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的优势大全11篇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1）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151－04

[作者简介]胡永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投资理论与实践；(北京 100102)孟艳华，山东英才学院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商品流通。(山东 济南 2501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铜资源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后，进口铜矿原料及精炼铜占中国精铜消费量的比重基本上在65％以上，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7％，如图1所示。

中国是个铜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铜矿储量占全球铜矿储量的5％左右。中国也是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铜是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124个重要行业中，91％的行业与铜有关。中国铜消费量从1999年的155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80多万吨，2001年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大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铜资源的保障程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铜矿资源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铜企业到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在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结合投资理论及国外资源性企业投资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对策。

二、相关理论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拥有管理控制权，获取持续利润的投资方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特定优势论、核心资产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比较优势论等。

海默(steph Herbert Hymer)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其特定优势，也即垄断优势，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抵消诸多,不利因素，进而获取利润。

核心资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独占核心资产，才能形成垄断优势，借助于垄断优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外环境中战胜当地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

英国里丁大学的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tr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提出了“三优势范式”，即通常所说的三项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从事国际生产的方式，只有同时兼有这三大优势时，企业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内部化理论强调，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越国界的内部化组织，借助于协调企业内部贸易来协调企业的国际分工，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代替外部的市场机制，从而克服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影响。

比较优势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优势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决定作用。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第三，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三、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条件

1.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地位提高。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9.15％，领先于世界5.98％、发达国家6.63％以及发展中国家3.84％的速度，而且自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于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GDP仍位于世界第四，但已是位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及众多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GDP仍高达30.0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

中国的外汇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211.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为中国海外铜资源投资提供了外汇支持。见表1。

2.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

中国的海外铜资源投资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中国铜企业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军的两个协定，使得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关系，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四、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回顾

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铜矿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将谦比希铜矿项目中标通知书授予中色建设集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式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分类方法把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分为两大类：绿地投资方式和跨国并购方式。

绿地投资，指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进行勘探、

开发、运输、冶炼等业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海外铜矿资源，而且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劳务输出，但花费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对于铜资源国来说，由于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缺乏的问题，促进当地铜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跨国并购是指收购和合并两种不同的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支付手段，把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这种方式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始生产和经营，还可以便利地利用被收购企业之后的管理人员和市场销售渠道。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达到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的目的；也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利用合资伙伴的经验和信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明显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关系到资源性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

从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历史来看，投资海外铜资源企业主要是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中铁集团、中国金川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几家国有企业。虽说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民营性质，但其“幕后老板”是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和厦门建发，分别持有45％、35％和20％的股份，其中，紫金矿业与铜陵有色均是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说，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主体均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较少。而且，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多以购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投资海外铜资源的重要性，但中国铜企业在这近20年中海外扩张总体缓慢，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中国有色集团投资开发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及中冶集团投资开发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可这两项开发协议签署时间相隔整整10年。

六、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缓慢的原因分析

国家出于稳定铜资源供给、平衡国际收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等原因而鼓励铜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铜企业也因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等原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并为海外投资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为何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如此之慢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铜资源分布集中。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美国、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铜资源储量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59％左右(见表3)。而且，矿床类型多以斑岩型为主，勘探开发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早。这些地区的勘探程度已经非常高，且铜矿资源基本上掌握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资源所在国的大型矿业公司的手中，中国铜企业难以进入该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多是购买部分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

2.中国海外投资的铜企业具有政府背景。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现实中，西方大型跨国资源公司一般是私营企业，而中国对外进行投资的铜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及法制比较健全的拉美国家认定为受政府控制，许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说成是执行政府意图，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恰恰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受阻；2002年中石油放弃竞拍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2009年中国铝业注资沉陷债务泥潭的澳洲矿产公司力拓集团195亿美元引起澳大利亚政坛千层浪，均与中国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关。有实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变成了他们海外投资经营的不利因素。

3.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其他铜资源消费国相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起步晚，1998年才正式跨出国门，投资海外铜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中国铜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等问题暴露无遗。

4.中国铜企业没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在相关对外投资理论中，除小岛清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外，其他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是进行海外投资的必备条件之一。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以占有资源为导向的，不存在跨国投资的企业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解释资源性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来看，跨国投资的铜企业，尤其是进行绿地投资的铜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上述垄断优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转让的优势和独占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即规模经济的优势。

与国外铜企业相比，中国铜企业最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勘探与开发技术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铜矿成矿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企业形成了处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探与开发技术。虽然如此，但全球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该类型铜矿占全球铜资源储量近60％的比例。勘探与开发斑岩型铜矿相对比较简单，从而使得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勘探与开发成矿条件复杂的铜矿技术的优势不明显。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可以是中国铜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铜企业可以采取市场换资源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击败竞争对手。但反过来，中国正因为必须有足够的铜资源来满足巨大的消费，便容易受制于具有丰富铜资源的国家和企业。总的来看，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不是非常明显。

七、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研究

为改变中国当前海外铜资源投资的现状，中国铜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资源性行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中色集团、中铝、中冶集团、中国五矿、江铜、金川集团等国有大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组建民营资本占比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来淡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具有民营资本参与的铜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相对比较适应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从而淡化政府背景。

2.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储备跨国经营人才。中国铜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复合型的跨国经营人才，迅速改变目前中国铜业职工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的问题。培养人才，除选派一些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懂管理且有外语基础的人到高校接受系统的培训外，更要重视选派人员到成功的跨国公司学习与锻炼，参与跨国经营的具体业务，从实践中培

养才干，积累经验。

3.加快资源性企业的重组步伐。虽然中铝、中冶、中色、江铜等资源性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大型企业，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基本上不具备投资海外铜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资源性企业只有加快重组步伐，尤其是加快具有资金、人才等优势的中央企业与具有技术等优势的地方企业的重组步伐，尽快组建具有规模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生产成本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真正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八、结论

本文对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现状、问题、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变投资海外铜资源现状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比较缓慢，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内仅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外投资。

2.中国铜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多以购买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而绿地投资较少。

3.中国具有实力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企业均为不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容易被认可的民营企业又不具备同西方大企业竞争的人才、资金、技术、成本等优势。

4.与国外大型矿业公司相比，虽然中国铜企业因起步较晚而不具有明显的研发、管理、技术、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巨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铜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中国铜企业只有通过淡化政府背景、加强人才建设、加快重组步伐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外投资现状。

参考文献：

[1] Steph Herbert Hymer. The inter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D] . MITPress, 1976.

[2] John Harry Dunning. the Ecles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Restatement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pring, 1988.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2）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海尔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China；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Haier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10-04

0 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对其具有经营管理权的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理论成果有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理论等。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合理解释顺梯度的国际直接投资，强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有东道国企业不具有的专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没有严重过剩，产业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整体上并不具备优势。但是，整体实力的相对孱弱，不代表我国没有优势明显的个别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够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现象，这些取得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阐述的必要特点。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为例，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它之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形成了综合的理论框架，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主流学派的最终形成。随着邓宁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他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一步模型化，解释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国际化生产的行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符合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一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1 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为特定市场或多个市场提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身拥有的或能得到的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如有形资产上的优势，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价值、管理和组织技能、融资能力、人力资本经验的储备等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如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有效配置资源、稳妥规避风险过程中全面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必须足以弥补在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1.1.1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

8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产业刚刚起步，海尔就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1985年的“砸冰箱”事件集中体现了海尔在设计、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上的精益求精；1990年，海尔向当时世界制造冰箱水平最高的德国出口冰箱，海尔冰箱和德国名牌冰箱去掉商标后摆在一起，经销商从中选出的最好的冰箱是海尔冰箱；1993年，海尔在德国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基金会”的抽检中，成为获得“+”最多的冰箱。海尔出色的产品质量优势，使其有了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同台竞技的基础。

1.1.2 海尔的技术创新优势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是其技术优势的体现，技术优势是质量优势的前提。海尔超级节能无氟冰箱，既符合国际市场冷柜全无氟制冷的环保要求，又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节能技术指标超过了意大利、丹麦等世界制冷王国的水平。法国经销商曾要求海尔提供适合法国人生活习惯、功能最先进、能移动的空调，海尔在5个月内就把符合要求的产品搬到法国经销商面前。海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海尔产品完善升级、质量提升的坚实后盾。

1.1.3 海尔的投资路径优势

投资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制定能力。海尔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而是先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尝试。海尔从199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海尔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菲律宾建立了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海尔正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做出了正确的对外投资路径选择，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有形、无形资产优势。

1.1.4 海尔的规模经济优势

海尔在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前，已经是中国家电市场的领头雁，国内激烈的竞争和大量市场需求使得海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海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为它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使得海尔有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庞大的生产规模使得分摊在产品上的成本大幅降低。

1.1.5 海尔的企业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并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通过企业制度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可以激励员工奋发进取，形成发展动力；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力。

企业文化优势也是企业管理技巧优势，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文化形成的长期性，使得这种优势不能被迅速复制。

海尔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它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助推器。“真诚到永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品牌是帆，用户是师”等理念贯穿于海尔经营的始终，“赛马不相马”的人才观让每个员工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此外，海尔始终追求卓越，坚持打造国际品牌，用宽广的国际视野、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1.1.6 海尔的产品营销优势

