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内科自我总结大全11篇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1）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临床教学是医学教育的关键。传统医学教育存在着分割基础知识与临床技能的弊端，为适应当前医学模式转变的新趋势，以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在神经内科的临床教学中引入一种新的教学模式――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老师为引导，以学生合作为单位教学模式。为探索这一新的教学方法的应用效果，我们在神经内科的临床教学中进行了PBL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我校2006级临床医学专业在神经内科见习的1～3班，共计90人。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45人，对照组45人。将两组的性别分布、年龄和入学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每打组又分为5个小组，同时由两位老师带教，对照组和实验组交替进行。教材选用人民教材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科统编教材《神经病学》第六版。

2.教学方法

(1)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法（LBL)，即先复习理论课的内容，然后老师先带学生进病房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学生总结病例特点、提出检查内容；再由老师提供辅助检查结果，学生提出诊断及治疗方案，最后老师进行归纳总结。

(2)实验组

该组中每9人一个小组，采用PBL教学法，采用PBL教学法，即按提出问题、收集资料、组织讨论、总结提高这四个步骤进行，具体实施如下：

①提出问题：见习前教师选择一个典型的患者，学生收集患者的背景资料、有关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相关的临床资料，记录检查内容并总结病例特点；然后由教师集中上课，提出问题，如：患者目前可初步诊断什么疾病？该疾病主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还需要做哪些辅助检查以确诊？需要哪些疾病鉴别诊断？如何鉴别？最新的治疗方案什么?

②收集资料：在上述问题基础上，由每位见习生自己查阅教材、文献，收集相关资料。然后以小组为单位，互相交流资料，进行探讨。

③课堂讨论：每小组推选一个代表发言，阐述对所提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其他学生补充发言、讨论。

④归纳总结：学生讨论完毕，教师针对学生回答的问题进行补充、归纳、总结，认真解释同学们有分歧和疑难的问题，系统地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主要起启发、引导和协调的辅助作用。

3.评价指标

见习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理论和操作考核，并进行主观问卷调查。

4.统计学处理。所获得的数据用统计学软件SPSS16.0处理，各项指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P

二、教学效果

1.理论知识考核

两组的理论知识成绩相比较，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观察组在病历分析、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方面的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2.主观问卷评价

两组相比较，观察组学生对目前的教学方法的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P

三、讨论

神经内科隶属于内科系统，是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及骨骼肌疾病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医学学科。因为神经系统疾病需进行严格的定位和定性诊断，所以要求具有扎实的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基础。然而在临床教学及实践中发现神经解剖学很复杂，很难。因此决定了神经内科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的的特殊性。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是以讲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而本科医学教育后2年的学习以临床为主，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能继续以老师为中心，被动地接受知识。如何在医学生的临床见习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成为医学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PBL（problem based leaning）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围绕着病人疾病问题编制综合课程，进行小组教学的临床教学模式。由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课堂讨论、总结归纳四个阶段构成。把启发学生思考模式、讨论模式和研究模式结合到教学当中，协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理解问题能力、动手能力的共同发展。此方法与传统以学科相比，可以较好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现在医学教学模式由传统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已成大势所趋，PBL正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PBL在西方国家应用较广泛，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有效性验证，显示出传统教学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PBL将会逐渐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的趋势。PBL相比传统教学方法，优点总结如下：(1)通过对问题的思考、分析、查找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将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知识有机地结合，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克服了传统医学教育分割基础知识与临床技能的弊端。(2)将学习置于问题的情境中，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加强了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3)小组讨论的方式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总结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4)教师主持课堂讨论，并进行总结归纳，有助于学生获得医学整体的知识结构。而且教学的重点内容在反复地思考、讨论和总结之后，记忆得牢，理解得深。

初步的实践表明，采用PBL教学法在神经内科见习课教学中的尝试是有效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应该熟悉PBL教学方法，做好PBL教学的基本前期工作。科学规范地选择病例、设计问题，有效地引导集体讨论的方向，系统地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2)教育配套设施有限。PBL教学的部分内容需要学生自学，除了查阅课本之外，还得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而现在很多学校图书馆资料及上网条件不够，限制了信息资源的获取，制约了PBL法广泛有效的展开。（3）目前对PBL教学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体系。传统的教学评价都采用分数的方式表示，而PBL教学强调的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应突破常规的评价，建立一个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能够合理评价PBL教学的科学评估体系，将有利于PBL教学推广实施。

总之，PBL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值得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沈建新，海燕，王海江.PBL：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J].国外医学•医学教育分册，2001，22(2)：36-38.

