知心理学家重视感知、理解、逻辑思维等智力活动在获取知识中的积极作用。把认知心理学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的方法叫认知法。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又名认知符号法(cognitive code approach)，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Carrol于1964年提出。它是以心理学家Piaget创立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家Bruner倡导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著名语言学家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依据的。这种教学法重视对语言规则的理解，重视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智力的作用，是一套完整的外语教学法理论和一套极具科学理念的教育方法。认知法具有坚实的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理论基础。它有三个要素：（1)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2)学习外语的方式应是S(stimulation)R(reaction)而不是SR；（3)规则性和创造性。

（二）英语写作教学与认知法的关系

英语写作教学与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大学生只有遵循科学的认知原理，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充分发挥人脑的智力潜能，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认知法建立在认知学习理论基础上，它吸取了大脑生理、信息论、语言学的最新科学成果，它的对象是成年人，适应于没有语言环境下的外语语言学习，尤其符合我国当前的外语学习环境，它与英语写作教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契合。认知法历经四十几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关注和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认知法这一崭新的角度系统地、综合性地探讨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机制，尽可能还原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的认知过程以及大脑的认知环境，必能摸索出更实用快捷的科学方法，使大学生创作出符合英语本族人思维习惯的文章。认知法不仅能为写作知识结构化提供一个科学依据，而且能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实现有效性写作开辟一条新途径。

二、英语写作认知研究内容述评

以研究主题为标准，国内外英语写作教学认知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方面。

（一）国外研究

近年来，国外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二语习得（包括听、说、读、写、译）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二语习得有其认知和心理的基础，代表性的理论包括Schumit（1990，1994）提出的noticing hypothesis；另一方面，随着以任务为单位的教学方法的兴起，外语工作者也在尝试使用认知心理学的框架解析这些教学任务，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作包括Peter Skehan的《语言学习认知法》。例如，在口语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Levelt（1989）提出的理论框架，它甚至被用到了写作研究中。通过这些研究，一些关于语言任务认知难度的理论框架被逐步完善，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国内研究

1. 认知心理学研究

杨永林（2005）通过跨学科对比的方式，考察了西方写作理论的流变，得出“翻新多于立异，借鉴多于原创，传承多于革命”的结论。近些年来，中国语境中的英语教学实效性问题引他从理论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入手，引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从较早的过程写作理论到新近的社会认知写作理论的发展变化出发，分析了西方英语写作的范式转变与理论传承。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杨永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对外语写作教学理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下，新的语言学习理论认为，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应当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协作学习的原则。他还分析了从传统的修辞选择理论到现代社会认知写作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西方写作理论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从最初的过程写作理论到新近的社会认知写作理论，呈现出一种‘理论竞现、推陈出新’的局面。”

2. 跨文化研究

丰国欣（2001）的“英语跨文化写作中的认知心理机制”有一定的代表性。丰国欣在文中对英语跨文化写作中认知心理机制的各方面，如语言习得与发展、思维心理和语用心理等进行了论述。丰国欣（1999）认为，认知心理处理是跨文化写作的核心和动力机制。由此他建议，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汉语环境背景下进行的二语写作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写作（即措词、造句、成段、谋篇以及对文章的错误分析和对比分析）这一层面上。他认为，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认识第二语言写作的本质更科学、更全面、更符合客观实际，不考察交际双方认知心理机制的第二语言写作研究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3. 社会认知研究

邓志勇（2002）在“英语写作教学的社会认知模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英语写作教学的社会认知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确定了写作过程中作者、主题以及读者之间的动态三角关系。根据这个模式，写作过程被看成是一个循环性而不是线性的过程，写作既是互动的过程也是劝说活动。

4. 图式论研究

周遂的“图式理论与二语写作”（2005）探讨了图式论在二语写作中的应用。他从内容图式（即语言图式）和形式图式（即文章图式或文体图式）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人的图式差异给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写作带来的问题。为此，他从段落结构、衔接手段两大部分来进行英汉文体图式的对比，归纳出几点总体区别特征。最后他阐述了扩充和丰富学生写作图式的方法，以及教学中优化图式激活、增强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必要性。

