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科普论文大全11篇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1）

近百余年来，科学与科技俨然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变迁的最重要主导力量，科学、科技不停地求新求变，在物质领域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与着重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稳定安逸的人生想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诺（C. P. Snow），鉴于西方世界这种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割裂、紧张关系与影响力的扩大，从宏观的立场提出了文学(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区别、对立的论述，而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应该有所沟通、相互理解，启动了科学与人文的论争。其主要目的在提醒科学家在研发科学与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科学、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1985年英国科学院（Royal Society）为因应未来世界的竞争，全面检讨科学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家与大众理解的科学、政策制订的专家社群与大众的认知与需求之间的落差等等问题进行反思；并有所针对地提出关于科学普及的信息、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议题，而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科普议题的关注，而这些议题或可谓是导因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引发的。1995年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对照现实社会的实际互动状况，将斯诺的观点引申发挥，提出“第三种文化”的论述；而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所形成的一种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现象（余英时，2003）。

换句话说，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间的论争，从对立割裂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以至于形成“第三种文化”，显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经过百年来科学与科技教育的推广，科学与科技已具体的产业化、市场化、生活化；原本属于少数科学知识拥有者的特别知识与特别力量，早已转换形态而逐渐融入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技能性知识，也让人开始怀疑与重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科普所影响到人的生命、生活、生存三者，都与人类本身有关，也正是构成文化意涵的主轴，要讨论科普的实践与文化的问题，应该回归到整体文化的领域中加以思考。

2文化视野中的科普

大体而言，所谓的“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而其中的个体主要从他所处的群体中被“教导与学习”到各种思维、感觉与信仰的方式，以及获得一套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调节技能等等，而逐渐形成群体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与人事物互动、调适的过程中相互融渗而成的、不断动态调整的复杂整体（Clifford Geertz，纳日碧力戈等译，1999：4~5）。从文化习得的观点而言，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culture）的原意为“培养自然的成长”，是指一种人类训练的过程；18世纪之后，慢慢演变出四个意涵“……它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一种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之完美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的智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指‘艺术（技艺）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物质、智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Raymond Williams，彭淮栋译，1985：xvii）。

从文化的这些主要意涵可以知道，“文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最能表达这一时代特有的知识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维克多·埃尔，1988，107）。在当今的时代里，科学知识已被各国全面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内，甚至占有主导地位，成为训练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其主要的功能大致有三：一在宣扬科学与科技的正确知识、研究方式，旨在袪疑、去神秘化，以提升全民对自然的理解并支持科学的研究发展；二在提倡一种科学理性的认知，追求事实的理解，并在辨清事实真相后，明确的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三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解科学如何推动社会发展，而面对事件重塑文化生活。透过科普的教育可以普遍提升大众在科技时代必须具备的知识，以及在文化环境中追求生存的智能。从文化对其成员教导与学习的角度而言，科学与科技的普及教育增进大众的知识，培养大众融入文化社会的技能，而扮演了塑造现代文化的重要角色；相对的大众在文化情境中与其它共在的人事物互动的现实中，也产生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也让人体验与发现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及种种有待磨合的龃龉。

不可否认的，科学、科技在当前的文化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必须提醒的是，科普教育在整体文化中主要的任务，还是担负教导“人”的角色；教导人以习得的科学、科技的知识与行动操作的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因此，落实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则应该是：人如何以科普教育习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在改善自己、社会的实践行动中；并在文化情境中、互动的操作过程中转化为生活的规范，谋划新的生活态度，更新文化的模式。毕竟“文化则与人的生存和进化的整体方式有关”（刘文海，1996，20）。在文化情境中的科普应该对自己的角色与功能有明确的认知与定位。或以为“文化借助于科学技术，可以使人类驾驭自然；它使人类获得近乎于无限的行动手段”（维克多·埃尔，1988，18）。这个“唯科学化”说法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效力，也膨胀了科技的范围；其实就文化的观点而言，人在驾驭自然之前，应该先学会驾驭自己，而不是无限的行动。

3科普实践的伦理取向

辨析了科普在文化中的定位，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科普在文化社会中的实践问题。首先对有关科普知识的习得还必须分辨两点，第一是有关科普的理论知识学习与传播：在真实社会中有高深科学理论知识的专家与外行的社会大众并存，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科学家以浅近的语言传达高深抽象的科学理论知识，而社会大众却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理解下，选择自己能掌握及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学习认知。其次则是科普在实际文化社会中的实践：与科普知识强调的认知向度不同，科普的实践必须将科学技术的抽象理论转换为具体实证的，成为实用性的、可以指导生活的行动纲领，而有效的引起行动，才被大众接受。对一般大众而言，实用的行动较理性的认知推理，似乎更具有优位性、吸引力。

从哲学的观点而论，所有行动实践的问题都是属人的问题，也都因为涉及到人有意志、有目的的、与其它的人事物之间互动、并含有交换性意义的行为活动时，而具备伦理道德的意义。在文化社会场域中的科普实践行动，也必须与他人互动，所以也应该被纳入伦理的范围加以考虑。以康德式的提问而言，科学理论知识本身追求“是什么”的问题；而实践行动则涉及“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科学与科技知识本身但有真假之分，也可以因为与我无关而不具善恶之别。然而在文化视野中的科普实践则非独立于人事物之外，而是与人、物、境互动、相互融渗，因此不能简单的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就科普的社会实践而言，所要追问的是：具备科普素养而在文化社会领域中行动的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换句话说，科普实践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怀抱科学的理念、具备科学知识、使用新科技工具的大众，当面对在求新求变中不断增长发展的科学科技事件时，期望知道究竟那些新兴科学、科技对人类而言，究竟是善的或不善的，而在慎思明辨后，决定如何选择最应该采取的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科普的实践行动具有伦理的特性。

