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大全11篇

全球化论文篇（1）

2独特的“质”在全球化中的法律限度

对于异域民族来说，其他民族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因素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质”。生活在不同法系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在法律经验、法律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在法律文化发生发展的背景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法国与意大利两国司法体制的历史传统极其相似，但运行的政治与制度环境却不相同，造成两国公诉裁量权和政治责任各有特点，意大利公诉人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比法国公诉人更多一些，而法国的政治责任集中，意大利则比较分散。［9］故法律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沟通－协调”和“冲击－适应”。然而，在全球化运动中，独特的“质”是有一定的法律限度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限度，阻碍了法律的实现呢？有学者认为，首先，法律基础地位和独立性的缺乏是阻碍法律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次，法律的实现与法律的解释是分不开的；第三，法律实现还受到诸如成文法三个阶段等其他因素的制约；第四，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是阻碍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实现的主要因素；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法律特别是经济立法的实现常受制于国际法规范。［10］可见，法律的异质性是在一定界限和范围内生成与实现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是法律文化中最大最为独特之“质”。传统的国家理论是适应地域范围内形成民族国家的特殊需要的产物。布丹把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他强调的主要是国家的对内。格老秀斯认为国家不仅在国内有效，而且也适用于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国家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国家的一些内部政策已经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单独制定。欧盟法律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于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原则，构成了欧盟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从而使欧盟法具有了某些超国家因素。欧盟的法律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是维系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平衡的砝码。马克思指出，法的本质“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伸出来的。”［13］这说明法律与的本质是多层次的，国家意志受到更深层面的物质利益的制约。从物质利益层次分析，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是的制度层面，而的本质才是不可舍让的根本属性，这种特征为的制度层面接受协调和制约提供了可能。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性法律文化建构不是以牺牲独特品性来换取相应利益，而是寻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方式，以让渡少许制度层面权益的行为换得在整体上或本质上更好的坚持。有学者认为，美国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在多边贸易条约谈判中仍然恪守传统观，它忌惮或多或少地被要求转移一部分国家中的权力。［14］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一些的让渡，但同时可享有相关权利，接受WTO规则与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既然法律文化全球性建构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推进，而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却是本质上坚持经济的最有效形式，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法律文化与坚持国家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全球化论文篇（2）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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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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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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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NextPage]

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NextPage]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全球化论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电影；好莱坞；《刮痧》

发展中国家的电影生产者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国际上取得骄人战绩的影片，在国内却不被接受，全球化成功的同时是本土化失败。从早期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拍摄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以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获奖影片，到最近已经是好莱坞导演的李安拍摄的、国外普遍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国内却称之为东方版《理智与情感》的《卧虎藏龙》，很少有影片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求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点。《卧虎藏龙》被指责为丧失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成为“全球文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会被西方文化同化”观点的又一佐证；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有学者甚至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以体现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缺乏“全球本土化”的有效佐证。对好莱坞来说，本土化和全球化是统一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一事实正意味着本土化与全球化是对立的。尽管一些真正体现本土文化内涵的影片，如李安早期的《喜宴》、《饮食男女》，成功进入了欧美精英文化圈，但与大众文化几乎绝缘，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好莱坞的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一切有助于流行、有助于大众消费的要素，除了技术上和情节上，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极其注重迎合观众心理，突出表现那些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如浪漫、亲情、英雄主义，等等。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安早期的“父权三部曲”无法在西方引发共鸣，而迪斯尼拍摄的《花木兰》将木兰代父从军的动机阐释为荣耀门楣、追求自我和适度的女性主义。

用以上要素来考察国产新片《刮痧》，不难找到这部被迪斯尼等片商称为非常“好莱坞化”的影片在国内仍能以“主旋律”身份登场、又取得良好票房的理由。在展开分析之前，本文将对影片内容做一简介，然后再一一解读其中包含的文化要素，力图借助内容分析，对影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探讨。当然，不同观众对于同一影片会有不同解读，本文的分析仅是一家之言，目的不在于褒贬任何影片，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助对电影内容及其市场运作的结果，探讨不容回避的、受巨大的商业利润驱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

关于《刮痧》

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在美国奋斗了八年的许大同，获得了年度行业大奖。在颁奖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此时，他的儿子丹尼斯却同美国上司昆兰的儿子发生争执，尽管许大同很爱丹尼斯，他还是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随后，丹尼斯闹肚子发烧，他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给孙子治病。一次意外事故后，刮痧留下的血痕引起儿童保护组织的关注。为保证父亲顺利拿到绿卡，许大同承担了给丹尼斯刮痧的责任，因而被控虐待儿童，最后被判剥夺监护权，禁止与儿子见面。为使儿子能留在家里得到妻子的照顾，许大同同意“分居”；老父亲决定回国。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一个历经艰苦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平静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同时破碎的还有他们的美国梦。圣诞之夜，许大同思子心切，门卫却不准他进门，大同只好顺着公寓楼外的水管向位于十楼的家爬去。警车呼啸而至，大同险些坠落。幸好，老父亲临走前将真相告诉了昆兰，昆兰亲身试过刮痧后，与法官一起来到大同家宣布解禁令。关键时刻，昆兰拉起大同，一家人终于紧紧抱在一起。