[2]Mc Parland M，Noble LM，Livingston 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under graduate psychiatry[J]. Med Educ，2004，38(8)：859-867.

[3]Doehy F，Segers M，Van denBossche P，et al. Effect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a meta analysis[J].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03，13(5):533-568.

[4]杨谛，仇丽鸿，李子木.PBL教学模式在口腔内科教学中的应用与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l2)：117.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2）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3）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4）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5）

[中图分类号] R65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3-0116-03

神经外科手术后颅内感染为颅脑手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1]，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和转归。近年来手术部位感染已受到广泛重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神经外科颅内感染的致病菌流行病学的报道仍较少[2]。为明确致病菌的流行病学分布和耐药情况，现对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间神经外科手术和创伤患者的脑脊液细菌标本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以期为以后合理应用临床抗菌药物及提高经验性用药的准确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细菌分离及鉴定

本组标本均来自神经外科住院期间手术患者。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采集脑脊液进行分离培养、鉴定，共分离细菌334株。

1.2 药物敏感性鉴定

应用ATB自动细菌药敏分析系统对分离株进行药物敏感性鉴定。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2001年版的标准来判断药敏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软件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感染菌分布及抗菌药物敏感率采用%表示。

2 结果

2.1 致病菌分布

病例中共收集到致病菌334株，其中革兰阳性菌有201株，占60.2%；革兰阴性杆菌有133株，占39.8%，见表1。革兰阳性菌中占细菌总数的百分率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156株，占46.7%；金黄色葡萄球菌23株，占6.9%；肠球菌属16株，占4.8%；其他葡萄球菌6株，占1.8%。革兰阴性菌中占细菌总数的百分率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45株，占13.5%；铜绿假单胞菌23株，占6.9%；肠杆菌属20株，占6.0%；肺炎克雷伯菌17株，占5.1%；大肠埃希菌14株，占4.2%；其他革兰阴性菌14株，占4.2%。在革兰阳性菌中，主要致病菌是表皮葡萄球菌；革兰阴性杆菌中有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肠杆菌属这三类。

表1 脑脊液标本中334株致病菌分布构成比

2.2 药物敏感性鉴定

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见表2、3。革兰阳性菌对抗生素的总敏感性：万古霉素为97.0%，利福平为81.1%，四环素为78.1%，复方新诺明为71.1%，氧氟沙星为64.2%，其余抗生素均小于50.0%。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肠球菌对头孢唑啉和头孢噻吩耐药。革兰阴性杆菌对抗生素的总体敏感性：亚胺培南为88.7%，阿米卡星为78.9%，头孢哌酮为67.7%，头孢吡肟为55.6%，头孢他啶为52.6%，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制剂为49.6%，复方新诺明为45.9%，其余抗生素均小于40.0%。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头孢哌酮、头孢吡肟和复方新诺明的敏感性分别为100.0%、91.1%、82.2%、77.8%、73.3%，敏感性都比较高。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氨苄西林/舒巴坦、阿米卡星和头孢他啶的敏感性较高，分别为95.7%、91.3%、87.0%、82.6%。肠杆菌属、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均对亚胺培南和阿米卡星敏感。

表2 革兰阳性球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情况[n（%）]

3 讨论

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导致死亡率高，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费用增加[3]。美国医院获得性感染监测系统（NNIS）收集了1992～2004年共43 135例次神经外科手术病例， SSI发生率为3例/100台手术[4]，与我国报道的1.4%～3.7%发生率大致一致[5-7]。根据近年来的文献报道，一般认为颅内脑脊液感染主要以革兰阳性菌为主，而阴性菌感染与住院卧床时间长、滞留ICU时间长有关[8，9]。脑脊液感染后引流效果差、治疗困难，故目前对外科患者感染的抗菌药物治疗常为经验性用药[10]。及早使用敏感性药物与预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了解本单位住院患者颅内感染致病菌的流行病学和耐药状况，可以为经验性用药提供依据。

