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论文大全11篇

国际形势论文篇（1）

从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的90年代到现在,国际恐怖主义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多元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首脑、军事首领、国家机关等。其中,政府首脑是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恐怖组织主要是想通过打击政府的各种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主要事件有:1981年8月,伊朗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被暗杀;1982年9月,黎巴嫩当选总统马耶勒被暗杀;1984年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遭炸弹袭击,幸免于难;1984年11月,印度总理英迪拉被暗杀;1986年2月,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枪杀;1988年6月土耳其总理被枪击轻伤;1989年11月黎巴嫩总统姆阿马得被炸身死;1991年,印度总理甘地被暗杀;1993年4月,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遭暗杀;1993

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普里马达萨遇刺身亡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继续沿袭这种方式使许多政府首脑遇害外,还开始将无辜平民和许多外国游客作为袭击对象,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剧增,这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同时也是当前恐怖主义活动中最令人忧虑的现象。

在恐怖主义制造的各种恐怖活动如爆炸、绑架、劫持飞机、杀害人质等事件中,无辜的平民成了他们实现目的筹码。例如: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约有5500人中毒;1996年2月,耶路撒冷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死伤300多人;1997年9月18日和11月7日,埃及接连发生两起袭击外国游客事件,共有70多名外国游客遇害。1999年8月,车臣竟然炸毁了俄罗斯境内的4座居民楼,导致近300名平民死亡。 (2)(1)

第二,恐怖活动作案主体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失衡、人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应,恐怖主义也从原来单一的政治恐怖主义向多目标的恐怖主义演化。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诸如反对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抗议环境污染、爱好野生动物、反对科学进步等各种组织。有些组织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进行和平的游行示威,其中一些狂热分子也开始效法恐怖组织的做法。美国在90年代就发生过系列邮包炸弹案,是因为该组织反对科学进步。这些恐怖组织和个人并无明确的政治意愿和动机,盲目仇杀或制造爆炸事件只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或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美国的“地球解放阵线”就是一个激进的环境保护组织。他们大肆进行纵火,曾焚烧过华盛顿大学的一幢教学楼,以此来抗议该大学在植物上进行生物技术研究。

第三,恐怖手段日益高科技化。

90年代以来,开始采用高科技手段从事恐怖活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了恐怖集团中,拥有无线遥控的地雷等爆破器和先进的通讯、交通运输工具,使恐怖活动更加隐蔽。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在进一步增大,并把袭击的范围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例如: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了大量的沙林事件充分表明,世界上的一些已经具备了制造生化武器的能力,已经开始把生化武器用于恐怖活动。 (1)

(2) 胡凡,《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除了生化武器以外,将来也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对有关国家和人群进行攻击。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庞大的核武器部分失控,一些核技术、核原料、核设备成为猎取的目标。例如: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也多次发生丢失核机密的严重事件。穆斯林极端武装分子在受审时证明,本拉登也曾试图购买铀,用来制造核武器。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扩展到包括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全方位安全,国际互联网将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一些恐怖组织开始选择以网络恐怖主义替代传统恐怖主义。已经开始对网络进行过多次重大攻击,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网站和金融网站,使其处于瘫痪状态。此种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丝毫不比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小,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

第四,恐怖活动组织方式日益国际化。

当前恐怖组织分工明晰,组织计划性很强,活动资金与武器的获取、转移、利用,活动的策划等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有各自的组织纪律,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性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开始共享情报、技术、资金和人力,并且开始进行跨国性发展,即在本国以外组织武装团伙。同时各恐怖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例如: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在沙特、苏丹、埃及、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都基层组织,所以进行恐怖活动时也是分工协同,互相配合。(1)

恐怖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剧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恐怖主义行为制造的悲剧令世界人民震惊和不安。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防范和打击。下面简略谈一下反恐策略和原则。

二、国际反恐的原则和策略

随着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恃强大的美国为了打击本拉登的国际恐怖网络,也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国际反恐战役中,各个国家必须遵守(1) 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将反恐怖斗争进行到底。

