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本质大全11篇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

1引言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就是财务本质，因为财务本质是对财务现象内在联系以及规律的最基本解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财务本质的研究视角不同，从理论上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发展过程，曾出现过货币关系论、货币收支活动论、资金运动或关系论、价值分配论等观点，本文将其分为五类，并进行简单评述。

2财务本质理论相关观点及评析

2.1货币论

（2）货币收支运动论。该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前苏联，认为“财务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资金贯穿于企业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包括货币资金的筹集、使用、收回和分配四个环节。杜英斌等（1988）认为“企业财务就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收支活动）；企业财务管理就是对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

2.2资金运动或关系论

从20世纪 60年代起直至今时，“资金关系论”一直是我国财务界对财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资金关系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方面，体现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财务。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王庆成等提出：“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就是工业企业的财务活动”。该理论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财务本质，不再把企业财务看成是静态的“关系”，而看成是动态的资金“运动”，既包括了财务表象――财务活动，又包括了财务本质――经济关系，许多财务管理教科书都以它作为首选观点。

2.3本金投入与收益论

本金投入与收益理论认为，资金按性质和用途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基金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企业化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和运用的专项资金。郭复初教授（1997）在将资金区分为本金和基金的基础上提出：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该观点认为把基金和本金加以区分，划清财务与财政、信用的界限，突出财务的经济属性。

2.4分配论

（1）劳动分配论。从经济活动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泽光（1989）提出劳动分配论，认为“财务实质上是经济活动中和生产要素在物质形态上的组合相应产生的劳动分配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反映，简言之，财务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分配”。郭泽光（1995）还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曾经讲过的关于鲁滨逊的故事分析，得出财务源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启示，最终得出财务的本质是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比例关系的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结论。

（2）价值分配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价值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王广明、刘贵生，1989）。刘贵生（1993）指出，从企业经济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正处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企业财务本质便是以企业为主体形成的分配活动与分配关系。企业财务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配活动；二是企业生产成果的分配活动。企业财务关系也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2）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产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因此，旅游经济效益既有和一切经济活动相同的特点，又有区别于其他经济活动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旅游经济效益是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旅游经济活动通常由旅行、餐饮、住宿、交通、观赏、娱乐等多种活动所组成，因而旅游经济效益实质上是食、住、行、游、购、娱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要素作用发挥的好坏，最终也必须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因此旅游经济效益不仅体现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使旅游经济活动的主体及其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还要体现整个旅游产业的宏观经济效益，并通过旅游活动及其较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把旅游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辐射、渗透到其他产业和部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出旅游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

（二）旅游经济效益的衡量标准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经济活动必须面向市场，以旅游者为中心。这就要求旅游经营部门和企业在组织旅游活动时，必须树立为旅游者服务的经营思想和观念，从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考虑，尽可能提供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这是获取经济效益的前提。在充分满足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取得合理的经济收入和利润，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因此，从以上两方面来衡量旅游经济效益，可采用以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即接待游客人数、游客逗留天数、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利润和税收、客房率、游客人均消费、游客投诉率、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以及服务质量等多项指标。

（三）旅游经济效益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经济效益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也有量的规定性。旅游经济效益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取得旅游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必须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内和指导下，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技术含量和改善服务质量来实现。经济效益的量的规定性，是指旅游经济效益不仅能用量化的指标来反映，而且还能通过对指标体系的比较作分析，发现旅游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从而寻求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旅游经济效益质和量的规定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质的规定而片面追求量的目标，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旅游经济发展宗旨和方向，甚至成为不良社会行为生长的土壤；反之，若只考虑旅游经济效益的质的规定性，而没有量的追求，就没有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难以实现旅游经济效益。因此，只有把旅游经济效益的质和量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保证旅游经济活动健康、正常地开展，促进旅游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

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经济、技术因素，又有政策、法律因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等。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必须对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研究。

（一）旅游者数量及构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和旅游服务的对象，也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前提。旅游者数量的多少与旅游活动中所占用和耗费的劳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若以较少的劳动占用和耗费，而为更多的旅游者及时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则旅游经济效益就好；反之，若为一定的旅游者服务而劳动占用和耗费不断增加，则旅游经济效益就差。因此，旅游者数量的多少对旅游经济效益具有直接的影响。

