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价值大全11篇

新文化价值篇（1）

2007年春季，北京了该年度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却未能反映出中国出版业的春天。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撰的权威报告指出，中国的图书库存表现出连续增长态势，最近的统计是图书的库存和销售之比达到了惊人的比例―――98%，接近100%，表明中国出版业的经营风险正在进一步加大。报告还指出，中国多数省市新华书店70%以上的利润依靠的是中小学教材的发行，在一些基层新华书店，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由于地域垄断式发行的模式已经遭遇越来越明显的市场冲击，2006年的教材出版和发行的行政习惯和区域分割，也开始了破冰式的改革。

可以预计的是，这一破冰式的改革虽然代表着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但是，在2007～2008年间也有可能对图书市场产生因磨合而导致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稳定性，笔者以为可以参照周边国家的做法，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加大对专业出版社、品牌书展和图书营销活动的支持力度。通常，这种支持也是一项有文化深度的城市生活内容，在东京、汉城、新加坡等亚洲的国际大都市，还会有青年团体、民间社团、慈善机构和各类基金会积极参与。他们的参与，使得文化的多样性继续得到丰富，也直接鼓励着文化消费的繁荣。

如在人口不过400万的新加坡，仅日报就有10份。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上海的3倍，社会活动节奏很快，图书单一品种的销量已经不能依靠顾客的自然采购了。图书营销公司除了书展广告和新书信息外，与当地日报还建立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各报往往根据需求及时地刊登新书内容摘要和图书照片以及推介文章，起到了沟通读者和图书市场之间关系的作用，也增强了新闻媒体的文化内涵。

二

上海曾经占据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早期中国报业市场的繁荣也一度以上海地区的零售量为标志的，而且出版业和报业的互动式支持，也为文化新人的涌现提供了契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年报业经营者的支持和对出版活动的文化报道，不要说张爱玲、丁玲，就是鲁迅、巴金的作品，也不会轻易打开销路而获得版税收入以支撑其自由撰稿人的上乘生活水准。当然，如果不报道这些活生生的文化记录，报纸也很难赢得大众。

目前的上海，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同样被寄予厚望，各主要平面媒体也都对出版活动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如《解放日报》在每周五的周末版就辟有两个专版，其中一个版面主要发表书评、专访和新书信息，另外一个版面就是提供书摘。《青年报》为了吸引年轻群体，在每周日开辟读书专版以发表书评和新书畅销排行榜的同时，还在邻版辟出《品碟》专版，推介最新的碟片。除了专业性的《文汇读书周报》外，新锐的《东方早报》也有周日的《阅读》版，不过该版偏重介绍海外作品最新的译本以及网络酷评。笔者则长期关注上海《文汇报》的《新书摘》，这是一个版面和品质都相对稳定的专刊，其文化影响也相当积极。

根据目前的编排习惯，《新书摘》通常被安排在《文汇报》的第11版，占全版三分之一的篇幅，与刊登散文、随笔的副刊《笔会》合为一版。《新书摘》已经有7年的历史，每周刊登5次，除周四、周六休刊外，一般每次以4200字左右的篇幅登载一本新书的内容摘要。当然，也有少数图书内容极其丰富，分上、下两次刊发，而累计每月可以推出22本左右的高质量图书摘要。据了解，《新书摘》对于图书的选择完全是责任编缉的独立文化审美，所选图书在传播文明底蕴的同时，也兼顾新知识、新概念的推广，并且强调阅读的品位。最新图书的来源则以勤跑书店为主，部分来自网络的聚焦新书和行家的推荐。尤其是季风书店那样的文化活力前沿地带，是责任编缉经常光顾的场所。这样，除了保证新书信息的第一反响外，还在客观上保持了迅速选择的图书质量。图书一旦得到采购，下面的流程就是：编缉人员精读、复印内容精华、缩写、编排、发稿，再经大样、小样等印刷前的最后认同，得以与读者见面，其中的工作量之繁重，可以想见。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新书摘》一般不参加出版社的新闻会，但并不影响其对繁荣图书市场的贡献。从读者的需求来看，《新书摘》涉及面很广，图书选择题材丰富多彩，有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著作的摘要，也有社会问题专著的内容介绍，还有国际、军事、新科学等品种图书的推介。可以说，这种独立的审美情趣的存在，不但为读者提供了选择优秀精神食粮的捷径，也在客观上为精品图书的诞生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而从《文汇报》读者的大量来电、来函所反映出的信息来看，喜爱《新书摘》的读者往往文化程度较高，对于励志类图书的内容摘要还会引发家长们的共鸣。《新书摘》的成功，也表明目前快节奏社会的阅读是需要一个“去粗存精”的文化服务过程的。这就好比家政人员对于菜肴原材料的选择，往往会第一选择半成品，而半成品的出现，本身也蕴涵着精心的加工和服务。

三

新文化价值篇（2）

（二）有利于社会文明的传承

对于群众个人来说，参与群众文化活动能够使人们的业余生活得到丰富、视野得到开阔、身心受到熏陶。除此之外，群众文化活动还有利于社会文明的传承，能够传递和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由于群众文化拥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一个地区的风俗人情、精神和特点都能够通过群众文化反映出来，群众文化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非物质财富。它的特点往往与当地的风貌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当群众参加当地的群众文化活动时，就能够受到当地文化的感染，从而加深对当地风俗人情的认识。

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创新途径

（一）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形式上的创新

如今，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群众文化活动就成了人们陶冶情操、丰富业余生活的主要途径。每个人在工作环境、生活习惯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对文化活动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群众文化的形式应该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往往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不能满足所有群众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对新颖、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形式加以推广，提高人们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扩大活动群体。

（二）促进群众文化活动思想和内容上的创新

思想上的正确引导是群众文化活动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障。群众文化活动是一项参与人数众多的群体活动，因此，保持活动的先进性就显得格外重要。要遵守科学发展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及时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进行调整和创新，加强其科学性和民族性，让活动内容顺应时代潮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另外，在加强群众文化活动思想性的基础上，也要关注其进步性特点，让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随时保持活力，满足更多群众的需求。

