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贸易论文大全11篇

商品贸易论文篇（1）

关键词：信用证；提单；风险

国际商品贸易实质上是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对流活动。其中，货物流是通过出口商交付货物给承运人，依托承运人的跨境运输来完成的；资金流则是由进口商在保障自己能够得到物权的前提下，通过银行交付货款实现的。货物流与资金流的时间差是形成贸易风险最直接原因。

目前，国际商品贸易广泛采取象征货的方式，即出口商的交货义务是在约定的出口国地点完成装运，获得承运人或其人签发的提单，通过银行向进口商提交包括提单在内的有关单据，就视为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需保证到货，如CIF、FOB等。在象征货条件下，单据成为交易的关键，单据既是出口商履约的证明，也是进口商付款、提货的依据。

1信用证业务是单证买卖业务

信用证（LetterofCredit,L/C）是银行应开证申请人(进口商)的要求或以其自身的名义，向受益人(出口商)开立的有条件的保证付款文件，即出口商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可凭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单据获得开证银行的支付。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申请人、开证银行、受益人之间是三角契约关系。进出口商之间受合同的约束，开证申请人与开证银行之间受开证申请书和履约保函约束，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由信用证约束。

2信用证项下的提单风险分析

在国际贸易运输活动中，有权签发海运提单的不仅有承运人，还可以是非承运人的货运人。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规定，如果信用证中没有反对，银行将接受货运人签发的提单。由此，在象征货条件下，进口商可能遭受诸多提单风险，具体分析如下：

（1）提单与货物不符的风险。提单与货物不符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种典型情况：空头单证、货物数量与提单记载不符、保函换发清洁提单。

空头单证是指提单表面记载严格符合信用证，但却与货物的实际状况严重不符，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十五条规定付款银行对受益人提交单据的有效性没有审核义务。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性或法律效力，或对于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性及或特殊性条件，概不负责；银行对于任何单据中有关的货物描述、数量、重量、质量、状况、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与否，对于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行、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它任何人的诚信、行为及或疏忽、清偿能力、执行能力或信誉也概不负责。正是这种有效性免责形成了风险漏洞。在凭单付款的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卖方只要取得船公司空白提单，注明是“清洁的”、“已装船的”、“装船期早于合同的交货期”再加上假签名即可。此外，在一套结汇单据中的其他两项基本单据：卖方发票和保险单均极容易伪造，发票由卖方签发，保险公司在签发保险单时也只依据是否交纳保费，并不查验将来是否有货装上船。凭着这一套单证，骗子可以办理信用证项下结汇，待收到钱后逃之夭夭。

第二种情况是货物实际数量与提单不符。根据国际商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第十五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性或法律效力，或对于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上的一般性和/或特殊性条件，概不负责；银行对于任何单据中有关的货物描述、数量、重量、质量、状况、包装、交货、价值或丰收在与否，对于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行、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它任何人的诚信、行为和/或疏忽、清偿能力、执行能力或信誉也概不负责。”这一规定表明了信用证只注重单证相符，这一规定为卖方欺诈提供了方便。

第三种情况是凭保函换发清洁提单。当发货人送交的货物外表有瑕疵，例如破烂、锈渍等，船方会在提单上加上不良批注。不良批注的不清洁提单，银行会拒绝付款。出口商(发货人)为保全自己利益常常采用折衷办法，即出具保函保证抵偿船方损失，要求承运人换发清洁提单。这样，进口商付款提货后，发现单货不符也只能申请索赔，若遇到恶意欺诈便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2）运输延迟的风险。运输延迟的风险主要是倒签提单。根据规定，当出口商未能在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日期之前付运便无法收取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是在由出口商安排运输的合同中，卖方可能与承运人商量，要求承运人倒签提单，使提单日期早于信用证规定的最迟装运期，从而顺利结汇。但是，提单日期与实际发货日期不符，会导致货物在海上运输发生风险时无法得到赔偿，此外运输延迟可能使进口商的销售计划落空，承担市价波动风险。