5. 元认知理论研究

唐芳和徐锦芬（2005）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元认知理论的构成和发展及基于该理论的英语写作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主要贡献。他们重点介绍了Flavell元认知理论的重要观点：元认知是对认知活动的认知，即认知主体对有关自身任何认知活动的认识或调节，使认知主体关注并调控认知活动的知识与能力，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这两方面相互联系和制约构成元认知整体。元认知至少是指认知主体所存储的既和自身有关又和各种任务、目标、活动有关的知识片断。根据唐芳和徐锦芬的综述，近年来国外基于“元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母语和二语写作认知模式的启示；第二，ESL写作者元认知发展评估；第三，ESL写作知识分析：写作成功者与不成功者的个案研究。

吴红云和刘润清（2004）的“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的因子分析”是国内第一项已发表成文的写作元认知实证研究。他们通过对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因子的分析发展了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框架。他们对Flavell元认知理论框架中的两大要素―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的局限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改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环境中的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框架。

吴红云（2006）的“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的特点”根据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框架，通过采用开放式问卷和周记调查，探究了在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写作元认知的特点。周计调查表明：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的英语写作元认知特点反映出教学原则的构想，即英语写作元认知体现为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两大要素。元认知知识由任务知识、主体知识和策略知识构成，元认知体验分为积极与消极体验。开放式问卷结果表明：英语写作元认知有一定的发展性。这些结果验证并丰富了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对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吴红云（2006）还在“大学英语写作中元认知体验现象实证研究”通过纵向调查、横向调查、大规模问卷调查以及作文测试等多种定量与定性调查手段，探究了写作元认知体验的种类及其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写作教学对元认知体验的影响。研究发现：（1)元认知体验可分为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2)写作元认知体验与作文成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3)写作元认知教学对元认知体验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思考

目前国内有关英语写作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唐芳、徐锦芬，2005）：关于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和英语写作过程的研究。总体上，大家对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关注还比较少。

国内外英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社会认知理论、“支架”理论、语域理论、体裁分析理论、图式理论，以及语言输出假设理论。其中社会认知理论和图式论是认知心理学家们用以解释心理过程的理论，但它们不能代表认知学的全部。从认知学角度研究英语写作教学理论还处于零散阶段。

结语

认知理论认为，英语学习过程是新旧语言知识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语言能力从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动应用的过程，而这种结合与转化，必须通过学生自身活动才能得以实现，没有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就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能挖掘其学习潜力，就不会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语言能力。写作教学从“认知”角度出发，遵循科学的认知原理，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充分发挥人脑的智力潜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较之于传统教学方法，它能够给学生提供更积极、更实际、更有效的帮助。在教学改革步步深入的今天，探讨认知法与英语写作教学的关系，以认知法为指导改革英语写作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是大有裨益的。

认知法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必将对21世纪中国的英语写作教学乃至整个外语教学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志勇.英语写作教学的社会认知模式［J］.现代外语，2002，(4)：408-417.

［2］丰国欣.英语跨文化写作中的认知心理机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4).

［3］李志雪，李绍山.对国内英语写作研究现状的思考［J］.外语界，2003，(6)：55-60.

［4］聂清浦，周焱，常梅娜.认知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外语界，2002，(3)：71-75.

［5］唐芳，徐锦芬.国内外英语写作元认知研究综述［J］.外语界，2005，(5)：17-23.

［6］王革英.论认知法与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契合［J］.教育与职业，2004，(39)：46-47.

［7］王立非，孙晓坤.国外第二语言写作研究的现状与取向［J］.外语界，2005，(5)：10-15.

［8］吴红云，刘润清.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的因子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3)：187-194.

［9］吴红云.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的特点［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81-84.

