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大全11篇

时间：2024-01-03 16:52:18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1）

步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在“环境立国”战略和“低碳社会行动”的指引推动下，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不仅在低碳节能技术领域保持优势甚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而且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

2004年，日本环境省设立了全球环境研究基金，着手制定“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研究计划，集中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力量研究日本走向2050年低碳社会的发展情景、路线图和具体对策。此后的2007年，日本确立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以建设“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为途径，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促进了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向可持续、节能、注重质量的环保社会转变。

2008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上升作为国家战略，把环境与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作为构建低碳社会的核心和基础。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碳交易制度、征收环境税、提高太阳能发电普及率、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注制度、开展环境示范城市活动以及通过设立“凉爽地球日”提高国民的温室气体减排意识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同年，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公布了“低碳技术计划”，明确了到2050年日本能源创新技术发展路线图，即重点发展高效天然气火力发电、高效燃煤发电技术、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封存技术、新型太阳能发电、先进道路交通系统、燃料电池汽车、生物质能替代燃料、节能型住宅建筑、固定式燃料电池、氢的生成和储运技术等21项创新技术，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的技术战略以及环境和能源技术创新的促进措施。

配套完备的法律体系

早在上世纪末，日本就先后颁布了《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实施令》、《日本电力事业者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日本电力事业者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和《独立行政法入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法》。完备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不仅显示了日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姿态，也为其建设低碳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日本通过了全球第一部旨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法律：《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依法应对气候变化率先提供范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配套完善，构建起了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在这之后的1999年，日本又制定出《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实施细则》，阐释了温室气体的种类，具体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算定方法、排放量报告、分配数量账户簿等制度，对使用煤炭、汽油、天然气等燃料征收碳税，以此控制企业和家庭的燃料消耗和一氧化碳排放。

除此之外，日本针对环保教育特别制定了《环境教育法》，不仅为加深对环保的理解而进行的教育及学习创造了条件、完善了途径，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企业共同参与环保的热情和能力。

多方携手的合作机制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在日本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国民应对温室气体的基本职责。从1997年起，日本政府就成立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全球变暖对策本部”，副本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环境大臣及经济产业大臣担任。在环境和气象部门设立“气候科”、“气候变化对策室”，各都道府县设立“气候应对措施室”、“气候变暖情报中心”等，从而建立起了完备的政府应对组织体系。

如今，日本环境省支持协助民间建立起了“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而都道府县则协助当地民间建立起“区域中心”、聘请“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协议会”等合作网络。“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主要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举行针对气候变暖现状和对策的普及教育活动，支持区域中心的工作，对推动气候变暖的团体予以支持，开展应对气候变暖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查研究。而“区域中心”就主要在指定区域进行针对气候变暖现状和对策的普及教育活动，支持相关团体从事应对气候变暖活动，接受居民的咨询，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的职责则是要加深居民对防止气候变暖问题的理解，对居民进行减排指导和建议，为参与相关活动的居民提供信息和合作，加强政府机构和自治组织在实施应对气候变暖措施方面进行合作。最后“区域协会”主要是搭建平台，让自治组织、区域中心、推进员、企业、居民和其他活动团体就防止气候变暖的话题及措施进行协商和谈论，以取得一致。

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系

在日本，将应对气候变化从国家战略拓展到基层并最终成为全民意识和行动的不是政府而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NPO组织，包括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防止地球变暖活动区域中心、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和区域协议会等。这些组织以专业人士、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为主，他们受国家认定，并独立于政府、企业及民众之外，专门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公众参与事务，一方面从政府获取经费支持，为政府和地方制定相关对策计划，开展教育和普及活动，同时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其他组织的委托开展应对气候专项活动。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2）

《小康》:近年来,极端、反常的气候事件在全球频繁发生,请问原因何在?

莫里斯:与正常气候情况不同,并且能够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气候现象就可以称为极端天气,比如干旱、暴雨、飓风等。自然本身的变化是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干预自然变化,以致极端气候事件出现得更为频繁。除导致环境污染的各种工业活动外,地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也是破坏生态环境,进而引发极端气候事件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人口要比以往多得多,大量的人口对自然资源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同时也给自然和气候系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伤害,我们甚至可以把极端气候视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小康》: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再次提醒人们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但就在同月,欧洲经历了严重雪灾;2010年初,中国很多地方春季的气温也明显低于往年。就这些事实而言,全球气候究竟是在变暖还是变冷?

莫里斯:气候变化是始终存在的事实,这样的变化使得地球生命周期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这段时间里,地球气候总体是在变暖。但在短期内也会出现与总体趋势不符的紊乱现象,比如今年北京的春天就比较冷,有人会因此认为地球并没有变暖。但是,如果持续观察南、北极、高山和大海,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上的冰川正在持续融化,海平面因此在不断上升,而且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由此可以认定,全球气候正在整体变暖。

事实上,全球变暖已经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世界上有很多人生活在沿海低海拔地区和小岛屿上。未来,这些地方很可能会被上涨的海水淹没,那里的居民将不得不迁移到大陆上海拔更高的地区。当高山冰雪加速融化时,生活在高山附近的人们最初将遭遇水灾,雪水流尽之后便是干旱。所以,如果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事实没有明确认识,而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今后的日子对于人类而言将越来越严酷。

《小康》:对于后果如此严重的气候变化,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

莫里斯:试图改变地球气候变化本身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停止加剧这种变化的破坏活动,并且减少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人团结合作,从而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遏制环境污染达成共识和全球行动协议。就目前正在加速的全球变暖现象而言,发达国家无疑应负主要责任,然而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源头之一,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所以,尽管发达国家对问题的形成负有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责任。发达国家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所谓的全球协议,特别是不能没有中国;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积极行动,那么气候灾难也会加速到来,届时,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首当其冲。

举例来说,荷兰大部分领土的海拔都低于海平面,但是这个国家很富有,荷兰人可以建设拦海大坝,以此抵御海水侵袭。不过马尔代夫、图瓦卢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却无法支付这样的建设费用,所以在全球变暖、海水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最先沉入海底的可能是这些国家,而不是荷兰。

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如果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入抑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防范气候灾难,那么发达国家就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特别援助。

《小康》:您对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有何评价?

莫里斯:我认为1972年是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我是会议的总干事,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派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当时向中国官员表达了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建议,那次会议之后,总理曾经表示,环境保护对中国非常重要,并且专门指派了一位参会官员筹建中国的环保机构。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3）

1低碳经济概念的界定及提出的背景

1.1低碳经济概念的界定

低碳经济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对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有控制而推行的低碳经济，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观点称为“方法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这种观点称为“形态论”。第三种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进步，低碳经济实质上是对现代经济运行的圣克反思，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这种观点称为“革命论”。

1.2低碳经济的提出背景

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并对大自然进行肆意掠夺，导致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不得不让全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有一天，冰川没有棱角、四季不分明、天地混沌、高速公路断裂、建筑倒塌、国家淹没、疾病肆虐、万种生灵化为须由，这些可能将不只是在《2012》这部电影中描述的场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climate change 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温室气体以当前的或高于当前的速率排放将会引起21世纪进一步变暖并会诱发全球气候系统中的许多变化。预计未来20年将以每1年大约升高0.2℃的速度变暖即所有温室气体和气温胶的浓度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不变也会以每10年大约0.1℃的速度进一步变暖，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广泛影响。气象观测发现全球气候变暖，过去几十年北极永久海冰在减少，冰川和冻土在溶化。2006年，世界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150毫米而2005年这个数字仅为50毫米。根据国际极地年组织委员会2010年2月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全球变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南极地区，地球南部海洋的海水温度更高了，浮冰的企鹅即将没有立足之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阿基姆.斯坦纳说,冰川消融是全球气候变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南太平洋上的美丽岛国图瓦卢很可能成为首个“沉没”的国家，从1993年至今得18年间,图瓦卢附近的海平面总共上升了91.2mm。按照这个数据推算，50年之后，海平面将上升376毫米图瓦卢至少有60%的国土彻底沉入海中，这对图瓦卢意味着灭亡，因为涨潮的图瓦卢将不再有任何一块土地露出海面上。由于气温的上升坐落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马尔代夫的消亡时间也屈指可数，2009年10月马尔代夫内阁召开首次“水下内阁会议”并签署了一份“SOS”(紧急求救) 文件，凸现了全球变暖这个世界性的课题，以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预计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1990年上升1.4-5.8摄氏度，全球平均海平面将比1990年上升9-88毫米杂志铺。如果海平面升高100毫米，中国沿海将有12万平方公里被淹没，7000万人口需要内迁；孟加拉将缩小12%；印度尼西亚则高达40%；美国将有48各州6.5万平方公里被淹没；当今世界引以为傲的标志，圣彼得堡、悉尼歌剧院、华尔街、硅谷都将不复存在……