旅游者数量及构成对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者数量的增加必然相应增加旅游收入，从而提高旅游主要产品和旅游服务的利用率，增加旅游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占用和耗费，特别是表现为固定费用部分（如基本工资、折旧、管理费用等），在一定范围内会随旅游者数量的增加而相对减少，于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游者数量越多，则对于每一个旅游者所花费的成本费用就相对减少，从而相应使旅游经济效益增加。

此外，在旅游者数量既定的情况下，旅游者逗留时间越长，所需旅游服务项目越多，则每个旅游者的平均消费支出就越大，于是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益就越高。因此，不仅旅游者的数量规模大小对旅游效益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且旅游者的结构状况也对旅游经济效益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

（二）旅游物质技术基础及其利用率。旅游物质技术基础是指对各种旅游景观、旅游接待设施、旅游交通和通讯、旅游辅助设施的总称。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各种旅游物质技术基础与旅游经济效益具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旅游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好，则吸引的旅游者就多，旅游人数多必然使旅游收入增多，而劳动占用和耗费相对减少，从而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因此，要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应促进旅游业适度超前地发展各种旅游设施，尽可能配备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物质技术设备和手段，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耗费，为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旅游物质技术设施的利用率，而提高旅游物质技术设施的利用率，就意味着花费在单位游客上的劳动占用和耗费减少，从而降低旅游成本，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三）旅游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全过程涉及到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是相互联系、衔接配套的。因此，在旅游活动中能否有效地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能否高质量地组织和安排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就直接影响着旅游经济效益。因此，在旅游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中，一定要针对不同旅游者的类型、需求特点、消费习惯等，有目的地规划和组织好旅游活动。尽可能在旅游时间安排上张弛结合，留有余地，保证旅游时间有效利用；在旅行线路上尽可能安排紧凑、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提高旅游者的兴致，使其得到最大的身心需求满足；在旅游服务质量上，要礼貌谦和、服务周到，使旅游者真正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四）旅游业的科学管理。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最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现代科学管理。因此，旅游行业必须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把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衔接好、做好配套，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的关键，因而要积极安排好培训，以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充分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旅游经济效益评价

要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必须在旅游经济活动中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这也是评价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准。通常，对旅游经济效益的评价必须重视对以下方面的比较分析：

（一）旅游经济活动的有效成果同社会需要的比较。旅游产品作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购买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它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当旅游产品能够有效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时，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不仅不能体现旅游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使旅游经营单位遭受损失，而且会因旅游者的反面宣传而使旅游产品失去更多的客源。因此，必须努力生产和提供旅游者满意且又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才能促进旅游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3）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而“素质”通常指的是人的内在的品质与特性。通常人们把经济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水平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往往指企业的运营能力和赢利能力。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举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素质”研讨会,首次将经济素质引申到人的内在品质特性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会上一致认为“从市场经济内在运行规律上看,其客观必然性是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究效益,增强竞争意识,促进创新观念、公正观念的形成。而人们这些观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1]这便是我国学界对“经济素质”的最初阐释。由此可见经济素质的提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属于人的一种新型发展指标,是对人的素质结构的一大丰富与补充。经济素质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人格化,笔者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素质高,主要指其对经济现象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抓住经济现象内在的本质,并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经济素质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

素质教育的提出,使我们对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大学的素质教育正是以追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努力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学界从基本素质出发,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认识有“三素质”说[2-4]、“四素质”说[5-6]、“五素质”说[7-8],甚至“九素质”说[9]。这些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不同见解,均忽视了对大学生经济素质的关注与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实质。该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其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侧重。中共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全体人民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不断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因此,向大学生普及经济科学,提高大学生经济科学水平,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大学生全面发展应具有时代性,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素质教育受人的发展规律制约,也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各种领域都充斥着竞争与挑战。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必将踏入社会,迎接社会的挑战,同时也将参与到市场竞争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立足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系统素质教育必然离不开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更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了解一些宏观及微观经济政策与现象,具备一定的经济意识,能够从事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努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市场化的推动者”。可以说,经济素质既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三、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一要立足时代背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结构也一样,必须依据社会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节。时下,“我们正由计划经济型的素质向市场经济型的素质转变,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10]。在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必须立足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吸纳市场经济对人的经济素质的品质需求,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竞争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公平民主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二要明确角色定位。经济运行既包括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涉及到普通公民的简单经济行为。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还必须依据大学生群体这一角色本身加以定位。大学生的主要身份依然是一名求学者,尚未能由学习者角色向职业者角色进行完全转化,即还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条件。所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应侧重于其对基础经济知识的认知、对市场经济意识的领悟以及对简单经济活动能力的掌握。三要知意行相结合。“素质”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素质是指知识、意识以及行为能力的统一。狭义的素质则“通常被视为与知识、能力相并列的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11],专指人的各种属性的具体实现以及它们所达到的质量和水准,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具备的主体条件。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状况,本研究在设计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时采用了广义的素质定义,将经济素质分为知识、意识以及能力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4）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17―08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开始迈向后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同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为反映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还提出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后现代经济)的本质并无统一的认识。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对人的本质的正确把握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恩斯特•卡西尔是现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他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中，卡西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向，他试图用符号形式的哲学思路去把握和描述世界以及人性的生成与演化。在其名著《人论》中，他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为出发点，勾勒了人性发展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物――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神话的整体构架。作为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卡西尔的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的论点或许能够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一、符号

