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成就大全11篇

古代文学成就篇（1）

一.律、律学------------------------------------------2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2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2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3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4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5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6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的历史性终结--------------7

尾论---------------------------------------------------- 7

内容摘要：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法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法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律学 律学成就 阶段分野 再认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引 论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 。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 。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 。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 ，“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 、“霸王道杂之” 、“德主刑辅” 、“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 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 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文做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 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 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 ，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 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鸦片战争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 论

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 ，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

[参考书目]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

何勤华 《略论明代中国律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沈家本 《刑法杂考》

薛允升 《唐明律合编》

官修正史《晋书-刑法志》 《旧唐书-刑法志》

《清史稿-沈家本传》

古代文学成就篇（2）

引言

近几年来，语言界对于“古今字”的探讨一直是比较热烈的，而各位语言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有自己虽大同但非全同的观点，对于学习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期刊上发表对“古今字”见解的也不在少数，文章对其定义、性质、分类、区别等等都有过较为详细且多方面的介绍，但终究是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

笔者对现今高校所用的韩语学习教材进行了调研，较为通用的15本教材如下：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古代汉语读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各二分册），殷孟伦主编的《古代汉语刊授讲义》，广东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中学教学研究组《古代汉语》，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周秉钧主编的《古代汉语纲要》，蒋绍愚、李新建主编的《古汉语讲话》，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张荫芝主编的《古汉语》，刘禾主编的《古汉语入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册）。笔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就根据自己的拙见阐述在今后“古今字”教学中该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便于提高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使得学生们能真正地学好古汉语课程。

一、高校古今字教学现状

不同的高校采用的古汉语教材不尽相同，但是主流教学思想还是大略相同的，而教材中对古今字的由来都描述得十分模糊，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笔者将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古今字因时代而命名

较为简单的一种思路认为，古今字是按照字的时代来讲述的。“古”是古字，是古代人的用词，是古代人的用字。“今”就是现在所用的字，是在古字基础上有一定的传承与创新的今字，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大部分人的用字习惯而变革后的用字。

（二）古今字为区别字

在上古时代，汉字还十分罕见，汉字的数量少之又少，汉字产生的速度远落后于词的产生速度，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一字”代“多词”的现象。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人为了避免在表达上有多种意思，造成歧义的现象发生，就另造了几个今字来进行区别，这种在古代所用的那个“字”就称为“古字”，后人另造的就称为“今字”。而我们就其实质上进行考虑，古今字也可理解为区别字，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词意而出现的不同汉字。

（三）今字替代古字部分意义

由于上古时代汉字极少，故较多古字有多种含义，而为了替代或者分担古字中的部分含义，在古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形，另造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就称为“今字”。

除了在古今字定义上的不同，各个版本的教材分类也不一样。在分类上有些教材是按单项分类标准来进行分类的，比如说按古今字字形上的联系或者意义上的联系来进行分类；而若是双项分类标准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分类也就随之而变化，在此就不进行进一步探讨了。

二、对古今字的认识

古汉语教材中的古今字教学至今还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不可否认是由于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各位学者彼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古今字”作为文字学本身概念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对古今字进行探讨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古今字的教学也还不受重视，这也是造成其发展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所在。

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存在滞后性也是影响古今字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玉篇》中，有“鞭，坚也”，而在现代生活中，很少会用“鞭”来表示坚硬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硬”，而如此典型的古今字例子并没有被收入到现代所用教材中去。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大部分高校所用的教材多是20世纪80、90年代编著的，我们并不能苛求当时的编者能想象到现代汉字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思考如何在教学环节上进行设计和改革，来调整古今字的教学，使得其既能符合现代的汉字发展潮流，又能契合汉字的历史文化。

现今古汉语教材中将文字分为四种形态：分别是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和繁简字，就大部分学生现代汉语水平来说，较为容易接受的是繁简字和异体字两者，探究其原因，会发现这两种文字形态在字的形态上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说笔画数目不同或者书写过程存在差异，如“婧屠帷薄舳悦巍薄拜对软”等字，这些字体即使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看到字形会联想到现代的汉字。学生一般较难理解通假字和古今字的关系，通假字在学生中学学习语文时，就有初步的接触，在各类的文言文学习中，通假字的现象也是教学重点，比如在《论语》十二章中，“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是知也”的知（zhì）实为“智”，是通假字，所以其实大部分学生对于通假字是不陌生的，只是没有进入深入的学习研究而已。