海尔秉承“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用户”的服务观，销售的不仅仅是质优的产品，更是精致的服务。海尔建立了完备的服务体系，力求每件产品的完美，甚至进行定制营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海尔的员工坚持微笑服务，传递海尔的真诚。

海尔坚持品牌战略，不做贴牌生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国际市场上，有品牌才有发言权，海尔深谙这一规则，树立优秀品牌形象，重视品牌宣传和推广，使它能在发达国家立足。

海尔本土化的市场调研是它成功的一大法宝。欧美上流人士藏酒、品酒是交际的需要和品位的体现，但是美国市场上大多是与厨具相连的嵌入式酒柜，不能彰显它的独特。海尔从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商机，设计生产了可以放在客厅的独立酒柜，实用、时尚，并不断升级换代，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打开了美国市场。

1.2 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的发挥，企业可以避免不完全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绕过外部障碍，让所有权优势有效发挥。企业使中间产品在组织内部转移，可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成为了中间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尔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和强化的内部化优势主要有：获取战略资源和突破贸易壁垒。

1.2.1 获取战略资源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是不易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和通过市场交易不能获得、只能通过内部化获得的资源。前者如知识、技能等资源，其中的核心和精华需要长时间、近距离言传身教才能发生转移，将知识资源内部扩散、吸收、利用后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后者如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只能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将它们内部化，并且以较低成本在组织体系内部转移。

海尔在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等地的销售中心雇佣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大多来自当地发达国家，他们了解市场偏好和需求，有丰富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经验，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海尔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品牌优势，利于高屋建瓴、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海尔在美国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就是利用了当地创新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获取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

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采取新建投资这一唯一渠道，还采取了并购、合资等方式。2001年6月，海尔在意大利收购了迈尼盖蒂公司下属的一家冰箱厂。通过收购，海尔可以获得该冰箱厂的管理团队、营销网络、企业关系资源等，加快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减少进入时间的耗费，同时降低了进入欧洲的资金成本。2002年，海尔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建立了三洋海尔株式会社。通过合资，可以规避日本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借助当地合资伙伴三洋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手段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快地占领日本市场。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不但投入资本较少，而且共担风险，使投资的安全性提高。上述种种好处，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取的重要战略资源。

1.2.2 突破贸易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的商品因成本领先、价格低廉远销海外，但是经常遇到发达国家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使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发达国家地区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原产地证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海尔在美国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从事生产活动，海尔的产品就是美国制造，它通过巧妙地利用内部化手段避开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1.3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是企业获利程度。企业获利程度的判断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还应考虑长期总体盈利水平。东道国为企业提供的区位优势是其固有的、不可转移的，如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市场偏好及需求状况、实际消费能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海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能提供给它的区位优势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需求多样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发达，劳动力素质高，金融市场发达且容易进入，政府干预少、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市场竞争公平高效，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大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成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海尔抓住了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海尔将工业园设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该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雇工工资税抵免、房地产税减免、销售税减免等。此外，南卡罗来纳州的劳资关系比较稳定，是美国工会组织最少的州之一，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工人工资低于全美平均水平。再如海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该地是欧洲的门户，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研发的软硬件条件一流，极大地促进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此外，从企业长期利润来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利于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提高整合利用战略资源的能力，利于稳定和提高企业在母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行业地位，获得长远收益。

2 竞争优势理论的解释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内部的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表现。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的“钻石”形态有关，即一国国内要素供给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竞争情况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等都会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击败对手，需要依靠国内激烈的竞争，因为激烈竞争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和精致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生产线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制造业是中国竞争较充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尤为激烈，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海尔一方面强化自己生产、服务的优势，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市场，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波特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高差异和低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他提出了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采取了差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惠而浦、GE等全球性跨国公司几乎占领了整个美国冷柜市场，但是它们生产销售的冰箱大多是大型冷柜，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单身人士喜欢小冰箱，海尔抓住这一市场契机，生产销售小冰箱，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小冰箱进行不断改进，先后推出了带活动台面的小冰箱和电脑桌小冰箱，迅速拥有了市场份额，提升了市场地位。

海尔成功地运用差异化战略打开了美国市场，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了美国人对海尔的品牌认可度和忠诚度，利于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为拓展生产品类奠定了基础。

3 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解释

威尔斯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灵活的、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当地化改造，形成和发展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开展海外投资。利用经过地方化改进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适合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发挥差异化优势，并且这种技术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前文提到过的海尔生产新型独立式酒柜和小冰箱，就是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灵活性、适用性的特点，满足大学生、上流社会人士等细分市场的特定需求，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的缝隙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解释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动力。投资的地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道。

上文提到的海尔对外投资路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升级的动态过程，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再转向发达国家投资。

5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认为，企业拥有的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性，使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呈现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涌现了大量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大型贸易集团，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首钢集团、春兰集团等生产型企业集团和以高科技为后盾的民营企业华为等。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现代企业制度会不断完善，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提高。增加的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借鉴、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战略资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

6.1 宏观层面的建议

我国不是资本过剩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处于发展初期，大量企业还缺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和实力，处于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摸索阶段。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外，还应为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6.1.1 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过分限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机构不仅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保持货币政策自主，防止企业承担过多的外部风险，还要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持，督促并协助我国企业增强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其次，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明确划分审批机构各部门权责，杜绝多部门交叉重复审批的情况，提高审批机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降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体制成本。

此外，要建立与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要保障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同发达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协定的步伐，为我国企业走进发达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1.2 政策支持

为鼓励我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出口退税和国外纳税额扣除政策等；信贷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支持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专门基金、降低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贷款利率等；对外投资保险政策，包括设立专门保险险别、设立亏损准备金等。

政府的政策支持利于帮助我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经营净利润，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对外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尖端化。

6.2 微观层面的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在强调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某些优势才能进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应遵循这一规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盲目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必然失败。

6.2.1 夯实所有权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夯实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要首先在国内的本行业内具有独特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价值，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不可替代性。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映了企业整合战略资源和创造价值的独特能力。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前，可以强强联合，组成大型综合产业集团，共享、强化所有权优势，以强大整体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

6.2.2 培养内部化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将企业已有的优势运用到发达国家市场，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区位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新优势的过程。因此，我国企业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人力资本内部化，通过内部化将战略资源转移到企业集团内需要的部门或领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6.2.3 利用区位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区位优势，提高本土化和差异化经营能力，强化品牌意识，争取东道国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是依赖。

6.2.4 理性对外投资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理性、审慎地制定远期战略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研发能力强，可以依靠竞争优势获取丰厚回报，但是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应客观评价自身实力，在具备了比较优势、时机成熟时再投资也不迟。此外，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形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稳健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简言之，培育潜在优势、强化已有优势、拓展综合优势，会让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桑百川，李玉梅.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3）

伴随《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的出台和实施，福建的优势、潜力和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吸引央企、民企、外企纷纷入闽布局。2011年福建对接中央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侨外资企业项目（简称“三维”对接）1779项，投资规模达2.5万亿元人民币。福建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优势，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西吸引FDI的优势与福建省的区域条件、产业基础、市场战略、技术战略等因素有重要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在海西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和海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

二、海西经济区吸引服务业FDI的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有了较大地发展，服务贸易的年增长高于GDP的年增长，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福建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1.国际优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活跃，国际产业调整转移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将创造出更多的跨国投资机会，有利于海西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

2.国内优势。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影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取得显著成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治社会稳定、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较为完备、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依然存在，将继续保持对外资较强的吸引力。

3.省内优势。包含以下几方面：①国家政策的优势。国家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有利于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国家支持福建省在两岸交流合作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有利于提升利用台资和对台投资的规模、领域、质量、水平。福建省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国家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在许多地方都兴建了台商投资区和外商投资区。②经济优势。福建的厦门成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厦门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海西经济的飞跃，以至于后来的泉州、漳州都成为引进外资的重要城市。福建省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消费能力进一步提高，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③对台优势。福建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台湾海峡西岸，是东亚地区与南亚、西亚、非洲的最短航线，海运交通便利。这些都为福建省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具有对台贸易优势，促进了外商来闽投资。福建现在的台资企业总数虽然不如广东、浙江等省，但福建依然是全国四个吸引台资企业最多的省之一。漳州是全国最大的台资农业投资城市，厦门的高新台资企业很多，而且福建还是台湾同胞重要的祖籍地，这些都直接地促进着福建经济的发展，未来台湾很多企业都将在福建扩大投资。④海陆空交通优势。从服务、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福建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海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使之成为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综合通道。福建省公路通车总里程为8860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765公里，国省道干线公路8499公里，形成了“四小时交通经济圈”和“一纵两横”高速公路主骨架。福建港口迅速崛起，围绕“两集两散”建设目标，着力建设厦门港、福州港、江阴港区和罗源湾、湄州湾进港航道，提高通航标准。港口航道基本满足大型船舶到港要求，与公路、铁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实现有效衔接。目前，以厦门港、福州港为主枢纽港，大中小泊位相结合，集装箱、散货、石化液体等专业化码头泊位相配套的，规模化、大型化、信息化的海西港口群初具规模。截至2008年底，福建省生产性泊位达477个，其中海港391个。福建是太平洋东岸重要的海上必经之地，因为有台湾海峡，每一年由福建沿海取道马六甲海峡去西亚欧洲的海船不计其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和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跻角之势，加上其他城市的机场，空港优势也非常明显。 ⑤旅游资源优势。福建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首位，其环境优势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福建省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截止2012年1月，福建省A级景区数量达到96家，其中，5A级景区4家，4A级景区52家，3A级景区17家，2A级景区23家。全省还有16个部级风景名胜区、6个国家地质公园、1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28个国家森林公园、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交通条件持续改善，温福、福厦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多条高速公路建成并投入使用；民航航线航班不断增加，厦门建成邮轮中心，开通邮轮航线。现代化的综合交通网络极大改善了福建旅游可进入条件。⑥客家文化优势。福建省内多客家人聚居，作为服务业当中的文化产业，客家文化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必然存在着重要性。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客家人，许多国外厂商出于此种情结，都会比较倾向于向福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海西经济区吸引FDI存在的问题