为了拯救“病重”的地球母亲，也为了人类的自我救赎，各国政府实行各项政策来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篇文章中，英国首先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气候变化对英国造成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空前重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协议》都体现了每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6月，中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四项建议，“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胡锦涛主席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2010年9月全球气候变暖，温家宝在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课题，应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各国都努力的发展低碳经济，认为节能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应承担的绿色使命。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同样也决定我国能否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

2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

2.1“公地悲剧”理论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哈定在1968年提出，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的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纠其原因就在于“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如果这块牧场是私人所有，那么牧地的所有者可以购买恰当数量的牛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地悲剧可以与现代的低碳经济联系到一起。现在我们做两种假设，第一种，环境由私人所有，按照这样的假设，某人将拥有环境的所有权并可以决定可以排放多少废气量。第二种假设是环境共同拥有，排放废弃物不受到任何限制。以二氧化碳为例，计算其排放量：Q=（E*A-B）*R*44/12其中Q―二氧化碳排放量（t）；E―能源消费总量（MJ）； A―单位能源含碳量（t-c/MJ）；B―固碳量（t）；R―氧化率。假设A、B、R的值是固定不变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与能源消费总量存在正相关关系，E大时，Q值就大；E小时，Q值就小。当环境由某人所有时，他就能限制能源的消费总量，那么，这确实可能导致二氧化碳排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所有者可以消耗恰当的能源来保证经济的发展。但当“环境”是共同所有，那么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消耗大量能源，最终也只能以悲剧结束。

2.2低碳重复博弈理论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承担减排责任

不承担减排责任

承担减排责任

10，10

1，8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4）

为了体现归还学生学习自，我把整个班级四十五名学生分成了六组，把课桌都拉开分组，这样便于学生讨论问题。对于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就可以完全放开，让学生自由发挥，各抒己见。

构思二

教研员有意回避正常的教学进度，本节课是跳过多个章节的，学生没有相关的气候知识，在此需要补充一下天气与气候的区别，我出示了一张照片，请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它拍摄的时间大约是哪一年。

学生有说今年，有人主张是去年，还有人猜测大约很久了，最后居然有学生说拍摄信息看不出来，我对这位学生当堂赞扬了一番，并且全班同学都为他鼓掌。这张照片确实看不出是哪一年拍摄的，今年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明年也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这就体现了气候是稳定的。

天气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区别：

天气变化：短时间，指晴、阴、雨、雪等变化。

气候变化：长时间，用气温、降水量、风等要素的变化来度量。

构思三

课堂用《后天》导入，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描述全球暖化和全球寒冷化后所带来的灾难。该片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年度科幻巨片，投资达1.25亿美元。

美国气候学家杰克（丹尼斯·奎德Dennis Quaid饰）认为，温室效应正在引发地球的大灾难，北极冰川的融化，会让地球回到冰河世纪那样的劫难。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一切都已经太晚：飓风、冰雹、洪水、冰山融化、极度严寒，一系列的地球巨变引发了一场不可挽救的灾难。本节课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既有变冷又有变暖，这样导入新课是比较贴切的，一下子把学生引入了课堂氛围之中。

构思四

同学们分组进行不同角色的扮演活动，站在扮演角度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1.未来的环保保护者

2.未来的科学家

3.未来的政府首脑

4.未来的联合国的官员

虽然只是扮演活动，学生还是比较认真的，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并锻炼表达能力。

构思五

课堂总结是前后呼应，前面讲述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原因：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数量的增加

人类大量燃烧矿物燃料——排放多

植被的大量破坏——吸收少

在归纳措施时要针对相应的原因：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采用新能源

提高能源利用率等

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

植树造林

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分析归纳能力，逐渐形成一种解题思路。

构思六

课堂中固定答题思路：

问原因——自然原因，人为原因

例如：气候变暖的原因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

问影响——有利影响，不利影响

例如：气候变暖的影响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有利影响有：

由于全球变暖，原来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出来，一些格陵兰人开始种植一些蔬菜，这对于长期依赖进口的格陵兰而言是个惊人的变化。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导致植物光合作用加强，植物的生产率也将会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这一效应对小麦、大豆、水稻等农作物尤为明显。

构思七

我上课的时间是2011年12月9日，课堂中要学以致用，引入今日将要闭幕的德班气候大会。

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

时间：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9日；

地点：南非港口城市德班；

主要议题：1.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

2.明确非公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承诺；

3.落实有关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安排；

4.细化《坎昆协议》中有关“三合”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

知识链接：1.全球变暖的原因、温室效应的原理。

2.全球变暖的影响。

3.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

4.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

讨论思考：

1.下列气体中不属于温室气体的是（）

A.甲烷 B.氟氯烃 C.二氧化碳 D.氧气

2.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正确的是（）

A.将改变植物群落的结构

B.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C.物种不易患病，抗虫害的能力提高

D.植物的生产率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3.由于温室效应，全球气候有变暖的趋势，到那时，我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A.1月0℃等温线将移到秦岭—淮河以南

B.东北山区河流春季水量比现在大

C.珠穆朗玛峰的永久性积雪冰川界线将下移

D.台湾岛的面积将比现在大

4.中国为遏制全球变暖做着不懈努力，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淘汰低能耗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不包括哪一工业部门（）

A.炼钢产能 B.水泥产能 C.建筑产能 D.造纸产能

构思八

课后探究：

“试一试，你能行”——根据你的兴趣、知识积累选择某一课题作为探究方向，写出产生后果的因果链。

口气候变化与农业

口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

口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口气候变化与水资源

口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

口自己拟订研究方向

构思九

学习反思

1.走出误区：

误区一，认为全球变暖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误区二，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误区三，认为全球变暖百害而无一利；

误区四，认为面对全球变暖，人类只能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5）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期12天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正在举行。将于11月17日闭幕的这一会议曾被普遍认为对启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具有重要意义，却被之前另一份更具爆炸性的报告抢走了风头。

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周，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

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在接受《财经》的书面专访时，斯特恩用“迷人而又复杂”（fascinating and complex）来形容全球变暖这一话题。

他或许早就清楚，这份报告仅是一个新话题的开始，关于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温室气体”功过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于冷暖阴晴这些变化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既不高又不低，且没有急剧的变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生命温床”。殊不知，在很多其它行星上，动辄数百度的变化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问题是，地球是如何保持这样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的？

到19世纪，科学家已经逐步揭开了其谜团：最终的热源实际上来自太阳，阳光照射在地球上，部分被反射回太空中，有部分被空气和地球表面吸收，从而使得地球变得温暖。

同时，地球也会把自身的热量以长波（红外）的形式向外辐射。不过，这些辐射并不会全部返回到太空中。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氮氧化物等气体会吸收这些长波辐射，从而把地球包裹得像温室一样温暖。这些气体，统称为“温室气体”。

感谢这些温室气体，如果没有它，也许整个地球都会变成比西伯利亚还冰冷的荒原。但问题是，一旦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太高、气温上升到一定程度，也许会彻底改变现有的气候系统，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甚至毁灭性打击。

第一个这样的警告，或许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表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5－6摄氏度。

自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上。转折性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决定建立“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以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及对策进行评估。