（三）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管理体制的创新

要想使群众文化活动的体系更加完善，就要推进与时俱进的工作精神，完善群众文化活动理论，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对其进行科学运用。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的过程当中，管理者不仅要转变陈旧的管理理念，建立完善的文化活动管理体制，还要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总结教训、发挥优点，在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使其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得以运用，从而提高群众文化管理水平，完善文化管理理论。

新文化价值篇（3）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高潮。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求同存异，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新文化价值篇（4）

文化价值观是任何理论建构及其社会发展都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即它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社会实践的出发点。创新文化价值观念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理清我们观念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明确问题的根本；有助于帮助人廓清思路，很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有助于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体系。那么如何立足甘肃实际，创新文化价值观念？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创新。

一、把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贯穿始终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但社会一直没有明确我们所要遵循的核心价值观，由此使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明确了我们就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在个体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在实际中，我们需要面对价值观念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注意化解矛盾问题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一要宣传普及核心价值理念，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二要坚持知行统一，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三要倡导核心价值导向，建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社会认同评价体系；四要抓住重点，发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五要生产更多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品，激励鼓励人们健康向上；六要建立长效机制，提供建立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为创新文化价值观念提供有力支撑

文化价值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同时，文化价值观念又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相应地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价值观基于不同经济模式所表现出的不同，要求我们追求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经济模式。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更有利于催生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

发展文化产业无疑是关键，因为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以创意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不仅依赖创新，而且还能催生创新。文化产业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把文化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设计、生产、营销、品牌和经营管理环节，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改变传统产业的价值链条，从而提升传统产业的观念价值和经济价值。文化产业还可以促进社会资源逐步从传统产业流入现代服务业，开拓艺术型、知识型、体验型、休闲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增长从单纯追求以物为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向以人为本的GNH（国民幸福总值）转变，发挥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特殊作用。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这种特殊作用，所以我们要注重发展文化产业，为创新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提供广阔空间。

三、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创新文化价值观提供人才支持

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也需要先进文化思想观念的支撑。而大学不仅是造就人才的地方，而且也是一切新思潮的策源地，是引导时代潮流的地方。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发展，与这个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高等教育越发达，对地方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比如，处在兰白科技创新改革示范区内的甘肃省白银市，虽然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对发展高等教育以足够的重视，但至今除在白银公司技校基础上建立了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外，仍然没有发展起一所高等学府，这无疑限制了白银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创新，进而影响兰白的协调发展。因此，要使白银在创新文化价值观念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必须注重发展高等教育。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一方面要努力争取省内一些高校在白银市设立分校，另一方面，白银市自身也要不断积蓄力量，不仅注重专家学者型人才的引进与培植，以及相关专业的培植与打造，注重符合大学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储备，为将来高等学府的设立创造充分条件。

四、创新体制机制，为创新文化价值观提供环境支持

体制机制本身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好的体制机制可能把我们导向科学发展，而体制机制上存在一定问题，就可能影响到科学发展的实施。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但是社会上以人为本、人才发展以用为本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二是“官本位”、行政化倾向仍普遍存在；三是人才发展投入的优先地位还未确立。 因此，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围绕人才有效使用，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完善、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形成人才发展的动力体系。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优化人才领导体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二是坚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人才管理方式，变“管理人才”为“服务人才”。三是坚持需求导向，强化人才培养引进与经济社会发展链接，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四是坚持能人导向，制定人才评价标准，改进人才评价方式，完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五是坚持业绩导向，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改革各类人才选拔使用方式，完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六是坚持价值导向，加强配套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流动与配置机制。七是坚持贡献导向，优化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八是确立人才发展投入优先地位，逐步完善国家、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四元投入及其监管机制。

五、适时开展相关问题的学习、交流和研讨活动，为创新文化价值观提供动力支持

甘肃省身处西部，促进甘肃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必然会面对各种问题，难免会有很多扶贫“硬骨头”要啃，难免会有很多发展“硬钉子”要拔，难免会有很多前进“硬障碍”要破，如果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再存在问题，就会使我们面对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讲，面对各种问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关键。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需要我们将类似“富民兴陇”讲座深入开展下去，让领导干部不断在头脑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启示下，不断获得创新灵感，创新发展思路，寻求到新的发展动力。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需要开展类似项目观摩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其它地方创新发展战略思路启发下，不仅激发我们创新发展的信心，而且获得创新发展的灵感，让我们在相互激励下，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需要就有关跨越式发展问题开展全民大讨论，努力使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创新型的贯穿执行，努力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形成一种全民关心、参与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的局面，凝聚全省人民的力量，为跨越式发展强大的支持力量，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新文化价值篇（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价值取向的综合表现，为民族振兴指引方向、为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石、为公民自我素质的养成提供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党的十报告中关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不仅阐述了国家、社会、公民三方的价值目标与方向，更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宗旨。〔1〕党的十中明确指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武术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应运而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经过几千年的洗礼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因而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创新武术文化无论是从国家层面出发，还是社会层面出发，抑或个人角度出发都将对筑牢核心价值观发扬武术文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创新武术文化的动因分析

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内涵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创新是文化得以传承的有力保证，武术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璀璨的一颗明珠，其创新也必须紧跟时展的步伐。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形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占鳌头，因此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创新武术文化不仅可以引领全民健身，将武术文化发扬光大，迸发文化强国力量，而且能够引导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强化国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还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牢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地，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抵御外来思想的冲击。

1.1 从物质层面分析：引领全民健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速运转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国民的体质得到较好的改善。然而事与愿违，据有关数据显明，青少年学生的部分体能素质指标近二十年来持续下降，大学生视力的不合格率竟高达83%，孕妇剖宫产率超过60%，而对于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中年男子来说，其体质优秀率在幼儿、小学生、中学生、成年人、老年人五类人群当中，以7.9%排在最后。〔2〕可见我国目前的国民体质着实令人担忧，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势在必行。武术作为中国最传统的健身项目，其广泛的认知度可以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健身的行列之中。

