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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08 11:33:06

国际货币论文

国际货币论文篇(1)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国际货币论文篇(2)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收益;风险

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不同货币之间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不同货币国际化为一国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后,美国每年可以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元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货币;欧元国际化后,各国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越来越大,欧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国际化后,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及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这些现象说明,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给一国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可以从国际货币对该国经济、金融、贸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响去评估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

一、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取得铸币税收入,为本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铸币税基本上等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按照一般的估算,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的0.2%(Krugman1998)。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被其它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

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区赚取国际铸币税。货币流出本货币区,为该货币区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该货币区向其他货币区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但这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后果,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国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仅在1989~1996年间,流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美钞就分别达到了440亿和350亿美元。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已经按美元计算,并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Sulton1999)。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在较好安全性的同时,给付的利息较低。

(二)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经济交易的便利,降低汇率风险,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的经贸发展。

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区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区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该货币区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促进一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其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从该国或该地区获取本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该国金融机构在进行本币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币资金也具有竞争力。

此外,一国金融机构在本币经营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较为便利的从本国取得货币资金,非居民持有的国际货币可以通过非当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但这些当地银行最终都会通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而且,一国货币扩展到其它国家也会带动其金融机构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具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中央银行,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最终清偿手段,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影响其它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经济。通常,货币发行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对于储备这种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又需要保持此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作为国家,必然是以前一个目标优先,而别国却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被动调节本国经济政策,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

(五)提高政治自与国家声望,扩大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于大国而言,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该国而言是很被动的。而且,一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一般是投资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或存放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持有国财产的方式,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

部分国家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自主提供其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依靠他国提供流动性的被动局面,这是大国要求使用本币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这是其它非国际发行国所无法比拟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该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国际货币的发行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将对他国产生更大地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六)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减轻对外币资金的依赖,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国际货币呈现寡头垄断局面,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没有发生变化,而资产却因外国货币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即具有对外支付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在国际收支上有更大的灵活度。

二、货币国际化的风险和责任

一国通过货币国家化虽然能获得收益,但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这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一)发行国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当然,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二)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

由于本国货币被非居民持有并使用,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存量的难度。另外,非居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将影响其持有其它国际发行的国际货币的意愿,这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身可以控制的,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问题。

(三)货币的反替代增加本币贬值和通胀风险

国际货币论文篇(3)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国际货币论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国际货币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欧元的诞生,把以美元为主宰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改变成以美元和欧元并列称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币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预言,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种世界货币。联想到现如今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们相信,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硬通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强盛的内在要求,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行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货币一体化(包括货币国际化和共同货币选择)是经济发展、贸易深化及信用扩张的必然趋势,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货币具有统一的形制和统一的价值,但哪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一体化货币则是多元货币竞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之崛起,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获得必须依靠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不仅需要我国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币走向世界,到国际舞台上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争取更大的效力空间,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现实与理论上的逻辑冲突

就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而言,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人民币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具备优势竞争力,其境外流通存在着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背离。所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亚洲金融经济的支点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首先要强化其体现横向交易契约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内质,并在此基础上达成现实和理论逻辑的统一。2003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增长速度9.1%,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已相当于美国贸易总额的41.9%,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来看,已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无论是金融发展广度,还是金融发展深度,均未达到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心存顾虑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滞后,这降低了人民币实际交易的国际比较价值,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行、何时可行还要看其要实现国际化的支撑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资产池”作为支撑(钟伟,2002)。

现实条件的不具备,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论上的分析。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确定的,因而,对货币国际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吸取其它国家本币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有助于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使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三、美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美元国际化的现状。美元无疑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量超过60%;在国际票据市场、债券市场上美国发行债券数额占全球总量的26%(由表1计算所得);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汇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国银行的对外资产中,美元占47%(1998);在国际银行贷款币种构成为35.2%(1999年),美元无疑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计量单位。在国际汇率体制中,采用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其国别货币绝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并不对称,200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约五分之一,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却是霸主,而这与美元国际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关的。

2.美元国际化的进程。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兴的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统一市场正在形成,成为当时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项目投资源。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出欧洲政局的不稳定,大量的闲置资金持有者对本国经济不抱有信心,因而将目光转向美国。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急需资金和技术,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不仅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通过“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价值470多亿美元的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也乘机占领了西欧各国及其附属国的广大市场。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经济上将欧洲各国远远的甩在背后,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也树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限制的“怀特计划”提出,该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通过基金货币单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与黄金挂钩(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黄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洲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44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经过讨论,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3.美元国际化的特点。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巩固和发展了这种优势,继续充当国际货币。