第一,杜绝反恐怖的“双重标准”和“以暴制暴”的反恐怖方式。

个别大国在对待反恐怖问题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使

得国际反恐局势不容乐观,甚至出现越反越恐的局面。例如:美国将对实施“9·11”恐怖事件的组织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而面对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则采取绥靖政策,并把俄罗斯对车臣的打击视为侵犯人权的现象,其用意不难理解。美国在反恐怖方面采取的这一政策,实质上分化了国际反恐阵线,进一步助长了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伊拉克战争即是个别大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离了反恐轨道,违背反恐初衷而采取“双重标准”的典型案例。同时在反恐方式上,一定要坚决杜绝无限制的“以暴制暴”。单纯的以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抗,只会陷入如同恐怖主义一样的怪圈里。所以,对恐怖主义进行军事打击不是万能的,只有综合整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当地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恐怖主义反而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了单纯的武力报复是不可取的。 (2)(1)  第二,必须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反恐。

恐怖主义组织分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且国际也发动跨国恐怖活动。所以仅靠单一的国家,难以杜绝恐怖主义的袭扰。各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恐。当前国际反恐怖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双边反恐怖合作和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双边反恐怖合作主要出现在有着共同的边界,同时有一个或数个恐怖组织对两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但是这种合作只能解决一些局部性的恐怖主义问题。例如:英国和爱尔兰、法国和西班牙、美国与以色列、埃及和苏丹等,都已经达成相关的反恐怖合作协议、协定、公约等。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发展得比较迅速,90年代以来,有许多国家加入了地区性组织,加强反恐怖斗争合作。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怖政策抛弃了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其单边主义政策结下的一颗恶果。战后的伊拉克动乱不断,暴力行动频频升级,并将整个中东局势拖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在反恐怖斗争中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反恐战线的团结,影响了反恐怖斗争的效果,给反恐怖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反恐怖合作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1) 杨扬,《国际反恐:任重道远》,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期

杨洁勉,赵念渝,《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

美国向来绕开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效果甚微,反而将自身陷入战争的泥潭。从反恐怖战斗三年的时间看,联合国应成为反恐的大本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是最终方向。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或若干军事强国的武器和军队是不足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就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机制。

国际形势论文篇（2）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国际形势论文篇（3）

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时代催生了会计电算化和网络财务报告,并将千百万会计人员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脱了出来,但由于其从本质上仍然是简单模仿和照搬手工会计流程,财务信息化水平包括信息的及时性和相关性等依然无法得到质的突破和提高。结合所在集团公司实施财务信息化的经验,笔者认为信息新时代下再造会计流程是财务信息化水平得到跨越性提升的必由之路。

一、传统会计流程特点及其对财务信息化的制约

传统会计流程(图1)体现劳动分工论下的顺序业务流程思想,必须严格按照“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顺序,在一定会计期间(一般为月度、季度或年度)结束后才能按照固定格式提供一份反映公司在对应期间或期末有关资产、负债、销售、成本及费用等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现金流量信息。其对企业财务信息化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只获取单一价值信息,无法充分满足决策所需全面信息需要。传统会计流程下,财务部门收到业务单据或信息时,首先必须按照会计原则和复式记账原理将其转换成价值信息登记入账。由于其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资金流等价值信息,并不采集业务活动的全部数据,大量非价值计量的信息被舍弃或遗漏。同一经济业务的资金流数据和物流数据被分别保存在财会人员和非财会人员手中,财会人员手中只有描述业务活动的子集数据,忽略了大量非货币性的管理信息,加上与其他系统数据没有交换,无法对财务信息做深度挖掘,提供的决策支持作用有限。同时,由于资金流数据和物流数据平台分离,相互之间形成信息孤岛,数据也无法相互核对和引用。

(二)信息获取、处理、报告时间滞后,无法满足信息时代实时性要求。传统会计流程下,会计数据通常在业务发生后采集,需要逐一经过整理、记账、汇总、对账、报表等若干环节,并在一定期间(一般为每月)结束后才能提交到使用者手中。财务信息不能实时采集,财务报告更是无法体现当前时点的余额,导致其所反映的资金流信息往往滞后于物流信息,信息的及时性大打折扣。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信息的实时性决定了它的有效性和控制力度,传统会计流程下财务信息的滞后性使管理者无法从会计信息系统中获得及时信息,失去了管理者利用财务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实时控制和及时决策的应有价值。

(三)只能生成通用固定格式财务报告,无法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经济一体化下的全球竞争时代,企业利益攸关方包括企业管理者、外部投资者、债权人、甚至工商、税务主管部门等由于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信息需求。传统会计流程下,财务部门只是提供通用格式的会计报告和信息,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信息的过剩,使用者面对这么多信息会无所适从或浪费大量时间从中摘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同时使用者又有可能在浩繁报告中却找不到自己所需的信息。