［10］吴红云.大学英语写作中元认知体验现象实证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28-30.

［11］杨春红.从认知角度论英语词汇教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381-383.

认知心理论文篇（6）

[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　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　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　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　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　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　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　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　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　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　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认知心理论文篇（7）

[8]闫祥岭.广西合浦发生凶杀事件2死5伤 包括多名小学生[EB/OL].新闻中心.新浪网.（2010-04-12）[2013-04-16]..

[20]闫峰.从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51-53.

[2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7.

[22]张再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447.

认知心理论文篇（8）

“认知诗学”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03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02：1）在《认知诗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Tsur的认知诗学研究强调认知学科工具和传统文学批评与语言学工具相接合，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对文学语言的制约，对传统文学批评通过内省直觉文学效果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认为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这种认知根植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学解读可参照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

认知诗学按研究对象分为4个不同的研究派别：第一流派以认知诗学先驱Tsur为主要代表，借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如认知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文学批评等描述研究诗歌理论和方法论，以及Gibbs（尤其是实验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和KeithOatley（基于认知心理学，以人类情感研究著称）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将Langacker（1987/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的意象理论应用到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认知语言学先驱Lackoff&Turner为代表的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诗歌隐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认知诗学代表人物，他们运用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认知文体等各种不同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理论，正不断地走向成熟和独立。认知诗学力图从认知角度重新评估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阐释，以寻找一条接通文学—语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径，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本质上认知诗学是认知框架下的一种当代西方诗学理论，应归属于西方诗学。在中国，近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将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著作陆续介绍给国人之后，认知诗学正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又一个新热点。国内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内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发展态势展望，以及将认知诗学的重要原理运用到文学文本解读之语篇分析实践上（如苏晓军，2009；蒋勇军，2009；赵秀凤、叶楠，2012；蓝纯，2011等）。但我国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进程仍需要时间。

二、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1．翻译的诗学演进

根据上文的界定，如果说诗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关于文学理论、流派、或是文艺创作手法之总和的话，那么不难理解“翻译诗学”就是将翻译艺术提升到翻译理论体系。一切具有文学性、文学价值的译作、译技、译论都是翻译诗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最早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在批判传统译论采用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而“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尔（1992：45~48）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与赞助人（patronage），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其他西方学者如美国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英国GeorgeSteiner在其专著（1975/1998）《翻译的系统诗学》、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等书中都对“翻译诗学”做了宏观和微观上的深入阐述，并使其外延与内涵不断扩展。在中国，袁筱一、许钧教授（1995：60~66）是较早关注翻译诗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将法国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并与许渊冲教授的“翻译诗学”做了对比，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神似说”与“化境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国的翻译诗学实则早已存在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中国译论就是中国的翻译诗学”。徐新建教授（2001：16~23）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学”在现代汉语中包含着3种源流：第一是对西方“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并认为“翻译诗学”就中国对西方的引进而言，就是汉语传述的西方诗学，“翻译文论”亦然，“翻译诗学”已融入中国现代汉语思想资源，并充当了中西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三者”。学者吕俊、侯向群（2006：56）认为，就中西翻译研究的诗学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性持排斥态度”。

上述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诗学”进行了研究。从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的翻译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重感性、轻理性”的我国传统译论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常被概括为“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之‘三式’”而被认为缺乏学科形态，为人所诟病；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在强调文学翻译超越语言之上的同时，有忽略文本语言形式客观存在之嫌，其为一，而缺乏相应可供操作的指导性的系统理论，其为二；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论在张扬译者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客体的同时，应警惕因过于张扬而忽略文本的客观性。

2．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文学富含诗性语言，文学性的蕴意既隐身于语言之中，又超乎语言之外。语言学的严密逻辑固然无法解释诗性，因为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里也持相同的观点：“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但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人类需要对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诗学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是其基本属性，心智体验是其哲学基础，文学文本是其研究对象。因此，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