事实上，判别当代科技对人善或不善的问题相当难回答，因为现代科学科技所制造出的科技生活产品、带动的行为模式，所引生的问题等等日新月异，往往都与过去熟知的事物、问题迥异，也与传统解决伦理问题依循的规范、原则、方式大相径庭；虽然可以参照传统的伦理的原则、规范，但却未必然合用。因此有人认为，面对种种因为科学科技引发的新兴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回归当前人与人互动的行为经验，采取“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程序，经过谨慎思辨、严格分析、充分讨论，重新建立彼此共通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互动中彼此磨合、调适，进而抽绎出适合新时代的伦理原则与规范，建立新时代的行动规范与原则。在这个状况下，彼此的沟通、商量，辨析等的能力培养，便成为科技时代伦理学关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也因为如此，在国内外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中都明订开设“道德推理”的课程，希望培养具有分析与处理在实践和社会领域里可能遭遇因为科技发展而新兴的伦理问题。而在科普的实践中，则可以顺应大众文化关怀科技知识如何对我既有用又有利的角度，以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的方式让科学专家与社会大众能充分沟通，再进一步研拟策略、发展新的行动伦理规范。

总而言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科普的实践问题，科普教育除了教导大众科学的知识与科技的技能，旨在帮助社会大众于现在、未来能适应由科技所建构的新世界，创造美好良善的新生活，其目的在求善，因此或可谓科普实践的本质是伦理的。在文化中科普的实践是一种以科学、科技教育的方式，训练与养成文化成员习得一种参与、批判文化社群的特定的互动模式，使之能在参与中继承，在批判中改过调整，纳入科学更新文化、完善文化。要之人以习得的既有科学“知识、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共同为改善群体生活，保护生存环境，促进文化群体的和谐、创新文化等等而努力，或可谓文化中科普的实践具有伦理善价值的取向。

4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诚如前文所论，科学技术普及化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深入到个人生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层面中，而科普的教育也成为文化养成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科学技术因而成为构成文化的重要内涵与根基。由文化的人文观点而论，科学探索与研究的对象或许可以与人无关，然而科学理论毕竟是人去探索、发现自然、物质对象而做出人为解释的产物。而科学的应用又直接间接关联人本身的各种活动，那么就很难像50年前的斯诺那样将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视为一种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紧张关系；而应该视为彼此交相融渗影响，共同形成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在这层理解下思考科普在社会中实践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关系，不论从科学对经济产业、政治政策、社会进步发生影响的哪个层面思考，都不能摆脱科学对文化个体与群体伦理层面的影响。再者，从科普实践具有伦理取向的意涵考虑，重点还是必须回到在文化中如何培养人本身的伦理问题。

2009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公布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9年至2012年）核定本的第四章第四节别列入“新科技应用之伦理、法律与社会治理”一项，提出“一、科技发展与公共信任，二、建立公众、公民团体对科技争议参与之管道，三、法律、伦理规范在社会发展科技的积极功能”等三方面属于公共伦理的领域，加以检讨，希望“一、透过发展‘科技民主’的制度，转而走向双向沟通模式；二、设计公民参与机制；三、设计法律、伦理规范，期使科技能顺利发展并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为了落实科普实践的的伦理意涵，责成教育部门规划“推动全民之科技伦理教育，培育科技伦理与研究伦理师资，并发展相关课程与教材，其内容应将重要之科技议题，对其基本事实撰写浅显易懂之说明，和多元观点之介绍，促使民众了解特定之科技知识。”等措施，推广科技伦理。

依本文的观点看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所拟定四年期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伦理取向，而从整体文化的高度考虑，研拟相关的重要措施，推动一种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5结论

本文在此所讨论的科普实践问题，并不是探讨如何将科普知识落实于学校、社会传播、推广的操作活动问题。而是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将科普视为一种正在成形的文化现象、科普教育为社会成员文化习得的重要一环，并回归文化社会脉络中，探讨科普实践行动所具有的人文意涵。从文化的观点看科普的许多复杂议题，或可谓是由于科学科技不断的更新进步，全面冲击人类社会各领域制造的新问题，而逼使人类不得不想尽办法被动的响应，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科学科技不断抛出问题、刺激了新的人文思索。

前文的讨论主要将科普实践纳入在文化社会的脉络中，并认为科普实践具有伦理性行动的意义：一个在文化群体中习得科学科技知识的行动者，面对生活方式、价值理想、思维的概念系统随时可能因为科学科技的变化而更新变动，“应该如何做会更好”的伦理思考便产生了，因此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实践问题的本质是一种伦理问题。大众在社会中实践的科普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这种实践行动一、必须解释人“为什么要如此做”，二、确立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做”的顺序与重点；三、理解人活动的责任、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决定“应该如何做”。虽然如何实践是伦理的问题，但并不排斥科学，需知我们只有一个脑袋，思考科学同时也可以思考伦理。我们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了解事实真相、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经由自我审议的过程，做出合理的最佳的行动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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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科普论文篇（2）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毛泽东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周恩来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毛泽东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周恩来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毛泽东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毛泽东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毛泽东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周恩来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毛泽东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江泽民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泽民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江泽民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江泽民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3）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毛泽东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周恩来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毛泽东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周恩来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毛泽东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毛泽东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毛泽东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周恩来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毛泽东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江泽民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泽民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江泽民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江泽民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4）

