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明了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具体行动,更加详细规划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六幅宏伟蓝图,拓展了建设教育大国、教育强国的主航道,点亮了引导高等教育事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航标灯,拉响了促进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启航笛。高职教育工作者只有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觉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思考谋划理论研究问题、应对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才能确保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才能使高职院校发挥人才培养、学生创业、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工艺创新、产业助推、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职能作用。
2.提出了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时代课题
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国家由大向强加快发展的指导原则,确立了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对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高职教育工作者应深入研究《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巩固成绩找出问题、完善整改;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认真研究并如期完成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目标重点和主要任务,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高职教育活力为目标,以资源配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扎实有效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建立完善的适合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3.提供了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思想
方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研究高职教育理论问题、解决高职教育实践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它彰显出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要求高职教育工作者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中做到科学统筹、整体推进。它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要求高职教育工作者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中做到迎难而上、直面问题,想出应对问题的清晰思路和具体举措,攻坚克难、解决问题。它呈现出抓住主要矛盾、坚持重点突破的思维方式,要求高职教育工作者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中做到牵住“牛鼻子”、勒住“马缰绳”,以重点领域和关键内容的有效突破,推动中国特色高职教育整体水平的均衡提升。
二、以“四个全面”促进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是时代的重任
1.研究破解高职教育当前面临的矛盾问题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些老问题尚未解决,新矛盾频频涌现。如招生模式改革、课程体系衔接、教学方式创新、办学机制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等老问题;职业教育理念的推陈出新、系统培养人才的机制构建、各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高职教育与新兴产业的吻合对接、职教标准体系的建立完善等新问题。2015年6月17日,考察了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他指出“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要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办好。”高职教育工作者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指示,并将其贯彻落实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中,把研究面临的诸多矛盾、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置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作为首要任务去完成。
2.研究把握高职教育发展演变的特点规律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高职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强化主观思维的时空观念,回眸过去、看清现在、望眼未来。分析研究当今国内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特点,判断把握世界各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应把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放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准确定位、精心谋划、稳健实施;应有针对性地实施各项改革举措,有些改革措施必须同时展开、齐头并进,有些改革措施只能先后进行、分步实施。唯此,高职教育工作者才能做到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理念清新、条理清楚,确保高职院校优质高效地全面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涉及的各项任务。
3.研究改善高职教育所处环境的对策措施
近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但尚未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现为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对此,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动脑筋想办法、勤思考提建议。经济环境方面,研究改善高职学院的资金资产来源对策措施,主要涉及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拨付、民间个人及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资捐赠、中外合作办学资金分担,等等。政治环境方面,研究改善高职学院的法制建设对策措施,主要涉及《职业教育法》的实施细则、《职业教育法》的相关配套行政法规和规章,等等。文化环境方面,研究改善高职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对策措施,主要涉及反映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话剧作品、影视作品,等等。社会环境方面,研究改善高职学院的办学载体对策措施,主要涉及学校搬迁、校园选址、规划建设、配套设施、校园绿化,等等。
三、以“四个全面”促进高职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
1.增强科学思维能力
由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战略举措组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方法,其中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体现着科学方法论。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高职教育工作者应把增强科学思维能力作为一门必修课对待,并将其付诸实施、自觉践行、养成习惯,以此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力求做到善于观察世界、细心发现问题,勇于探索未知、理性处理问题,勤于分析事物、正确解决问题。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妥善协调人才培养、学生创业、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工艺创新、产业助推、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八项职能作用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到既要统筹兼顾、同步推进,也要重点突出、有所侧重。对高职教育领域外,同等看待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层次及教育类型,做到既要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彼此尊重、互相支持,也要增强自身实力、办出专业特色。
2.担负时代使命任务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高职教育工作者应把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国强教目标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当今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制造2025》是当今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行动纲领,也是实现强国强教目标的行动指南,高职教育工作者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中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转变思想观念,以《中国制造2025》促进高职学院的专业调整和课程改革,围绕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设置新专业、开设新课程,为制造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
2010 年 8 月 26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了最新的体育发展政策《スポツ立国略》( 以下简称《战略》) ,作为日本体育发展的十年纲要,指明了未来十年发展的基本方向。预定 2011 年通过国会讨论,制订出新的《体育运动基本法》替换现行的《体育振兴法》。日语中的“スポツ( sport) ”一词并不包含学校体育教育,主要是指学校体育课程以外的体育活动。本文中所使用的“体育”一词均指 sport。“立国”一词在日语的解释是: 能使国家繁荣的事业或产业; 而“战略”一词与中文意义相同,主要在军事领域中使用,一般是指具有较强竞争意味的政治、社会运动及企业竞争的综合性的长期计划。《战略》的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激烈的评论,因为仅从标题上看,所具有的强烈冲击力就与以往的体育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
1、 “体育立国论”的由来及背景
在自民党执政时期,设立了“体育立国调查会”,由曾担任文部科学省副大臣的众议院议员远藤利明担任事务局局长。2006 年 12 月,该调查会邀请了日本反兴奋剂委员会事务局长浅川伸、日本奥委会黄金计划专门委员会副委员长胜田隆、奥委会黄金计划专门委员会委员久木留毅、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会长河野一郎、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副委员长田边阳子、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和奥委会情报战略部部长和久贵洋召开了“关于体育振兴”的恳谈会,并于2007 年8 月9 日发表了题为“作为国家战略的高水平体育运动”报告书。报告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阐述了将高水平竞技体育作为国家战略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实施论,阐述了作为国策实施的竞技体育发展途径; 最后在结论部分明确提出了“体育立国”方针。报告书始终围绕将体育视为在全球化竞争时代,展示国家实力、维持大国形象及领导力的中心思想展开。
2008 年,由前任首相麻生太郎担任会长的体育立国调查会,在 6 月 10 日的自由政务会上正式发表了名为“体育立国: 作为国家战略的体育”报告书。报告书提出体育是提升国家活力的重要源泉,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应被视为紧急的政策去实行。在高水平竞技体育和国民大众体育两大领域,前者是展现国家威力的必需; 而后者则是需要社会多方协作、支援共同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价值和意义日益增加。2001 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基本法》中提出“科技立国”方针; 2006 年,由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制定的《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科技立国”和“观光立国”是基于对国家、省市地区的经济基础及国民生活起支撑作用的科学技术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制订的具体措施。在科学文化事业纷纷发表“立国论”的影响下,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也不甘落后,发表自己的“立国”宣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2、 《战略》内容概要
《体育立国战略》主要包括目标、基本思想、重点战略、体制配备与完善四个方面。
2.1《战略》的目标
在当今社会中,体育表现出的多样化价值,使其在个人、团体、社会及国家的建设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战略》基于“新的公共”的理念,作为国民共有的体育意义和价值将得到实现。体育,不仅能促进我们“心灵”和“身体”健全的发育,还是令人生更加充实、为社会带来活力的人类共通的文化之一。让所有的人都能参加体育、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建立分享感动、相互支撑的美好社会。《战略》所期待的最大目标是: 确定新的体育文化。
2.2《战略》的基本思想
为了实现让所有人参与、分享体育的快乐与感动,建立各体育组织相互支撑的体育文化,《战略》的基本思想从“对人的重视”和“协同推进”两个方面展开。体育活动包含了运动者、观众、支持者以及教育( 培养) 者等多种身份的人,体育的权利从不同的侧面体现在他们身上。保障每一位体育参与者应有的权利,在各自自发性的基础上,确保满足日常需求的安全的、公正的体育环境,体现出国家行政政策对“每一个人”的重视。而“协同推进”主要指国家行政事业与地方行政事业以及民间机构共同协作,从资金、设施、运营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相互配合。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得到协调发展,并建立起人才及资金良好循环的体系。
2.3重点战略
《战略》的具体措施是表达国家意识的关键所在,该部分内容即是《战略》的核心部分。5 个重点战略的主要内容如下:
2.3.1创造面向生活舞台的体育参与机会
大众体育一直是日本体育发展的重点。在今年的《战略》中,实现全体国民能够广泛参与的生涯体育仍然被列为第一个重点战略。《战略》中提出: 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在适合自己体力、年龄、技术水平、兴趣、目的的范畴中,参与体育活动,努力实现全社会的生涯体育。为了实现生涯体育社会的目标,首要任务是要尽快地提高体育人口。成人每周参加 1 次以上体育活动的实施率争取到达 65%左右,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体育活动的实施率争取到达 30%左右。在人生的基础阶段,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体育经验是决定成年后生活样式的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充实学校体育和学校运动俱乐部活动,以夯实全民体育生活的基础。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为他们提供最方便的运动场所、运动指导人员。在“新的公共”理念指引下,利用高水平竞技选手的魅力,感染大众,激励大众,高水平竞技选手在退役后能够走进大众的身边,担任教练或运动健身指导。
