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分析论文大全11篇

投资分析论文篇（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低水平生活导致健身观念淡薄

按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家庭的尺度,企业职工均在60%以上,属于贫困线,属于体育低消费群体。研究表明,收入与消费关系十分密切。(见表1、2)

统计结果证明,企业职工收入与体育锻炼的内容、目的、地点、时间、次数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与锻炼目的、锻炼次数非常相关。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越优越,体育消费的投入的比重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除此之外,人们的体育习惯、生活节奏、余暇时间、体育观念、社会环境等都与体育消费有关。应该说,体育消费行为既是生活水平的缩影,又是人们体育健身观的折射。

2.不良心态影响健身观念形成

调查显示,企业职工有矛盾心理占15.5%,压抑心理占18.4%,挫折心理占6.4%,消沉心理10.6%,疑虑心理5.1%,其他心理状态的365人,占43.6%。

体育作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安全阀”“社会竞争缩影”,改革开放带来社会体制、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变化,同时也产生许多矛盾。据社会学专家研究,除了必要的道德和法制教育外,体育可以起到缓解、宣泄、减少下岗浪潮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各种矛盾的作用。

三、结论与对策

1.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再就业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因素和能动因素,发展体育运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学角度,体育锻炼要占用一定的时间,之所以强调体育健身的作用,是因为可以理解为体育是一种旨在追求未来效用的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从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体育锻炼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它投资的意义在于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因此,从人力资本配置的需要寻找合适的物质资本,最大限度的优化实现自身的价值,较好把握从新配置人力资本的再就业机会。

2.调整不良心态,拓宽人力资本运营的空间

现代企业职工压力大,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态,都发生的很大的变化,由于种种不良的心境,导致无形中缩小就业的渠道,缩小人力资本运营的空间。体育的社会情感功能是与人的社会心理稳定性直接有关的,通过体育服务工程进行情感解困工作,调整不良心态,使之产生和形成与社会一致的心理。因此,企业职工应主动适应社会和家庭环境,把就业看成是一场智力、体力、心理上的竞争,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挖掘潜能,面对机遇,迎接挑战。

3.树立健康观念,加速人力资本投资

要树立健身观念,消除健康投资是一种简单的消费支出的旧观念,主动积极的进行健康投资,同时要积极参加培训,要主动锻炼、学习、更新知识,提高技能,丰富自身的人力资本,为创业储备本领。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企业职工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存量的增加,意味着“生病时间”的减少和“健康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创业的基础储备增加,从而有利于产出增加,个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此,这种投入是有效的投入,也是一种成本性投入。企业职工自身还应从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素质的需求,来提高对健康投资的认识。

4.发挥体育的健身作用,开展“体育服务工程”

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以体育作纽带和桥梁促进创业工程实施,吸引广大企业职工参与,以达到关心引导、交流情感、开阔渠道、稳定大局的目的。“体育服务工程”的内容包括:体育进万家活动;与企业职工联手健身活动;多帮一、多带一健身活动;健身广场活动;健身小区活动;健身家庭活动;社区体育竞赛等项健身活动。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体育服务工程”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融合的社会氛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京),1998

[2]倪同云:大众体育发展趋势的研究[J].体育科学,1998

[3]吴国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投资分析论文篇（2）

二、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投资过热的关系

我国的项目投资决策无论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企业自主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都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国现阶段投资过热、盲目，投资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无可行性研究，拍脑瓜凭直觉决策。为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近20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一批规章和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和省市成立了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机构，确立了先评估后决策的前期工作程序，但在实际中，投资无可行性研究而随意决策、不遵循市场规律盲目决策、违背规定的工作程序而任意决策的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因为所有者责任和监督机制缺位，很多决策者以付学费、改革的代价来搪塞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决策时拍脑袋，立项目时拍胸脯，砸锅了拍屁股。有的企业及领导人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意识，不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做可行性研究，决策者凭直觉、拍脑袋决策盲目投资拖垮了企业。民营和个体投资自主决策，虽然投资决策时会慎之又慎，但民营和个体投资者受知识能力、观念和信息的限制，无可行性研究意识，“跟风跑”，“一哄而上”凭直觉决策现象也特别严重。

(二)可行性研究过程被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代替，可行性研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有些单位为使建设项目能得到上级的批准，筹集到更多的建设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戏说可行性，力求可批性：弄虚作假，拼凑事实，有意降低建设投资额，抬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要得出项目在技术、经济上均可行的结论，使可行性研究为“可行”而做，成为争项目的手段，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有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等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因为国家法令制度、银行贷款、签定协议合同要求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银行、合作单位及工商环保等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可行性报告，有的建设单位为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研究的过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实际上就是文字工作的结果，是项目获得上级批准、资金筹措、申请执照、签署协议合同的文字资料，并不能为设备配备、科学实验、组织管理结构设置职工培训等后续工作提供依据，更不是投资决策的依据。许多单位的可行性研究就是建设单位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闭门造车，突击一星期之后的文字作品。

当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沦为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时，可行性研究就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幌子，成为支持长官意志、个人膨胀的工具，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我国政府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是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增长粗放和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

(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准确性差，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或企业自己组织人员承担完成，可行性研究人员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缺乏宏观经济、市场、财务、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方案的设计论证，市场调查预测往往闭门造车，经济分析往往跟着感觉走。如缺少科学的市场预测和经济分析，不做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分析与预测，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又如，缺少项目投资社会效益分析，不考虑投资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影响，不做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等等。这种低水平的可行性研究难以避免投资的混乱与盲目性。

投资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过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经济高潮期，市场繁荣，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的投资就盲从市场，“一哄而上”，此时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现象尤其严重，投资过热也就成为必然。2004年以来的钢铁热、房地产热无不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尤如过热的经济不可持续一样，狂热的市场需求终究不能持久，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虚高价格必然回归真实，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投资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限制、长期效益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2005年的“铁本案”及其他钢铁投资项目的工程遭遇的国家调控查处、1995年后房地产工期一拖再拖乃至“马拉松工程”、“烂尾楼现象”导致的后果是经济高潮期项目投资该永远吸取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过快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需求拉动，而快速的基建投资增长即过度的投资需求是过热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与过热问题主要原因就是2004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过热，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的紧张及其价格的上涨，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虽经国家紧缩银根、加息及行政措施抑制，过度投资仍然是经济过快增长的突出问题。要抑制经济发展由过快转向过热、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强、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尤其迫切。

三、投资过热形势下加强可行性研究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重视可行性研究，实现可行性研究的真实、科学、客观、公正，充分利用可行性研究手段，控制投资的过热与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益

1.规范并落实投资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管理办法仍然在试行阶段，没有正式规定，各行业关于可行性研究的规定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行业有规定也适应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控制过度投资、加强可行性研究应抓紧规范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规范，并做好政策制度的落实工作，为科学、公正、客观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2.加强可行性研究重要性教育，提高投资者决策素质。首先，普及可行性研究的基本知识，加强决策人员可行性研究理念理论培训。其次，真正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投资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树立企业及其他投资单位(人)的可行性研究意识。第三，真正实现政府功能的转变，建立投资备案制度下的政府公共咨询服务制度，做好政府风险提示工作，督促引导企业及投资者自觉遵循投资前可行性研究程序，为科学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大力发展投资论证评估咨询业，实现可行性研究专业化，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许多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承担编制，显然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不是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全(尤其缺乏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行性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为取得和进一步取得咨询设计业务，他们有强烈的将不可行变可行的动机，很难公正地评价项目。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企业自己临时设立机构组织专人编制完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全、素质能力有限直接影响报告的质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投资咨询劳务市场及其规范，没有规范的咨询资格准入制度和风险道德约束机制，没有稳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是我国可行性研究质量问题的根源。现阶段要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首先，要催化投资咨询市场的形成，建立投资咨询工作与行业规范，整顿并大力发展工程投资咨询服务业。其次，要尽快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定、年检评估等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专业人员培养、选拔淘汰机制，保证专业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建设单位应认清经济形势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及可行性的影响，克服盲目追求投资热点和眼前利益的冲动，充分重视经济预测与分析，重视可行性研究中经济环境的研究，注重通货膨胀因素对投资效果影响的研究，研究中要坚持审慎性原则

