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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06 18:39:38

神经科学论文

神经科学论文篇(1)

选取第四军医大学2009级、2010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实习学生共60人,按照抽签随机原则将学生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人,在神经内科实习教学中试验组学生接受BBL教学法,对照组学生接受传统法教学,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和既往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教学法

1.2.1试验组采用BBL教学法,将30人分成5个组,每组6人,每组分配一张病床,指定组长和记录员,分别履行组织讨论和记录职责。教学实施步骤简述如下:

(1)确定课程内容,由教师在课前精心挑选患有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病种(如脑血管病、重症肌无力)的住院患者,其选择标准为:①具有某种疾病特征性的临床症状、体征但又有一定迷惑性;②医患关系融洽、患者对问诊、查体配合度较好。

(2)第一次病床旁教学: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完成临床资料采集、查体及书写病历,提出在疾病诊断及治疗中存在的问题,教师根据情况可补充1-2个问题。整个过程需要1-3个学时,学生课后查阅文献寻求最佳答案,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医学资源,如Pubmed数据库、万方医学网、丁香园、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等。

(3)第二次病床旁教学:由学生轮流提出对患者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陈述初步诊断、鉴别诊断、拟采用的治疗方案及国内外研究进展,组内成员通过讨论,形成综述性的结论,本次教学需1-3个学时。

(4)第三次病床旁教学: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治疗效果,提出新的质疑,在教师引导下进行组内讨论或组间交流予以解决,并讨论是否需要调整治疗方案,对于不能达到共识的问题,安排课后查阅文献,组内形成一致意义。

(5)第四次病床旁教学:针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各组学生推选代表发言并进行组间讨论,以回答既往遗留的问题并完成新知识的学习。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对各组情况进行详细点评。教师可根据每种疾病的复杂程度、病情进展情况、病程长短等灵活安排教学时间,每个病种安排3-4次教学。

1.2.2对照组传统法教学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学生在对临床典型病例完成问诊、查体及病例书写后,教师结合多媒体课件、教具等完成对相应知识的讲授。

1.3教学效果评价

临床实习结束后,采用试卷考试和问卷调查形式来评价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其中试卷考试总成绩为100分,分为基础理论知识、病例分析、病历书写3部分,分别总成绩的40%、40%和20%。基础理论题旨在考察学生对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病例分析题主要采用启发式和开放式命题方式,旨在考察学生的临床思维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问卷包括教学效果评价及对学生实习兴趣、自主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能力、人文关怀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1.4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考试成绩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试卷考试成绩见表1。由表可见,两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病历书写成绩比较并无明显差异,但试验组在病例分析成绩和总成绩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2.2调查问卷结果

实习结束后共发放无记名调查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回收率为100%。试验组学生对BBL教学法的效果评价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X2=15.546,)。对学生各项能力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在实习兴趣、独立思维能力、自主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能力、人文关怀意识等方面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3讨论

神经科学论文篇(2)

武汉大学医学院2009级、2010级、2011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教改实验班149名学生。

1.2教学实践

整合课程学时数为108学时,其中理论课76学时,实验课及小组讨论(包括临床病例讨论和临床见习)32学时。课程内容的安排以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为主线,遵循“从结构到功能”、“从生理到病理”的原则,分别介绍中枢神经系统各部分的正常生理功能及相关疾病,并通过临床病例讨论和临床见习强化所学知识。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建立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整体知识框架、以利于学生系统、整合学习神经科学相关知识,并通过病案导入式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整合课程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基础与临床教师担任授课教师,通过集体备课和课件共享,促进教师之间进行授课内容的沟通和整合。除理论授课外,整合课程加强了实践教学,包括实验课、临床病案小组讨论以及临床见习。病案讨论在每个阶段课程结束后进行,以小班(20-24人)为单位开展,以小组报告和讨论问题的形式进行。病案讨论时,学生应用本阶段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病例,最后由教师总结讨论中存在的问题。临床见习安排在课程最后阶段,以利于学生对临床病例的综合分析与理解。

1.3教学效果评估

针对课程内容的整合以及整合学习方式设计学生问卷调查表,以了解学生对整合课程的评价。调查问卷中设置“赞同”、“中立”、“不赞同”3个不同程度的选项。

2研究结果

对于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多数学生持肯定态度。80%的学生认为整合课程内容设置合理,前后内容具有较好的连贯性。对于授课过程中内容整合的评价,78%的学生认为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同学科授课老师了解彼此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重复少,在教学内容上具有连贯性。但是,也有8%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以及授课过程中内容的整合和连贯性不佳,主要反映在难以理解行为医学与基础医学的联系。神经科学将多门传统的基础和临床学科整合,78%的学生认为整合课程加强了基础和临床的联系,有利于理解和系统掌握神经科学知识,86%的学生认为课程中的神经生理、解剖等基础知识与临床疾病及病案讨论等密切相关。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课程有效地整合了各门学科,避免了各学科间的内容重复;内容设置强化了基础与临床的联系,有利于学生系统性学习。对于整合课程学习方式的满意度,80%的学生认为整合课程提供了完善而系统的医学知识框架,82%-85%的学生认为这种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学习方式,既有利于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又有利于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另外,90%的学生认为这种从结构到功能、从生理到病理、从基础到临床的学习方式,可提高学生对临床病案的分析能力。由此表明神经科学将基础与临床有机整合,更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以及运用神经科学相关知识。

