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概型论文大全11篇

古典概型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6-02

一、引言

何为“典型”？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学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意蕴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由于抒情性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便形成了以意境论为主要特色的抒情性诗学理论，似乎与典型论绝缘，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认为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典型论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典型论的旧说，已被基本修正。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是在不受外来影响的境况下,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 为后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在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中得到了及时的认识和总结, 完全可以与西方的典型理论相媲美。随着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古代典型论形成于明末之说，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二、典型理论在古代

（一）典型理论的形成

“典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多可以看到“典型”，或“典刑”（古汉语中“型”通“刑”），如《诗・大雅・荡》：“虽有老成人，尚有典刑。”而且从很多古代文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典型”或“典刑”是规范、模范的意思。虽然与美学意义上的“典型”典论概念不同，但是隐约能看出点影子。

古代文论中典型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形成晚、成熟早。乍一看，这似乎是相悖的理论，但却确实符合于典型论的发展过程。所谓形成晚，指的是同个性化、风格论和意境说等理论相比，其正式形成理论的时间尚晚。原因在于秦汉时期，文人忽视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反映对象，片面的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主体；至于六朝时期，文坛又否认作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时必要的艺术虚构与概括。这两次重大曲折，直接导致了典型理论的形成过晚。而成熟早则指的是就典型论自身而言，从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至系统的典型理论的诞生，其间虽然经历时间较长，但却是质的突破和飞跃式推进。

另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写作技巧，并不能等同于典型。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诗歌要“以少总多”，在《比兴》篇中提出“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些虽然接触到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典型的边缘，却并不符合典型论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环境的观点，这就不能与典型混为一谈。再如，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这里，司马迁将屈原的文章中的意象放到文学审美中去加以考查，认为可以举一反三。虽然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互见法创造典型形象的经验获得了唐代文学的普遍关注，但是这里的举一反三却不能与典型一概而论。

典型必须要与人物形象相联系，这是典型定义的关键词，也是最核心的思想。上述这种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观念视作典型化理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不敢苟同。以少概多、博观约取在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读书、写作、理财、用兵、治国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两者要能够成为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具备先决条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换言之，只有这二者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成为典型化的原则。

（二）雅、俗文学对典型的影响

在研究典型论形成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雅文学体系的突变构成了典型论的先决条件。唐代以来重视批判齐梁以来的之风，重视写人记实，但又不拘泥于记实，也重视艺术虚构与概括。从艺术表现方法角度看，其实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学特性，才能隐恶扬善，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如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所写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至深。而唐传奇则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能够创造出完整故事情节和鲜明典型人物形象，并自觉进行艺术虚构的短篇记叙文。唐传奇对后世典型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元稹的《莺莺传》。其文尾语称：“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表明元稹关于塑造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观念已相当明确。崔莺莺作为一个才貌双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而又叛逆的大家闺秀，其性格复杂丰富，感情细腻脆弱，具有活生生的个性特色，显示出唐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其次，俗文学的兴起为典型论开辟了道路。在宋代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些技艺以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内容的中心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众多鲜明，是其显著特色。这些客观存在的人、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其成为典型人物或者典型环境，作者主观的爱恨情仇并不能代替各色人物的思想情绪，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自有独立的生命，使读者，甚至作者为之动情。在话本或拟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短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熟知并喜爱了几个世纪，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

虽然雅文学和俗文学都各自为典型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缺一不可，典型论的形成，有赖于这二者的汇合。如果没有这种互补式的汇合，很难想象中国的典型理论可以臻于早熟。而这样的历史条件在明代出现。明代以后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意识的抬头等等，促使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观念开始瓦解，思想开始解放，对俗文学的重视成为其时代特色，加之老祖宗留下来的雅文学，这二者的结合对典型论的形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可谓李贽开其端，叶昼步其踵，而由金圣叹总其成。

（三）代表人物的典型论思想

李贽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水浒传》的形象论述中。小说在魏晋唐宋时代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显得单薄、苍白。明清时代，小说创作中把人作为表现中心，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李贽从《水浒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总结出的艺术特质。他常用“摹神”、“传神”等精短词语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形象塑造。在他的观点中，欲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掌握各色人物所属的典型特征。《水浒传》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如临其境的境界。

