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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25 14:59:47

新增长理论论文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2)

关于经济增长,早在古希腊诺芬的《经济论》中就曾论及财富的性质与来源,但最早具有科学的系统的增长思想的学者是亚当•斯密,自从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增长问题以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纵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学家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予以科学解释。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一)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数量,二是提高劳动效率。”①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

(二)大卫•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李嘉图的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②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注意到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把增长过程简单的看作是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为探索资本主义稳定增长的条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为哈罗德,多马和索洛,斯旺。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推导,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可通过调节储蓄率水平刺激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提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决定资本积累的是投资的收益率。

新古典模型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认为经济稳定增长可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实现;第二,认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是工资上涨;第三,重视技术进步。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第二,认为经济的自我运行可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第三,认为任何时期储蓄率都全部转化为投资。③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形成。

(一)罗默模型。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二)卢卡斯模型。卢卡斯模型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增长的真正源泉。指出人力资本积累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教育提高职工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人力资本的研究。缺陷有两方面:一是采用过于严格假设条件,损害了对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二是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时,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既有历史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路径的选择不同。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增长路径选择上,始终以对现象的解释为基础。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从投入角度说明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作为外生因素解释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企图通过政府力量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缺陷。马克思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均衡增长解放结合起来理解经济增长,因此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是较为完整的。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二是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

他认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简单再生产是零增长经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原动力使其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与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④他指出,第一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致,以及第二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平衡,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实现条件。

他认为,经济增长不单纯是财富增长,还会引起社会经济效应:一是劳动的组织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生产中越来越重要;二是产品的再生产必伴随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经济增长是人本身的发展和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因此,经济增长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⑤

五、结语

经济增长是指财富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如何增大一国财富为研究内容的理论和方法。鉴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本文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思想进行了梳理,按照理论的派别依次介绍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2]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3] 揭水利,陈恩.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视角下发展我国经济的战略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2-17.

[4] 吴义刚.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及其拓展[J].安徽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报,2008(9):48-51.

[5] 侯为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1):89-93.

注解

①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②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3)

1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Y/Y=λ+α(K/K)+β(L/L)

ΔY/Y 、ΔK/K 、ΔL/L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 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 第二, 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亦即, 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 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 第三, 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 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最终品部门由许多完全竞争性企业组成, 投入有劳动L y、若干资本品Xj ( j= 1,?,A ) (中间品)

Y(产出)=L1-aY∑Aj=1xaj=L1-aY∫A0Xajdj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 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 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 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 (j) ―― 租给最终产品部门, 收取租金P(j)X(j) (这里P(j) 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 设备的设计, 仅为一家研究单位, 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 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 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 - u) 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 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 ( t) 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 t) 为t 时刻的劳动数量, hE( t ) 为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主要研究经济如何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

一、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初期,增长理论家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主要考察完全竞争假设下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罗默在对经济内生增长的研究过程中,并没有采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将技术进步外生化的假设,而是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用知识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并建立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知识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而且还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罗默(1986)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创意技术存量A与总产出Y之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即Y=F(K,L,A),从而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完整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强调了知识溢出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探讨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及一些可能的纠正途径,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卢卡斯强化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在建立模型时作出如下假定:(1)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力资本积累时间的线性函数,并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2)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还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整个经济水平)和政府政策增长效应的基础。卢卡斯模型实际上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通过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之中,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结论。

二、垄断竞争假设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研究分别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们均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这种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因为现实中极少有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也就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该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得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又开始研究垄断竞争假设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模型又分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消费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前者以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为代表,后者以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杨的创新与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

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作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典型代表模型,主要是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在知识驱动模型中,收益递增是由内生的知识积累引起的,与此同时,知识在积累的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由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研究部门的技术水平、制造部门的总资本收益率、消费者的偏好以及经济规模,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给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提供补贴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也认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多样化,从而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在消费品品种增加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新知识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生产率并降低其成本,并得出在具有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结论。而在扬的模型中,则主要强调了创新和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创新的成本与效益以及边干边学的快慢程度,这里的创新即表现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