3讨论

3.1课程系统、有效地整合了多门学科,内容设置合理

由于整合课程涉及多门传统学科,各学科教师均参与讨论和制定教学大纲,明确各部分的授课内容,并通过课件共享,最大程度地避免授课内容重复。此外,基础医学教师授课时也注重加强与临床实践的联系。调查结果也显示,学生普遍认为教学过程中各学科老师间的重复内容少,并且神经生理、解剖等基础知识与临床理论与病案等密切相关,表明学生认识到基础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并能在临床病例中强化所学的基础医学知识,避免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认为基础医学难懂、基础理论脱离临床实践的现象。整合课程首次融合了精神病学、医学行为学内容,使学生对神经科学领域有了新的认识。调查结果中也显示80%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设置合理,具备连贯性,表明课程有效地整合了多门学科。但调查结果也显示,少部分(8%)学生不认同课程设置的连贯性及不同学科教师授课过程中内容的连贯性。这也表明各学科的授课教师应积极拓展知识结构,尤其是对精神病学相关理论及行为医学的学习,并注重授课过程中的整合,为后续教学做好铺垫。

3.2课程整合基础与临床医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合学习能力

整合课程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学科内容整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系统、整合学习的能力。整合课程首先讲授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辅以生理功能,然后讲授相关疾病,最后通过临床病例讨论和临床见习巩固所学知识。这种从结构到功能、从生理到病理、从基础到临床、从具体的神经结构变化到抽象的精神行为改变的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神经系统各部分的生理功能和相关疾病,既巩固了基础医学知识,又加深了学生对临床疾病的认识和理解。病案讨论让学生对疾病有初步的认识,临床见习让学生面对面接触患者,使学生对疾病有更直观的认识,当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真实的临床诊疗服务紧密结合后,学生就会产生“学有所用”的感受,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主动整合学习的能力。

神经科学论文篇(3)

1.1病例资料

本组92例患者,男57例,女35例,年龄6-82岁,平均年龄45.3岁,以中壮年居多。致伤类型:车祸交通事故55例(59.78%),坠落伤13例(14.13%),打击伤17例(18.47%),原因不详7例(7.60%)。

1.2临床表现

患者呈现不同程度意识障碍,入院观察生命体征,出现瞳孔散大、呼吸不稳定、休克、血压不稳定、四肢间断性抽搐、病理反射呈阳性等。所有患者行GCS评分,<8分,持续6小时以上为诊断标准。开放性脑损伤38例,闭合性颅脑损伤54例。伴四肢抽搐48例,单侧肢体抽搐53例。颅脑CT扫描示:单纯硬膜外血肿23例,硬膜下血肿伴脑挫裂伤21例,原发性脑干损伤19例,多发颅内血肿伴脑挫裂伤8例,弥漫性脑肿胀10例,弥漫性轴索损伤6例,环池及四叠体池完全消失3例,中线结构明显移位2例。大部分患者出现其它疾病并况,其中肺部感染25例,电解质紊乱18例,心功能不全22例,室上性心动过速17例,肾功能不全14例,消化道出血16例,多器官功能衰竭23例。

1.3治疗方法

收治的92例神经外科学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70例手术组行开颅血肿清除及去标准大骨瓣减压术,非手术组22例,两组均行术前急救及生命体征检测,颅内压监护,血氧饱和度,心电监护。患者入院后均立即进行早期救治,保持患者呼吸气道通畅无堵塞,呼吸道分泌物清除,早期进行激素治疗、促苏醒剂、脱水剂、钙离子拮抗剂等。患者人院后即行气管插管,行急诊开颅手术。脑挫裂伤合并颅内血肿患者中,行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合并腹腔脏器损伤者与合并胸部损伤均进行对症治疗。在后期给予促神经功能恢复、改善脑血液循环药物、高压氧等中西医综合治疗,维持酸碱平衡、水、电解质及内环境稳定。随时关注患者是否出现并发症,针对并发症采取相应措施。

1.4疗效判断

术后3月行GOS评分:Ⅰ级为恢复良好、无神经功能;Ⅱ级为中度残疾,呈现部分神经障碍,但可独立生活;Ⅲ级为重度残疾,精神意识及神经障碍无明显好转;Ⅳ级为植物人状态;Ⅴ级为死亡。

2结果

92例神经外科学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按GOS评分,Ⅰ级恢复良好49例(53.26%),Ⅱ级中度残疾16例(17.39%),Ⅲ级重度残疾7例(7.60%),Ⅳ级植物人现象6例(6.52%),Ⅴ级死亡10例(10.86%)。死亡10例原因:弥漫脑肿胀致恶性高颅压死亡5例,气管软化之呼吸道梗阻死亡2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2例,下丘脑功能衰竭死亡1例。

3体会

神经科学论文篇(4)

分类号B845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8.008意识起源问题,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并称人类面临的三大基础性科学难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另外两大问题的解决都获得极大进展,意识问题却成为了现代科学没有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霍涌泉, 2006)。二十世纪末,意识这个原本属于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受到诸多其他学科的共同关注。事实上,意识问题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被规定为本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百余年来,意识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却几经变故。如果以心理学对待意识的态度为依据,可以将本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意识的主导阶段;意识的否定阶段和意识的回归阶段。心理学诞生之初,尽管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和意动心理学对心理学科保持着不同的理解,但都主张研究意识,区别在于不同的学派关注的是意识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因此,这个阶段可以视为意识的主导阶段。然而,由于后来的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内省的怀疑,进而导致了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否定。由此,心理学进入了对意识的否定阶段。于是,意识在心理学中沉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意识重新回到心理学家的视野。