一、科学观及近代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

科学观是指一定时期人们对科学及科学发展的整体认识。近代以来。科学观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融合。科学主义偏重于科学理论和语言，强调科学的纯粹性。培根的经验论和笛卡儿的唯理论奠定了这种科学观的基础，休谟则通过否定形而上学将唯科学主义科学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现实中，自然科学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它的推崇，而人的价值和意义被日益忽视。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关注人的地位和价值，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康德看到了科学主义的弊端，并试图建立人文主义科学观，他说：“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康德借助于理性的批判使人重新回归到无论物理世界还是道德世界的中心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对于形而上学解释力的不信任，他的尝试并不成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唯科学主义的发展也日甚一日。但是康德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却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建立打开了第一扇门。人文主义科学观受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指引，人文主义哲学偏重于理解人(尤其是个人)的生命，倡导人的价值。19世纪中叶产生的生命哲学、唯意志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都是人文主义哲学的代表。人文主义哲学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科学观表现为反思科学的种种不良后果，重新思考科学理性与人的关系问题，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主义科学观的代表人物有费耶阿本德、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

波普尔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仔细思索，他发现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的起源归为经验观察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康德作为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波普尔科学价值观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帮助他建立了理论先于观察的思想。波普尔认为，康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借助知识获得解放的故事”，他把康德的伦理学精神概括为：“敢于做自由的人，也尊重别人的自由”。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深深地蕴涵在他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波普尔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以及《客观知识》等，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科学观。

二、波普尔科学观的人文意蕴

在波普尔的著作中，他一直强调人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科学的本质是属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属人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

(一)借助于康德——“第一个清楚地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的理论，波普尔重新树立了人在科学知识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波普尔说“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可列入他的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出前人未曾看出的一个谜，一个问题，或一个悖论”。波普尔分析说，作为牛顿的先驱，哥白尼曾经清楚地认识到，从历史或发生的观点看，观察并不是一个人的观念的源泉。观念先产生，并且它对于解释贯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观察必须根据这些观念解释。观念是观察的前提。因此，康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他看到，那种认为牛顿的理论是从观察推出的观点是荒谬的。波普尔从直观上、逻辑上以及历史三方面分析了康德对于牛顿的批判。康德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和天文观察一样，甚至物理实验在发生上也不先于理论。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它按照它的设计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强迫大自然答复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拖住大自然的裙带，让她牵着我们走”“……未经事先周密计划作出的纯属偶然的观察，不可能……与规律相连接。而规律正是理性所探寻的东西”。

从康德的论述中，波普尔认识到我们必须从问题出发，让自然面对假说，要求自然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回答，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自然回答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科学知识得以形成和增长。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属于人的问题是科学知识增长的起源。很显然，问题恰恰是人的精神、意识积极能动的活动的结果。从问题出发这种认识是唯科学主义的禁忌，却是人文主义科学观的生动表现。

波普尔对于规律的认识与康德的态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却从康德那里找到了对假说、观念和理论的肯定。波普尔把康德那句名言，即“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稍加修改，变成了“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同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加于自然”，这就使我们不难把握这一点，即：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即是人对于科学的设想，科学源于猜想使得我们的宇宙带有我们心灵的印记。同时，波普尔还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感觉材料不再是“客观的”，“非人属性的”，我们在消化我们的感觉材料时总是主动地把我们的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加于这些材料。可见，从科学发展的一开始，它的价值就在于为人服务。

(二)错误之于科学的重要性，是科学的人性方面的重要表征

波普尔建立了科学知识可错论。即：科学源于猜想和假说，而猜想和假说是充满非理性因素的，是可错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知识的可错性是人的可错性的外延。在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人的错误往往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可证伪性的基础，即是科学分界的基础。波普尔在《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说，“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波普尔认为，“先是人，然后才是人创造了科学。既然人会犯错误。那么这种特性就会反映到科学中来，因此，科学家是会犯错误的”。由于人是可错的。我们可以不再将不可认识或者认识的错误归咎于我们之于上帝或者其他主宰者的罪恶，并彻底与权威决裂，真正从人本身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批判科学理论。波普尔认为：“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从波普尔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对错误的认识是对人性特点的全面把握，他始终在理解人性，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

(三)批判理性的建立使人的理性能力成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

“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唯科学主义的一大特征。康德对于形而上学是失望的，因而他诉诸理性，“他的哲学目的是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详加探讨，研究知识的起源、范围和界限。以便最终回答批判所关心的两大问题即自然必然性的原因和人的自由的原因”。虽然波普尔本人对于哲学同样不抱过多的信任——尽管我们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科学观。但他依然认为哲学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且我们的哲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它对我们的行为和生活的影响却常常是破坏性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通过批判来改进我们的哲学”。波普尔深刻地认识到，“人文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不是“人文科学”，即我们不能把人文主义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学科。他继承了康德的批判精神，他的科学增长模式强调要充分运用人的批判理性来推动科学发展。波普尔反对自然科学必须接受来自第一哲学的原理的学说。他认为，同纯粹数学或应用科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属于人的意见领域，因而是可以批判的。

人文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关注人的精神的成长，而这正是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的终极价值导向。波普尔说人的精神成长归功于其他人的批判，因此合乎理性就是准备倾听批判。反之。理性的批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人的精神的成长。同时可以使我们超越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从而使人避免陷入极端的、近乎唯心的人文主义。波普尔说“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理性是人性的重要内含，是人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批判理性则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的重要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普尔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