（3）承运人责任之外的海上运输的风险。承运人责任之外的海上运输的风险主要是转船提单的风险与舱面提单风险。当装运港与目的港之间无法直达，货物需要转运时，对普通的海运提单而言，第一程船与第二程船提单的签发人只承担自己承运范围内的运输责任，进口商实际承担了转船风险。

3信用证项下的提单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强资信调查、审慎选择交易伙伴。客户良好的资金能力、商业信誉是履行合同义务最重要的道德保证。因此，在交易前，应通过一些具有独立性的调查机构进行客户资信调查。仔细审查客户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盈亏情况、业务范围、公司设备、开户银行所在地址、经营作风及其过去的历史。这些对于选择良好的贸易伙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仔细订立信用证条款。信用证性质所形成的漏洞可以通过信用证的内容来加以克服。进口商作为开证申请人应在单信用证中拟定条款严格限制出口商行为，特别是严格规定单据的签署人、单据的填写内容来阻止卖方欺诈。在规定的信用证议付条件时，除了要求提交发票、提单、保险单三种必须的基本单据之外，还须附加一些不容易被假冒的制造商品质证书和与之内容相符的官方出具的商品检验证书、出口原产地证书等。

（3）认真审核提单内容。付款银行和进口商在付款以前，应认真审核提单内容。首先查看提单签发人是承运人还是承运人，如果提单是发货人的人(运输行)签发的，应拒绝付款。在CIF、CFR条件下，最好要求对方提交班轮提单，提单必须注明运费预付；注意提单没有表明受到租船合约的约束；审核正本提单份数与提单上记载是否一致；提单必须是已装船的清洁提单或有“已经装船批注”，但不能有不良批注；不接受货装舱面的提单；如果信用证允许转运，转运将被允许，但同一提单应包括全程，提单上的装运港和目的港与信用证规定一致。当合同金额较大时，最好在合同中采取FOB条款，由进口商自行安排运输，来防止欺诈风险。

商品贸易论文篇（2）

作者：杜小军 柳新华 刘良忠 摘要:实现商品的高效运输是推动商贸繁荣的重要环节，渤海通道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渤海通道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弱化了环渤海区域的行政壁垒，便利了区域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了南北经贸的繁荣，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efficient transport of good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promote business prosperity. The Bohai Sea channel reduces the costs of circulation ， improves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hai Sea channel forms a new North-South traffic artery， weakens th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in Ring-Bohai Sea regions， facilitates the free flow of regional goods， promotes North-South trade prosperity， strengthens North-East Asia region′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ey words:cross-sea channel; merchandise trade; active role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 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 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 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 000-2 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 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 “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 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 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 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商品贸易论文篇（3）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农村商品市场和商品流通领域，如A.de Janvry(1981)、D.Bryceson(2000)、K.Jansen(2000)等人指出农村市场体系的创新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王晓红(2000)、周力(2005)、柳思维(2004，2006)等人则分析了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和提升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另外，少数学者如彭继芝(2004)、朱瑞雪(2005)、郭妍(2002)、杨清震(2003)等分别从新时期民族贸易的地位和作用，绿色边境贸易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贸易政策与民族贸易发展，民族贸易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等方面对民族贸易进行了探讨。真正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城乡协调发展理论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创新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则更少。

目前，仅有王兆峰、张海燕教授(2007)从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创新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不过，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还涉及日用消费品、民族工艺品、农业生产物资等。因而，从农村商品市场的一般客体的角度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构想。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及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贵州、重庆、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西藏等辖区内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这些地区以山区为主，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长期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农村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低的制约，以及在商品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在农村工作中“重生产，轻流通”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发展缓慢。并且，在全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民族贸易政策、民族贸易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民族贸易 政策名存实亡，民族贸易企业、网点则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

(一)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首要表现就是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从产出能力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的“刀耕火种”式家庭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大量的剩余。并且，由于缺乏市场意识，村民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主要为基本粮食作物，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价值。显然，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地制约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从需求能力来看，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数量、商品种类及消费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收入来源单一且有限，再加上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其他预防性支出的制约，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现实需求能力极其有限。在低产出能力和低需求能力的双重制约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基础相当薄弱。在缺乏利益的驱动下，市场机制难以吸引众多资源向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该地区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发展的滞后。