1.外商投资企业平均规模较小。海西外商投资企业平均规模较小，以平均投资额、平均注册资本额和外方平均注册资本三项比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吸引的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来自发达国家的则较少。由于地缘、人缘等方面的原因，来自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的资本一直是海西外商投资的主体。外商只占到16.2%。来自港、澳、台及东南亚的资本总计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4.8%。从总体上看，海西外商投资来源结构仍未摆脱过度依赖港澳台及东南亚的局面，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数量少、规模小，未形成气候，尚大有潜力可挖。

3.各地市吸引外商投资额差距较大。福建省9地市吸引FDI的金额差距较大，与各地市的经济发达程度、幅员大小、拥有的资源、投资环境等有关。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4市实际吸引FDI之和在全省总额中所占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其余5地市所占比重则偏小。

4.福建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结构上与全国情况相比尚存在差距。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内容从初期的加工制造逐渐地发展到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技术和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区，这对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产生更深刻的积极影响，带动更多的投资。而目前福建省与全国总体情况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及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偏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加入WTO的承诺，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对外开放，成为外商投资的新增长点，但福建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滑势头。福建作为吸收外资大省虽然保持了合同外资与实际到资的双增长，但同全国及周边省市相比，差距日益拉大。

四、结论与建议

尽管海西服务业吸收外资受国内外各因素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吸收外资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现在外国投资者十分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前景，投资信心增强，因此，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逐步完善投资软环境，提高海西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优化服务业发展布局。按照“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质、科学布局项目”的原则，规划建设一批规模适中、集聚度高、发展特色鲜明、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集聚区。

2.扩大开放领域，加快服务业引资步伐。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福建省目前服务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国外同行业，因此，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加快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运输等服务业的外资引进，完善服务领域的法律规范，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改善福建服务业结构。

3.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利用“五缘”优势，积极进一步引进海峡东岸—台湾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有的放矢承接其现代服务业转移。台湾服务业成熟度较高，占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随着台湾制造业生产基地向祖国大陆转移，台湾岛内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向祖国大陆市场延伸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从而推动海西服务业整体向前推进。

4.积极创造条件，引导跨国公司来闽投资。跨国公司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要认真分析当今跨国公司投资的新特点和新动向，积极研究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以及建立跨国采购中心的有关政策，结合海西经济特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借鉴国际上购并的经验和做法，加紧完善和制定外商以购并方式投资的可操作性政策规定。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4）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66―08

一、问题提出

2009年12月4日，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海汽车与其合资伙伴通用汽车共同宣布：双方将以50：50的股比，合资成立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以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外企业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打破了一国企业单独到同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模式。正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资司司长孔令龙2010年3月2日在“2010年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所言：“中国政府鼓励企业与外资合作伙伴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探讨到第三国投资，创新走出去新模式。上汽通用的这种合作，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将有利于将中国企业存海外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汽与通用的合作第三同直接投资实践刚刚开始，合作投资的绩效有待时间检验。上海汽年和通用汽车合作到印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过程和内在动因如何；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哪些组组模式，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有多大；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合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中国企业能否通过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实现资源、能力与经验有效积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最大限度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最终实现成功的国际化成长，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绩效与背景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绩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力推动中国优秀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积极探索和实施国际化战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2个国家和地区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433亿美元(实际投资额945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尔、华为、中兴、联想等一批优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跨国经营实力不断增强，2009年，内地企业34家进人世界500强。

中国是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动机多极化、优势差别多元化、发展空间多角化特征。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现代科技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跨国公司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FDI快速增长。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落后，中国FDI的区位分布过于集中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总体投资效率较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基于本土经营的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管理、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技术获取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显著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是通过促使增加研发投入，而是通过提高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来实现的，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技术的总体成效并不如意。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FDI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同时并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好对自然资源丰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目的地有较高的重合性，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从发展中国家、小国市场向发达国家、大国市场转移。

总体看，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运营管理提高很大，具备了一定跨国经营布局能力和基础，但现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优势仍然是单项成本优势，缺乏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渠道、人才、信息等对外直接投资核心能力，无法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确定和选择产品与渠道，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和利润空间(杜群阳，2004；Deng，2004；姜萌萌、庞宁，2006)。绝大多数企业仍处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中国缺少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跨国公司和全球企业。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平均不到2％，海外销售占销售总额比例平均不到21％，2006年，全球100强两个指标就早已达到40％和44％。中国内地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做大做强进入世界500强的并不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虽然时见报端，但是多数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并不理想。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减少或放弃对外直接投资、回归国内市场的趋势愈加明显。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

新时期，中国企业面临双重考验，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外直接投资任重而道远。世界经济要从金融危机中整体复苏还需时日，处于经济危机漩涡中心的发达国家非常需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和中国产品的物美廉价。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无形品牌效应，让海外消费者、政府和公众更容易接受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危机导致全球资产并购价格下降，但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使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战略性资产时，经常得到东道国的特殊关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阻力和风险加大。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使中国企业在母国市场效益大幅增长，有助于提升其全球市场发展能力和基础，为其在海外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缓冲和保护。伴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和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由于国内成本上升和国外市场的萎缩而遭遇瓶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和模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和加快国际化双重任务，企业需要转换国际化竞争思维模式，实现从低层次比较优势到全球竞争优势的转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从长 远看，中国应在适当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型FDI的同时，加大对亚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力度与水平，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一直努力追求与国际接轨、适应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结果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发达国家的一致确认，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诉讼和制裁此起彼伏，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主动空间。通过有效路径，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寻求市场话语权和主动权，对希望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自我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中国企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点不在成熟市场，而在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市场相对成熟，渠道、品牌、网络、消费偏好基本固定，且成熟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认识障碍和误区。中国企业想直接占领发达国家高端市场，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趋向萎缩，进入或维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加大。虽然目前新兴市场的市场规模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新兴国家市场尤其是刚刚进人工业化建设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性非常好，要素资源禀赋较好，优惠扶持政策较多，市场扩张空间较大，而发展水平一般低于中国，市场规则相对不完善，中同企业进人这些市场难度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

三、上汽与通用合作开展印度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一)上汽与通用合作到印度开展第三国直接投资的过程

1997年6月，上海通用汽车南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各出资50％建立。2009年，上海汽车与通用中国分别获得272万辆与183万辆的业绩，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本土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赢家，2010年3月上海通用汽车销量为86967辆，同比增长89％。上海通用汽车是唯一一家连续七年当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汽车企业。

2009年5月19日下午，上汽董事长胡茂元和总裁陈虹来到通用汽车底特律总部文艺复兴中心，与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韩德胜进行了深入谈判。当时，通用身背重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成为通用汽车全球市场唯一的亮点。2009年12月4日，上汽总裁陈虹和通用执行副总裁兼国际运营部总裁罗瑞立(Nick Reilly)在上海市威海路上汽大厦24楼签署了上汽与通用上海通用股权转让与合作开发亚太市场等一揽子合作方案。根据协议，通用以8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其在双方合资公司上海通用中1％的股权给上汽香港全资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通用董事会增加一名董事，由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上汽和通用在上海通用董事会中席位由原来5：5变更为6：5，上汽以51％占股控股上海通用，但上海通用业务经营模式、投资各方在原有技术、品牌、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合作方式均保持不变。作为1％股权交换的条件之一，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10％股权。

同时，由上汽全资子公司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通用全资子公司通用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股比结构50：50的合资企业――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上汽和通用将以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开展直接投资。首先，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将收购通用汽车印度公司100％股权，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在印度的现有资产，但通用仍然保持其在印度研发中心100％股权。收购完成后，通用印度公司将变成上汽和通用50：50的新合资企业，新合资公司除继续生产原有产品外，将组建一个主要生产小排量汽车发动机工厂和一个新雪佛兰品牌整车生产厂，在印度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上汽通用五菱微型商用车和上海通用新赛欧等产品，满足印度当地市场对小型车的需求。双方希望利用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在华合资的成功管理经验，以及在中国本土化开发的、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将产能从目前的6万辆提高到2012年的25万辆，并以印度市场为起点，联手合力拓展亚洲新兴市场。