叶昼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理论，它影响所及，泽及后世深远。叶昼对《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水浒中的形象可以简练的概括为“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他认为要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抓住人物各自具有的特征，“同而不同处有辨”实际提出的是人物性格刻画中同中之异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便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要关注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水浒传》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比其他艺术具有表现力。

金圣叹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也是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他最先把性格作为基本理论概念运用于小说批评，并对如何塑造人物性格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分析了作者“注重神似而不拘形似”的传统美学原则，这种神似就是指能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创造出特殊性格，使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境界。他用“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来概括典型性格。这样，他就把性格与人物心理、类型化区分开来，这正是要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本质特征。

三、典型论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典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典型人物了，人物是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故人物典型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首先，人物形象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具有鲜明特色。典型人物具有“整体个性”的特点，即人物形象既应该有与众不同的个别性、特殊性，又不流于贫乏和单一，而应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性格就具有一定的丰富性：既侠肝义胆，又痞气十足；既机智聪明，又冒失轻信；既嫉恶如仇，又嗜杀成性；既重情重义，又凶狠暴戾，这些性格是很多人物都普遍具有的，但武松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也具有性格的特殊性：刚直暴戾，除恶务尽。

其次，人物要处于典型环境之中，重视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在于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这就有赖于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居住环境的塑造。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翠竹“竿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恰似林黛玉纤巧婀娜的身段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不与群芳为伍，永远清秀质朴，正与林黛玉不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契合；竹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屈风貌，与黛玉的叛逆性格又正好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竹又映衬着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与以泪洗面的悲剧命运。

最后，典型人物在表现人生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著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憧憬，这种个性解放的追求，正与人类解放自身的愿望相统一。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贾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化色彩。

总之，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艺理论上必然有所表现，典型论亦不例外。作为叙事文学的至高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在作品中便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了许多典型人物，使他们大放异彩，并流传至今。而古人在理论上对典型论也有比较确切的认识，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完善的系统，但在比西方形成性格化和个性化的典型理论早一个多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典型，并塑造典型已属不易。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和典型理论相结合的历史性考察，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古典概型论文篇（2）

（温州中学，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古典概型极其概率是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它既是进一步学习概率的基础，又是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学习古典概型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古典概型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计算样本空间中基本事件的总数与某一事件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格式，而且容易把基本事件重复计算或者遗漏计算。本文试就一个典型事件的分析来说明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方法。

关键词：古典概型；概率论；计算方法

   题目“现有一批长度为3，4，5，6和7的细木棒，它们数量足够多，从中适当取3根，组成不同的三角形，求其中直角三角形的概率。”

学生解法一(枚举法)：等边三角形（3，3，3），（4，4，4），（5，5，5），（6，6，6），（7，7，7）；等腰三角形（3，3，4），（3，3，5），（4，4，3），（4，4，5），（4，4，6），（4，4，7），（5，5，3），（5，5，4），（5，5，6），（5，5，7），（6，6，3），（6，6，4），（6，6，5），（6，6，7），（7，7，3），（7，7，4），（7，7，5），（7，7，6）；非等边非等腰三角形（3，4，5），（3，4，6），（4，5，6），（4，5，7），（5，6，7），（6，7，3），（6，7，4），（6，7，5），（7，3，5）。等边三角形5个，等腰三角形18个，非等边非等腰三角形9个，所以三角形个数共有5+18+9=32个。其中直角三角形只有（3，4，5）一个，所以直角三角形的概率 。

学生解法二（分类法排除法）：假设任意三根细木棒都能组成三角形，五种类型的细木棒中拿出一种组成等边三角形 个；五种类型的细木棒中拿出两种组成等腰三角形 个，五种类型的细木棒中拿出三种组成非等边非等腰三角形 个。三条线段组成三角形的充要条件是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所以只要较小的两边之和大于最大的一边即可构成三角形。因此，若三条细木棒不能构成三角形，则较小的两边之和不于最大的一边，五种类型的细木棒中最小的是3，次之小的是4，所以不能构成三角形的边必有3，则 。因此，三条细木棒构成三角形的个数为 个。其中直角三角形只有（3，4，5）一个，所以直角三角形的概率 。