2.3.2培养和强化具有国际竞技水平的运动员
构建从少年时期到最高竞技能力的运动训练强化体制,拥有加入世界强国队伍的竞技水平。力争超过获得最多奖牌的雅典奥运会 37 枚( 夏季) 、长野奥运会 10 枚( 冬季) ,以及获得奖牌运动员人数最多的北京奥运会 52 人、盐湖城奥运会 25 人的数量。不仅是奥运会,各单项的世界杯比赛也要力争更好成绩。从长期性强化培养顶级选手的战略观点出发,要大幅度提高各单项青少年国际比赛的奖牌数量。为了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必须建立运动员从少年时期到退役后的整个运动生涯安心、专心训练的环境。优秀运动员退役后,为其提供奖学金进入大学学习,步入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运动队教练员的领域,充分发挥他们的魅力和能力,将他们成果直接传达给大众,回报社会。各省市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奥林匹克委员会、各单项体育联盟等要相互协同,积极申办和举办各类国际竞技比赛。借举办国际比赛之际,吸引更多数量的各国运动员来日,包括运动员赛前集训、观赛的体育旅游活动的丰富展开,从体育产业向观光旅游产业延伸,激发赛事举办地的活力。通过举办国际赛事,实现国际竞技水平的提高和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结合。
2.3.3基于体育界协同,创造“好循环”
“好循环”主要是指体育人才的良性循环。例如,从学校运动俱乐部或地区运动俱乐部中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重新回到俱乐部,为培养下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这样俱乐部参加训练的青少年,可以在亲近明星偶像的愉快时光中,树立体育运动理想,向着优秀选手的水平努力前进。而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实现全民生涯体育的积极推动者,也使他们在退役后可以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实现“好循环”营造良好的环境,需要各体育组织之间良好的、积极的协同工作。在体育科学研究方面,构建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以各大学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及国立体育科学中心的协同为主,强化科学研究的机能。研究成果不仅要为提高国际竞技水平服务,还要辐射到中小学校及地区俱乐部,使全民都能享受到最先进的体育科研成果。在体育设施方面,学校体育设施与社会体育团体的设施要相互联系,推进更加有效的利用。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积极开展运动员及教练员的国际交往。无论是高水平竞技还是一般市民体育大会,接受国外的指导者以增强体育界的活力,同时,也派遣国内教练员到海外开展工作。
2.4体制整顿及经费的方向
对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组织、财政来源等体制进行整顿,这是保障《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以综合的体育行政体制为目标,加强各政府机构及体育组织的相互协同。完善独立行政法人体育机构及民间体育组织的体制,提高支援机能。有效管理、使用体育振兴经费,各项体育经费都是支撑《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财源,必须得到高效的管理,精确预算、合理分配、有效使用。在确保财源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拓社会途径充实体育经费。完善已经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体育振兴法》,来年制订新的《体育基本法》。
3、《战略》的特征―――竞技体育的回归
这份《战略》从文本上看,堪称完美。从大众体育到竞技体育,从儿童到老人,无所不含,并且面面俱到。虽然《战略》中列举了 5 个重点领域,但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的唯有“提高国际竞技水平”的发展领域。只要浏览下各大媒体关于《战略》的报道,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夺取超过历史最多数量的奥运奖牌为目标”,这是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新闻标题。
2010 年 8 月 26 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对“体育立国战略”的评论文章。文中指出: “虽然新的体育政策从文本上看是以增进国民健康为基磐,以促进地区综
合性运动俱乐部发展和生涯体育的充实为支柱。但实际上却是以‘金牌战略计划’为核心导向的路线转变。也就是说,将强化高水平竞技体育作为国家体育事业
发展的主心骨。”《产经新闻》也相继数次发表了关于《战略》的新闻报道及评论。2 月 29 日,题为“体育7界也唱中国?”的文章中说道: “新的国家体育政策将体育上升到保家卫国的战略性高度,难道是受到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大放光彩的邻国影响? 对于今天的日本国民来说,通过竞技体育展示国力的做法显得有些幼稚。”8 月 11 日和 8 月 19 日的评论文章指出: “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培养高水平竞技选手计划促使奥林匹克委员会( JOC) 的事业不断扩大。承担着竞技体育选手培养及参加国际赛事的奥委会正成为体育事业的代表者,高水平竞技与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开始失去平衡。”
虽然从《战略》的文本上并看不出竞技体育回归的强烈程度,但从近来年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政府对实现《战略》目标制订的具体措施中不难看出,发展高水平竞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领域。如果说在东京奥运会后 30 余年时间里,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整体水平,重新将有所下滑的竞技体育成绩恢复到相应高点,实现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展示一个体育强国应有的风采,竞技体育的回归也理所应当。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据内阁府、总务省统计局等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 每周参加一次以上体育运动和加入运动俱乐部的人数并没有明显改善。2000 年,两项调查的数据分别是 44. 4% 和17. 7% ,2010 年的数据为 45. 3% 和 16. 2% ,这与预期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被寄予厚望的地区综合性运动俱乐部也纷纷出现运营艰难的状况,财政拨款的不足与俱乐部半公益性质的定位,导致许多俱乐部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营资金,在师资聘请和设施建设方面都捉襟见肘。据日本体育协会调查,从 2008 年起新成立的地区综合性运动俱乐部屈指可数,而关闭或转型的俱乐部却数量客观。另一方面,青少年的体育参与现状也不容乐观。问题最严重的是学校运动部活动大幅萎缩。近 10 年来,全国中小学运动部的数量下降近20% ,参加部活动的学生人数及活动次数也急剧减少。支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三大支柱: 体育课、学校运动部、社区运动俱乐部,除了体育课维持不变以外,其他两大支柱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发展并不理想的现状下,国家体育政策却将重心落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上,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争夺国际比赛金牌上,这难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4、小结
在高龄化、少子化和日益增多的国民医疗费用的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出台了《战略》。《战略》以确立“新体育文化”为目标,将促进体育人才的有效利用和推进体育界合作为基本出发点,制定了5项重点战略措施。5项重点战略措施紧密围绕国民体育环境的改善、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体育业界合作等主题,其实质是通过为国民构筑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环境,增进国民健康,构建终身体育社会。但是,此次提出的《战略》与日本前几次制定的体育政策相比,在很多的提法上都比较笼统,并不很清晰。比如围绕“新型公共”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构建,《战略》仅就其功能稍作介绍,并未指出具体的实施措施,如财源情况如何、怎样实现从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过渡等等。但是,总体而言,该《战略》不失为一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政策。“新体育文化”的提出,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体育的意义和价值。竞技体育比赛中的追求胜负固然是体育运动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增进健康,促进交流,从中获取乐趣,并逐步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才应该是体育运动更为重要的功能所在。
此外,加强体育业界的合作,使体育人才和体育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是此次《战略》的一大特点。通过学校、社区俱乐部、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政府机构、地方公共团体等相关机构的互动与合作,从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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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 高职教育 国际化办学 战略规划 措施
[作者简介]韩玉(1973-),女,辽宁营口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石伟平(1957-),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 3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GZXS13027,项目主持人:华晓芳)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19-0017-04
一、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战略背景
(一)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的不断变化促进国际教育合作的不断发展
1954年10月,日本作为援助国加入了由英联邦国家主导的“南亚及东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科伦坡计划”,把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作为主要着眼点,实施国费外国人留学生制度,重新开始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拉开了二战后日本国际教育合作的序幕。从1954年至今,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日本国际教育合作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54年~ 1964年),开始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时期;第二阶段(1965年~ 1973年),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的使命感和探索建立管理体系时期;第三阶段(1974年~ 1989年),创设国际合作机构JICA和形成公私二元结构管理体制时期;第四阶段(1990年~ 1995年),EFA世界会议以后重新修改政策和强化相关机构合作推进时期;第五阶段(1996年至今),文部科学省国际教育合作恳谈会提出具体的合作政策建议和实施合作的时期。从开始合作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国际教育合作的理念、政策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内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下,日本不断加强教育合作制度建设,教育国际交流频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应运而生。
(二)“两个留学生计划”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深化
以1970年OECD教育调查团视察日本为开端,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中心课题。1980年后,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教育内容的国际化向高等教育制度、功能的国际化转换。1990年后,高等教育国际化迎来新局面:不限于人员间的交流活动,跨国大学间的共同研究、课程教学互换、为了学分认定和学位授予而设立共同组织机构等问题成为中心。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除国际影响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国际化政策及行政性措施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加强留学生制度建设,先后制订并实施“两个留学生计划”。其中,“接受30万留学生计划”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通过“两个留学生计划”,以大力发展留学生事业作为引擎,以市场的国际化迫使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教育内容的国际化到其组织、功能的国际化,增进了研究人员、学生的海外交流,以及与海外大学间交流协定的积极缔结,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得以不断深化。
二、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内涵及其战略规划
(一)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内涵
日本学术界对“全球化”和“国际化”两个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1990年后才将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全球化”是“国际化”的媒介,“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反应装置。“国际化”是“作为自动词的国际化”,是指迄今对外国人形成障碍的国内法律、习惯行为等构成的封闭体系转向对外国人开放,并使日本人获得在同外从事活动的能力和自我革新上的努力。日本的“国际化办学”并非单纯地将“国际维度”( international dimension)或称“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整合到学校办学活动中,而是将。同际维度演化成一个战略过程。目的是促进文明开化,实现日本教育制度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的维度,引领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显然,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以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思想为指导,尊重高职教育的基本属性、基本职能,将“国际维度”或“国际教育”融人办学实践中,以国际通行的教育标准为基准,在不断的教育改革中创造自身特色,提高自身的国际化发展能力。