最近几十年,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 以及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等技术的日趋成熟,意识的脑与神经机制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然而,关于意识研究却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一,心理学一直以“意识”和“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甚至缺乏对这两个概念的清晰界定――当然,这可能有些苛求心理学,因为包括在其他领域,给意识下一个公允的定义也非常困难。意识尽管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它涉及的面非常广,由此引发的问题非心理学一门学科可以承担;其二,心理学目前关于意识的研究主要偏重实验而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而这些实验研究,基本都只涉及到具体的某种意识表现,比如注意、无意识思维、觉知等,并未对意识问题本身进行系统成熟的思考,并达到能与哲学对话的水平;其三,大量来自脑与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对于增进我们理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如何与传统理论相互砥砺,涌现出新的意识学说,尚是一个问题。

最近,陈巍博士的新作《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就是从理论心理学视野出发,以神经现象学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为线索,将来自神经科学、现象学与心智哲学等交叉学科内关于意识经验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初步厘清以心理学为核心的学科群关于意识经验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甫一出版,本书就得到了来自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神经现象学的历史与现状,包括神经现象学运动概述及其诞生的背景;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神经现象学的内涵和具体的研究,包括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是本书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本部分在评价神经现象学的价值和贡献的同时,也客观地呈现了当前此领域的争论与困境,充分展示了作者对本领域的独特思考,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书通过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新思路,对神经现象学的系统考察与论证,综合梳理了当前神经现象学运动成果,展现了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体表现为:(1)区分了狭义与广义的神经现象学。通过对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本书区分出以瓦雷拉和加勒斯为代表的三种神经现象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狭义神经现象学”与“广义神经现象学”,并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形态各自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未曾见到的。(2)从西方现象学与当代认知科学这两股源流中追溯了神经现象学的思想背景。(3)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这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由于神经现象学工作者大多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较少涉及对神经现象学理论内涵的论证,即便是以瓦雷拉为代表的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也只是初步设想了宏观的学科框架。本书通过对狭义与广义神经现象学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析,尝试提炼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其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征),这将为神经现象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学科的理论基础。(4)将神经现象学的对象和领域,从两个交互的维度划分为四个方面。这种划分方式有效地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内,针对不同对象的零散、无序的神经现象学研究统合起来,并加以明确的归类,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同类研究的一致性与异类研究的差异性,这对于展现神经现象学研究的概貌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巍, 2016)。

除了梳理和整合之外,本书还对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了理论的反思和建构,这包括:读心的双重机制观、具身交互主体性、自闭症的原初交互主体理论。这些观点与理论本身作为神经现象学的组成部分将充实神经现象学的实体理论,并有助于其未来学科体系与元理论的建构。总体而言,本书具有如下两大特色:

第一,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前神经现象学领域关于意识问题的最新进展,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恰如作者所说,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学者,很少进行理论建构,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容易迷失在前辈们的具体研究之中,难以一览神经现象学之全貌。而陈巍博士通过多年的努力,不仅从历史的层面介绍了神经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代表人物,分析了广义的神经现象学和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全面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又从基础和应用两个角度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这对于让后来的研究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初窥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作为理论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生论心理学学者未来的努力方向。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学者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从事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申报项目难、发表成果难、学术地位低等原因,许多理论心理学的学者开始转向,理论心理学的阵地严重萎缩。由于理论心理学界势单力薄,因此,国内心理学界尽管有许多实证的成果,但却缺乏代表性理论的建构;尽管有诸多心理学的从业者,但却缺乏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大家。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建构,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作,国内心理学表现出“有山头、没学派”的局面(舒跃育, 2014)。那么,如何将心理学诸多领域乃至邻近学科的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从而让我国对国际心理学产生更大的学术贡献?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家的用武之地何在?陈巍博士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那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总结并整合邻近多学科对某一问题的所有成果,特别是来自实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实现理论上的建构(陈巍, 汪寅, 2015)。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本领域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有效推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新生代的理论心理学的学者而言,如何有效整合来自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成果,如何以问题为中心建构知识体系并促进本领域的实证研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展现理论价值的重要方面。但这也对理论心理学学者提出挑战:从事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它需要比实证心理学家更加宽阔的视野并能把握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有更加广阔的跨学科的学术背景。陈巍博士将自己的本项研究视为一场学术冒险,但他的研究却启发了同辈的其他理论研究者,当前从事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进行这样的冒险。

然而,恰如上文所述,本书试图整合并展现当前国际关于神经现象学这个跨学科领域的全貌,但这项工作的任务实在太艰巨了,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讲尤其如此。因此,本书的优点本身也就暗含着本书的不足。

首先,本书对神经现象学运动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那么广义的神经现象学方面,能否全面囊括所有这方面的成果?作者所作的许多理论梳理,可谓是对神经现象学这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定性。一方面,这些定性和分类本身可能就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同时,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尚未盖棺,如何定论?