(二)通用与上汽股权交易和合作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动因

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通用汽车遭遇困境。2009年6月，进入破产保护。为了尽快扭转局面。一年内通用两换CEO，以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并先后关停、出售悍马、土星、萨博等多个品牌。经过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尽管业绩开始逐步好转，但资金短缺尤其是现金流紧张问题一直存在，通用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拓展北美地区以外业务。在通用全球研发体系中，韩国大宇是通用汽车的重要研发基地，担负着小型车研发重任，上海通用的赛欧、凯越、景程，上汽通用五菱、通用印度的雪佛兰、Spark等，最早都是由大宇改造后移植到当地市场的。2008年，大宇金融衍生品生意不利亏损7.5亿美元，信贷资金基本耗尽。大宇主要依赖通用总部的出口订单，在韩国本土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比重不足10％，但是金融危机导致通用的出口订单急剧下降，大宇库存增加，部分工厂停工，面临破产边缘。由于被美国政府接管后，政府给予的救助资金不能用于海外市场投资，当海外子公司出现资金危机急需母公司扶持时，通用唯有通过其海外机构融资来进行援救，通用将上海通用1％股权以比股权价值多3倍的8450万美元高价转让给上海汽车，获得的现金收入对通用而言十分必要。

从2010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将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未控股公司的业绩不能并入母公司财务报表。上海汽车在旗下两大主要合资企业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中的初始股份均为50％。但是，上海大众汽车销售由上汽控股的上汽大众销售公司负责，新会计准则实行后，其销售收入仍可计入上汽；而上海通用汽车销售责任由上海通用负责，上汽只持有50％股份并未实现控股，新准则实施后，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将不能计入上汽，这对上海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2009年，上海汽车以2008年度合并报表248.8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财富》500强中排名359位，比2008年上升了14位。2008年上海通用营业收入占上海汽车营业收入的53.4％，2009年《财富》500强进入门槛为185.7亿美元，如果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不能计入上汽，上汽将根本无法进入500强行列。上海汽车只有增持上海通用的股份实现控股，才能避免赢利大户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不能并入财务报表的尴尬。

对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来说，股权交易的背后更有价值和更深层次意义的是，双方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达成了合作到印度直接投资活动的意向与共识。进入新世纪，全球汽车70％的增量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市场最主要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通用汽车战略规划表上，亚洲市场已经毫无争议地已经成为公司重心。在过去10多年里，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一直保持着紧密顺畅的合作，上海通用汽车已经成为业界最成功和最具创新力的合作典范，积累了丰富的合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在包括产品开发、质量保证和成本控制等价值链环节上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模式。面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实际，上汽通用需要急需突破传统合作局限，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层次，提升合资合作竞争力，来保持双方良好的合作，继续占有中同市场。

作为亚洲新兴市场之一，印度汽车产业面J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印度政府已明确把汽车T业作为本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政府将有力地支持汽车工业的发展，2009年印度全年汽车销量规模200万辆，预计2015年销量将达到450万辆，2016年印度汽车产业年收入将达到125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0％(2008年为6％)。由于印度消费者购买力弱，汽车消费主要集中于低端车型，微型车和小型车占印度市场乘用车总量95％以上。目前，全球主要汽车企业均已在印度投资建厂。通用1994年就进入印度市场，先后引进了通用韩国大宇雪佛兰、Spark等系列产品和发动机生产线。通用已在印度建成了营销网络、制造基地和物流供应链，培养了对印度当地政策法规较为熟悉的员工队伍。但是由于缺乏微型车型和成本优势，通用印度公司发展一直并不理想。2009年，通用印度市场销量仅为7万辆，市场占有率3.5％，不到日本铃木销量的1／10，远远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金融危机下，通用虽有心全面进军印度市场，但既没有能力开发新的适合印度市场的产品，也没有财力增加印度市场的产品制造和营销投资，不得不将2010年实现印度市场10％占有率的目标推后到2011年。

作为中国第一大汽车集团，上汽现金流充沛，是最有希望先走出去的中国汽车企业。2004年，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完成了中国汽车海外收购的第一次跨越。在之后的五年里，韩国双龙的业绩一直没有起色，2008年底，韩国双龙意外频发，工会罢工、以泄密为由扣留中方管理人员等事件接踵而来，上海汽车曾提供了259亿韩元援助双龙度过难关，但由于双龙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营运，最终走到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境地。在上汽发展史上，这次不成功的收购兼并案例异常醒目，韩国双龙并购失利后，上海汽车在进军海外上更加谨慎鲜有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是通用汽41全球资源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产品资源，并且被中国市场成功验证过极为畅销的产品系列，基于低成本、高效率、用户价值导向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的五菱产品，是世界上其他大汽车公司设计不出来的。上汽通用五菱微型车非常符合印度主流市场需求，适合在印度市场销售，通用一直希望能扩大在上汽通用五菱的股份并利用上汽通用五菱廉价车型成功复制印度市场。作为持有上汽通用五菱51％的股权第一大股东，上汽的意见对通用能否成功收购五菱股份至关重要。

在美国本土，通用汽车至今仍在风雨中起伏不定，通用单靠通用自身力量想拿下印度市场，获得10％的市场份额难度很大。在中国市场，通用与上汽的合作渐人佳境，通用不仅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取得优异业绩，而且在更长远的规划上，找到了极其可靠的基石后盾。对通用而言，无论是资金、产品还是生产，上汽都是通用开拓印度市场的最理想合作伙伴，合作开展第三方直接投资，即可以提升原有合资层次，推动中国业务进一步发展，又可以借助上汽的卓越生产能力、雄厚财力和成熟产品推动其在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市场份额。同样，对上汽而言，要单独到印度市场上有所作为难度也不小。印度市场是上汽进军国际市场的最佳跳板，与之前单枪匹马收购不同，与通用联盟合作“借船出海”，可以利用通用丰富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弥补自身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同时可以借助通用在印度的营销网络、制造基地、物流供应链和人力资源有效规避由于法律法规和社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经营风险，、与之前收购韩国双龙为获得技术单一目标不同，借船出海更注重市场拓展、利润获取、技术获取和能力提升综合目标实现。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抢抓亚洲新兴市场发展机会，获取理想的利润，还可以在与通用的深层次合作中学习、模仿和创新，积累和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资源、经验与能力，使未来海外之路更加稳健。

四、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通用与上汽之间展开的基于未来战略发展的一系列交易与合作，使双方之间由单一市场合资关系逐渐晋升为亚太市场战略联盟关系，通用将上汽带入全球化中的区域化深耕阶段。多年来，通用与上汽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非常成功，建立了高度的合作共赢、互利互信关系，彼此视对方为其在亚太地区最为成功的合作伙伴。通过一揽子计划，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通用把印度工厂部分股权转给上汽，一个获得扩展印度市场的所需产品、资金和伙伴，一个取得上海通用控股权并可借船出海，各取所需，紧密联系，这是一个互惠双赢的选择。突破了“用市场换技术”均等持股比的固定合资模式，开创了中外企业合作新模式，媒体多以“中国汽车合资模式的重大转折点”来评价通用与上汽的合作。

(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基本模式：A国企业与B国企业以已有合资企业为平台，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合作共同到第三方国家C国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实现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目标。一般而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战略最可能发生在已建立合资企业的国家企业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合资双方在以往利用的合资过程中积累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和信任关系，容易清楚了解对方对外直接投资目标需求和能力基础。

假设合作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企业分别为A与B，直接投资东道国企业为C。按照经济发达程度，理论上，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六种组合形式(图1、图2、图3)。组合I：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Ⅱ：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Ⅲ：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Ⅳ：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V：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Ⅵ：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

(二)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可行模式分析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发生概率与投资国A、B和东道国C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优势、类型、区位有关。从投资目标看，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品牌渠道、获取竞争优势和获取市场利润，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高额利润和获取基础资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高端技术、管理、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市场利润和获取战略资源。从投资优势基础看，发达国家之间具有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基本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高级资源绝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基本资源绝对比较优势。从投资类型看，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属于优势型FDI：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属于学习型FDI；发展中国家之间直接投资属于优势型FDI。从区位选择看，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再次是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落后国家，再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首选，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无法适应和满足发展中国家低层次市场需求，利润获取与市场占领目标难以实现；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高级资源比较优势，学习型FD[比优势型FDI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技术等战略性资产的迫切需要。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5）

海南建省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海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海南省在招商引资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海南省的招商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新、更高的要求。然而，海南招商引资战略的选择中缺乏从产业选择和区域选择方面对外资投入的方向性引导，研究海南省招商引资战略方向问题和外商投资项目评价体系问题对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三次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外部资金的投放、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的正的溢出效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海南省产业发展和升级，同时，海南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向、方式和效益。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流向受制于外资吸收地产业结构因素，即三次产业的发展情况。

本论文在产业结构因素方面选取1988-2009海南省三次产业（分别记做PI、TI、SI）的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通过Granger（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在短期内，第一产业（PI）及第三产业总产值（SI）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和外长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在以上因果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数量分析，得到：lnFDI=0.322847-1.566542*lnPI+2.140983*lnTI

即：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FDI自然增长0.322847；第一产业每增加1%，海南省吸引外资下降1.566542%，第三产业每增加1%，海南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140983%。这个结论符合海南省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也迅猛增加的客观事实。