符号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的理论基石。符号的基本意思是标签或象征。如果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如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卡西尔在一般意义上对符号作了解释：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卡西尔也认为符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1］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并不是单纯的实体物质，它属于关系范畴，反映的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关系，即外在物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的统一关系，不应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形式化的记号或标记，忽视其意义。例如，送玫瑰给情人时，玫瑰就是“爱”的“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就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玫瑰，所指就是能指代表的意义，即爱；基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了第三个术语①，这束玫瑰成了一个符号。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作为能指，一束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2］134作为符号的玫瑰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对“爱情”的表征，接受者接受的不是物质性的“玫瑰”，而是作为符号的玫瑰，即“爱”。

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首先，“符号的抽象性使人的生活超越了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有了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3］53其次，符号的普遍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是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这使人的世界有了比动物世界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使人类能够打开文化世界的大门。最后，符号的多变性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3］35

卡西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符号，需要把符号与信号相区别。信号是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的接受，动物是以所属的种的本能活动获得信号，被动的适应外部环境，例如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表明，铃声作为“食物”的信号仅仅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信号不能和人的“符号”相提并论，符号是观念性的或意义性的存在，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有了符号，不仅可以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被动的反应，而且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符号主动地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以自己的精神力量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使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符号与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了解了它们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符号。第一，信息反映的是信息的接受者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强调符号所蕴涵的意义是否有新意，具有直接明确的价值性，信息传递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符号互动。第二，知识是人们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果，即以符号方式存在的符号互动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是人类整个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②，但是符号不一定是知识。第三，体验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形成于消费者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互动过程之中，它不能离开主客体而单独存在。由于人与外在世界之间互动的基础是符号，因此体验所反映的关系是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第四，注意力只是人类活动(符号互动③)的一个表层环节或方面，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注意力所关注的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却忽视了“注意力”背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符号需求。第五，文化即人化和意义化，文化本身并不是符号，而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个关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意义只存在于文化参与者的思想之中，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得到表现，并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体验。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具有的物质实在性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属性，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与文化相关的东西，即可以被用来在多种文化语境中传递的意义。符号是去魅后的文化，是人类的特殊创造物，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处在特殊关系之中的符号既可以表现为信息又可以体现为知识。

由上可见，符号可以很好地涵盖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我们认为“符号经济”一词较好地概括了后现代经济的各种表现形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文化经济。这些形态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范围和环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缺乏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而符号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既关涉了以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经济，又包含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信息)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经济，它在深度、广度以及简明性等方面明显优于上述概念。［4］

二、符号经济与广义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就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符号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经济活动。关于符号经济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威廉•波特在其《致富秘诀》中提出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票据通货，并认为票据和金属货币虽然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是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正如“货币或许起源于某种商品，但其价值和行为已不再受那种商品的控制了”。［5］440-441现代较早提出并使用符号经济这一概念的是彼得•德鲁克，他认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以及信用流通”，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6］38张晓晶认为，由经济符号的创造、流通所形成的执行一定经济功能的经济系统就构成了符号经济。他把经济符号看作是一种能够变现的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凭证，并认为“货币”、“信用”、“金融”等都可以纳入符号经济体系中。在此基础上，张晓晶进一步指出金融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着重于功能上的描述，而后者更侧重于形式上的描述而已。［7］