(二)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缺位 在所有的市场运行要素中，市场主体是最积极和主动的要素，在商品市场建设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三类要素普遍缺位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最突出表现。首先，缺乏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主体。传统的民族贸易企业的萎缩与退出、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愿进入、经过专业培训的经纪人数量有限使得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主体仍以个体商贩为主。其次，商品市场客体相对单一。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客体是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物资，而且主要是从城市市场淘汰出来的次品或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西南民族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和民族工艺品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出，也尚未成为商品市场客体，极少数民族旅游开发较好的村寨的民族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虽有销售，但规模极其有限。另外，质量较高的家电产品、首饰、服装等时尚产品也尚未成为这些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最后，实现商品交易的网络体系等商品市场载体陈旧且残缺不全。西南民族地区仍以传统的集市作为商品交易的载体，商流、物流、信息流仍高度统一于交易的一刹那。在随机匹配的单次博弈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农村商品市场是一个“柠檬市场”。可见，商品市场主体、客体、载体“三体”的缺位不仅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由于自然条件闭塞、信息传递渠道狭窄，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具有天然的信息劣势，主动搜索市场上哪些产品畅销、哪些产品滞销，产品的价格、质量等信息对于单个农民来说成本高昂而且由于信息外部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使信息搜索者缺乏搜索的激励，进而使农民长期蒙受信息不对称之苦。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监管工作不力。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段，导致进货渠道混乱。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是主要的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市场，如药品质量案件中农村占80%。另外，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的事件时有发生，乱收费、乱摊派和乱涨价现象也相当普遍。第三，区域社会资本缺失。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是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运行的“润滑剂”、“黏合剂”。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以及被大家“理解”和“共享”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这阻碍了村民市场意识、市场观念的形成，也进一步恶化了商品市场的运行环境。

(四)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民族贸易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商贸形式，是我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策性、民族性和区域性。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补贴、财政拨款、利润留成与税收减免“三项照顾”的老民族贸易政策基本上全部失效，而新出台的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税收返还等民族贸易政策也因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普遍向效益好的地区和企业倾斜以及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等现实而有名无实。另外，由于民族贸易企业地处经济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经营业务单一，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用品趋向市场化，固有的民族特殊用品逐渐减少，以及民族贸易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经营观念落后、资本 积累和投入不足，民族企业大量转产、倒闭，民族贸易网点大幅萎缩。如“十五”期间在青海农行开户的62户民族贸易企业中已经关停、倒闭、破产的为60户，占96.8%。可以说，民族贸易发展面临困境，使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雪上加霜”。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思路构想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下，立足于民族特色产业，走“产业——市场——产业——经济发展——市场”的自生型的农村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道路是总体的思路。具体来说，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构思(如图1)：在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建设方面，重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同时注重开发民族特色旅游和民族工艺品产业，减轻农民负担，提供消费信贷，扩大农村消费力;在农村商品运行要素建设方面，大力引进城市连锁商业组织，恢复和拓展民族贸易企业和网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形成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市场运行主体，扩大和丰富特色产品、消费品和生产物资等市场运行客体，建设以专业化市场、电子商务平台和城乡一体化物流系统等市场运行载体;在商品市场运行环境建设方面，主要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规范社会市场秩序和培育区域社会资本。 三、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任重道远，但又事关国家“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局。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建设作为中央政府投入的重中之重。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方面明确指出，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改造和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伸。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发展农资连锁经营，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然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特有的封闭性、分散性和低效率均衡性使得其发展在遵循国家总的指导方针之外，还应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其中，借助政府、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其他新型市场主体等外部力量的冲击，打破现存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以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贸易政策为依托，引导市场向现代流通体系演进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关键。因此，本文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总体构想出发，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一)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 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极其有限的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阻碍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而且，产业发展落后又是村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观念落后的主要原因。因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基本切入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民俗民风是其宝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和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生产和深加工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于种植一些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药材和花卉等农产品，如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橘子、猕猴桃等。通过引导和组织村民进行专业化种植，部分直接销售，部分经深加工生产出价值更高的相关产品之后再销售。