四、欧元国际化的模式考察

1.欧元国际化的现状。欧元国际化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即有策略有计划地成立统一经济区,建立货币联盟,各国放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建区域货币——欧元。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则都大大超过了美国,1999年国际债券市场上,以欧元标价发行的占44.5%,甚至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据统计,仅东欧和西非地区就有约30个国家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2.欧元国际化的历程。欧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欧元的诞生是区内各国协调与合作的结果,这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独特模式。欧元路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前期铺垫及建议提出阶段。1950年9月1日欧洲16国为解决相互之间的货币结算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问题,建立欧洲支付联盟。1969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即《维尔纳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从稳定汇率到实现统一货币。(2)法律制度准备阶段。在1978年4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法、德两国总理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同年12月欧共体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建立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对、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等17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欧共体内部的汇率相对稳定下来,并使各成员国家降低了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调引起的美元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3)欧元一体化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欧共体12国财长提交了《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和固定成员国汇率等重要内容。1991年欧共体12国达成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马约》,规定最迟在1997年1月成立欧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1997年6月欧盟15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分阶段正式启动欧元的日程安排,欧洲货币联盟也如期启动。(4)欧元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有形货币,迅速取代了区域内流通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货币,依靠货币联邦制的强制力,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在10年内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3.欧元国际化的特点。欧元则作为信用货币其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给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启示是:让渡货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形成区域共同体,单一货币必须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纽带,单一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须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在区域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ERM中马克)起主导作用。

五、日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日元国际化的现状。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远远不比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起步较晚。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或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时起,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日元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日元经济开始停滞和倒退,由此日元国际化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以及政府的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还是相对成功的,现如今已成为和美元、欧元一样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2.日元国际化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通货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因日元升值,对外贸易按美元结算就使日本企业产生了汇率风险的问题。把出口贸易由美元结算改为日元结算,就成了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1)日元国际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机的发生,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日元需求。面临日元国际化的发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并采取了“大幅度缓和欧洲日元债发行方面的限制”和“促进日元在太平洋地区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政策报告的提出,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3)日元国际化的最新进展。进入90年代,由于日元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日元国际化已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和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11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标新立异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彻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则,日本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其重点是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行政,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来,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国际化的特点。日元的国际化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80年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同步迅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的放开和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步骤;在其经济鼎盛时期,世界贸易中对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是自然发展的。但是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借助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带动国内金融改革,改变了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特点,从而提高金融业的效率。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是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来,欧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国际化的模式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历史赋予了美元许多先天优势,这是其它任何货币都无以比拟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元经济超级大国的梦想,同时也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今天,任何其它货币想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实现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均衡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美元路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须立足于现实,目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国家四种货币”,即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有统一的国家,而没有统一的货币。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内部货币统一的历史表明,单一国家复本位货币最终是不可维持的。因此,整合“一国四币”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选择。但是这个整合过程在最初阶段很难包括台湾地区,因为两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货币一体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合作的条件,并以欧盟为例,指出欧盟内部有的国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没有阻碍欧元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使然。但是通过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元一体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欧盟各国在政治上就货币合作问题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响到货币一体化的进展,最终才确保了欧元的诞生。目前我国两岸虽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却缺乏基本的政治对话,更别说就货币合作问题达成一致了。因为政治上存在的障碍,使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陆和港澳地区实现货币的统一。这种情况下,欧元的模式无疑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即实现货币的统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各个国家的货币即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人民币的领域不仅限于中国区域范围内,而必须与我国的经济扩张相适应,积极“走出去”,这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在这个层次上,日元的国际化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总体上,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是区域的国际化。参照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发展国民经济,并确保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是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化,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长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就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与美洲一样。

上述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种路径是兼容的。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一国统一的情况下,整合“一国三币”实现货币一体化,应具有比欧盟各国更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决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人民币的舞台是世界的。因而在区域范围内走“日元模式”,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以强势货币支撑我国强势经济的发展战略。“一国三币”整合的成功,将增强人民币自身的整体实力,必将有力推动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加快实现国际化的进程。当人民币在东南亚、东亚、整个亚洲等范围内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发挥主导作用时,这时可以很轻松的整合一直以来游离于人民币势力范围的台币。

参考文献:

1.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世界经济,2002.3

2.李建军,田光宁,《三大货币国际化的路径比较与启示》,上海金融,2003.9

3.刘洋,张丕强,《欧元顺利流通亚元是否可期》,上海金融,2002.7

4.孙晓青,《欧洲货币联盟与欧元的稳定》,国际资料信息,2000.7

5.张瑞德,查胜举,《日元国际化和东亚货币格局》,世界经济文汇,2000.6

6.刘昌黎,《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及其政策课题》,世界经济研究,2002.4

国际货币论文篇(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3.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三,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国际货币论文篇(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3.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三,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国际货币论文篇(7)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国际货币论文篇(8)