二、会计流程再造的内容

会计流程再造就是借助信息时代先进的信息技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对原有的会计信息处理流程进行清理、简化、整理和自动化,进而改变信息的获取、处理和输出方式,建立起一种财务与业务协同、信息生成和使用交互式的新型会计业务流程。

  (一)财务信息的获取——自动采集

传统会计流程中,由会计人员人工对原始凭证进行“识别”后将相关货币信息“录入”到信息系统中,以人工输入记账凭证为端点进行事后会计核算。会计流程再造后,由计算机通过RFID、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直接从企业实物资产或原始凭证中“感知”数据,并加以初步归类而不需人工干预。通过将数据采集方式自动化和前移的方式,不仅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而且可以实时采集,与业务同步,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计算机自动收集的信息除了货币信息外,还包含大量的非货币信息,这些原始信息都以标准编码的源数据被存储于共享数据库中,共享数据库通过信息指令可以将相关信息同步到财务信息系统的会计数据库中,从而保证了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数出同源,不会出现人为的隔离,极大地增强了财务信息的决策支持作用

(二)财务信息的处理——事件驱动

传统会计流程下的数据处理方式是功能驱动的,对各项会计核算业务按照账务处理的功能模块顺序完成。在业务活动发生后,各个模块在人工干预下遵循一般会计处理准则分别采用相应的会计方法进行事后处理,并输出最终结果。这种信息处理模式单一,信息反映状态滞后,从中看不到每项经济活动发生、执行与完成的全过程,而且提供的只能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价值方面的信息。事件驱动的会计信息系统则按照多种可供选择使用的会计处理程序存放了各种数据加工模型和报告生成器。企业执行业务事件的同时,实时触发多个事件驱动程序,业务事件信息将自动传递到财务模块中,会计部门从共享数据库中实时采集到相关数据形成原始凭证,通过实时生成的数据信息,在账务处理模

块自动生成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同步生成。财务部门的职能延伸到相关业务的发生、执行与解决问题上,可以利用实时信息核算并监督经济业务。 (三)财务信息的输出——随需而变

传统会计流程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形式基本固定为财务报告,其只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模式相对固定的一般性信息,对于使用者随时变换的个性化数据信息不能够及时提供。由于使用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系统不可能预先生成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需要的数据信息。基于事件驱动的财务信息处理方式,使再造后的会计流程在信息输出方式上既可做到一般通用性,又具有兼容互动性。会计流程再造后,当信息使用者想从系统中获取信息时,由信息使用者提出要求,报告生成器根据用户的选择,调用模型库中适合的会计处理程序,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生成用户需要的信息,并将处理结果实时反馈给信息使用者。如果输出的信息能够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则会计业务流程结束。如果不能满足需要,使用者可以重新发出其他指令,而会计信息系统也会重新进行“处理数据——输出信息”的流程。而且信息系统可以通过一定的智能程序,对信息使用者的意图进行交互方式学习和记忆,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对加工模型和输出数据进行自动修正,满足个性化的决策信息需求。

三、会计流程再造的实施

会计流程再造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改变企业特别是财务部门的传统观念和习惯行为,甚至要涉及利益和分工的重新分配,其成功实施时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观念

会计流程再造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打破职能壁垒、部门壁垒;信息时代的会计流程再造,必须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遵循让财务信息的获取、处理、输出过程更加高效流畅的流程设计理念。会计流程再造后,财务人员的工作重点将由以往对会计信息采集、处理、报告更多地转移到如获取信息用户的需求、参与业务流程的分析和优化、、建立有关的信息处理模型等非事务性工作上来。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将打破传统分工模式,部分原来由财务部门承担的工作可能要前移到一线具体业务人员,同时财务部门内部岗位设置也将大大减少,财务分工将趋于扁平化。财务人员知识结构也将提出新的

要求,一部分财务人员是基本的操作人员,只需基本财务知识和计算机操作技能;另一部分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精通财务知识和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关注过去的财务信息,而且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要求财务信息的时效性不断提高。

二)合理规划

再造会计流程借助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对财务信息的获取、处理、输出过程进行重新梳理和优化,满足企业管理者和内外利益攸关方千差万别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以从根本上提升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再造后的财务信息平台将是在一个开放和动态的平台,其在实施规划中要充分考虑足够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既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做好长远规划,又要结合企业当前财务管理实际,发挥实际效果;具体组织实施时,要成立专门项目组,加强现有业务流程的调研、分析与诊断,并在全面、细致、深入分析调研后,形成调研报告,并经过上下各个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沟通、碰撞和思考,最终沉淀出最切合企业实际的规划实施方案。