1.要充分预测投资筹措的难度与成本，充分估算投资总额。在经济增长偏快的宏观背景下，资金需求量增大，此时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银行往往紧缩信贷，提高利率，资金筹集成本增加，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可行性研究应充分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在投资估算时，要充分估计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可能导致的对投资总额的影响，用通货膨胀率调整流动资金估算和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值，以保证投资总额估算的准确性和投资决策的理性。如用工程概算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时，建筑工程投资套用概算指标要及时更新，要反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建设期造价的影响，设备投资计算也应考虑物价因素给交货价格及各类费用的影响，修正现行静态设备成交价格及各类费用。

2.市场预测要特别重视经济周期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影响，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未来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未来产品价格是投资项目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效益。只有科学、准确地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进行预测才能保证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涨期也有低谷期，即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幅度会降低，跨越时期逐步拉长，但犹如我们无法避免过热的投资一样，我们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眼前的市场需求和价格为准，市场预测的时间取值要拉长，应大于或等于一个经济周期。

3.市场研究还要充分加强经济过热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许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市场研究内容粗糙表现为对市场的预测只停留于对市场容量的估计，缺乏动态的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分析，对项目的效益估算粗糙，导致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不切实际，盲目乐观。在经济高潮期，某些产品短期市场向好，价格呈上升趋势时极易引发“一哄而上”的现象，此时，新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加，市场研究时应充分调查分析竞争对手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实力和竞争策略等，避免投资的盲目性。

4.在进行经济评价(财务评价)时，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夸大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估算必须考虑价格的可比性，我国现行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是假设物价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无论是静态效益指标计算还是动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必然夸大投资收益。因此，在经济效益静态评价法下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计算费用等指标时，投资额、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取值要用可比价格；动态评价法下净现值、未来值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基准收益率的取值要以实际收益率参数为基础，国民经济评价中社会折现率也应用通货膨胀率加以修正，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收益的夸大。值得一提的是，经营成本的估算也要有前瞻性，应充分估计经济过热或膨胀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成本代替将来的成本。经营成本的估算与预测要坚持审慎原则，不能低估成本费用、夸大效益。

5.做好投资方案不确定性分析，充分估算投资风险，促进理性决策。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计算市场需求、价格、通货膨胀率等不确定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用概率分析法计算投资收益期望值；用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保本价格和保本销量，等等，充分预计风险，评估风险，为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严格项目投资审批，遏制套取国家资金投资的现象。在经济高潮期，有关部门应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标准，尤其要严格社会效益的审批标准，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遏制投资的发热倾向。应建立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评估与政绩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源上遏制套取国家资金用于盲目投资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陈锡璞.工程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崔治文.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根本性误区及纠正[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2).

[3]殷聪丽.新可行性报告时代[J].中国投资，2004，(9).

投资分析论文篇（3）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变化特点

经过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努力，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名义值，以下无特别说明均同）从1993年的61.8％降至14.8％，1997年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滑至8.8％。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新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大了国债投资力度，投资有所回升；1999年由于国债发行时机没有把握好等原因，造成了投资一度滑坡，增速降到5.1%的低谷；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重视，从2000年开始，投资增长率逐年提高，2002年达到了16.1％（见图1）。

图1199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

近年来投资增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社会投资中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国有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影响力”较大，投资增长机制仍不完善。第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十分紧密。投资很大程度上成为宏观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率过高、通货膨胀严重时,减少投资抑制经济过热；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时，增加投资防止经济过冷（见下表1）。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生特点突出，可持续性和自主增长能力不足。

表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资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以下各表如无特别说明均同。

（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

投资分类变动呈现以下特点：

1.从所有制性质上看，个体和其他经济等非国有投资已取代国有投资升至首要地位

1997～1998年，启动内需主要是依靠国有投资的增长，其中1998年国有投资增长率分别高于集体、个体和其他投资增长8.5、8.2和5.8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增量部分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比199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达到66%。1999年以来，国有和集体投资效益下降，积极性也随之降低。1999年，二者各增长3.8%和3.5%，分别低于个体和其他投资约4个和1.5个百分点；2000年，集体投资有所回升，国有经济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的影响仅增长3.5%，低于个体和其他经济投资8.7和25个百分点；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回升到6.7%，与此同时，个体投资和其他投资则逐步适应经济环境，保持了稳固的上升势头，增长率从1997年的6.8%和13%提升至15.3%和28.9%。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由1997年的约37%提升到约63%，占据了首要地位；2002年，国有和其他投资增长17％，集体经济投资增速提高到11.8％，个体投资继续保持高达15.7％的增长率。可以判断，我国非国有投资已经具有启动迹象（见图2）。

图2分经济类型各项投资增长率（％）

2.从管理渠道上看，投资重点从基本建设逐步转向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

政府国债投资主要反映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因此政策性投资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是影响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根据不同投资的增长情况，可以分析政策性投资和非政策性投资因素作用程度的变化。表2显示，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增长率是最高的，达到20.16％，另一方面其在总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为57.7％，这主要是由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初始阶段重点放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因此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影响度很大。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因素的制约增长率只有4.52％，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降低到37.2%,但政策性投资力度仍然很大，而更新改造投资受控制加工工业项目政策的影响，同比下降了0.7%。2000年，投资重点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由维持短期经济扩张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向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更新改造投资上来。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7.8％，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维持在31.7％。更新改造投资增速升到13.88％，比重达到20.3%，为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其他投资增幅明显提高，2001年二者在投资增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1.66%和16.92%，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投资增长的主体贡献部分。2002年投资态势有所反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了8.1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前期国债投资项目需注入大量后续资金，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1.1％，比重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21.9％，比上年下降5.4个百分点，比重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这一情况在2003年1、2月份得到扭转，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中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再次提高，分别达到41.8％和37％。这种情况表明，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力度开始下降，非政策因素影响力度正在逐步提高。

表2全社会投资（分管理渠道）增长情况和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名义，%)

3.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稳定了投资预期，自筹和其他资金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图3各项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

图4各项资金来源构成比重（％）

从增长率和比重看。自1997年起国家预算内资金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71％和54％的高速度，到2001年逐步降至20.71%的水平。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比重由1997年的2.8%稳步升到2001年的6.7%；国内贷款增速波动较大，波幅处在3%到17%之间，但其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于20％左右；利用外资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是负增长，2001年才开始扭转这一态势，比上年微增了2.03%。利用外资比重呈逐年下降之势，由1997年的10.6％下降到2001年4.6％；自筹和其他资金除1999年增长较低（4.18％）外，其他年份均比较稳定，处于10％以上，比重始终保持在67％以上，2001年为69.6%（见图3、图4）。