二、人民币国际化后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现在,我们简要探究一下国际化的人民币将如何影响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在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无可否认,当谈到世界货币时,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在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是如何骤然停止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是如何濒临坍塌的。一个更多元的货币体系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全球的流通手段包含更多的货币,那么任何一种货币主导全球流通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种货币大量盈余却仍然升值的情况就是国际货币种类过少造成的不寻常产物。由于种类过少,当少量几种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内经济政策偏激并且有悖其国际货币的地位时,整个世界都将承受灾难。许多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货币政策并不顾全大局,就像是封闭的经济体和金融系统一样。货币政策制定的结果就是,它创造了一种对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极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虚假信心,以及无法充分理解其对全球的影响。在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政策的影响被泄露。获得较差收益的投资者和储户并没有放弃并说到:“既然我获得的收益如此少,那么我就把它用出去或者少存一些。”不,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手段为他们的存款保值,包括在境外投机搜寻更好的回报。结果就是,这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的预期,同时资本流入的接收国也面临很大的政策难题。人民币的崛起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希望它能使得世界货币体系不那么扭曲,也能减少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而且,能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分担责任和享受益处。

三、马来西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怎样影响马来西亚呢?对马来西亚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而无害。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任何有利于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流动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面临以及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也知道,中国需要采取渐进的措施,为自己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政策框架的发展,其金融系统和经济开放程度也会更高,从而人民币更加国际化。马来西亚的决策者们在经济与金融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至于将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也已经落实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并且会继续改进,使其更便宜,更方便。然而,私营部门才是决定人民币用于国际收支情况的关键因素。像汇丰银行这样的机构具有向马来西亚的客户或更广泛的商业群体普及人民币,以及给决策者提供反馈信息,并方便其为人民币的贸易增长建立一个更有利的环境的潜力。

国际货币论文篇(9)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国际货币论文篇(10)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03-0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Currency exchange cost is introduced as a measur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In both contexts of two currencies and of several o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and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positive correlated,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free exchange degree is negative correlated.

Key Words: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Exchanging; Circulation Level; Exchange Medium

一、 导言

人民币区域化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国境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在目前阶段,除了部分小国和欧元区国家,不同国家的法定货币是不同的,在东亚乃至亚洲正是如此。因此,人民币区域化涉及人民币与他国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问题。研究人民币区域化就必须研究人民币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或者人民币可兑换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将人民币区域化问题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先例却很少,目前尚未出现专门探讨一种货币(或者人民币)的区域化(或者更扩大一点,国际化①)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的文献。

有些作者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的条件的研究中附带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条件)关系。国内不少学者提出,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以促进人民币区域化②。其中有人③认为,可自由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或者必要条件)④。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相反看法,如赵海宽(2002)认为,虽然成熟的国际货币必然是可自由兑换的,但货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并不一定要求完全的自由兑换。李(2002)认为,可自由兑换不是货币区域化的条件,但其结论只是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得出,而且表现出将可自由兑换视为人民币区域化的促进因素的倾向。赵庆明(2005)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货币国际化从根本上不是一回事,不存在顺序上的承接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影响程度针对不同的货币可能是不同的。张宇燕(胡军华报道,2008)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未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这一观点只是以人民币区域化的现象为论据作出的推测。①

在笔者看来,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尚未出现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行量化的迹象。尽管人们已经对人民币区域化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也按照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方式对可自由兑换程度作了粗略划分(以下称之为“管制划分法”)。但是,只有形成可自由兑换程度的厚重意识之后,才可能准确把握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没有划分货币区域化的流通层次。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将货币国际化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在无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充当别国的储备货币。然而,这种区分对于理解货币区域化(或者国际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毫无助益。笔者认为,一种货币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易中充当媒介货币,与它进入另一国在该国境内流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证明,这种区分会导致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截然相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用货币兑换成本②(之倒数)来衡量货币可兑换程度。这是因为,理性经济人面对任何管制,都会寻求如何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抑或法律尚未明确的灰色地带绕开这一管制,获取管制所排除的经济利益以及管制带来的额外利益。管制的力度影响这些活动的成本,但不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些活动。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也是如此,因此货币兑换成本相对于管制划分法而言,能够更准确定义可自由兑换程度。资本项目管制越严格,绕开这些管制所需付出的成本越大, 因此货币兑换成本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成反比。

在这里,兑换成本将包括为了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所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金钱、体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所有支出,无论这些支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亦不管这种转换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很显然,在参与人完全理性和信息通畅的条件下,如果存在更经济又具有可得性的兑换方式,参与人就不会选择现有兑换方式并支付这些开支,因此上述所有付出都构成合理的兑换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兑换成本很可能与兑换规模有关。例如,兑换数量越大,兑换成本越小。但是,兑换规模导致平均兑换成本出现较大差异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存在利用这一差异套利的机会,也存在利用这一差异通过中介活动牟利的商业机会,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不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操作,从而导致上述差异缩小甚至消失。因此,本文将不考虑(平均)兑换成本随兑换规模变动的可能性,而假设平均兑换成本是恒定不变的。