就教师从各个阶段描述汉字的古今字而言，学生因为缺乏文字的时代共通性而难以理解，这使得“古今字”的教学变得较为困难，但是古今字的学习因为贯穿历史朝代较多，给学生们提供了较多能够写成札记的素材，对于文学知识的扩充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是极为有帮助的。

三、“古今字”教学改革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代“古今字”的教学主要是依靠于教材，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和部分扩充。而这些对于学生们能真正了解古汉语文化和汉字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需要时时关注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将部分还未纳入教材的“古今字”列入教学内容，以下两点是笔者认为的较为合适的改革方法。

（一）引入最新汉字研究成果

由于现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在汉字研究上也有较多新的成果出现，使得教学内容更丰富且更贴切时展要求，也能使得教学更为严谨。比如在《旧唐书・食货下》中：“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此处的“般”是没有提手旁的，是在元明之际，才给“般”字加了提手旁，即为“搬”，也就有了现代常用的“移动物体的位置”意思的“搬”。实际上，近代汉字的发展，类似“般”与“搬”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很遗憾，这种典型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并没有被纳入教材。相反的，在上古时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类似用例被流传下来，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修改，这使得原始文献的本意难以被保留下来，也就难以看清文献的原貌，使得古汉语的研究过程上出现了些许的偏差。这也就是为何《太田辰夫（1991）后序》认为，“流传至今的所谓的上古文献其实都是“后时资料”，并不能用作完全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东西。”后人为了显示他所以为的“真”，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使得原有存在明显边界的现象变得混淆甚至混乱，因此，为了保证教学的准确性和严谨，教师必须要强调用近代汉字阶段的例子来验证或者说为讲解古今字提供一定的证据。

（二）认清古今字的内涵

现代学生难以学好“古今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文字时代性的认识。比如说，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用“具”表示都、皆是，可以认为是通假现象。但是在今天，在已经将音jù的总括副词规范为“俱”后，再写“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是写了一个不规范字，可以认为是犯了语言错误。由此可见，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文字分析是存在变化的，而从历时的角度讲，“具”与“俱”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今字”的现象。

在教材中一般是难以将古今字的问题讲述清楚的，本着科学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老师和学习古汉语的学生需要进行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利用一切资源，探究与验证实例，在任何有联系的几个字之间都要思考一下，这几个字之间有时代的联系吗？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会发现原本枯燥无味的汉语学习实际上也是十分有乐趣的。而笔者认为，兴趣在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字的学习并不是能独立完成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古汉语教学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担当引导者的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起他们学习“古今字”的兴趣。

结语

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是存在很多需要探究的地方，本文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古汉语学习中所能感受到的我国传统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古汉语汉字变化的魅力，是肯定不止这些的，而“古今字”的教学也存在更多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值得我们探究。对古今字教学方式和改革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文字研究者和学习文字的学生共同探讨分享，使得其能在“大同小异”的整体环境下蓬勃发展。古今字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汉字文化的绚烂一笔，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我们需要进行保护和传承，将之分享与下一代，让现代的学生也能了解古汉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魅力。语

参考文献

[1]刘君敬.论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13（12）.

[2]余淑荣.古汉语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现象――通假字、古今字与异体字新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古代文学成就篇（3）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位，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设置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骄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①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己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桩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②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而前己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③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纤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①，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而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③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胡龄，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纤、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骄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揉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而。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巫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己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1949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⑥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1957年反右刚刚结束，1958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⑦，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而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己。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环变为小姐。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必修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⑨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忽视，大多成了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 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而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比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⑩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⑩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光潜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比，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⑩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⑩，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诊》，《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⑩金圣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⑩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叩⑩

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己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领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领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己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适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笔者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教师，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3个学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多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2个学分，曲选2个学分，小说选读3个学分，戏曲选读3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3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2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2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⑥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

古代文学成就篇（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87-01

古代文学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著称，它具有上下五千年的知识底蕴，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而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门主要学科，这门学科是综合我国历年历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成就。在教学中，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达到教学目的，使学生在分析阅读、鉴赏分析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使学生的自身的修养和素质进一步提升，最终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1 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