1990年，IPCC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此后的1995年和200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评估报告相继。预计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2007年正式。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主流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的趋势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现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来的最高点。

预测气候这种复杂系统的变化规律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能源利用以及土地利用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一个明晰的信号是：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百万分之二百八十，且长期保持稳定；而在过去200年内，却增加到了百万分之四百三十，增长幅度超过50％。

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他的这份报告已经考虑到了一些科学上的最新证据；在完成报告的过程中，他也一直与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预测中心）、IPCC的气候专家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对于这种说法，不少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给予了认同。“这份报告从科学角度是严谨的，它包含了世界多个组织的重要发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气象学专家冯又嫦教授（Inez Fung）对《财经》强调。

经济影响之争

不过，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凝聚了20多位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仍然充满争议性。

报告称，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为气候变暖而损失5％－20％的GDP。11月2日出版的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为单位的全球变暖影响估价”。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斯特恩表示，这只是基于长时间、世界多个地区以及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景的一个平均比例。但是，高达20％的GDP损失可能性，仍然使得不少人感觉受到了“惊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就认为，在评估全球变暖对水供应、农业、健康以及保险等的影响时，实际上斯特恩只选择了最为悲观的研究结论。此外，在评估海水上升的影响时，也忽视了防波堤等设施所起的保护作用。

“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但其中却包含了太多的假设。”他委婉地批评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表示，在经济学中，估价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全球变暖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引起争议是很自然的事情。

报告还宣称，如果人类希望把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450－550的水平，也就是说，确保气候变化不超过人类之前的经验（即温度变化不超过5－6度，这也是人类走过冰期迄今经历过的最大温差变化），那么每年所需要的投资，只占到全球GDP的1％。

这显然不是一笔过分奢侈的投资。斯特恩对《财经》表示，这样一笔支出根本不足以中断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剧烈变化。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数字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斯特恩在高估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同时，又人为低估了从目前的经济体系过渡到“低碳（排放）经济”的成本。

根据《京都议定书》，仅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1990年下降5.2％的目标。但从实际进展看，加拿大、日本以及欧盟一些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都有相当难度，何况到2050年要达到削减60％－80％的额度。

一些经济学家、能源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就指出，目前全球接近九成的能源供应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要实现整体转型，其成本可以想像。

中国面临更大挑战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江家驷表示，斯特恩报告虽然只是“系列警报”中最新的一次，但“中国过分重视能源问题，相对忽略气候问题”的取向，确实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都发出了类似警告。

在目前《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中国企业及政府还可以从碳交易中获得一些收入。

但在“斯特恩报告”之后，一种担心是――气候问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成为新的“国际性工具”，中国必须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斯特恩报告，是直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委托完成的。舆论普遍认为，布朗很有可能明年接任首相职务；届时，英国可能会在欧盟提出更加激进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建议。而随着共和党在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遭到挫折，一直对气候变化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态度也有望出现松动，从而加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合唱”中。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报告，预计到2009年，中国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接近政府决策层的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至少在2050年之前，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都不会倾向于接受硬性的排放限额。但是，中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斯特恩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指出，要把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五百五十，不仅发达国家要作出大幅削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使得2050年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超过四分之一。

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中国的人均碳（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但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如果不做大的结构调整，中国人均碳排放突破世界平均水平并不遥远。

11月10日，正在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就表示，将来的WTO谈判中，可能会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比如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征收更低的关税等。而这些一旦付诸实施，显然，会使得正在经受“绿色壁垒”困扰的众多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政策、制度、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挑战，也是可想而知的。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更缺乏足够的技术来完成这种转型。他呼吁建立类似于“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这样的机制，来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良好的支持。

1987年，旨在削减臭氧层消耗物质用量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签署；三年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产品替代。截止到今年4月，发达国家等对这个基金的投入已经超过20亿美元；在全部189个缔约国中，有143个已经达到了排放削减目标。

目前，已经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建议设立类似的基金会，由美国、澳大利亚等人均碳排放大国出资，通过基金的形式来购买其“超额额度”。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6）

从1977年的国际气候大会开始，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逐渐走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与此同时得到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其承载和自净能力有限，各排放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收入，而不顾由此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环境容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任其发展，将最终导致大气环境容量的崩溃，再现“公地悲剧”。

目前，将负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庇古税，一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庇古认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只纳入私人成本，仅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忽略了自己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得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建议政府通过对产生负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征税，增加企业所产生的私人成本直至等同于社会成本，将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按照科斯的理论，当大气环境容量的产权明晰并可转让之后，排放者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来获得其使用权，从而其稀缺性价格会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此时，排放者的私人边际成本因为已加上使用大气环境容量的边际成本而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得以内部化。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有实力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减排的主体因可以通过出售多余减排单位来获利，会更有动力进行超额减排；而不具备实力的主体可以通过交易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社会减排总成本的降低。因此，依照科斯产权理论所构建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消除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负外部性、促进减排的选择。

为了应对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的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生效。另外，为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量化目标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5.2％。《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它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像金融产品一样进行交易，从而催生了全球碳市场。碳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等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当全球变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碳金融成为世界金融的一种潮流时，我们国家也正赶在这条路上。但从“气候门”事件爆发后，我们更需要谨慎地思考碳金融发展的源头的真实性、碳金融工具的可靠性以及碳金融背后的政治博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对碳金融发展进行探讨。

1 碳金融发展基础的真实性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评估报告，全球每个角落都在为迎接一场大自然向人类的挑战而疲于奔走，然而人们似乎从未质疑过这媒体广泛宣传的所谓人类浩劫。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一周，几位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电邮往来被曝光，揭开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变暖”科学欺诈丑闻：被抓住的人是供职于英国东安吉里亚大学的气候研究所（CRU）的科学家。无法辩驳的事情真相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顶级科学家们刻意伪造数据和制造科学欺诈的行为!他们就是拿着经过修改后的数据，大言不惭地宣布，人类驾驶汽车和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造成巨大的气候灾难!

郎咸平曾撰文批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对数据图形的错误解读。如下页图所示，戈尔由此图得出的结论是，二氧化碳与全球气温曲线形状吻合，正是二氧化碳推高了全球气温的上扬。但他的结论与图中柱状部分的800年所反映的事实是矛盾的。在这800年期间，二氧化碳浓度在上升，而气温是在下降的，气温先达到了峰值后二氧化碳浓度的峰值才出现。这就恰好说明，正是气温的变化使得二氧化碳发生了同向变化，是气温上升决定了二氧化碳的上升，而非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而致使全球气温上扬。

24万年前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关系图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伊安普利莫尔这样说过，二氧化碳是植物不可缺少的养料，而且气候变化是持续的自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太阳活动决定，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大。

我国也有学者质疑全球变暖的论断，如汪建君就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他的观点，他指出：“由人类造成的碳排放每年最新的估计是8.6Gt，人类每年增加1%左右的碳排放。大气含碳总量为780Gt，表层海洋含碳总量为1000Gt，植被土壤等含碳为2000Gt，地壳和深海含碳38000Gt。海洋和大气每年交换90Gt碳，植被和大气每年交换100Gt碳，海洋生物和海洋之间交换50Gt碳，表层海洋和深海及地壳交换碳40Gt。海洋和大气每年交换的碳即相当于人类活动产生的CO2的10倍左右。”同时他又认为：“CO2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其可以吸收一定波段的红外辐射，从而导致地球温度上升，这是温室气体最为重要的特性。但H2O实际上才是空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H2O的红外吸收波段是CO2的3倍，空气中水的含量是CO2的33倍左右，其温室效应是CO2的100倍。沙漠是水蒸气温室效应的实例说明，由于沙漠上空水蒸气含量极低，不能有效保留白天的热量，昼夜温差巨大。”也就是说，二氧化碳在大气的比例不过是0.03%，同时由于人类活动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仅是生态系统碳排放的极小部分，将全球变暖归结于人类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实在是言过其实。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分析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在四次评估报告中都过分强调了人为因素，实际上，对于气候的研究要考虑多种自然因素。赵宗慈认为，人为因素仅会让中国平均温度上升0.5摄氏度，但自然因素却将使得中国在2020—2030年之间的平均温度下降0.8摄氏度，也就是说中国的气候将会越来越冷。而更多的科学家则认为，影响地球气候的因素比较复杂，目前断言说地球正在变暖或变冷，都为时过早。

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告诉我们，低碳问题存在着巨大争议。随着“气候门”事件的爆发，联合国IPCC的科学家私自篡改数据以迎合全球变暖的事实令全世界震惊。国内的许多学者也相继表示：全球变暖存在巨大争议，低碳不等于环保!