其次,作者问鼎意识这一跨学科问题,本身就是一场学术冒险,对于这样一个宏观的跨学科问题,作者能否解决好不同学科之间因学科争端引发的对具体问题的争端?如果争端不能解决,那么如何整合?事实上,作者已经将自己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者认为神经现象学为解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可能,它代表着“第三种文化”,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认为神经现象学的哲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本身有违背现象学原则的风险,因为神经现象学在本质上,要么是科学的哲学化,要么是哲学的科学化,最终依然逃离不了的两种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面。

最后,神经现象学究竟只是一种设想,还是能在消解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上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再比如说,身心二元论的问题。神经现象学通过“活体”桥接了心理与物理的关系,可是,在生命体内,只要谈到身心关系问题,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就会存在,那么,神经现象学似乎无法解决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当然,这些问题,大都是本领域内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提给作者有些苛刻,毕竟瑕不掩瑜。同时,我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陈巍博士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以更有启发的解释。

参考文献

陈巍, 汪寅(2015). 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教育: 新“神经神话”的诞生? 教育研究, 2, 92-101.

陈巍(2016). 神经现象学: 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霍涌泉(2006). 意识心理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舒跃育(2014-05-05). “有山头, 没学派”: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心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A04.

An Answer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Consciousness Problem――A Review on Book “Neurophenomenology: An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Integrating Brain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SHU Yueyu

神经科学论文篇(5)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神经科学论文篇(6)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神经科学论文篇(7)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总结,对党的根本性质、根本任务、根本宗旨的阐述,深刻的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向。其中,关于我们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今天,科技对国家和整个人类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基于科技“双刃剑”的特性,科技必须有先进理论指导,才能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对此我们尤其要注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解和领会,提高对先进文化的理论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使当代科技与先进文化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文化基础。

一、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

1、文化与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东西,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含了人区别于物的一系列的规定性[1]。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文化具有多样性。在多样性的文化存在中,必须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其先进性。一般说来,只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反映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特征,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我们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三个代表”中强调指出先进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文化还是科技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2]”,才能肯定其先进性。

任何科学技术的创造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人,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积累知识、思考问题并实现综合创新的。因此,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环境的性质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价值的创造过程[3]。可见,文化的生产本质是社会的精神生产。

2、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

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科学文化是科技与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在思想道德基础上又升华为科学精神。因而,科学文化包含对科学精神宣传,对科学本质认识,对科学方法学习,对科学人文理解和运用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相应变化。高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文化在人们的活动中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成为人们的基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认识到在享受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粮食短缺、贫富差距扩大等。人们开始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滋生可持续发展文化,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却又在本质上体现出创新。它是一种以知识为内核,以人类全面发展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基础并以科技进步为保证的新型文化,更加深刻地体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中先进文化的核心。

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恨,对公正、普遍、创新等标准的遵循。作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精神作为科学家的共有的价值观念的集体体现,在成为科技工作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准则同时,又以一种文化形态注入整个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因而科学精神也就成为人们把握和判断社会事物、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价值的重要标准和依据,这就使科学精神演绎成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文化。

因而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励”[4]的时代,高科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也就进一步走进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对此,坚持用科学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探索未来文化,可以使我们民族文化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三个代表”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会失去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就是党的理论。所以,先进文化和作为先进文化核心的科学精神也是具体的,主题是鲜明的。

二、加强先进文化生产力必须弘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一种精神生产力[5],先进文化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是高尚的精神生产力,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催化剂。

1、科学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近代科学精神是在宗教神学控制下面临死亡的威胁中成长的,有先天的先进性。在历史跨入现代以后,科学如日中天,成为人类的主旋律,科学家亦成为受人尊敬的精英。科学的角色虽已转换,由神学奴仆变成社会的主流,但科学与非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却日趋复杂,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神学、迷信企图巅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自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神学、迷信等歪理邪说的摧残。因而高扬科学精神,反对歪理邪说是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必由之路,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就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准确把握。

2、科学精神是社会文化的指航针。

由于现代高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还包括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由此在科学精神方面引发出各种批判性的反思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现代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难以把握: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克隆技术具有诱人的前景,也可能产生棘手的伦理难题。凡此种种,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科学工作必将获得正当评价。另一方面,当代科技理论如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革命性的进展,使得理论的再突破愈来愈困难,因而产生“科学终结论”的反科学思潮。面临此类质疑,科学精神就必须走在社会活动的前列,才能引导整个中华民族担起先进生产力的重任。

在整个20世纪,科学精神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也得到了重视,但在科学大道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没有真正掌握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随心所欲把科学当成一种工具,结果与科学精神相背离;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科学体制上下功,使科学远离经济轨道。面对我国这种脱序状态,我们应特别注重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科学精神的倡导。首先,必须在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中着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制和社会,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抵制伪科学干扰;其次,正视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如生态破坏。第三,科学精神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它文化构成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漠然置之,思想的触角应该敏锐地把握住。

当伪科学拿科学做挡箭牌,为现代迷信作辩护时,更要坚持科学精神,它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是与现代迷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3、倡导科学精神是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理论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背离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扬长避短,准确辨别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活动,引导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当然,本着科学精神,我们不能对科学“教条化”和“迷信化”,因为科学并非是既成的、不变的教条,它本身在发展和变化;同时要正确估计科学的实际作用,掌握好分寸。要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断与其它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相互影响,正是这种合力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必须本着科学精神。只有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理论创新,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实践需要,才能是人民大众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实践,都是本着科学精神而创立的时代性理论。这些在科学精神基础上酝酿成熟起来的理论创新,既是实践的需要,又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相反,违背科学精神胡乱编造的所谓“学说”或“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而,要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理论,就首先必须倡导科学精神。