在大部分设有古代文学教学的院校里，都存在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古代文学教学目前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学科本身存在的弊端。一是，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由于其涉及历年历代的文学大家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枯燥乏味，又不通俗易懂，导致学生对这个学科只是应付，而没真正领略其中的真正意义，更谈不上学以致用，同时，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没有丝毫的兴趣所言；二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古代文学或者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专业结构，在学生毕业时，工作的对口性受到了局限。这两种说法其实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的。古代文学的“无用论”，其实只是一些学生的主观意识导致的，他们的现实功利的思维模式与教学大纲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们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学科上面，比如计算机、英语这些现实可以应用的学科中。在他们的眼中，古代文学学科很难融入到社会建设中去，传统诗词歌赋的学习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所以，对于古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学生乃至社会大量求职人员的心目中提升古代文学的位置，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如果从根源上讲，应该首先让学生提高认识，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使学生对其产生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拉近与现实的距离，将古代文学的真谛联系到实际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利用古代文学这座知识宝库，找出可以利用的资源，来为当下所用，从而扩展古代文学古为今用的范畴，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健康体魄和心理、坚强独立的社会型人才。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很固定、很单一，基本上遵循着老师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学生课后照猫画虎地背，再加上临考前的临阵磨枪，把古代文学的学习很大程度地转变成一个任务，等考试过后，留在脑子里的就所剩无几了。这样的教学模式根本达不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甚至破坏了学生学习的主观性、主动性。根据上述分析，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一定要进行改革，不然不但达不到教书育人，甚至要误人子弟了。

随着教育改革地深入，教学机构都在寻找着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把文学和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希望能站在作者的角度去解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并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所以，教学要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律，但这种原则和规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对不同的问题有一定的变通，从而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教学目的。

2 古代文学教学方法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具体应用

古代文学的实质就是一种精神食粮，包括古人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对世界的感悟，以及心灵的寄托等，通过对作品的学习和拜读，能给自己的人生以借鉴和鞭策，这才是学习古代文学的精髓所在。

而古代文学教学就是通过教书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这种目的不单单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更深远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文学的深层次学习，达到影响学生的人生价值。

下面总结了一部分教学模式来进行古代文学的学习，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针对性。

2.1 以相互交流为主的双向探讨模式

这个教学方式是把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平等化，并不是单一的你教我学的方式，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针对自己的理解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来相互学习，即遵循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理论。这种平等化的交流，不但弱化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都有了提高，达到了教学的目的。这种模式比较适合那些在描述上相近，但有不同表述的作品上，经过探讨，看哪种表述更符合作者当时的本意。

2.2 先声夺人的鉴赏模式

所谓“先声夺人”是指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时，要大声进行朗读，并带有一定的感彩，用心用情去体会作品的真情真意，从而达到理解文学作品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有听觉享受，思维享受，更会从欣赏的角度进行自我分析，自我反思，达到一个价值借鉴的过程。这种模式比较适合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名篇的解读。

2.3 相近或相似而采用相互对比的教学模式

古代文学中经常出现在不同时期，却内容相似或相近的作品，要采用对比的方式来进行理解和辨别，这样能起到加深记忆的作用，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辨别和思维能力。

2.4 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进行教学

古代文学作品多是文言文居多，之乎之也扰乱了学生的思绪，记忆起来也是相当繁琐，所以在现代的教学方式中，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来完成古代文学的教学，会使教学内容更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由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具有高容量、高传输率，可以很好地满足古代文学作品信息量大的要求，而多媒体会将文学作品以多媒体的生动画面形式呈现在眼前，达到视觉的享受的同时，进行文学分析和学习。

3 结语

其实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已经悄悄渗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就会发现古代文学不但没有过时，相反却与我们息息相关。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来分析古代文学的教学，保证教学质量，才能完成教学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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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詹福瑞，刘崇德，李金善.立足社会发展需要 打通文史哲 在中国古代学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2000（2）：76-78.