好莱坞化及其公式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好莱坞化。好莱坞在多年的运作中早已形成一套几乎公式化的高效生产模式，稍具常识者都可以总结出其中若干要素：A、陷入重重困境的主人公竭尽所能，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愿望和抗争；B、围绕主线发生的感情纠葛（爱情、亲情、友情、对立）；C、冲突或惊险场面、良好的节奏感、搞笑的小插曲……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坦承自己的拍摄是有意“带点好莱坞化的”。《刮痧》也的确借鉴了不少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比如冲突或惊险场面的设置，像法庭上的激烈辩论，许大同夫妇到医院接孩子时，记者的闪光灯闪成一片，大同夫妇被警察牢牢捉住以及片尾大同爬水管等场面，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式风格。形式的好莱坞化无疑有助于全球观众对讯息的接受，进而才能谈到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文化产品全球化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本土文化如果想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得以生存，必须借鉴其他文化的经验。尽管好莱坞的模式备受有识之士诟病，但无论其角色光彩与否，它在全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文化产品生产方面的经验也使其他文化模式望尘莫及。

但《刮痧》如果仅仅局限于在具体手法上一味模仿，也就不值得笔者花费笔墨分析了。透过好莱坞化的戏剧包装，《刮痧》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讨论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文化冲突与沟通。应该说这是一个处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要关心的问题。因而影片外的“刮痧”本身，也成为分析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典型的例子。

法律的异化

毫无疑问，美国是个典型的法制化的国家，打官司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严格而繁琐的法律程序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有时也会因对法律真实的追求造成对现实真实的异化。近几年不少好莱坞大片都以这种异化为重要内容，包括近期同是取材于现实的《惊爆内幕》、《永不妥协》。而当“打官司”这件事发生在《刮痧》中显然从未尝过当“被告人”滋味的中国移民许大同夫妇身上，物化的法律程度与人的父子真情发生碰撞时，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尽管《刮痧》海外票房如何仍是未知数，但从好莱坞以往影片对法律异化问题的兴趣来看，这是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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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数年前曾执导《北京人在纽约》，在谈及拍摄《刮痧》的最初动机时，郑晓龙认为，《北京人在纽约》描述的是移民初到美国的艰辛，是在生存层面上做文章，“但却缺乏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较为深刻的描述与剖析”，“后来再拍片子，就要去往深层次挖掘，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是如此。那些年去国外的一些人……在学有所成，或工作有所成就的同时，仍然面对文化的困惑”。

为了表现文化冲突，郑晓龙把拍摄地点选在了“以居民的顽固著称的密苏里州”，而不是自己熟悉的纽约或影视人才集中的洛杉矶，因为这两个城市“太国际化”，“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文化，在美国人眼中他们什么都不是”。其潜台词是，真正代表美国本土文化的地方，对外来文化是排斥的。而这也恰恰证明所谓的“文化冲突”绝不仅仅是外来文化者的主观感受，具体到《刮痧》这部影片，不仅中国本土观众会关注文化冲突这个主题，美国本土居民因其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感，也会对其有兴趣。

不仅如此。许大同夫妇的难题不仅仅是中国人在美国才会遇到，几乎任何背井离乡者都会面临文化背景相异的挑战：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城市……这是一个容易被各种文化观众理解的主题，从这个角度说，以反映文化冲突为主题是《刮痧》包含的又一个全球化的要素。

有冲突就必然有沟通与融合，影片中对沟通的处理是非常简单和戏剧化的，影片之外的一些小插曲倒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据郑晓龙介绍，尽管影片的英文名字叫《TREATMENT》（治疗），但在美国放映的时候，没有人叫它的英文名字，而是直称“刮痧”，当地报纸都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语言是文化的天然屏障，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哲学。词汇的流动是文化转换中的重要现象：“刮痧”如果能如“饺子”一样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又一来自东方的外来词汇，则证明如方式得当，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进入强势文化，进而使地区的变成全球的——同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外国的变成当地的。

当然，影片对文化冲突的处理仍很浅显，缺少深度的文化思辨与批判色彩，过于偶然和突然的峰回路转是《刮痧》批评者的主要理由，但传世之作与好莱坞的确是两条路线，全球化的原则之一是“简单”，以便让最大多数的观众接受。

亲情

《刮痧》中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教子”这件事上，尽管东西方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父子之间的亲情是相同的。文化冲突毕竟是一个深层次的理性问题，要想调动观众感同身受的感性思维，还是要选择恰当的角度。而对美好亲情的向往与祝福、对家庭子女的责任感是人性中共通的，是“普遍的”和“感性的”。尽管许大同爱儿子的表现方式是东方式的，但父子分离的思念，大同面临儿子被夺走时的愤怒、焦虑及努力是任何文化的观众都能读懂的。