本文还将根据相关交易是否跨越东道国疆界,把货币区域化划分为以下两个层次: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货币区域化必然涉及多个国家(或者货币区域),也涉及这些国家发行的多种货币。为了避免混淆,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把正在或者将要进行(所研究的)区域化的货币称为“区域化货币”,将区域化货币的发行国(或者地区实体)简称为“发行国”,将这一区域化的对象国称为“东道国”,将东道国所发行的货币称为“当地货币”。另外,我们还将考虑货币区域化中的货币竞争问题,因此将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区域化(或者国际化)并与区域化货币在同一东道国展开货币竞争的货币称为“第三方货币”,其发行国称为“第三国”。例如,在人民币区域化研究中,区域化货币即人民币,东道国可能是香港或者越南、泰国等国或地区,当地货币可能是港币、越南盾或者泰铢,日元、欧元或者美元是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货币。

根据以上表示方法,我们定义,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是指,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发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而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居民与居民之间发生的商品或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在货币的四项基本职能中,交换媒介职能是基础,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等职能都是由交换媒介职能派生出来的。为了简化,本文将只考虑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

本文将利用以上定义的可自由兑换尺度(货币兑换成本),分别在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分两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和一种当地货币)和三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一种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的情形,分析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流通层次的不同导致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截然相反。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在毗邻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流通的反常现象。

二、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前面的划分,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只涉及区域化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发挥货币职能的问题。我们将在两种场景下考察这一问题。在第一种场景下,可供交易双方选择的货币只有两种: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因此在该场景下我们只需探讨使东道国居民在国际交易中愿意接受区域化货币所必须具备的兑换条件。在第二种场景下,交易双方可以在区域化货币、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仅需要讨论两种货币条件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还必须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对上述问题的影响。

(一)两种货币的情形

货币之所以成其为货币,在于它的广泛可接受性。在国际交易中也是如此。在东道国居民充当国际贸易中的卖方的情形下,他是否接受买方以某种非当地货币B的形式支付对价的决策,是基于他在整个交易(包括采购、出售和货币兑换,如果有的话)中的利益做出的:他能否在这一交易中获得满意的利益以及他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更大利益?这取决于后续交易的性质及其谈判地位、讨价还价能力。如果卖方在后续交易中使用本次交易取得的非当地货币B,面对的是某个不确定的对象(对于货币流通而言,正是如此,否则就等同于物物交换,无须货币的存在),那么卖方在本次交易中对货币B的接受意愿,将受到其后续交易对手的接受意愿的影响。由于后续交易对手具有不确定性,如果非当地货币B不可自由兑换,则除非后续交易对手为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否则他几乎肯定会拒绝接受货币B。考虑到这一点,卖方在事前就不会接受货币B,除非他与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之频繁度和确定性,达到了完全可以消除上述顾虑的地步。因此,一般来说,可自由兑换是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的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考察货币兑换成本(根据前文的说明,它是可自由兑换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与货币区域化之间的关系。在两国货币情形下,如果卖方不能确定是否会使用全部非本国货币B购买该货币发行国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该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就会影响他(她)从交易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他(她)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非当地货币B,越愿意使用当地货币A。反过来说,对于买方而言,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使用货币A,更愿意使用货币B。由于买卖双方的意愿更难契合和协调,较高的兑换成本就成为国际交易的障碍,兑换成本越高,国际交易越不可能达成。

如果我们用以下方式定义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由于对于任意正数x、y、z,如果x

(二)三种货币情形

考虑这一情形是为了分析货币竞争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假设第三方货币正在区域化或者已经在所讨论的地域内完成这一进程。三种货币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三角图形表示。

其中环节3表示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对于货币B和货币C来说是对称的,因此不予讨论。环节1和环节2分别表示区域化货币或者第三方货币与当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和备选关系,这已经讨论过。但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环节1和环节2相对比,哪一环节的可自由兑换程度更高?或者等价的,哪一环节兑换成本更高?这一区别对区域化货币B的区域化程度有何影响?

根据第二格雷欣法则,在国际货币流通中,“良币”驱逐“劣币”,亦即币值越稳定、可自由兑换程度越高的货币越可能充当国际交易的中介货币。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币值问题,假设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币值同等稳定,以等幅度同向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成为决定当事人选择交易货币的惟一因素。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而言,在考虑三种货币的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货币区域化程度就越低,亦即在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正相关。

由于三种货币情形下得到的结论可以依此类推到N(>3)种货币的情形,因此,综合以上对两种情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正相关。

三、国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作为交易货币,在东道国的居民与居民之间流通。这意味着,该货币已经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渠道流入东道国,并替代东道国发行的货币中介交易。这些渠道可能包括边境货物贸易、对持有区域化货币的非居民(例如外国游客)提供服务、接受后者的采购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导致区域化货币进入东道国的交易发生在东道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因此,可以推断:东道国内持有和流通的区域化货币的总量来自国际交易,并取决于后者。在这里,我们将首先考察只存在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两种货币的情形,然后再加入第三方货币进行分析。