古代文学成就篇（5）

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古代文学成就篇（6）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人9000余位，诗歌作品20余万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17万余篇；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 330余位，词作近2万首。各书补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这也是产生今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文做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参考文献： 

［1］叶燮.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啐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40． 

［3］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30．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6． 

［5］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7． 

［6］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学史［n］．中华读书报，2002-01-16． 

古代文学成就篇（7）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104-1.5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其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审美追求，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风格和艺术成就。意境可以分为意和境两方面，二者在古代文学当中，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意主要指作品所要表达的意义，意可以在人生，也可以通过自然山水等见人生；而境则主要指作品能够达到的境地，其可以是作者的创作之境，也可以是作者在构思时的心中之境，还可以是作品所到达的某种艺术境界。

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研究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们对古代文学中的意境还未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说，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意主要是指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其通常可以在境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意属于境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境，而是有一定意义的境。

意和境相关，境又依存于象而存在，因此，意也无法脱离象而独立存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意通常出于作品而又胜于作品的具体形象。著名诗人刘禹锡认为：“境生于象外”，但是司空图却曾经说过：“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二者虽然文字不同，但其描述的都是意。另外，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在多数情况下都强调有意蕴的境地，正如司空图所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就证明了古代文学作品中，意通常以一种含蓄、模糊的手法表现出来，并能够使人回味无穷。再比如严羽曾经说过：“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清远的意境就是明代人对意的最好体现。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往往很难把握，不过，一般说来，古代文学中的意大都和人生密切相关。例如，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其中就曾经说过：“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司空图认为这些诗都不受理论框架的局限，同时，又“庶几不滨于浅涸”。因此，可以说，古代文学中意常常被赋予一定的人生意蕴，或者是通过山水来表达对人生的感悟，这一共同特点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都可以表现出来。

除此之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也曾明确说过：“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这当中的无我之境说的就是意。这种境界并不是代表没有主观意识，其只是强调主观意识相对较浅，这是一种悠远的、含蓄的表达意的手法。不仅如此，王国维在对姜夔进行评论时曾经说过：“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意的悠远的特点。因此，在古代文学中，对意的运用方面，也属于一种境的表现，也就是说就人生的意蕴之境，然而，并非看到意即将其理解为意蕴之境，事实上，其应是建立于古代文学作品之上，而境却可以言及作品之外，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能够言及文学之外。

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境

本文中的境指的是古代文学作品达到的某一境界，诗有三境，其一是物境，其二是情境，其三是意境，出自王昌龄。由此可见，根据王昌龄的观念，境主要分为三种。然而，王国维又说过“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也就是说，王国维认为境主要分为两种。不管是王昌龄眼中的境，或是王国维眼中的境，其在本质上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王国维也说过：不但有写境，也有造境，这就是写实和理想两派分别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两者却很难分别，由于诗人创造的境一定是与自然相互融合的，因而其写的境也一定会与理想相关。因此，写境和造景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相互联系，而另一方面则又相互区分。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了浓重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意由境生，同时通过意来看待境，从而实现意境结合，以正确认识人生。事实上，我们应该深入地挖掘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境，从而做到境中有意，意中有境，真正认知此美学命题中涵盖的中国特色。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境为作者通过心中的境来对文学作品加以构思，也就是创作之境。一般情况下，作者的心中之境既可能是自然境地，也有可能是人生境地。其中，自然境地是指文学家开展文学描写的对象，正如，王昌龄所说：“泉石云峰之境”。而人生之境是指作者通过人生感悟形成的境。再如，元代杨载所说：“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等。由此可见，意与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这些关系。

此外，境由心生是指作者更深层次地了解与碰触了自然之境和人生之境触碰之后所形成的高层次心境。王昌龄说过：“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其中的心中之境就能够理解成自然之境、人生之境，当然也能够理解成是作者在深层次地考虑之后所形成的另一种较高层次的境界。在白居易的《文苑诗格》中，对于一系列的意和境都进行了描述，并巧妙地将境于意结合在一起，由境表达出意，达到境和意会，将境的妙处充分体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境也代表文学作品达到的一定程度的艺术造诣，还能够将其称为境界。然而，境与境界的意义并不相同，可以说，境界只作为境的某一形式为存在，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说过：境并不是单指景物，其实，喜怒哀乐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境界。因此，凡是可以写真景物，表达真感情的作者，就可以称其有境界，相反，就无境界。而古代文学作品中形成的艺术造诣即为一种境界。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与境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人们只有很好地掌握其中的意与境，才能真正地去了解这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深意，并通过对其深入地把握，来真正认识作者的思想与观点，学好古代文学。