12 从精神层面分析：传承民族文化

武术伴随着民族文化孕育而生，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不仅展示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而且在其形成完善过程中倾注着广泛的民族文化精髓。今天的武术，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理论基础上，都深深地留下民族文化的烙印。武术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族文化，它的弘扬与传承也直接关乎我国以民族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国际中的竞争表现。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创新武术文化，不仅能将我国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名扬四海，能为民族文化的振兴扬帆，更能为中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铸魂，为振兴整个中华民族奉献精神力量。

1.3 从制度层面分析：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经济、政治、文化互通互联逐步全球化的今天，协同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世界图景中，武术文化的发展亦不可故步自封、管中窥豹。要想将其更好地传承创新，就必须包容、开放，以平等的视角和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积极地吸收进步的文化思潮，诸如韩国的跆拳道，印度的肚皮舞、瑜伽，泰国的泰拳，巴西的柔术等。要在吸取中不断地总结，为何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的沃土中不断地萌芽发展？要追其缘由，从自身出发，明确强大自我才是抵御他人的根本方法。在此过程中，既要提防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现象，也要处理好武术文化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走向世界的现实问题，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使中国文化创新传承之路在国际的舞台上璀璨耀眼，经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指导下创新武术文化，是对社会进步的文化思潮的吸收，同时又让武术文化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之上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毕竟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必然衍生文化的全球化，在这个趋势中，我们要有原则、有坚守、有底线，肯包容、肯接受、肯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手中的一把利剑，真正“为我所用”。

1.4 从行为层面分析：拒绝低俗，倡导高雅文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满足，为低俗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饱暖思淫欲，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人们往往迫切地寻求更多的方式方法去释放自身的压力。而当高尚文化没能快速引领思潮时，低俗文化便乘虚而入。从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到各类相亲节目的言语露骨，再到今天赵本山的“二人转文化”及毕福剑在饭桌上的不雅言论，低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低俗文化的泛滥是审美价值观迷失的表现，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文明意识的缺失。要对此进行整改，唯有依靠传统道德的重建。武术文化倡导公勇诚毅，对高雅文化的弘扬起着引领和促进作用。

2 创新之路从何出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创新武术文化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与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相融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要求武术文化在创新的过程中落实以人为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在个人层面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意味着武术文化的创新要从武德出发，着力培养新时代人民的素养，提升国民的全面素质。

2.1 以爱国主义为宏观指导创新武术文化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其核心就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亦是武术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在几千年的社会演进中，武术文化之所以能伴随着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并能以中国名片的头衔走向世界，就是基于其本质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延续与发扬。然而在国门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正面临着被外来体育项目的冲击。特别是韩流的不断来袭，与武术同属格斗类项目的跆拳道也备受国民的青睐。究其根本我们不难发现，跆拳道不仅在招式上更容易让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它将道义文化贯穿在每次训练的始终，让学员在练习的同时感受韩国的文化。笔者认为武术文化的创新必须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为出发点，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摒弃以往只注重成绩忽略文化教育的传统教学模式。亦可效仿跆拳道弘扬其文化的方式，在课程结束后集体面向红旗默唱国歌，潜移默化中将武术文化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之中，使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儿童少年中萌芽成长。

2.2 以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创新武术文化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其核心是在宣扬以人为本。清代政治学家、文学家魏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主张的就是人是万物的根本，要顺应人的个性发展，才能最大地激发人的潜能。要想在创新武术文化的道路中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首先要让武术的各个流派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相互探讨学习，只有在融合的基础之上才能将武术的精髓更准确地传承下去。其次要为武术的交流搭建更多的平台。近年来散打文化作为武术文化的子文化，其被公众的认可度及关注度正随着武林风的热播而高涨，倘若多增加些诸如此类的平台，那武术文化在市场的冲击下必须进行改革，以便能被更广泛的群众接受。

2.3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纲领创新武术文化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在个人层面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创新武术文化，让每个公民都做到热爱祖国、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待人友善。首先要明确榜样的带头作用是无穷的，积极树立武术英雄形象。纵观武术的发展史，无论是在军队还是民间都涌现出不少武林豪杰。〔3〕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不惜英勇献身的民族责任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可见榜样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群众的素质养成。其次要与时俱进，在创新武术文化中要不断地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比如有学者专门做过调查，为什么城市里学习跆拳道的人要比学武术的多？而结果表明，竟然有30%的人仅仅是因为跆拳道的服装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选择学习跆拳道。由此可见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入侵中国，正是因为他们常常能够居安思危、与时俱进，而我国在这点上就显得滞后很多。

2.4 以实现中国梦为根本创新武术文化

中国梦最根本是中华民族的梦，是生活在中国领土之上的每一位人民的梦。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中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4〕文化的繁荣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文化的继承发展，弘扬与繁荣之上。武术作为民族文化的典型，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以实现中国梦为根本创新武术文化，其本质就是让每一个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学习武术的机会，共同享有感受武术文化的机会，共同享有与武术文化一同成长进步的机会。这就要求各类传播媒介，充分发挥精神文化产品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使武术文化得以普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相信武术文化的创新会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注入新的血液，指引新的航向，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献上一分力量。

3 小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逐步形成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价值理念，是社会发展与国家振兴的灵魂，是在实现中国梦背景下的主流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宣扬及普及是我国当前文化领域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5〕武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本身更应该承担起弘扬中国特色文化的重任。然而在各国文化相互争鸣的时代之下，对武术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革之路亦是势在必行。武术文化的创新唯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坚持有原则、有底线，肯包容、肯接受才是创新武术文化的根本之路，才能让武术文化在国际的舞台上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梁龙？郾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及对策研究〔D〕？郾浙江：浙江理工大学，2014？郾

〔2〕马思远？郾我国中小学生体质下降及其社会成因研究〔D〕？郾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郾

新文化价值篇（6）

近年来，翻开报纸、打开杂志、登录互联网，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文化和国民价值观现状、走向，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中国文化、社会价值取向正负向关系，关于中国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关于中国文化在变动和发展的世界文化中究竟担当什么角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责任消失，一些人只有利害计较，没有责任感，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进口方面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逆差和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被洗脑的打工者地位；又比如说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换言之是全部的西化或美国化。