认知诗学在注重文学语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并考察人类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这也正是认知诗学力图超越传统印象式审美批评最主要的标志。此外，注重整体效果，遵循格式塔“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认知诗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Stockwell指出，传统文学批评过于聚焦“作者—文本—读者”三角关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但认知诗学并不局限于任一点，它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彻底重估。虽然认知诗学与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所强调的整体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存有交叠，但前者涵盖更广、更全面、更精细，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侧重。诚如Tsur（2002：314）所言，语言是概念化的，诗歌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说不了的；认知诗学主要探讨如何用概念性的语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运用认知理论获得对文本结构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尽管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目前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学翻译研究理应归属文学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1999：239）。因此，认知诗学能给文学翻译带来新的方法论指导，并启迪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认知诗学能够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以认知诗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和认知语境的重要性；由于认知诗学强调文学植根于语言，语言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就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参与，注重作品整体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认知心理论文篇（9）

影视剧名属于专名范畴，被视为“作品之眼”，高质量的翻译是获得文化认同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文化翻译的关键之一是避免文化误解，尤其要杜绝扭曲文化内涵。近十年来国产影视作品产量激增，频频参与角逐国际大奖，作为推广工作的一部分，影视剧片名和台词翻译日显重要。本文从影视剧名翻译的认知特质入手，结合对当前最佳的认知翻译模式的讨论，重述认知翻译操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有助于促进对认知视角翻译理论的丰富性和再理解。

一、影视剧名翻译的认知特质

不同于其他专名和通名翻译，影视剧名的翻译和剧本共构语篇，较之于其他范畴，这类专名的含义更加丰富。过去的翻译更多从文化学角度追求文化意象的重塑，倡导“归化”和“异化”视角的协调，但这并不是说文化功能对等和语言意义对应的追求拒绝认知层面上对语言文化本位的关照。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我国得到深化。认知语言学没有严格意义的框架约束，富有灵活性和包容性，本质上是认知科学框架下多个语言研究流派的总称。它构建自身的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体系，桥接多范式的语言研究方法，树立了社会文化学的地位。其子范畴正如共筑的“群岛”，分享核心要义，中心论题包括认知语法、放射状网络、原型理论、图式理论、概念隐喻、意象图式、心理空间理论、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以及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学思想等。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六大基本原则，如语言单位是开放知识网络中触点的大脑激活，语言形式的意义体现了词同心智的投射关系等，[1]这种体验哲学的主观主义关照极大丰富了以往翻译的语言学客观主义思想，更大限度地解放了“镣铐下的舞者”。

重新挖掘以往的翻译标准中间包蕴的认知理念，对重新理解译者的身份和整合翻译策略有着特殊的借鉴价值。以认知思想来衡量严复的翻译原则，“信”诠释了译者对原文本的信息认知度。片名是施加于目标语观众对于包括影片类型及其他相关文本的直观心理印象。“达”解释译者对译名的双语文化的认知度，其过程需要在后续语篇的支持下精准转码，拒绝信息流失。因为题目不构成命题，不能成为表述的全部。“雅”则是新高度上创造性翻译的认知美学追求，尤其在当下，“人们开始注意协调文化精神的本质追求和技术导致的影视文化日益世俗化、大众化趋势之间的关系”[2]。翻译影视剧名作为一种认知活动，译者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不同身份的想象式介入，检验自身的世界认知图式和语言认知储备，进而重构文本使之成为和谐译品。

概括说来，剧名翻译有三方面特质。首先是浓缩凝练。片名本身篇幅有限，译时须简洁明快，最大限度传递原信息。其次，要求文化体认。剧名是大众传媒艺术和娱乐形式，忌晦涩生僻。除特殊要求，避用专业术语。译时须照顾受众的认知需求，选择语言类型，连结文化和人性的共通点。最后，功能性语篇的呼唤功能。电影作为影人的文化艺术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因此，片名具有广告语篇功能，包蕴和诉求了特定的广告效应。翻译的过程须追随文本的形式诉求、感染和影响观众，寻求认同。