从贡献率看。根据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以及其构成，我们得出其名义贡献值。1996年，受政策收缩影响，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对全部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02个百分点，1997年略微回升到0.32个百分点。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率大幅上升，1999年达到3.39个百分点，2001年为1.39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1年，国内贷款贡献率由0.86个百分点上升到1.46个百分点，变动情况与预算内资金相类；利用外资贡献率一度从1997年的-0.24个百分点滑到1999年-1.56个百分点的低谷，2001年外资形势好转，贡献率转升为0.09个百分点；自筹和其他资金贡献率2001年为12个百分点，比1997年大幅提升了4.6个百分点（见表3）。

投资资金来源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长，有效平衡了因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外资减少的负面冲击，改善了对投资资金的预期，稳定了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信心。第二，国内贷款的执行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适应金融改革要求，必须降低呆坏账比率，而优质的贷款对象较为缺乏，客观上造成银行贷款谨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配合政府宏观政策必须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商业银行有保证国家有关投资项目配套贷款的任务。这是银行贷款增幅波动很大的原因。并且，由于前一项约束要“软”于后一项，因此出现了贷款资金在总投资中比重又很稳定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稳健货币政策的特点和任务之一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直接拉动力较弱。第三，利用外资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迷之后已经显现出回升势头，所占比重的降低幅度也已经减弱。利用外资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自身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经济效益，但仅从增量角度看，目前外资对全社会投资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是一项不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自筹和其他资金始终比较“理性”，其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既不会轻易错过好收益的投资项目，也不会空泛地对政府政策“捧场”。自筹和其他资金在环境恶化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随着外部环境改善，其恢复很快，并且增长十分稳定，在总投资中比重占到将近七成，对扩大内需起着重要贡献作用。

表3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

表中各项资金来源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注：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各项资金来源比重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的投资需求变动，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市场因素、资金来源因素、投资预期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一）市场因素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有关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我国消费结构得到了提升，进而使投资领域得到扩展。其一是房地产业。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开始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消费信贷措施等为这一消费热点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二是城市化发展。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形成了积极的推动。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正在逐步对民间投资和外资放开，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三是受国际“新经济”的拉动，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出现了比较宽阔的投资领域。其四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其五是西部开发战略为投资开拓了新的市场。总体看，经过几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逐步表现活跃，新的投资领域日益扩大。

（二）资金来源因素

政策性因素对资金来源的影响决定着投资效率和自主增长动力。根据上文对投资结构的分析，1998～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量持续提高，在总投资增量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分别为14%和45%），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也很大，这一时期政策性因素对投资资金来源的影响度较高。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已降低到接近1997年的水平（11.32%），在各项资金的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2000年为8.4％)。与此同时，自筹和其他投资资金比重迅速上升(由1998年的65％升至2001年的90％），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下降。

总体来看，影响投资增长的政策性因素作用减弱，非政策性因素作用提高，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已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2002年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与前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不同）增长情况反映出非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基础仍不稳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4.6％和20.5％）仍低于预算内资金的增幅（26.8％）。可以说，投资演变进程是政策与非政策性因素此消彼长的反映，投资增长已开始转入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状态，但政策推动特点仍很显著。（三）投资预期因素

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制约，近年来我国投资趋于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变化所致。主要表现在：第一，一部分企业经过调整以后具备了新的发展目标，投资愿望增强；第二，就业压力，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增大，不断增强着各方面的投资愿望；第三，1999年以后，受政策刺激，宏观经济形势出现转机，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改善了投资预期，增强了投资愿望。

当前国际经济虽总体好转，但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仍显不足，社会消费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投资预期仍不可过于乐观。据调查(调查数据来源：“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185号)，2002年企业经营者认为政府投资“合适”的比例为25.4%，比2001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认为民间投资“合适”的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认为民间投资不足的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虽然调查中所列各选项对于被调查者有不同理解，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企业家预期的大致变动情况。

（四）政策环境因素

第一，五年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总计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对投资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目前情况看，积极财政政策仍是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心保证。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态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仍需要较强的财政支持。第二，税收政策方面的若干措施为投资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包括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第三，稳健货币政策采取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发放再贷款、加强出口信贷、加大技改贴息等多种手段，提高货币供应量，满足市场资金需求。第四，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政策调整（如对建设用地项目管理、国土资源审批会审、土地出让招标拍卖等有关方面政策的调整等）鼓励了投资的积极性。第五，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工作效率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善了出口型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第六，在加入WTO后的市场规则调整过程中，取消部分行业准入限制，改革审批制度，投资主体的产权保护得到加强。

利用我们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可以给出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有关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模型中投资数据均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影响效果的定量分析。

从各个时段看，扩大内需政策每年拉动投资增长提高0.5~6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上半年，我国仍然在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分析显示，1~6月投资相关政策影响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下降5.86个百分点，而下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提高了5.46个百分点，有力地扭转了投资需求的疲弱态势，支持了经济增长；1999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仍然较高，主要是由于上年发行国债效力仍然发挥着作用，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0.83个百分点；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不乐观，中央继续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4.04个百分点，为扩大内需、抑制通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政策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2.79个百分点；2002年1~8月提高了6.26个百分点。

从各项政策效果来看，财政政策的拉动效果明显高于利率和其它经济政策。1998年～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变价）受利率下调影响平均提高大约3.59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16％；而财政支出平均拉动投资增长提高约5.1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28％；这两大政策因素以外的其它政策影响力度约为0.83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4％；综合考虑扩大内需各项主要政策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力为7.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39％。

定量分析给我们以更直观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5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实施，对国有投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而且是主要的作用（见表4）。

表4模型对1998～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态预测结果（不变价，％）

注：各方案假设条件如下，方案1：利率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2：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3：除利率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即政策变量为零）；方案4：利率、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且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

以上四方面因素虽然也存在一定交叉部分，比如市场变动和投资政策环境变化会反映到企业预期上，但总体看，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影响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资金增长中的非政策性因素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支持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

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情况将比较平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基准假设条件下（现有汇率政策不变、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均保持上年连续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约为15.5%。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形势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全面开放、加速改革进程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模式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在已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供求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未来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发展面临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有利因素包括：

（一）我国经济水平仍处较低阶段，客观上使得投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生产能力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在此条件下，新增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我国经济目前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刘国光，2002），前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未来投资发展势头不会十分有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多数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布于传统领域中，这些投资领域已经趋于狭窄，投资风险较高，综合效益较低，这部分过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的确有待淘汰和转型。但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信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些领域投资积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4月)，在“十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电力、能源、公路、铁路等。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公里，公路1108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公里和4750公里。截至2002年11月，我国高速公路只有2万公里，每百万人只拥有15.7公里。因此，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

第三，城市化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的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增长以及结构的提升，进而为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这些方面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

第四，科技进步方面。我国确立的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方针政策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宽了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潜力巨大，尤其对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投资需求更强烈。同时，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得以往适应供不应求市场格局的企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总体效果看，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型增长模式的建立，将更有助于培育微观主体健康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二）持续的高储蓄率是投资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投资资金供给并非是严重的问题，也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由以国营集体企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居民储蓄为主，我国储蓄率从“六五”时期33.5%上升到“八五”期间的41%，“九五”时期也保持在大约38%的高水平，表现出充裕的态势。高储蓄率一方面说明市场投资的渠道仍不顺畅，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预示下一步市场活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投资回报将有较大改善。总之，高储蓄率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了量的保证，这是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投融资市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政策调控能力和调控特点相配合，贯穿投资政策始终，尤其是在初期时候则是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手段，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大多数投向基本建设。我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一直没有办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经验表明，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未来投资的增长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引导激励了民间投资愿望，打破了原有的投资增长空间束缚。