据截至2001年3月19日的资料显示，《刮痧》在二轮放映后，全国票房有望突破1300万。海外发行的情况尚不可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刮痧》虽然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包含诸多全球化的要素。从国内现有评论看，褒大大多于贬，并未因为全球化触犯本土观众。因而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尝试。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其中得失也值得我们三思。

参考文献

陈韬文：《文化转移：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全球化》

全球化论文篇（4）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利益，也催生了全球价值理念：平等、尊重、互利。但是，现实的全球化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参考文献：

全球化论文篇（5）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求同存异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求同存异”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扬帆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求同存异，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3.当代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老子·二十五章》。

④《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同⑧。

⑩《礼记·大学》。

⑾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同⑾。

全球化论文篇（6）

（一）政治层面------传播全球化与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

（二）经济层面----境外资本的进入与广播集团化、产业化

（三）文化层面---广播的文化防御与文化扩张策略

二、微观视角技术、节目---中国广播应对全球化的两个主战场

（一）技术方面---广播技术要抢占“制高点”

（二）节目方面---整体的低成本战略与节目形态的多样探索

早在三十年前，坚信技术具有决定力量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大胆预言“地球将变成一个村庄”，电子信息瞬息万里，全球生活同步化，时空差别不复存在，海角天涯刹那可达。三十年后的今天，果如麦氏所言：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这一在20世纪最后5年里各个阶层广为流行的话语，从出现之初便成为解读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共同倚靠的一个重要语境。

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工业品以及成千上万人观看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且渗透力强。很少有人怀疑，我们最直接感受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尽管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年才有的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前发达，使得文化交流的全球覆盖范围、交流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将当代中国广播的发展、演化、应变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研究、解读，至少原于三方面的理由：

一、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趋势。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当建立文化生产、传播和接收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文化交流过程的制度存在时，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化了。具体来说，这一全球性基础设施包含“技术”、“语言”两个层面；毫无疑问，随着数字技术、光纤电缆、互联网等技术领域一次次急速变革，有效地改变并确实使传播的基础设施全球化了；通过双语和多语主义普及，共同的语言和语言能力已经进一步加强，文化产品和思想更易传播，英语作为全球语言体系的核心，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混合语，成为全球化交流的主要语言；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正在形成，一系列真正的全球化媒体-----娱乐信息公司已经形成，一个由约20---30个规模非常大的跨国公司组成的集团占据了全球的娱乐、新闻、电视等市场，并且几乎在每个大陆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经济地位。

二、中国的传播事业必将越来越多地带有“全球化”的印记。随着中国加入WTO，现存的封闭的传播体系必将发生变化，传媒政策、制度上的“有条件、适度、早晚”的开放将逐渐引导中国传播事业进入全球化轨道。2001年伴随着WTO的日益邻近，中国的传媒政策已明显显露出某种意义上的松动迹象：10月24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宣布，其旗下的CETV部门将成为首个被允许在中国地区进行有线电视运营的电视频道，普通话资讯和娱乐频道CETV将于2002年1月起开始向中国南方地区的有线电视用户提供节目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第九套节目也将落户美国主流有线电视系统。由于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以及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中国传媒与世界的互动成为必然。中国的传播事业必将越来越多地带有“全球化”的印记。

三、将中国广播发展、演化、应变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剖析，比较容易做到宏观把握。“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解读当今传播现象、研究媒体改革的视角。将中国广播的发展、演化、应变置于这一主流语境中剖析，比较容易做到宏观把握。对于当今的中国广播改革来讲，无论学者与新闻实践者都承认，小打小闹、一招一式的微观改变显然不能根本上扭转中国广播的不利现状，以往停留于“就广播谈广播、就节目谈节目”的改革思路也已然不能应付当今传播全球化的趋势。因此，在谈到广播改革策略时，换一种思路、换一个层面，在宏观背景下分析利弊、寻找对策也许会找到些新方法、新途径。[page_break]

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些进程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要理解全球化的动力和后果需要了解在每个领域中不同的全球联系模式的情况。因此，本文分别从宏观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广播的生存与发展和微观层面：“技术”与“节目”----中国广播应对全球化的主战场入手进行分析。力图提供一种宏观的全景式描述与微观的可操作方案。

宏观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广播

政治层面------传播全球化与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

谈到“全球化”给中国广播带来的挑战，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节目直接进入-----国外广播节目、音像制品的大量进入；其二、技术进入-----数字卫星广播、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带来广播传输设施的全球化；其三、跨国公司进入-----国外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兼并、购并等方式直接进入中国广播市场。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广播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广播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肩负着党的宣传任务，它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与新闻控制都将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