二是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民俗民风和古朴的建筑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而且随着国家旅游市场的扩大，文化旅游、村寨旅游、原生态旅游已成为游客们青睐的对象。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可以与周边的旅游胜地开展合作，使其成为大旅游品牌的子项目，也可以定位为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

三是积极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是少数民族特色工艺等民族文化遗产的直 接继承者，他们熟练掌握着各种民族工艺品的制造工艺。组织村民进行民族工艺品的大规模制作可以迅速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总之，以上三大产业的同时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需求能力，进而为商品市场的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提供扎实的供给和需求基础。

(二)培育现代市场“三体”，充实商品市场运行要素 现代市场“三体”，即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客体和载体是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基本框架，任何一“体”缺位，市场都不完整。因而，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的引进和培育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引进，二是积极培育。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之所以不规范，一方面是缺乏竞争，另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农村商品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力是城市现代商业组织最大的诱惑，进入农村市场也是它们的战略目标之一，引进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仅可行，而且它们的进入将对现有的市场运行主体形成刺激，加速其改革，迅速提高市场运行主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其次，运用相关的民族贸易政策，支持和加大民族贸易企业的投入，改革民族贸易企业经营模式，扩展民族贸易网点，恢复民族贸易企业在民族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生产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培训大量农民经纪人，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使农民经纪人成为有组织的农村商品市场基层运行主体。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客体建设方面，一是多样化农村产出产品种类，如种植尽可能多的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成各类相关产品;二是丰富农村市场消费品的种类，将一些目前只能在城市才能购买得到但在农村有需求的产品引入到农村市场，同时在生产物资的供给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种类齐全。而且，要严把所有流入和流出商品的质量关，提升农村商品市场客体质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载体的建设方面，通过建立乡镇、产地专业化市场以及遍布各村的贸易网点，开发乡镇、产地及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建成城乡一体的物流体系，确保商流、信息流和物流“三流”畅通。

(三)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优化商品市场运行环境 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是确保商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散、乱、差”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社会化服务体系所致。由于工商行政部门的监管很少触及农村，农村市场秩序混乱，欺行霸市、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一方面，应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应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实施农村商品市场的自治。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可以通过结合政府监管的“自治”规范农村商品市场秩序，而且可以培育区域社会资本，提高各市场运行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村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另外，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可以利用自身搜寻信息、洞察市场走势、集体谈判等方面的优势，使处于具有信息劣势的农民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能从市场中获得正常收益，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四)落实民族贸易政策，重构民族贸易体系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是民族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民族贸易企业的重要使命。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主体，民族贸易企业一方面要用足、用活、用好现有的民族贸易政策，加大投入，恢复和扩展民族贸易网点;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经营管理绩效，立足于民族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特色工艺品、民族必需品、民族特色旅游等民族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企业[11]。同时，西南民族地区政府也要调整和落实民族贸易政策，在确保民族贸易企业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同时，将民族贸易政策扩展到那些积极参与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农村地区商品市场建设的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及个体，如提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民族特色产业开发的专项资金贷款等。此外，西南民族地区政府应统筹城乡发展，统一规划，重构民族贸易体系。如多元化和规范化的民族贸易主体，组织化和现代化的民族贸易形式，多样化和规模化的民族贸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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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论文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6万亿美元，增长了202倍，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的12%，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当前，加大进口规模，改善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已经成为国策。2006年，总理在广交会开幕式上就提出了要更好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扩大进口，增加出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的要求。商务部研究院专家也表示，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要从高度依赖外需转向内外需并重，相对应的贸易政策取向必然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由此可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1.2进口结构不合理，新兴生活消费品进口规模亟待提升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也是第三大进口国，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进一步扩大了对进口的需求。然而在进口贸易结构上，传统的资源性和机电类商品进口始终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的进口产品有以下几大类:电机、电气、机械器具、零件以及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原材料。这几个类别占到中国进口额的50％以上，而一些能够在国内消费市场产生内需拉动作用和消费品质提升作用，并最终通过经济和技术传导机制推动我国产业链升级的生活消费品，其进口严重不足。2010年中国消费品进口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只有3%。由此可见，我国进口贸易结构不合理，资源性、传统性的商品进口渐趋饱和，具有很大增长潜力的新兴生活消费品进口不足，影响进口贸易科学健康发展。