(四)波普尔的“世界3”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前提的

波普尔把知识区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所谓主观知识是“预期”和“信念”，指那些天生的意向和意向的获得和改变。包括具体的精神、气质。客观知识是由各种已知陈述组成。包括人类语言表述的理论及思想内容。客观知识被波普尔称为“世界3”，所谓的客观不是指唯物主义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指可以被主体间相互检验。“世界3”在波普尔那里是相对“世界1”和“世界2”而言的，他把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称为“世界1”：把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或许包括行为意向的世界称为“世界2”。“世界3”不是孤立的、纯粹的，“世界2”一经表述或者形成文字——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就纳入“世界3”。科学的分界完成于“世界3”。不难看出，波普尔的“世界3”中即包括了所谓的纯粹的科学。也包括那些科学观念、方法等等。波普尔认为。归纳或者演绎等规范性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人的批判理性——是批判理性，而非科学理性才相对可靠。科学不是纯粹的经验积累或者方法的演绎，而是存在理论架构的变化。这种理论架构的变化是人渗透着人的精神的。

波普尔认为知识的白板说是错误的，他的理由是在生命进化和一个有机体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必须假定具有倾向和期望形式的某种知识存在，即背景知识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背景知识的实质是人的精神成果的积累。波普尔的“世界3”存在的前提是“世界2”，并且“世界2”与“世界1”能够互动，即依靠精神、意识的力量来完成“世界3”的建构。波普尔强调精神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根据波普尔的逻辑，如果失去精神的这种联系的作用。“世界3”的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把倾向和预期归为背景知识，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与此同时。强调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继承性，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这是人文主义的要求之一。

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许会说。波普尔的“世界3”是对科学与人性的割裂。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根据波普尔的思想，“世界3”的内容不仅仅是科学。“世界3”的增长必须依赖人的意识和精神。波普尔的“世界3”如果失去了“世界2”的支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世界3”作为单独的世界加以区分恰恰是对人的创造性精神的尊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

综合来看，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具有如下特征：强调科学活动中人的主观精神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把人的自由作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不能从属于科学，科学是属人的，认识的目的在于向真理的逼近并最终使人能够认识；打消科学的优越性，一切理论都是猜测性的，是可以批判的。可见，波普尔的科学观深深地印有人文主义的烙印。

三、波普尔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当代价值

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不同于传统科学观，他反对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化、纯粹化。反对将科学的功能无限扩大。科学的起源就是“问题”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和预见。同时，波普尔的科学观又有别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他反对过分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人的中心地位，更不同意将科学与人文人为地分裂。那样既不可能也无益处。波普尔没有简单地将科学与人文糅合到一起。而是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增长方向，让我们切实地看到，无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特征还是外在表现上，科学与人文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之所以说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在波普尔的所有关于科学的思想中。都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对于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强调人文主义科学观，有助于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深层表达。科学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涵盖了理性、求真等基本原则，但却不能完整地进行反思，科学精神的目的性中缺乏对自由与发展的追求。因而科学精神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更多是功能性的，缺少终极关怀。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使人在追求真理中实现自我，而不至于使人在科学中失去自我。波普尔的科学观恰恰可以使人和人的属性充盈在科学内部以及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这既保证了科学的属人性，又使人尊重科学，不至于丧失科学性。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5）

相对普遍性:是否存在?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6）

社会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学术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上游，是供给端。社会科学普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是消费端。二者是哲学社会科学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系，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同样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具有“非直线性”、“非实验性”、“非唯一性”、“非标准性”的特点，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途径、方式、结果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大体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学者刊发论文、出版著作形成知识产品，通过读者吸收而转化；二是通过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决策、立法提供建议；三是为企业、地方提供咨询服务。这几种转化形式，高校和研究机构均已纳入科研绩效考核管理之中，学者普遍比较重视。而更重要的转化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论高校、研究机构，还是学者个人均没有给予应有重视。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阅读门槛比较高，很多成果是不能直接对大众普及的。而没有人民群众的掌握，不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就无法指导实践，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就无法最终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大多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是不可或缺，不是可有可无，它是构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工作，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哲学社会科学世纪，社会科学普及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把学术研究的优势转化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优势，把学术研究的力量转化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力量，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和智力优势，发挥社会科学普及的主力军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插上理想的翅膀，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二、社会科学普及与自然科学普及的关系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而言它们尤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构成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两大知识体系。同样，科学普及包括自然科学普及和社会科学普及两个方面，它们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推广科学技术。在科普工作中，既要注重科技知识的外在功利，更要注重其内在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普及和社会科学普及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科学知识传播的完整平台，缺一不可。当代科学发展交叉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很多问题很难用单一的学科来解决，采用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式已是重大问题研究的常用方法。自然科学研究要考虑社会因素，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借用自然科学方式、方法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样，科学普及工作也不能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割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自然科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有些注定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借助社会科学的概念、方式、方法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社会科学普及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增加自然科学的内容，更能增加说服力、更能给群众带来实效。要不断探索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进行“大科普”、“综合科普”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社会科学普及和自然科学普及是协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和人们普遍对自然科学普及比较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则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事情。借助自然科学普及的平台和制度体系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各级社科联组织与科协组织协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科学普及的长远规划、重大事项等，共同开展重大科普活动；二是“借壳上市”，利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制定本地《科学技术普及办法》，将社会科学普及的主体、原则、目标、保证等内容纳入其中，为社会科学普及奠定制度和法制保证；三是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普及平台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自然科学拥有完整、系统的科普平台，这些平台作为公共的科学和文化资源，自然科学可以用，社会科学也可以用，而且社会科学的进入为其注入人文知识、人文要素，也会受到自然科学的欢迎。