一、信息技术的普及挑战传统新闻控制。信息时代的三大前沿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作用于广播，广播因此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为传播”，具体表现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广播使得境外广播能够轻松越过政府控制壁垒，传统的对短波电台实施干扰的广播控制手段，作用越来越有限；随着2000年3月世广卫星“亚洲之星”的发射成功，卫星数字音频广播急步而来。亚洲之星的一个波束就可以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对中国而言，可以做到整个国土100％的覆盖。在世广系统服务区中的任何人，只需一个小巧的接收机，就可以直接从地球同步卫星上接收信号，可以收听到世界顶尖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意味着国外电台可以通过卫星数字音频广播平台进入中国广播领域，即使现阶段可以采取接收端加密保护措施来进行广播控制，但从长远看，这一控制并非无懈可击、无坚不摧。

二、中国加入WTO后，境外节目与跨国公司的准入导致的多元话语空间客观上增加了新闻控制的难度。加入WTO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少数成员在2005年以前，可以存在与最惠国待遇不符的暂时性措施。换句话说，在“入世”的头几年，我国还不会开放新闻业，国外传媒打入我国并享受国内传媒相同的待遇，还不可能成为事实。但是，关于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定出来。事实上，某些境外刊物，如时尚、休闲的刊物已开始在我国发行，渐渐还有其他非新闻类报刊也会在中国发行；原版杂志、期刊、非新闻类报纸也将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出版中文版，直接供中国读者消费；图文电视、视频点播等增值服务在“入世”两年内外商投资也可达到50％。境外节目的直接进入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传媒这些都会给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方面带来重大影响，境外文化产品输入、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形成必将对中国原有的传播模式提出新要求。

在传播全球化以前，各国的传播体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较少或根本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更多地取决于本国政府力量、经济力量的愿望和取向。近些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加、频率增多，多元的观念、价值体系接触、碰撞的机率逐步增大，只要不是完全封闭的国家必然会受到来自他国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讲，随着加入WTO，媒体进一步开放带来的传播全球化必然会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提出重构要求。先前部分的传播模式、宣传定式要做相应调整与改变以适应传播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这种重构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page_break]

传播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传播中的“堵”与“疏”的关系。“堵”通常意义上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创造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隔离的信息环境，以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比如“干扰西方主要国家电台的广播、禁止居民收看境外电视、禁止国外报纸进口（除了极少量的供某些国家相关和研究相关使用以外）”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一定理由，而且在特定时期也产生过作用。但是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加入WTO后媒体进一步开放，先前这些“堵”的措施越来越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有学者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所拥有社会信息量还很小，前者犹如高原，后者犹如盆地，落差很大，前者对后者保持的潜在冲击力自然也很大，巨大的信息落差，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我们过去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一贯的“低信息量新闻”、“单向度舆论”这些高筑墙“堵”的方法显然已经阻挡不住境外信息洪水般的冲击。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减少这种落差，等到人民一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就会产生受骗感，就会对本国的政治产生不信任。这种受骗感和不信任，会变成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特定条件下，会演变成为对政治的巨大冲击力。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就是逐步加大输入公民的社会信息量，包括所谓敏感信息与负面信息。关于有效“疏导”，当年，就很认可这种做法，在50年代决定向经过挑选的人提供一份四页的报纸----即《参考消息》，上面刊登的全是译成中文的西方通讯社的消息，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时，用了“免疫”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让人为了防病打防疫针，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危险的思想采取同样办法呢？对此，心理学家麦奎尔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假如一个传播对象最终会听到敌对的观点，那么先让它听到一些相反的论点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他们就很可能抵御后者的劝说。

对于中国广播来讲，由于当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人们收听境外广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广播传播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要求较之印刷媒体来讲更为紧迫。广播在意识形态话语重构中要注意“扩大信息容量”、“容纳多维度舆论”。目前可以设想的是，先以电台网站作为“试验田”，将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负面信息”放在网上传播，逐步增加人们对于负面信息的承受力，增强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免疫力。再逐理步扩展到地方区域性电台。

此外，在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方面，我们还需注意克服对外广播中的“不全面、只褒不贬”的报道模式，因为这种报道模式不符和西方国家受众的习惯，不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还会引起反感。正如有文章指出：“许多境外受众认为我们的传媒只是宣传工具，他们宁可先从其它媒体搜寻信息，即使是关于中国的信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境外受众，我们更需先赢得他们的选择，然后才谈得上宣传效果。”

经济层面---境外资本的进入与广播集团化、产业化

2001年对中国传媒业来讲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境外资本通过多种渠道、各种方式更多地参与到中国的传播事业中来。在全球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美国AOL-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德国贝塔斯曼等跨国传媒集团都将中国作为自己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德国贝塔斯曼在“缝隙中积极腾挪”，先是以书友会的形式进入中国上海，很快又与中国图书公司合作出版《车迷》杂志和中国建设部合作出版建筑方面的书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终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和影像制作；10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线网络，作为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新闻集团同时表示他们正在就另一条全新电视频道在广东省落地事宜与国家广电总局面进行协商，并预期于短期内达成协议。新闻集团以StarTV作为传输平台，已有7套节目在中国规定的范围落地；全美第二大媒体公司维亚康姆也打算效仿新闻集团的做法，买入香港的一家广播公司，以期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站稳脚跟；AOL-时代华纳年初收购香港华娱电视，最近华娱电视的节目被准许在广东地区有限电视网落地；新加坡报业控股进入的速度也不甘人后，日前与中国翡翠互动合资在香港成立制作公司---翡翠传讯，新公司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放2---3小时的精选节目。[page_break]