2 碳币的可行性

碳币是指实际碳减排量高于所分配的碳减排指标的“超额减排量”，基于《京都议会书》的三种机制，它能在国际市场上交易，这个超额减排量相当于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也即发行了一种碳货币。显然，碳币跟分配到的碳减排指标息息相关。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显然处于弱势。我国学者丁仲礼等人在《中国科学》发表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一文中对IPCC，UNDP和OECD等7个全球CO2减排方案做了模拟，其研究结果是：在分配2006—2050年各国排放权时，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此外，碳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只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将被创造与衍生成更多的金融产品，而最终具有货币的职能。但是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而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这种信用关系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3 碳金融的政治意图

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金融工具是把双刃剑，能促进资产的流动，亦能加速风险在全球的传递。在碳金融发展的源头可能是个童话的基础上，过分地迷信通过市场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似乎不是个谨慎之举，令人担心的是这可能从头开始就是个陷阱——西方国家以低碳经济为手段，制定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减排标准，并以此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主导权和经济优势，压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2009年12月的全球气候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做了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但是我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为减排而减排的陷阱。近期网上热议的两个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河北安平县为达节能减排的目标拉闸限电。安平县2010年节能指标下降6.6%，但前六个月只完成0.9%的任务量。在市政府的指标要求下，当地计划从2010年9月3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这个措施不仅居民家受到影响，就连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二是河南林州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在全年最寒冷的三九时节，河南省林州市停止了集中供暖，从2010年1月5日至12日，已经停暖6天。林州市长热线回复市民：今年冬天将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如果我们的减排承诺是通过牺牲民生兑现的，那么这种守信的意义何在呢？

当然，环境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对碳交易与碳金融的冷思考并不是反对走低碳经济道路。只是想再次强调：任何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不是承诺，也不是国际压力。立足于我国国情，治理我们的环境、调整我们的发展结构，让碳金融热去吧!

参考文献

［1］刘颖，郭江涛，王鹏.碳预算方案:低碳经济与碳币论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0（1）.

［2］管清友.碳交易与货币主导权［J］.西部论丛，2009（10）.

［3］李谭.CDM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22）.

［4］曾刚，万志宏.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问题与前景［J］.环球金融，2009（10）.

［5］郑良芳.对发展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的研究［J］.现代金融，2010（10）.

［6］唐绪兵.赤道原则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与低碳金融的影响与启示［J］.企业经济，2010（10）.

［7］邹亚生.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碳金融发展之路［J］.中国金融，2010（4）.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7）

本文旨在归纳总结目前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并提出相关建议。气候系统涵盖很多方面，本报告重点关注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暖相关的七个问题。

1七个问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1.1对全球变暖的认识：气候确实在变暖，但为什么又出现了停滞

（1）确定性认识。过去百年全球气候确实在变暖，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约0.74±0.18 ℃，近50年的变暖率几乎是近百年的2倍。陆地的变暖速度快于海洋，全球增温最大地区位于北半球高纬地区[1]（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尽管过去百年气候一直在变暖，但是过去十多年变暖出现了“停滞”现象[2-3]，自1998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没有明显上升。针对过去十多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而大气增温“停滞”的现象，有研究认为，除温室效应外的其他因素可能发挥了较大作用，有三种观点：①自然因素（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ENSO、太阳辐射、火山活动）造成的冷却抵消了温室效应加剧造成的变暖[4-6]，②深海吸收了多余的热量[7-13]，③大西洋多年代振荡（AMO）的影响[14]。也有人认为后两个因素不是独立的，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造成了AMO，同时也影响了深海的热量吸收。气候变暖“停滞”

是否会继续？气候变暖会不会加速进行？这些疑问对当前全球变暖的认识提出了挑战（见表1，表2）。

1.2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认识：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快速升高是确定的，但未来如何变化有不确定性

（1）确定性认识。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升高。在多种温室气体中，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280 ppm（ppm表示“百万分之一”浓度），增加到了目前的400 ppm，增加了40%。

大气中甲烷（CH4）浓度在2005年约为1 774 ppb（ppb表示“十亿分之一”浓度），是工业化前浓度的两倍以上。大气中氧化亚氮（N2O）浓度在2005年为319 ppb，大约比工业化前高18%（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一方面，除CO2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如，地质时期埋藏的甲烷）可能会对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产生潜在的很大影响。过去人们只考虑燃烧煤、石油、天然气以及生产水泥、砍伐森林排放到大气中的CO2，而不太了解其他一些隐藏的气体也会严重影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可能使几百万年来埋藏在永冻土中的甲烷重新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增加了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不确定性[15-23]（见表1，表2）。

甲烷是一种温室效应很强的温室气体，它是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由于热力及微生物分解形成的，从最开始的岩石中流出来成层地，或在结构中积累，或者在高压低温下作为气体水合物存在于次表层像冰一样固体中[24]。北极永冻土及冰川形成一个“冰雪帽”，储藏了大量的从烃库渗透出来的甲烷，阻止其注入大气中。最新研究表明，北极地质甲烷库储藏了12亿t碳，远超过大气中甲烷含量（仅500万t）[16]。只要这些被埋藏在地下的甲烷有很小一部分逃逸出来，就会对气候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大气温室气体增加速率在近20年趋向缓慢，显著低于人类排放的增加速率。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人类活动排放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这期间存留在大气中碳的年增量却没有明显的增加[25]。可能的解释是这期间陆地生物和海洋可能吸收了更多的碳（碳汇增强）。但是观测数据却显示陆地及海洋的碳汇均在减弱。因此，目前已知的碳源与碳汇不能达到平衡。

1.3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与气温上升的关系（气候敏感度）的认识：在现代大气CO2浓度加倍会导致全球平均增温约3.0 ℃，但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气候敏感度是不确定的

气候敏感度是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暖的度量标尺。一般采用平衡气候敏感度，指平衡条件下大气CO2浓度相对于工业化前加倍时全球平均温度的响应。一般认为大气中CO2浓度在工业化前为280 ppm，因此开始多取560 ppm为CO2浓度的加倍值，后来多采用600 ppm，约相当于对1900年CO2值的加倍。

（1）确定性认识。一般认为大气中CO2浓度加倍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上升3.0±1.5 ℃。气候敏感度的值最初由Charney于1979年首先提出，认为3±1.5 ℃或者1.5-4.5 ℃[26]。之后大多数研究对于敏感度的估计范围都接近Charney的估计范围。IPCC 第一、二、三次评估报告均采用了这个估计值，第四次评估报告略微调整了下限范围，采用2.0-4.5 ℃[27]（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短时间尺度（近百年）估算的气候敏感度并不适于估算更长时间尺度（万年）的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估计现代气候敏感度时，主要考虑了各种大气过程的相互作用，而未考虑气候系统中其他一些可能的变化，如大陆冰盖、深层海洋、植被、大气成分等的变化。目前对气候敏感度的估计是建立在假定这些成分无明显变化的基础上，但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万年以上），这种假定可能不成立。一些研究表明，长时间尺度的气候系统敏感度可能比现代的估计值高50%（气温骤升或骤降）[28-29]。比如，在冰期-间冰期旋回中气候敏感度可能达到6 ℃[30]。因此，在研究气候敏感度时可能需要增加考虑一些地球子系统的显著变化，如格陵兰冰盖融化（见表1，表2）。