(三)组织保证

国际形势论文篇（4）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国际形势论文篇（5）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是“百年一遇”，就是因为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应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寻找战胜危机的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的产业经济根源 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力”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金融服务业具有极强的自我增值能力，其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性风险剧增。 由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了明显障碍：第一，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失度并存现象，其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失度。因此，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同时，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大的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趋向于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赢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及其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就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因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我国工业化的广阔空间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发达国家的产业根基存在深刻矛盾，它们只有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技术路线方向、升级路径和机制模式等问题，经济增长才会有长期的乐观前景。那么，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近30多年来，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深刻的领域，也是我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但是，我国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工业已经占有很高比重，似乎已达到工业国的标准（其实，我国工业的比重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比重），但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远未完成。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解决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形成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而且，从工业本身的技术特征看，我国工业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效益合理性。这是各地具有发展工业的强烈愿望的经济学根源。 当然，工业增长和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对此应有科学的认识。工业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相对滞后所产生的，不应都被归结为工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例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等的变革落后于工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被归结为工业发展的恶果。人们常常指责工业消耗了资源。其实，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工业创造了“资源”：地球上以及太空中的物质是“资源”还是“废物”，完全取决于工业技术能力和需求。如果没有工业，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有了发达的工业，才能节约或高效率使用地球物质，包括土地、水、矿物等。人们还常常指责工业破坏了环境。其实，工业是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工业，人口密集的我国不可能保持青山绿水，荒凉贫瘠的土地难以成为适合人群居住生活的地方。有

国际形势论文篇（6）

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评估了国际社会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讨论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探讨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加 强国际金融领域监管、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但是，尘埃尚未落定，这场危机仍在进一步演变之中。对此，笔者有如下四个基本判断。 一、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政府干预；但另一方面，美国没有打算放弃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自由市场经济仍将是美国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自次贷危机一年前爆发后，美联储一直通过向市场注资的方式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但收效甚微。今秋次贷危机发展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后，美国被迫通过了空前规模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作为这项计划的具体举措，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政府动用其中的2500亿美元直接购买金融机构股权，以促进金融市场尽快恢复正常运转。 美国政府的思路是：金融机构在无法获得巨额私人投资之前，只能通过向政府出售股权的方式，换取政府直接注资，从而使信贷市场恢复运转，避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美国政府此一应对危机的举措被不少人士认为是明显的“国有化”，“违背和颠覆”了美国此前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甚至被认为“彻底改变了美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在美国引发了激烈辩论。 其实，类似本次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行为，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只不过规模大小和程度深浅不一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现在再度入股银行及相关私营机构，同样只是过渡性的安排。美国政府的救市，包括由国家购买私有银行股份，具有三重特性：一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采取行动，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二是政府持有股份的目的在于“注入流动性”及保护来自纳税人的资金的安全，政府并不参与企业、银行的直接经营和日常管理；三是待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美国政府将撤出在这些银行、金融机构中所持股份，美国政府并设计了相应的鼓励私人或私营企业接盘，包括促使本企业回购的政策和机制。 11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纽约华尔街进行了长篇演讲，继续为美式自由市场辩护，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的失败，“自由市场仍是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最佳答案”。布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介入不是万能药”，“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更多的政府（介入），而是更明智的政府。”在14日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的招待晚宴上，布什又将“确保自由市场原则”列为国际金融峰会的五大目标之一。所以，有媒体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走上“国有化”的道路，甚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性质的误解。其实，美国离真正的“国有化”还差得很远，而“国有化”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的范畴。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打算放弃或从根本上改变其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反，美国将继续“扛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 二、本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特别是高度发达同时投机过度的国际金融行业；但另一方面，就此判断美国已经处于走向“衰落”的“拐点”为时尚早 金融危机改变了华尔街的历史，并使美国经济面临一场罕见的衰退，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滑0.3%，为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从目前情况看，第四季度美国经济仍会延续这种下滑态势，美国经济难免衰退命运。 但是，在危机不断加深、恐慌进一步蔓延之际，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曾预计，政府对金融业的救助行动将导致政府开支不断增加，再加上美国经济不断下滑，美元和美元资产将严重削弱，甚至存在崩盘的风险。但从近期看，实际情况却是相反： 一则，美元正因全球资金从高风险资产中流出以及融资套利交易的解除而获益。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出现了大幅升值，对人民币也出现了短期的止跌现象。也就是说，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反倒促进了美元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元依然是最受全球银行界欢迎的货币，占这些银行外币资产和债务的55%。 二则，美国政府的公债和那些有政府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债券也普遍出现升值，这包括美国政府接手“两房”后的若干住房按揭贷款债券，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实际上提高了这些债券的信用等级，使之成为“准政府公债”。数据显示，美