境外资本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必然会掀起新一轮购并热潮，在这一浪潮中，弱小公司、单兵做战显然已经不能抵御国外强大的资本势力。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先进的技术与多样的节目形态必将会对传统的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冲击。面对冲击，国内的1000多家电台只能信奉“团结就是力量”，抛弃旧有的条条框框，手拉手才能办大事。团结首先是本行业内部的团结----走广播电视集团化道路；其次是跨媒体跨行业的团结-----走竞合传播、媒体协作道路。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中国的广播电视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虽然挂牌之初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仪在松散联系的层面上，但这至少表明了一种积极的政策指向。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给中国广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可见的是，中国广播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改变过去分散割裂、各自为政的局面，集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办广播、办出特色、办出新生。

一、兴办“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在政策为广播搭建的这个集团化的大平台上，广播较之电视尝试的步伐可以更大一些。例如，可以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选择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广播大台，区域中的其他省市则改办各类专业台。以西北五省为例，可以在西安建立区域性广播大台，播放中央及各省、区的重要新闻，覆盖整个西北五省；其他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则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设立地方专业台----如民族电台、经济电台、文艺电台、旅游电台等；各省、区内部的市台还可办服务性更强、社区性的电台-----如路途电台（适应行车路中的每一个人）；谈话电台（各种方式的谈话、讨论，主要是热线电话）、社区电台（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服务于本社区）、台（播放适应成人听的音乐及婚恋、家庭等内容）、女性电台（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及生活指南方面内容）、大学电台（专门服务于各地的大学生活的电台，以音乐节目为主）等类型电台。

广播办“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的设想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我国现行的西北区、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西南区区域内生活的人们一般具有各自区域较一致的区域特点，通过区域性大台来反映这些一致性，通过地方专业台来反映各区域内的个体差异性。这样做能够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办广播；其次，专业化道路是中国电子媒介改革的大势所趋。特别是广播改革，必然要走服务于“细分市场、定位受众”的专业化道路。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我们可以看到，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主要播出一种类型的节目，当前美国电台已多达23个基本类型。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的分工正适应了这种潮流。

二、广播跨媒体、跨行业协作战略：跨媒体协作是指广播可以与电影、电视、杂志、互联网、文娱活动及其它所有现实媒体相结合，实现广播节目的高效传播和广播产品的再产品化。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除了兴办自己的广播之外，还拥有网络----汉语新闻网、环球华人网、电视网和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朝鲜语、日语等11个站点的信息集群网站；电视---通过亚洲二号卫星向中国各地传送国际新闻电视节目，有《今日世界》、《世界纵览》、《经济报道》，《环球新闻杂志》等栏目。报纸、出版---办有《世界新闻报》、《信使报》和《信息与回声》报。还办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是通过广播---网络---电视---报纸----出版各媒体的有效联动成为新一轮广播复兴的生力军。

日本的索尼集团最近推出了一种跨媒体协作战略对中国广播也不无启迪：索尼公司将一部新片的故事情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因特网上播放，一部分在影院上映。观众如果只看网络版和电影版中的任一部分，都不会清楚故事的结局。此举使得索尼公司有效地将旗下的网络公司与电影公司联系起来，互为背景、相互贡献，因特网播放与影院上映同时收费更使索尼取得了1+1>2的经济效益。广播也可以利用复合传播的优势实现传播效果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page_break]

跨行业协作是指广播与传媒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进行合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如江苏省广播电台与省交通厅、公安厅合作共同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于2001年7月21日正式开播）就是广播跨行业协作的成功范例。“江苏交通广播网”将当地现有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交管部门的信息资源重新整合，在空中形成绵延45000公里的巨大收听网络，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主要交通干线最快、最新的权威信息。交通和公安交管部可以利用这一网络，进行交通疏导、安全援助、法规宣传和紧急调度等。

文化层面---广播的文化防御和文化扩张策略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图利用自己在全球化的有利位置向别国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企图同化他国人民，将他国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轨道中来。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传播学者乔姆斯基所言：美国利用WTO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地区，共同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保护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如何强化民族认同。

WTO为中国参与到世界大家庭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某种契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全球化引发的民族认同重建等问题。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广播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文化防御”与“文化扩张”的使命。

一、文化防御策略文化防御是指以积极方式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这种抵御不是不假思索竖起高墙，拦截在外，而是一种批判地吸收、合理地引进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给中国广播提出了意识形态话语重构的要求，要求广播节目在内容选择上要改变过去“单向度舆论”的做法，适当地选择一些负面信息、敏感信息，不断提高听众的“免疫力”。这种主动出击就是一种积极防御策略。