同时，入世效应将促进投资领域更加开放。一是外经贸活动的活跃将带动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近两年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二是通过对我国法律规章的修订，逐步适应国际规范，将进一步迫使给予国内企业以同等待遇，这比直接对国内企业进行政策保护更加有效；三是对外开放有了一大步跨越，这对很多固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冲击，新的服务和新的管理思想将逐步改造原先的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使投资具有市场理性，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投资领域还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府要求支持的国有项目，货币政策效力不大理想。同时，银行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只满足于吃中央银行的利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此来应付中央对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行政命令。这样一来，造成了银行资金闲置和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的并存。

3.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投资产权主体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投融资改革要求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但是目前政府不但对基础设施项目亲自抓，甚至对企业投资决策也过多干预。一些地方政府“全力”帮助地方企业搞活经营，一来可以增加地方财力，二来还树立了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好范例。企业投资行为通常是主管机构和企业领导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有的甚至是上级主管机构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上级领导成为投资行为的实际决策者。企业投资不按市场规则行事，致力于研究如何寻找到政策优先权支持，造成信息传导机制失效。这样做的结果扭曲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破坏了正常的政企关系。

第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缺乏必要的可行性分析，缺乏硬的预算约束，包括长期效果评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经理人行为应当是主观上追求个人收入和声誉的最大化，客观上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前多数企业中这条纽带是断裂的，因此企业实现的仅是经营稳定化，主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如实现所谓的扭亏增盈，积极配合实施下岗再就业工作等。企业家则在隐蔽信息的手段下，利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权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以弥补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同时伺机换取政治收益。

第三，信用秩序不良造成资金运动受阻。我国经济中有许多领域都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非常明显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目前，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用缺乏，资金运动过程中，供求各方面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有的企业领导人甚至说：“从借钱的那天起，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以后要还。”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信用关系获得需要的资金，造成投融资体制的恶化。

四、政策建议

投资体制改革目标应当是促进投资体制在长期向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同时防止短期内投资过快增长引发的低效率问题。

（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落实已经确立的改革目标

1998年，国家计委曾提出了明确的投资体制总体改革目标(投资体制改革目标是：（1）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框架，即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核、发展资本市场、健全服务体系、强化监督反馈。（2）将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除重大项目外，政府一般不再对项目进行审核，而改为登记备案制。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将加快。商业银行按有关法律，根据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原则，自主决策，独立承担贷款风险。（3）政府财政性投资改革思路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根据事权划分确定各级政府的投资范围。政府的财政性投资将分为政府公共事业投资和政府产业开发投资。两类投资的比例关系将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确定。（4）今后国家对投资主要实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通过法制手段进行投融资管理，将是新投资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从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对我国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有共识的。然而到今天，有些方面与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当前我们应当抓住外部局势好转的有利条件，将这项改革措施尽快贯彻实施。确立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主体地位，形成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银行独立审贷，政府宏观调控的新的投资体制。

（二）大力促进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发展

第一，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理顺企业依据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收益比较的筹资原则，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奠定投融资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使企业能够在现代市场环境中筹措到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高效的资金融通渠道。鼓励发展非国有银行机构，实现金融业对内开放。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在融资体制方面逐步建立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以保证民间投资资金的供应。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将资金的风险责任引入到投资行为中来，解脱资本市场为国企改革服务的错误目标，还其市场化本色。

（三）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

第一，加强投资立法，为投资主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重点加强投资产权的独立性、投资收益权、投资所有权、投资契约的履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强化政策规定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坚决从严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和人员。

第二，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为投资活动提供有效服务。政府职能应尽快调整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在市场准入方面，继续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讲求实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对企业和社会投资的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投资活动的成本，尤其是某些“交易成本”。

第三，实行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不公平税赋，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对企业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部分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的实业投资可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投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西部地区。

第四，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作用。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支持发展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中介服务组织。

宏观经济研究部王彤

参考文献

〔1〕《投融资机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选自《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下）》刘国光、李京文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快速增长没有终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李善同主编，2001年。

〔3〕《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4〕“民间投资态势分析”，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第139号。

〔5〕“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预测”，卢中原、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第138号。

〔6〕“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第72号。

投资分析论文篇（4）

二、投资环境评价的方法

本文对指标的数据处理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设有P个指标X1,X2,X3,……xp,反映了观察对象的个别特性(样本值),表现为P维的向量,并用矩阵表示。在已知数据矩阵X中,需要通过建立反映P个指标(X1,X2,X3……xp)的线性函数,才能恰当地反映P个变量在N个样本上的差异。用这个线性函数算出的指标值,即为矩阵X中N个变量的主要成分。其计算过程为:

(1)求出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

(2)求V的最大特征根λ和相应的特征向量α,于是,a1x1+a2x2+…apxp(即aTx)。就是分析所需要的主成分分量;

(3)用主成分来反映P个变量变化的程度,即用最大特征根λ和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之比表示。其中,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是各个变量方差之和,即为变量P的方差,i=,l2,…,P),则主成分对各个变量的反映程度为。这个比值称为主成分atx的贡献率,其比率越大就表明aTx的“综合性”越强。

对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的计算的特征方程va=λa具有多个解,因此除了算出最大特征值外,还需要计算其它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为此,需要对协方差矩阵V的P个特征根按大小排序,即λ1≥λ2≥…pn≥0。由于V为非负定值,其相应的特征向量用r1,r2,…rp表示,于是有:vri=λiri,i=1,2,…,p,且riri=1,rirj=0(i≠,j,ij=1,2,…p),则:

I

另则y1,y2,…yp是互不相关的,且yi的方差是λi,并从根与系数的关系得到:

这表示y1,y2,…yp的全部方差正好是原始指标变量r1,r2,…rp的全部方差,所以,y1,y2,…yp解为r1,r2,…rp的主成分分量。由于y1,y2,…yp的前几个分量集中了r1,r2,…rp方差的80%或90%以上,所以,只需讨论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以得出原始指标值。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如果第一主成分综合因子所反映的变量变化程度足够大,则可用ri的多个分量作为系数,从而得到综合评价因子y,即:

y=r11x1+r12x2+r1pxp

其中,r1=(r11x12,…r1p)T,以此算出各个样本的y值,再按照y值的大小对样本做出评价的排序。如果第一主成分分量方差的比例(即贡献率)不是足够大,需要个别分量加总才能占到足够大比例(85%以上),就要考虑采用因子分析法。

三、西部各地区综合实力评价

根据原始数据,论文首先利用SPSS10·0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具有同一性,故计算出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其次,以此为依据得出综合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并按照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90%的原则确定公因子个数。

第三,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25次旋转)得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用于分析综合因子所反映的投资环境信息。最后,用回归法计算出西部各省级区域综合因子得分值。令各省级区域综合得分为F,Fi=∑fij·Rij其中,fij为第i省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得分,Rij为第i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权重。依据计算结果,对各省级区域投资环境得分排序并进行综合评价(如表1)。

根据表1所列数据,从因子分析法提取的公因子来看,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一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都在30%左右,其中突出因素为人力资源、经济总量、金融和交通运输等;二是人均社会经济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6%左右,其中以经济结构、城市化、信息化、卫生医疗条件尤为突出;三是人居环境,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5%左右,其中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居住条件和收入水平。以上三项综合因子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达到50%以上。

再以表1所列数据作为投资环境现状评估的基础,可以得出以下评价:

(1)西部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是四川省,以后依次排序为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和贵州。