三、科学精神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

1、以科学精神加强科普教育树立科技意识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石。

科学技术是推动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性力量,科学文化是树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树立科技意识和加强科普教育,加强人文科学建设,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开发人的智能的过程。然而恰恰在科普教育方面,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尤为欠缺。

据统计,我国公民中只有50%知道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知道宇宙大爆炸学说为16%,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就已灭亡的为22%,知道宇宙比银河系大的为64%,甚至6%的人认为地球最大;31%的人知道牛顿,21%的人知道哥白尼和爱因斯坦[6]。可见,我国目前科技意识差之甚远,这对科技和先进文化整合带来诸多困难,从而也说明科普教育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公民用科学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树立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建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要树立与科学精神相适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像封建社会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不能再重演,然而科技人才所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又使他们必然受到关注,压力乃至控制,这就既要尊重科技人才的个性,又要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组织,从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来看,需要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唤起,而不单是行政命令和高压手段。只有全社会树立科技意识的旗帜,才会唤起先进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会有精神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科普教育是全社会树起科技意识的基本途径,宣扬高科技的强大功能和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和知识的良好环境。如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文化和科普教育就必须着眼于这两个基本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引导人们掌握科学方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先进文化支持。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2、以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科学方法是发现和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手段总和。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愈深刻愈全面,其行为就愈合乎道德规范。作为现代文明结晶的科学方法,凝聚着人类智慧,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决策无疑是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例如,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我们就应该用科学方法全面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显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还包括哲学。然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包括科技工作者片面地把其中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诚然,自然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没有社会科学技术如法律、政策等强大政治文化系统及哲学的支撑,自然科学技术也会成为一种怪物,何谈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科学方法对待实际问题,也是我们党先进文化的重要课题。

其次,要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目前我国尚处在科学方法还不十分普及,应用范围和程度还亟待扩大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当前要大力推行科学技术,但并非是与人文主义对立的科学主义,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基础上推进科技进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相容性的发展,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混沌理论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社会非线性的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会带来系统状态的巨大偏差。其深刻的启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都有可能在微小的不确定因素干扰下引发重大的矛盾。因此,运用科学方法,加强对社会的必要干预和调控是十分重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既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出科学技术能力之外。只有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形成解决世界难题的最佳方法。追查这种先进的方法,也就是在发展先进文化。

发展先进文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能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懂得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进化,灾难的形成,养生保健等科学道理,使大家真正明白科技与财富、健康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总之,坚持科学方法,加强全面发展,是拓展先进文化的根本。

3、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根本目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就不领先,如果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背景下再丧失掉环境优势,就有可能陷入弱者恒弱的窘境。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清洁生产无疑是一种先进生产力

[8],可持续发展文化无疑是先进文化。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起点,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对象,集中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体运用的先进文化,是知识经济文化观念的强大后盾[9]。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在其实质上就是科技经济,是科技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必然结果

[10]。对此,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道德风尚的建设,引导人们对社会、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和本位主义,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深刻领会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以科学精神为桥梁,把当代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整合,我们党就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7] 匡国珍。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考[J]。北京:社会主义研究,2001,(1):39;4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

3]韩文甫,纪德尚。科学价值创造的文化教育条件探析[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1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05-04

[5]阎献晨。文化生产力与科教兴国[J]。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8(4):64

[6]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07

神经科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C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21-01

重庆直辖十年来,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秩序井然、文化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重庆人“负重自强、敢为人先、兼容开放、同舟共济、重信好义”的人文精神品质更体现了重庆人拼搏奋进的意志,开拓创新的勇气,恢弘大度的胸襟和眼界,团结协作的意识。而这些体现重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品质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多年来对重庆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得结果。培养重庆人文精神必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使命是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承担着为社会提供价值方向的重任。而重庆人文精神正是体现重庆人的价值取向,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实践中的一方面的体现。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方针,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因为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对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而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薄弱。于是在2002年7月,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上、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同志关于“两个不可替代”的论断,从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完成党在新世纪的庄严使命的高度,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对象,以总结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规律为宗旨。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这个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加快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脚步。

重庆直辖十年来,重庆人在重视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他们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2006年底,重庆社科院人文精神课题组经过近大半年的深入研究,初步概括了重庆人文精神内容――“负重自强、敢为人先、兼容开放、同舟共济、重信好义”。负重自强体现出重庆的地理特征和重庆人拼搏奋进的意志:敢为人先是一种开拓创新的勇气;兼容开放是恢弘大度的胸襟和眼界;同舟共济则是一种团结协作的意识:重信好义是重庆人耿直、豪爽个性表现,勇于担当的品德。四句重庆人文精神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明确的精神导向和时代的需要。人文精神是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城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追求。重庆,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千百年来,重庆文化在两江水的滋养中弦歌不绝,生生不息。特别是近年来,文化力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让重庆更加焕发出蓬勃活力。这四句准确定位的重庆人文精神,其涵载重庆蓬勃生机与精神冀望,孕育重庆人民崇高理想与美好憧憬,激扬重庆人民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塑造起重庆力求实现进一步跨越的灵魂。城市发展关注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驱动城市经济发展,新时期的重庆发展迫切需要“座右铭”来指导广大市民。“负重自强、敢为人先、兼容开放、同舟共济、重信好义”成为了一定时期的重庆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这种精神是实现重庆社会变革、创建制度文明的理论先导: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的巨大动力;创造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支柱。显然,哲学社会科学正是要求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上述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使命是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承担若为社会提供价值方向的重任。方向正确与否,内容先进与否,关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关乎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它的发展就是坚持“两手抓”的方针。而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正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实践中的体现。重庆要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在各领域的繁荣,当然,也离不开重庆人文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神经科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3-001-03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的理论观点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当代,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凝聚力、号召力,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理论发展、理论创新,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等曾经提出过精神生产概念,并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施托尔希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前人关于精神生产的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社会分工分为依据,阐述了有关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理论观点及其相关范畴。