本文通过对本院神经外科患者脑脊液标本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发现颅内感染致病菌主要以革兰阳性球菌为主，占分离菌总数的60.2%，以表皮葡萄球菌最为多见，占46.7%，金黄色葡萄球菌占6.9%。革兰阴性菌中，则以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肠杆菌属为主。

医院感染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对于颅脑外伤、神经外科术后以及脑脊液分流术后患者，可选择万古霉素联合头孢吡肟、头孢他啶或美罗培南中的一种作为经验性用药。氨曲南则可作为肠杆菌属以及铜绿假单胞菌的备选药物。本研究显示的结果也支持上述经验性用药。随着敏感抗生素的应用，脑脊液感染菌株的流行病学还会持续地演变，需要我们在合理选择抗生素的同时，加大对细菌耐药机制的研究，为院内感染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此外，我们医务人员在手术及术后护理过程中操作一定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范，而不是依赖使用抗生素来降低感染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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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6）

古语有云：“心不如佛者，不可为医；术不如仙者，不可为医”。医生，这个以人为本的特殊职业，在被赋予神圣光环的同时，也承载着生命与希望的重托。海军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号，在新建内科大楼的神经内科主任办公室里“坦荡真诚”和“医德自然”两块牌匾拉近了我们与受访专家戚晓昆的距离。经过片刻时间的等待，我们见到了戚晓昆教授。他刚从病房查房回来，略带些许疲惫的神色，却依然有着亲切的笑容。

在这个数九的冬日里，听他娓娓道来，感受他救死扶伤的温情，聆听他把希望播撒人间的祈愿。他让人看到了一位真正被无数患者赞誉为“信得过的好医生”，用近三十年的鞠躬尽瘁、爱患如亲，书写了医者大爱无边的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诚风范。风轻云淡、宠辱不惊之间，他让我们的访谈变成了一次对生命的朝拜和参悟。

习医问学，

拾级而上的求学往事

神经内科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医学。主要诊治脑血管疾病、偏头痛、头晕眩晕、脑部炎症性疾病、神经免疫性疾病、癫痫、痴呆、神经系统变性病、代谢病与遗传病、脊髓病、周围神经病及重症肌无力等肌肉病。主要检查手段包括神经影像学、神经电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免疫学、神经组织病理学，以及分子基因生物学检测等。

1981年秋，戚晓昆考入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198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进入总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轮转培训。1989年考入军医进修学院师从于朱克教授，攻读神经病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又以优异成绩获得转博资格。读研期间，他勤奋好学，借助总医院这个很好的平台，感觉如鱼得水，临床工作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白天晚上稍有空余时间就拼命啃书本，喜欢研读临床神经病学及神经影像学，特别是对于神经系统疑难杂症方面书籍的钻研，更是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还借助医学英文词典翻阅了大量国外神经科期刊及医学典籍，自行设计并实施神经免疫相关课题，1994年顺利地取得神经病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此后，该研究课题继续深入，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问到为什么要选择神经内科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时，戚晓昆教授的回答似乎“合情合理”。于“情”，是他弟弟本身患有癫痫，每当看到弟弟抽搐时，就渴望为弟弟以及像他那样的病人解决病痛之苦，于是上大学时选择了从医之路；于“理”，是因为大学期间，对神经系统富有逻辑推理定位定性分析及神经系统疾病复杂的发病机制颇感兴趣，符合他一贯勤于思考的性格。

戚晓昆的导师朱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神经病学家、神经病理学家、军队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谈起朱克教授，戚晓昆满怀敬佩与感激；“他对待学生不仅传授知识，同时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他经常对我们学生说，对待工作和学习上的自我要求标准要高一点，生活标准要低一点，做到淡泊名利。这种人生观与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我。”

耳畔常萦教诲声，难舍难断恩师情。导师严格的要求培养了戚晓昆严谨的逻辑思维与判断力，而导师的人格魅力与修为更是深深影响着他的从医思想和人生态度。在导师的教诲下，博士毕业后的戚晓昆仍然坚持不断地学习，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现代神经免疫学、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病理学的基础，同时，还能及时掌握国内外神经科发展的前沿信息，开展与临床紧密结合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在脱髓鞘病等神经免疫性疾病的诊治及神经影像方面积累了较深的造诣，二者相结合，成功诊断并治愈了许多神经系统疑难病患者。其中，部分患者辗转国内多家大医院均被诊断为“脑肿瘤”，但戚晓昆教授借助其扎实的神经内科专业知识，经细致的影像学阅片后，为患者做出了准确临床诊断――“中枢神经系统瘤样炎性脱髓鞘病”，不仅治愈了患者身体上疾病，也为患者消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同时，也避免了因误诊所采取放疗或开颅的不良预后。近年来，戚教授还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并走上讲台，与世界顶尖的专科大师“对话”，并与日本、欧洲等著名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