二、招商引资的产业方向选择

近些年，海南招商引资的发展迅速，卓有成效，开放领域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的进行，第三产业的开放也在逐步推进，在新时期海南做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吸收外资的产业规划、区域规划，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外资的投资效益。

（一）坚持把第三产业的招商引资作为长期的战备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海南发展第三产业具有五大优势，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体制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海南省现阶段第三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与国际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整个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领域都有着明显优势，海南在法理发展对第三产业的招商引资的同时，应对第三产业进行细分，根据不同层次要求，充分利用外资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来发展海南较为薄弱的生产行业。海南招商引资围绕建设热带海岛旅游休闲度假胜地的产业发展方针进行开发建设，使海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将海南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发挥经济行政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产品互动、体制创新的全省第三产业一体化。

（二）对房地产业的招商引资注重质量，进行适度引导

海南的房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保持高涨态势，在海南省经济增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房地产业在保持现在招商引资方针的同时，不能对其过度依赖，应更加注重调整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质量取胜。开发应顺应海南形成旅游岛的形势，加大发展旅游度假的产品，主要的发展与旅游、与体育等产业相关的房地产相关的产品，配置地方稳定税源，并适度控制普通商品房的开发。

（三）合理布局农业产业的招商引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海南农业是地方经济中的弱质产业，突出表现在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农业整体科技素质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集约化程度低。加大对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首先要加快对农业先进技术和项目的引进，加大政策倾斜度，对农业投资进行合理布局，着重引导资本流向独具海南特色的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吸引外资投入到食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产业，培育一批热带果蔬、水产品、畜产品、橡胶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此外，进一步鼓励和落实大型农产品贮藏集散物流中心建设，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控制和追溯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使海南农产品走上优质、高效、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农业产业化升级。

三、招商引资的投资方式选择

海南省的招商引资初期以合作方式为主；90年代中期以前合资企业成为首选；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独资方式占绝对优势地位。步入“十二五”，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海南在招商引资的投资方式选择上，应顺应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和趋势，根据不同的产业性质和区域的不同特点，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式，积极引入跨国并购、产业外包等新兴投资方式。

（一）坚持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海南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资金缺口，但更大的缺口则是技术、管理缺口。经过了10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的成效并不理想。外商投资企业多采用独资方式，省内企业一般无法从中获得和享用外商拥有的先进技术，对产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没有和合作经营和合作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

在外资投资方式选择上，海南应该注意充分掌握自身的特有资源，防止外方获得该资源后谋求控股甚至独占，坚持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对于新开放的领域，外商为了迅速打开市场，仍然会积极寻求合资，在合资过程中，我方应该对自己的权利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一味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减少自己的合理条件。在一些关键资源领域，建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程度限制。

（二）鼓励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1、积极承接外包业务

业务外包是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新方式。一般来说，业务外包主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外包。海南省应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积极对不同的方式的业务外包进行承接，同时需灵活应对。

一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业务外包，海南省劳动力要素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有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外包的天然优势。在承接此类外包业务时，应考虑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在省内企业目前不具备竞争能力时，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至少引进两家跨国公司投资，形成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或者通过对同类产品进行关税补贴，使跨国公司的产品与进口商品形成竞争。

二是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外包，此种产业外包是外包企业充分利用承接地资源和外部资源进行产业专业，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海南省在对此类业务进行招商引资时，应对保持适度开放，并重要资源进行有条件控制，引导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实力，应进行科学引导，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大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是重点承接服务业的业务外包。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是优化海南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重点方向，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转变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是全面提升在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的战略选择。海南要大力培育本地有实力的服务供应商和外包承接商，逐步培育一大批专业化、国际化的本地服务供应商。

2、有条件鼓励跨国并购，实现直接利用外资与间接利用外资的有效结合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入世后逐步的政策的消失，外商直接投资领域逐渐放宽，跨国并购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常用的方式。海南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金融领域会更加开放，跨国并购将成为海南利用外资新的增长亮点，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机遇下，海南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并购市场。在招商引资时，应注意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融合，引入企业参股、收购或兼并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类型，进行适当的引导。

海南对大部分竞争性的工业行业，应放开对跨国并购的各种限制，包括股权比例、并购方式等。放开这些行业对跨国并购的限制，有利于行业提高集中度和竞争力，改善行业的组织企业将结构，从而增强企业实力。

对存在明显规模经济的工业行业，主要是重工业产业（汽车、重化工业等），由于这些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外商所占比重过大，将不利海南省的产业安全，并可能造成利润转移，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加大，所以应有步骤的放开对跨国并购的限制。

对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服务业开放程度较小，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省内企业难以承受国外服务业的冲击。且目前大部分服务业存在的高额“租金”，利润较高，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很大一部分利润将被转移出去。因此，服务业跨国并购应对外资的股权比重进行限制，同时在审批环节上从严把关。

3、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因此，海南省在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扩大产品市场，降低经济风险，获取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可获取技术和生产性资源。

近些年来，海南省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也建立起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如海南航空、海马汽车等。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和高科技支撑”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海南对东盟的产业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对东盟资源类的需求迅速增长。因此，期间内海南可加大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以越南为突破口，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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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赖明勇，包群.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2（6）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6）

一、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对湖南企业宏观与微观竞争优势的分析,本文建立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优势具体分为两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第一个一级指标为湖南宏观竞争优势,其体现为文化与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资金融通优势、宣传媒介优势、政府支持等六个二级指标。第二个一级指标为湖南企业微观竞争优势,则其主要表现为较高的企业家素质、装备制造业较发达、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等三个二级指标。

二、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竞争优势

1、文化与区位优势。湖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古属楚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黔中郡”、“长沙郡”,唐朝设“湖南观察使”衙署,宋朝设“湖南路”,元、明朝设“湖广行省”,清朝设“湖南省”,名称及疆域至今未变。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历史上湖南文化的代表――湖湘文化,具有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敢为人先的优秀精神和独特魅力,在全国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显著的湖南文化产业。有着长久影响力的湖南历史名人与博大精深的湘楚文化紧密联系,已构筑了湖南特有的文化现象。湖南企业充分融合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给其海外发展注入了文化的灵魂。

一个地区有无区位优势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交通便利程度上,区位优势常成为某地区企业海外发展的先天优势。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北靠长江,与湖北隔江相望,属长江中下游开放开发带;南临广东、广西,紧靠沿海开放带和港澳地区,直通货柜车当天可达香港;东接江西,西连重庆、贵州,是南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带两大经济地域的连接带。境内有京广、湘黔、浙赣、枝柳等8条铁路干线,里程3100公里;有内河航道285条1.14万公里,已开通至日本、韩国的国际直达运输航线和至南京港外贸运输支线班轮。有国道7条、省道70条,公路有8.8万多公里,其中有15条高速公路共1765公里,“十一五”末将达到3500公里。拥有长沙、张家界两个国际机场和常德、永州、怀化3个支线机场,可直达香港、澳门、曼谷、首尔和国内60多个城市,构成了水陆空互相衔接、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综合性立体运输网络。

2、产业结构优势。体现一省企业海外投资优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其所依托的产业优势。在湖南海外投资的企业中,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无一不是与其产业优势息息相关的。湖南产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齐全,基本形成了十大优势产业集群和包括烟草产业群、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群、浏阳的生物医药产业群、岳麓山大学科技园、长沙新材料基地、株洲留学生创业园等在内77个初具规模、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工程机械、钢铁有色、电力机车、卷烟制造等行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等行业具有较好的基础,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业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全省有近3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10位。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商贸、物流、通信、广播影视、动漫卡通、出版、旅游等产业快速崛起,“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娱乐湘军”、“动漫湘军”享誉海内外。另外,湖南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明显,尤其在软件、生物医药、先进电池材料等领域独具特色,拥有中部地区惟一的部级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等。

在产业发展方面,湖南产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湖南农业的“个性”、湖南制造业的“个性”以及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个性。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广电、出版、报业、娱乐四大核心优势文化产业上,形成了有产业规模、有市场主体、有文化品牌与人才队伍的支柱性行业或产品。湖南农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科技优势、种苗优势、资源优势、绿色优势等方面。湖南制造业的“个性”首先体现为实力的优势。《中国1000制造商》排行榜上,中部地区共有125家企业入围,湖南省共有33家企业入围,占总数的31.3%,居中部之首。近年来,长沙已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中联、LG、远大、三一重工、长丰等组成的标志性工业企业。同时,未来五年,湖南将着力培育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即现代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轨道交通设备产业集群和输变电设备产业集群。在高新技术产业“个性”方面,湖南具有较强科教实力优势,如自主研发了银河计算机、杂交水稻、碳复合材料等等。

3、资源优势。在农业方面,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渐成气候。湘东、湘中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花卉苗木、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湘北突出“湖”字特色,重点发展了稻米、优质棉花、油菜、水果、蔬菜和特种水产、水禽养殖;湘南利用“天然温室”优势,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油茶、烤烟、养殖等名特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湘西突出“山”字特色,重点发展了草食畜禽产品、优质水果、优质名茶、反季节蔬菜、药材等。洞庭湖区结合退田还湖工程、防护林工程等项目建设,实施湖洲造林,加快杨树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林纸产业。各林区市县,大力发展竹、木地板、胶合板、纤维板等林产工业。大中城市郊区还重点发展了观赏农业、休闲农业与设施农业。蔬菜、水果、花卉苗木、药材、草食牲畜和特种水产等种养业的区域化、特色化经营特征越来越明显,使得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基地建设也由过去的“一村一品”,逐步转向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