1845年问世的《神圣家族》,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精神产品,是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历史观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指出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时,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在这里,马克思思格斯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生产的内涵及其特征。但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畴,已经闪烁在书中。尤其是把精神生产的结果视为“精神作品”,认为精神作品生产也存在规模、结构和必需的时间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观点。《神圣家族》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但它所涉及到内容,诸如哲学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等,作为精神财富,本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显然,社会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制约着人的全部生活以及全部社会活动,当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和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是相互改造的前提,又表现为相互改造的结果。人们通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变革或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其主观世界、精神世界也得到不断的改造和提高,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包括了精神生产,而且明确地指出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展影响”。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社会生产中划分出精神生产,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生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重要观点。

科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仅明确提出科学是一般精神产品,而且阐述了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等重要观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世界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原则、交换关系、交换规律随着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渗透于整个世界市场,不断融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物质生产的价值观领域,而且还带来了政治、科技、文化、思想观点等精神产品的世界流与借鉴。所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则成为“世界的文学”,这一基本观点充分表明,在物质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基础上,必然伴随着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中,不仅提出了精神生产、精神创造、精神作品、精神活动等一系列相关的范畴,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精神产品的典型形式――科学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产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精神产品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精神产品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当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实践,不断用新观点、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

一是精神产品的理论范畴和内涵进一步丰富。精神产品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是精神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从具体形态来看,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包括进入流通领域和非流通领域的文化产品。就前者而言,是指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具有交换价值的那部分文化商品;后者则是指各级政府或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公共性文化产品。从交换方式来看,传统体制下以产品经济形式提供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已被抛弃,多数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看,不仅肯定精神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而且对其价值量决定、交换特点、价格变动规律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精神产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价值导向功能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系统化。从精神产品的效用评价看,强调把个别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评价结合起来,强调“主旋律”、“核心价值”在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引导功能,已经成为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是“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创新。“物质生产力”主要是指人类在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而“精神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地使用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概念,但没有系统展开论述。当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以精神生产力为主导的特征,精神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实事上,社会文明愈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智力愈发达,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渗透就愈强,从而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力就愈大。因此,强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精神生产力水平,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或前提。

三是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发展相协调的观念创新。这种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也表现为量上的协调。所谓“质”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的内容要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等等;所谓“量”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在数量、规模、形式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以及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都有一个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数量少、规模小,普及率不高,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消费和享受的公平性,不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力和精神创造力;同时,精神产品还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广大人民的心声、要求、愿望,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充分体现人民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

四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断拓展、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目前我国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包括图书报刊生产和发行、电影生产和发行、音像制品生产和发行、新闻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网络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表演艺术创作、工艺美术作品创作、文化旅游产品生产、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普及等等。而文化商品的交换市场其分类也日益多样化,如以区域为标准,文化市场可分为国内、国际、城市、农村文化市场等;以文化市场要素为标准,又可将文化市场分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人才市场、文化信息市场、文化科技市场、文化设施市场等。在对精神产品分类的研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物质载体型精神产品”、“物态化精神产品”等概念。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每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形成既是对以往积极思想成果的继承,同时又在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实践问题中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需求等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邓小平看来“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强调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等等。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成果,从战略高度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方针和原则,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科技教育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包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等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成果。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强调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包括“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同志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了壮阔的前景,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发展创新的又一丰硕成果。

实践证明:精神文化的力量可以坚固一个民族的根基,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塑造民族的精神灵魂,而精神文化的创新却可以为一个民族带来持久的创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神经科学论文篇(10)

神经外科学是以外科学方法来研究包括脑、脊髓、及支撑结构在内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1]。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临床实践属性,也决定了该学科知识综合性、操作专业性的特点。神经外科课程是则是以神经外科学为依托,为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设立的核心课程,对攻克人体神经科学具有重大意义。与此相适应,神经外科学的教学也取得长足进步,为突破以往神经外科教学时间紧、任务重、讲授难的教学瓶颈,集SP、PBL、CBL、JournalClub等优势于一身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在人才培养上贡献斐然。

一、神经外科学的教学困境

一方面,神经外科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由医学专业学生过渡到合格的神经外科医师过程中,其主要困境表现为教学和学习任务负担重,相应的匹配时间短。国内神经外科的轮训期基本保持在2至3周左右,而其间需要掌握的庞大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足以让带教者和学习者焦头烂额,更不必谈经年累月的临床经验培养了[2]。另一方面,神经外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所要面对的疾病的复杂性,多系统、多脏器的关联治疗难以避免。故神经外科的知识体系更为庞大,综合性更强。中枢神经系统解剖、神经系统影像等相关技能又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抽象性,加之其理论建设和诊疗技术突飞猛进,教材更新滞后的现象更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间摸不着头脑。

