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思想文化论文篇（1）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文化论文篇（2）

二、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共开展的途径不断地创新

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它需要员工自觉地遵守，是一种自觉地行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措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首先，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精神与物质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企业文化中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按两个方面，能够促进思想理念与经营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更好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其次，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将管理制度中强制型的制度逐渐的变成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的制度，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空乏。另外，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促进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地增强，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佳偶方面的不足之处得到弥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思想文化论文篇（3）

二、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思想文化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O(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47－04

西方早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人类学建立的初衷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因而带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色彩。此后，该色彩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历久不衰。受此影响，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为比较基点，以貌似科学的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但内嵌于西方理性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依旧，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余荫犹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频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同时所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严重，逐渐缩小的世界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性的增加。因此，如何拆解文化之“墙”，搭建理解和沟通之“桥”，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不仅需要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的努力，更需要学者和哲人的智慧。

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和哲人。流亡的经历、多重的身份、批判性的视角，以及知行合一的风格造就了他与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迥异的跨文化思想。遗憾的是，迄今人们对此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体现在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文化局外人、文化批评家、文化穿行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塑造了萨义德的文化局外人意识。而文化局外人意识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兴趣和政治诉求，促其成为一位犀利的文化批评家。文化局外人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以及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和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的批判，使他更自觉地协调自身所存在的各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以成为文化间的穿行者。然而，深深影响萨义德的欧陆后结构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以此为基础构筑其后殖民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化内部对西方文化霸权反戈一击；另一方面，他在批判和解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同时，自身也身不由己地滑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但瑕不掩瑜，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对跨文化研究和实践具有极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文化局外人

萨义德是矛盾的。他独特的经历使他始终自感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边缘人(marginal man)、流亡者(exile)或文化局外人(cuhural outsider)。在接受澳大利亚学者伊姆雷·萨鲁辛斯基(Irare Salusinszky)的访谈时，他详述了这种怪异的感觉：

……我的背景是很诡异而奇特的，而且我一向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虽然是巴勒斯坦人，却是英国国教徒：因此在伊斯兰这个大环境中，我们是少数基督徒中的少数。再加上由于我父亲早年待在这个国家(他在1911年来到美国，待了大约九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有到美国的出路，而且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也有到英国的出路。因此，英国和美国是我的替代之地，而我从小就说英文和阿拉伯文，也有一种无处可归的感受：基于许多明显的原因，大都是政治的原因。我不能回巴勒斯坦：我不能回自己成长的埃及：而现在我不能回黎巴嫩——我母亲现在住在黎巴嫩，我妻子也来自黎巴嫩。我的背景是一连串的错置和流离失所，从来就无法恢复。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感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强烈。我会说，贯穿我人生最强烈的那一条线就是：我总是处在事情之内和之外，从未很长久地属于任何东西。

这种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fstate of in－betweenness)让萨义德总觉“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但也赋予他以某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比较各种文化。那么这种独特的视角具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借助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陌生人”(stranger)概念，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边缘人”fmarginal manl和“社会距离”(soeial distance)概念进行分析。

思想文化论文篇（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认真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演变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落伍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富民强国”就一直成为萦绕在中国人民心头最大的愿望和理想。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志士仁人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从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由于他们把现代化的视角放在了西方的模式上，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而这几代人苦苦追求、舍身奋斗，最终还是以悲壮的失败走下历史的舞台。它尽管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仍旧是久久难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主张大规模的改造”，唯一可行的是采用“激烈方法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正是在这种“俄式”革命的指引下，通过“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又一伟大的篇章，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是稳健的，中国共产党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按照既定的模式，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成功地对几亿农民实现了合作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党内出现“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和机械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没有取得战略意义的价值地位”和当时“思想观念上防资本主义的弦崩得太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模式过早地出现了转换，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发育不全”、举步维艰的曲折历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会主义”一直是邓小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这30年的曲折发展，尤其是20年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开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进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率先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此，中国真正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子。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次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演变，实践证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任何“西化”或者“苏联模式”的道路都是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出路的。

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就是蕴涵在这绚丽多彩的发展模式之中。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时，从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制宜，各国情况不同，其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的论述和独特的设计。

首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由于“”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错误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把讲政治与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现代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真正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他一方面抓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抓科技教育，大力纠正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现代化事业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代表着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的高度，来认识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而且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其次，邓小平一方面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批判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指出我们讲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这种现实的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建设一个“小康之家”。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时要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社会主义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模式。