(二)日本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的战略规划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在“世界政治大国”和“21世纪国际社会的新标杆和新榜样”的总体战略目标导向下,继续实施优先发展教育战略。为与国家竞争力战略相协调,2008年第一期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明确高等教育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推进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2013年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分析了当前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存在感低下的现状,提H1未来五年教育成果目标之一是大力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通过外语教育、学生互换交流、国际交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推进中小企业接受外国留学生等战略举措培养国际人才。
总体来说,两期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中所提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目标,落脚点是支援高等教育提升国际竞争力及国际通用性、共通性。为确保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文部科学省国际战略》(方案)中进一步提出通过实施人才战略,强化以知识传播为主的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为此,需要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培养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人才,促进招揽亲日的世界高水平外籍研究人员、海外优秀留学生以及活跃在世界的日本人等,确保“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为落实这一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2008年文部科学省出台《加快大学教育国际化计划》,以各大学等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日标与构想为基础,分别从“综合战略型”和“交流程序开发型”两个支援程序,对高等教育机构同际化办学进行“国际共同与联合支援”。作为高等教育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机构,如高等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根据自身情况,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基准,以“交流程序开发型”为主制定并实施本校国际化办学战略。所谓的“交流程序开发型“是指在以校长为中心的领导管理体制作用下实施的有组织的教育改革,包括高等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未来构想为基础,通过和海外高校等合作进行教育研究活动,以及以单位互换为前提的短期交流及学生交流活动等的实施,促进与海外大学更密切的合作发展,生成学校自身特色的教育支援活动。
三、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战略举措
加快实施战略需要有效的战略管理。上至中央政府各省厅、下到地方都道府县等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高职教育机构、企业与民间组织,在制度化规约下合力推动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战略的实施。
(一)政府统筹构建完善的国际化办学管理运行机制
1.完善公私二元结构办学管理体制。留学生群体结构是国家二元结构办学管理体制的直接表征。以高等专门学校留学生为例,2007年国立高等专科学校接受的国费和私费留学生数量占总比的4.9%",私立短期大学和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留学生占私立学校留学生总体比例的2.49%。依赖于市场竞争,接受白费留学生的私立学校把授课费等作为学校运营资金,减少了对政府预算等支持的相对依赖,促进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留学生群体结构的变化表明,高职教育中的二元教育结构有利于激发多方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国际化办学。
2.建立健全国际化办学运行机制。在办学运行机制方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学校和企业等机构均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一,政府通过留学生制度规约相关组织管理机构合力推动战略实施。2003年实现了第一个留学生计划,2004年后留学生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政府为应对严峻的财政状况,财政预算支持开始显著下降。2005年留学生数量达到史上最高纪录之后,增长停止了。在这种状况下,从2007年起文部科学省实施“国际教育推进计划”,通过财政预算投入支持,委托五市一町在规定期限内,根据全球化和区域特点,充分利用本区域已有的国际教育资源,以学校为中心,与NPO法人和大学、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等携手进行小、中学和高校相互衔接的国际教育课程开发等实践活动,推进区域性国际教育的发展,培养作为主人翁参与国际社会行动的人。此后,又通过《经济财政改革的基本方针2008》《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等系列政策,强化国际教育合作制度建设。2008年文部科学省及外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联合出台“留学生30”,形成了六大省厅各司其职、广泛参与的局面。其中,文部科学省负责提供留学情报、优化留学生就学环境、推动大学国际化的预算等工作;法务省负责留学生的入境,再留资格、留学和就学一体化等问题;等等。“留学生计划”成为发展国际化办学的引擎,驱动高职院校师生跨国交流及院校间跨国合作。
第二,都道府县等地方政府层层推进战略实施。一是为国际化办学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设。以山形县为例,地方政府以国家“全球化战略”为指导,以打造“国际性丰富的山形”为基本方针,发挥本县优势,大力振兴贸易、促进外国观光旅游及推进外国语教育。2010年制定了“第三次山形县综合发展计划”,作为县中长期国际合作计划方针,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扩大国际理解,踏实推进和海外的经济交流、国际观光交流强项,促进县民与外国人和谐生活作为县教育国际化的战略。2011年通过“新国际经济战略”“山形县产业振兴计划”“乡村观光交流推进计划”“第五次山形县教育振兴计划(修正案)”等系列举措推动战略实施。二是为跨国教育合作搭建桥梁。以国际室、国际交流科、国际交流协会等国际交流机构为主,推动本县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和国际理解教育。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支持高等专门学校等高职教育机构与国外有名的大学和教育机构缔结友好关系,促进师生的交流,并对自费留学生实施奖学金资助政策。2011年至今,县内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等接受中韩等国留学生244人。三是促进各教育阶段国际教育课程体系的衔接。为减少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的障碍,县内形成了各教育阶段相互衔接的国际理解教育体系。小学阶段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和外语活动实践课(小学五、六年级必修课)等途径加强国际理解教育。面向JICA志愿者及县国际交流员( CIR)和教师开展国际理解讲座,教师和JET项目的外语指导教师携手实施国际理解教育。2013年县内13所高校开设国际关系学科及相关课程,派遣部分高校学生到海外研究和国外高校学生的交流、海外的学习旅行等。
第三,学校和企业等机构合作实施战略。面对经济全球化、跨国优秀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国际形势,日本中小企业想尽办法留住“亲日”优秀留学生,希望他们毕业后留在亚洲各地的日资企业工作,而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是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根本路径。本着官民一体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思想,日本通过《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等政策,管理、引导中小企业招揽优秀留学生,并通过就业援助体系建设促进学校、企业和留学生相互了解,增强企业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例如,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项目审查验证委员会等组织,举办“全国就业指导说明会”“外国留学生就业准备研讨会”等活动,进行就业支援,同时也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培养国际人才。在各大使馆及海外公共办事机构的合力推动下,建设海外实习基地和宣传网络。面向中小企业等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展开研讨会,促进其认识“出口”国际职业教育方案,并共同开发该方案。除此之外,还与海外企业开展合作教育培养国际技术人才:建立并实施海外企业短期实习制度,进行问题发现解决型实习训练;多机构联合举办机器人大赛、程序设计大赛、服装设计大赛等技术大赛活动;定期举办技术咨询会、企业合同说明会等活动,与海内外产业界联合培养国际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二)三方合作普及国际标准化教育,提高高职教育国际化程度
国际化办学实质是国内教育向国际化水准提高,其重要战略举措是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化教育,培养具有国际通用能力的年轻实践型技术人员。昕谓国际“标准化”是指所生产产品的大小、性能和规格等方面达到国际统一的产品标准要求,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改善环境、安全生产。为适应国际“标准化”的要求,日本于1949年制定《丁.业标准化法》之后多次进行修订,并颁布了一系列配套的政令,不断建设标准化制度体系,推动国际标准化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国际标准化教育”就是以国际“标准化”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标准化”不仅是一种理念、政策和各项措施,而且作为教育要素整合到高等专门学校、大学、研究生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中a。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委托,JSA于2005年起致力于国际标准化教育的普及事业,推动工学教育建立国际标准化教育体系,培养将来能够在国际上大显身手的技术人员。2006年,以小学、中学、高中、高专为对象,开设了关于规格和标准化的课程,至今约有80所学校实施了这些课程,其中60010是普通高校、高等专科学校、工业学校。目前,高等教育对于标准化教育的需求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从2005年开始在大学和研究生院推行标准化教育,2007年各大学、研究生院开始试用部分国际标准化教育教材,2009年开始扩大到高等专门学校领域,在最初实施的木更津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的帮助下逐步普及,充实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
为推动国际标准化教育普及事业,2013年以后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支持和国际标准化教育研讨等形式深入推动标准化建设,以逐渐扩大国际标准化教育范围作为目标,在推动高等教育标准化的同时,努力促进高专与大学国际标准化教育的衔接。派遣职员作为讲师到小学、中学、高中和高专学校,举办标准化培训,增进理解国际标准化教育对日常生活及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日本规格协会组织开发了《共通知识篇》《个别技术专业篇》等标准化教材,从2007年开始在教育教学中试用。通过调研等方式反馈分析实施情况,不断改善和优化教材等标准化课程教学工作。
此外,文部科学省等对国内外职业能力开发进行调研,明确了“就业基础能力”“社会基础力”“共通能力”等职业能力的概念及诸要素,通过宏观层面职业能力开发指导推动高职院校层面的职业能力开发。着眼于教育的国际维度,高等专门学校开设了“智慧财产教育”“技术者伦理教育”等国际标准化教育课程,强化英语教育,通过英语发表研究会、英语交流区、文部科学省的GP特色项目、TOEIC IP考试等方式,培养高职生用英语进行技术交流和理解异文化的能力,加强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以国际标准化教育为导向进行系统职业能力开发,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可雇佣性和国际通用性,确保职业能力的培养与学生终身发展需求、企业需要和国际市场需求的紧密对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国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我国各地也纷纷选择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扶持发展。长沙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会城市,为了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把握机遇、发挥优势、抢占战略制高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成为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加快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长沙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条件
1. 高新产业基础较为扎实
2009年,长沙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1 483亿元,同比增长30%,全市已经形成了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动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新材料方面,先进储能材料、复合材料的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主要电池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在60%以上,博云新材的飞机刹车盘覆盖了国内67%的市场;生物医药方面,拥有部级生物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了现代中药、生物育种、基因药物和生物制造四大产业集群,在酶法制备工业催化剂等技术领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新能源方面,中电四十八所拥有世界领先的太阳能光伏装备生产技术,与西班牙索拉日科公司合作建设的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生产基地,投产后年产值可达500亿元以上;电动汽车方面,汽车整车及相关配套生产企业已达120多家。比亚迪推出了f3bm、纯电动e6、电动客车3款新能源汽车车型,电动大巴中心的建成将使电动大巴生产能力达到年均2 000台;电子信息方面,长沙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形成了动漫游戏、数字内容、软件外包和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
2. 科技创新能力较为丰富
长沙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部分领域的科技水平已跻身全国前列。全市拥有本科以上高等院校13所,部属科研机构18所,部级技术创新平台48家,各类科研院所300余家。拥有院士46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30万人,科技活动人数占全省的40%以上。2006-2008年,长沙取得科技成果841项,申请专利9 449项,获得部级奖励89项。其中,碳/碳复合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等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基因工程、基因诊断与治疗、干细胞工程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杂交水稻、油菜、油茶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3. 产业平台体系较为完善