货币符号是经济符号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有了货币符号，有了货币符号使用范围的扩展，经济生活才得以从符号上去理解；但是，如果符号经济的概念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提出这一概念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的符号经济的外延和内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理论和现代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张晓晶在《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符号经济与虚拟经济、名义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外延是一致的。虚拟经济与符号经济的内涵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符号经济指的是经济符号，即“货币”、“信用”和“金融”的创造与流通形成的价值增值；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8］其次，对于张晓晶提出使用符号经济可以有助于区别虚拟经济的歧义，我们认为这一建议的确可以较好地消除歧义，但是成思危的方法更佳。成思危指出，目前造成“虚拟经济”含义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把英文中的“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和“Visual Economy”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并同时在三种含义上使用，消除混乱的方法是：将“Fictitious Economy”翻译成虚拟经济，因为它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衍生出来；将“Virtual Economy”译作“拟实经济”，因为它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等等，即“网络经济”；将“Visual Economy”译作“可视化经济”，因为它是指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经济活动的可视化经济活动。［8］再次，从用词的匹配性角度看，张晓晶认为用“金融”没有用“符号”与“实体”匹配好；我们认为用“虚拟”更好，因为它与“实体”更对称、更匹配。最后，张晓晶指出，符号与实体经济并列可以很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实体”自然是第一位的，“符号”自然是第二位的，这突出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9］7我们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到目前为止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业的繁荣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表明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未来，人类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所处的位置只是基础性的，符号经济需要做的不是“突出它”，而是“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当然，此时的“符号经济”不是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而是拓展后的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

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对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的拓展。第一，从外延上看，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大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现代符号学认为，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非常广泛，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而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主要指“货币”、“股票”和“债券”及其它金融衍生物。第二，从内涵上看，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更偏向于强调符号的形式，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则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由于需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许多人常常难以了解符号的真正内涵，常常错误地把符号理解为标记，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外在物质的形式)，忽视了符号的所指(符号代表的意义)。

由上可见，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广义的符号经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狭义的符号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已经有人从较为广义的角度理解符号，思考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例如，让•鲍德里亚在20世纪中叶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国家的符号消费问题；我国学者汪丁丁在本世纪初分析了个体符号交往的经济学含义。［10］为此，我们建议放弃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符号经济”，下文的符号经济主要从广义角度加以理解。

三、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

保罗•萨缪尔森指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事实上，经济组织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在今天与在人类文明之初一样地关键。”［11］4-5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是判断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重要标准。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主要体现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主体方面(即“谁来生产”和“为谁生产”)符号经济突破了传统物质性、生物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人”，更是具有精神性、文化性的“符号人”。

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此，对人类自身欲望和行为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形式上已经非常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不能作出有效解释和预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关于人的假设的不完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立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准确、全面地反映人的“真实”本性。当代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指出，“‘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12］2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人”假设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到广义经济人的演变过程。广义经济人主要体现在加里•贝克尔、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思等“新经济学家”的著述之中。加里•贝克尔指出，“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越来越失去存在价值。然而，人类行为其实并不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充分(唯一)内容的。受欲望规定，人类存在着对荣誉、友谊、尊重等许多非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经常包含一些健康、道德、友谊、和社会目标”。［13］117-118“广义经济人”不再是凡布伦所指责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行为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而涵盖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对伦理、文化传统的考虑。

在经济人假说不断修正的同时，也出现了“管理人”和“社会人”的假设。“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批判“理性经济人”时提出的一种人类行为类型的假设。他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证明人类行为包含着大量非理性的因素；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局限，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只是追求可以实现“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14］226西蒙把这类以追求“满意”为目标的有限理性人称为“管理人”。

“社会人”是一些“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人类行为分析模式。社会人假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它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内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它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14］225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人本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对人类自身行为以及人的本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求解，他们的结论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生物人”、“经济人”，人是具有文化性的“社会人”。面对如此多种关于人的假设，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分析了形而上学的理性人、神学的宗教人、自然科学的生物人，认为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些存在属性。他指出，理性人过于抽象和空洞，不是对人性的实在反映；宗教人是对人的文化本质的荒谬的异化；生物人看到了人的存在前提，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因此，它们都没有对“人的本质是什么”作出根本性的解答。卡西尔通过对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也阐明了社会人和文化人的本质是“符号人”。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是人的唯一本性。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3］8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因此，符号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

作为一个符号制造动物，人所创造的一切的基础都是符号(文化)，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的最主要的几种形式。通过符号系统，人们认识了工具和理性的意义，进而认识了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成为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使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变成为符号关系，使自然人成为文化性的符号人。总之，文化人、社会人的本质在于符号，“人是符号动物”。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在“生产什么”方面，符号本身已经开始成为商品，并正在形成一个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人类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符号成为商品是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人类需求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人类需求按性质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历史的归宿看，精神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物质产品严重不足，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提高物质消费水平是当时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人们购买商品主要是为了物质消费，即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如充饥、御寒等)，而文化消费只是一种生活点缀。在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迅速提高，各类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于是，人类的需求层次开始提升，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推动了符号的商品化。当前符号的商品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基本形态。