在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一方面，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有可靠的保证。一方面，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要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政治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动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紧贴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不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思想文化论文篇（6）

本文作者：程宏燕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立足于世界交往思考科技的发展和传播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交往”这一中心词，范围涵盖远古时期氏族部落，近现代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瑞士等尚处于封建社会的诸国以及印度、中国等殖民境遇的国度，在世界性视域下他们考察工商业的交往活动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对于科技传播机制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不仅强调区域、城乡、民族、国家之间工业、商业等的横向交流和历史上下的纵向传承，而且还特别揭秘分工体制、资本运动和科技进步的互促性。(一)横向交流和纵向历史传承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传播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交往的范围仅仅限于相邻的局部地区，在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侵入之前，“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5］但是当一个地方被排除在商业交往之外，那么这个地区的发明，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就将逐渐消逝，被历史掩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交往越具有世界性，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竞争越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保存和活动创新;另外还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如果离开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实践，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6］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存在、发展既要有工业这种连接人与自然的、满足现实需求的活动为土壤，又要有商业这种满足人与人、社会各个区域种种交往需要的活动为中介。社会每一历史阶段都是后人继承了前人大量的生产力、资金、人造自然环境和科技成果，并予以再创新和再传承，所以人们周围的感性物质世界并不是周而复始，而是科技推动下“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由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7］，甚至樱桃树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商业活动而移植到德国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基于物质生活世界和科技的历史传承所构建的社会交往理论被哈贝马斯改造为基于“语言”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为了澄清被扭曲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概念，提出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交往理性，只有通过交往行为合理化，才能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互相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在政治的和重新从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8］。固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里语言、行为等外在形式表征了交往的内容、分群和社会地位等，彰显了政治意志，但哈贝马斯在各个政治群体的划分根源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根源上却摒弃经济基础，在纯粹精神范畴内思索语言交往世界。(二)分工细致的机器和工作流程是科技创新与传播的另一重要条件交往的重要前提是各个地区、部门商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分工流程和专业化机器又为生产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商品提供了可能。作为世界工业中心，英国大规模应用机器使农业劳动和手工作坊、工厂生产进行分工，使农村和城市职能具有明显的分工趋势，蒸汽机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使产地和加工地可以远隔千万里而进行协作性分工生产，分工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反过来，世界市场、国际化生产和世界贸易又促使机器、各种机械化工具日益改进，也就是说，“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9］商业贸易扩大了产销地的圈子和联系，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十八世纪时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各种生产上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的不断改进，并应用于各种原料生产地与商品销售地。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延伸，各种先进机器也就随之在世界各地散布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技艺也随之传播。(三)资本的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现代科技、资本及其依附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几乎在同时期诞生。资本运动推动科技进步，两者紧密结合，互为前提，共同促进蕴含科技含量的器物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们仔细研读并加以吸收运用当时诸多经济学家著作和科技史书的思想，［10］从经济学角度解读科技与资本、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仔细分析了资本的概念和运动过程，并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以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资本是一种物，一种对象化的劳动，把资本外化为劳动工具或等同于单纯的货币的观点表示了不赞同。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1］。即资本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出现的一种自我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货币，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购买了劳动力的支配权，劳动就被并入资本，随后资本开始发酵并成为生产过程。资本换进来的是工人这种活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12］工人以工资方式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给资本家，资本家获得了这种力量，并转换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资本。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里说到工人的劳动就是他们主人的资本。问题在于，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与付出的活劳动资本之间差距过于悬殊，所以，由于活劳动以微薄的补偿转换为活资本，和其它资本一起参与为资本所有者赚取绝对丰厚的利润。因此，科技创新及其最主要的机器产物在资本生产过程中成为工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工资收入与劳动付出之间永远地、绝对地不公平的前提下，货币资本驱使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家压榨劳动者利益、以赚取最大化利益的保证和基础。机器越是革新，工人处境就越悲惨，资本家就越能赚取更多利润。英国、法国的现代化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立足于人的精神世界思考科技的文化价值