这些争论的存在，表明人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快速提高，同时还希望有着千年文化传统、曾经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文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丰富人类文化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些讨论和论争实质上回应了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理论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大课题。

一、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概念。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给文化自觉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的定义，言简意赅，所谓的文化自觉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

价值和文化须臾不离，互为表里，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文化是价值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价值通常都得通过文化才能有效地影响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社会保持或更新、抑制或倡导某种价值观，文化在其中总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制约、引导、催化等作用。因此，关注价值更新必然要关注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和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互相交往和竞争在现时代的全球化这一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活跃和激烈。在这种互相交往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经济事项来得直接，但是它又无时无处不渗透于经济交流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政治事项来得婉转和曲折，但往往是政治交流的拓荒者和民间使者，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政治沟通和价值传播潜目标。近年来，各国学者、政治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交融、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解体时，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了心理震撼，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的动荡与困境，追溯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的根源所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真理报》英文版2007年3月28日所发表的文章指出，社会的巨大动荡给俄罗斯民众心理带来了创伤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变得比以前“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了，俄罗斯人过去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慈爱”和“无私”等，都有滑落的趋势。近年来，俄罗斯在重建俄罗斯价值上动作频频，从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到国家为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提供指导意见，从重整国家秩序到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就是在这一社会心态支配下出现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契诃夫基金会主席科宁道出了俄罗斯社会价值观更新和文化自觉：“西方一直想利用他们的宗教向俄罗斯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和政策，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要建立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2]

一贯宣扬文明冲突论的美国人亨廷顿两年前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把美国近些年出现大量墨西哥拉美等移民以及美国化的非美活动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上升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挑战的高度，从而提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亨廷顿从自己的文化冲突论出发，认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观察问题所接触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所谓占优势的美国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人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也更加注重本地区的文化意义，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度作为非洲黑人代言人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明确强调：“非洲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贡献日益为人们所认可。今天它不再被轻蔑地视为需要由更高信仰形式所取代的迷信。它对人性的精神遗产的补充作用业已得到广泛承认。这种意识表现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意识，它给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增添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内容。”[3]

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更新，常常渗透在政策、法律、艺术等方方面面。德国近年修改《基本法》，把“社会市场经济”，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这种调整是对德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调整，就是强调在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以往强调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受到危害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竞争的市场利益。这种调整不仅要调整国内各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试图调整国际关系。

三、中国的文化自觉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是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曲折历史而得出的结论，把准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根主脉。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主线之一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只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不通后，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来证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发生了“科学与玄学”、“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崭新信仰。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更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民族危机只使争论暂时停顿，危机的解决使打破现状，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界更具吸引力，那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尽管也有人提醒要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也只能被这大思潮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端，要把传统东西统统扫掉。概而言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思潮和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了“现代化”的大敌。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近三十年来，这种反思不曾停息，尽管我们认识到现代化是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文化更新和创生的过程，取得了文化自觉方面的不少共识，但这种共识在牢固性和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上仍存在不足，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已踏上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共识的取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清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结论，从极具方法意义的角度消化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成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

194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讲演，提出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十二字方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

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张闻天的新文化观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认可，对党的文化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上对此作出了阐述或发展、发挥，更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1941年5月，邓小平对所属的八路军干部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中国任务繁重的文化工作有失偏颇甚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张闻天新文化观在文化价值建设上极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其一，广纳天下，博采众长。只要是有益的，皆可供新文化借鉴和吸收。而那种大包大揽式的一个主义，一种学说代替一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其二，反封建、反专制、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其三，党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张闻天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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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观以“体用说”为主体：一为“中体西用”说，即“国粹派”；一为“西体中用”说，即“西化派”。历史已证明，以上两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两种文化观在历史上虽长年争论不休，而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都有错误，并且是同一个错误：即将某一种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另一种文化则视为绝对的坏，因此，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扬彼抑此。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其实，中西文化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都受到历史时代的束缚。不存在谁优谁劣、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综合中西，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中西互补，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迁，加之通讯和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信息量增多，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当前人类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综合创新”。今天，人类文化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是世界范围的，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这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为适应这一人类文化新潮流而提出的。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建设来说，也是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自1987年提出之后，在中国已获得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在海外华人中亦获得广泛的共鸣。

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4]张岱年过世后，方克立先生继续深入思考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并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强调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魂”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新创造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存在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这一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特性的高扬，并在传统的“中西体用”的文化观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探索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还有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论。关于“美美与共”论提出的背景，费孝通作过以下阐述：“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从张闻天到张岱年再到费孝通，他们关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真知灼见，代表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学术成果，“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基本任务、格局和历史性框架，“综合创新论”和“美美与共”论更加拓宽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学理内涵，得到华人学术圈和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方法和心态上为引领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走向理性之途开了新篇。

五、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

要达到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所阐述的文化价值境界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进程。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必须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因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建设现状，对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百年来的整个中国的被动变革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没有动摇过。国家意识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述。1981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在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时，高度概括性地提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更趋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价值建设任务。199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趋完备的表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清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使我国成功地把握住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回应了方方面面的新挑战，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多元变化及其冲突。

2.“价值空缺”、“道德沦丧”的焦虑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真实。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焦虑和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警醒作用。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30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出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20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对于改变价值观问题上的某种失范、失序，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予3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给30年来孕育起来并支撑中国“崛起”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不断地给予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30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30年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观给予轻率的否定或简单的抛弃。当然，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恢复或者说点燃了蕴藏在社会民众心理中对世俗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认清，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也是转型期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任务。

3.致富征程上形成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小康阶段出生的人群的价值观初露端倪。据一些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在珍视勤奋、业绩的同时，富裕起来的阶层以及在富裕阶段出生的人群，强调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宽容，更加主动地争取个人的政治文化权利，要求并崇尚社会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满足，对社会政策的透明要求和文化上的包容取向更趋明朗，对关系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等更趋关心。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因此，转型期的价值观更新和引导，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任务，就是适时地培育和扩大公民的主体价值意识。