【参考文献】

［1］李枝维．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美刍议［J］．新作文（教育教学研究），2009（11）．

［2］董弟林．啼血画梦傲骨诗魂――文化传播视域中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的内核结构［J］．东南传播，2009（01）．

［3］王三毛．古代文学中的竹林［J］．阅江学，2010（01）．

［4］陈天信．利用多媒体让学生感受古诗词的意境之美［J］．西部大开发（中旬刊），2009（12）．

［5］王义梅，李明亮．论刘长卿以冷感意象群营造意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7）．

［6］陈红梅．阅读经典，润泽心灵――古代文学在现代文教学中的巧妙运用［J］．考试周刊，2010（49）．

古代文学成就篇（8）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代文学成就篇（9）

2.通过纵向（例如归纳古埃及的文字、历法、建筑等方面的成就）和横向（例如归纳整理古代亚非建筑方面的突出成就）两方面的学习，掌握古代亚非文化的成就和影响，初步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引导学生对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文化的成就初步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

3.通过对古代亚非文字、天文、建筑等方面的成就的讲述，使学生懂得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亚非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这些成就产生于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也充分说明亚非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地位：

亚非文化是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重点：

古代东方文字及影响：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基础，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古代东方文字的产生是亚洲文明的标志之一。

古代埃及的太阳历：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这种历法以后几经修改，成为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历法。

教法建议

关于文字：

教师在授课中要突出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的特点，明确古代文字对后来世界文字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腓尼基文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以后欧洲的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

关于历法：

结合教材的内容，教师应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上的历法可以分为三种：太阳历、太阴历和阴阳合历。引导学生回忆中国古代的授时历，分析它属于哪一种历法。

关于中国文化：

要明确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同时期的各项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培养学生中西比较的能力。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中去观察，进一步加深理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劣势又是什么？

教法指导

基于第4课内容生动、有趣、史料丰富，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文（学生阅读兴致高、效果好）在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学生的回答来完成“古代亚非文化成就简表”。以此提高学生的速读和速记能力；因教材对文化的介绍是按类划分的（横向划分），所以教师要求学生按同家（或地区）的顺序（纵向归纳）回答在各个领域中的成就，以此训练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在学生答出一个国家成就的前提下，教师对每一项成就适当进行补充、说明，解释或进一步提问，以此加强重点，解决难点在简表完成之后，依类别（横向）提出一系列问题或要求以此检查学生阅读的深度、观察力，培养其表达能力；然后引导学生回顾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使“古代亚非文化”内容趋于完整同时也达到锻炼学生横向联系、比较（就中国史与世界史而言）能力的目的；最后进行课堂小结、通过以上步骤，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顺利地完成对本课内容的学习重点印象深，难点理解得透），也培养他们综合归纳、比较、分析，纵横联系的能力，再做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就会迎刃而解，实现当堂学习、当堂巩固的目标。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和难点

重点：古老而神秘的文字；太阳历；阿拉伯数字。

难点：阿拉伯数字的优点；古埃及木乃伊

教法设计：讲述法；讲解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灿烂辉煌的古代亚非文化

前面两节课我们介绍了亚非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既然称之为文明古国，它们在文化上有哪些成就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灿烂的亚非文化。

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字

1、古代埃及：象形文字

提问。为什么叫象形文字？（因为它用图形表示事物）、后来象形文字进一步发展，它不仅表示一定的概念．还具有表音作用并出现音节字，在此基础上音节字有一小部分简化成字母符号，共有24个。因此，这种文字为以后的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说明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2、两河流域：楔形文字

提问为什么叫楔形文字？它是什么人创造的？（学生答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用小尖棒在潮湿的泥版上压出字迹，笔道的形状很象楔子、）教师指导学生看图片《楔形文字》，说明；换形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为了书写方便，人们逐渐对一个物体不全部画出，而是画出最能表现其特征的部分，于是原来的图画逐渐变为直线的图形。