仁心仁术，

悬壶济世的从医足迹

部队是一块特种钢，而军医应该是特种钢中最优质的部分，它们都需要不断地冶炼。做为军医要像大浪淘沙一样不断地去除思想上的杂质，而留取精华。

――戚晓昆

“脑血管病，譬如脑梗死和脑出血等，是神经科医师均应掌握的常见病与多发病。它作为临床研究而言，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在于医学界对其研究了近二百年，也不能阻止脑血管病的发生与发展，现已成为威胁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头号疾病；而简单又在于脑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相对简单。”戚晓昆还向我们介绍到，在我国，脑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2008年中国第三次死因调查中，脑血管病占到22.45%，是头号杀手。为此，戚晓昆早在15年前就开展了旨在挽救脑梗死、脑出血患者生命，改善其远期预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多种诊疗措施：开展早期神经功能康复治疗，建立以神经专科的卒中监护、早期床旁神经功能康复为主的卒中治疗中心（使脑血管病患者能够得到系统化、个体化的综合治疗）。但是，戚晓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系统免疫疾病、代谢病及变性病，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炎性脱髓鞘疾病。

发现我们听到这个深奥的医学名称后疑惑的眼神，戚晓昆解释说：“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传导纤维可出现多个部位的髓鞘脱失，就好比电线的皮脱掉了一样，但与之不同的是，神经纤维信号的传导主要是包在外周的髓鞘，而不似电线中心的“金属丝”。这种疾病的患病往往反复多次发作，且人群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不仅患者自身很痛苦，而且使整个家庭都承受着相当的精神与经济负担。”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上开始了对戚晓昆悬壶济世之路的探寻，走进了戚晓昆的勇敢、朴实与蕴含责任与担当的从医之旅。

攻克医学堡垒，勇者的智慧与果敢

假瘤样脱髓鞘病（tumefactive demyelinating lesion， TDL），也称瘤样炎性脱髓鞘病（tumor-like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diseases， TIDD）是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一种较为特殊的脱髓鞘病，也是CNS炎性假瘤中的一种。

近年来，TDL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多为个案或少数病例的报道。目前，国内对该病的临床及影像特点观察研究比较浅显。随着近年影像技术发展及脑活检术的应用，发现该病罹患人数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其临床、影像等方面与脑肿瘤有诸多相似之处，临床中二者易于混淆、误诊或误治。即使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及影像科的资深专家有时对TDL及脑肿瘤的鉴别也有一定困难。

如何及早判断患者是否患有TDL，从而提高该病患者的治愈率是目前每一个从事神经内科的医生都不容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神经内科医生和团队都向这个“堡垒”发起了进攻，戚晓昆便是其中一员。以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为平台，他一直为攻克这个堡垒而不遗余力。

早在2008年的第一届亚洲神经病理大会上，戚晓昆就总结了18例TIDD的临床影像特点，并受邀第一个进行大会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共鸣，受到好评。近来，在首发课题的资助下，戚晓昆及其同事对TDL与脑肿瘤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剖析，总结了病理证实的60例TDL及70例脑肿瘤患者的临床、影像资料，并做了细致的对比性研究，对TDL及脑肿瘤的临床鉴别提供了有益的临床经验，以供研究神经内外科及影像科等相关专科医师在TDL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进行参考。

除了TDL，戚晓昆还擅长诊断和治疗多发性硬化、格林-巴利综合征、不典型病毒性脑炎、多系统萎缩、头晕眩晕症、以及某些神经心理障碍疾患；尤其擅长诊断神经科的少见病及疑难病，为此，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不断超越自我、敢为人先的精神下，戚晓昆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近年来共承担首发基金课题3项，其他课题多项。每年多次受邀参与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和中国医师协会等诸多继续教育学习班授课；另外，自2001年以来，独自承办了共9届全国神经疾病临床进展学习班，讲授国内外神经疾病临床诊治进展。2011年4月做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学习访问3个月，并在该院基础部进行讲座。2013年做为大会主席承办了第十四届全军神经内科学年会及第十届中瑞国际神经科学学术大会。