(一)两种货币情形

既然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能够取代当地货币中介交易,就意味着它与当地货币在中介交易方面具有相同属性,即普遍可接受性。人们之所以接受它,因为他们预期其他人会接受它。让我们考虑东道国的居民X、Y和非居民W。假设X、Y都和W发生交易。X从W处取得区域化货币B。假设X最初之所以接受货币B,是由于他预期今后会在与W(或者货币B发行国的其他居民,在这里,我们将只考虑W,这相当于把W视为发行国的所有居民的总体)的交易中使用该货币,并且对方会接受它。若现在X需要与Y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他可以选择向Y支付货币B,或者将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根据我们对国际流通层次可自由兑换问题的讨论,这是可行的),再行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需要(额外)支付兑换成本。

如果X选择向Y支付货币B,Y是否会接受呢?这取决于Y预期未来会从事的交易。如果Y今后会与W发生交易并支付货币,并且只持有当地货币A,他可以选择向W支付当地货币A(状况I),或者将货币A兑换成货币B(状况II),再行支付。很显然W作为货币B的发行国的居民,更愿意接受货币B(在货币区域化问题的讨论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区域化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比较强势),除非Y愿意因为支付货币A而作出让步,这可以视为一种“补偿成本”。兑换成本越高,W接受货币A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此他要求的补偿成本就越高。

在预期事后会发生这两种状况的条件下,Y会在事前与X的交易中就选择接受货币B,以便向W支付,因为这种方式相对于状况I而言,节省了补偿成本,并且相对于状况II而言,节省了兑换成本。

反之,如果在此之后,Y与X发生交易,需要向后者支付货币,然而只持有货币B,很显然Y更愿意支付货币B而不是兑换之后再支付(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兑换成本),那么X是否会接受呢?考虑到交易对象Y(以及W),会在今后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X为了实现交易的利益,一定会接受货币B。

再考虑东道国居民Z,他不与W发生交易关系,只与东道国内居民发生交易。如果Z与X、Y发生交易,X向他支付区域化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这取决于Z今后是否会与X或者Y发生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今后Z向X或者Y任何一方支付货币B,后者都会接受。预期到这一点,Z就会在事前(本次交易中)接受货币B。①

现在再考虑东道国居民V,他既不和非居民(例如W)发生交易,又不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如果Z在交易中向V支付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根据前面的分析,凡是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的居民(如Z)交易的居民,都愿意接受货币B,如果V今后会与这些人发生交易,那么他今天会预期到在这些交易中支付货币B不会被拒绝,从而会接受货币B。

以此类推,除非是完全不与外界发生交易的群体,否则东道国居民都愿意在相互之间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于是货币B就以上述方式替代货币A中介东道国居民X、Y之间的交易,进入国内流通。

根据上述分析,兑换成本的高低只会直接影响第一批在国内交易中接受货币B的居民Y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从而补偿成本越高),Y就越愿意接受货币B。而其他居民的接受意愿只取决于上一批居民的接受意愿,从而因为Y的接受意愿而间接受兑换成本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的是,从总体上来看,兑换成本越高,东道国居民使用区域化货币B中介国内交易的比例就越高。

定义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如下: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按照与前文相同的逻辑,可知兑换成本与货币区域化率成正比。根据前文的设定,可自由兑换程度与兑换成本高低呈反向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导出以下结论: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如果只考虑两种货币,那么区域化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与货币区域化程度负相关。

(二)三种货币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与当地货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关系方面,我们可以套用适用于国内货币竞争关系的(第一)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在不考虑币值稳定问题的前提下(或者说,其他条件相同),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中,哪种货币可兑换程度低,哪种货币就在国内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

为了更清楚一点,假设区域化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如果居民X同时持有货币B和C,他会首先使用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因为如果他今后必须与只接受货币A的群体发生交易,他就必须首先兑换后再行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支付兑换成本,由于货币B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先使用货币C,而最终持有货币B,将支付更高的兑换成本。因此,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反而被最先使用。

而居民X的交易对手(记为Y)是否愿意接受呢?由于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兑换成本,而且Y总是可以在今后发生的第一笔付款交易中首先使用货币B,考虑到与X的交易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Y就会愿意接受货币B。

综合以上分析,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兑换成本越高,区域化程度越高。换言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区域化程度越高,亦即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负相关。

四、结论

总之,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根据货币区域化的层次而迥然不同:在国际流通层次上,两者正相关;而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则负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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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文刚.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探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国际货币论文篇(11)

作者简介:苏治,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李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从事金融市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期条件下资产定价主流偏差时变机理”,项目编号:711011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型”,项目编号:10YJC790220;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68-08