长沙拥有高新区、经开区两个部级开发区,拥有一批部级的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等孵化基地,拥有生物、软件、数字媒体、动漫游戏、软件服务外包等10多个部级特色产业基地,是国家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另外,还组建了数字媒体、汽车及零部件、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等技术联盟,创建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机制,搭建了完善的产业发展平台。
二、长沙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约因素
1. 优势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支撑
长沙的工程机械、汽车等优势产业存在“技术空心化”问题,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跨国公司。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拥有全球80%以上专利,已形成牢固的专利防线和庞大的专利网络,而长沙工程机械企业掌握的核心专利的质量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例如,作为工程机械主导产品的移动式起重机,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数约16 230项,其中liebherr、manitowac和terex这3家公司的专利数就超过了60%,并且一直垄断着高端市场,而长沙企业的专利数仅占1%。
2. 具有核心技术的产业规模偏小
长沙领先于国内甚至国际的现代中药、碳/碳航空刹车材料、动力电池材料、干细胞、工业微波能应用、酶法制备工业催化剂等产业,规模还偏小。例如,长沙九芝堂制药的销售收入约10亿元,而扬子江药业、哈药集团的销售收入已达100亿元以上;长沙新能源汽车拥有较完整的电池、电机和电控技术体系,但整车的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具有明显优势的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规模还不到100亿元,仅1家企业达10亿元,而天津力神2009年销售电池1.22亿只,实现销售收入15.5 亿元。由此可见,长沙具有技术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3. 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
长沙的发展经验表明,以袁隆平、黄伯云等顶尖人才为代表的创新团队,使长沙在杂交水稻、碳/碳复合材料等领域占领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三一重工、山河智能、长丰新能源等企业的成长也得益于拥有领军型的优秀管理人才。随着长沙产业群及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延伸,人才需求不断扩大,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聚集国内外高端人才,促进人才结构的转型将成为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突破口。
4. 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长沙在优化投资环境、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所进展,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资本市场不活跃,商务环境和政务环境不开放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完善的风险投资、上市培育、财政投入引导等投融资机制,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健全,好产品、好企业、好产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由于缺乏良好的商务和政务环境,项目的前期审批耗时较长,企业为此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了项目建设与投产效率。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外借鉴
1. 国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美国政府累计投入140亿美元,采取一系列补贴、减税、政府担保贷款等措施,重点支持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发展。法国政府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新能源、汽车、航空等战略企业的投资和入股。德国政府把重点投向电动汽车研发,计划在2011年实现锂电池的产业化生产。日本政府出台了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计划,侧重于促进it技术在医疗、行政等领域的应用。
2. 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等特点,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资金保障和政策扶持,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加快出台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十二五”规划进行统筹研究和部署,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将陆续出台专项规划。二是加大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引导地方财政和各类社会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渠道,通过发展股权基金、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引导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国家正在完善产业、财税、金融、投资、对外经贸合作等扶持政策,加快推进或启动一批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新产品应用重大工程。同时,国家将重点加强与重大科技专项的衔接,加快推进一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式、规模化发展。
3. 各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
我国各地针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了一些重要举措。一是注重政府主导,突出政策扶持。各地先后出台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专项规划。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在全国率先出台, 围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实施209个项目,力争年度投资达到700亿元左右。武汉市出台了一批扶持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各部门用于产业发展的基金统筹60%投向新兴产业。二是注重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各地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有效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市场资源,调动企业家、专家的积极性。江苏省重点选择了专用芯片、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轨道交通、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设立一批重大专项,加强产业发展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着力推动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宁波市政府投资10多亿元,引进中科院有关研究人员,建立新材料研究所。三是注重配套服务,提供优质发展环境。围绕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各地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加快构建公共创新平台体系。安徽省将建设国家(芜湖)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技术进步和区域科技创新提供支撑。深圳市建设高新技术公共技术平台,由政府、企业、高校、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投入,采取市场化运作,面向社会开放,服务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产业共性与关键性技术。四是注重开放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各地探索以开放合作的模式,在重点学科、重大专项、高新技术领域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无锡市将在海外设立10个引才工作站,地点集中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留学人员和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地,把引才重点定位在传感网、新能源、集成电路设计等新兴产业领域。
四、长沙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和要素成本上升的不断加剧,长沙仅仅依靠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产业的独立支撑,将难以满足下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因此,长沙应审时度势,选择若干个最具自身优势和市场空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替代传统产业主导的新格局。
1. 建立政策支撑体系,加大扶持力度
尽快完善产业、财税、金融、土地、投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撑体系。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目录,政府投资工程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和服务。整合科技、技改等各类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专项资金,制定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中间试验、平台建设、示范工程、风险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建立和完善重点产业“一站式服务”制度。
2. 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集群发展
综合考虑长沙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逐步形成长沙经开区、高新区两个部级园区,以及金洲大道沿线产业带、长浏高速沿线产业带、湘江西岸高新技术产业带的“两区三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向东以长沙经开区为核心,协同浏阳生物医药园、隆平高科技园、浏阳现代制造园联动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向西以长沙高新区、宁乡经开区为重点发展新材料、新it、文化创意产业;向南协调环保科技产业园、天心环保工业园,重点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向北延伸金霞经济开发区、望城科技工业园,重点发展物联网、航空航天产业。
3. 强化资金支持作用,拓宽投融资渠道
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投融资中的主体作用,构建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一是引进战略投资者、金融机构等设立约100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尽快设立创业投资、科技投资、风险投资等引导基金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及再担保基金,支持科技型企业进行研发、中试和产业化。三是支持和推动实力强、成长性好的30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或境外上市融资。四是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品种、改进融资服务,对符合条件的产业化项目、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4. 搭建系列培育平台,优化投资环境
一是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组建产业技术联盟,支持联盟成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产学研创新基地,加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的建设,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管理评价体系,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尽快形成支撑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官产学研金用”体系。二是搭建项目建设平台。加快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库,科学谋划一批符合长沙产业发展趋势、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重大项目,争取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的产业规划。每年选择20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对投资在10亿元或者达产后年产值在20亿元以上项目,建立快速审批通道,并给予优先供地、土地出让金分期支付、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贴息、地方税收留成返还等优惠政策。三是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依托园区、基地、重点企业和科研机构,建设一批以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工程(重点)实验室,以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工程化验证为主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为主的企业技术中心,与国际领先技术接轨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平台和产业化服务平台。四是搭建人才支撑平台。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加强公共培训基地建设和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建设。大力实施引进人才创业工程,力争5年内引进200名高端技术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高级金融人才及精英团队。五是搭建企业培育平台。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在重大项目、创新平台、人才培养、技术标准试点等方面,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培育100家拥有核心技术、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新兴企业,培育50家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的创新领头企业,形成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昌林.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j].宏观经济管理,2010(11):21-23.