(2)西部各省级区域的得分都不高,只有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得分值大于0。这说明西部的投资环境整体状况不理想。

(3)西部各省级区域间的投资环境状况差异较大。如排在第一位的四川(0·73121)与排在靠后的贵州(-0·56648)得分差距达到了12倍。

(4)从综合得分与因子之间的关系看,排名前列的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在社会经济总体状况,人均水平和人均环境等方面得分较高。而其他地区得分较低则是由于上述因子的得分较低所导致。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一类区域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在于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

川陕两省投资环境成为西部一类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总体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见图1)。

而川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关键是人力资源丰富,尤其是高校在成都和西安的集中度较高,显示出强劲的科技实力,劳动生产率高,工业化速度快。从上面可以看出,1997~2003年期间,西部的川渝与陕西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工业发展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川渝的工业增长速度不及陕西,但从工业潜力来看,重庆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5·9%,远远高于陕西8·2%的水平。四川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14·7%,也高于陕西省的水平,说明川渝经济创新能力在西部首屈一指。

投资环境决定经济效率,因此,西部深度开发,需要培育以川渝和陕西为中心的西南、西北经济增长极,走工业快速发展之路。四川资源丰富、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科技实力雄厚,因此,可以通过传统产业、资源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工业化进程;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研实力雄厚,因此,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等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而一个区域产业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资本能否有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研究表明,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资本是技术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金融是区域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因此,西部投资环境改善的最关键环节之一,是建立西部金融中心。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西部区域开发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融资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节奏不相吻合。因此,西部开发离不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而西安与成都,尤其是成都是西部金融环境最好的城市。2003年末成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240·8亿元,增长23·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587·9亿元,增长19·2%。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28·2亿元,增加96·6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64·2亿元,增加68·4亿元。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6781·7亿元,现金支出6658·2亿元,现金净回笼123·5亿元。证券市场继续发展。2003年推荐1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在证券市场融资6·6亿元。年末有证券营业部91家,全年证券成交额2263亿元,比上年增长35·7%。保险业务发展迅速。全年保费收入62·5亿元,比上年增长41·8%。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19·3亿元,增长41·8%;人身险保费收入43·2亿元,增长41·8%。各类保险赔偿与给付支出12·8亿元,增长5%。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7·3亿元,人身险赔付支出5·5亿元,分别增长7·4%和2·1%。年末全市共有保险公司15家。另据统计,2003年,存贷款差额,四川占全国的比重为18%,四川的融资能力主要集中于成都。因此,成都要担当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的重任,为改善西部投资环境,促进西部深度开发服务。

(二)二三类区域投资环境改善的关键在于采用差异性策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如前所述,一个区域投资环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既受投资环境的制约,其本身又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西部改善投资环境,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新疆、云南、广西、内蒙古四省区需要坚持“以开放促进开发”的发展战略。因为四省区均为边疆地区,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有地缘优势。因此,四省区要以开放为突破口,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以发展促边贸,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另外,政府投资重点应着力于建设中心城市,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整体水平;并在城市基础设施,对外口岸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科技和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其次,重庆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需要通过“一体化战略”改善投资环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加速趋势。我国东部正在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湾”等“经济板块”。但迄今为止,西部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显然,如果呈现东部“经济板块”与西部“散兵游勇”之间的竞争,东西差距不但不能缩小,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西部一体化进程的“示范区域”主要依赖于川渝。因为其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可以互补。另外,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其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了主城区的规模扩张,且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的贫乏更是成为其发展的短板。重庆虽受益于直辖建市的政策优惠,在主城区改造、基础结构和交通运输等方面走在了西部大城市的前列,但如果不解决好主城区扩容的方向和发展模式,不处理好二元结构和邻近大

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就难于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因此,重庆的发展不能不与四川合作,这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形成以成渝为核心的川渝经济区,是日后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重庆投资环境改善的重点区域应是与四川紧邻的“渝西经济走廊”,这也是川渝合作的重点区域所在。

最后,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改善投资环境路径需要政府推动。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是西部最落后的区域。四省区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很低,且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投资环境的改善十分困难。如果完全依赖“自救”,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由于西部三类地区经济落后、产业竞争力弱、人才外流严重、科技不发达,基础设施差,需要国家“推动”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国家要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资金,促进其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其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郭利平,2001:西部十一省(市,自治区)经济实力评价,《经济地理》第5期

投资分析论文篇（5）

二、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

(一)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本质相同

进行投资活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是源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这种需要是为了满足内外部利益关系人的需要，来自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需要。企业同其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是企业充分利用有限资本、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企业的生存价值在于其创造价值，对于创造价值而言，投资决策是最重要的决策。因此，传统投资决策就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满足利益关系人的更多需要。

在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社会衡量、评价一个企业，不再单看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其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整体效益。企业所履行的受托责任也应涵盖环境效益，这种受托责任不仅是经济责任，还包括了环境责任。可见，环境投资决策的本质是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为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服务，使企业的发展更顺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求。

以上论述表明，环境投资决策是传统投资决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同源的。传统投资决策建立在受托经济责任的基础上，环境投资决策则以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为基础，而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导致了受托环境责任的产生，所以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

(二)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主体和对象相同

财务管理中讨论的投资，其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政府或专业投资机构。不同主体的投资目的不同，会导致决策的标准和评价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区别。

投资对象可以划分为生产性资产投资(直接投资)和金融性资产投资(间接投资)，投资决策中企业的投资对象大多是生产性资产，这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产。

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环境投资决策也是在传统投资决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应与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一致，即仍然是为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服务，因此，环境投资决策的主体也是企业，其对象也应是企业的投资对象——生产性资产。

(三)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相同

传统投资项目评价的基本原理是：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低于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减少。企业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必须达到这一要求。企业投资取得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就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反之则摧毁了企业的价值。

同理，环境投资决策也是为了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以增加企业的财富，并且在选择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环境效益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在环境投资决策中，当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的总收益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时，该投资项目才具有可行性。所以，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仍是比较项目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的大小。

(四)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投资管理程序相同。

对任何投资的评价都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提出各种投资方案、估计每个方案的相关现金流量、计算投资方案的价值指标(如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价值指标与可接受标准比较、对已选择的方案进行再评价(如图1所示)。

三、环境投资决策应用的新特点

尽管环境投资决策有着与传统投资决策相同的本质，它是在顺应了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由传统投资决策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必然有着比传统投资决策突出的特点。

(一)环境投资决策注重环境效益

如前所述，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是为企业选择经济效益高的投资项目，通过比较各备选项目的经济指标，作出最好的决策。重点是在经济效益上。这是同企业的性质和生存的价值相一致的。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则是利用有限的资本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出谋划策，确保企业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企业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当今时期，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社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环境的保护。因此，企业不单单只对利益关系人承担受托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受托环境责任。企业的发展也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环境保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必须注重环境效益，它要求企业从整体效益出发，更能符合社会的要求。

环境投资决策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动因看，它的最终目标不仅仅与经济发展相关，更注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二)环境投资决策的利益关系人进一步延伸

利益关系人是指获得企业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承受企业财务、社会活动产生的风险的个人和群体。企业的利益关系人可以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群体，内部利益关系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员和雇员，外部利益关系人包括政府管理部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当地的群众组织和公众等。

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关系人不包括相关的环境保护组织，在这些组织也成为企业外部利益关系人的时候(如图2所示)，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要受到这些组织所制定的大量的环境法规的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就必须考虑这些组织的影响。在近20多年里随着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问题也成了消费者和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对毫无利益关系的一些周围的居民产生影响。这时候，这些居民也成了企业的外部利益关系人，企业的决策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反应。