2中国进口消费品需求空间巨大

2.1消费增长为进口商品需求打开巨大空间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消费大国的步伐加快，国内消费水平和层次不断提高，受国内扩大进口政策和消费需求双重拉动，各种各样的精神消费品、生活方式、消费理念随同各种媒介对中国进行传播，精神上的“渗透”为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道路。近五年里，中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59.8%、58.2%、55.5%、53.9%、55.4％，基本呈持续下降趋势，且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这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低了近20个百分点。可见进口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和空间巨大。以服装为例，我国对进口服装需求巨大，按年产服装200亿件近一半出口计，中国国内缺口约30亿件。

2.2富裕阶层的兴起成为进口商品消费的中坚力量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间的高速发展，目前国内个人消费年增速已达12%，占GDP的46.5%。在未来的10年间，以40岁以下人群为主力的居民个人消费实际增长率有望达18％，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的消费者数量将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富裕人士拥有亚太地区22.3％的财富，人均拥有资产达到510万美元，仅次于日本。富裕消费者更青睐外国商品，并且尝试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通常是购买新技术的第一批消费者，而且为高质量商品支付溢价的意愿比主流消费者高很多。福布斯研究院一份关于千万富翁的研究报告称，这些富豪平均年消费达200万人民币。

2.3巨大的进口商品消费需求

通过代购形式来释放中国居民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日趋旺盛，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大陆总共有1亿7千万人曾经消费过进口商品，占总人口数的13％。目前相对于国内市场，国外商品品种多、质量好而且新产品在欧美的上市时间总比国内早3～6个月。商品价格普遍较低如数码产品、图书、首饰运动产品等都有50%～60%的折扣，如此低价，对国内消费者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到消费品，尤其是国外创新、时尚、绿色产品上。在缺乏有效供给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主要通过“代购”形式来释放，特别是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带来了海外代购的飙升，主要集中在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欧美区域。代购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价格比较高昂的化妆品、保健品和服饰箱包三大类。比如不少有机会去香港旅游的游客往往都要受别人的委托，代购一些商品回来；内地旅游团赴港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购物；南方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专业的赴港代购人员；有的甚至已经开起了网上商店或者网下实体店，通过网络渠道从国外代购商品等“，代购”形式给更多的购买者“全球扫货”的机会，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3.1网上代购异军突起

各大网上交易平台纷纷推出的“海外代购”服务项目，网上代购异军突起，随着网络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商品集散地。国内某购物网站打出的广告语称“：要跑在CPI的前面”“，用人民币买美货”。这和传统的需要各种关系和渠道的“海外代购”比较起来“，网上代购”确实给了更多的购买者“全球扫货”的机会。易趣网在2008年6月推出“美国直送”业务，每月成交量均以3～5倍的速度增长。

2.3.2国际代购

国际代购通过资源整合，极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范围，拓宽了选购的空间。国内的网上国际代购分为两种形式：专业国际代购网站和个人代购网店。前者通常是与国外网上购物网站联系组成一个大的网络，如国际代购网()里面的商品齐全，并且价格低廉，消费者可通过它们选购国外网站上看到的商品；而后者通常是依附于大的购物网站如eBay、淘宝、拍拍等的个人经营网店。

3传统渠道和平台难以推动平衡进出口贸易发展

3.1三大现有进口渠道分析目前，国外商品主要通过直设渠道、渠道、进口公司等三大渠道进入中国。

3.1.1直设渠道外国商品制造商或品牌拥有者取得出口中国的经营权，直接参与到该商品或品牌在国内的分销，或者外国生产商或品牌拥有者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包括直接设置零售终端和同内资合作组建分销渠道。

3.1.2渠道外国商品制造商或品牌拥有者同中国商签订合同，由中国商负责商品分销。3.1.3进口公司由具备进口经营权的中国企业，通过直接采购、参加展会等形式进口国外商品，然后在国内进行分销，这是最主要的进口贸易渠道。