一、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高选择
开发半壁蓝色疆土,实现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跨越,既是海洋国家利益的最高战略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各强国,无一不是以海立国,以海兴国。海洋孕育大国和强国,强国必须掌控海洋,这是对“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海洋贸易和世界贸易,进而控制世界财富和掌控整个世界”的最好诠释。
(一)海洋强国的涵义。“海洋强国”是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事务综合调控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临海国家。
(二)海洋强国的总目标。第一是实现海洋经济强国,要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基础上,使海洋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现在的4%逐步发展到20%以上,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海洋运输业、造船业作为高技术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促进作用,确保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海洋开发总体实力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是实现海洋科技强国,要大力推动科技发展,努力提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使科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是实现海洋军事强国,要建设一支拥有国产先进武器装备武装的、以海军为主体的海洋防御综合力量,在国防建设上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军于民、有国防工业作后盾,有能力确保国家统一,有能力反封锁、反制约,制止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和一些霸权主义国家蚕食我海洋国土的行径,有效保护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和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三、构建海洋强国战略的举措
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是多元的,至少应包括海洋领土和、海洋安全、海洋军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制、海洋文化等。这些内涵既是互相关联的,更应是协调统一的,而且还必然从属和联系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和其他相关领域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应服从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以“和谐海洋”为理论指导,全面、均衡并符合中国国情。
(一)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基本国策。要把以海兴国战略同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海洋海岛大开发与西部大开发,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将其作为国家战略组织实施。国家要制定加快海洋开发与管理的若干政策,把建设海洋强国和实施21世纪海洋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中。
建设海洋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从方方面面做好准备。应建立国家海洋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组建国家海洋战略研究院、国家海洋科学院和海洋工程院;建立中国海洋科技教育发展基金和中国海洋高科技成果奖励基金;组建国家海洋开发银行,建立建设海洋强国基金会,发行海洋重点工程建设债券和海洋建设福利;组建国家海洋警备队(军事建制)。
(二)组织实施国家海洋宣教工程。要把强化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要把海洋知识纳入大、中、小学必读课本,建立一批部级海洋观教育基地;确定中国海洋日;组建国家海洋电视台和电台,强化海洋宣传,激发全民族建设海洋强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实施海洋文化发展工程,在重要沿海城市成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在有条件的重点大学增设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院,大力弘扬海洋文化,重铸蓝色文明。
(三)实施五大海洋建设工程。组织实施海洋农牧化建设工程、海洋能源基地建设工程、港口和海运开发工程、滨海旅游开发工程、海洋综合开发工程,加快海岸带、中国海域及大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港口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步伐。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海洋开发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海洋区域经济发展达到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实现由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四)确立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对策
1.国防战略应调整为重点发展海、空军,强化对中国海的制海、制空权。加强航空母舰、核艇和移动核武器的制造,增加抑制战争的杀手铜,改变海上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鉴于渤海海峡的特殊安全战略地位,国家应尽快实施蓬莱、长岛至旅顺的大桥、海底隧道枢纽工程的建设。
2.设立南海特区,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及资源开发。特区设在西沙或海南岛,直属中央政府。特区实行军、政合一管理体制,享受国家自由经济开发区政策。
3.加大海岛开放力度。鉴于海岛的特殊战略地位,发挥其国防前哨的作用,国家应制定让海岛享受比沿海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促使其超常规发展,使海岛成为我国第一层次的战斗堡垒和对外开放区。
(五)构筑21世纪我国海洋人才制高点。毋庸置疑,海洋将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但海洋领域的竞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海洋科技竞争领域表现最激烈的是人才争夺战。构建有利于培养、吸引、留住海洋人才的软、硬环境,优化发展海洋教育,提高海洋从业者的素质,成为当前我国构筑21世纪海洋人才至高点的首要迫切任务。
(六)再造中国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要从强化全民的海洋可持续发展意识,积极推进依法治海,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提高海洋开发的科技水平,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与保护入手,加大工作力度,尽快使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驶入良性轨道。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是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与保护,要以渤海综合治理为突破口,在全国实施“碧海工程”,打一场整治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人民战争。
今后的中国,注定要将海洋置于防务与经济建设的战略制高点,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最大限度地开拓和维护发展空间。如何以更开放的心态与改革意识,充分借鉴海洋强国的发展理念,重塑中国的海洋战略,建立融合大陆与海洋因素的国家与区域秩序,并构造相应的生产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已是一个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安倍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
日本长期性的大战略,是试图以体系制衡和结构压迫的形式来全面应对中国的崛起。
对日工作已经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课题,是系统对系统的竞争、运筹对运筹的比拼。
1月下旬,“安倍用2000亿日元拉拢,访问印度得到特殊优待”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安倍自2012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总共到访近30个国家,累计举行了120多场首脑会晤。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副首相麻生、外相岸田和防相小野寺等人的足迹则更是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很明显,安倍按照自己的外交日程表,出于制衡和对抗中国之需,把有关地区和国家按优先顺序急匆匆拉拢了一遍,而非洲、印度、欧洲、南太国家等,则成为2014年日本重点经营的地区。
安倍战略外交中的对华部分,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围华外交”或“环绕外交”。安倍2013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时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正如其言,一年多来,安倍内阁的外交活动绕着中国走却始终针对中国,欲借此种外交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与中国的较量,增加对华的博弈筹码及战略优势。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争端陷入低谷和僵局的形势下,其目的意在牵制和包围中国,欲以外在压力使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就范,以接受日本的主张为前提来进行关系转圜与缓和。
安倍“围华外交”花样多
安倍推动“围华外交”的路径,体现在地缘政治上,主要是强化日美同盟、利用日俄关系、拉拢东盟及南亚各国、涉足非洲及中东等。具体而言,又是以下几种方式展开的:
——向中国外交基础较好的地区及国家打“楔子”、搞“对冲”。其推出的大规模对非洲和对东盟合作新举措,安倍和麻生等政要接连访缅,安倍作为日本首脑时隔多年访问蒙、俄等,就属此举。
——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如,拉拢越、菲、印(度)等国家,尤其是对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越更是不惜施以援助,支持其联手对抗中国。
——拉拢在意识形态和全球公域(海天空网等)上与日本容易具有共同语言及利益的国家,例如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
——进军印度、中东、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和俄罗斯等重要的能源及市场国家,在确保资源能源供给的同时,以“中国+1”战略减少对中日经济合作的依赖,增加对华外交主动权。
安倍“围华外交”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基础。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一直表示强化日美同盟是重建日本外交的基础和第一步,为此他于2013年2月实现访美,以及早确认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及有关措施。而2013年10月安倍政权成立后的日美首次“2+2”会议则开启了具体的强化进程。会议声言“基于日益严峻的亚太安全环境”来“协商中长期的日美安全合作等议题”,决定2014年年底前完成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此次修改的背景,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扩张”以及争端等威胁因素。
比起以往,双方在推动安全及防卫合作强化上落实了诸多具体措施:拓展合作,联手应对“新的威胁”及全球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公域(网络和宇宙等)的规则制定和秩序管理方面;深化合作,双方就进一步在联合作战计划精细化、反导、情报、装备技术合作、共同训练等领域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
二是将“价值观外交”作为纽带。安倍及其智囊们都非常重视利用价值观外交来制约中国。安倍等日本政要在政策演说中都高调表示要“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展开战略外交”,把价值观外交作为战略外交的基础和重头戏。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年来,安倍几乎在所有的双多边首脑会谈中都要提及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到处推销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不但如此,安倍还把这种口号落实到政策行动中,上台后他就公然主张建立包含美日印澳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这一准安全同盟来制衡中国。安倍提出的对东南亚外交新“五项原则”的第一条就是要“共同创造相同价值观”。
三是开展经济外交及经贸协力。以经济合作及援助为主的经济外交正是安倍战略外交拉拢各国、制衡中国的重要外交手段。其举措多为以下几种:直接提供政府资金援助,或免除债务;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政府提供后援,帮助推销日本的技术、产品、基础设施等;兴建或帮助建设工业园,如援建印度的金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项目、缅甸的迪洛瓦开发区等。
此外,安倍外交还从长远出发,注重掌握国际经贸规则权问题。最典型的是强势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安倍显然将这一战略举措视为抢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机会,至少也是想以日美引领亚太经济合作,凭此站在经济秩序制高点,有效吸取亚太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
四是推动安全及防务合作。安倍在其战略围华外交中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内容,在“积极和平主义”幌子下,将保障“国际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作为新增长点和发力点。其借助的名目有如下几种: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国际贡献;在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维护共同秩序或和平,特别是以海洋安全为议题,如加大对印度洋及南海海上安全投入等;开展“防务合作”,帮助与中国有争端的周边国家菲、越等加强军事能力;构筑双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如与俄建立“2+2”机制,与蒙古、柬埔寨、老挝、土耳其、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等的安全对话及磋商等。