(三)环境投资决策的方法改进

环境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在传统的投资评价的基础上，从成本范围、成本分配评价的时间范围和评价指标方面进行改进。总的来说，是把环境因素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选用全部成本评价法、多标准评价法、风险评价法和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全部成本评价法(TotalCostAssessment，TCA)是在资本预算分析中综合考虑环境成本的一种方法，把环境成本作为成本中重要的一项，对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所进行的长期的综合的财务分析；多标准评价法(Multi-criteriaAssessment，MCA)充分考虑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化的指标，帮助公司系统地根据不同的或不可计量的多重标准评价方案，有助于企业在无法将全部环境和社会影响加以货币化时进行投资决策，也可以帮助企业在环境和其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风险评价法主要有敏感性分析和方案评价法；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StakeholderValueAnalysis，SVA)是根据不同利益关系人对方案的看法，有的可以货币化，有的无法货币化，从而建立一套决策模型将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综合在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持。

(四)环境投资决策的成本范围扩大

传统的投资决策的基本目标是计算不同投资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的净效益。它需要较准确的成本信息。传统的成本较少包含环境成本。有的也只是笼统地归集到制造费用里。然而环境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因素导致的成本已经不容忽视，甚至在有的项目里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企业的投资决策离不开准确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会计部门将成本的范围扩大，使其包括环境成本在内。

充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决策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下面以1项设备购置决策为例说明环境投资决策分析的这一优点。(采用净现值法。)

例如，某企业将要投产的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残余物，该残余物可以用2种方法清除。

方法1：采用蒸汽去除法。所需设备投资50万元；每年发生的开支有：购买材料6万元，交纳排污费6万元，生产控制支出4万元。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一种有毒废气，企业目前没有处理该废气的能力。但国家近几年将会颁布一部有毒废气排放的控制法规，企业的行为很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经过估算罚款额高达150万元(假定罚款在设备报废时1次性支付)。

方法2：采用碱式去除法。该工艺不释放任何废气，只会产生1种含碱废料，废料可回收制造肥料。其费用包括：设备投资100万元，购材料9万元，交纳排污费3万元，生产控制支出3万元，碱废料回收0.5万元。(假定2套设备使用年限均为10年，采用平均年限法提取折旧，无残值；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折现率为8%。)

2种方法投资及现值见下表。

(①=60000*(P/A，8%，10)，

②=1500000*(P/S，8%，10)，

③=500000+402600+402600+268400-335500+694500)

从表中可以看出，方案1的净现值是1932600元，大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应选择净现值较小的方案2。方案1较方案2而言多出了一项环境损害的罚款支出1500000万元，这是企业通常做投资决策时容易忽视的一项现金流出，也是企业较大的一项现金流出，如果不考虑该项罚款支出，则方案1的净现值就是1238100元(1932600-694500)，小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会选择方案1。这样就会导致企业选择错误的投资决策，将造成不小的损失。

(五)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时间范围延长

在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过程中，评价的时间范围必须延长，以便更好地反映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尤其在环保投资项目中，投资的回收期往往长于其他投资，因为有关的损益常常需要在未来的许多年才会自然增长。环保项目带来的效益，如产品的质量提高所增加的收入，公司和产品的形象改进等，只有通过较长时间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图3列出了一个矿山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现金流量分布。对于矿山开采来说，应推行循环经济中“污染物减量、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原则，在项目终止时对矿山及时进行可垦性测试，填土造地，种植植物，稳定坡面，防止水土流失(第18年)这会产生一项不小的现金流出。企业只有延长决策评价分析的时间，充分考虑这部分成本，并且改进生产技术以减少这部分成本，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六)环境投资决策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投资项目总是存在着风险。由于项目的未来净现金流量存在不确定性，任何决策都会面临风险。传统的投资决策需要估计项目风险以及处置风险。考虑了环境因素后，由于未来法规变化的不确定性，使项目的现金流量类型更加难以预测，因此不确定性更为显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投资项目中的环境因素的风险性更加突出。因此投资决策估计项目风险时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于投资所包含的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总结出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进行评价，除此以外，还可以利用方案评价法和决策树或蒙特卡罗模拟模型进行评价。

四、总结与展望

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是财务管理的一个新兴领域，世界范围内有关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还不够完善，我国对于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才刚刚起步。随着环境管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应用的重要性已被人们逐渐认识和重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考虑环境因素也开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实施环境投资决策，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人类应当转变过去那种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自觉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环保问题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全民的环保意识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尤其应加强企业环保基础知识教育，在全体职工中定期开展环境学的教育，增强职工实践环境管理的自觉性。

(二)完善会计制度，制定环境经济政策

应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准则、法规，完善会计制度，以便于企业会计人员掌握。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必须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社会各部门应积极配合，相互协调，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这样，实施环境投资决策也有章可循。

(三)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的管理

通过加强会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及时沟通，有助于环境管理人员及时获得相关会计信息，会计人员、决策人员加强环境管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便于更好地收集环境会计信息。此外，决策部门也要安排具备环境投资决策理论知识的人员，这样有助于加强会计部门对环境信息的收集，提高环境信息的质量，精确地核算环境成本，准确地进行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投资决策纳入环境因素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国际化的发展和动向，结合我国经济现实，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以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投资分析论文篇（6）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投资分析论文篇（7）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投资分析论文篇（8）

1.基本概念

投资指的是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的货币或其他资源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一项投资活动中，至少包括主体和客体，意即实施投资活动的主体和货币或其他经济资源等投资客体。文中的所说的内外资即是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国内投资是指一国内部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国外投资是一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

在投资地区差距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中，不能笼统的将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综合差距作为投资地区差距。因为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稳态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来，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分别进行分析研究。

国外投资又分为国外直接投资与国外间接投资，在本文中，由于国外间接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较小，而且对一国的消费、储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影响较弱，进而对一国的经济稳态增长问题影响不大，为简化模型起见，本文的内外资地区投资差距中的外资仅指FDI地区分布差距，忽略国外间接投资部分。

由于投资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因此在国内投资中重点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获得生产经营性或服务性的固定资产来垫付货币或物资的过程，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其过程包括固定资产的局部甚至全部更新以及改建、扩建、新建固定资产的活动等等，是改造原有固定资产以及构建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是物质资本包括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形成。

2.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中央政策集中规划来分配资本。自改革开放以后实施市场经济的这20多年，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在政府分配财政资金和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之下，主要会受到市场的引导。

我国FDI的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国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地区。从区域分布的东、中、西三大地区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占据着绝对优势，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异常悬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地区差距就表现得十分突出。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在整个90年代，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但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却显著下降。2000年、2004年分别为5.3％和4.4％。将2004年与1995年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对规模相比较，比重分别下降了0.15、1.0和0.06个百分点，这显示出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优势有所下降，从而减缓了地区差距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后，1992至2000年东部、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年上升，在10年内增长了3到4倍。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总额从4689.55亿元增长到15883.5亿元，相比西部则从1095.55亿元增长到4704．3亿元，东西部地区差距悬殊。从人均投资额来看，东部地区各年人均投资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差距更大。从1992—2001年平均数来看，西部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从资本化比率看，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也在逐年上升，特别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地区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高点，由此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

二．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

上文中在我国地域分布上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巨大差异的现实，反映的是我国对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发展轨迹。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我国大部分外资集中在东部地区，国内投资的重要资源也向东部地区集中。本文将影响投资地区差异的形成因素概括为以下三种。