通过对多个现代工业发展前沿城市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哲学、宗教、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种种文化形态的彼此关联。他们认为正是科技器物如机器、交通等的世界性扩张，以及商业贸易的世界性往来，引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斗争、磨合和融合，反过来又促进科学精神、科技器物创新、科技知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提升。(一)现代科技冲击着传统的哲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诸形态人的精神文化形态实质上由人的生存处境所酝酿而生。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个体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和国家运转机制这些精神世界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实地考察曼彻斯特和亲身体验英国工业成就，比较了英、法、德国和瑞典的发展状况，意识到现代科技的社会化应用和国际化交往趋势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冲击。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德国和瑞士农业社会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古典文化模式在现代工业文化冲击下面临分裂与重构。对于哲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多年来德国黑格尔派的思想土壤是相对闭塞、落后的农业社会，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以迷失在黑格尔思想的“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13］。那么如何产生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都在强调唯物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结合的产物。“如果说瑞士的工业生产几乎还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方式，那又怎么能指望生产者的头脑中，除了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以外还会有其他思想呢?如果说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够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呢?”［14］马克思指出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促使农业与手工作坊为主的印度等亚洲国家那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就社会发展而言，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每一种历史文化总是在科技的节节推动下渐次发生变革。现代工业文明必将取代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引发思维模式、思想制度、观念范畴乃至于社会方式和活动方式等的渐次变更。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英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5］。(二)现代科技所滋生的高额利润加固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自私人性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英国的科技社会化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推使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日益膨胀，法国唯物主义思想中关爱人类整体的博爱意识逐渐被自私自利思想所排挤，导致异化现象蔓延到各个阶级。社会弥漫着“物化”气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异化”包含了两个方面:工人异化为替资本家赚钱的机器，丧失自我精神和身体的自由;资本家异化为金钱的奴仆，步入自私的泥潭，丧失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丰富人性和个性自由发展空间，也丢失了人本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对人自身的重视精神。资产者对工人的态度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基本判断标准。工人只是赚钱的工具、另类机器而已。一位资产者在听完恩格斯讲述曼彻斯特工人糟糕处境后无动于衷地说道:“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是否赚钱这一中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金钱与工具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金钱确定人的价值。……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16］正因为如此，即使英国拥有最能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各项实用性技术，但是对于工人生活区的道路建设、排污建设、居住房屋的建设却是资本家所忽略的，原因在于改造它们并不能给资本家直接带来利润和明显的经济效益，投入多少并不能带来相应经济收益。所以就用最少的投入、最省的空间、最差的材料来建工人居住的房子。也就是说，现代机器进步和相应的工厂制度对维护劳动人民的淳朴本性和保证其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帮助，科技的社会化反而加剧了贫民窟的悲惨状况，摧残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工业生产的恶劣环境使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远不如身为农民时期。所以，恩格斯在关注草根阶层和资产阶级的精神异化后总结道:“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17］那就是在利己主义之上，还附生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冷淡与不近人情。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性和伦理问题。《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围绕机器细致探讨了技术设计理念、技术活动流程、技术产品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技术创新的利益落脚点等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价值的意义。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文明的一切进步“所发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8］，这种文明的进步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绝不是单单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这也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科技进步的最重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精神富足，“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能够使人的“个性会得到自由的发展”［19］。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博爱，这才是最终的价值诉求，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应当是迈向心灵、人性、空间自由的一步。那么，要消解这些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身体与精神的异化，就应当触及私有制和一系列不合人性的管理机制，科技发展应当以促进人民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进步为基本落脚点，这样才能让科技造福于包含劳动者在内的整体人类，而不仅仅是资产所有者受益。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器物的社会化进程，诸如转基因工程、高速交通工具的研发和先进医疗器械以及昂贵药物的应用研究等，都应当以绝大多数人所需、所求、所受益为目标而展开，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资产所有者、掌握政权阶层等，甚至不顾及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基本的生活环境与物质需求。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构建基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等，并以社会制度和管理机制来保障，使人们共同享受科技福利。面对当今许多因物欲衍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违背善良人性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价值、尊严、幸福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思想，避免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异化、拜金意识、环境恶劣等弊端再次产生。如今，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日益依赖于科技的领先性和以此为中心的现代文化综合效应。最重要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科技知识理论与科技活动等处于频繁交流和彼此渗透的世界性发展状态。当代中国更需要敞开胸怀拥抱、交流、辨析发达国家的科技理论知识、科技器物、科技精神以及各种科技文化流派。王一川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从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气互动说和人权说五方面相互联系入手。［20］那么，这样去建设先进文化，是绝不能离开科技活动模式和科技器物基础上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精神等现代科技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抵达它的“经验之梯”就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思想为基础，融合他国先进科技文化理念铸就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文化思想。它的内容必然应当是摒弃浓厚的工具性、功利性、殖民性、阶层歧视性、自私性和非公正性等弊病，彰显科技知识、科技研发和科学精神中服务社会民生、平等博爱、坦诚率真、尊重人性自由尤其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等内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民富的国强，实现基于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基于现代科技进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思想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26-03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也表明：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我们对文化所表达的人性内涵，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否则就会成为非现实的文化空想。马克思的文化异化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达不到完全的自由自觉，因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最终达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J].理论学刊，2008，（9）.