“围华外交”威胁到中国安全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力对比逆转之后,围绕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安全保障等问题,中日矛盾全面上升并大幅激化,进入一种类似综合并发症的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戒备、对抗和防范意识进一步加剧,中国被认为是“日本外交最大的课题”和假想敌。要看到,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性的大战略,并非单靠自己的军事发展或日美同盟,而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一切矛盾、联合广泛力量,以体系制衡和结构压迫的形式来全面应对中国的崛起。这可以说就是安倍外交的“战略要义”之所在。
在这一“顶层设计”的规范下,安倍围华外交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无疑造成了负能量效应,它具体表现在:
一是总体上加大了中国崛起困难系数。当前安倍对华战略总体上加剧了涉华国际博弈和大国角逐,对中国的内外各方面工作形成很多干扰,成为中国顺利崛起的一大扰乱因素。
二是对冲中国外交布局及基础。安倍“战略外交”的对象,很多是世界重要地区及国家,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工作对象,是较为关键和基础的部分。安倍式的合纵连横有可能损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关系。
三是严重影响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安倍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发挥组织者或串联者的角色,意图在中国周边编织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和统一战线。安倍还上蹿下跳推动“安全外交”、“防务合作”,插手争端,在周边特别是海洋和空域方面针对中国搞煽风点火,制造麻烦。
四是对中国对外经贸形成竞争和挤压。安倍政府积极推动TPP,目的之一就是将来在对华经济竞争中占领制高点,继续获益得利。安倍上台后大力推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大对东盟、非洲等国家的经援力度,官民一体推动日对外投资及贸易活动。这些合作项目多是中国优势部门,例如道路、桥梁、高铁、电力工程等。这对于中国企业及外贸走出去开拓市场、发展合作,形成较大的竞争和挤压。
积极运筹,有效应对日本“围华外交”
“日本问题”的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示范效应和连锁作用,是中国和平发展路线是否具有说服力的试金石。为此,中国在对日战略上应积极运筹,做好应对工作。
一是要继续做好并统筹各项国内基础工作。从当前严峻的中日关系形势来看,对日工作已经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课题,是系统对系统的竞争、运筹对运筹的比拼。对此,中国首先应做好三项国内工作,这也是根本性的工作:对日外交要做到国内一盘棋,统筹协调,一致对外,如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适时成立,有望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夯实硬实力基础,这包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也包括针对性加强国防科技及军力建设工作,有重点地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等;抓好软实力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外传播,宣示我和平发展方针、争取国际舆论和日本民众。
此外,还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发挥震慑和维权效果。特别是在战备方面,应该加强对日情况的掌握和研究,制定完善的作战预案,调整军事部署,提高后勤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深化军事科学研究等。
二是因地因事制宜,有针对性地防范不利影响。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本围华外交动向,对日方打楔子、挖墙脚、掺沙子等外交举动要有跟踪和关注,不可掉以轻心。对其举动,中国要有针对性地主动巩固和发展中外关系,争取在中外日的三方关系格局中保持战略主动。必要时要针对性地对日本的“小动作”进行反制。例如,在多方势力交织和对峙的重要地区,中国应加强博弈,加大投入,以有效阻滞日美势力的介入和深入;对印度应着眼大局,从战略上拉住和稳住;对非洲应落实好合作举措,保持好强劲合作势头,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要增加合作新领域和新潜力。同时,有些还需要提前布局,完善预案,例如需要统筹中非关系与安理会改革问题、亚太与印太的中日印美关系、东海与南海问题的联动等。
三是以我“全球再平衡”应对其“战略外交”。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呈现“东急西缓”、“北稳南乱”的局面,中国在西太平洋方向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明显加大。日本及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围绕及第一岛链,着力在太平洋方向对中国施压,中国面临其岛链封锁及军事威慑。这种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及顺利崛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当前,美国面临成堆的国际国内难题,与中国相反是“东缓西急”、“内急外缓”,管理世界时往往有心无力,分身无术。所以,中国应对日本围华外交的全球攻势行为时,可以做如下大棋盘考虑:
稳定并搞好大国关系。例如,保持与美的良好沟通和合作,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增进与俄的良好协作关系;战略上稳住印、澳等国。以此,减少总体外交战略资源的分散和损耗,使日本难有大的战略作为余地。
在当今以科技、技术、信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石,是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人们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知识经济时展进程下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广东高等教育为切入点,结合南方教育实际现状的分析,对南方教育高地建设的策略作一初步探讨。
一、广东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程的快速进步以及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目前广东高等教育仍存在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1.人才培养方式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教育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升全民素质;二是为国家培养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当前,我国一般性人才已基本满足需要,而在3000多万专业技术人才中,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却极度缺乏。同样,这一矛盾在广东高等教育中也较为突出。因此,广东高等教育在实现教育高地建设中,必须从人才培养模式着手,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革,培养出符号国家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2.教育管理体制不适应新时期南方教育发展格局
目前,在广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同样存在一系列不完善的地方,不适应新时期南方教育的发展格局。一是在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条块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的弊端,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产学研脱节,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使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影响了整体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二是在办学体制上,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来开办学校,以国有化的办学体制为主,从而长期处于被动位置,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得不到提升,教育规模狭小。三是在教育开放合作格局上,不重视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智力引进、办学合作和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开展,固步自封,严重制约着高校教育理念的突破,教育视野狭窄、落后。
3.教育内涵式发展难以实施实质性举措
从目前广东高等教育现状来看,尽管许多高校将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和战略目标,却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实质性举措,教育内涵发展未取得整体性、突出性实效。这主要是因为在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中,教育的社会属性及学校内涵发展的本质决定了学校内涵发展影响因素的广泛性。
二、南方教育高地建设的策略
结合教育高地的理论实质以及广东高等教育现状,南方教育高地建设应在人才培养方式、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学内涵式发展等方面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整体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南方教育高地建设的战略目标,促进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体策略如下:
1.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南方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新形势的问题,在教育高地建设中,南方教育应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首先,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次,打破传统课程结构框架,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培养生产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新课程体系。
最后,立足学校优势基础学科,全面实施励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建立拔尖学生重点培养的体制机制,实现从单一趋同性向突出培养特色和优势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的转变,争取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2.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增强南方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一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针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现有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以及重复、分散建设的问题,应在科学调整教育布局结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的基础上,结合教育本身的规律,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探索、并建立教育经济学,形成“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基本资源配置模式。从而打破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教育资源的合理重组、配置和充分利用,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二是在办学体制上,应解放观念,转变思想,可在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主体多元、产权多元、模式多元的办学新体制。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学校办学,使民办学校的办学活力得到激发,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从而拓展南方教育的发展空间,为增加优质高校打下基础。
三是在教育开放合作格局上,应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台教育合作层次和水平,共同建设粤港澳台合作办学试验区,实现粤台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创新,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资源引进、教师培训、学校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区域教育共同发展。
3.推进教育内涵发展,提高南方教育质量
首先,在教育政策的影响上,南方教育应避免对教育政策的过度依赖,构建符合南方教育内涵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加强自主能力,实现教育内涵发展中的资源、规模、质量、效益四者之间关系的平衡。
其次,在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南方教育应站在世界学科发展的前沿,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部门以及企业组织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加强实质性合作,发挥好沟通联络作用,积极促进形成实践育人合作机制,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水平,利用教育的关系社会资本来促进教育的发展。
最后,在教育内部能量上,可采取拓宽师资来源,加强师资队伍培训等措施提高师资水平。同时,成立高校教师教育联盟,促进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共享、推动教师教育组团发展,为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带来新机遇,进而提高南方教育质量。
三、总结
加强南方教育高地建设,是科学发展观下促进南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南方教育高地建设进程中,应结合广东高等教育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南方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整体部署,凝聚力量,实现南方教育高地建设的战略目标,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向东.“南方教育高地”视域下的广东高等教育调整布局[J].高教探索,2012,(3).