引 言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用“两个75%,一个80%,一个90%”来概括,即美元和欧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75%,占全球债券发行总量的75%,占特备提款权的80%,占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量的90%(美元64%,欧元26%),可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特别是美元仍然处于霸权地位。危机后,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带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发展中国家出现输入型通胀以及外汇储备价值减少等问题,更导致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混乱。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货币结构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脱节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拯救经济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摆脱美元陷阱,既有利于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也符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东亚货币合作,不少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如“人民币国际化”、在亚洲组建“亚元”充当亚洲“平行货币”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早期主要侧重于对“人民币国际化”成本与收益的研究,2008年以后转为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周元元(2008)通过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收益-成本分析,阐述了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策略。[1]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认为,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的步骤,充分发挥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作用,包括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在境外充分运用香港的优势,尽快扩大人民币证券市场规模,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而对于亚元则侧重于对亚元可行性以及如何构建的研究。其中,忠和董新辉(2010)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一个由易到难的动态过程;渐进性地盯住共同货币篮制度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东亚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单一“亚元区”。[3]Eichengreen(2006)提出亚洲地区应该以平行货币理论为基础进行货币合作,创建一种亚洲货币单位(ACU),该货币单位的价值是亚洲国家货币币值的加权平均值,并允许该ACU与各个国家的货币一起在本国市场中进行流通。[4]这些构想都有助于打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制的局面,并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则难易不同。本文基于对货币替代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梳理归纳,从现实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较之“亚元”更具备可行性,同时基于货币替论的视角,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货币替代:“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

参考现实中出现的拉美国家美元化及其他美元替代现象,学术界围绕货币的不同职能论述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需求理论,进而阐明了货币替代的形成机制1,概括来看,大致分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Miles,1978)[5]、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Bordo & Choudhri,1982)[6]、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Cuddington,1983[7]、Thomas,1985[8])、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理论(Poloz,1986)[9]四种模型。Miles等(1978)通过建立货币持有余额和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两个模型,分别对货币替代现象的成因和程度进行了解释和测度。[5]在货币持有余额模型中,Miles将利率作为货币持有的唯一机会成本,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下,认为当一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时,会引起该国利率下降,并导致该国资本流向外国,从而发生该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替代行为。进一步地,Miles等建立了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来检验加元与美元之间的货币替代程度。该模型假定货币持有者追求货币生产服务最大化,建立以两国货币供给、利率水平、汇率与价格水平为约束的资产约束方程和货币生产服务函数,通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元与美元之间存在替代性(达5.43,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更为深入地,部分学者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细化,例如Saurman(1986)探讨了“Shipping-the-bad-money-in”效应,提出本币的贬值率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从而引发货币替代现象。[10]Zou(1993)的研究则证明当本外币无法配合提供流动时,美国和拉美国家政府合作的结果是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引发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11]Sturzenegger(1994)采用前苏联与阿根廷的数据表明,在一国经济处于高通胀时期引入新的货币,从长期看,该经济主体将更多地使用这种新的货币[12],Freitas(2004)也认为短期高通胀会引发长期货币替代现象。[13]以Bordo和Choudhri(1982)为代表的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认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预期汇率变化、实际收入等变量对机会成本的影响。[6]该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对货币需求(用M1、M2来表示)与远期汇率建立双对数模型,得出了与Miles等的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模型完全相反的结论。进一步地, Bordo 和Choudhri在假设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无套利、货币持有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建立关于货币和商品的效用函数以及包含来自金融的实际收入和来自其他资源的实际收入的预算约束方程,从而建立了货币需求的边际效用理论。他们指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实际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且忽略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针对两种模型不同的看法,Thomas运用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即第三种主流模型。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由King, Putnam 和 Wilford 于1978年首次提出,Cuddington(1983)[7],Thomas[8](1985)[8]对其进行了发展而形成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从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出发,将不生息的货币余额看作是个人所持有的一种资产形式,出于保值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人们根据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均值和方差调整所持有的本外币资产比例,进而导致资本流动的出现。当这种本外币资产持有比例的调整体现为货币余额的调整时,就表现为货币替代的发生。[8]Thomas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上述两种模型的分歧:当资本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非货币资产的调整时,实证检验得出的货币替代程度会很小;反之亦然。Poloz(1982)则认为,之前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考虑到获得货币资产所需支付的流动易成本以及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是基于交易成本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在这两者的约束下,经济行为人出于个人资产真实收益的最大化从而改变其持有的本外币余额,进而导致了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9]概括来看,货币替代的四种主流理论模型均侧重于对货币替代的产生原因进行研究,认为通胀、货币供给、预期利率变动、汇率波动、实际收入等因素均可对货币替代产生推动作用,通胀率高的国家以及汇率波动较大的国家都易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另外,Miles等(1978)认为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原因。[5]Fielding和Shortland(2005)通过建立埃及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认为政治暴力冲突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因素之一。[14]同时Dowd和Greenaway(1993)还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对货币替代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网络外部性是导致人们改变本外币需求的主要动因,从而导致了货币替代。[15]进一步地,Stix(2011)通过建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历史因素和网络外部性的作用。[16]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学说,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替代的影响。一般来说,对发生货币替代的国家,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际汇率、通胀税或铸币税及福利水平三方面:(1)当外币替代本币执行价值储藏功能时,本国居民为了更多地获得外币资产必须通过经常账户的盈余来实现,而经常账户的盈余需要通过本币的贬值来获得。因此,货币替代现象会伴随有实际汇率的波动。(2)货币替代程度越高,政府就越难通过发行货币进而引发高通胀来为其赤字融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币的货币需求对通胀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因此,政府所能获得的通胀税与没有货币替代时相比更小一些。(3)政府通胀税的减少会带来居民福利的增加,然而Ozbilgin(2012)通过建立福利成本函数发现,只有当一国通胀率高于44%时,本国居民才能从货币替代中获利。[17]货币替生时,居民会更多地选择外币存款减少本币储蓄,本国银行由于储蓄减少不得不减少贷款收回投资,进而导致本国投资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福利水平下降。对替代货币发行国而言,Effiom和Samuel(2010)认为货币替代会带来该国货币铸币税的增加,同时也会削弱该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18]Miles等[5](1978)和Thomas(1985)[8]认为,由于货币替代的存在,当一国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持有该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下降时,两国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引起该国货币流向外国,进而削弱了该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亚元的理论基石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由于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汇率政策很难在调节国际收支中发挥作用,周期性的国际收支危机经常爆发。西欧地区试图建设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的实践进一步使Mundell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构想并探讨了怎样的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Mundell(1961)认为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在货币同盟区内自由流动,即使工资与价格呈刚性,当遇到非对称冲击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来抵消,即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可以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在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而与最优货币区外的国家保持浮动汇率制以保证区内国家的内外均衡。[19]Mckinnon(1963)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开放度”标准,认为若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即可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可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化带来的汇率的改变将意味着国内物价水平的大波动,而对国内生产的实际影响却很小,所以贸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可以组成最优货币区。[20]Ingram(1973)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他发现金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减少汇率调整的需求。因为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波动,就会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促进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从而可以减少汇率调整的需要,进而减少汇率的波动。[21]Kenen(1969)提出“生产多样化”标准,认为生产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为产品多样化意味着可以分散商品受外界市场冲击的风险。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之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一方面可以稳定国内经济,另一方面可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追求货币统一后带来的货币效率。此外,Kenen还提出“财政政策统一”标准,他认为在货币联盟里一定要建立超国家的财政体系,这样才能在联盟内部发生非对称冲击时,将资金财政转移到受到冲击的国家,而不用调整汇率政策来缓解失衡。然而,这个标准意味着参加联盟的各国要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从而同意这样的财政安排,欧元区的危机也进一步证明了共同货币区内财政政策统一并加强财政监管的必要性。[22]Fleming(1971)提出了“通胀偏好相似性”标准,他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国家必须具有通胀偏好相似性。此外,若加入货币联盟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从而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23]