1.4对于气候模式的认识：它能够很好地模拟出近百年的气候变暖趋势，但模式只能表征地球系统的部分特征

（1）确定性认识。气候模式是用数学方程式表现地球气候系统各个圈层相互作用和反馈的主要过程，对人们理解气候系统的演变机理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预测未来的气候需要考虑整个地球系统，所以气候模式也从大气-海洋耦合模式发展为地球系统模式，增加考虑了地球系统的更多因素，以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目前的气候模式可以模拟出近百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趋势，且模拟的气候变暖量级接近实际观测值。模式中如果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主要是温室效应增加）及自然因素，可以很好地模拟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而如果只考虑自然因素，则很难模拟出1980年以来的气候变暖趋势。这也证明了温室效应加剧对现代气候变暖起主要作用（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气候模式不能充分描述地球系统的变化，只能表征部分特征。目前气候模式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对自然因素的变化不能很好地模拟，如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的影响；②对海洋的过程不能很好地模拟，如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均会产生全球尺度的气候振荡；③模式对于气候突变的模拟能力差，目前的模式不能很好地模拟出气候史上的气候突变事件，如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溃等。因此，气候模式尚不能充分描述地球系统的变化，只能表征部分特征（见表1，表2）。

1.5对于气候预估的认识：根据排放情景预估本世纪气候继续变暖，但还将变暖多少不确定

（1）确定性认识。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情景预估，21世纪气候将继续变暖。通过假定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方案（高排放、中等排放、低排放等），利用气候模式预估的21世纪气温将继续升高。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了预估范围，认为全球平均温度到2100年相对于1980-1999年平均有可能上升1.1-6.4 ℃，1.1 ℃是最低排放情景的下限，6.4 ℃是最高排放情景的上限（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来自三个方面：①未来排放方案不确定，各国将采取的排放标准和政策措施不确定；②对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认识不足（太阳活动、火山活动、海洋变化、地球轨道变化等），对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尚无法识别；③气候模式本身具有误差。这些不确定性导致预估的未来气候变暖幅度也不确定（见表1，表2）。

1.6对于2 ℃阈值的认识：它是人类控制升温的一个设想，但是升温幅度何时达

到2 ℃不确定

（1）确定性认识。2 ℃阈值是作为控制大气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温度上升的上限。它最早由欧盟于2005年在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31]，随后IPCC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也分别将其作为温度升高上限的依据，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正式采用2 ℃作为控制温度上升的最高上限，并以协议的形式通过[32]。

将2 ℃阈值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性目标，是由欧洲科学家考虑多种因素后最终确定的一个适中目标，并取得了国际共识。若阈值设置太高（如，3 ℃或4 ℃），则可能起不到约束作用；若阈值设置太低（如，1 ℃或1.5 ℃），则几乎无法实现（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2 ℃阈值是人们的一种设想，未来升温幅度何时超过2 ℃不确定。在各国政策影响下，人类活动或许推迟升温2 ℃的到来，也或许加速它的到来。如果全球实现大幅度温室气体减排，则有可能推迟升温幅度超过2 ℃的时间。此外，由于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可能到某

一年升温幅度超过了2 ℃，但随后又降回2 ℃之下，若干

年后才会稳定地升高2 ℃。因此，未来升温超过2 ℃的时间不确定。研究认为[33]，全球有可能最先达到2 ℃升温幅度的地区位于亚洲北部、北非到中东，亚洲其余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也将较早达到；南半球则由于大洋的热力惯性，可能是全球最晚达到2 ℃升温幅度的地区（见表1，表2）。

1.7对于地球系统临界点的认识：地球系统已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但何时达到临界点不确定

在一定条件下，当地球系统的一个临界成员的变化达

到某个临界值时，这个临界成员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全新的状态（例如全球变暖可能使得北极冰完全消融），这个临界值称为临界点[34]。虽然这种变化可能只限于某个地区，但是其影响尺度往往可以达到千km以上的次大陆尺度，同时影响到半球或全球[35]。

（1）确定性认识。地球系统已存在的临界成员有[36-37]：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同生冻土、海洋甲烷水合物、喜马拉雅冰川、西南极冰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北美西南部干旱、印度夏季风、西非季风、ENSO变化、北半球（北美）森林枯萎、冷水珊瑚礁、北半球（欧亚大陆）森林枯萎、亚马逊雨林枯萎、热带珊瑚礁、南大洋海洋生物碳泵。

这些都是地球系统中最脆弱的环节，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最容易达到临界点。表1给出部分成员的基本状况，包括成员的主要变量、影响参数、临界值、时间尺度及主要影响。例如格陵兰冰盖的主要变量为冰量、影响参数为温度、临界值为3 ℃、时间尺度>300年的时间消融，使全球海平面（SL）高度上升2-7 m。

地球系统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已有很多危险的信号。比如，北极海冰是地球系统中最脆弱的子系统，根据有卫星观测记录（1979年）以来的资料，截至2007年夏季，北极海冰面积显著缩小[38]，仅剩410万km2（9月），比1979-2000年9月平均水平（670万km2）减少了约

40%[39]。又如，海平面自1870年以来已经上升了20 cm，在1993年以来上升速度已达3.4 mm/a，比IPCC 评

估报告的估计（1.9 mm/a）要快80%[1]。关于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各因素的贡献，海水热膨胀在1961-2003年的贡献约为40%，冰川、冰帽、冰盖约为60%[40]（见表1，表2）。

（2）不确定性。临界值属于理论估计，具有不确定性，何时达到临界点也不确定。目前，地球系统的许多成员已发生一些危险的变化，例如冰盖消融、海平面高度上升是确定的。但是这些变化何时达到临界点或发生突变仍不确定。比如，夏季海冰何时完全消融？格陵兰冰盖何时完全融化？甲烷水合物何时释放出甲烷？亚马逊雨林是否被完全砍伐掉？此外，不同成员可能达到临界点的时间尺度有较大差异。例如，季风可能在1-10年之内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可能是可逆的；格陵兰冰盖的完全变化

可能在几百年之后，它的变化可能是不可逆的，即一旦消失，也许很难恢复；还有一些成员（如海洋甲烷水合物及海洋缺氧）其影响的时间尺度在千年以上（见表1，表2）。

2对气候变暖的总体认识

由于以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尚无法完全了解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因此目前对气候变暖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见表2）。

对于气候系统的研究仍需不断深入，以增加更多确定的研究结论、减少不确定的研究范围，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地球系统变化的规律，科学应对确定性的变化，科学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

3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8）

全球变暖不是阴谋论

关于全球变暖的“阴谋论”站不住脚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引发全球关注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的必要性，反面的意见也越来越有舞台。很多阴谋论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说法是夸大的、不真实的，或者认为，至少“全球变暖”不是人为引起的，自然因素才是主要的，“碳减排”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而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曝出的“气候门”、随后曝出的“喜马拉雅冰川门”、“亚马逊森林门”，以及早就引发争议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里的“曲棍球杆门”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不少人相信了“全球变暖”确实是个阴谋――联合国和科学家们在欺骗大众。

然而，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任往往并非建立在对这些“门”有过详细考察的基础上，而仅仅是因为这些“门”迎合他们心底的猜疑。事实上，对于数千人参与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报告，想不出任何差池也是很困难的，科学家们也做不到不犯任何错误。经调查，“气候门”被证实并没有人操纵、隐藏关键数据，虽然确实存在研究不够公开的问题。而“冰川门”、“亚马逊门”都是因为负责撰写IPCC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二工作组错误地引用了NGO组织不靠谱的研究成果，但这整体上并不影响IPCC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至于更早的、被广泛宣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造假”二氧化碳浓度的“曲棍球杆门”，经美国同会、科学院多次重新复核，“曲棍球杆曲线”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门”确实增加了全球民众对“全球变暖”学说的不信任感，这是科学家们的严重失误，但这并不表明“阴谋论”的质疑就是对的。

“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确有争论，支持与反对之比为97％比3％

“阴谋论”且不提，还有一种怀疑主流说法的论调是，“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并不是科学界的共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冒出来各种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就是明证――科学界自己还没定论呢，就向公众推销，太着急了吧?况且，很多人认为，持反面意见的科学家敢于“说真话”，他们的结论才是可信的。

这又是想当然的看法。国际上确实一直存在对“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持不同意意见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与IPCC唱反调的NIPCC组织，来宣扬“并非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该问题仍有争议，不宜下明确的结论。

不过，这个说法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实。支持“人为导致气候变化”学说与反对该学说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国际科学界一直有针对科学家群体关于气候变化看法的调查，例如，自2007年到2011年，这5年内有过5次分别由不同组织发起的调查，几乎每次结果都显示高达95％以上的科学家相信“人为导致全球变暖”，最权威的一次来自美国科学院，多达97％到98％的气候领域科学家支持IPCC关于人类行为引起气候变化的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不到3％，而且绝大多数并非气候领域的权威。

为什么要相信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或许有人说，谁能保证那3％的少数派中没有“爱因斯坦”呢?希特勒不是曾组织过100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吗?谁能保证IPCC的结论必定是正确的，有一天证伪了怎么办?