思想文化论文篇（8）

网络文化形成了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环境，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首先，网络文化淡化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主导地位。据相关信息显示，自2000年前后至今，美国政府一直不断调整政策，以网络为载体，以新闻、评论、影视作品为手段，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目的，邀请一些所谓“自由主义分子”，对我国国家制度、对外政策做断章取义甚至是刻意歪曲的攻击［8］。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互联网使用者约有5亿人之多，而近一半以上的人是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青年人涉世未深，还未建立起成熟的价值观，又好奇心极强，非常容易受到言论新奇的形式的影响，而既想不到，也没有能力辨别事情的真伪［9］。受此影响，部分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已经遭到侵蚀且发生变化，少数学生赞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支持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的主张，甚至要求淡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其次，网络文化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众所周知，“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是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中采用较多的一种形式，网络时代信息大爆炸的出现使学校、教师不再是稀有的资源，知识获得的途径变得多种多样，学校、教师的权威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了［10］。伴随网络文化的交互特点将传统教育者的权威性解构殆尽，教育者也由以往“权威”地灌输变为如今“平等”地导向，而学生也由教育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教育活动中的主动接受的主体。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使得当代大学生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自觉能动性越来越强，其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个体化与隐秘化。结合年轻人好奇心强、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素食文化、不良网络文化泛滥的现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所传达的信息，作为一种需要学习、理解、掌握的知识，有时难以与网络文化相对抗［11］。这样，教育工作者就难以把握和控制大学生所接受信息的质量与真伪，不仅弱化了教育工作者的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作用也同时被弱化了。再次，网络文化阻碍了大学生群体的主体性建构。“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对象不是被动改造的客体，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不仅是教育者的主体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也会在沟通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2］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文化的普及，本应只是人大脑神经系统的延伸，具有明显的人工智能特征。但是，人们在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换、娱乐购物等活动时，却逐渐把生活中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层面的主动权交给了网络文化。受此影响，人类的一些基本功能如记忆、感觉、思维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还出现沉溺、人格分裂以及丧失生活意义等现象。现在有很多大学生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减弱，遇到困难与挫折往往不知所措，甚至选择逃避，借用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去寻找慰藉或发泄自己的不满。长此以往，势必会引起大学生群体对待生活的冷漠与麻木，甚至是行为失调和心理错位。

二、网络文化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理路

思想文化论文篇（9）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思想文化论文篇（10）

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提升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竭尽所能学习并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其次，要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技能，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和创新理论，深知文化稽查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科学、人文、法律法规、信息科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文化稽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唯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更新知识、积累知识，才能够提升业务能力，真正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再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观点，努力提高政治免疫力、鉴别力和敏锐性，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事关政治方向、事关大局、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洁身自好，正确对待名利得失，努力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思想文化论文篇（11）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来说，代表着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经营哲学，属于管理理论范畴；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政治思想理论的范畴。对于企业来说，在组织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会存在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现象。此时两者的共性主要表现为：①具有相同的指导思想出发点，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出发点；②工作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围绕价值观、道德观进行教育，这些工作通常情况下需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通过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③价值取向，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重视人的社会价值；④原则方法，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思想、工作内容等方面存相似性，所以在日常工作中，都遵守民主、说服教育的原则。

1.2不可替代性。

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面，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尽管两者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是，在所属的范畴方面，由于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不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不会出现相互取代的现象。

2融合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2.1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进行创新。

对于企业来说，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建立生动、活泼，并且容易被人接受的企业文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文化，通常情况下，这种企业文化不具有强制性，这时会消除员工的心理障碍与逆反心理。在改进、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这种寓教于文化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2.2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进行创新。

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需要高度关注文化因素对员工观念、心理等产生的影响，同时借助企业文化，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自身的经营活动、娱乐活动等进行融合，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空虚感在一定程度上降到最低。

2.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够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在心理方面，使他们更加信任领导和同事，并且更加热爱企业，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工作。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容方面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延伸和具体化。

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对建设企业文化的作用

3.1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为其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

对于企业来说，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企业通常情况下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并且会触及到一些人切身利益，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通过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