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推动了OCA理论的发展,“合理预期”假定的提出使得人们对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进而意识到组成共同货币区后,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是很小的,这使得对于OCA理论的研究转移到成本收益的分析上来。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24]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部分成本与收益的不可量化性使得一国不可能描绘出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Dowd与Greenaway(2003)联合提出了“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他们从货币转换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与收益。他们认为,货币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网络外形”,一个具体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网络”内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该货币,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用这种货币的人均利益就会上升。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货币存在,他们认为,主要是受历史环境及不确定性(用户数量及其潜在好处大小不确定)的影响,特别是向新货币过渡的“转换成本”(如政府发行新货币的成本),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一种“惰性”。因此,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变迁动力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以及对政治因素的考虑。[15]

Mundell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时,外部冲击主要表现为单一产品需求变化的冲击,而现代经济的区域化、多样化又使外部冲击呈现新特征,出现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冲击的差别。如果区域内国家面临的冲击是对称性的,则区域内国家就更不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更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相反,如果是非对称性的,则前述对组成货币区的标准和成本收益的研究便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并不具备现实意义。Poloz(1990)等学者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劳动力流动性、财政转移支付等指标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25]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SVAR方法,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26]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提出VAR方法,他们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德国、丹麦、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冲击有一个正向的关系,而且这些国家之间冲击的相关性比南部欧洲城市要高,但仍低于把美国分为8个经济地区之间冲击的相关性。[27]针对货币一体化对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事前”不满足OCA的货币区能否在“事后”满足,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专业化观点与OCA内生性观点。OCA内生性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收入相关性与贸易一体化是正相关的。因为货币一体化降低了由汇率变化产生的交易费用,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同盟国之间会结成长期的经贸关系,进而会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反过来会推动双边贸易、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商业周期的同步性。与OCA内生性相对应的克鲁格曼专业化观点,认为随着单一货币的实现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产生,国家会集中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会变得单一化从而易于受到非对称性冲击,进而促使联盟国家间收入的相关性降低。

OCA理论为货币合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行为,也可以用于分析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组成最优货币区后,各经济体之间通过维持固定汇率制,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仅可以促进货币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发展,还可以利用汇率政策抵抗货币区外的经济体带来的冲击。同时平行货币作为一种向OCA过渡的手段,可以尽量减小对各经济体的冲击。然而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待完善的地方,在实践中,组成共同货币区对各国财政政策、通胀偏好的要求较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这一点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表现便是一个例证,构建“亚元”区也须以此为鉴。