在临床及科研工作中，戚晓昆不仅勇于开拓和实践，也善于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共300余篇，主编专著3部，参编20余部。其中，《炎性脱髓鞘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相关基础研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另有6项临床研究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心系治病救人，仁者的朴实与情怀

“每次门诊，一上午能看20多个病人。”由于戚晓昆的工作认真负责、服务周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患者慕名前来就诊。“戚主任人好，医术也好，找他看病心里踏实。”每当说起戚晓昆，病人们都是赞不绝口。

戚晓昆说，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经科大夫，他的构成需要是合格的神经专科大夫，加上下列三种主要的成分：部分的心理学者、部分的影像学者、部分的病理学者。

在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疑难病会诊和危重病人抢救过程中，总能看到戚晓昆的身影。在越来越多的医师依赖高精尖仪器检查的今天，无论是在门诊，还是查房，戚晓昆都是听诊器、叩诊锤从不离手。他对病人的体格检查，就像教科书一样规范。在诊断病情时，他总是耐心询问，仔细倾听，认真检查。“细微处见真章”，很多时候，就是在与病人细心的交流中，他发现了隐藏在疾病背后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导致疾病的“元凶”，最终找到科学的治疗方法。在救治病人时，他凭借高超医术，不放过任何一个救治希望的可能，《给生命一次机会》就是CCTV-10《科技之光》栏目对他妙手回春使一个危在旦夕昏迷的大学生起死回生故事的报道。在专家门诊时，有些患者病情复杂，需要重新询问病史，全面查体，他就不怕麻烦地一页页、一项项地阅读化验和影像检查报告，审慎思考，把相应的诊断治疗措施向病人或家属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绝不会几句话就把病人对付走，多年如一日，他总是成为门诊走得最晚的医生。

“作为一个医生应具备耐心、认真、虚心、执着的态度，所谓耐心是指要学会倾听他人的述说，所谓虚心即不耻下问，所为认真即指对工作及其相关事情一丝不苟，所谓执着是指对未知或不解有着强烈地解决的愿望；作为一个医生应具备仁慈宽容、关爱体贴、果断机智的素质。所谓仁慈宽容是指对待患者就像长者对晚辈那样大度和包容；所谓关爱体贴是指对患者要向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所谓果断机智是指对病情的判断处置要迅速、准确，而且要善于灵活应对突发事件；最后，作为一个医生还应具备能甘于寂寞、不畏困难、任劳任怨的特殊素质。”从医三十年，戚晓昆对于如何做医生这一命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

心中有梦，

五彩斑斓的科室未来

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实际上也是人生最高级的需要，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但我认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为他人而活着。我的人生观就是要像朱克教授那样对待工作、学习与生活，淡泊名利，不追求物质享受。

――戚晓昆

不辞辛劳强科室 耐心传授育人才

1994年，戚晓昆来到海军总医院工作。斗转星移，几经变迁。戚晓昆至今仍清晰地记着初到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工作时的情景。

“虽然来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现实条件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医生一共只有九个人，床位21张，当时神经内科还跟呼吸科合在一起，未独立成科，科室没有像样的实验室，只能做简单的血流变学检查。”

确实，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是当时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真实状况。面对困境，戚晓昆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尽管科室发展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他相信，思路决定出路，只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坚持突破，就会成为发展的新基础、新平台、新动力。

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十余年地努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近年来医疗技术力量发展迅速，现拥有毕业博士7名（含在读2名）、硕士5名（含在读3名）。主任医师职称2名，副主任医师职称4名。目前，科室已发展成为了第二军医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临床神经病学博士与硕士培养点，以及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硕士培养点，另外，还是北京市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全军神经疾病护理示范基地、国家药物临床试验验证基地。2013年戚晓昆教授还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会委员；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及神经肌肉病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学组委员等十余项任职；还担任《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副主编、《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等十余种期刊的编委。