学生解法三（有序）：假设任意三根细木棒都能组成三角形，三角形三边有顺序，则第一条边有5种选择，第二条边有5种选择，第三条边有5种选择，总数为 个。不能构成三角形的有（3，3，6），（3，3，7），（3，4，7），两个局部排序一个全排列， 个，所以三角形个数有 个，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全排序有6个，则直角三角形的概率 个。

解法一二都可以，但解法三答案不同，问题产生在哪里呢？

古典概型具有两大特点：

（1） 试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只有有限个；

（2） 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相等。

古典概型计算样本空间中基本事件的总数与某一事件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一般可分有序和无序两种角度计算，即分子分母若有顺序都有顺序若没顺序都没顺序。如果形三边有顺序，按解法一二算出的三角形个数计算了一下，5个等边三角形三边排序后还是5个，18个等腰三角形三边排序后是 个，9个边非等腰三角形三边排序后是 个，总数为5+54+54=113个。所以解法三中按照三边有顺序计算三角形个数为113个是正确的，分子是一个三边不等的三角形按照三边有顺序计算是6个，但答案却是错误的。古典概型一般可分有序和无序两种角度计算，即分子分母若有顺序都有顺序若没顺序都没顺序。这个题目按照有顺序计算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原来三种类型的三角形有全排序有部分排序，地位不相当，是不能按照有序计算的。

概率是近代数学的重要分支，而古典概型又是概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又能考查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新课程高考中古典概型的题目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其难度为中等或中等偏易，特点是立意新颖、设问巧妙、贴近生活。它已成为高考一个新的命题热点。所以深刻地掌握古典概型的特点和研究古典概型的解题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古典概型论文篇（3）

    这是指古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一与万的关系,其核心是讲的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型概括问题。艺术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往往又是普遍的、代表性的,体现出一般的意义。古代的所谓“一”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万”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代表性。苏轼在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有“谁知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用“一点红”来写出“无边春”,充分体现出艺术的典型化特征。这种在生活中原本存在的现象,则看艺术家如何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众多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它。艺术典型化的源泉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时通过春草、园柳、鸣禽来体现春到人间、一片喜悦之景象的。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个别来反映一般,创造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概括性的优美艺术形象,来表明明媚的春光。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较为常见,通过“一”来概括“万”,“万”又借“一”而体现出来。“一”必须是具体、生动、形象,又具独特性;“万”反映出一般,具有概括性。汉代的《毛诗大序》正是运用这种人士来分析《诗经》的创作特点的,认为其中各篇诗歌,都不是诗人个人之言、个人之事、个人之情,而是体现了“一国之事”或“天下之事”的,亦即诗中所写虽是个别的言、事、情,然而却是有代表性的,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是一国或天下之言、之事之情的集中表现。在讲到诗歌产生时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人之心不是他个人之心,而是要“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世人之所以言,并非只是言个人之事,而是代表着“一国之事”的。艺术作品的典型概括意义的宽与狭,主要是看它的内容所反映现实意义之大小,而不是看所写的一风、一雅,代表“诸侯之国”的许多“风”诗,远比代表“天下之政”的“雅”诗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要大得多。这种典型意义的概括作用,是很有价值的,揭示出艺术作品的普遍概括意义愈广阔愈好。《毛诗大序》虽然表现了对艺术的典型概括作用有较深入的认识,但主要是从艺术的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文艺理论专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概括特征做了分析。首先是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和它所体现的思想意义的关系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问题。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形象性,因此,它必然是“小”的,是“一”;然而,艺术又包含有广阔的代表意义,故又是“大”的,是“万”。刘勰所强调和倡导的“以小寓大”,是难能可贵的。其次,指出艺术创作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景象中的个别的特征的描写,来展现整个现实生活景象,笔墨要简要,来画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图画,被称之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上来讲的。艺术描写现实须“以少总多”,善于抓住客观对象的典型特征,做出切中要害的真实描写,就可以把客观事物的形貌神态生动地再现出来。但刘勰的这种“以少总多”更多是停留在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描写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从作家的艺术构思过程,分析了艺术创造中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的特征。他提出“言之秀矣,万虑一交”的问题。“秀”指的是艺术形象;“言之秀矣”是指用语言构成艺术形象。“万虑一交”正是说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经过对无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现象的反复思虑,最后凝聚成为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的产生是艺术家从“万虑”中集中、概括、提炼而后所获得的,即“一交”的。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的千景万象熔铸到一个艺术形象中,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创造和提炼。艺术家往往是概括了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表现结果。总之,这三方面都是说明艺术作品都是典型概括的产物,都要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刘勰的这种文艺思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先进的,很有创造性的,给后代以很大启发,对深入探讨艺术的典型概括特征,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对“一”与“万”的关系论述,不仅是重视了艺术形象以“一”驭“万”的概括作用,而且特别重视“万”寓于“一”的个别特征。艺术创作必须要以新颖独特的“数言”去统“万形”,这样才能有迷人的艺术魅力。以为以“一”驭“万”,更侧重在“一”的特殊性的典型概括思想。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有突出的反映。金圣叹在其小说评点中,特别强调我国古典小说中善于刻划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特点。《水浒》中的潘金莲、武松、武大郎、王婆等,都是非常生动的人物,各自有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着淫妇、烈汉呆子等这些不同类型人物的共同本质特征。从“一”和“万”的关系上来说,要在肯定“一”中寓“万”的前提,着重强调“一”的个别性特点。