三、服务大局与服务群众的关系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担负着为大局服务和为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这两重任务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为大局服务归根结底是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了充分凝聚群众的力量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之中。为大局服务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根本要求，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向。包括社会科学普及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事关党和国家盛衰兴亡，坚持正确的方向是党和人民之福，坚持错误的方向，是党和人民之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大局服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始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永远纳入大局，在大局之中，服务大局。为群众服务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根本目的。为群众服务，就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以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就要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好、普及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适应人民群众多样性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创作更多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开展更丰富多彩、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科普活动，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要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实际，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四、把握规律性与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把握规律是做好工作的必然要求。只有把握规律性的要求，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才能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作的功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动物，任何一个人都有异于其他人的特殊性。尤其是当今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这就使得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由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非功利性、公益性、大众性的特点，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必须调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科普工作的高度，挖掘科普工作的深度，拓展科普工作的广度，在创造性的探索中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律，在规律性的掌握中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创造性开展。把握规律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关键。总结近年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践，以下几点应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思考和把握的。一是平台牵动，引导社科普及其工作者把工作的着力点切实转到为大局服务、为群众服务上来。通过公共讲坛、科普周、巡讲、咨询服务等平台，开展主题鲜明，针对性、群众性、实效性强的活动，把自发的科普活动变为有组织的自觉行为；二是基地带动，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通过组建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把高校、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市民活动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公共文化资源纳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渠道、主战场，壮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力量，丰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场馆设施；三是培训拉动，提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举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骨干培训班，就建设社会科学核心价值体系、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培训，解决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知识储备不足、能力不够的问题；四是工作机制推动，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落到实处。要探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机制。此外，还要推进社会科学普及立法进程，形成社会科学普及财政投入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等，形成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保证。富于创造性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动力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起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能自满、不能懈怠，更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圆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梦注入强大的正能量。要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这条主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有新提高；要在丰富科普及其工作内容，更好地吸引群众、服务群众上有新进展；要在创新科普工作形式，更好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上有新思路；要在强化科普平台建设，扩大工作容量上有新办法；要在扩大覆盖面，推动科普工作入心、入脑、入户上有新成效；要在健全工作机制，推动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上有新举措；要在提高工作水平，发挥科普工作的实效性上有新突破；要在加强队伍建设，培养更多科普“名嘴”、“名师”上有新建树。

五、有为与有位的关系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7）

论坛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易斌主持。环境保护部科技司刘志全副司长首先致辞。刘司长强调环保科普工作对于提升公民环境科学素质、增强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国家政策、社会需求等角度来看，我国环保科普形势大好，环保科普事业必将蓬勃发展。环保科普工作者需要紧随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如把握地下水修复、土壤修复、重金属污染等热点问题，及时开展科普工作。“十二五”期间，环保部将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立足现有基础，完善环保科普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引导、不断提升环保科普能力；环保科普工作还需探讨一种崭新的环保科普模式，加强企业投入。

中国科协科普部杨文志部长作了题为“围绕科学素质纲要主题，切实做好环保科普”的精彩报告。杨部长首先介绍了我国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的概况，回顾我国60多年科普发展的历程，表明科普的上位和顶层设计宏大，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实施和执行到位。随后杨部长全面介绍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2006年-2010年的实施进展；分析了我国科普面临的形势和机遇；并对环保科普提出了建议。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8）

构建科技“思想库”

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共享、开发和运用，是企业实现知识增值、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长炼科协从2006年开始，利用企业局域网，创建知识管理系统。2010年初，长炼科协进一步升级完善了该系统，在“知识库”上新建了“论坛精华库”，新增了“专家黄页”、“个性化主页”，收纳了长炼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13个知识库，建立了“长炼科技论坛”论文库等，逐步实现了企业科技知识的采集、检索、共享等功能。

长炼知识管理系统中的知识论坛，作为一个学术技术、经验交流和沟通的互动平台，科技人员既可以进行专业探讨，也可以跨专业交流，以发帖、回帖方式，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并探讨有关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法。这种与优化生产、攻坚破难紧密相关的讨论，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1年，论坛组织开展各类技术讨论418项，提出建议近100条，其中35条经专家讨论评审认为具有可行性，12项已经采用并实施完成。长炼科协还设立奖励制度，以评选“论坛之星”等方式鼓励员工参与。截至到目前，“长炼知识论坛”已有论坛学组24个，论坛版块9个，论坛会员2891人，累计主题24632个，累计参与59813人次。知识论坛已成为长炼科技人员共享资源、交流学习、创新创造、成长进步的重要平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智囊。

搭建产学研平台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学研特色平台，是长炼科协近年来积极探索学术交流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一是发挥科技论坛的主阵地作用。“长炼科技论坛”首创于2005年，每两年举办一次，已经成功举办四届。论坛创造性地与“院士专家企业行”结合起来，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需求，邀请国内知名的院士、专家现场诊断、作适用性的前沿学术报告，为长岭地区的技术进步献计献策，先后有6800多人次参加论坛活动，收集论文近1100多篇，其中经专家评审，具有重大价值122篇。二是组织专业学组开展技术学术交流。与中科院开展了环氧丙烷项目研讨，与美国S-zorb技术创始人进行S-zorb装置优质高效平稳开工的探讨等学术交流活动。协同企业有关部门，支持各学组组织、参加一系列内外技术学术交流、技术研讨、技术攻关等活动，每年达200多场次。三是鼓励科技人员参与科技论文交流。每年组织科技人员总结科技创新成果、撰写论文，将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为理论成果，进行交流。仅2011年就组织撰写论文469篇，其中有106篇论文在全国、全省论文交流中获奖。四是通过学术交流，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发挥产学研平台作用。建立了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计单位长期合作的产学研联盟，与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清华大学、石油大学、湖南大学、洛阳工程公司等二十多个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工程设计、工业应用开发全过程的科技创新链，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讲、比”激发活力