科室现有病床82张，还拥有独立的神经肌肉病理室、神经免疫诊断室，配备先进的德国莱卡冰冻和石蜡切片机，可以进行神经和肌肉的病理检查。神经免疫实验室可开展多项京内仅少数医院可进行血液与脑脊液的实验室检测，如：寡克隆区带、24小时IgG合成率、髓鞘蛋白（MBP等）、水通道蛋白4抗体、神经节苷脂抗体等的检测；同时，借助神经外科的立体定向技术可以进行脑的病理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可以为就诊的患者提供较为全面和完整的辅助诊断检查，更好地为患者提供诊断服务。

由于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科室长期重视该病诊治研究，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特色治疗方案。通过卒中单元与神经康复的完美结合，使得脑血管疾病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另外，科室还在部分少见疾病（如：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多系统萎缩、同心圆硬化、瘤样炎性脱髓鞘病等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线粒体脑肌病等遗传代谢病）的研究以及眩晕的诊治方面的均已形成鲜明的自身特色。再有，科室对神经疑难病症诊治有独道之处，目前海军总医院神经系统疑难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已开展5年半余，已经会诊1800余例疑难杂症，纠正了很多错误诊断，数十名病入膏肓的患者重获新生。这种以神经科、病理科、影像科联合在一起的会诊模式为患者带来了福音，并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及广泛好评。

尽管临床、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繁忙，戚晓昆仍不遗余力为科室培养年轻医生，他总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坚持让一个个年轻医生脱颖而出。在技术上，他既严格要求又大胆放手。虽然临床工作很忙且杂，他却坚持每天带领医务人员交班。在每周进行查房过程中，他经常手把手的示范，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体检手法，有时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地为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解惑，尽可能提高学生们的动手能力。

对年轻医生来说，戚晓昆既是良师，也是益友。他总是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告诉他们如何做好医生、学会做人。他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例证，让年轻医生少走弯路。每次学习归来，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将新知识与同事分享，学以致用，不断躬耕，把理论转变为能力，大胆创新，让最新医学技术造福于病人。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7）

本人还利用有限的进修时间完成了神经显微培训课程，毕业考核要分别完成30克小白鼠腹主动脉的端－端吻合，颈内静脉、颈总动脉端－侧吻合，另外附加难度较大的小鼠肾脏移植手术，对此学习班规定完成前两项考核即可发医学院神经显微培训证书，有能力完成三项者可获北京天坛医院颁发的yasgil亲笔签名的培训证书，手术是在显微镜下利用显微器械在直径不到一毫米的血管断端吻合6～10针，还要保证解剖和功能的完整。自培训以来三项过关率不及50％，其实肾移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次手术下来至少需要4个小时，这4个小时需要全神贯注，有时快结束了一针没处理好，或者手上的力道稍没掌握好血管就破了或是不通了，就可能全功尽弃，刚开始几天也做不成功一例肾移植，有时候也想放弃，但是想想觉得这次学习机会不容易，而且得到领导的关心，我不能对不起自己和辜负帮助过我的人，经常加班加点训练，在两个月内完成了三个月的培训课程，顺利的考核过关获得了天坛医院颁发的培训证书。

本人进修期间还与新医继续教育办和护理部联系，使我科一名护士顺利进修，期间共同学习、协作，为回来提高科室工作、加强医护协作打下了基础。还从进修医院带回许多书籍资料，手术录像及最新的神经系统解剖光盘，为我科室医护人员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8）

PBL是“以问题为基础(Problem -Based Learning)”的英文缩写,该教学模式是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1969年在加拿大Memaster大学创立的,[1]目前PBL教学模式已应用于许多高等院校的各学科领域。它以临床问题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引导学生把握学习内容。互动式教育是强调学生在课堂中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交流、讨论，使课堂生动活泼。可以小组讨论，也可以辩论。每一次上课就好比演戏，学生是主角，教师只起到导演的作用。把互动式教学法跟PBL教学法结合起来，在活跃的气氛中学习，使学生既要带着问题学习，有的放矢，同时提高记忆和理解的效果，提高思辨能力和交流能力等的综合能力。