    情与理

    这一关系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影响甚大。情与理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的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指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特点。”这一结论相当深刻,是经过文艺史的实践所检验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艺术作品表现感情,也表现思想,就是说既有情,也有理。二是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的。我国文艺创作中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最早实在是个本质问题的探讨上的“言志”和“缘情”的两派斗争。如《论语?公冶长》中所涉及的“志”,是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处世态度。到了唐代的孔颖达就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以看出这时的观点已包括了文学是既表现思想,又表现感情,其“志”中既有情又有理的。直到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之一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中情理是不能偏废的。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情和理是构成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而且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并存的。所以说情发而理昭。理常常是寓于情中的,情又要以理为基础。其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清晰、明了。文艺创作中当然都要有“理”的,但理不能排斥情,而是应当通过抒情而寓理于其中。理不应当以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应从具体的形象中流露出来。

    文与质

古典概型论文篇（4）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古典概型论文篇（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QN-112

范式（Paradigm）是由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学科研究中一个特定的领域或阶段中的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或模式，现已广泛运用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及人文学科等领域。“空白”是艺术中的空间意识，也是审美范畴中一个重要的艺术范式，可与传统的美、崇高、滑稽并称，亦可与荒谬、荒诞等现代概念并列。“空白”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文论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并在艺术作品创作、艺术作品欣赏和艺术作品接受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说”范式

纵观我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空白说”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已深深植根于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之中，且已上升到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的意义层面从而形成一种艺术范式。“空白说”这一艺术范式，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基础，且内涵多元化，如：无、空、虚及留白等各种概念，均是这一艺术范式的明确体现。横向看，这一艺术范式可适用于中国古典美学很多领域；纵向看，这一艺术范式在中国古典美学整个历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体现。

在中国古典美学之中，“空白”概念最初指纸张上下左右的留白。中国传统书法中有“计白当黑”之说，清代邓石如称：“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凡作书，既要注意黑的部分――字形笔画的密（实）处，也要注意到字画间及行间之白的疏（虚）处。黑处要精心结撰，而白处――字里行间的布置也须措置得宜，使疏密有致，两者相映生辉。“空白”概念可体现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之中，戏剧中，在舞台上面三五步行千里，五六人行千军万马，著名戏剧家梅兰芳也曾说“演少不是戏，演多不是艺”；绘画中，空白创造无限意蕴的美感，如朱耷作品中的一条鱼就能让观众看到在水中自由自在游行的鱼儿们；谈话中“沉默是金”、“此时无声胜有声”；影视中的时空的割裂亦是空白的w现方式，正如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学作品中，语言的表达、文章的结构和小说情节等等元素中的省略和不完整表达均能传达空白的无限内涵，给读者无限的审美空间。正如刘熙载曾说“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