3.2现有进口贸易平台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国家鼓励扩大进口以平衡贸易发展的大环境下，展会贸易和网络电子商务也为国外商品和品牌打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进口平台。

3.2.1展会平台将众多国外商品或品牌汇聚一地，吸引各类商、经销商和进口贸易公司前往洽谈采购。以广交会为代表展会平台是国外商品和品牌打入中国市场时不多的选择之一。

3.2.2网络平台利用网络商品的供求信息，交易双方在网络中实现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易过程。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最新一期透视报告《经济危机与亚太、中东和非洲区网上购物偏好》显示，在中国大陆市场，82%的受访者有过网上购物经历。书籍和艺术品是网上消费者最常购买的物品，有61%的受访者选择此项，家居用品与电子产品(59%)和女性服饰(56%)则位列其后。冲动性消费主要发生在女性服饰(49%)和家居及电子产品(45%)两类商品上。总体而言，以直设、和进口公司为主要渠道的进口贸易无法完成沟通世界消费文化、培育国民消费兴趣的使命“，扩内需”国策不能有效开展。而以展会和网络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平台又无法提供商品进口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阻碍了国外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

4构建全新模式拉动进口贸易增长

4.1国外企业对全新模式需求意愿强烈

当前，中国正出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趋势，各国企业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兴趣也来越浓，许多国家各类企业已经将中国作为第一市场，正伺机敲开中国的市场之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生产企业争相进入之地，各国丰富的消费品为本项目开展进口商品的贸易和零售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截至目前，国外企业进入北京比例不高，世界500强零售企业42家仅有14家(表1)进入，全球零售商250强中有38家企业已进入北京，还有212家企业没有进入北京。由此可以看出，国外企业急需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

商品贸易论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商品贸易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1

一、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1.古典理论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的研究。托马斯・孟认为贸易收支不仅会对本币汇率产生影响，汇率的变化也会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提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的结论。但是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托马斯・孟未能对他所处的金本位时期的货币贬值对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做出清晰的阐述。之后英国学者大卫・休谟其论文《the balance of trade》中提出了“价格―现金流动机制”证明了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不断积累黄金的想法是错误的，进而发展了金本位制下汇率与贸易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后来汇率和贸易相互作用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2.弹性分析法

马歇尔19世纪末用弹性理论初步分析了国际贸易问题，并提出了“国家需求弹性”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时期，勒纳就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结合马歇尔的分析得出了“马歇尔―勒纳条件”。“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要想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善一国的贸易收支，外国对该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该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之和必须大于1。美国经济学家梅茨勒和罗宾逊夫人重新假定贬值前的进出口差额很小，据此提出了“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3.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主要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变动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贸易流量以及平衡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使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研究进入更深层次―汇率传递。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主要有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与汇率传递理论及沉淀成本理论等从而对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幅增大但贸易收支改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二、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几个路径

1.汇率变动，贸易商品价格，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能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继而影响贸易收支。条件成立时，本币贬值引起本国商品相对价格降低，外国商品相对价格升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增强，促进出口量增加，贸易收支得到改善，反之亦然。但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这种价格传递效果，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影响贸易商品价格调整是否存在时滞及时滞长短影响，即存在着J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贸易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

2.汇率变动，收入变化，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如果贬值国存资源未充分利用，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商品的需求。贬值会通过支出转换效应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经过凯恩斯乘数作用，提高该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增加会相应提高贸易支出。货币贬值起到了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再者一国贬值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大于进口的比重，那么贸易条件对支出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3.汇率变动，价格水平，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在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也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贸易收支。如果本币贬值会引起国内商品价格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等继而造成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在名义货币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导致流动性陷阱出现，为使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会出卖有价证券，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并减少消费支出，作用结果必然导致国内总支出下降，影响贸易收支。其次若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低于本国价格水平涨幅，则名义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造成贸易收支的恶化。