国际形势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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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篇（8）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国际形势论文篇（9）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

一、贴近实际，把握教学内容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方面：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基本理论包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形势分析方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国的国情等；基本形势指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行业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热点问题是学生社会普遍关注、学生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这些构成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同时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要体现科学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相对稳定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形势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时期呈现的问题、热点、焦点也不同。

正是因为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只有贴近实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专注社会热点，针对不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思想实际，不断更新教育内容，才能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才能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把握好。

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专题“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更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贴近他们的衣食住行。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倡导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观成为全球共识。在国内，“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十报告则明确指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和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总体布局。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贴近了学生生活的实际，从寝室的居住环境、水电等资源的利用、学校公共环境的建设与呵护整个学校所在城市武汉乃至于中国大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既实现了政策性与知识性、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又做到了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二、贴近实际，突出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与灵活性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它的教学过程和其他课程一样要求严谨而规范，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教学过程的规范和严谨是指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必须和其它课程一样有大纲、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等，要按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灵活性则指具体内容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只有贴近实际，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才能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只有贴近实际，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掌握学生的需求，才能设定准确有效的教学目标、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教学手段，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1.贴近学生实际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主体特征。90后大学生的主体特征非常明显。他们热情、开放与沉默孤独并存，追求新鲜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责任感往往体现在关键时刻。同时大学生在成长阶段上正属于青年早期，呈现出体力高峰、智力高峰、社会需求高峰、创造高峰等高峰特质。他们的情绪波动极大、两极情绪表现突出，转瞬间或豪情万丈或意志消沉。

其次，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期望也较大。我院“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三贴近’”的调查问卷中，“你希望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达到怎样的效果”一题中，33.5%的学生选择了A树立正确的“四观”、B及时获取国内外重大时事信息、C提高政治素养、D提高鉴别分析能力中的全部四项，45.2%的学生选择了其中的三项。这些都说明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程度超乎寻常，对于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

另外，通过对初高中阶段政治课程教学内容的了解和学生的课前交流、以前的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的理论一般有初步了解，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和把握，同时由于生活阅历的局限，对于怎样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

同样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学生认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缺乏理性认识，而一般高职高专院校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没有相关课程专门介绍生态文明，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决定了课堂教学目标中知识目标为掌握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和如何构建生态文明。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单纯是教给学生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通过有效地教学策略和课堂组织帮助学生去观察分析问题所在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同时通过课堂活动发展学生之间更多的人际联系，能力目标的设定应该紧紧围绕这些内容展开。而我们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于学生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其中理想的确立必须确立在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上，基于此，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必须将情感目标设定为培养节能环保意识、绿色消费观念、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信心与责任感。

2.贴近课堂实际选择教学方式

提高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实效，必须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特点，积极探索新方式和新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以课堂为主轴，特色活动为辅助。形势与政策应把课堂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借助课堂教学进行理论系统讲授，如十会议精神必须通过专题理论讲授来完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45分钟，采用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媒体教学来有效完成课堂教学。作为辅助教学，安排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如邀请专家讲座、观看教学资料、实地考察等，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角是学生。备课时，应以设计学生活动为主，教学中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有操作、实验的机会，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

以专题“”为例。专题“”是我院形势与政策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采取了小组学习的方式。首先由老师讲授基本理论，然后根据教学内容，如日本主张的原因及为什么错误、大学生为保卫领土可以做些什么等不同的项目小组并设定任务要求，给予一定的时间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分析讨论并拿出小组结论并展示。最后由教师经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归纳，作系统总结。在小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学习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宽松的课堂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小组学习进程中学生变成了课堂的主体，实现了从被动地学到主动地学的转变，学生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和作答中能真正地发挥主体效应。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自己的讨论分析作答、最后的归纳总结，达到了既有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有对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同时又能增强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责任意识。总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以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为基本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必须贴近实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把握好和体现出在自身内容体系、教育对象和教育方式上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抓住学生、调动学生，真实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实效。

参考文献：

国际形势论文篇（10）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一）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二）竞争优势的来源与比较优势的来源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四、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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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篇（11）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24－05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政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问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维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

庞大的陆军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力量，而且军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军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

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独立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独立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m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图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图，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图，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图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

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政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