道家老庄哲学的宇宙观思想为空白说这一艺术范式提供了丰厚的哲学基础。老子在《道德经》 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无”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不是意义上的不存在或没有，同时也是不能被忽略的。它主要是无具体形式的物质或状态。万物之道不在于“有”而在于“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强调虚实结合，有无相依，正因为既有“有”的一面，又有“无”的一面，才能构成完整的世界，天地万物才能生生不息。艺术中“实境”描写和意境的追求恰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虚实结合，有无相生。

总之，“空白”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一个潜在的审美范畴和艺术范式，可用于绘画、诗歌、小说、戏剧、书法、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 旨在发掘抽象的、寥廓含蓄的意蕴。

二、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说”范式

波兰的现象学家罗曼・英伽登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空白”概念，在其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中提出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式化纲要结构，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定和对空白的填补实现了作品的现实化。伊瑟尔（Iser）在其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和The Implied Reader中均分析了“召唤结构”的魅力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这一“召唤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说”一样是一种艺术范式，主要应用于文本阅读和读者接受过程中。这一召唤结构可体现为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的断裂与留白，也可体现为文学作品中叙事画面的不连贯而形成的断裂，这些均是文学作品对读者阅读时的情感强调或理解。这些作品中的“空白”、“断裂”和“空缺”都是文学作品中的召唤结构。

“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由文学作品内容的不确定与断裂及留白而形成的“召唤结构”，使得作者在阅读过程中把自己对世界体验和认知与作品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作品解读，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使具体的文学作品生成无限意义上面的解读。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面的空白能够激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想象力，增强了读者对作品的审美体验。一般说来，一部文学作品的不确定点或断裂或空白处越多，越能激发读者的想象进而对作品进行意义上的再创造。这一召唤结构的艺术范式也就在作品阅读中不断地形成和实现。

随着“空白”概念的成熟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古典美学的空白艺术范式重在内容和意境，而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艺术范式侧重于形式，均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不足，结合二者研究其现代空白艺术范式，达到跨学科地解读“空白”的具体内涵及其范式转型意义。

三、“空白说”现代范式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艺术范式在多种艺术形式中均有体现，如书法、绘画、诗歌、小说、电影等，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上，审美范畴的“空白说”是一种抽象的、无限的艺术韵味，正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而在西方文论中，“空白”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伊瑟尔在《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谈论了“空白”概念。但是，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艺术范式只是简单的具体的概念，即一些不连贯的“空缺”、“未定点”等。二者的“空白说”均不全面：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说”过于抽象，缺乏具体阐释，西方文论中的“空白”则过于具体，缺乏蕴含的无限韵味。随着中西文化和理论的融合，对“空白说”这一艺术范式的全面系统的理解成为一种趋势，且对跨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结合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艺术范式，并以抽象、无限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说”观照具体、有限的西方文论中的“空白”，从而得出既有具体含义又有无限韵味的“空白说”的现代艺术范式。在艺术作品创作和审美过程中，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三大要素至关重要。在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学者关注的要素不尽相同，从“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发展不难看出，学者大多是仅仅重视其中一个要素而忽略了其他两个要素，这样不免容易陷入极端理解。一位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提出文学活动中的四大要素：宇宙、创作者、作品和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这些要素间的平衡。本文以这一观点中的文学活动中的宇宙、创作者、作品和接受者四元素为切入点，把中国古典美学中“空白”的抽象、无限意蕴融合于具体的、有限的西方文论中的“空白”概念，达到具体与抽象的结合、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进而研究其现代艺术范式及其转型意义。