4.汇率变动，支出变化，贸易收支

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会使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一。汇率变动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影响贸易收支的效果。原理如下，本币贬值随着本国出口商品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就会扩大本国的支出规模从而减小了贸易收支改善程度。但若将回传效应考虑在内，本币贬值也会扩大本国商品出口。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1.改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国际竞争能力

我们要以人民币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转换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我国的出口商品中相当大的比重还是低经济附加值的产品，如纺织品和鞋类等。要改变这种过于倚重低端产品出口的局面，从贸易角度就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要发生变化的话，出口商品的质量提升与产品的升级换代将会是必由之路。通过商品性能的提高来降低进口商的价格需求弹性，营造可持续的外贸发展环境。

2.理顺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互动关联，致力于中长期发展

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应该过于注重从国际交换中获得的财富增加了多少，而应该首先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国内生产力的提高。因为前者只是一种静态的利益，而后者是一种动态利益，它表现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新市场的开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等。我国近几年的持续贸易顺差必须与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构成综合考虑。贸易收支应力求中长期的平衡，更好地发挥汇率对贸易收支的杠杆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琦.汇率调整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J].新西部(下半月),2008(03).

商品贸易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WWW.133229.coM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商品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 知识禀赋 国际贸易结构 影响机制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认为两国之间若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之间就将展开贸易。但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因素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知识禀赋也已经深刻地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即使是H-O理论也已重视知识的作用。知识禀赋正在不断的影响着国际贸易的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如今贸易商品结构是以高技术产品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上升为总体特征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初级产品贸易，制成品贸易在世界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是上升的。从二战后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增长快于初级产品，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一改战前初级产品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制成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直至到1953年开始超过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表1比较了2008年农业产品、矿藏及能源产品和制成品出口额及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

由上表可知世界贸易中制成品的出口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产品出口，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

二是在国际贸易中，高附加值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世界主要货物出口中具有重要地位。2006年世界主要货物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大于1%的货物中除了部分能源性产品外，包含了许多高科技产品，比如航空器及有关设备、电脑设备等，还有许多高附加值产品比如电讯设备及零件、药品、电动机械及器具等。

三是商品贸易发展的同时国际服务贸易也在迅速发展。1970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为710亿美元，而1999年则高达13400亿美元，29年间增长了17.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不仅高于同期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世界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并且进入21世纪以后，服务贸易的出口还有不断增加之势。由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可知在2008年的世界贸易出口额中，世界贸易商业服务为37800万亿美元，进口额为34900万亿美元，而同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为153300万亿美元，可见虽然现今货物贸易仍然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流，但服务贸易已经在迅猛的发展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

四是以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迅速扩大，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也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也是各国经济的未来支柱和活力源泉，因此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增长相当迅速。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表2列举了2005及2006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可见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长相当迅猛。

五是绿色产品的出现优化了国际贸易结构。这表现在现今出口的产品中那些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危害极少或无害，资源利用率高，能耗低的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对出口产品环保性做出要求。

知识经济，对我国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看清方向，找到突破口，加快产业升级，改变我国贸易结构，促进对外贸易产品的高级化，才能够在国际外贸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参考文献：

[1]陈丹宇.知识要素与H-O贸易理论的拓展明.国际贸易问题.2003(7).

[2]张永林.知识创新与规模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3).

[3]保罗•克鲁格曼,毛瑞斯•奥博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陈飞翔.国际贸易的新发展――部门内贸易.经济研究.1991(10).

[5]唐平娟.知识禀赋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长沙:中南大学.2006.

[6]裴,陆剑.规模报酬递增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世界经济研究.2006(9).

[7]李辉文,董红霞.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论基准.经贸理论.2004(2).

[8]李卫华.从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错误看现代经济学的缺陷.云南社会科学.2007(3).