二、最佳认知翻译模式

迄今为止，认知翻译模式中基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构建的模式最完善也最有说服力。[3]福柯尼[4]认为各心理空间有相互映射的关系。心理空间指在为达到思考和交流过程中局部理解某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的概念包。它负责明确语言事件参与者的行动目的并指导行动的策略。就影视剧名的翻译而言，概念整合翻译基于对剧名理解的心理空间知识的深化。翻译操作过程中，一个或一类文本被提及后，译者的可能身份开始构筑心理空间，促成文本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投射。在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选择上，译者和读者可以在指代或者隐喻相同或者不同空间里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认知上相互关联，具有触发作用。

在概念合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空间概念合成认知操作模式是一种基于认知内容交互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模型。[5]该构想认为，各域的映射是人类独有的意义生产、迁移和操作的认知核心能力，语言结构和使用为内隐的空间域之间映射提供依据，外显的语言是内隐意义构建的极微小部分。构建过程复杂而内容丰富，是更高阶段的心理运作，并遵循两大重要原则，即建构性原则和管制性原则。在作为一类概念翻译专名时，先要符合概念合成的建构性原则，部分的跨空间映射以及对投射过程中的部分选择性，从而在合成空间中表现出新显的结构，并以语词的外显形式加以表征；同时，概念的合成受制于管制性原则，优化策略，具体表征为完善和整合结构与范式，维系各种内在的网络联结，保证合成空间的清晰性以及空间内部结构各部分的关联性等。毋庸置疑，影视剧名的翻译过程正好诠释了其中的多种蕴涵及其语词表征的路线。

三、重述认知翻译操作的三原则

翻译的认知观强调视角的整合，在保证理解的前提下，重现源语篇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即译者的认知世界。此时语篇是操作的基本单位，语义被心智过程赋予了连贯性在内的多种认知特征。翻译的过程创而有度，拒绝随意。认知视角下影视剧名的翻译操作可以参照三条重要的原则，即针对翻译主体而言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功能定位而言的补偿性原则以及针对翻译目标而言的和谐性原则。[6]

首先，认知语言学视野下的译者具有主体性。语言活动具有体验性、多层互动性和创造性，影视剧名翻译尤其如此。译者从源语语篇特征出发，再现其内置的双重世界，即创作的客观世界及作者的主观世界，进而追求“解释的合理性”。以传统经典《水浒传》被译成105 Men and 3 Women来看，有人说这是译者的戏谑，反观其在信息传达方面似无不妥，但在文化体验上看，两者在凸显和背景上做了概念偷换，使视角发生了转换，突出地展示了在西方文化解读中无我体验哲学观的不足。冯小刚的《夜宴》票房成绩惊人地超过13亿，英译为The Banquet，在外国观众那里反响很好，译法巧妙地避开了文化误解，把持住剧情的高潮部分，把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又如，《卧虎藏龙》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英译名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龙和虎的形象蕴涵浓厚的汉文化气息，译得不打折扣。在这里，前一个重写了中国式的“哈姆雷特”，后一个是东方传奇的演绎，译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名化于一致，遵循了忠实的翻译宗旨，达到和谐翻译的效果。

其次，认知视野下的翻译在功能定位上要求补偿性原则。这一翻译观可以同当代语言学的其他成果互补形成合力。普通语言学从客观主义的角度寻找异质语言的规律性和共性，而功能和形式语言思想扩展了翻译维度和向度。认知语言学则通过引入体验哲学的理念，一改传统的客观主义真值条件语义学思想，从非客观主义加以解读，把语义看作是具有心智能力的人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为例，其把心理映射解读为符号的映射，强调认知语篇的表意功能和形式价值，从语篇的系统观和功能观对语域和语境赋值，其成熟的语境理论、功能句法理论、评价理论以及语法隐喻理论对翻译的操作和理论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认知学派不同，它更侧重了认知涉及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认为语言根植于认知。基于此，认知翻译观同其他翻译哲学互为补偿，对于创造性翻译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译者对影片内容、风格及内涵的理解是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形式和功能的转换过程。如香港都市剧集《掌上明珠》讲述一个关于朱家三女及其所从事的珍珠首饰生意的故事，英文为“apple of ones eye”，意为“珍爱的人或物”，中文正特指女儿。但把标题译成“Sister of Pearl”，一语双关，又暗含一个隐喻，使得直译意译相和，“珍珠”和“姐妹”的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将多重意思都包含了进来。这一译法同新近出品的“Flowers of War”，《金陵十三钗》有着类似的精妙的补偿功效。