4.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影响转型期价值更新。所谓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创造力与中华文化必须更有作为的贡献意识不协调。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达到平衡仍有大的差距。目前，在图书、音影像等文化贸易方面，引进输出比大多处于6：1。继迪斯尼以中国民间题材《花木兰》打造大片，到日韩对《西游记》拍摄之争和提出“端午申遗”、“中医申遗”，日益显得我们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再开掘能力不足。在今日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启蒙教育中，动画音像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几年来，国产动画从2003年的46000分钟，上升到2006年的82000分钟，但与全国电视动画全年近26万分钟播出时间所需，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不少国产动画，如《宝莲灯》、《我为歌狂》、《隋唐英雄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痕迹。据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查，当年这三大城市14岁到30岁青年的13亿元动画消费，日、美动画消费占80％，欧洲和港台地区占10％，中国内地占10％。[5]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外国有选择地采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终不可避免，当代中国少儿文化价值启蒙不得不更加考虑国外动画的价值传播及其影响。又比如，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开始步入世界市场，但过多地重复着“欲望”、“压抑”、“性”、“权力”、“功夫”等模式因素，是难以担负起中国文化真义的，在国内，它们与充溢着谥美情调的“帝王将相”相呼应，也是难以适应价值更新的新需要的。

注释：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390.

[2]刘婉媛.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重塑俄罗斯价值观[J].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7（8）

新文化价值篇（7）

群众文化活动基于群众文化设立，是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的物质需求逐渐向精神需求转变。为了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其最便捷、有效的方法便是组织群体文化活动，将活动内容与公民生活相联系，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养，满足其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因此，需要加强对其的管理，创新其管理模式，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满足不同时期公民的需求。

一、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

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能够有效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丰富其知识含量，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此外，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及其管理工作，亦有利于传承民族、社会的文明与文化。其具体体现如下：1.丰富知识含量，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具有普及性、平民性、丰富性的特点，因此公民接受度较高。此外，因其活动的丰富性，公民能够接受更多文化知识的教育，例如开展端午节赛龙舟活动，能够使公民了解更多关于端午节的知识；开展消防体验活动，使公民感受消防战士的生活，学习有关消防的知识。潜移默化间影响公民思想道德素养，促进公民道德建设。2.满足精神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公民的精神需求体现在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及娱乐的需求。首先，群众文化活动能够充分向公民传达文化知识，公民的知识含量得以有效提升。其次，群众文化活动的灵活性较强，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公民在积极参与时能够满足其对于娱乐的需求，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频率逐步变高，有效释放了其在生活中的压力。因此，公民在具备优秀知识含量时，还会具备充分的工作热情，工作成效将会大大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有效促进。3.陶冶情操，传承文明与文化公民在参与群体文化活动时，能够充分受到文化的熏陶，以此来陶冶情操，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文明的传承，其中，团结向上体现最为明显。团结向上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民族中悠久的文明。通过分组参加活动，公民会对团结更加重视，并根据同组人员的互相监督与鼓励，加强公民团结向上的意识，进而能够有效地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文明。

二、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策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部分群众文化活动体系较为滞后，没有体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征，因此，对其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十分必要，具体策略体现如下：1.创新活动组织机制群体活动是否有效取决于其组织形式，因此，创新其组织机制十分必要。首先，相关管理人员组织文化活动，调查公民自身文化层次与知识含量，将参与者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组。其次，将公民作为组织者，因为不同人员之间会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及家庭条件，公民轮流作为组织人员，能够使得活动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且更显公平性。最后，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组织指导，引导公民设计出具有特色并与生活接近的活动，调动公民的热情，促进其积极参与，使得群体活动得以有效发展，并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2.创新活动内容群体活动的内容关系着其教育是否有重要的意义，对其内容进行创新，并不是举办与生活毫无关系的活动，而是将文化知识与内涵同活动内容有机结合。并且，根据当前社会发展趋势，插入不同的内容，使得公民在参与活动时能够在丰富知识的同时真正意识到当前的社会形态，有助于公民将其应用到学习与工作中，有效提升其职业能力及思想道德素养。此外，要有创新意识，组织者要结合当前热门话题进行活动，并发表正确的言论，有效地引导公民对时事的辨别能力，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得以正确传播。3.创新管理模式一个健全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保障群众文化活动的完美开展，并能将其中所要传播的文化知识全面地向公民展示。为此，首先创新管理原则。应该运用“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设计，充分将公民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体，一切以公民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此外，有关管理人员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管理经验，并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积极运用进活动之中。其次，建立完整的管理规章制度，使得群众文化活动在开展时能够体现出秩序化、规则化及完善化的特点。为此，需要建立相关管理队伍，并对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提升其专业化素养与职业技能，并对活动中违反规则的现象进行明令禁止，对严重者进行有效教育。第三，建立正确的评价机制。对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进行有效记录，并对其研究探讨。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评价队伍，结合多名管理人员的经验及评价，查找活动举办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共同探讨其解决方案，促使我国群众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后，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设计集中化，较为分散化的活动会使参与者较少，教育成果不够明显，将其集中化能够使得活动具备有效性，以此来更好地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

结语

群众文化活动是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途径，通过参加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提升公民文化涵养及思想道德素养。本文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丰富公民知识含量，促进其道德建设；其次，满足公民精神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陶冶公民情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文明。其管理模式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创新活动组织机制，使得活动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其次，创新其活动内容，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性。最后，创新管理模式，使得活动举办更具规范化。总之，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需要广大学者与管理工作者加强对其的重视，意识到其真正作用，并积极对活动进行创新，提高其水平，为我国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吴晓,陈凌燕.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大众文艺,2015(08):12.

[2]杜成筑.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艺术科技,2014(12):206.