积极防御策略还指来自节目形态方面的大胆尝试。研究表明：受众对于境外节目所谓的“喜好”，大部分来源于“好奇心”----对节目形式上的好奇（如：凤凰卫视婚恋节目----“非常男女”最初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见过可以这样做的婚恋节目）、对节目内容“闻所未闻”的好奇（如：一些境外电台电视台可以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与负面信息）。我们过去节目形态单一、内容整齐划一，激不起人们的好奇心，因此一旦有一些新花样的节目、一些看似敏感信息的出现便很容易引起关注，引发人们一窝蜂地收听收看。

解除人们对境外广播的“好奇心”，要在内容选择上做到“正反两面说”，容纳多元观点具有更大包容性；在节目形态上进行大胆尝试，先期引入国外的一些节目形态，让国人熟悉起来，等到将来见到类似的节目时不致因“新鲜、好奇”而陷入盲目迷恋。

二、文化扩张策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个是“应战”，一个是“出击”。一方面我们要积极防御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将自己的先进文化介绍出去。文化扩张是文化的本质特点，文化生来就是以传播广远为理想的，正是扩张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以存活与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与悠久历史，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理应更加强大、焕发勃勃生机。

广播电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在当今世界能够有效地实现文化扩张。在实行文化扩张战略时，要注意“节目形态与国际接轨、节目内容本土化、民族化”。只有节目形态与国际接轨才可能被国外受众选择；只有节目内容本土化、民族化才能持久在吸引国外受众的注意力。

（一）节目形态与国际接轨：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在节奏、长短、间隔、广告插入频度等方面有不同特点。比如欧洲人第一次看美国电视往往对节目被不断打断、节目的主要部分如此简短、广告如此泛滥感到震惊；而美国人第一次看德国电视时，往往会对节目速度太慢，播音员一念就是15分钟、节目中途不会被现场报道、商业广告、预告片打断而迷惑不解。为了有效地实现文化扩张，我们的节目形态就要尽量与进入国接轨，在节奏、速度、节目单元的长短等方面都要与之相适应，以符合国外受众的收听收视习惯。[page_break]

（二）节目内容本土化、民族化：与境外媒体进入中国利用国人的“好奇心”同理，中国的广播电视要进入他国，也需好好利用国外受众的“好奇心”。节目内容本土化、民族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他国受众的“好奇心”。东方的神秘一直是西方的追逐，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为广播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无论“西夏古乐”还是“滇池风光”、无论“摩梭女儿国”还是“游牧鄂伦春”、无论“沪上摩天大楼”还是“京城九曲胡同”都会引发国外受众无限遐想空间。本土化、民族化的内容建构方式，一方面能持久、有效在吸引国外受众的注意，与此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输。

微观视角技术、节目--中国广播应对全球化的两个主战场

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广播的全球化背景，然而具体到中国广播与国外媒体直接交锋的阵地则是“技术”和“节目”两方面。通过对这两个主要战场的分析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

技术方面----广播技术要抢占“制高点”

传播全球化以“技术”为先导，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输入都要依靠技术来实现。为了在与境外媒体竞争中更具优势，中国广播要发展，在技术方面不能亦不亦趋，跟在别人后面，而是要高起点进入，先行抢占“制高点”。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是信息时代三大最为重要的技术。专家预言“数字化传媒”将成为传媒的主流。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传播工具层出不穷，如数码录音笔、MP3播放机、3G手机、光盘刻录机等，这些设备使得广播在采、编、播方面已经渐渐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使得广播从前稀缺的频道资源成为富裕资源，从而提供了针对各类特定受众的数量众多频道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卫星技术、网络技术又使得广播传播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弗远届的“广为传播”。

中国广播在发展进程中，要注意时刻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广播改革中来。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有珠江广播电台，这个位于珠江三角洲不大的电台，在广播改革中始终能走到前列，除了得益于很强的改革意识外，更重要的是注重广播新技术的利用。早在1988年国内大多数电台仍然局限于调幅广播时，珠江台就率先推出“调频立体声广播”；在1996年又在亚洲首先实现了数字音频广播（DAB）。珠江台正是在广播技术方面的“先声夺人”使得它始终能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挺立潮头。

目前广播技术方面可以尝试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卫星数字音频广播；一个是调频副载波数据广播。

（一）卫星数字音频广播：卫星数字音频广播是数字音频广播的一种（另一种是地面数字音频广播），它是卫星技术与数字音频技术的一种完美结合，具有数字音频广播的所有优点：一、音质纯净，如同激光唱盘一样；二、抗干扰能力强，在移动接收中也没有杂音和干扰；三、每个电台所使用的频带非常窄，从而能够大增加可利用的频率数量；四、能够提供传送数据等多种业务，广播功能大大扩展。如不仅可以听收音机，还可以“看”收音机，要想知道正收听的歌曲出自哪一张光盘，只需按一下相关键，就能在显示屏上看到这张光盘的背景资料。它同时还具备存储资料的功能，可同时提供如交通状况、公交乘车指南、广播节目时间表、新闻短讯、股市行情甚至市场分析等信息。未来还可与因特网相连，实现互动功能。