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中锑、锰等矿藏资源居国家前列。湖南已发现各类矿产14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0.18%,已探明储量的矿种101种, 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1.63%。湖南省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较前位次,全省共有57种矿的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前十位,34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居前五位。重要矿产中,钨、普通萤石、海泡石粘土、隐品质石墨等居全国之首,钴、钒、锑、重晶石等居全国第二,金刚石位居第三,铅、锌、铌钽分别居四、五、六位。

近几年,在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源方面,湖南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攻关取得了新的突破。全省有县及县级以上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08个。拥有部级重点实验室3家,部级重点实验室7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9家,国家(部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湖南现有普通高校数、在校大学生数和研究生数均列中部第二,在湘院士45人,排全国第八位。湖南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

4、资金融通优势。公司的海外投资需要高资金融通水平作为支持。事实证明,资金融通能力比较好的地区企业对外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支持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湖南省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湖南省中小企业占全省工业企业的99%。为解决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问题,2009年4月底,湖南省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了18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重要举措。2009年省财政专项调度、使用期限为两年的支持市州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14亿元资金,省财政已全部拨付到市州。各担保公司积极响应,纷纷出台了降低担保费用政策,以减轻中小企业融资负担。

另外,湖南省建行、农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下放贷款权限、减少审批层级。省工行还成立小企业金融业务中心,对小企业贷款独立核算,独立审批,单独考核。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与中小企业更好地对接。长沙银行推出的产业链系列融资产品已达到20项。省农信社系统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大力推广农村商户联保贷款和最高额循环抵押贷款两个品种,各地贷款均有增加。攸县农信社推出的商户循环贷款,已发放信贷资金2130万元,惠及涉农中小企业300余家。可见,湖南省企业融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得到缓和。

5、宣传媒介优势。湖南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出色的传媒和信息传播可以有效促进湖南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成为湖南企业海外宣传的强劲后盾。近年来湖南基本确立了以广电、出版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框架,并初步形成了包括出版、广播影视、报刊、文娱演艺、动漫、网络、文博等在内的产业发展体系,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达82.81万人。湖南文化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保持第一。

湖南媒体机构从间接参与到直接操办展览项目(或经营场馆),既拓展了传统媒体业务,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也利用媒体在策划、宣传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湖南展览业的快速发展,而湖南展览业的发展又为湖南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08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国际种业博览会和糖酒会,对湖南企业建立品牌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政府支持优势。政府的重视为湖南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04年,湖南省政府出台了《境外投资资助资金管理办法》。2005年,省政府批准设立了400万元的“湖南对外经济合作专项资金”,主要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以及进行劳务输出中介抵押金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境外资源性开发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此外,企业“走出去”的审批手续也日益简化、便利。

三、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微观竞争优势

1、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企业家队伍构成不断优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研究生以上的占到11.4%,大学本科占到32.4%,即使是高中及以下水平的经营者也是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职称的拥有者,以经济师为常见。从地区的分布来看,长株潭等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对来讲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较湘西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高,仅长株潭企业负责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有21.3%的比例。

2、装备制造业发达。在湖南省的制造业门类中,装备制造业成长最快,成为湖南制造业中的亮点。在装备制造业内,目前已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和电工电器“三驾马车” 并驾齐驱的局面。在这“三驾马车” 中,工程机械是成长最好,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自2000年上市以来,综合经济效益一直排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前10位;三一重工也于2002年7月上市,赢利能力排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湖南汽车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不大,但有自己的特色,长丰集团是我国高档越野车的龙头企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利税10.5亿元、利润2.48亿元,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14%、2.1倍和4.7倍。零部件龙头企业湘火炬,近年加快资本扩张,成功进入整车市场。轿车方面有浙江民营资本进入(江南);农用车方面有北汽福田进入(福田长汽);客车方面有“美的”进入(三湘客车);中兴汽车有安徽凯马进入(湖南重汽)。另有浙江民营资本、北汽福田、美的、安徽凯马等外来资本给湖南汽车工业注入新活力。依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竞争方式都取决于所在地的环境与历史,另外当地若有很强的竞争对手,也会刺激企业不断地提升与改进,所以湖南大批实力强劲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湖南本土企业保持海外投资的优势非常重要。湖南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开放学习、信息共享、创意共生,形成对机会与挑战灵活反应的创业氛围,增强了竞争优势。

3、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从投资的形式看,从境外带料加工到境外投资设厂,从建立网络销售到建立研发中心,湖南省投资形式多样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企业境外投资方式主要采取两种常见方式:独资和合资。随着境外投资的不断发展,湖南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一,改变了长期以来遵循的“新建投资”模式,加大了购并投资、增资扩股或独资取代合资,同时还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如三一重工、有色集团已与国外多家公司联合投资或上市。其二,从单个项目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如三一重工集团、有色集团在海外市场,不仅建立加工企业,还从事销售和售后服务,覆盖生产加工、进出口、转口、销售等各环节的一体化产业链。其三,投资模式呈现多元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比如三一重工、中天集团、电广传媒等在“走出去”开始阶段都是采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加工制造,如神州龙在阿尔及利亚设厂从事服装的加工制造;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如隆平高科在菲律宾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三一重工在美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建立生产基地,如三一重工在美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立加工基地,湖南有色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收购矿山,进行资源开采等;海外上市,如有色集团与国外企业合作在香港、澳大利亚上市、中天集团以子公司中国农机在新加坡上市。

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促使湖南企业境外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大,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截至2007年,湖南省累计境外企业151家,合同金额73483.93万美元,中方合同投资47013.596万美元。其中2006年新增38个,2007年新增51个,合计占总数的60%;2006年和2007年合同投资额分别为29000万美元、30414.48万美元,合计占总数的81%。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的6.45%,居全国第六,居中部地区六省首位,占中部六省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4%。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单个企业投资平均规模573.3万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60.5%。

四、结语

“走出去”是培育和壮大湖南省企业的必由之路。要在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因此,湖南省须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山去”, 引导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在欧美发达国家兼并收购研发型企业,提高跨国企业的经营质量和产品档次;充分利用湖南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湖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使湖南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注: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8―2009年度立项课题《湖南企业跨国投资的竞争优势与主体风险》(0803041B)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娜玲:湖南企业家队伍现状研究[J].经济师,2008(10).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7）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8）

江苏沿海地区包括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个城市，地处我国沿海、沿江、陇兰三大经济带的交汇处。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在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低谷”，也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成长的“断裂带”。江苏沿海的“洼地”经济成为江苏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2004年，江苏省政府提出“要重新认识沿海的优势和加快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以加快发展为重点，全面推进沿海开发，把沿海建设成新兴的基础产业基地、重要的海洋产业集聚区、良好的生态功能区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为加速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江苏省“十一五”期间发展重心将转移到沿海和沿东陇海线。江苏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一、现状及问题

(一)江苏沿海经济带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沿海三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快，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长足发展。2002年以前，沿海三市利用外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均处于低水平引资状态。1999—2001年连云港引资合计2.68亿美元，盐城为5.76亿美元，南通为6.25亿美元。2002年以后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南通利用外资出现大幅增长趋势。2003—2007年南通市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07.14％、39.53％、49.02％、68.08％和21.05％。2007年利用外资达到31.17亿美元，是2002年引资额的13倍。1999—2005年间盐城和连云港利用外资则处于相对较为平稳的低水平增长阶段。2005年后二市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和2007年盐城利用外资达3.25亿美元和8.1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倍和1.5倍。连云港2006年和2007年利用外资也达3.46亿美元和7.3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82％和113.30％。尽管江苏沿海三市在引资规模上取得较大发展，但从全省角度看，沿海三市的利用外资情况仍处于较低水平。盐城和连云港在全省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在4％以下，南通2006年利用外资额最高水平也不过近全省fdi总额的15％，而仅苏州一市1999～2007年间利用外资竟高达全省fdi总额的近33％～45％。由此说明，江苏沿海三市在利用外资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

(二)江苏沿海三市与苏州、无锡、常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1，沿海三市与苏锡常实际利用fdi数量比较。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苏南地区苏锡常(苏州、无锡和常州)与沿海三市(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引进和利用外资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999年至2002年间沿海三市引资相对趋稳，而2002年以后沿海三市引资增长态势比较明显，呈逐年上升的势头，反映江苏沿海三市在引资方面工作成效显著。苏锡常利用外资规模比南连盐三市要大得多，尤其是苏州市利用外资的规模更为突出，引资额占苏锡常三市总引资额的六成以上。1999年到2003年苏锡常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有所回落，从2003年的103.6l亿美元下滑到71.32亿美元。2005年到2007年间又表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趋势更为显著。2007年苏锡常引资额达到117.7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3.62％，是1999年引资额的近三倍。由此可见苏锡常三市的引资势头是相当迅猛的。