1.天然的区位优势差距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对我国投资的地区分布差距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我国对国内经济区域的传统划分为东、中、西部的做法，不仅是由于三大地带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来划分，而且隐含着一种天然的区位优劣势差异。这种天然的区位差异是特定的、客观存在的，是由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导致的地缘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成长发展和变动差异等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由成本驱动的投资会选择自然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

首先，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与我国国内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东部地区所具有的自然地理优势，主要表现在东部省市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一带，接近港口，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这些地区对外联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便捷性。占优的运输条件形成天然的贸易优势，无论是机器设备的引入、产品的进出还是人员流动，通畅的物流循环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成本也随之降低，这成为国内投资者以及外商的首要考虑因素。特别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者最优的选择便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投资生产，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所制定的外向型政策引导的。

其次，那些具有更为突出的地缘优势的地区更是对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投资者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它们吸收了全国44%的外资,而70%以上来自港澳台地区6，毫无疑问这与这些地区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外商投资者首先会由于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对相邻地区的经济环境、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市场发展的信息完美程度、产业竞争力的激烈程度、技术人员和配套软硬件的完备程度等等一系列会影响到投资效率的因素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或者至少拥有可以交流的更为便捷准确的通道。如此一来，外商直接投资就容易呈现出地区集聚的特点，并由此引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

再次，要素禀赋的差异对于资本的流向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要素禀赋的差异主要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等方面在总量和质量上的差异。但是我国自然资源很明显地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为什么在吸引资本流入的时候却反而表现出相反的状况呢？笔者认为，要素禀赋尤其是自然资源要对经济表现出明显作用，是需要长期的持久性作用的。比如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企业的运营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投资者对于所投入资本期望获得的收益是有时限性的，他们希望在越短的时间内获取越大的回报收益，因此自然资源的优势对于短期投资商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国目前投资区域也反映出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但是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即劳动力资源和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与资本流向有直接相关的关系。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裕，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则更是如此，当然这其中与劳动力的技术层次和技术含量也是相关的，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不仅为投资商节省劳动成本，而且节省教育培训成本。技术优势明显的地区容易形成产业积聚和聚集，有助于规模优势的形成，是国内以及国外投资者为节省信息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时会考虑的因素。

另外，文化习俗等人文社会背景的差异也会对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地区选择有影响。文化习俗涉及到一个地区对外来资本的社会关系认同感，这方面会存在着非市场风险。资本在选择地区投入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优先考虑与资本原本的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地区，这样能够比较快地融入资本的正常运营。或者选择一个文化容忍度和接受度比较高的地区，降低由于文化冲突而造成的风险或损失。而这些都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造成资本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资本积累比较匮乏。

2.外部的经济环境差异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同也是导致我国各个地区间国内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之一。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具有区位的综合优势。这里的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地区间市场容量的差异、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资本产出效率的不同等等，通常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投资为了顺利投入生产会比较倾向于外部经济环境有优势的地区。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通常是市场体系较为完善的地区，投资者不仅对这些地区的市场较为熟悉，而且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限制相对较少，因此投资者认为投资风险较小。投资者如果身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尤其是4个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就可以将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这些区域的竞争优势相结合,降低大量的市场索寻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边际效益，创造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得以引进外资的地区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开放程度，而且地区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密切，其对外依存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因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不仅要考虑到资本的收益回报率，而且还要考虑到较低的风险性。显而易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比不开放的区域风险要低，透明度较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就低，政策比较稳定。从具体数据也可见一斑。四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改革开放伊始，所吸引的FDI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最高的年份超过45%。

任何一个投资者都是希望伴随着较低的风险而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在资本产出率较高的地区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商，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资企业，因此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也会引起投资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与地区的投资分布差异也有着某种关联性。我国东部地区市场较为完善，产业积聚和产业集群极容易形成规模优势，生产要素、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供求信息较为完备，使得企业投资信息成本低，便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决定，投资的产业或产品方向正确，承受的风险和损失较低，有利于企业从事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而且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因此对资本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资本的回报率也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不利于吸引资本流入。

3.政府的政策性倾向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呈现明显的空间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我国利用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我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最早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因此在早期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情况。我国政府实行的这种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投资，进而由投资中心向边缘地区发展，利用资本的外溢效果来发展内陆地区，但是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流动是要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只有政策性的引导并不能很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行，才次第地向中部和西部进发，但是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手段的作用在目前还比不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当然，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政策引导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可见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格局。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静止的，在得到政策性鼓励的地区获得这种先发优势以后，会形成一种持久的长期的优势，因此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的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先行优势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得我国东部地区的收益率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会比较倾向于东部地区。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其相关制度较为透明和清晰，会给予投资者减少不确定风险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在自己的国内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中小资本为了继续生存，会进行产业的国际转移，而他们在选择投资国家以及投资区域时，比较注重的是政策上的优惠，会选择我国政策倾斜较多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进行直接投资。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高素质技术人员的比较优势、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巨大市场容量、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等因素都对投资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以上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然较大，所以国内投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是，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对比的话，中部地区吸引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也是由于上文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中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市场体系成长阶段、还是在人员的技术构成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于东部地区，其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成为投资者次于东部地区的选择区域。

小结

总之，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天然地区优势、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斜的优势，其引资能力高于西部地区，进而经济增长率和收入都高于西部地区，引起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地区差距的成因分析可以为我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资源配置上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创造有利条件。

论文关键词：FDI地区差距国内投资差距区位优势

论文摘要：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本文根据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分析造成投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天然区位因素，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向因素。从而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N].地理学报，1999(3)

[2]曹邦英，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现状及对策分析[J].天府新论，2006(1)

[3]李旭鹏、崔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3)

[4]许晶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N].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韩科智，缩小区域投资差距，协调地区经济发展[J].开发研究，1996（4）

[6]刘平兵，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1992-2002[N].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1)

[7]武剑，外国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差距[J].中国改革，2001(3)

[8]薄文广，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05(9)

[9]Solow,RobertM.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56

投资分析论文篇（9）

一个投资组合是由组成的各证券及其权重所确定。因此，投资组合的期望回报率是其成分证券期望回报率的加权平均。除了确定期望回报率外，估计出投资组合相应的风险也是很重要的。投资组合的风险是由其回报率的标准方差来定义的。这些统计量是描述回报率围绕其平均值变化的程度，如果变化剧烈则表明回报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风险较大。

从投资组合方差的数学展开式中可以看到投资组合的方差与各成分证券的方差、权重以及成分证券间的协方差有关，而协方差与任意两证券的相关系数成正比。相关系数越小，其协方差就越小，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也就越小。因此，选择不相关的证券应是构建投资组合的目标。另外，由投资组合方差的数学展开式可以得出：增加证券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基于回避风险的假设，马考维茨建立了一个投资组合的分析模型，其要点为：(1)投资组合的两个相关特征是期望回报率及其方差。(2)投资将选择在给定风险水平下期望回报率最大的投资组合，或在给定期望回报率水平下风险最低的投资组合。(3)对每种证券的期望回报率、方差和与其他证券的协方差进行估计和挑选，并进行数学规划(mathematicalprogramming)，以确定各证券在投资者资金中的比重。

二、投资战略

投资股市的基金经理通常采用一些不同的投资战略。最常见的投资类型是增长型投资和收益型投资。不同类型的投资战略给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但也使投资计划的制定变得复杂化。