神经病学是从内科学中派生出的一门临床医学课程，内容庞杂、功能复杂而且因失去了解剖学直观的特点而变得抽象。怎样帮助学生简明、透彻的理解神经内科疾病，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是神经内科学临床教学的难点。同时,国内外神经病学发展非常迅速,教师知识的局限性会限制学生对本学科前沿知识的掌握,在神经病学实习教学中应用互动式和PBL教学,突破传统教学思想和模式,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临床思维方式,形成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校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神经病学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运用此方法教学收到较好效果,现总结如下。

1教学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在我校2008级精神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50人

1.2课前准备教师先用一个课时的时间通过多媒体课件对疾病的基本概念、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等理论进行系统讲解。然后通过多媒体课件提供典型病例，并根据病例提出提出由浅入深、合乎逻辑的相关问题，创设真实的问题情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师将事先准备的病例资料及图片至少于实习课前1周发给学员，要求查阅资料并按病例中的问题准备发言讨论。

1.3教学方法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选择病例:“特发性面神经炎”,“脑梗塞”,“脑出血”。根据实际学生人数分组,每组5-6名学生,分成多个讨论小组,以情景模拟法每组一个同学扮演患者。通过事先给出的病例，要求学生自己询问病史、查体、阅片做出诊断和治疗。学生相互提问讨论问题、教师总结精讲, 课后要求学生整理交上病历分析。整堂课共4学时，其中学生查体、诊断占2.5学时，教师主导提问学生讨论占1 学时，总结和自由讨论占0.5 学时。

2教学效果分析

比较2008级精神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50人采用互动式和PBL实习课教学，对照组2008级临床医学1班48人采用传统实习模式，相同的考试题，成绩结果见表1。考试结果显示互动式和PBL实习课模式效果好于传统教学模式，优秀占28%，良好占36%，中占30%，不及格占4%；传统教学模式中等成绩占43.75%，不及格占8.33%。

表1比较教学效果(%)

3 教学体会

3.1学生素质加强基础理论辅导。神经内科与神经系统解剖学关系密切, 到临床实习时就淡忘了基础知识，我们就利用看录像的形式把临床常用的神经解剖知识结合临床病例进行指导，多媒体教学使教学信息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生动、丰富、多彩、方便的学习窗口，能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是临床教学的良好载体[2]。

实践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要求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应针对病例中提问题，搜索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提出最佳治疗方案。在循证医学实践过程中，要回答临床问题，就要进行文献检索，要求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等知识载体，掌握文献检索技巧、临床科研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同时应具备较好的外语能力，有部分资料是英文资料，需要消化、吸收、整理资料，高效率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科学依据，使学生对疾病的认识更具系统观 ，并可促进学生从理论学习过渡到实践。

3.2教师方面授课前需认真准备病例、资料及图片, 设计紧扣教学内容的难度递进式的问题,把神经解剖学知识与临床有机的结合起来。学生能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查阅有关的文献得到解答。

在国内PBL教学法在神经病学实习教学中也有一些探索性应用经验[3，4]。通过这种互动式与PBL教学法，学生们在最终找到了正确答案的同时也教会同学们如何去学习一种疾病，为日后学生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之,改进神经病学临床实习带教方式和方法,才能有效地提高神经内科临床实习教学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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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9）

会议认为，自2003年4月总书记最早在广东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以来，我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并已收到明显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增长方式初步转变，经济呈现又好又快发展；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成果，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快，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成果显著；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内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富有成效；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展开。

但必须看到，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是收到了初步成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任重道远。当前，全省传统的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县域经济薄弱，城乡区域差距过大，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可持续发展形势仍然严峻，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构建和谐社会任务艰巨，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还不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等等。这些问题有待我们下更大力气加以解决。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10）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32-0009-02

神经外科患者一般病情重、变化快，术后留置各种管路多，因此神经外科护士的工作量加大，不仅承担着较繁重的护理、观察任务，而且其面临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通过此次问卷调查，了解我院神经外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期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其心理状况，提高神经外科护士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1年12月在我院神经外科与神经内科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60份，回收率100%。研究组为神经外科护士36名，平均（27±3.2）岁，对照组为神经内科护士24名，平均（31±3.5）岁。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及国际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人员将调查表内容填写做简要说明后，被调查者立即进行填写，并当场收回。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人员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见表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2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调查