去年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发表了一封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里面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IPCC的报告并没有说地球会百分之百变暖，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充足，这种可能性正被越来越高地肯定，IPCC称全球变暖的可信性达到了90％，显然，我们应该为这90％的可能性未雨绸缪，而不能对那10％的小概率事件抱以希望。否则一旦全球变暖的形势不可逆转，那到时真的是哭都来不及了。

碳减排这种重大决定，难道不可以质疑吗?

很多人认为，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这种全球重大问题，应该得到质疑。确实，这种问题可以质疑，也应该受到各种诘问和检验，然而这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去质疑。否则光有探索精神、质疑精神，靠着本能和对相关知识的一知半解，就去质疑如此多在该领域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或独立研究出来的相同结论，这除了“勇气”之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可悲的是，因为想有理有据地质疑某个结论需要下很多功夫，而人往往喜欢偷懒，所以很多人包括媒体就选择了既显得万能又显得与众不同的质疑方式――阴谋论。而即便把阴谋论驳斥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还是会说“我就是不信”……而这，正是减排难题最大的群体基础。民主失灵之一：

多数民众无法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到底有多少人选择“我就是不信”?据国外统计，72％的新闻报道怀疑或者否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持这种看法的在近年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4％，这还是在减排先进国家英国的调查。除去各种“门”的恶劣影响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多数民众不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不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在中国、美国都很有市场

与转基因问题一样，在中国，“全球变暖”、“碳减排”往往被一些人描述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用以欺骗中国人。这些人对“气候门”、“冰川门”等都非常感兴趣，但一旦跟他们讲到底什么回事，反而会质问你“什么动机”。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思维受众很广，不过他们都忽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对全球变暖、碳减排也很不感冒。

作为在气候问题上一直“拖后腿”的发达国家，美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西方普遍看法相当不同。不仅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多也对气候问题非常不感冒。例如佩里就称“我认为大量的科学家一直在操纵数据，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项目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罗姆尼原先曾担心人类改变了气候，但最近也立场软化，称“我不知道是否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类似的言论让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批评共和党是个反科学的政党。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美国政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根据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普遍调查，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选民中，只有21％的受访者相信全球变暖(只有35％相信进化论)。虽然美国人大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长期对立，还是蒙蔽了很多人的看法，这与97％的美国气候科学家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与民意并没有太大关系。而由于民主社会做决策必须重视民意，导致了正确的意见被忽视，而错误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依据。

民众对“火烧眉毛”的事更关心

民众不理解碳减排，除去本身知识能力的不足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全球变暖”的后果没有那么迫切。比起核武器实验、核电站泄漏这类看得见的恐怖，“全球变暖”在民众关心的排行榜上自然是要往后排的，甚至不惜实行更迫切的政策来增加碳排放，阻碍全球变暖。

例如，经过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全世界都开始谈废核，前段时间，台湾“大选”电视辩论，马蔡宋三位候选人都在谈“非核家园”，差别无非时间表不同而已，没有人敢说保留核设施。但显然，废除核能至少在短期内是要以消耗更多化石燃料、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作为前提的。但因为这并非“火烧眉毛”，其优先度就得往后退了。殊不知“减排”若减晚了，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更多的人：“反正有空调，谁管窗外事”

前两年，有媒体曾调查“未来十年国家最大挑战”，第七名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与气候问题还不完全一致。显然，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心，远不及对腐败、高房价、贫富不均的关心。全球变暖喊得响亮，但真正关心的人并不够多，还不如中医、转基因等问题来得直白，容易参与，毕竟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气候模型和计算公式，对气候变化的危害缺乏深刻体会。“反正有空调了，气候变热真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吗?”这种心态仍然很有市场。

民主失灵之二：大国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民意基础如此，反映到政府行为上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担忧程度并没有高到大于贫困、和平等别的议题，所以尽管气候大会进行到了第17届，气候问题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决路线，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越来越玩不转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并作为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意思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国际环境义务时，责任不同。具体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有规定额度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减排。这是针对20年前“南北差距”相当大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这也是联合国民主决策机制之下的成果。

然而，20年来，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从占总数的超过60％降到现在的不足50％，而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温室效应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增长的都要快――尤其中国和印度的增速是其他国家的五倍。这样，原先划定的标准就引发争议了。例如，中国目前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就已经与欧洲的部分国家接近，虽然有“历史总排放”一说，但无疑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意看到中国继续享用“有区别的责任”――虽然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单位GDP碳排放将在2020年时比2005年下降45％，但在总排放量上，到时很有可能是09年时的两倍。这对需要承诺减排总量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

气候谈判除了涉及减排义务问题，还涉及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今年气候会议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想要在“钱”的问题上谈妥无疑难度更大。事实上，每次气候会议上，各国均原则上承诺及认可总体协定，但实施中却把本国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显而易见，该模式下的气候谈判进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很可能是越来越有限。

但“对抗逻辑”不可能消失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在气候问题的谈判空间和预期都不断变得恶劣，各谈判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说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权利、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错的，也不能说西方国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承诺具体减排义务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错的。但眼见的事实是，谈判各国给出的条件都越来越苛刻，越来越难达到一致，甚至连减排领头人欧盟都说只有其他国家做得好才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把减排额度从20％提高到30％。所以，中国在谈“法律强制减排”时提出5大条件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公地悲剧”来讲，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会主动牺牲超出自己能承受的代价，去让别人获得利益。尽管这个“公地悲剧”的结果就是，各国的减排量总和达不到哥本哈根会议定下的气温增加控制在2度之内的目标，全球变暖变得不可逆转。

去年年底，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再次为这“公地悲剧”的出现打上了不详的阴影。

而另一面，最近好多科学家认为ICPP预测太保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IPCC设想的最糟糕情况，只是他们计算的中度可能性。

中国代表团对德班会议的看法

引：就本次会议最终的结果而言，中国代表团认为一是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德班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落实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仍需时日。各方在有关2020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在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的政治意愿不足，是影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最主要因素。我们期待发达国家拿出政治诚意，在明年的卡塔尔会议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水平，落实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一步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成果，谈判解决“巴厘路线图”未决的问题，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气候谈判注定是―个悲剧吗?

民主失灵，要用威权主义解决气候问题吗?