2，江苏沿海三市与苏锡常利用fdi投资质量比较。利用外资的质量通常可从单项投资规模和资金到位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单项投资规模可用“单位项目合同金额”指标来反映。资金到位率可用“实际利用外资与协议利用外资之比”来表示。从利用fdi单项投资规模来看，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单项投资规模在2003年以前基本相当，2003年以后则出现较大变化。其中，南通的单项投资规模增长趋势较显著。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总体上外资利用质量都在呈现上升态势。盐城的单项投资规模增长比较平稳，连云港单项投资规模2004年前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2004年以后则发展较快，超过盐城。2007年与盐城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达813万美元，说明连云港利用外资的质量有显著提高。南通在利用外资方面发展步伐一直较快，2003年以前与盐城和连云港相比单项投资规模基本相当，但2003年以后，南通利用外资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居江苏沿海三市之首，且增长较快。2006年南通单项投资规模达到719.8万美元，超过了苏州698.1万美元和常州652.7万美元的水平。说明南通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质量2003年以后有了较大的提高。从利用fdi资金到位率比较分析，江苏沿海三市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资金到位量在不断下降。盐城2004年后资金到位有下降趋势，2006年又开始平稳发展，但趋势平缓。南通和连云港的资金到位质量与盐城相比，则不甚理想。南通除1999年达到88％，1999～2007年资金到位率在29.2％～48.2％之间，未突破50％。连云港2001年和2002年资金到位率为57.4％和50.8％，2003—2007年资金到位率亦未超过50％。而苏州、无锡和常州的资金到位率2001年以前都在50％以上，2002～2003年基本都在50％左右徘徊，除常州2007年达到50.9％以外，苏州、无锡和常州从2003年以后资金到位率都低于50％。这说明尽管苏锡常在引进外资方面数量较大，但资金到位率相对来说偏低。

(三)思路和对策

1，产业结构不合理，吸纳外资能力低。2007年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比为12.7：52.3，35，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比例有所降低，减少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幅最小，仅增长0.6个百分点。由此说明，江苏沿海地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且有逐渐加快趋势。农业的产业化程度有所下降，且降幅较大。第三产业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说明第三产业在江苏沿海地区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2007年沿江地区同期产业结构比3.2：57.8：39.1来看，沿江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与上年同期相比，沿江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均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说明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可以看出，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明显高于江苏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低层次，阻碍了外资的大量注入，难以吸纳更多的外资。

2，利用外资规模小，外资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从1999年到2007年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沿海三市利用外资总量不但远低于苏州一市，且不及无锡一市的引资量。1999—2007年间江苏沿海三市占全省实际利用fdi的比重最高仅达21.31％，最低为4.86％。而苏锡常三市引资总量占比重最高达到70.44％，最低为53.77％。可见，江苏沿海地区目前的引资状况与苏锡常相比，差距很大。

3，基础建设相对滞后，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从总体上看，江苏沿海地区基础建设仍显薄弱和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利用更高层次的引资需要。江苏沿海地区，虽然港口众多，但规模层次不高。除连云港和南通港为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其他港口规模较小。高速公路比重小，沿海铁路和航空建设才刚刚起步；通信和电力设施建设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亦需有待改善；部门办事效率较低，服务层次需进一步提高；各项引资政策和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的滞后，制约了沿海地区外资的引进和产业的承接。

二、思路和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引资水平

沿海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发展。由于沿海工业经济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因此沿海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以港口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科技，培植海洋特色产业发展。要提升服务业层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因此，江苏沿海地区在第二产业大量引资的基础上，要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通过外资输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

(二)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提高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江苏沿海经济带位于我国沿海地区中部，是我国沿江、沿海和陇兰三大经济带的交汇地带，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南部是长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毗邻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有对接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综合区位优势。南通作为长三角北向拓展的枢纽，具有“承南启北”的作用。江苏沿海北部拥有新欧亚大陆桥东大桥头堡的连云港，是陇兰地区重要的出海门户，并与环渤海经济圈紧紧相连。连云港可借助其港口优势加快接轨长三角，同时在联动山东半岛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江苏沿海东部与一海之隔的日本、韩国隔海相望，距釜山港、长崎港只有400多海里。沿海西部的扬州和泰州经济发展步伐迅速。很显然，江苏沿海经济带具有连接南北，沟通东西中的优越区位条件和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三)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为吸引外资打好基础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9）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主动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介于纯市场与层级两种组织间的结构，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1)通过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跟东道国政府谈判、协商给中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降低园区内企业的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2)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这样有利于园区内的企业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能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3)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或其它产业的“夕阳技术”。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经济目标。(4)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5)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群。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动机不同，遵循的规律方面存在差异，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有利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依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准。

(一)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贸关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小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投资存量大，表明该国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国内供不应求，中国产品在该市场有竞争力，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会去东道国考察、调研，了解该国的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存量大说明了该国的市场环境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有进一步投资的前景。另外，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也会促进两国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强信任，这有利于在当地建立经贸合作区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哈萨克斯坦(2.45亿美元)、越南(2.29亿美元)、泰国(2.19亿美元)、巴基斯坦(1.89亿美元)、马来西亚(1.87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71亿美元)、赞比亚(1.60亿美元)，分别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据这条原则，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该选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贸易量指某一产业内部的各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规模，也即产业内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额度。本文所讲的“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交易份额越大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作用越大。通常情况下，产业内各个生产阶段的关联度决定了产业内垂直贸易量，而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产业组合优势形成，也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一母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即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内部和产业间联系高度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才具有宏观效用，才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是海外投资，对母国的波及效应将主要由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所发生的贸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的贸易量主要是指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由于产业内的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范畴，在垂直条件下，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任何一方生产规模的扩大，都会使另一方的生产发生起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

根据企业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不同，可将这种连锁关系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无论是前向连锁还是后向连锁，均会对相关产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起到带动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连锁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交易的频繁程度和额度。

据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应链长的产业，加强家用电器、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金属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扩大出口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

所谓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指通过淘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转移技术成熟产业能力过剩的行业到次发展中国家来，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转移“夕阳产业”或者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夕阳环节，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生产能力过剩率超过40％的我国纺织、彩电、空调业，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换、重新获得发展优势，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延长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寿命，赢得利润，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四)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所拥有的市场竞争

力取决于其具有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选择也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关键是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的获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单个投资者的经济优势，即不同于单个厂商的经济优势。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或者说产业经济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单个优势的集合，产业优势的实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经济优势的这一本质表明，产业组合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企业组合虽能呈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绝对优势。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种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相对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即母国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在母国可以是边际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但转移到东道国与当地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特定资源结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生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它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获益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在特定区域内，双方共赢，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因此，我国拥有成熟标准化技术的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如自行车、摩托车、金属制品等产业，由于早期的技术引进及其后续的技术创新，技术性能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接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对现实的启示用.

三、规范和促进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而且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为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为了配合国内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几乎就没有。为了促使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选择与国家产业政策趋于一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商务部以一个省、市或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为主进行招商管理，并和财政部协商对人选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招商前应先向企业公布所鼓励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和地区，为了达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以一个地区或者大企业作为主要的招商对象。在入选的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给予一个园区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数额根据经贸合作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少而定。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产业政策相一致。

(二)实施优惠税率或税收减免优惠。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正式投产或开业5年之内，对中方从境外获得的应税利润一律免征所得税。但这不足以满足国家现阶段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回避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免征5年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下调免征比例，降低投资企业的税负来促进他们的投资和再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海外投资信贷。为了鼓励投资者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对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特别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对在境外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以出资或贷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大约有一半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发展援助机构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都属于这类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设立“中国海外投资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贷款额为境外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主要贷款对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夕阳产业”的境外投资，符合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四)通过协商，与这些目标国修订或者签订税收协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的考虑如何有利于引进外资，这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例如，在已执行的我国与82个国家的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已经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为了让投资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我国税收政策优惠，我国政府在签对外税收协定时坚持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给予来华投资企业以饶让抵免。但是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我国对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享受税收优惠时，却不给予税收饶让抵免。这种做法体现了当时我国是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初期的“引进来”为主转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就要求在修订和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奉行居住国和来源国并重的原则，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10）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介评

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前，很有必要先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予以简单评价。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外可谓众说纷纭，但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后者是微观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由于完全竞争假设与经济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同时从微观层次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切合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流。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以及费农、约翰逊的区位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这些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成了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

邓宁认为，前几种理论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和行为机制，而实际上，直接投资只是跨国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跨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经营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优势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这三类优势的拥有程度作为垄断企业跨国经营方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按照邓宁的看法，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客观地讲，虽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内容上只是一种“综合”，没有多少创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华，运用多种变量来分析解释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能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对其它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该理论是根据西方私人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难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

1、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既有优势，即各种优势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由于跨国企业是在与本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内动作，强调企业本身拥有某些优势以抵销跨国竞争的额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邓宁为代表的优势论者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投资，并且把这种认识从企业推广到国家，这是不太吻合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突破主流优势论者的论断，发展对外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优势论者以沉重的打击，究其根源，优势论者至少忽略了三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邓宁所说的绝对化；二是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中积累；三是这三种优势具有互相替代性。