目前美国世广卫星集团正在实施一项卫星数字音频广播计划，计划发射3颗地球同步卫星，向全球直接播放数字音频广播。位于世广卫星系统服务区中的任何人，无须巨大的碟状天线，只需一个小巧的接收机（目前日立、松下、三洋、JVC三大公司已经生产出这样的卫星收音机），就可以直接从地球同步卫星上接收信号，可以收听到世界顶尖广播电台的节目而不必放弃本地的优秀电台。这种卫星广播超大的覆盖率可以帮助区域性电台或节目供应商拓展自身业务。借助卫星技术，中国广播可以传播得更远更广，这对于加强文化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来讲是不无裨益的。[page_break]

（二）调频副载波数据广播：调频副载波技术是指利用调频广播的闲置资源进行电台广播、数据传输、信息交换等。调频副载波的市场优势显而易见：首先，在广播电台，高端频带属闲置资源，对它的开发利用不需增加任何投入，在不增加工作量的同时又使被闲置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全国10KW的调频台约有1000多个，其中高山台占十分之一。使用副载波技术可以把已有的空中覆盖面利用起来，再把各个基站联网，将形成一个与主信道相同的、覆盖全国的数据广播网；第三、该系统应用范围很广，不仅可以传输个人信息，而且可以传输其他广播方式的任何信息，如新闻信息、股票行情、电子邮件、图片等，而这些信息只是信息源的不同，没有其他传输的技术障碍。

广播在技术方面抢占“制高点”，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外现有的已搭建好的平台，如前文所述的世广卫星广播系统，将自己的节目数字化、国际化、民族化处理之后，利用他人的平台输送出去，这样做较为经济、见效也较迅速；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进行自主开发，建设中国人自己的信息传输平台、传播技术，确立自己的传播技术标准。这样做可以免于受制于人，同时也提高了整个广播的技术准入门槛。

节目方面：整体的低成本战略与节目形态的多样探索

中国现有的1000多家电台，大多为综合电台，广播节目是方方齐全、面面俱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电台改革中同时都遇到了“节目众多听众量小、广告稀少资金短缺”的相同问题。以国家电台中央台为例，现办有8套节目，只有第一套节目覆盖达到70％以上，其余7套节目覆盖狭窄、受众稀少。就是第一套的黄金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最新的受众调研也表明：有效受众不过4000万。8套节目、1000多人办广播换来的是年均1亿多的微量广告收入。显然投入远远大于产出。要改变目前的尴尬现状，广播必须走节目整体的低成本道路，集中有限资金投入有效益的广播节目生产中去。

一、节目整体的低成本战略：广播走“节目整体低成本战略”原于以下原因：

（一）借鉴国外广播发展经验，低成本战略被广泛地实施而且被证明有效、可行。以广播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全美有11000家电台，当电视出现并挑战广播优势地位时，广播及时调整自身发展战略，确定走专业化、特色化道路。从50年代至今，美国广播已摸索出几十种专业化途径，一家电台就以一种专业化节目类型取胜，如本地电台的音乐类型就可分为老式摇滚音乐台、中途音乐台、专辑摇滚台、美国黑人音乐台、西班牙音乐台等，除此之外，还有谈话节目台、全天候新闻台、宗教台等。这些电台大多由10几个人组成，以音乐或谈话节目为主，节目的制作成本很低，且所有的电台都有自己服务的目标受众，以此赢得稳定的广告收入。全美的11000多家电台，1/3是低成本的音乐类型台。这些低成本的电台不但有效地抗衡了电视的冲击，而且广告收入连年增长，年平均增长达到10％。

（二）境外媒体的进入对广播的广告、资金都会构成新一轮围攻，低成本战略可以节约成本，集中有限资金办精品。境外媒体进入必将会部分抢夺广播原有的受众市场、广告来源，使广播原本紧张的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对于广播来讲，要想生存，唯有先“节流”---改变原来遍地开花精办广播的模式，在完成好党的宣传任务的前提下，该收缩战线就收缩，该削减成本就削减。然后再“开源”----将有限资金投入到能产生效益的广播节目中来，以此争夺稳定的受众群与广告量。

（三）节目低成本战略符合受众当前对广播“移动收听”与“伴音”的新需求。随着新媒体的诞生以及旧有的印刷、电视的冲击，人们对广播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收音机越来越成为移动中人们（有学者将之称为“动众”）的收听工具，也越来越被当作“背景”、“伴音”的工具。对于广播，人们更关注的是它能否做到“移动中的清晰收听”和“三心二意状态中的轻松娱乐”。这也是为什么数字音乐广播电台一出道便大受欢迎的缘故。[page_break]