长炼科协坚持把“讲、比”活动作为组织广大科技人员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有效途径，作为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培养科技人才、推进自主创新、促进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执行的《“讲、比”活动实施办法》、《“讲、比”活动组织及奖励办法》，使得“讲”有依据，“比”有标准，“创”有收获。截至目前，长炼科协“讲、比”活动已连续举办24届，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讲、比”成为企业科技创新项目产生的重要方式之一。长炼科协以“讲、比”为平台，特别针对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组织项目申报，推动技术攻关。如2011年，“讲、比”滚动立项418项，内容涵盖了生产优化、节能减排、管理创新等内容。公司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项目“RSDS-Ⅱ汽油选择性加氢”和“RSH液相循环加氢”，就是通过“讲、比”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实现了技术突破。二是成就了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长炼科协的“讲、比”活动符合科技工作者投身企业生产建设、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在活动中锻炼了人才，涌现出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华，全国科技标兵刘建平，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胡先念、沈刚，岳阳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罗世贤、朱铁光、龙伟灿、刘郁东等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他们的模范行为成为激励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贡献的精神动力。三是对企业节能创效作出贡献。近两年来，通过“讲、比”活动，集体立项成果600余项，收集科技工作者建议7000余条，“金点子”10多个。企业科技人员参与“讲、比”活动的比例达95%以上，累计创效10多亿元。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9）

2、思想性：科普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一座桥梁。它在向读者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使读者受到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熏陶，宣传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和思想素质。因此，科普作品要通过普及介绍科学知识，让人们深刻地理解科学的世界观的方法论，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就是科普作品思想性的体现。当然，科普创作的思想性，是内在的、从作品中自然表现出来的，不是贴上一些政治标签或外加一些政治术语。

3、通俗性：通俗性就是要用明白晓畅的文字介绍科技知识，使之生动、易懂。“整个科普创作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专门知识通俗化的过程。”（章道义等编《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这句话点明了科普创作的实质。不通俗地把科学知识表达出来，读者理解不了，就起不到科普创作的作用，科普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科普创作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使科普作品通俗化。如用文艺形式创作，使之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科普作品，只要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写清楚，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联系起来，就能达到通俗化。切忌简单化、庸俗化，或简单得残缺不全，只在抽象的概念中兜圈子；或堆砌资料，照搬照抄，或把通俗化变成庸俗化，迎合低级趣味，这些都应在科普创作中杜绝。

4、艺术性：是由通俗性派生的一个特点，科普作品的通俗性常常要求运用文艺形式来介绍科技知识， 创作过程中，不仅使用逻辑思维来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同时还采用形象思维，使之以情动人。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10）

不可否认，大众化背景下的中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的问题，论文的质量有明显的下滑趋势。2007年12月，《中国青年报》组织了一次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在2243名受访者中，71.3%的人认为本科毕业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42.5%的人认为本科毕业论文应取消。[1]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不高，而且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掺水’论文泛滥，不如取消本科毕业论文。”[2]

相对于重点高校而言，地方普通高校由于区域的劣势和办学经验的不足，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师资力量偏低，条件保障有限，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面临更大的困难，存在更多的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成果是比较丰富的，但从某一层次或某一类型的角度对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尽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本科毕业论文存在诸多共性，但其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因此，我们把研究的对象定格为地方高校。准确说是地方普通高校，不含地方重点高校。考虑到对象的同质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我们又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传统的“文学类”本科专业，包括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类、艺术类等专业。

为此，我们设计了“地方高校‘文学类’学士学位论文写作问卷调查”，在孝感学院和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两所地方院校展开调查，涉及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对外汉语、广播电视新闻学、英语、法语、美术学、艺术设计、工业设计、音乐学等十个本科专业。涵盖了这两所地方高校现有毕业生的所有“文学类”本科专业。

本次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毕业论文存废的调查”，设计了“您觉得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否有必要？”、“有学者提出本科学业论文抄袭现象严重，建议取消毕业论文写作，您认为呢？”二是“关于毕业论文的写作的调查”，共设计了“您认为在论文写作前是否有必要开设专门的论文指导课？”、“您真正用于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累计多长？”等7个问题。三是“关于毕业论文指导的调查”，设计了“您认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指导几位同学比较合适？”、“您愿意选择哪一种类型的老师指导自己的论文？”等 6个问题。四是“关于论文质量的调查”，也设计了 “您在写毕业设计（创作）或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对您的毕业论文的期望值是什么？”6个问题。

二、对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

2011年5、6月份，我们在孝感学院和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文学类”专业开展调查，利用2011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进行的间隙进行问卷，共发下问卷750余份，收回574份，回收率76.5%。在回收的问卷中，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11份，孝感学院外国孝感学院语学院159份，孝感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102份，孝感学院音乐学院79份。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123份。

在第一部分“关于本科毕业论文存废的调查”中，尽管社会上关于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轰轰烈烈，沸沸扬扬，但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还是表现出应有的冷静和理智。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否必要？”的调查中，认为“没有必要”、“有必要”、“可有可无”的分别占12.89%、73%、14.11%；在“有学者提出本科学业论文抄袭现象严重，建议取消毕业论文写作，您的观点是（ ）”问卷中，认为“没有必要应该取消”、“不应该取消”、“无所谓”的分别占21.25%、63.59%、15.16%。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还是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的价值和重要性，认为应该保留毕业论文的声音还是比较强烈的，但不可否认，认为毕业论文没必要、无所谓、应该取消的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在“有些艺术类专业坚持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并举，您认为（ ）”的调查中，认为“应该”、“可根据专业和学生实际任选其一”、“无所谓”分别占18.64%、72.82%、8.54%。