此次协议的签署是积极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的精神,加强战略合作,推动科技进步和加快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部实施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战略提升行动及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战略以来,全国第一个由部、省、市三方共同推动高新区“创新发展战略提升”行动的范例。
据介绍,此次合作旨在通过集中部、省、市三方优势创新资源,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深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新区发展模式,大力推进科技创业、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优化政策环境和生态环境,稳步提升珠海高新区的科技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努力将珠海高新区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特色突出的创新型科技园区,成为珠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典范园区和推进“蓝色珠海、科学崛起”的强大引擎,将珠海高新区打造成为“珠海形象主门户、高新技术产业主战场、科技教育主阵地、文化展示主平台”。
协议明确,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广东省科技厅将在创新型产业集群、科技创业、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以及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等方面,加强对珠海高新区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的宏观指导,帮助珠海高新区制定战略前瞻、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根据协议,科技部火炬中心、广东省科技厅和珠海市政府将建立三方共同推进珠海高新区发展会商制度,定期召开会商会议,实现三方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的有效对接,并将分别指定联络机构和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工作。三方将共同开展战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定位、功能作用以及重点目标任务;共同探索研究推动珠海高新区“创新发展战略提升”的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围绕创新创业共同组织开展一系列重大活动;共同推动重大创新要素向园区集中、重大创新资源向园区配置、重大创新产业向园区聚集;共同研究提出促进珠海高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共同推进珠海高新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同时,珠海高新区将按照部、省、市三方共建的要求,明确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在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创业、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开展“创新发展战略提升”行动。到2017年前后,建成“珠江口西岸”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引擎、优势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龙头和创新高地,基本形成创新文化浓厚、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性知识型社区,以及人文历史、生态环境与知识创造三元互动的滨海智慧新城。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赵明鹏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科技部、广东省、珠海市在深化合作、协同创新,共同推动珠海高新区提升发展水平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协议符合珠海高新区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将会极大地推动珠海高新区的发展。科技部火炬中心作为国家高新区日常工作的指导单位,将与广东省科技厅、珠海市政府一起,通过签署三方协议的方式,集中各方面资源优势,共同支持珠海高新区的建设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科技部火炬中心会继续加强对珠海高新区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并将这一工作模式在全国推广。
科技活动周,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规模群众性科技活动。作为全国性科技盛会,在推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展示创新成就、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举办科技活动周,对于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身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加快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办好科技活动周作为加快 “一带五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释放创新创业活力的再动员,进一步掀起抓创新、谋发展、促振兴的热潮。
二、精心组织,突出活动主题
今年科技活动周,要围绕“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这一主题,密切联系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和建设科技强省的实际,通过举办一系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科技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宣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政策法规,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我省和我市在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军民科技融合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科技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助力科研攻关和创新体系建设,让广大公众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强国富民的根本力量,是改善民生、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从而坚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全面振兴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提高全市人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三、加强宣传,注重活动实效
各县(市)区、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本着广泛性、参与性、实效性的原则,坚持重心下移和服务公众、服务创新的方向,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精心策划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重大科技示范活动,让科技活动走进学校、走近社区、走近乡村、走近百姓生活,汇聚更多的资源服务更多的民众,使大家在活动中长知识、强素质、有收获。要重视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网络、微信、广播电视等各种传媒手段开展科技宣传,努力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组织举办各类活动,要讲求实效,既要厉行节约,又要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要加强大型活动的安保措施,确保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四、细化方案,做好活动总结
为集成资源和及时活动信息,请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及单位尽快制定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尽可能将本单位相关活动安排在科技活动周期间),并于4月27日前将本单位科技活动周联络人和联系方式及《2018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2018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报送至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电子版发送至组委会邮箱,纸质版盖章报主楼1249)。科技活动周结束后,请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于5月31日前上报科技活动周总结及影像记录、媒体报道资料。
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是在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而它的形成却是经过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奋斗。其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始奠定新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式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党的治国方略,化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1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开拓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可谓灿烂辉煌,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独立自主,于是恢复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任务接踵而来,鉴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对科学技术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
首先。组建国家科研机构,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组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按苏联模式组建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的方针是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密切配合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使科学做到能服务于国家的各种建设,并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我国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百名,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在中央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
第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制度,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要培养适应新社会的建设人才,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党和毛泽东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革:①改革旧的学制,形成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新的教育系统,并使全体人民都有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教育的机会;②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③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奠定了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针对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状况,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曾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党和毛泽东所确定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曾经抓住了科学技术的特征,并为此作过宏大的战略筹划。这时党和毛泽东已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感。
总之,经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级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科技精英集团随着中科院的设立而形成,海外学子纷纷归来报国,国家有条不紊地派遣留学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取得重大成果,这既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良好开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2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创新
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此后,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也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邓小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奠定了基础。
首先,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根本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的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以很长篇幅的讲话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率的提高“最主要的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此,这一论断就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思想武器。
第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发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从而奠定了科教兴国的基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度到工业社会,目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经济形态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若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唯有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即实行科教兴国,为此必须把科技现代化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实现科技进步,关键要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怎样处理好科技与教育的关系,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指导性原则,①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③发展教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重点,④振兴教育,教师是关键等等。