有悲观者认为，气候问题已经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和国际民主决策秩序下解决，因为自由主义和

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唯增长论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人类意识不到气候问题到底有多迫切，而轮换制的民主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很多气候问题的关注者都觉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走统一管理这一条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委员会来处理一切问题，用“公地悲剧”的提出者哈代的话来说，由某位“皇帝”来统一分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在“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且不说是否有实现这条道路的可能，威权主义迄今也无法解决本身权力控制的问题，更不用说当今解决环境气候问题较好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国家。

抛开京都议定书、抛开减排义务谈判，或许没那么悲观

但问题也并非一定无解，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姆的研究课题正是“公共资源应该如何保护才更加有效”，她另辟蹊径，通过对阿尔卑斯山牧场和日本公用山林等一系列公共财产管理实例的研究，提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她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民间自发产生的管理模式完全能够担负起管理公共资源的任务，甚至有可能做得更好。

她的理论认为，不必依赖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只要宣传得当和有这方面的需要民间自发完全有可能开展减排。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有34个州制定了各自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Clinaate Initiatives)，还有3个州正在制定当中，只有盛产石油的南方州和几个西部偏远州没有动作。同时，很多新兴发展国家也都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提出了各自的减排计划。尽管这取代不了京都议定书，但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现象。

链接：全球变暖后果

1　气候变得更暖和，冰川消融，海平面将升高，引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失，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沿海地下淡水层，沿海土地盐渍化等，从而造成海岸、河口、海湾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给海岸带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2　水域面积增大。水分蒸发也更多了，雨季延长，水灾变得越来越频繁。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遭受风暴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加大，水库大坝寿命缩短。

3　气温升高可能会使南极半岛和北冰洋的冰雪融化。北极熊和海象渐渐灭绝。

4　许多小岛将会无影无踪。

5　因为还有热力惯性的作用，现有的温室气体还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

6　温度升高，会影响人的生育，的活性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7　原有生态系统的改变。

8　对生产领域的，例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

9　将感染疾病等传染病。病菌通过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厄尔尼诺现象，干旱，洪涝，热浪等)，扩大疫情的流行，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

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我们的呼吁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节约使用每一滴淡水。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多种植树木减慢沙化。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再用一次方便袋。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不要随意扔废旧电池。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每人都爱护花草树木。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您积极宣传保护环境。

食：

一、4月22日地球日吃素一天。(畜牧业消耗大量的谷、豆类，也消耗大量珍贵的水；为了放牧牛羊及饲养猪鸡，牺牲原始森林，造成温室效应。

二、少吃(在家烹煮、外食分量恰到好处，吃不完打包回家)

三、拒用保丽龙，并要求自助餐店或coffee shop使用纸杯(保丽龙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同时破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喝咖啡的保丽龙杯子、自助餐盘子，几百年后还是垃圾，继续污染环境)。

四、拒绝购买高山茶、高冷蔬菜(高山茶、高冷蔬菜让台湾的森林消失、破坏山地水土保持，无法发挥储存水分的功能，又大量使用农药与肥料，污染水源与水库的生态)。

衣：

一、认识衣料来源：1.选购纯棉、全麻等自然材质(有机性的)，才可回收再生。2.依洗标来购衣及保养衣服，以延长衣服的寿命。

二、需求量的决定，依洗衣的次数、家中的容量、生活方式、经济状况等四要素来决定购衣频率，尽量控制好，不要超量(重质不重量)。

三、旧衣新穿要诀：

1.自我的认知：体态、肤色、生活型态的考量。

2.找出流行的重点：如长短、色调等，一般以简单、好的剪裁(立体裁剪)最能表现出人与素材的互动关系。

3.配件因体积小、变化多、效果佳、收藏较易，如同巾、别针、皮带，少量的衣服即可靠配件来凸显穿衣艺术的效果。

住：

一、多用二手家具(无论买房子、租房子，多利用二手家具，既可回收再利用、节省资源，若能在办公室、社区、网路举办定期二手旧货交换的跳蚤市场，既环保，又可互助，增进人际间的情谊)。

二、多用植栽绿化来做居家布置(居家勿做过度性的装潢布置，应以简单、天然为原则。居家布置不必要人造的材料，不妨多用生态性的自然材料。多种花草盆栽，尽量用本土性的树种，家中有庭院的多留天然性的泥土，少用水泥、或硬质性的铺面)。

三、请用器皿盛水，洗果菜、碗盘、刷牙、洗脸，以节约珍贵的水源(中国是全球排名第十八位缺水国，目前南台湾已陷入严重干旱，但我们目前的使用水的需求量却已经到达民国100年的标准。法国目前节约用水的宣导政策是“一星期洗一次澡”；如果我们的用水量持续恶化，我们也将面临相同的处境。

四、房间之电源、冷气集中使用(尽少一间房间开一部冷气，人少时尽量集中办公，减少冷气、电灯用量)。

行：

一、走楼梯，不搭电梯(住在大楼者，无论是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若您不赶时间，不妨试着安步当车，试着不搭电梯，改走楼梯，既节省能源，又可运动健身)。

二、出门多走路、骑单车、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少开车和骑机车。

其他：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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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 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 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 -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 Todd 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10）

全球气候变暖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用观测到的科学数据来体现。科学数据显示，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呈上升趋势。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进入新世纪后，各地的高温记录经常被打破，自然灾难频发，2003年，致命热浪横扫了整个欧洲，这可能是科学家在20世纪初开始跟踪的酷暑趋势的预兆。资料显示，在最近50到100年中，酷热热浪的发生频率比往常高出了两到四倍。2015年的全球平均气温为14.79摄氏度，比2014年高出0.16摄氏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增幅，也比20世纪的平均气温高出0.9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暖己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影响集中体现在对人类地球村及其生态系统带来的灾难，包括极端天气变化、冰川消融、永久冻土层融化、珊瑚礁死亡、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改变、致命性的自然灾害频发等等。这些改变已不再是科学家的预言，从地球村的北极到赤道，人类已开始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挣扎着求发展，已陷入到当代版的“公有地悲剧”形成过程之中。

所谓“公有地悲剧”，是讲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小镇所遭遇的悲惨结局。悲剧起源于草地是公共物品，不具有排它性，随着镇上人口数量与羊群数量增加，公有草地逐步变成了不毛之地，镇上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流浪的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因为人性的理性弱点，人们无法应对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之间的冲突。从镇上居民的集体理性来说，养羊的数量超过了草地再生能力，对大家都不利；但从单个居民角度来说，多养羊是个人理性选择，我家多养羊对他家的羊产生无草吃的负外部性是不承担代价的，不养白不养。结果因为“公有草地”不堪重负而彻底荒芜，其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这个欧洲小镇被毁灭的结局。

同样，人类地球村共同拥有的气候环境也就是典型的“公有地”，也正面临着“公有地悲剧”的选择难题。对人类来说，保持全球良好宜居的气候环境是集体理性，是全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断持续发展的需要；但从单个国家、单个商厂和单个家庭来说，往往是以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为个体获得更多发展的理性选择。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是建立在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基础上的，越是生产发达与生活进步，就越意味依赖石化能源的程度越高，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就越多。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人类并没有意思到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妥，人们顶多认为工业废气的排放会导致伦敦式的“雾都”天气增多，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家才开始发现全球气温升高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有关。

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社会仍然处在几百年来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旧的发展模式之中，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走“先排放，后治理”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它们掌握了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但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又不愿无偿提供给其他国家，反而是把大量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又大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加上又缺少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气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排放者的行为无法阻止也不承担任何代价，不排白不排，因此，具有负外部性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成为个人的理性选择。结果是过去四十年（1970-2010）来，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此间所排放温室气体占到1750年以来的总人口排放量一半左右，且78%的排放增长是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由此造成的气候环境的破坏使人类地球村距离“公有地悲剧”越走越近。

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公有地悲剧”，本质上是人们行为的“负外部性”导致了“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只能靠公权力的“看得见的手”。譬如说，通过法律法令来限制牧民每户养羊的数量，或者基于经济手段如罚款、收税等方法来调节养羊的数量与规模，就可以很轻松地化解中世纪欧洲小镇的“共有地悲剧”。但这个解决办法看似简单，里面却隐含着二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一要拥有公权力的政府与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第二管理人与行为人之间均拥有充分信息。