(二)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理论认为,产品的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这类模型和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一样,都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差别只是在于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质量升级型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一种补充。由于产品质量的升级和改进,质量水平高的产品会替代质量水平低的产品,技术进步会加快原有产品的淘汰,也就是熊彼特所指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的引进常常伴随着旧产品的淘汰。在产品质量升级模型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和阿格亨-豪伊特模型。

(三)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两种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采取增加产品种类和改进产品质量两种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并假定产品品种可以内生地增加,而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在对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是贝克尔—默菲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完全竞争假设,和现实中的经济状况更为接近,为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而更能够加深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由于它在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一般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又使得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总体来说,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易风,朱勇.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25-31.

[2]史四卿.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人力资本存量研究[N].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06):148-150.

[3]张建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意义[N].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2(05):73-76.

[4]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2(07):754-776.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06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l一0036―0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6)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通过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的标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经济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丰要动力,在没有外山的推动下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牛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另外,新古典增长理论还假设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二)新增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成果,逐步形成了目前流行于四方的“新增长理论”。所谓新增长理论,是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而展开的研究成果的总称。卢卡斯的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

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把技术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论证了知识、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这种假定显然无法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内生增长理论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在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减而使得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在许多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把这些因素内生的问题的研究上。而本文则以内蒙占地区为例,通过运用协整理论,来验证资本投入和R&D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方法

当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这两个变量问所进行的同归将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即)存经济领域中,我们得到的许多时间序列观测值大都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为了解决此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平稳序列的新方法――协整理论。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7)

在我国,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长远历史的经济范畴,它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区域经济,它有着量多面广、覆盖面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类型之一。现在看来,目前对我国县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了省域内部的县域层次[1],针对全国县级空间单元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本文主要做了以下的一些改进。包括了使用中国内地县域的数据进行了县域增长集聚与差异的实证与研究;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建立需要相关的校验,本文就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应合理的的假设;并考虑了地理空间效应和诸多控制变量、还详细分析了影响我国的县域增长集聚与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从全球来看,经济增长与集聚理论在经济学界研究中都是焦点的位置。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体系也一直较为丰富,但集聚理论的起步比较晚,然而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提出后,集聚理论便开始成了新的热点。而从我国看来,我国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异的研究上很少能考虑到空间地理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仅有的少数的研究中表明。我国的省域在经济增长的特点看来也存在集聚现象,且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地理条件的依赖性,这种这种具有明显空间效应的经济增长在我国来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而不论是在分析或计量统计时都不可忽略。我国的县域经济地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币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和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空间上的依赖性。

二、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理论

1. 区域经济增长本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在狭义上是指一定区内的生产总值的增数即是区域内GDP的增加。而在广义上来说,涉及到许多方面,例如人口增长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区域内对各种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数等,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般来说有投资、劳动和技术进步等。它主要包括四个理论,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与区域创新理论(包括着罗默模式、卢卡斯模式和科斯特模式)。

2. 经济集聚的基本理论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聚集现象主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一定区域内一个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会受到在地域上相邻的另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所谓良性竞争往往也会给企业或人民带来好处,即聚集经济效益。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开始的从杜能和韦伯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区位理论,期间经历了克里斯塔勒、勒施的新古典区位理论,艾萨德的区域科学理论,到阿隆索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再到俄林的区位与贸易理论,可以看到,在经济理论的框架分析中一直都未将空间因素系统地纳入,最后一直到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以及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什的空间经济学的诞生,此时,空间经济理论在主流经济学才被接受。

三、县域经济增长集聚及空间差异估计与检验结果

就从空间统计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在前几年的绝大多数的县域在空间上都存在着较明显的集聚型和依赖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空间格局的集聚差异呢?这种普遍的效应又是如何发挥它十分明显的作用呢?要找出这些原因,需要我们从建立的增长模型中分析验证,包括空间效应在内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子[2]。本人认为,不同县域经济增长情况确实有空间聚集和不同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很多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空间集聚情况和格局分布。这种情况是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并估计的,但是在估计和检验之前,首先需要展开变量的地域空间联系性检验。通过得出的参数分析,能够了解到我国县与县之间人均收入跟地域的确相关,也就是有集聚现象。所以,我们必然能用空间计量经济估计的极大似然法对建立的模型估计。从已存在的研究来看,教育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是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竞争力保证经济的不断增长的,这个结论有很大意义,包括县域经济等地区发展策略的拟定,举例来说,在我国的西部开发过程中,要看重投资人力资本,也要重视人文大环境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