第三，在翻译目标上，认知翻译观倡导和谐性原则。和谐既包括译者多重身份的内在和谐，也包括目标语和源语文本的和谐。和谐始于译者的体认。理解过程是译者消解其内在矛盾的心灵体验。翻译像巨大的贯通中西知识、弥合文化间性的桥梁工程，译者在这样一种自我冲突的心理体验中，寻求平衡点，从综合、统和和暗示走向分析、细微和明示，从而跨越和克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分歧，以重新编码文本的方式呈现另一种文化。这样的翻译原则直指翻译的文化目标。张再红[7]曾指出，文化语义是客观映象和主观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文化心理互动的结果。而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认知模式理论及框架语义学和认知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框架。因此，翻译影视剧名可以追溯这种文本的故事原型，根据词汇认知和情节认知的最佳模式，辅以其他文化理论，升华文化语义的传达进入理想的境界。如《黄飞鸿》译名为Once all upon a time in China，效仿《美国往事》的片名Once all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又如《刀，剑，笑》译为The Three Swordsmen让人马上联想大仲马的《三个火》（The Three Musketeers），中西不同的江湖传奇在良好的传译效果中尽显。类似译例在语言表述中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文化和谐的追求。

综上所述，从认知视角翻译影视剧名这一类专名时，首先须明确翻译的本体和客体及二者关系，在把握认知翻译操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语篇为基本单位，遵循认知翻译的最佳模式，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完成翻译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对真值和协调的核心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Robert A Wilson，Frank C Keil.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MIT，（Edit）[M].Boston：The MIT Press，1999：135.

[2] 张晓红.试论当前中国影视文化的“消解倾向”[J].学术交流，2009（08）.

[3] 王文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和思考[J].外语研究，2004（01）.

[4] Fauconnier G.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 Fauconnier G，M Turner.The Way We Think[M].New York：Basic Books，2002.