3、腓尼基人：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前面我讲过，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一直没有发展成字母文章，但后来出现了24个单辅音的符号，类似字母。引导学生回忆腓尼基人居住的地理位置（地中海东岸，离古埃及较近），腓尼基人在埃及文字和两亚文字的影响下创立了22个拼音字母。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后来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是现在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此外印度字母、阿拉伯字母等也由腓尼基字母辗转发展而成。

二、天文和历法

1．古代埃及：太阳历

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水开始上涨的这一天恰巧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出现在地平线的日子，而天狼星出现的周期约365天，因此他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种历法也称为太阳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后来太阳历传入欧洲，经过不断改进，演变成今天世界上通用的公历。

2．两河流域：太阴历和星期制度

注意区别大阴历和太阳历内容的异同和产生地区的不同，不要混为一谈。所谓''''星期"，就是星的日期，即七个星种各主管一天．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去掉加在星期上的迷信色彩。星期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三、古代建筑的奇迹

1．古代埃及：金字塔和卡尔那克神庙

关于金字塔，我们已在第2课介绍了，这里主要来看一下卡尔纳克神庙。卡尔纳克神庙就是阿蒙神庙。因位于卡尔纳克村而得名。阿蒙也就是大阳神。埃及国王认为目已是太阳神的儿子，每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认为是太神保佑的结果，战争结束后就把大批战利品献给阿蒙神庙。经过几百年，阿蒙神庙终于形成一组庞大的古庙建筑群。

2．两河流域："空中花园"

请同学们看图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空中花园是新巴比伦时期建造的。我们学过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后人称巴比伦空中花园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立，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可惜公元前539年波斯占领了新巴比伦，空中花园也随之被毁，变为废墟，因此这里只是一幅想象图。

四、阿拉伯数字和古埃“木乃伊”

1．数学成就

恩格斯曾说“和其它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随着劳动生产的需要．古埃及人摸索出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甚至圆的面积的方法，当时他们还推找出圆周率为3.16。

古代巴比伦人认为整个天穹每24小时一次回转，每小时60分钟。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的才智。这种昼夜和时间的划分，以及六十进位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阿拉伯数字”。

提问；"阿拉伯数字"是指哪些数字符号？（学生答包括零在内的十个数字符号）

印度人还发明了现在一般通用十进位法?quot;0"的应用，使十进位法臻于完善，意义重大。既然这些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却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

这些数字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因此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教师进一步说明由于采用十进位法，加上阿拉伯数字笔划简单，书写方便；一目了然，很快流传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数字。这种约定俗成的叫法也算是历史上的一种误会吧。当然阿拉伯人为这种数字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以后的学习，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阿拉伯人的确是东西方交流的使者。

2．古埃及"木乃伊"

"木乃伊"是希腊语译含意为"被保存下来的尸体。"古代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还要在冥世中生活．古埃及人认为人们在世时干坏事他的心就变小、减轻，死后要受到审判和惩罚，只要保住肉体，灵魂就能依附肉体万世长存。"木乃伊"是经过防腐处理的干尸。制作木乃伊最好的办法是"先用钩子把死者脑浆从鼻孔中取出再把一些药水灌进去清洗其它部分，接着在尸体腹部割一切口，把内脏全部取出，用和有香料的酒冲洗腹腔，然后用桂皮、乳香等香料把它填满，最后按原样缝好。把尸体浸在小苏打、盐水或其它防腐液中，溶去油脂，泡掉表皮，经70天后把尸体取出冲洗、晾干用麻布紧裹，外涂树胶，以免尸体接触空气，这样制成的木乃伊可以保存几千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的防腐技术相当高超。

五、史诗和神话

1．古代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著名长诗，起源于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摩诃婆罗多》梵语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全诗长约20行，讲的是婆罗多族国王的两支后裔的一场大战。最后化战争和平，化仇恨为友谊。这部长诗生动描绘了广阔的古代战争场面和社会生活，被马克思喻为印度的〈〈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印度在国家形成时期雅利安人之间进行战争和向南亚次大陆东、南发展的历史情况。史诗中既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的颂歌，也保存了古印度的丰富的宗教和哲学、科学知识。

2．两河领域：；"诺亚方舟"的故事。

通过阅读，同学们已了解了"诺亚方舟''''的故事。后来人们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而这个故事则被收入基督教的《圣经》之，。广为流传。现在联合国徽记也画着两根金色的橄榄枝。