在第二部分“关于毕业论文的写作的调查”中，有78.28%的学生学习过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有81.68%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在毕业论文写作前开设专门的论文指导课程。在“何时开始准备毕业论文”、“论文选题何时确定”的调查中，回答“第七学期”的分别为64.98%、64.57%，回答“第八学期”的也占17.68%、11.87%。而在“第七学期”以前的仅占20%左右。在“真正用于毕业论文写作时间”的调查中，回答“半月以内”、“一个月左右”、“一学期左右”、“ 一年左右”的分别为14.36%、50.26%、31.87%、3.5%，这充分说明，学生用于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这在音乐学专业表现更加突出，在79份问卷中，半月以内完成的31人，一个月左右完成有33人，分别占39.24%、41.77%。

在第三部分“关于毕业论文指导的调查”中，在“是否认为学生与论文指导老师之间应双向选择”的问卷中，认为“是”的为80.28%，说明学生还是相当认可实行双向选择的；在涉及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论文数量多少为宜时，74.96%认为“5位以下”， 22.43%认为“6-10位”，仅有2.61%认同“11-15位”。在“愿意选择哪一种类型的老师指导自己的论文”的问卷中，选择“学术水平高、指导能力强、严格管理型”、“学术水平高、指导能力强、严格但不乏亲和力型”的分别占26.75%、66.61%，而选择“比较放任松散管理型”的仅为6.64%，这说明学生还是愿意水平高能力强的教师指导，但最受欢迎的是水平高能力强、管理严格由尊重学生的指导教师。在问及“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指导教师给予的帮助”时，80.8%的学生认为是“大”；在调查指导老师是否认真负责时，81.87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指导教师是“认真负责、有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这两项调查说明“文学类”专业学生对指导教师的指导是认可的，这也透露出地方高校“文学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总体面是好的，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

在第四个方面“关于论文质量的调查”中，认为院系毕业论文管理“严格而应该”、“不严格”、“一般”分别为59.69%、7.85%、32.46%，这说明院系毕业论文管理还存在明显的问题，严格管理的只占60%。在问及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期望时，回答“能及格就行”、“真正反映大学四年的学习水平”、“希望达到优秀论文” 分别为26.31%、53.31%、20.38%，说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期待是正常和正态的。在问卷中令人堪忧的是论文质量，在调查学生的写作态度，认为“比较认真”、“不认真”的分别为61.89%、14.34%，认为“认真”的只占23.79%；在问到是否存在抄袭时，认为“严重”、“一般”分别为16.26%、65.21%，而认为“不严重”只有18. 53%；这从侧面说明，本科毕业论文中相当多的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还是有问题的，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抄袭现象。在调查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在“您在写毕业设计（创作）或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的问卷中，有39.77%的人认为“面临就业压力，无心写作”，15.14%的人认为“不知如何写作”，19.46%的认为“考研、实习与毕业论文相冲突”，9.15%的认为“找不到所需资料”。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认为“就业、考研、实习”是毕业论文写作中遇到最大困难的达59.23%，这说明就业、考研、实习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冲击是巨大的，也是当下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中碰到的最大难题，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保障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建议和对策

通过以上“地方高校‘文学类’学士学位论文写作问卷调查”的分析，尽管我们只选取了2所学校，但这2所学校分别是地方高校二类本科和独立学院性质三类本科院校，目前，中国地方普通高校本科院校主要也是由这两类构成，窥斑见豹，从中不难看到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一些成绩和不足。

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普通高校“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这一层面而言，总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因此，只有创新机制，注重改革，加强引导，才能改变现状，保证质量。

首先是开好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与指导课程，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从问卷结果分析，地方普通高校相当一部分专业都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但也有些专业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在问卷中有21.72%的学生没有学习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即便是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专业，大多在6-7学期，时间偏晚。为了提高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水平，我建议都必须将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纳入正常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而且最好在第5学期前完成。而且，毕业论文写作课程必须完成三项任务：让学生了解本科毕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认识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和价值，消除在毕业论文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让学生熟悉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流程和主要构成，了解各环节的内涵和要求，掌握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技能；让学生学习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要有正确的认识，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其次，要加大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力度。针对地方普通高校“文学类”本科专业的实际，对现行的毕业论文进行大胆改革。

一是对艺术类专业实行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表演）任选其一。由于新世纪持续高温的“艺考热”，导致了地方普通高校艺术专业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比较而言，艺术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偏弱，物质保障也相对困难，加之艺术生的文化素养偏低，要在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创作）两线作战，其困难可想而知。还有艺术类专业传统的“重技轻文”，学生普遍选择以牺牲毕业论文而保全毕业设计（创作）。因此，为了保证毕业论文（设计或创作）质量，减轻学生的负担，建议艺术类专业改变目前普遍的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创作）并举的局面，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选其一。

二是形成本科毕业论文的替代机制。设计科研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学生在专业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可以用专业方面的成果代替毕业论文，如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创作、翻译，音乐舞蹈类专业的艺术表演，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各类新闻报道，还有学生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发明专利等。达到规定的科研积分的学生，毕业论文经批准可以免做。

再次，化解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实习之间的矛盾，为毕业论文提供必要的时间保证。

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就业对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影响巨大，而考研和实习也对毕业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主要是由于这四项工作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其重要性上各不相同：就业是大学生的终极目标，考研是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和实习是重要的实践环节，是影响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和拿学位的关键性因子。从目前的实际看，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论文大多集中在毕业年级，而考研和就业也贯穿这一年的始终，复习备考――考试――面试――录取环环相扣，而准备就业材料――跑人才招聘会――面试――试用――上班也是不断循环。加之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大四综合症”，因此，学生在本科毕业论文方面的精力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论文时间难以保证，论文质量自然受到严重的影响。