三、人民币还是亚元: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

货币替论与最优货币区理论都可以作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在货币替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区域内某一国家的货币;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包含各经济体货币的权重货币。人民币充当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其本质是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内实现对其他货币的替代,而亚元则是建立在OCA理论的基础上,旨在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两者对于打破现在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有战略意义。

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在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上的差别,决定了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需要各个经济体的合作,不仅要求各国通胀偏好的一致性,更是对财政政策的一致性提出要求,需要各国经济、政治上的高度协调性。由于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这种协调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极有可能出现一国债务由其他国家一起负担的现象(例如欧元区的希腊与德国)。此外,在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会存在各国之间的博弈,这不仅耗费巨大的博弈成本,而且由于博弈各方收益矩阵的难以量化性,使得博弈的结果很难预测和把握,对于博弈进入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很难避免。与之相反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行为不需要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对于各国经济政治的协调程度要求不高,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并且中国可以顺应市场选择,通过做好“homework”进行人为推动。例如2012年6月开启的人民币日元直接兑换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正在推进的允许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也可以为人民币在外投资创造机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第二,鉴于目前亚元的构想还没有付诸实施,因此与采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不仅可以获得同样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货币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成本减少等优势,而且可以减少时间成本。此外,人民币区域化避免了多国博弈,消除了博弈成本,并且由于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不需要设立区域央行及其他组织,因此消除了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概括来看,与使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可以降低时间成本,消除博弈成本与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进而减少改革成本。

第三,由于亚元的构建和维护需要多国共同努力维持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人民币的维护则只需要中国一国维持其政治的稳定性,经济金融的开放性、稳定性及发展性,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更具有稳定性,更有助于实现东亚共赢。中国在东亚地区占有重要的贸易地位,2011年东亚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高达50.7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34.51%。2010年东亚地区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达33.4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49.34%。若采用亚元作为结算货币,东亚地区的贸易企业整体会受到很大影响,而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保证东亚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一半以及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1/3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从而降低货币一体化过程对东亚经济带来的震荡,实现东亚共赢。此外,与采用亚元相比,选择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也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这种额外的收益主要体现为铸币税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基础货币量增加带来的货币铸币税,另一方面来源于对其他国家央行负债的抵偿使用。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多问题,进而减少中国外汇资产的价值流失。因此,与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减少东亚地区改革成本、降低货币一体化对东亚经济的震荡并且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具有利益普惠性,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共赢。

四、东亚地区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一个从人民币区域化到国际化的过程。在释放渠道上,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制造品出口大国并且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很大,不可能通过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来降低出口,因此短期内依靠经常账户逆差来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从2011年四个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进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加之我国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与欧盟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出口遇冷情况,长期来看,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然而,与此同时必须创造更多可供投资的人民币资产以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大量国内投资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向国外,且国内仍有大量储蓄没有得到相应的投资机会,因此顺应资本流向,尽早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进而通过资本账户渠道来释放人民币才是一条可行路径。

从货币替代的理论来看,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汇率的稳定或逐渐升值以及较低的通胀水平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刘爱文(2005)在《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一文中也分析到由于人民币信誉的存在以及亚洲经济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馈作用,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长期收益要大于其成本。[28]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货币分析法和货币数量理论,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和维持低通胀水平可以通过我国国民收入的稳步上升来实现,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推进经济转型,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投资而非出口拉动经济,使得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GDP不会硬着陆。此外,在Miles等的货币余额模型中虽然提及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替代,然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国资本完全流动的基础上的,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情况。况且,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本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替代也是因为本国货币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只能是本国通胀率的迅速上升和本国货币的迅速贬值。另外, Dowd与Greenaway(2003)提出的“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认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1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美元仍处于霸权地位,并且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国内的危机矛盾向国外进行转嫁,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外汇储备流失以及输入型通胀等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从货币替代与OCA理论出发,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1. 货币替代与“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均可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一部分,本质区别在于在货币合作中选择的是一国的货币还是由各货币组成的权重货币。两者都可以为区域内国家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好处,但在促进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最优货币区的组成需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协调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保持一致,而货币替代则是一国可以操作和推动的,且对于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一致性要求。

2. 将人民币作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选择,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而且对各国协调合作的能力要求较低,因此更具可操作性。同时采用人民币而非亚元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东亚整体出口的影响,实现东亚地区的共赢,实现货币区域合作的普惠性目标。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更具有现实意义。

3. 对于人民币区域化而言,在人民币释放渠道方面,短期内建议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尽早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来输出人民币,长期来看可以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两种渠道来释放人民币,但需要尽早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

4. 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为了输出人民币的同时保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需要保证国内的低通胀水平,同时尽早实现GDP增长方式的转型,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GDP,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此外,根据“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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