二、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神经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所谓多元化教学模式,是指整合多项教学模式以灵活应用的教学策略。其优势在于不单纯以某一模式为主,不规定任何模式的使用区间,而是将众多模式综合起来适时运用,以此之长,补彼之短。在神经外科的多元化教学模式中,主要涉及SP、PBL、CBL、JournalClub等教学模式的综合运用,现逐一论述。第一,以模拟病人为导向的SP(StandardizedPatient)教学模式。该教学法用标准化培训的病人或正常人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诊疗环境。在促使学生尽早适应医生角色的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病患及对应症状的认识,解决了临床病例不足的弊端,强化和丰富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及临床经验,侧面地提高了学生医患沟通的能力,理论与实际相得益彰。第二,以问题为基础的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模式。该模式建立在启发式教学法之上,鼓励学生自主发现并提出临床问题,由学生以独立查找文献或讨论的形式寻找问题答案,由教师做最后的评价和总结。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在该模式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被削弱,其身份由授课者转变为引导者,学生的主体性凸显出来,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第三,以案例为基础的CBL(case-basedlearning)教学模式[4]。此教法以病例为先导,分析典型案例,利用CT、MRI、手术录像等医学影像资料或头颅模型等教具,通过教师主导、小组讨论的形式对疾病生动地展示、分析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该模式实现了教学结合,有效利用临床案例资源,弥补了学生临床经验的不足,此教学模式与典型病例教学法异曲同工[3]。第四,JournalClub(杂志沙龙)教学模式。该模式在我国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确有其实施的必要性。神经外科学理论建设进步极快,在部分教材更新滞后的情况下,该模式可以与我国的专家、专题座谈会相结合。在定期系统巩固的同时,也可以避免脱离学术前沿,及时掌握学术最新动态,对学生甚至教师的整体学科观念形成都大有裨益。综上所述,我国的神经外科学学科建设虽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人才培养同样不能松懈,尤其是在21世纪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契机之下,神经外科的教学更应不断求新求变。如诸位所见,多元化教学模式已在神经外科教学中初具规模且收效显著。但限于篇幅,还有多媒体教学、循证医学等科学的模式在此文中未及详述,以待日后研究归纳、补足,为神经外科的教学事业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刘祺,赵冬,王洋,许健,徐伟华.多元化教学方法在神经外科授课中的应用[J].考试周刊,2017,3(22):18-19.

[2]方文华,林章雅,康德智,林元相,吴喜跃,江常震,余良宏.优化多模式综合教学法在神经外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7,30(8):1235-1237.

神经科学论文篇(11)

(河南理工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它们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根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科学发展为理念、人文关怀为核心来指导煤炭的开发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煤炭行业的构建也要体现时代的特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

关 键 词: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煤炭行业 统一和融合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Coal Industry

XU Fei-ya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People form these two kinds of concepts、the methods and the system of knowledge in the analysis of object and find their ow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need of the new situation,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the development idea, humanistic care is the core to guide the use of coal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 should als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s: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Keywords: scientific spirit;humanistic spirit ;coal industry ;unity and integration

0  引言

科学精神是在探索科学真理和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孕育起来的推动科学进步的价值观和心理取向,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教育凝聚的精华与最终作用于人的结果。人文精神是人类对人世探求和处理人世活动的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现。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作用在人性特征的过程是一致的。从煤炭行业的角度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主要源于煤炭行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在经营道德、经营管理、经营理念、人才等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1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科学与人文是不能分割的,二者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孪生姐妹。科技进步促进人文精神更健康、更丰富,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利于社会发展过程理性化。人文精神是求善的,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和领航员。人文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和环境,同时也是约束科技团体、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重要力量。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人文精神作保障。

1.1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等。科学精神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是独立思考,严谨规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其中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科学”规定为“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总结科学精神概括地说,科学精神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大胆探索,追求并坚持真理。在当今煤炭行业,需要的就是懂知识懂技术的技术型人才,也就是需要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保障煤炭行业的发展、人的安全、经济的发展。

1.2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在人文文化实践中,即它的创造、传播、解释、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科学精神寻求客观性和因果性解释,人文精神指向人自身的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的表达。它是通过创造一个符号世界表达人的情感和价值。在人文文化的实践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具有以下特点:(1)求善、求美。如果说科学的目的是求真,那么人文就是求善、求美。科学也求善、求美,但那不是它的直接目的;人文也求真,但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即真诚和真实感,这种真只是一个中介和手段,它不停留在真的境界,它要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2)超越性。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它根源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价值追求,又超越于实用理性和当下功利,反映了人类本性中形而上追求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人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即超越于各种现实的、外在东西的束缚,构筑人类精神和文化自身的世界。(3)以人为本。人文文化实践的尺度既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异化了的神学教条,而是人自身,人的需要,人的理想。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共同的东西——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它尤其体现在哲学、宗教和艺术中。在煤炭行业中我们注重以人为本。煤炭行业是高危行业,我们在注重科学精神的同时要注重人文精神,力求用科学的价值观方法论引领精细化管理,在精细化管理中体现人性化,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煤炭企业发展中去,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前提[1]。