引导学生回顾古代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在以上各领域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文字：甲骨文

天文和历法：夏历，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

数学：已经知道勾股定理

医学：已经有医学分科：扁鹊的"四诊法"沿用至今

神话："精卫填海"、"女娲补天"

课堂总结：

通过了解亚非古代文化的过程，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知识产生于生产斗争的需要和实践，古代亚非在文字、天文、历法、建筑、数学、医学和诗史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是奴隶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它标志着古代亚非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古代文学成就篇（10）

古代印度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20世纪20年代起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在他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三章第一节“印度和文明的发现”中指出：“1925年，考古学家宣布了巨大的城市遗址的空前发现，而这些城市遗址在古典文献中没有提到。”“这就意味着关于印度古代史的所有旧的观点必须重新修正。印度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的、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而是表现出向游牧时代不开化的大倒退和无法解释的复归。像哈拉巴这样的大城市表明当时存在着生产足够余粮的供应地，这样的城市往往成为权力的中心，这就是说，一个或更多的城市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城市没有继承者或留下痕迹而消失了呢？它的废墟应该意味着有些受它直接影响或者与之竞争的其它城市的兴起。……但是，在印度没有发现城市文化的这种所期望的连续性。”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印度河流域文明何时消失及为何消失至今仍未能确知，这就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清晰断点。

二

古代希腊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1900年以后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这次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是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世界考古和历史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在克里特的最重要考古发现是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的发掘，他的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进行。从那时以后，古代希腊文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克里特文明考古发掘出大量泥板文书上的线形文字A至今尚未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一点与古代印度文明研究的情况很相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也未能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古代文明的大量文献记载至今无人知晓其内容。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英国史学家伯里的《希腊史》1900年第1版中尚无克里特文明的内容，10多年后再版时他在该书新版序中说：“伊文斯爵士在诺索斯的考古发掘始于1900年，亦即这部《希腊史》第1版面市之年。他的许多令人惊叹的发现，以及其他探索者在克里特许多史前遗址上仿效并补充了他的工作，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公元前2千年时爱琴文明的知识，并将早期希腊的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聚焦点中。由于这些发现，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具体书名略），本书第一章较大部分内容不得不加以重写。”在此20世纪之前克里特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这就是古代希腊文明的清晰断点。

以上知识首先见诸西方学者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科研成果，也见诸各种有关的历史专著。由于至今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对此提出颠覆性异议。

古代文学成就篇（11）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64-02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文学的发展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典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我国的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现代文学还是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的精华，之所以现代文学能够顺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现代文化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源于传统文化的积淀。现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发展，更是区别于古典文学的、具有现代文学特征的文学艺术。就我国古典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的深远影响、古典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以及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四个方面，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一、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的深远影响

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堪称为诗歌的王国。诗歌不仅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还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种不同层次的选拔活动均有涉及。就我国的诗歌发展过程而言，大体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最后发展到现代诗。在诗歌的鼎盛时期涌现出很多到现在也无法超越的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等等，他们的诗可谓是诗中的极品。诗歌在我国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为现代诗歌沉淀了深厚的基础。虽然在后，涌现出的各种新诗体都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桎梏，但是依旧存在着传统诗歌的影子。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胡适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尝试集中》，旧体诗还是随处可见的；再如出自沈尹默先生之手的《三弦》中也依旧存在乐府诗的影子。古诗中的很多表达手法、意境的刻画等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并且古诗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所以在现代诗中依旧借用着古诗的意境刻画以及表达方法。作为新诗代表人之一的戴望舒，他的作品中也依旧有传统诗歌的韵味，并且采用着传统的象征体系。老舍也用曲艺为基础来创作新诗，所以古诗对现代诗有着很深的影响。在现旧体诗并且写得很好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鲁迅、茅盾等等，他们对古体诗可谓是信手拈来，他们通过旧体诗来表达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情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二、古典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散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三、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四、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曹禺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高潮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家》等。在我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五、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我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文学在我国取得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就我国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不仅有其独有的特征，而且还对古典文学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古典文学给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相当广泛的，同时还表现在诗歌、散文以及小说和戏剧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对我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深入挖掘古典文学的精华因素，加强古典文学因素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加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结合，探索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途径，以此来加强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摄取古典文学的精髓，促进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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