商品贸易论文篇（9）

在早期的贸易中由于贵金属的发现，人们对利润与资本积累的观念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重商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但它只是简单地描述社会的表面现象，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未深入到生产领域，因而其经济理论是幼稚的、不科学的。

18世纪后重金主义学派的理论政策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对外贸易。于是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提出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双方各以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该理论从生产的绝对成本的差别为出发点，认为各国应按照各自在绝对成本方面上的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绝对成本低的商品，进口绝对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长，换己之所需”。但这个理论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绝对优势，那他就不会与别国进行任何贸易，但这个结论与事实违背。

后经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完善，进一步强调两国贸易时，即使一国产品不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有相对优势，双方也都能获利。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斯密的观点，国际分〔应按地域、自然条件及绝对的成本差异进行，即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最大或劣势最小的商品，然后进行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李嘉图认为，在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按照比较成本理论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可使劳动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产品总量，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比较成本理论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它促进了当时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前提必须是完全的自由贸易。

实际上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本的是各国(地区)间保护贸易处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贸易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差距。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白由贸易可使参与贸易的双方均获得贸易利益，它通过对贸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实证分析和逻辑推论而得出。这是自由贸易理论获得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论前提是:一国的生产要素总量、生产技术水平、国民收人分配形态、居民消费偏好是既定的、不变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并且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完全自由竞争，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这显然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利益的实现也成问题:在现实经济中，在自由贸易理论所论述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两国各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能够进入对方国家市场，分工是能够实现的。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其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要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人对方国家市场是很难的。毕竟，劣势产品占领强势产品的市场是不符合成本和价格竞争法则的。相反，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可以完全占领劣势国家的市场。除此之外，还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国产业调整无须成本。

这显然也不现实:若按自由贸易理论所述，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或比较优势所在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么，原来投资于绝对劣势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必须转移到新选择的产业上来，有些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如生产设备则将被淘汰。而无论是转移或被淘汰，作为国家范围的产业调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各国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是不存在差异的，其另一重要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即厂商的生产函数不随其规模的扩大而改变，因而扩大规模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的基础。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商品贸易论文篇（10）

 

一、引言

贸易结构的决定是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诞生以来，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决定贸易结构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动态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变化进行了阐述，而较为著名的是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雁行”理论。维农把国际贸易与FDI产生的原因统一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将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方式选择联系起来，并证明了投资是在贸易基础上进行的比较优势转换的结果。而“雁行”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且对外开放的国家，某一产业可以通过吸收国外资本和技术而获得发展。近几年，国内学者关于FDI与贸易结构的关系也做了许多研究，江锦帆（2004）发现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协整检验，外溢效应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江小娟（2002）对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录。她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进行了比较，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刘重力（2000）比较研究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国外出口商品结构，发现FDI促进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已有的文献上看，这些研究都是从国家层面上来研究FDI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而对于浙江省这样一个出口大省来说，研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浙江省贸易结构的现状

（一）、外商投资企业对浙江省出口的贡献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对浙江省出口的贡献可以看出其对浙江省贸易的影响，我们用外商投资对浙江省出口贸易贡献度来衡量其对浙江省出口的影响；“外商投资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贡献度”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整个浙江省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资对其出口贸易贡献度

 

年份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浙江省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贡献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商品贸易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08-02

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中叶，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三个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相互进行交换，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求关系不同，导致两国间要素的价格差异，而投入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差异，生产成本的差异形成不同国家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可以使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H-O 定理中，俄林将贸易模式进一步表述为：一国出口的应该是那些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其结论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自由贸易对于各个贸易参加国都是有利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进而到H-O 四大定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完全竞争、报酬不变、同质产品等古老的假定。总体看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发展，国际贸易达到任何时间都没有达到的发展。然而，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不相符合的是战后的贸易模式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先发现这样问题。他运用经验资料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美国的贸易有悖于H-O 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加速促使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包括新要素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诞生都依托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在解释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这些新的贸易方式与过去时贸易理论不完全相吻合。针对现实中国际贸易大量存在的同类产业内部这一现象，从20 世纪70 年代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这新新型产业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0 世纪90 年代，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加工贸易、外包业务的出现，推动了包括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食品药品等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安全。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产品内贸易现象的关注代表着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趋势。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经济学家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内容进行了新的划分，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等不同理论下对产品内贸易进行研究。在以产品内贸易为对象的理论框架下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补充，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 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 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四、总结

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有着重大的作用，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从静态上评估，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精确地利弊分析，国际贸易新理论不是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给予更多的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在优势上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性的发展，大力发展科技新型产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