1.3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科学本身内在的精神。“科学的本质就是精神”。作为精神的科学,反映在其内在的直接目标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及其整个探索过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科学精神,而反映在其内在的根本目的性、理论转化为应用技术、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及其整个转化与应用过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人文精神。因此,不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不是科技本身以外人们强加给它或贴上去的东西,而应当是科技本身所蕴含、所固有的内在功能。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事实,更不是要否定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说这种影响、渗透、教育等不论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自然观和方法论,只有真正融化到科学研究、科学认识、科学应用的主体的脑海中、血液里,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或行为规范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精神和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所说的弘扬科学精神和弘扬人文精神都是指科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两种精神和这两种功能。这些精神或功能是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事物所替代不了的。精神是人独具的、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有当它与一定的事物发生联系时才能表现出来[2]。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我们需要弘扬的是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3]。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无论是科学的业绩还是人文的景象,都与文明密切相关。文明世界从里到外都富集着科学与人文的成就,也辐射着两者的能量。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中,我们都能寻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运行的轨迹,人类文明处处贯穿着这两种精神的交织,它们相映生辉,使人所创造的世界多姿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系及不同的组合,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文明演进的历程[4]。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虽然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影响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者既有合理的地方,又有不合理的地方。具体地说,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精神,即对实证性、客观性、真理性、功利性、合理性的追求,这是合理的,但是,它强调以科学标准来要求其他一切文化现象,这是不合理的[5]。而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文精神,即以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终极目的,这是合理的,但是,它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乃至敌视科学,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两种精神在广义上是不相冲突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发现、探索、以及对未知事物进行创造的精神。而人文,却是另一种概念。包括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历史知识的传承,以及人类群体的健康长远发展。这两种精神都是在为了人类的发展的前提下诞生的。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帮互助相辅相成。所以,应该将两者的合理性结合起来。

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感性和多样化等等。这些特点使它们主导了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和维度。它们都是认识与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才能更全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

2  从煤炭行业的角度来探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77%和70%。“十一五”以来,新型煤炭工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煤炭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煤炭供应能力显著增强。2009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29.73亿吨,接近30亿吨,比2005年增加了7.68亿吨,年均增长1.92亿吨。(2)煤炭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快速成长。像神华集团,煤炭年产销量已经达到4亿吨,产销量世界排名前两位。同时,淘汰煤炭落后产能也成效显著,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了新的进展。煤炭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园区迅速发展,资源综合利用渐成规模,煤层气开发利用进展加快。(4)煤炭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煤矿设计理念与时俱进,煤矿装备水平大幅度提升。煤炭液化、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炭地下气化等示范工程也稳步推进。(5)煤炭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全面实施,《煤炭法》修订工作稳步推进,煤炭法规框架体系初步确立。

从以上可以看出,煤炭工业的成绩是巨大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矿难仍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使煤炭工业的成就说起来让人感到苍白。矿难原因除了常见的瓦斯爆炸、瓦斯突出、透水、冒顶外,坠井、矿车脱轨,甚至煤堆滑落都成为事故原因最终夺去矿工生命。根据国家安监局数字,2011年,全国发生煤矿1201起,全年实际死亡人数1973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2年的4.97降到2011年的0.56。虽然今年前十月这个比率进一步下降到0.35,但是相对于美国的这一数字高出了10倍。在中国,煤矿采掘业仍然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目前,国际社会空前关注气候变暖和减排问题,以科学发展为理念、人文关怀为核心来指导煤炭的开发使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怎样在煤炭工业中真正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喊口号容易,做起来很难。比如新疆也有大量的煤炭,储量占全国40%,新疆也很愿意把煤炭的开发作为发展新疆经济的一个推动力,也规划了很多类似于哈密、伊犁等大型煤矿,但是如何使用、如何运输、如何消化都是大课题。所以,在“十二五”期间,煤炭行业贯彻好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大课题,需要真正把思想转变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大力推进煤矿瓦斯(煤层气)的产业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在谈到如何经营企业时,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说:“企”字上面是个“人”,做企业实际上也是做人、做人的工作。没了“人”字,“企”字就变成了“止”字,企业自然也就停止不前了,这句话道出了经营企业的真谛——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的是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注重创造宽松舒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强调快乐工作、生活的人性化氛围;重视关注人性的张扬和能量的充分释放,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实现自身价值;让发展的成果惠泽员工,让员工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增强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在行动上达成共识。

《现代企业文化》一书中指出:“安全零死亡的目标对于煤矿的安全生产是个严峻的考验,对于煤炭行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意义重大,我们如何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一个亿吨级生产规模的煤炭企业来说,实现安全生产零死亡,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是每个员工及家庭的梦想和渴望。人作为生产力最积极的因素,既是安全工作的受益者,又是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新的人本理念。(1)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为职工生命安全提供保障。把安全作为最大的政治,安全管理理念发生根本转变;加大安全投入,使安全管理系统更加科学合理。(2)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活观,为职工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以人为本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一个企业不为职工谋利益就没有根。企业追求的不是虚名,而是让职工充分享受发展和改革的成果。(3)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为职工实现自我提供舞台。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释放其潜藏的能量,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生产和工作中,是安全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尊重每一位员工、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身份高低,从事的工种不同,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有做人的尊严,而且常常把尊严看作是比生命更重要的精神象征。

3  结束语

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科学技术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之中,人文精神才更富于清晰性、准确性,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已经是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作为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更应该体现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实现高科技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文精神的高度融通。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高科技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进步,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社会塑造和弘扬社会主义新人文精神,并把这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

从煤炭行业角度来看,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所以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即要保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连续发展和上升的空间,有不断盈利的能力,还要为职工提供稳定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们只有坚持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才能推进新型能源企业的良好建设,才能实现能源企业的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科技与人文编委会.科技与人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张培林.科学研究的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王立新,郑宽明,王先礼.大学生素质教育概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程秀波,杨仁忠,郭利娟等.全球化与生态文明论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