新文化价值篇（8）

作为中国现阶段的群众文化基本表现载体与基本表现内容，群众文化活动通常可以分为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两大部分。民间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载体，其承载着悠远的文化内涵；而大众文化则是当代人们创新精神面貌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它也是群众活力与社会生机的完美体现。

一、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探索

（一）有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产力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与经济建设水平的迅猛发展，经济市场的创新灵活度也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持人员的流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这虽然是一种繁荣昌盛之景、但同时也为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利。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和其它社会行为不同：它并不具有较强的强制性，人们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意愿，来选择一些感兴趣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时间灵活而且内容多样。可以说通过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群众们不仅可以将平日生活、工作所遇到的压力进行健康释放，同时还能够与其他的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以此来推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程。而群众们的压力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充分释放后，人们的生活热情与工作热情也会得到大幅提升，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精力充沛地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由此中国的社会经济也才会得到一种良性的循环发展。

（二）群众文化活动有利于推进社会管理工作

与社会管理工作存在着异曲同工的本质内容，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群众文化活动于社会管理工作同样都是以人民群众作为服务主体，同时都要在尊重“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的群众在文化活动中得到阶层范围的扩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管理工作难度的大幅提升。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建立与发展、群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工作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有待解决。例如，在展开社会管理工作的环节中，每一名组织者与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要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学会“善于借鉴”，通过汲取有效的工作手段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与质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与群众文化活动时刻都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在不断提升高效的社会管理手段与水平的同时，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忱，以此来达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双赢局面。

（三）群众文化活动有利于文明的传播与继承

充分投身于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能够开拓人们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业余生活的多元性，与此同时群众文化活动还能够为社会文明的传承保驾护航，我们知道良好的社会文明不仅包括卓越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风尚与民族气节作为指引。在实际的活动中，群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而人们的风土人情、精神面貌则都是能够以此作为载体进行展现与反映，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群众文化真的是一项珍贵的精神财富。所以当人民群众积极的投身于本区域的文化活动的时候，一方面能够被当地的文化氛围所感染，同时还能够加深自我对当地一些优良的习俗的认知与理解。

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的创新手段与途径

（一）通过提升群众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进行入手

现阶段的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水平均得到了较大提升，群众文化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丰富业余生活、陶冶自我情操的主要平台。由于不同人在生活习惯与工作环境均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同群体对于文化活动的需求也不尽相同。鉴于此我们必须将群众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多元化的创新，倘若我们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革命，那么墨守成规的集中固定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相关部门及当地政府必须要时刻强调在活动中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性，通过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来保证一系列富有创新意识的活动迅速推广，在提升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扩大活动群体的参与范围。

（二）提升群众文化思想内容先进性的途径

作为顺利推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保证，思想层面的正确指引与有效引导十分必要。群众文化活动是一种人员参与较多的群体行为，所以我们要时刻保证每一项活动的思想先进性，在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同时，结合实际群众的思想觉悟境界来对活动内容进行创新与调整，通过强调民族性、科学性的同时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强化群众文化活动思想内容先进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兼顾到其进步性的特征，在保持群众文化活动引人入胜的同时，保持活力、满足更多群众的需求。

（三）通过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质来实现创新管理

只有时刻进行与时俱进的推进才能够保证群众文化活动体系有不断完善的可能性，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理论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必须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展开科学性的调动与运用，而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的各项环节中，组织者、管理者首先要做好自身管理理念的推陈出新，同时还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建立完善、科学的文化管理制度；其次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工作实战经验，来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不断总结与摸索，以此来发挥其自身优点、扬长避短。最后，我国的群众文化活动体系还可以通过积极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成功管理案例，将其行为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学以致用，以此来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水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群众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群众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迅速发展，其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必须要重视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手段，在充分解析群众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的同时，来不断革新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手段，以此来为群众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良性循环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黄爱娟.分析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才智，2017（12）.

[2]李荣侠.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价值探析[J].现代国企研究，2016（22）.

新文化价值篇（9）

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其发展的源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与时俱进，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才能够快速适应持续变化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有许多，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非常关键。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培养良好的企业精神，确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加强企业管理，激励企业的员工奋发图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对于企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团队形成强大战斗力，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十分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文化可以有效的协调好员工，成为了企业的精神支柱。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员工的心灵得到了有效的净化，企业文化像熔炉一样能够发挥出神奇的魔力，员工的思想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得到很好的统一，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企业管理能力、企业凝聚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是否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当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伴随企业的建立而存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要相互匹配。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反，如果企业文化相对落后，保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在企业文化的作用下，员工自觉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将企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在企业经营的历史上，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管理影响巨大。当企业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此时，员工必须对企业文化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受传统企业文化的束缚，要重新认同新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应该起导向作用，企业文化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不断创新理念，重新塑造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价值

（一）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改变思想，提升创新管理能力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创新对于企业发展非常关键。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企业要想提高内部凝聚力，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树立统一的价值观，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建立一种先进文化，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企业的核心是人，因此，只有在员工中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才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得到员工的认可，才能够提升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企业要想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必须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形成适应企业发展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员工信任并认可企业文化，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之中，促进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要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自我创新能力，为企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管理创新，不仅要改变思想，创新管理能力，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手段促进管理创新能力的形成。思想教育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精神动力，无形的创新文化是管理创新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在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中，既要有具体措施的创新，更要有思想管理的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两者缺一不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虽然不能够具体地、直观地体现出对企业的价值，但是，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推动企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人，如果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重视企业文化，在先进企业文化熏陶下，都能够形成一种行动的自觉，必然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

现代企业的竞争，也是一种人才的竞争，如果企业文化比较优良，就可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创新。另外，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可以给员工带来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下，员工会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主动为企业付出。因此，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员工思想、行为等方面起到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与企业制度不同，并不是那种强制约束，企业文化对员工限制是一种软约束，有利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形成。如：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企业内部具有良好的工作风气，企业环境也比较和谐，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性质，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员工产生共鸣，根据企业需求，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进行调整和控制，将这种无形的压力变成一种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到创新活动中。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有本质区别，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管理更加完善，营造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氛围，促进企业管理进行创新。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有利于企业管理战略的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最基本、最直接，对创新企业管理战略影响深远。首先，企业文化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战略管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战略管理，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如果企业文化与管理战略产生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管理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企业管理战略发生变化，必须要创新企业文化，要用新的企业文化来促进管理战略创新，使得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创新协调发展。

三、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要让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创新，要让二者协调一致，才更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新文化价值篇（10）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207-01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人民群众开始重视精神层面的文化追求，群众文化活动应运而生。它是指人民群众在业余时间开展的一些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旨在陶冶情操，振奋精神，提升自我文化修养。群众文化活动通过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我们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的时代价值