本文采用空间经济计量的方式对我国县域经济集聚与差异的问题进行了有效地研究考察,但从总结的结果来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集聚和差异现象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它与县域的城市现代化、信息化、文明化、工业化等的程度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前文所提到的空间依赖性相关。而就空间分析来看,就空间误差模型和OLS估计地比较来说,数据上十分接近。空间分析模型就与传统的分析模型的比较来说要进步很多,就空间分析的结果来看,县域的经济发展受空间效应的影响明显,比如说在地域相邻上的县域的经济发展会随着彼此的经济联系合作的深化而变得迅速加快。

四、结语

县域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对县域政府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考量,如在保证县域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同时,还能让县域走向城市现代化、信息化、文明化的道路。笔者认为,不论是基础教育的建设,或是劳动力市场的培养规划,都是需要政府通过长期的时间考察,根据实际来制定合理的政策方案。政府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自身的资质和服务或管理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8)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三)新增长理论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9)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 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 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 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 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 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 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 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 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 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交易成本优势,以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企业在GVC中,主要处于加工代工(OEM)的低端环节,专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组装,这种模式推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从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刘志彪、张杰,2009)。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并不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重组我国现有企业的商业网络和产业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就是对我国培养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刘志彪、张杰,2009)。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依靠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企业,因此,在国家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必须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强大的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的支撑,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内生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其将知识和技术进步看做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非外生变量,对劳动率的提高有着推进作用。纵观各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教育和研发体系,知识和技术增长是由这个体系决定的,该体系是整个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把技术知识进步看做外生变量与事实不符,在建立增长模型中,简称为R&D模型。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新技术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Glaeser(1992)证实了劳动力平均素质与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在Barro和SalarMartin(2004)给出的产品扩展模型中,引入垄断力量,中间品部门的研发激励就回受损,从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有限专利长度可能是实现了社会最优化(Futagami & Iwaisako,2007)。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Joanne Roberts(2002)指出对技术的应用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翼。Daron Acemoglu(2002)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进步方向。

三、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中国有很多学者将内生生长理论运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述,姜宁、魏守华(2009)对内生创新、本土创新、自主创新辨析做了区别,内生创新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创新是被包括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本土创新(Feldman & Florida,2004 )之内的。

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李杰(2009)以空间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而溢出效应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步减小。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增长问题,邵帅、杨莉莉(2011)通过四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结论表明,能源依赖度对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企业应该有意识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则应该着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杜希饶、刘凌(2006)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余长林(2006)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产业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内国外的学者中,很少将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徐康宁、冯伟(2010)对比研究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创新的模式内生于本土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偏轻”地区着力完善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定价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蒋永志)。魏守华,姜宁等(2009)在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中,在溢出效应呈现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内生创新努力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四、结论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式相一致,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利用拉动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于高消耗高产出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颈,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或者在国家价值链的创造中,对很多产业来说,尤其是高技术产业,OEM代工企业完向产业升级,必须经过R&D环节,从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扩展模型对此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1]Plucas R E. 1988. On the m echan ics of econom ics d evelopm ent[ J] . Jou rnal ofMonetary Econom ics, 22: 3-4.

[2]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 y, 98: 71 – 102.

[3]Sachs,J.D.,and A.M Warner,1995,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5938,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4]Gylfason,T.,2001,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 4—6) .

[5]Futagami, K., and T.Iwaisako, 2007, Dynamic Analysis of Patent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32, 306-334.

[6]Barro, R. , and X. Sala 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7]邵帅,杨莉莉.自然资源开发、内生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

[8]蒋永志.工业化先行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

[9]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11]Matsen, E., and R. Torvik, 2005,“Optimal Dutch Diseas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

[12]李杰.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J].经济研究,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