然而，人类地球村要应对气候变暖的困局就变得异常复杂。首先，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超级政府，因此也就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有人认为，不是有国际法吗？国际法的效力与国内法是不可比的，因为法律的效力需要司法的有效性作保证的，如果一个国家不积极参与减排，国际社会也无策，只能听之任之。第二，各国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并不像卖多少东西一样，是可以无异议计算监控的。目前，碳排放只是一个估算而不是测量，因而存有水份，比如说美国页岩气的排放数据就存在着争论。第三，由于气候变暖成因复杂，既有碳排放的存量的历史问题，又有增量，加上每一个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摆脱贫与发展经济的两难问题，如何厘清与承担排放责任就变得异常复杂。第四，减排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们的经济福利受到影响。因此，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受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掣阻。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多年来联合国气候谈判一波三折、波谲云诡、进展缓慢的关键因素。

二、《东京协定书》的执行考验看全球各国的理性选择

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又是一个混杂着环境、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的难题。在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迄今为止，联合国主持下的各国政府间的国际气候谈判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1994年）的标志性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达成，为其后国际气候谈判作了奠基性的平台；第二阶段（1995年—2005年）的主要成果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结与生效，为国际社会进行实质性温室气体减排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第三个阶段（2005年至今）的巨大成果是《巴黎协定》的诞生，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暖开辟了新纪元。

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简称《公约》谈判进程。1992年6月，在巴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66个国家签订了《公约》，1994年3月2日生效。《公约》从法律上确立了国际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与此同时，《公约》为缔约方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是其后二十多年的全球气候大会中被不断发挥演义，又始终恪守的核心原则。

从1994年《公约》生效以来，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应对气候变化大会，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之一的是《京都议定书》达成。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9个，大会通过艰辛谈判与努力，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同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少燃气排放中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明确规定《公约》附件一中的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应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中，欧盟减排8%，日本、加拿大减排6%，俄罗斯、新西兰、乌克兰排放与1990年持平等，排放总量最大、人均排放最高的美国须减排7%。1998年美国签署了该协定书，但随后共和党上台，布什总统以减排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为借口，于2001年3月拒绝批准。尽管如此，《京都议定书》仍然得到了绝大多国家肯定与批准，中国也是全球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全球范围内以强制性法律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实力第一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使得其意义大打折扣。美国为什么要拒绝加入？难道在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大问题面前，美国会放弃其领袖作用吗？这里面涉及到气候治理中两大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如果履行7%减排承诺会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较大，遭遇到国内石化行业等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同时，美国也认为，如果像中、印等排放量大且增长迅猛的发展中国家不纳入减排行列，任何其他国家的强制性减排都是徒劳的，也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城市化正处在启步与发展之中，对他们来说，摆脱贫困与谋求发展是最主要的矛盾，如果被纳入强制减排之列是不可接受的，同时，既使发展中国家有良好意原，他们也面临着严重缺乏节能减排、发展低炭经济的技术与资金等现实问题。总之，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奕与纷争都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展开的，任何协议如果没有充分反应缔约方“公平与发展”的诉求，那么它就难以有效疑聚各方的政治意愿，《京都议定书》从它诞生之日起，能不能执行就考验着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

2009年底，倍受全球嘱目的《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如期召开。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与政府的首脑亲临会场，甚至美国总统和中、印等总理都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个替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根本原因在于各方利益集团在谁先减排、怎么减、减多少、如何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等问题上分歧太大，以至无法调和。哥本哈根大会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但给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一切关注气候变化的有识之士一个重要的启示：采取“自上而下”方式分配减排指标是难以行通的。哥本哈根大会后，联合国缔约方大会的努力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积极构建能替代《京都议定书》的新的减排体制；另一方面，延长现有减排体制的寿命。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最终就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2013-2020年），欧盟开始履行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但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已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至此《京都议定书》已走向名存实亡的境地。

除欧盟以外，作为主要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从最先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到相继退出，不愿意承担其减排的承诺，说明了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智选择是何等强烈，又怎能责怪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呢？

三、《巴黎协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希望

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到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尽管各国没有在应对气候变暖方面达成集体的理性选择，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面临“公有地悲剧”出现机率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人类也没有放弃作出共同理性的努力。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定》应该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更具有集体理性选择的一个的协定，该协定包括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两部分，涵盖了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各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协定》的达成有可能成为人类地球村避免“公有地悲剧”出现的基础，它也体现了人类理性之光的伟大胜利！

首先，《巴黎协定》凝聚各方共识，确立了更具体、更具雄心壮志的减排目标和与目标相适应的机制。《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要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是一个艰巨而富有雄心的长期目标，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分析，为达到2摄氏度的目标，全球需在本世纪中叶于2010年基础上减少40%至70%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末才能实现零排放。必须承认，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还不足以达到摄氏2度的目标，更不用说力争控制在1.5度之内，为此，《巴黎协定》在如何实现宏伟目标还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邀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18年关于1.5度目标的特别报告；从2023年开始以每5年为周期的全球盘点机制，包含对透明度、减缓行动和资金承诺等的盘点，促进未来各国逐步加强减排力度，以弥合各国的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第二，《巴黎协定》开起了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是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的减排制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减排行动则是自主承诺，不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安排。这种安排现体了共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基本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要求，但随着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在全球排放总量占比迅速加大，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无一例外的整体行动，就无法应对本具有“搭便车”的性质温室气体减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巴黎协定》不仅强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而且发展中国家减排行为与发达国家一样被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内，因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基本格局。

第三，《巴黎协定》进一步强调了发达国家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责任与义务，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要求发达国家提高资金支持水平，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以实现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目标；2020年以后，协定要求缔约方在考虑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情况下，于2025年之前设定一个新的共同量化目标，并规定每年的资金支持量不得低于1000亿美元。另外，协定专门制定了“能力建设”条款，进一步强调发达国家需要定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资助，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执行适应和减缓行动、技术开发、推广与部署、气候资金获得、教育培训、公共宣传和透明信息通报等援助。这些安排，既体现了发达国家道义上的责任，也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物资基础与技术手段。

全球气候变暖的建议篇（11）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31-03

为了应对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的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生效。另外，为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量化目标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5.2％。《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它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像金融产品一样进行交易，从而催生了全球碳市场。碳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等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1 碳金融发展基础的真实性

24万年前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关系图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伊安•普利莫尔这样说过，二氧化碳是植物不可缺少的养料，而且气候变化是持续的自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太阳活动决定，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大。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分析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在四次评估报告中都过分强调了人为因素，实际上，对于气候的研究要考虑多种自然因素。赵宗慈认为，人为因素仅会让中国平均温度上升0.5摄氏度，但自然因素却将使得中国在2020―2030年之间的平均温度下降0.8摄氏度，也就是说中国的气候将会越来越冷。而更多的科学家则认为，影响地球气候的因素比较复杂，目前断言说地球正在变暖或变冷，都为时过早。

2 碳币的可行性

碳币是指实际碳减排量高于所分配的碳减排指标的“超额减排量”，基于《京都议会书》的三种机制，它能在国际市场上交易，这个超额减排量相当于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也即发行了一种碳货币。显然，碳币跟分配到的碳减排指标息息相关。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显然处于弱势。我国学者丁仲礼等人在《中国科学》发表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一文中对IPCC，UNDP和OECD等7个全球CO2减排方案做了模拟，其研究结果是：在分配2006―2050年各国排放权时，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3 碳金融的政治意图

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金融工具是把双刃剑，能促进资产的流动，亦能加速风险在全球的传递。在碳金融发展的源头可能是个童话的基础上，过分地迷信通过市场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似乎不是个谨慎之举，令人担心的是这可能从头开始就是个陷阱――西方国家以低碳经济为手段，制定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减排标准，并以此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主导权和经济优势，压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2009年12月的全球气候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做了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但是我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为减排而减排的陷阱。近期网上热议的两个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河北安平县为达节能减排的目标拉闸限电。安平县2010年节能指标下降6.6%，但前六个月只完成0.9%的任务量。在市政府的指标要求下，当地计划从2010年9月3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这个措施不仅居民家受到影响，就连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二是河南林州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在全年最寒冷的三九时节，河南省林州市停止了集中供暖，从2010年1月5日至12日，已经停暖6天。林州市长热线回复市民：今年冬天将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如果我们的减排承诺是通过牺牲民生兑现的，那么这种守信的意义何在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