认知心理论文篇（10）

1．体验哲学下译者语言认知的社会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体验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人的认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3］。体验哲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就在它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优先地位，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必须依据客观规律，从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中去，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在体验哲学那里，人的主观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当然，体验哲学的体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个性化身体演绎，而主要依赖于个体基于社会现实或潜在经历，在特定空间关系和力量运动的感知中形成。换句话说，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形成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基础上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不同主体对现实的身体体验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离，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心理认知和范畴隐喻系统。体验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认知语言学，其核心观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认为，语言符号必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是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关系。体验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具有社会性;体验有人文性，语言也具有人文性。语言体验性的应有之义就是“语言人文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体认识作用，认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文特点和人文精神，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语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5］。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今天的认知语言学，都无法绕开语言的社会性单独进行。体验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道格拉斯•鲁滨逊的翻译身体学观点，译者的身体体验中存在着普遍性体验即翻译的观念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个体性体验级翻译的个体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译者在与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内化了的个人感受，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后者是指译者的个人感受，不同的审美表现倾向和语言使用倾向等，同译者的知识积累、个人修养密切相关［6］，属于普通心理学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实际上是两种认知心理对话协商的结果。(1)从共时的观点来看，同一时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别样的文化风采，是因为译者个体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体验和审美倾向。(2)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译者为社会成员共有的那部分观念体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一时期译作的整体风貌，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原作在不同时代允许产生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译作，使重译或复译成为可能。基于体验哲学上的译者主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认知的社会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从宏观社会文化角度引发了对译者普遍性的关注。在认知范式下译者主体研究不仅不应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应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出发，以宏观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群体性为基点，探究译者群体与社会文化客体，译者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投射，进而系统解释译者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译者认知进行研究。如陈吉荣从人类学角度讨论了典籍翻译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译认知研究中的社会性因素［8］，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和文本组织形态间的相互关系［9］;王宏印认为文学翻译批判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含义，因为文化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10］。尽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学研究的框架内，但无疑为后来人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更广阔的维度去研究译者认知心理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2．总体性哲学下译者主体的社会性自翻译文化转向以来，传统研究中的隐形译者逐渐现身，成为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主场。译者主体研究从“发现主体”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迎来了主体间性的出场。然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哲学下的译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严重不足: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或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仅强调个体译者的差异性，忽略了译者群体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单一的共时研究［11］。传统哲学对主体及“主体性”的理解，往往从认识论出发，主体的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由此构成“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的，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总是从自我意识中的“我”出发，体现对一切存在的认知与理解。这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属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实现，遮蔽了主体范畴中“价值主体”这一属性。现代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主体是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结合，在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拥有对前者无条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说价值主体优先于认知主体，是因为“知识最终必须服从于道德价值，知识的繁荣最终服务于道德实践的福祉，一切关系都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知识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12］。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下主体规定的一切存在，确认了“主体并不如它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因、透明的实体:它并非本源性建构者，相反，它由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建构;它并非知识的根据，相反，它是知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人与社会的规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会规范规训的结果”［13］。也就是说，任何主体的认知都根源于一定社会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本质上也是为之服务的。对此，俞吾金先生说道，“就认识主体而言，他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参与。这种认识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正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的方式植入认识主体的。认识主体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与社会的认同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称之为‘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把认识者称之为‘在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14］。主体的认知、实践与价值三重特性与现当代哲学主体批判的三种形式即主体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学批判，对制度化同一性逻辑理性及其主体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批判，对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的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彼此照应。同时，它也和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单个人的本质(自我独特性)［15］相重合。这就是说，主体的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实践主体，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总体性的主体。整体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从共时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须同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局部以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一历史片断都必须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片断以意义。人这个主体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现实产品，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具有某种价值理性的价值主体，体现出全面的“存在意义”。译者主体研究，单一的文化途径和认知途径，揭示的都只是译者主体或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译者认知研究，应建立在主体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译者片面的“语言认知者”身份还原为完整的以语言为介质的“社会活动者”身份。

3．本体论哲学中翻译及译者的社会性翻译文化研究把翻译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认为翻译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译者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与各种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较之以往的译者研究来看，文化途径下的译者更为真实客观，更具有立体的人物性格。然而，随着译界对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界就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展开了一场争论。批判者总结说，该范式脱离了语言学这一翻译研究本体，认为“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走错了方向，其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结论，文化范式“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其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其不全面、不客观的研究导致了偏颇乃至错误的结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误导作用”［17］。与此同时，肯定者则认为文化反对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混淆了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谢天振明确指出，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所囊括的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翻译本体研究回答了“翻译是什么”这一翻译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承认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那么翻译研究本体就旨在探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翻译研究本体决定了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针对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发的“语言学回归”转向，国外学者霍恩比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这种回归是一种重复和倒退，导致重复和倒退的原因有两个:(1)这些学者局限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学学术框架中;(2)这些重谈语言学的学者们仍然将翻译学科的本体看作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输出，跨学科领域(神经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翻译学科中令人瞩目，翻译学科的内部建设，应拓宽学术视野。此外，英国学者贝克(MonaBaker)也表达了相同观念，认为所谓的范式转向不过是“兴趣点的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对研究者作用的新认识……都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新发展中找到渊源”，“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同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互相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抑或是认知转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各种转向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独树一帜的，而是继承延展、相互补充的，这正是翻译学科的动态性体现。目前翻译学的认知转向，无需重回语言学的老路，而是要继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借助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流学等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社会性的翻译主体———译者研究尤其如此。译者主体认知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译学时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一部遗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译者的声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相继发表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伍尔夫(MichaelWolf)在《构建翻译社会学》中划分了翻译社会学的三个层次: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22］。在国内译界，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翻译中的应用。胡牧认为翻译社会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翻译史中反思翻译的社会作用;(2)从翻译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译主体、翻译过程与翻译成品的社会性;(3)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结果中依据可行的社会理论，剖析译本的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或主体间性研究，包含了译者主体认知的社会性。上述关于语言学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跨学科的论战以及新近出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都证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研究。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其它语言学，都只是翻译学跨学科中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倚重认知语言学，更不能取代、摒弃甚至颠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应在此基础上开启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之旅。