其一是符号商品化的低级形态，即符号渗透在物质性商品中，与物质性商品一起被销售和消费，这种符号与物质相混合的商品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又可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人们购买商品不再单纯地注重商品的物理效用，而是同时关注情感和精神上的效用，即符号效用①；于是物质商品之中开始包含更多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因素，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如产品设计、广告等方面)对产品营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托夫勒早在1970年就指出，“后服务业的经济的关键在于从制造业开始的各种生产的心理化。今天所有的工业国社会，尤其是美国，产品有各种奇特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商品的设计越来越迁就消费者心理上的额外因素。厂商在基本商品上增加了精神因素，而消费者则乐于为这一捉摸不定的好处慷慨解囊”，［15］196于是，我们“过渡到创造一种与满足心理需求相联系的经济，……但(这一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15］195其实，这种经济的本质就是符号经济。

其二是符号商品化的高级形态，即符号成为独立的商品。虽然独立的符号产品需要物质性的载体，但是人们购买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精神情感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由它提供的符号效用决定。当人类创造的各种符号(如科学技术知识、历史文物、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以及其他文化艺术产品)由于自身或人为的因素变成了一种具有“符号效用”稀缺性资源时，符号就可以成为商品。早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我国的两汉时期，符号就已经作为独立的商品存在，当时一些“穷秀才”靠“鬻文为生”；20世纪中叶以来，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金融、科技和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凸显了符号的经济价值。目前，全世界仅文化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就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例如，2003年英国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其产值占GNP的7.9%；［16］291美国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4%，其产值占GDP的比值已经超过31%。［17］8由上可见，符号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方面，符号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

第三，在“如何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符号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更是人与外部符号世界的符号互动过程，是一个生产差异化符号的过程，作为符号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变成了文化和意义交换和消费，企业生产(符号创造)的动力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

在符号经济时代，人们的主导性需求不再是物质需求，而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与精神和文化方面紧密相关的高层次的符号需求。人作为“符号创造动物”，其符号创造活动主要来源于人与自然界或社会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活动。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符号系统，人们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表情、姿势以及其他非语言符号才得以可能，因此，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质是符号互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也是符号互动，这是因为人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将自己与客观的自在世界分离，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客观世界隐藏于符号世界之后，于是符号世界变为连接人与客观的自在世界的桥梁，只有借助符号世界，人类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在世界。

符号创造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活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信号互动基础上的符号系统的自我演绎，是人的好奇心的外在表现。这种演绎过程既表现为不考虑符号意义(所指)，由人脑或电脑进行的单纯形式上的和物理意义的符号(能指)运算过程；也表现为剥去符号的外在的、具体的形式(能指)，由人脑进行的关于符号意义(所指)的整合过程。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是最为典型和最为单纯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是对可能世界随心所欲的表达，是人的符号创造欲的外化结果。

符号的生产和创造是一种差异化的生产和创造，这种差异化来源于创造者所拥有的符号系统的异质性，如果这种特异性产生的符号产品的差异性符合某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该符号产品就可以变成商品。作为商品的符号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象征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交换价值，它也许具有传统经济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但是这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于是，作为商品的符号的物质性的经济交换价值的主导地位被符号的意义性的交换价值取代，物质流通体系转换为意义流通体系。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这一交换所规定的消费就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内容了，因为它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消费中的实用性一面，今天的消费过程正是将经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过程。［18］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从传统研究中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里走出来，将分析符号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础。

在符号经济时代，符号创造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在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动物性求生本能导致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过度的竞争只会使市场趋向无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和阶段，经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变化发展的。如前文所述，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就会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人的符号本性看，就是追求符号生活的富足。在符号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符号的创造、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其生产出的产品(即符号)可以被多个人同时享用，“效率”不再是符号创造活动的主要判据，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竞争和社会的过度分工，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一活动中，虽然仍然会存在竞争，也必须要讲求效率，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竞争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正如凡勃伦所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19］因此，过度的竞争和社会分工往往会使人异化，导致人的职业厌倦，束缚人的想象空间，降低人的符号创造能力，削弱人们的文化符号需求，扼杀文化的丰富性，减少符号创造的差异性，进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符号的创造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而创新创意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欲，因此，在人类的符号消费需求的拉动之下，符号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以及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符号创造冲动。

参考文献：

［1］李恩来.符号的世界――人学理论的一次新突破――恩斯特•卡西尔人学思想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8~13.