（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之间极少有交流机会，彼此的陌生感也日益增强。这给社会管理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与此同时，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也更加强烈，在日常生活之余，自发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达到陶冶情操，情感互动的目的。群众文化不仅是地方文化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当地群众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既能缓解人们工作压力，使身心得到愉悦，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还有利于增加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热情，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二）为社会管理工作与创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群众文化工作与社会管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讲均属于群众工作。因此，群众路线是做好两项工作的基本原则。经实践证实，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与社会管理工作之间存在不少的相似性，因此，抓好群众文化活动对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创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具有时代教育价值

群众文化活动的社会功能主要有娱乐性与教育性，其内容与形式主要是当地风土人情与人们精神风貌的反映。可见，群众文化内容丰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运用大众喜爱的文化元素，让群众在愉悦身心时，受到相应的教育。

二、新时期群众文化工作的创新途径

（一）创新群众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群众文化活动，将其摆在日程中，给予多方面支持。政府要给予财政支持，用于完善群众文化硬件设施，及时淘汰更新老旧设备，并建好活动场地，为群众文化的开展做好物质保障。其次，要从内容与形式上加以创新。要与时俱进，将先进的理念与文化融入到群众文化创作中，同时，还要兼顾民族特性，丰富群众文化内容与形式，为群众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特色鲜明的文化活动。要不断拓展群众文化内容，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借助各种活动载体，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最后，要创新管理方式，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群众文化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将先进的文化理论作为指导依据，不断完善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

（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提升群众文化品位

首先，要根据地域特色，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品牌。要积极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并在原有基础上按照“特色、精品”的原则，加以创新，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其次，要积极进行精品文化互动。要立足现实，充分发挥当地相关文化组织的作用，挖掘并培养文艺骨干，力争创作出更多高水平的文化作品。要与时俱进，突出文化主题，组织各类文化活动竞赛，以树立本土文化品牌，进一步扩大当地的文化影响力。最后，要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共建共享。要从群众中挖掘更多有才艺、有责任心的文艺人才，逐渐培养壮大群众文化工作队伍。同时，让公园、社区、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向群众免费开放活动场地，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另外，还要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参与，为群众文化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

（三）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

要想让群众文化活动出成效，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一支高素质、业务好、能力强的基层文化队伍。他们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其主要作用是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让群众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思想得到新的净化，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文化主管部门要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吸纳更多业务好，具有奉献精神的优秀文化人才进入群众文化队伍中。同时，要加强对文化工作者的教育培训，经常邀请专业人士开展讲座，给予指导。另外，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与业务能力进行综合性评价。对优秀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以起到激励作用。

群众文化属于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人民群众互相认同的一种象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贯彻落实党的相关政策，增强群众意识，创新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方法，推动我国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新文化价值篇（11）

所谓符码可以是一个道具、一句台词、

一个动作，也可以是一处情节甚至一个段落，体现影片的价值关怀与文化诉求。价值符码需要创新视角，、(拆弹部队》、 《入殓师》都在讲述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选择的角度完全不同。《阿凡达》战争的起点是能源的危机与掠夺，表达的诉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探讨宗教救世的话题；《拆弹部队》则有意略过能源掠夺这一众所周知的战争内幕，而展现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无法躲避的危机，在此状态下，文明导致人的幸福感全面丧失；《入殓师》则是以现代的视角回视传统观念与文明，情感的真诚，生存的心态，活着的原因成为影片关注的重点。

一、文化的力量在于价值观念的导入――从《孔子》等待一块祭内说起

电影叙事段落为三部分：孔子鲁国为官及离开鲁国；孔子逃难(史实应为周游列国)：孔子回鲁。第一部分浓墨重彩，导演为孔子设置不得已离开鲁国的缘由――孔子欲见鲁君而不得，在居所长廊焦急等待每年分来的“祭肉”，却等到季氏(大司徒)假托鲁君之名，借孔子手下公孙寮送来的“玉i”。孔子意会“i”乃“断、绝”之意，遂连夜雨中离开鲁国。

(论语)开篇就在告诉我们为学、为人、为君子的态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为圣人、君子，以孔子的心性，饥饿尚可弦歌不衰，是否会焦急等待或者说在意一块祭肉?等待祭肉以及孔子连夜离开鲁国的情节，如何与孔子所遵行的“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境界相互对应?设若试着变换一下影像表达的思路，孔子也就不会平凡到如此在意他的地位与官位了。实际上，对于祭肉的等待应该与出走鲁国无关，而与孔子、与文化中的价值选择有关。很好的情节，其可惜就在于失落了正确价值观念的导入，缺失了《孔子》应该传递的文化的力量。

影像诉诸视听，技术与艺术带来可观赏性的同时，必然作用于人的思维器官，作为媒体文化之一，电影因其塑造人物的重要功能而与人、与社会直接相关，因而从人的行为道德追究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追究生存最根本的问题就成为电影文化的核心，与人的精神有关的人生目的和信仰成为影像文化关怀的本体。

影像的价值绝非单纯对应商业盈利，文化的打造与输出才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文化是支撑群体生存的精神动力，任何社会都靠继承文化和开拓文化来维持自己的持续生存”，“简单说，文化是群体的行动方式，主要包括：群体的感知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表达交流方式、动作方式

文化的目的是考虑怎样能够使群体持续生存下去”文化的核心体现在它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体现在信仰、追求、精神动力和动机四个方面。

如果说“浮躁”与“投机取巧”是社会渐进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就把现在作为一个起点，影像所表现的文化情怀需要被提升，价值观念需要被有效引导，影像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视。《三枪拍案惊奇》故事讲述可谓精彩，环环相扣，险相迭生，为何无法打动人心?《孔子》离开鲁国的一场戏，雨景环境的营造，孔子孤身出走，为何无法令人心生悲壮之情?前者诸多人物的利己与唯利是图：后者孔子等待祭肉的小我、公孙寮的背信弃义、季氏(大司徒)借刀杀人，如何让人动心?悲壮之情更应是动人之情，孔子的胸怀与仁善未出，“孔子”仅作为形式上的文化指代，缺失了其所应承载的内在的文化厚重感与力量。