本科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实习的冲突由来已久，它是地方普通高校面临的一个难题。虽然这一问题早已显现，但长期以来未得到根本解决。有些专业尽管也采取了一些应对之策，但限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也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矛盾。从目前的现状分析，化解这一矛盾无外乎朝着两个不同的向度发展：一是如前所述的改革，改变毕业论文的现有模式，以改革促发展；一是将毕业论文提前至第6学期进行，实行“错峰”，提前尽管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可以基本上消除现行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加强管理，注重引导，实行奖惩并举。

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下滑，除了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和指导教师等方面的原因外，管理的不科学不到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子。要改变地方普通高校的现状，要解决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扭转论文下滑的趋势，就必须加强对毕业论文的管理，增强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为毕业论文营造良好的氛围。

中学生科普论文篇（11）

一、学习贯彻科普法，努力开展各种环境科普活动。学会办公室、市环境宣教中心、市环保监测站等单位会员多次参加区、市组织的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月活动，宣传、印发环境科普知识宣传材料。

1、5月份，在全市开展的“生态·科学”科普活动月中，组织会员参加了全市在县的启动仪式和科普宣传，印发环境科普材料，挂宣传板报。接着到宾阳县进行“生态·科学”宣传。

2、参与市科协举办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普报告会。

3、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中，全市数百名会员在环保行政部门领导带领下积极参加宣传世界环境日主题和节能减排科普知道，印发科普材料20万份，组织节能减排板报100多块进社区展览，有效地提高市民的环保科普知识。

4、7月25日，以市环保监测站会员为主的20多名会员参加了赵其国院士的专题学术报告会。

5、以宣教中心会员为主的10多名会员参加了《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市十月科普大行动启动仪式》。

二、开展环境科技征文活动，繁荣环境学术园地。今年以来，组织本学会会员结合环保工作拟写学术论文外，3月19日，还与市环境学会、绿世纪环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甘蔗学会等学会联合开展《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征集学术论文。把征集学术论文工作扩大开来，使征集面有市扩大到市和糖业集团、大学和区外有关单位。论文作者有大学教授，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环保系统科技人员等，论文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全年共征集环境科学学会论文60多篇。

三、开展环境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深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由市科协主办，本学会牵头，联合市环境科学学会、市甘蔗学会，绿世纪环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节能减排，科学发展—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于6月23日在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两市各糖厂领导、技术人员、大学教授、研究生、博士、区外专家以及环保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共130多人。市环保局常务副局长到会致辞，市科协副主席作总结讲话，大学教授、博士、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常务理事研究员等在“论坛”上宣读学术论文，郑雄教授级高工代表全体与会科技人员宣读了《关于“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建言献策建议书》。与会专家代表还到医科大附属医院参观益浩水煤浆设备有限公司完成的4吨／时水煤浆锅炉节能减排示范工程。本次论坛得到领导专家代表的好评，认为论坛开得及时，结合节能减排重要工作，为重污染行业—制糖业节能减排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8月12日，与市环境科学学会等单位在市环保局召开了研究和审议《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建言献策建议书，修改后报市科协。11月25日，组织17家环保产业单位计有2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中国—韩国友好周经贸活动，与韩方进行交流、洽谈，并参与接待工作。

四、组织评选优学术秀论文、激励会员参加学术活动的积极性。在参加征文，学术交流后，论文作者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想知道自己的学术论文是否有一个评价，有个好的收获。为此，在市科协的关心下，本学会牵头邀请专家对《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的论文进行评选，经过申报—评选—公示—审查等程序，评出一等奖优秀论文二篇、二等奖优秀论文6篇、三等奖优秀论文10篇等优秀论文共十八篇；并报送市科协审定、发文通报表彰，发给证书，以资鼓励。计有30多名会员获奖。另外，编印《节能减排，科学发展—制糖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新模式论坛》论文集500本；出刊《环境科学》1期3000册；60多篇。

五、学习外地先进的环保工作经验和污染防治技术。5月份，组织企业和区政府、环保局、市经委重工业科、市环保所等单位领导和技术人员共10人，由市环保局副调研员、区就常务副区长带队到市、市参观考察电镀集中园区建设经验和“三度”污染防治技术，并写出“报告”递上级决策参考。9月份，由市环保局副书记带队，有县、区环保局负责人、企业环保科技人员共25人的参观组，到、参观水煤浆、电镀、烟厂等方面的节能减排先进技术和经验，并写出汇报材料。

六、办科技实事，认真落实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并应用到生产。

1、《电镀》科研课题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电镀废水综合治理小试、电镀集中园区选址研究等。年底将完成全部研究工作，报请验收。边研究、边将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现市电镀集中区筹建工作已在区五合工业区起动，取得实际应用成果。

2、积极推广落实《论坛》会上宣读交流推广的腐植酸新技术，综合利用榨糖滤泥和废糖蜜。经过介绍、宣传，上林县接受了这项新技术。济世兴农腐植酸肥业有限公司在上林县白圩镇投资1000多万建设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半年，今年底将投入生产。使《论坛》会推广的新技术在我市开花结果。

3、开展卷烟厂《节能减排》课题研究，已进行结题。

4、7月24日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学习培训班。全市有关企业，县、区、市环保行政执法人员共150多人参加培训。

七、学会自身建设工作。在上级的关心下，在各理事、各会员共同努力下，学会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1、召开理事会两次，分别于3月4日和6月23日各召开一次研究学会有关工作和进行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