“高质量的收听效果”和“音乐娱乐节目”这两个要素分别从形式与内容方面给现时广播重新定位。大批此类节目的诞生不仅有限降低了广播节目的制作成本，同是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听众的需求，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目前，在节目整体低成本战略方面已有先行者。广东有线广播电视台2001年8月推出了包括“流行音乐频道、钢琴音乐频道、少儿音乐频道、古典音乐频道、背景音乐频道”等5套数字音频广播节目。每套节目播出6小时，24小时循环播出，同时这5套节目也按模拟方式同步广播，听众也可通过调频方式收听。

二、节目形态的多样探索：节目整体的低成本战略说到底是为了腾出资金进行多样化的广播节目形态探索，开发后广播产品。从而达到“以精品节目与境外媒体抗衡，以后广播产品实现多方营利”的最终目的。

前文已述，为了更好地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我们的节目在内容、形式上都要做相应调整，说到形式调整，主要是指将国外的节目形态先期介绍到国内，让人们先熟悉起来，避免因“好奇”产生的盲目迷恋。节目形态的探索一方面就是为了上述原因。再者，就是通过多元节目形态的尝试，精办一些节目，开发后广播市场。比如说，一些经典的节目可以通过音像出版、网上有偿下载收听等方式获得收益。这里举两例进行说明，前者是“交互式多情景广播剧”、后者是“纪实广播”。

（一）“交互式多情景广播剧”:它是基于数字广播基础上的一种新兴广播形态，由英国BBC广播电台最早制作。这部名为“财富”（TheWheelOfFortune）的交互式广播剧已于2001年9月19号和20号同时在BBC属下的3个广播电台播出。其中第三、第四广播电台播出了“财富”的两种版本，而在BBC网站上播出了第三种版本。听从可于广播剧剧情发展过程的若干关键点在3种版本之间进行切换，实现情节交互，由此有效在创作出自己的故事情节。BBC已经计算过，从头到尾有多达900多亿种方式能收听这一广播剧。这个节目一经播出便大受英国听众欢迎。

无疑，像交互式多情景广播剧这样的新型广播节目形态对于中国听众来讲是陌生的、新奇的，类似这样的新型节目形态，对于国内广播来讲，可以先行移植进来，进行中国化改造，在破除人们对境外节目好奇心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了自身的节目形态。

全球化论文篇（7）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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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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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全球化论文篇（8）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全球化论文篇（9）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全球化论文篇（10）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全球化论文篇（11）

美国更是将高科技发展的主旋律贯穿在文化内容中，以两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瞩目的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为例《，阿凡达》集中呈现了当今世界顶尖技术研发的未来前景“，可穿戴计算机”“、军事机器人技术”、“大脑中植入芯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智能系统”、“迅速生物测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部建立在世界先进影像制作技术基础上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绝佳的公众科学素养教材，提高了人们对这些将要投入社会应用的高新科技的认知度。同时，影片也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的态度，在剧情中融入了对科技与人文之间矛盾的思考。如果说《阿凡达》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另一部影片《盗梦空间》则展示了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于人类内在空间的探索，表中所列举的“靶向给药技术”、“影响人类记忆力的药物”等生物、医疗技术是支持影片情节成立的依据，影片结尾将这种对于人类心理空间探索的思考留给了观众，引发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在美国，杰出的作家、导演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会被诸如美国宇航局这样纯粹的科技部门请去当科学传播顾问，依靠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家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艺术界与科技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居于全球第一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也使得美国的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科技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亦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2理解转型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负面结果，它的潜在危险是什么，事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认识不足。农药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会在生物体内残留聚集，最终危及生命，并对环境有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项高科技的应用，要等到它的负效应完全显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去制止它，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政策界已经开始为扭转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国在2000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这一报告强调科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功能，并强调要达成促进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政策转向，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以人为目标”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这一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仅标志着美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和途径。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我国也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与此同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中，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国家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2007年8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一系列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生态文明理念逐渐在全社会的确立。这一转型是在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进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证实：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发展的双刃剑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着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约束绝对理性发展这一双重悖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结合我国将要面对的生态文明转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当通过扬弃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对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1应当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弗里曼认为“：对工业革命最有影响的是科学文化的兴起。英国对待牛顿的态度与意大利对待伽利略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培根（1605）早在17世纪初就提出实施一种科学、探险、发明与技术的综合性政策。在英国，科学、文化和技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契合，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地将科学，包括牛顿式机械学，应用于各种新工具、机器、运河、桥梁等的发明与设计中。”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这四个亚系统的积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这四个社会亚系统的契合也扩大到政治亚系统之中，而它又促进了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些亚系统之间保持契合才导致了中国在维持其世界技术领先地位方面的失败。”“由于在心灵深处觉得企业命运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于是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望，诸如在经营管理上的不负责任、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违背技术规律的决策等弊端，其深层原因往往由此而来。”虽然，人们接受新观念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一旦树立了创新的意识，这些新观念就会对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鼓励创新者以一种执着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品质最终实现创新。文化的创新、演化与变革，是借助一个有生命力的构架模式来取代传统构架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科技创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维持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体现出较传统文化模式更为明显的进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的存在基础。

3.2重视先进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领作用。

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一定社会的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模式的建构。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是对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反映，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更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文化不仅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