［2］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柳洲，李祖扬. 广义符号经济：当代经济发展趋势的哲学阐释［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7-13.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前沿［M］.许斌，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

［7］张晓晶.试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2）：15-20。

［8］成思危.解读新经济［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5-14.

［9］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汪丁丁.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J］.社会学研究，2001，（1）：26-37.

［1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2］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3］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4］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5］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孟广均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

［16］郭羿承.国际艺术授权及其发展［C］//文化蓝皮书2004：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90-294.

［17］林拓，李惠斌等.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5）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as the foundation, looking for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law, and from six aspects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finally concluded.

Keyword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Economic law;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地质勘查工作是一项生产活动，它同任何其它经济活动一样都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调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决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来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劳动的效果在后续产业的劳动成果中得到体现和反映。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超前性和信息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地质勘查工作后续效益直接地表现为矿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由此而引起劳动就业、工业生产、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国际收支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以社会经济效益来评价和衡量地质勘查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6）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按照清洁生产要求及3R(Reducing减量化、Reusing再利用、Recycling资源化)原则，对物质资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经济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中的废弃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原料，可称之为生产废弃物或生产排泄物；另一类则部分地指由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可称之为消费废弃物或消费排泄物)。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和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相比，就是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和再生产经济过程，是用生态学、经济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经济活动。从学术界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已有了相当的学术成果及著作，有些成果也有相当的份量。但就总体来看，存在的一个重要不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理论、观点来研究循环经济问题，还显得很不够。在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之一《资本论》中，对循环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和根本问题，如物质生产的再循环及废弃物的再利用问题等，都有着很详尽的阐述。刘思华教授所写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专著、马传栋教授所写的《<资本论>中的循环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论坛》第一辑)等研究成果，对此都有很好的梳理和概括。但从总体看，此类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是较少，二是还局限于对马克思基本观点的梳理上，而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整体地提出研究循环经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还很少看到。鉴于此，本文试对此加以分析。

一、要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所有经济活动，而只是其中的物质生产活动部分，在这之外的很多经济活动，如劳务服务、销售服务等，尽管也很重要，但它们并不产生具体的物质成果，也不存在对某种物质资源的再利用问题，因而不属于循环经济的直接研究对象。这样一种研究对象的确立，正好和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观念相吻合，这就凸显了循环经济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

大约在1845年秋天到1846年5月，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唯心史观在人们看待社会、经济、历史等问题时，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历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在考察社会生活及历史现象和事件时，仅仅注意产生这些现象和事件的思想动机，而不注意研究形成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这样，他们就把思想、意识当作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因素，认为社会是由观念建立起来的；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反而是被决定的东西。马克思却不这样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决不可能是思想本身，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真正的动因是社会存在，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他们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是这些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和条件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由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7）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8）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旅游已由人民生活的“元素”变为人民生活的“要素”，旅游消费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主体。在新常态经济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人民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此，梳理和把握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精髓，探寻其对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对于实践中实现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立足现实的人，关注理想的人，认为人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主体、目的、手段、动力和目标。作为马克思学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阐释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应该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并且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他将“人”放在社会实践的领域中来研究，将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来考察，人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客观对象，同时改造并不断完善自身。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的研究中突破了人和社会的对立，通过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来研究人的本质。

2、人的本质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体现出的人类本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体现出的社会本质以及单个人本身的自我独特性体现出的人的个体本质统一成了人的本质。第一，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的认识所进行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他认为，人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实践才能发挥和体现出人的各种类特性，从而在根本上体现人与动物的区别。第二，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具体的，要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每个个人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可以看出，人的本质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人的个体本质。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以其独特的个性存在于类社会群体当中，他们都是类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人具有独特性，是具有个性的存在物。

3、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对于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要论述的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人不仅具有生理需要，还有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个体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第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诸如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体力和智力、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等，实现人的全部能力的提升和协调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第三，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没有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能反映人的存在，因为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社会群体中他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协调统一的。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表现形式。人的个性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能力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都是为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而服务的。

二、人本思想与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联

1、满足人的需要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0）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1）

一、“地下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买卖、非法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

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

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r26;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