神经外科护士与神经内科护士在总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和精神症状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3.1 神经外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差于神经内科护士的原因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神经外科患者发病较急，有的患者平素身强体壮，却突然发生颅内出血而入院手术治疗，短时间内家属难以接受，而且部分患者神志不清，术前准备急迫，术后不仅心电监护、呼吸机维持呼吸，而且留置颅部引流管、胃管、尿管、输液通路等，因其留置的管路较多，用药较多，因此对于护士的心理常是一种恶性刺激[1]。再加之有的患者由于病变部位处于生命中枢，即使手术治疗其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家属更难以接受，并对医护人员的诊疗、护理水平产生怀疑，进而不断提出苛刻要求，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故意挑剔。高强度的工作、高水准的要求容易造成心理压力[2]，护士的心理承受着巨大压力，每日都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无形中也受到了强大的精神压力[3]，护士的身心健康遭受着持续侵蚀，从而影响着护士的身心健康。②护理工作量大，护理人员短缺影响着护士的心理健康。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开展，要求护士的基础护理工作增加，护士的工作量由此加大，而且护士人数短缺问题尚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护士经常加班加点，由此造成工作量不断加大，再加之护士总处于“倒班”状态，生活规律改变，由此可产生神经衰弱、睡眠不好及食欲下降等，从而影响护士的心理健康。③医院要求严，力求护理工作的完美，使护理人员深感压力，各种理论考试、技能考核，使护士不得不抓紧时间复习与练习，这无疑又消耗着护士的休息时间，使之无法缓解工作的疲劳，并将再次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状态，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不断消耗着护士的身心。④医院护士的进修学习机会少，在职称晋升及竞聘中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状态，同样造成护士心理压力的增加。对于年轻护士，因为自我意识强，工作中与他人交流少，同时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开展，基础护理工作细化，护士的付出与回报不相平衡，使护士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迷惘，进而产生自我价值得不到满足，并由此产生悲观、失望情绪[4]。

3.2 对策

①医院护理管理者应深入临床，查看护士的工作状态，主动与护士交谈，了解护士的心理状况，关心、体贴护士的生活，重视护士的心理健康，同时创造一种宽松、愉快的工作环境。对于工作量加大问题，护理管理者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并给予增加人员，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合理分配工作，使之能够发挥自己全能，圆满完成所分担的工作任务。②科室护理管理者，要组织各年资护士相互学习与交流，使老年资护士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从而使其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而年轻护士则通过学习，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且不一味自我，勇于承认自身的不足，愿意向老年资护士请教，使传、帮、带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充分体现，进而改善护士的工作氛围，使大家能够和谐一致，共同完成科室的护理工作。③医院管理者应根据临床工作强度，在绩效考核、奖金分配等方面采取一定措施，如设立特殊岗位津贴、提高护士奖金分配系数等以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存科室的人力，提高工作的质量与效率。④护士应通过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5]，注意言谈举止，注意工作的流程与细节，不断学习与实践，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真正成为医生得力的工作助手，从而提升自身的人格价值。

总之，神经外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应引起各级管理人员的理解与重视，关心护士的心理健康，采取适宜措施加以改善，进而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刘菊英，张思洁，王芳，等. 心血管内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河北医药，2011，33（4）：11-12.

[2] 姚晓红，姚甬平，郭云英. 急诊科与内科护士心理健康调查分析[J]. 护理管理，2002，22（1）：80.

[3] 赵建芳. 基层医院肿瘤内科护士心理健康水平调查研究[J]. 全科护理，2011，6（9）：1579.

神经内科自我总结篇（11）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是改革和开放二十年来经验教训的最精辟的总结，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和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科学发展观更是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在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坚持发展这个主题；全面发展；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重视：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二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首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其次，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最后，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三是制度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心。从根本上说，树立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是体制、制度问题。中央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的，它表明，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改革观。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我们“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必须着眼于“怎样”实现这一要求。这就要靠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按“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来深化改革，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四是“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做好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今年我市被中央确定为学习实践活动试点单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改革创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圆满完成中央交给的试点任务。根据市委《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要求，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注重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为努力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那么作为一名教师，如何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使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体现出来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不断学习政治理论和新的教学理念，掌握现代教育教学技术，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我们要随时掌握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教学理念。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应对可能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对于教师来说使站在最前沿的我们传授的就是“科学”知识。那么我就懂得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教师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教学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掌握本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增强科研意识和改革意识，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