认知心理论文篇（11）

1.身体对认知存在着限制作用

身体限制着认知的特征与范围。有机体的身体结构和活动能力限制了认知的表体性质和内容。因某种特征的存在，使有机体某些形式的认知变得相对容易，也可能使某些形式的认知变得相对困难，甚至变为不可能。以听觉为例，动物的听觉比人类的听觉更为灵敏，是因为它们的听觉系统构造与人类不同。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抽象思维主要是隐喻的。而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Lmage Schema）理论是“对于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就是认知的方式”这一观点最好的佐证。个体的主观世界是被个体的行为和感觉运动能力决定的。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身体是认知的身体。但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结构和感官运动系统都限制着认知的进行。

2.身体对认知的分配调节作用

身体可以作为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大脑、骨骼、皮肤等身体各方面与认知系统中发挥着类似于分销商的作用。身体调节着认知，影响着思维、判断、情绪和动机等心智过程。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证明身体的状态和运动对认知过程有调节作用。在荷兰心理学家Koch等人的Stoop task测验中得出的结论，后退动作诱发了更多的认知努力，因而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因此，身体会对心智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力。身体的调节作用使认知、身体、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成为一个整体，确保了认知与行动之间的和谐。由于身体的调节作用，认知操作的过程与环境的要求保持一致，保证了认知任务的圆满完成。

3.身体使认知产生依赖性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经明确指出，身体并非认知的对象，而是认知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认”的方式了解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自我和身体的亲密关系。换言之，认识依赖于身体的各种经验。身体体验的过程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基本素材。人类特有的身体结构决定了人类独特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如同动物特有的生理构造决定了动物了解世界的认知系统。没有这种特殊的身体构造，就没有人类特有的感知能力和思维方式。认知系统的活动思维和方式是依赖身体的活动状态和思维方式而进行的。

二 在理论心理学中的认知与身体紧密联系

1.心智与身体联系紧密

科学心理学是西方文化思想的产物。在西方文化中，二元论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科学心理学本身就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视身体仅为心智的一个观念。二元论的基本特征是主张心物、身心、主客的二元对立。心理、意识、主体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一方，物质、身体、客体构成了对立的另一方。这就构成了理论心理学的基础。身体是物质的，但是身体的物质属性却需要通过心智中的观念实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心智驾驭着身体，指挥着身体的运作，但是身体对心智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2.在理论心理学中心智与身体的一体化

身心一体化是指身体在心智中，心智在身体中。身体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是心智发生的“场所”“载体”或“生理机制”。身心一体的原则是心智对身体的影响，而理论心理学的实验表明，思维、回忆和语言等认知过程在无意识中影响了身体的感觉和运行系统。

3.认知与身体在理论心理学中的关系

身体对认知既有因果作用，即塑造认知，也有构成性作用，是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身体是认知的主体，是身体去感受、去思维、去行动。因而身体的感知和身体的运动等各种身体经验必然对认知过程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也表明，语言、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式实际上是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在理论心理学中，认知与身体则是因与果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