2、该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来自理论视角来展开分析，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间的利益联系。前面所述的优势理论，基本上以企业作为不受国家任何直接干预的独立主体为前提，这在一些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是恰当的，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种抽象并不恰当。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同国家利益息息有关。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通常也是国家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动因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适当的。

二、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过分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既有优势，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是不相符的。作者认为，必须从这一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现实的差异寻找突破口，来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1、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且优势总是相对于同一市场中同一行业的其它企业而言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不同国家企业的总体实力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到具体行业看，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又各有所长，从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不同东道国市场，企业优势对比的这种相对性就更为明显。我国的某些制造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的企业更受欢迎。

2、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3、前面谈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这是不适当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认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不失为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1）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现成的外部环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规范的市场行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等。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从而也压抑了其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直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地显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2）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得到调整。国有企业整体效益较差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无法继续生存。海外经营可以使一部分产品向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3）创新是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到生产的工艺，方法和生产的产品以及它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将面临一次彻底的创新。这必将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有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工贸企业、金融性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多种类型。但总的来说，规模少而分散。而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往往是大型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1、大力发展实业型跨国公司。规模化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发挥综合商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我国旧的统收统购的外贸经济体制使得工业和贸易二者脱节。若用综合商社的形式，将两者联合，使工业企业较强的投资生产能力和外贸企业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及经营经验相结合，再加上跨国银行强大的金融支持，则可大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综合商社组织是我国开展跨国经营的理想的投资主体。

（一）投资方式战略

1、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灵活多样。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对外投资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资金比较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对外投资，相对来说，机会成本较大。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资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享受更多的东道国投资优势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较快地占领东道国市场，选择合资的方式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也决定了应以合资方式为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规模方面，还是从体制因素方面来说，都不明显，有的方面甚至还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学习和获取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为主。以合资方式进行投资，有利于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且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便于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三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以上意见只是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总的看法，具体到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机决策。

2、应该重视以实物出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国内正处于一个产业调整、结构转变的时期，前一段时间由于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国内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将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许多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选择适合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但促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浪费，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使其发挥出新的生命力。

3、应重视直接对外投资中的跨国购并方式。目前跨国购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我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购并具有其它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购并进入比新建更为优越。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海外投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有选择地加以灵活动用。

（二）地区选择战略

目前，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选择哪些国家呢？作者认为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区、本行业的优势与经济技术条件：二是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三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国投资环境、考察项目的发展前途。

（三）宏观支持战略

海外投资的优势篇（11）

目前，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企业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特有优势，向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模式，并提出了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其理论框架――“SDAP优势论”。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投资模式，由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与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共同构成，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SDAP优势论”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实行该模式所应具备的四个关键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全球投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表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体现了邓宁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Theory)中提出的一国投资流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密切相关的论断；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兴起时间和发展程度却又超出了该理论所划分的第一、二阶段中投资的预计水平。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兴起的超前化现象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并非是经济高度发达下资本过剩的产物，而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使各国企业要同时面对国内、国外企业的“双重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使各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开拓了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非资本过剩型对外直接投资。

(二)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相应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则集中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这种竞争优势的流动性较差，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旦离开母国的生产区位”便难以发挥。因此，与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只是一种相对优势。

(三)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约51％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最首要的动机归为寻求海外市场。该动机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发展中国家某些行业的企业面对已经趋于饱和的国内市场不得不转向海外开拓新市场。其次，为了避开贸易壁垒，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顺利获得海外市场。最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机遇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与国外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寻求和开辟新市场，以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四)投资对象多为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

“南南”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尤其是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这一特点是由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内在动机、外在驱动因素以及企业特有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是由于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之间在消费者市场、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类型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或对东道国当地经济、文化较高的熟识程度使得市场寻求型的投资模式可以更好地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表现为“南南”投资。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特有优势，多以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为投资对象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但是，这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相对优势的投资模式会导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进而制约生产要素重组与配置的效果。此外，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成为全球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其局限性以及制约程度将进一步突显和加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寻求一种适应当今经济环境变化，突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配置效果的新型投资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型投资的理论分析

(一)“南南”投资的局限性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内因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通过使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跨越国界与构成东道国比较优势(即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从而达到高层次合理化的配置。这种配置效果将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物质载体――产品体现出来，即生产成本下降，而内含的附加值上升。因此，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这种模式是否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的配置效果。

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传统资产利用型投资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一国企业以获得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身的特有优势，使构成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移动并与构成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而产生新的配置效果。这种新的配置效果与企业特有优势的性质密切相关。如果企业的特有优势属于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由于这类优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默示性，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自然资源、廉

价的劳动力等，使构成这两类优势的生产要素经过重组产生优化的配置效果。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由于流动性较差，难以在具有不同类型优势的投资区位上得到发挥。并且，基于不同比较优势建立的产业结构与该投资区位难以匹配，使企业在区位优势的利用和保值方面存在困难，“区位优势甚至会转变为区位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只有局限于具有相同比较优势的“南南”投资中才能使企业的特有优势得以发挥，但生产要素经过重组后并未达到优化配制的效果。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单一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二)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转变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外因

在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逐渐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转变，如何获得这种创新能力并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从而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未来在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改善目前由于企业特有优势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使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效果的关键。

这种基于知识的持续创新能力被称为创造性资产。它取代了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能够提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则相对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国际生产网络的快速扩张，国际产业转移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专注于研发、管理、财务运作、营销等价值增值环节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创造性资产，使其转化为企业特有的所有权优势，维护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因此，同样处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需要具备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意识，并以此作为选择对外投资模式的依据。

(三)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逆向型投资模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并非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来实现单一的资产扩大型投资(即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因为通过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获得创造性资产来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是一项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时间跨度长，投资后短期内往往不能得到资金报酬，因而需要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此外，具备对创造性资产的吸收和运用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利用创造性资产，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用以构建新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所以，单一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并不适合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认识和利用本国与他国的比较优势，以构建和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只是构成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一部分。

而构成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另一部分则是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两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一方面，资产利用型投资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采用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即通过“南南”投资实现生产低成本化，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初期获得的效果，如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等来确保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持续进展。同时，开展市场寻求型投资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增强对创造性资产的认知、吸收和运用能力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是使资产利用型投资得以发展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即通过“南北”投资获得所需的创造性资产，用以提升与构建新的企业特有优势，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推动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的改进，并使其成为下一轮开展创造型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更有力保障。同时，创造性资产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特有优势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构成企业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与构成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产生资源优化配置效果的过程。因此，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可以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将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投资模式命名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三、“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的理论依据

针对上文所论述的“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本文在借鉴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综合优势论”和国内学者杜群阳、朱勤的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MAL三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SDAP优势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框架。

其中，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形成的低成本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的动机；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能够吸收、消化创造性资产的前提下管理、学习、模仿、应用这些资产的能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与企业持有性是由创造性资产“按照产权特征的分类”演变而来的。区位持有性是指那些依赖于特定区位不可流动的创造性资产，如人力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政府政策等；企业持有性主要是指由特定企业使用的所有权优势，如熟练的专业化员工、企业专利和版权、品牌商标和标志、专有技术等。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意味着在企业需要获取的创造性资产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相反，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则表示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小于企业持有性。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就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当其进一步具备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就可以采用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只具备基于生产制

造环节的规模优势，而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以及吸收和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则应采用直接引进或购买的方式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但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可以选择与持有创造性资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开展研发合作，以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因此，“SDAP优势论”表明，寻求以区位持有性为主的创造性资产并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选择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标准。

四、发展中国家企业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实践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全球性调查中，将获取创造性资产作为目前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14％，尤其在南非和印度的跨国公司中，该动机与其他投资动机相比，所占比例更低。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未认识到创造性资产在构建和提升企业特有优势，增强全球竞争力进而改善资产利用型投资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或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但在获取创造性资产投资模式的选择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对处于上述状况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SDAP优势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尚未将这一投资模式应用于实践中，但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性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尤其是电气电子、化学、基础建设等行业的企业将获取创造性资产视为继开拓海外市场后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里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践的主要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2000年以来，中国家电行业与IT、通讯等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先后成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实践者，并涌现出一批成功实现企业国际化，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的集团企业，如海尔、联想、宏基、华为等。这些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时具备了“SDAP优势论”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与之相对的生产制造规模使中国企业具备了规模优势；二是由于国内市场存在众多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为了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国内企业产生了寻求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机。三是在先期进行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中，中国企业一方面确立并发挥了企业的特有优势，同时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资金方面相对较快的回报效果使自身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四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吸收、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为获得区位持有的创造性资产，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做出必要准备。

以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为例，公司于2005年6月在荷兰埃因霍芬设立Haier Netherlands B，V，作为欧洲IT业务总部的投资就是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践。家电行业是中国市场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在国内市场渐趋饱和的情况下，海尔把新的市场目标定位于欧洲。在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中，海尔一方面通过市场寻求型投资实施产品差异化和品牌战略，在国内外确立了其特有的企业优势。另一方面，海尔利用荷兰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其作为开拓欧洲市场的立足点，通过在埃因霍芬获得的区位持有性创造性资产，如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效先进的物流体系以及本地员工的营销技能和语言水平，与企业自身特有优势相结合，共同推动市场寻求型投资，顺利打开欧洲的主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