第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提出力争使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性要求。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于再起。3月4日,邓小平在《建议》上作了重要的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批准实施了《国家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国家拨款100个亿,启动了七个领域(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研究。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知识为基础的新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才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赢得主动,赢得时间。
3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延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江泽民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一轮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异常激烈,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强大。在这一形势下,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了《世界科学报告》,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为了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样,通过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治国方针,终于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前提的,党的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道路,为了加速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新一届政府在就职时的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是大的任务。
二、技术创新驱动煤炭企业实现国际化和“气化”发展
技术创新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本文介绍兖矿集团依靠技术创新实施国际化战略和晋煤集团实施“气化山西”战略的做法。
(一)技术创新驱动兖矿集团实施国际化战略
兖矿集团是以煤炭、煤化工、煤电铝及机电成套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兖矿集团坚持依靠多年创造的综采放顶煤技术实施以技术为引领的国际化战略取得成功。兗矿集团于2004年成功收购澳大利亚澳思达煤矿,是我国第一家全资收购海外煤炭资源的企业。南田煤矿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港口城市纽卡索市境内,距纽卡索市区约65公里,有铁路与纽卡索煤港相连。矿井井田面积63平方公里,地质储量1.413亿吨。矿井采用主斜井开拓方式,立井分区通风布置。井下煤炭运输为胶带运输机运输,辅助运输采用无轨柴油机车运输,系统设计年生产能力250万吨。矿井主采煤层厚5~7米,埋深400~650米,煤层硬度适中,节理、层理发育,适合兖矿核心技术综采放顶煤开采工艺的生产。巷道全部采用锚网支护,地面建有配套洗煤厂,生产产品为低灰、低硫、高挥发分、高流动度的半硬焦煤(2/3焦煤),产品通过纽卡索港向日本、韩国、巴西、土耳其等国出口。截至2009年底收回全部投资。澳思达煤矿连续四年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安全最好矿井。2009年把握危中之机,采取内保外贷方式实施资本运作,在没有动用企业存量资金情况下,以33.33亿澳元成功收购并顺利接管澳大利亚菲利克斯公司,是我国在澳洲历史上最大的收购交易。菲利克斯公司所属莫拉本煤矿2010年5月建成投产,新增设计产能1600万吨,其中露天矿1200万吨,井工矿4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矿之一。经国际投资银行评估,菲利克斯公司目前价值已达到64亿澳元,1年时间增值200亿元人民币。兖矿集团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工作,先后建成部级技术中心、煤液化和煤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成功研发出厚煤层综放开采、煤炭间接液化等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十五”以来,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52项,完成和承担9项国家“863”课题,承担1项国家“973”计划课题,18项技术向国内外有偿转让收入4.25亿元。2010年,获省部级以上奖励48项次,其中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科技部列为“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推荐主体。特别是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经过近20年不懈探索和持续改进,自动化、信息化、装备可靠程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继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2009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以来,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开展技术合作,已申请专利10项,获专利授权6项。该技术通过澳大利亚技术准入,在兖矿收购的澳思达煤矿成功推行,使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40%,目前达到85%以上,在澳大利亚矿业界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澳洲厚煤层开采的一次革命,开创了澳大利亚煤矿的新纪元”。2005年研发成功世界上第一套两柱掩护式综采放顶煤液压支架,先后向德国DBT公司和美国比塞洛斯国际公司实施技术许可[2]。每使用一次该技术装备一个综采工作面,比塞洛斯国际公司向兖矿支付专利费用约1800万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优化设计,为澳大利亚原料煤产量最大的公司之一BMA公司制造一套综采放顶煤液压支架,BMA公司支付专利使用费、兖矿派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服务费。同时,与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企业美国皮博迪能源公司达成共识,双方约定用兖矿综采放顶煤技术在澳大利亚的北贡尼拉矿进行煤炭开采,兖矿获取50%的收益。北贡尼拉矿生产世界上最优质的焦煤品种,煤层厚度6~10米,用原来技术只能采4米,用兖矿集团的技术可使煤炭资源回收率达到87~90%,仅此一项可增加收入10亿人民币。
(二)技术创新驱动晋煤集团实施“气化山西”战略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集团)是由山西省国资委控股,国家开行、中国信达和中国建行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瓦斯发电企业集团。现有55个子公司、10个分公司。截至2012年底,企业总资产1856亿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684亿元。近年来,晋煤集团坚持科技兴企战略,以煤为基,建设起了煤气产业,实现企业经济规模和效益跨越式增长。其中,煤层气已成为支撑晋煤集团转型发展的新型能源产业。晋煤集团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煤层气产业发展,积极编制《晋煤集团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依托企业所辖地域煤气资源,分析面临形势和行业竞争力,找出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提出煤层气开发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年产百亿、气化山西、服务矿山、奉献社会”的发展思路,实行“立足矿区、技术创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开发思路,坚持“依托气源、合理布局、民用优先、多方合作”的利用思路,科学制定“十二五”发展目标,详细规划煤层气产业布局与重点项目,并制定严格的保障措施,以确保“气化山西”煤层气产业发展规划的全面实施[3]。同时,晋煤集团盘点各类有助于煤层气发展的资源,并积极借助内外部优势资源快速发展煤层气产业。一是紧抓政策优势。晋煤集团响应国家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号召,大力对高瓦斯矿井和突出矿井全面实施“采气采煤一体化”,先后学习研究《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等多个煤层气开发利用政策性文件,抓住山西省先行先试的产业政策机遇,找到了晋煤集团最大限度地开发煤层气的政策依据。二是利用资源优势。晋煤集团所处的晋城矿区面积约7538.2平方公里,含煤层气总面积3901.65平方公里,西部和北部均属于高瓦斯区,蕴含有丰富的煤层气资源,煤层气资源丰富度为2.32亿立方米/平方公里,吨煤瓦斯含量达到16.6立方米以上。根据晋煤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和西安分院的评估报告,晋城矿区规划区预测煤层气储量为6000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总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气田。晋煤集团在实施“气化山西”战略中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工作,先后创出具有国际水准的100多项煤层气核心技术,申请并获得国家专利94项、发明专利27项,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车用压缩煤层气》《民用煤层气(煤矿瓦斯)》于2010年在全国颁布推广,创造了六个全国之最,六个全国第一。“六个之最”:全球最先突破了煤层气开发的无烟煤、全球最完善的煤层气开发加工利用产业链、亚洲最大热电联供低浓度煤矿瓦斯发电厂、全国最先实现煤层气资源地面商业化开发的区域、全国最大规模煤层气压缩和液化产业基地、全国最早建立煤层气开发工程产学研基地。“六个第一”:煤层气地面开采利用量位居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煤层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全国第一个采煤采气一体化示范工程、全国最大的井下煤层气抽采工程、全国最大的煤层气燃料供应系统、全国第一座规模最大的煤层气液化厂。未来5年晋煤集团规划投资400多亿元,新增2万口煤层气抽采井,形成年产能120亿立方米、年产量100亿立方米的产业规模。
三、管理创新驱动企业实现高效发展
管理也是生产力,煤炭企业管理创新内容比较多,笔者特举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一)华电煤业集团不连沟公司“三六三”管理创新模式
不连沟煤业公司是由华电煤业公司控股建设的华电集团第一家千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2007年11月开始建设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六三”发展及管理模式,并取得骄人业绩:用25个月时间,建成了一座“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矿井建设吨煤投资197元;用8个月完成选煤厂建设;试生产当年就创造了综采单面单月生产原煤102万吨、年生产原煤530万吨的同行业最好水平;实现投产当年即达产;正式生产的第二年即2012年生产原煤1468万吨,至今累计生产原煤4600万吨,煤矿原煤全员效率已达54吨/工;从2009年12月至2013年累计创利润21亿元;从建设到生产共计70个月消灭重伤以上人身事故,百万吨死亡率为零。1.不连沟煤业公司“三六三”管理创新模式内容概要。所谓“三”即,实施“三位一体”战略:(1)战略理念:树标杆创一流战略理念。对标国内外先进煤炭企业,树立“创建国际一流煤炭企业”愿景目标,树立华电煤业集团标杆企业理念。(2)产业战略:实施产业融合战略。从建设之初就明确规划了实施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坚持做实煤炭主业,配套建设电厂和铁路,协同发展大物流,构建了煤-电-路一物流一体化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3)战略方针:坚持精益发展方针。实施“精益发展”的战略方针。精益发展就是要求企业以最小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设备、资金、材料、时间和空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实现“两个持续”目标,即为本企业持续发展集聚能量,为客户价值需求持续提供优质服务[3]。所谓“六”即,确立“五加一”目标体系:(1)确立一流的安全目标。(2)确立一流的效率目标。(3)确立一流的效益目标。(4)确立一流的质量目标。(5)确立一流的成本目标。(6)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谓“三”即,釆取“三举并行”措施:(1)上先进技术装备。(2)推行精细化管理。(3)提升员工的素质。2.不连沟煤业公司“三六三”模式内在关系:“三六三”模式中,“三块”内容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定位。一是战略定位,“三位一体”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为不连沟煤业公司的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路径指引和行为规范。二是目标定位,“五加一”目标体系的提出与确立,为不连沟煤业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提供了行动目标值、考核参照系和创一流标杆。三是举措定位,“三举并行”措施的推出与实施,为保证不连沟煤业公司战略方向和经营目标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以上模式中三块内容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与保障。
(二)济矿集团推出“四位一体”管理创新模式
在当今煤炭市场持续疲软,全国煤炭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而山东省济矿集团却是另一番景象:2013年济矿集团实现了“一升一降”的好成绩,即利润升,2012年(其中前四个月还是煤炭市场旺盛时期,煤价一个月内数次涨价),济矿集团实现利润1.6万元;而今年在煤价同比下降150元左右的情况下,济矿集团却实现利润4亿元,同比增加2.4亿元;成本降,2013年综合成本同比降低13%。这是什么原因带来如此“一升一降”的业绩呢?答案只有一个:推出应对危机的“四位一体”经营管理创新模式。2013年以来,济矿集团接连制定“目标责任制”“全面预算管理”“工效挂钩”“绩效考核”(“全员业绩考核”“机关绩效考核”“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等四项重要举措,这四项举措构成了以实行目标责任制为主线、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依据、以工效挂钩为手段、以绩效考核为保障的经营管理“组合拳”。这四项政策措施“组合拳”互为支撑、互为融合和相互作用,形成激励与约束、压力与动力和外导与内聚并存互助的经营管理机制模式。1.坚持“目标责任制”为主线,其主体内容是:对权属企业按照有监督的授权、责权利相统一、结果为主注重过程和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对经济目标(原煤产量、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煤炭单位完全生产成本)、安全与质量目标(重伤事故、“双基”建设、减灾、安技措)、管理目标(机关管理部门职责)、科技与管理创新目标(科技成果、科技研发项目、管理创新成果)、和谐企业建设目标等五项指标全部分解下达,落实到单位、部门和人员。2.坚持“全面预算管理”为依据,其主体内容是:以定额为基础,以行业先进指标为引领,以信息化为平台,推行全面预算(包括业务预算、资本预算、财务预算等),全员参与(管理人员、员工),全方位实施(煤与非煤产业、生产、辅助、服务单位、机关等),全过程控制(产、供、销各运营环节),进而促使提升集团公司整体预算管理水平,保证其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3.坚持“工效挂钩”为手段,其主体内容是:按照生产企业、基建企业和集团公司总部三个类型,分别明确其工资总额基数,并确定与之挂钩的经济效益基数等。4.坚持“绩效考核”为保障,其主体内容包括三种:一是全员业绩考核,二是机关绩效考核,三是企业负责人薪酬。所谓全员业绩考核即,主要着眼建立有效的员工评价体系和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保证客观准确地评价全员业绩;所谓机关绩效考核即,主要着眼加强集团公司机关内部管理,规范各部门的工作职能,不断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确保完成集团公司各项工作任务目标;所谓企业负责人薪酬考核即,主要着眼建立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与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保障企业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同时,济矿集团还配套强力推行人事调整、机构改革、管理人员竞聘上岗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动,为“四位一体”经营管理“组合拳”的顺利有效实施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提供了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