反而是徐静蕾清新的爱情小品《杜拉拉升职记》，在一个相对圆融的叙事框架中既考虑到了故事的形式感，叙事的节奏，轻松度，同时更为可喜的是让都市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正在面临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影片所体现出来的要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身边的朋友与同事，也就是文化所涵蕴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简约地传达着作品所关怀的人文内涵。

二、价值观念需要符码化建构――从《阿凡达》圣母树的倒塌说起

“圣母树”实际上是导演卡梅隆精心设计的一个符码，一棵吸聚了天地精气的古朴老树，潘多拉星球的核心表征，最原始的大自然的象征，更是宗教感与宗教仪式的象征。因而，“圣母树”的倾倒所带来的力量感就变得无以伦比。现代文明对于原生文明的摧毁，朴素原始的自然生灵在时代的所谓进步面前以轰然倒塌的方式向人类诉说真实的本质。

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入是媒体文化的责任，更是职业精神。”圣母树”被摧毁的时候，人类潜藏于内心世界的也许已经被封存的某些原始记忆也随之震动、不安、焦灼，诸多情绪会随之而生，心灵会产生共振，价值的判断会生成，生存与毁灭、对与错、爱与恶、道德与不道德会伴随影像符码化的过程出现。

宋代大儒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正是文化的责任，电影文化所承载的教育功能也正在于使人省思。从而达于至善。

所谓价值观念的符码化也就是价值观念外化为影像的过程。实际上，今年的奥斯卡两部获奖影片《阿凡达》和《拆弹部队》在引发诸多不同角度评议的时候，应该给我们很多醒示。《阿凡达》除了行业领先的3D。技术之外，呼之欲出的还有3D背后令人叹为观止的宗教救世精神和人类美好的纯真和善良。导演卡梅隆不仅是运用3D技术的大师，更是运用价值符码的大师，从影片的片名和蓝色的纳威人，再到腿部残疾的主人公，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价值符码无处不在。片名AANDA，取自印度语，即神下凡之意；纳威人以蓝色为基调则来源于梦境中的神秘气息，与神下凡的宗教神秘感相互呼应；现实中的主人公无法正常行走，而变身纳威人之后却可以在原始的大自然中健步如飞，拥有生命的超能量：潘多拉星上的物种，无论是艳丽奇幻的彩色花朵还是飞鸟都与人的灵魂互通，生命树下自然与人共同开启的生命仪式实际上就是宗教的仪式，当信仰存在的时候，即使是凶猛的野兽也会感染自然与人的力量。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经得住反复观看且耐人寻味的作品，是故事流畅生动且创造性进行文化表达的作品，是巧妙将价值观念符码化的作品。

《拆弹部队》简单的手提式摄影，几平看不到高科技介入的身影，以对战争近乎真实的关注，以“究竟谁在乎他们的生命”为反思切入点，对美军拆弹三人小组及巴格达市民处身战争的逼真状态进行真实刻画，引发人类对战争之瘾进行反思。主人公收集的 873个引爆信管是影片最有分量感的价值符码，如果说战争之瘾存在于人的精神层面的话，那么它就是战争之瘾的外在形式，与主人公离开战场在超市中寻找麦片时的困惑感相互照应，象征着战争对人的异化所引致的非常态行为。而恰恰是这种非常态行为本身，才可以令主人公显现出超凡的意志力与定力。才可以令其胜任命悬一刻的危险的拆弹任务。

导演的功力正在于影片巧妙地借力用力，借战争之瘾的话题规避了政治上的评判，而以符码化的价值观念引人思考。影片中主人公唯一一次没有收集到引爆信管，拆弹没有成功的一场戏，有一处精彩的符码化设计――无辜的巴格达市民缠满炸弹，浑身颤抖，主人公詹姆斯拆弹的瞬间将手轻捂在巴格达市民的脑后，在那一刻，生命没有任何差别，众生平等，战争也并非让詹姆斯上瘾，不过是他被战争选中而已，既然个人无法规避战争，解救自己同时解救他人才令其上瘾。战争的可悲正在于让内心本无战火之人身处硝烟之中。

三、价值符码的建构应该投射普世的情怀――从《入殓师》一枚石子说起

讲好一个故事，是电影工具箱里最重要的工具。讲好，并非单纯指故事好听好看，更重要的还在于故事环环相扣的同时，还要导八价值观念，投射一份普世的情怀，让艺术既有创造性的思维的高度，又拥有灵魂。因而，从这一角度讲，《三枪拍案惊奇》并没有完全讲好，有惊，惊在三枪：有奇，奇在二人传的俗化造型：但没有惊奇感，因为惊奇必然引发心灵的悸动，心灵没有悸动，原因就在于影片徒有故事但没有情怀。

《入殓师》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故事主线不过是一名大提琴师失业再次谋生的故事。就在娓娓道来的故事线索中，主人公在失意与寻找、无助与坚持中体会生活的滋味，体会命运的偶然，体会责任的力量，体会失落的亲情的感动。小河边的一枚石子，成为价值传达的一个符码，贯穿影片始终，传达出文化的质感。一枚石子，既令人感伤又令人感动，感伤在于那是小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纪念，多年以来除了这一纪念很真实之外，父亲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感动在于主人公再见父亲却是亲自为父亲整理遗容之时，他终于看到了父亲的面容，却永远失去了与之交流的可能，但却意外收获了攥在父亲手中的代表着爱与关怀的“石子”。一枚石子所代表的“石文”正是影片所要传达的文化主旨――“人们还不认识字的时候，听说他们就会找与自己心情很像的石头，得到这块石头的人从它的触觉和重量上可以读懂对方的心，比如平滑的石头，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心现在很静，不平的时候就会担心对方”(见影片)，其中包含情感，包含责任，关乎道德，通过一枚石子透视生命的旅程，透视文化的情怀，可谓真正的以小搏大。

因为情感会同时作用于创作者与接受者，艺术的价值往往通过情感进行主体与客体间的交流和对话，从而完成文化的传承与传达。情感是触媒，是传达与接受的中介体，因而在所有艺术面前，情感的作用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