选择增长型或收益型的股票是基金经理们最常用的投资战略。增长型公司的特点是有较高的盈利增长率和赢余保留率；收益型公司的特点是有较高的股息收益率。判断一家公司的持续增长通常会有因信息不足带来的风险，而股息收益率所依赖的信息相对比较可靠，风险也比较低。美国股市的历史数据显示，就长期而言，增长型投资的回报率要高于收益型投资，但收益型投资的回报率比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增长型公司会随着时间不断壮大，其回报率会逐渐回落。历史数据证实增长型大公司和收益型大公司的长期平均回报率趋于相同。另外，投资战略还可以分为积极投资战略和消极投资战略。积极投资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不断地选择进出市场或市场中不同产业的时机。前者被称为市场时机选择者(markettimer)，后者为类别轮换者。

市场时机选择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减现金增股票，提高投资组合的beta以增加风险；在市场不好时，反过来做。必须注意的是市场时机的选择本身带有风险。相应地，如果投资机构在市场时机选择上采用消极立场，则应使其投资组合的风险与长期投资组合所要达到的目标一致。

类别轮换者会根据对各类别的前景判断来随时增加或减少其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但这种对类别前景的判断本身带有风险。若投资者没有这方面的预测能力，则应选择与市场指数中的类别权重相应的投资组合。

最积极的投资战略是选择时机买进和卖出单一股票，而最消极的投资战略是长期持有指数投资组合。

公司资产规模的大小通常决定了股票的流动性。规模大的公司，其股票的流动性一般较好；小公司股票的流动性相对较差，因此风险较大。从美国股市的历史数据中可以发现，就长期而言，小公司的平均回报率大于大公司，但回报率的波动较大。

三、投资组合风险

我们已经知道，投资组合的风险是用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标准方差来度量，而且，增加投资组合中的证券个数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但是，由于股票间实际存在的相关性，无论怎么增加个数都不能将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降到零。事实上，投资组合的证券个数越多，投资组合与市场的相关性就越大，投资组合风险中与市场有关的风险份额就越大。这种与市场有关并作用于所有证券而无法通过多样化予以消除的风险称为系统风险或市场风险。而不能被市场解释的风险称为非系统风险或可消除风险。所以，无限制地增加成分证券个数将使投资组合的风险降到指数的市场风险。

风险控制的基本思想是，当一个投资组合的成分证券个数足够多时，其非系统风险趋于零，总体风险趋于系统风险，这时，投资组合的风险就可以用指数期货来对冲。对冲的实际结果完全取决于投资组合和大市的相关程度。若投资组合与大市指数完全相关，投资组合的风险就能百分之百地被对冲，否则只能部分被抵消。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是由投资组合对市场的相关系数乘以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来表达，而这里的相关系数是投资组合与市场的协方差除以市场的标准差和投资组合的标准差。因此，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正好可以由投资组合对大市指数的统计回归分析中的beta值来表达。投资组合对大市的beta值是衡量投资组合系统风险的主要度量。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方差或标准差以及其beta值是投资组合分析和管理中的三个最重要的数据。

在投资组合的另一重要理论是在资本市场理论中引入了无风险资产的概念。在实际中，我们可以将国库券认为是无风险资产。任何投资组合都可以看成是无风险资产和其他风险资产的组合。于是，投资组合的期望回报率可以表达成大市回报率与无风险回报率之差乘以beta值再加上无风险回报率。

国际金融投资行业也广泛地使用VAR(Value-at-Risk)的方法来分析和管理投资组合甚至公司全部资产的风险。VAR实际上是衡量资产价值变动率的方法。其基本概念是：假设某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是以正态分布，衡量在确定的概率下投资组合可能出现的亏损金额。VAR值就是用均值减一个标准方差的回报率，可以用来计算亏损。

四、投资组合业绩评价

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投资组合的业绩进行评估。养老金、保险基金、信托基金和其他基金的主要投资计划发起人一般会考察投资过程的各个主要方面，如资产配置、资产类别的权重和各类别重的证券选择。这类评估称为属性评估。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对一个特定的投资策略或投资机构效率的评价，如对有明确投资策略的开放式基金的评估。这种评估叫做指标评估。评估投资组合最直接的指标是回报率。但只有在相同或类似的风险水平下比较回报率才有实际的意义。从美国开放式互助基金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到，增长型基金的beta值最高，系统风险最高，相应在牛市时的回报率最高，在熊市时的回报率最低。平衡型的基金则相反。收益—增长型的基金的系统风险和回报率都在增长型和平衡型的基金之间。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基金在一个时期所获得的回报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基金的风险特性和基金在当时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评估基金时，首先应将基金按风险等级分组，每一组的风险大致相同，然后在组中比较回报率的大小。

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是特定期间内投资组合的价值变化加上所获得的任何收益。对封闭式基金来说，由于没有资金的流进和流出，回报率的计算相对比较容易。对开放式基金而言，频繁的现金流动使普通的回报率计算无法反映基金经理的实际表现。开放式基金的回报率通常使用基金单位价值来计算。基金单位价值法的基本思想是：当有现金流入时，以当时的基金单位净资产值来增加基金的单位数量；当有基金回赎时，基金的单位数量则减少。因此，现金的流动不会引起净资产的变化，只是发生基金单位数量的变化。于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期初和期末的净资产值来计算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的回报率。

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回报率有很大的局限性。进行风险调整后评估投资组合表现的最常见的方法是以每单位风险回报率作为评判标准。两个最重要的每单位风险回报率的评判指标是夏普比例(ShameRatio)和特雷诺比例(TreynorRatio)。夏普比例是投资组合回报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除以回报率的标准方差。特雷诺比例是投资组合回报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除以投资组合的beta值。这两个指标的不同在于，前者体现了投资组合回报率对全部风险的敏感度，而后者反映对市场风险或系统风险的敏感度。对投资组合回报率、其方差以及beta值的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定量显示基金经理在证券选择和市场时机选择等方面的优劣。

【参考文献】

[1]［美］小詹姆斯L·法雷尔，沃尔特J·雷哈特.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PortfolioManagement:TheoryandApplication)[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RichardC.Grinold,RonaldN.Kahn,ActivePortfolioManagement:AQuantitative

ApproachforProducingSuperiorReturnsandSelectingSuperiorRernsand

ControllingRisk,McGraw-Hill,1999.

投资分析论文篇（10）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1)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2)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投资分析论文篇（11）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比例;第一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例是1-λ。效用仅仅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因此,在下一阶段(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说是外生的。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美]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3][美]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Levhari,D.andY.Weiss.“Theeffectofriskontheinvestmentinhumancapital”.AmericanEconomicsRiview,1974,64(6):950-963.

[5]Williams,J.T.“Risk,humancapital,andtheinvestor’sportfolio”.JournalofBusiness,1978,51(1):65-89.

[6]Williams,J.T.“Uncertaintyandthe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overthelifecycle”.JournalofBusiness,1978,52(4):521-548.

[7]Kodde,D.A.“Uncertaintyandthedemandforeducation”.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6,68:460-467.

[8]Snow,A.andR.S.Warren.“Humancapitalinvestmentandlaborsupplyunder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1990,195-205.

[9]Campbell,J.Y.UnderstandingRiskandRetur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6,104:298-345.

[10]Shaw,KathrynL.Life-CycleLaborSupplywithHumanCapitalAccumul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89,30:431-456.

[11]KennethL.Judd.IsEducationasGoodasGold?APortflioAnalysisofHumanCapitalInvestment.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LA94305andNBERMay,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