这四大元素是一个整体，“空白”对四大元素的平衡关系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创作者的化虚为实、作品的以实生虚和接受者的虚实结合，统一体现了“空白”理论在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这一完整活动的作用与内涵，最终达到无限的“空纳万境”之境界，并融入浩瀚的宇宙。反过来，宇宙影响创作者，开始创作者的化虚为实、作品的以实生虚和接受者的虚实结合，如此循环下去，形成开放的、无限的、永恒的“空白说”，达到具体与抽象的结合、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形成开放的无限意义的现代艺术范式，其转型意义在文学作品创作和赏析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化虚为实的创作行为会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作者告知读者所有内容，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仅仅是吸收而无参与，久而久之，便觉乏味。而“空白”能蚴沟枚琳吆妥髡咭约白髌酚懈好的互动，由此很多留有空白的作品深受大家喜爱，如艾略特的《荒原》、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等。其次，在阅读过程中，作品的以实生虚使得作品中的“空白”激发读者的阅读参与性。一方面，空白使得作品内容之间更加连续并具无限遐想空间；另一方面，空白能够促进作品、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个作品理解不同，就在于作品中空白的存在。最后，读者以自己对作品虚实结合的理解把作品内容间的空白联系起来，空白在作品的审美过程中也逐渐消失。从而拓展了读者的审美空间，正如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这一核心理念和效果与空白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异曲同工。

总之，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空白”艺术范式补充于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艺术范式，形成新的“空白说”现代范式，这一新的“空白说”艺术范式适用于各种艺术形式，并可实际用于解读各种艺术作品，尤其为英美文学作品研究开辟独特视角，能够给读者留有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空间，在审美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参与，从而拓展了读者的审美体验，并加深读者与作者及作品之间的关系。反过来，亦能反作用于艺术创作之中，对文艺实践予以能动的启发。

四、结论

随着中西理论的相互融合，藉中国古典美学或中国文化思想观照西方文论或英美文学等尝试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势。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空白”对西方文论中空白概念进行补充，体现了从古到今、从中到西的范式转型，这样对“空白”观进行了全面、具体分析，又为“空白”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开辟了新的视角。并把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与西方文论、英美文学及文化结合起来，使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成为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领域一种可行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李克和，张唯嘉.中西“空白”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J].2005（1）：100-106.

[2] 王瑞.宗白华美学范式的独特性及其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

[3]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古典概型论文篇（6）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古典概型论文篇（7）

一、理论范式的由来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

二、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理论范式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三、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方式的理论范式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场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四、对经济活动统一解释的理论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场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做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场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场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场和市场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场和市场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场和市场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著．范式的本质．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

［2］孙冶方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85．

［3］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古典概型论文篇（8）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进程，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生活中的数学无处不在。数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概率论，在众多领域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如英国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杰文斯所说：概率论是“生活真正的领路人，如果没有对概率的某种估计，我们就寸步难行，无所作为”。

概率论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概率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1.古典概率的应用

古典概率是概率里最早的一种最简单的概率模型，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概率。许多实际问题都可以将其转化为古典概率加以解决。

例1：在斯诺克台球比赛中，我国运动员丁俊晖与国外运动员奥沙利文相遇，根据实际排名和以往的战绩统计，每赛一局丁俊晖胜的概率为0.45，奥沙利文胜的概率为0.55。若比赛既可采用三局两胜制，也可以采用五局三胜制，问采用哪种赛制对丁俊晖更有利?

具体分析如下：

（1）采用三局两胜制：设A 表示丁俊晖胜前两局，A 表示前两局中二人各胜一局，第三局丁俊晖胜，A表示丁俊晖胜，则A=A ∪A ，而P（A ）=0.45 =0.2025，P（A ）=（0.45 ×0.55）×2=0.22275。

由于A 与A 互斥，由加法公式得

P（A）=P（A ∪A ）=P（A ）+P（A ）=0.2025+0.22275=0.42525

（2）采用五局三胜制：设B表示丁俊晖胜，B 表示前三局丁俊晖胜，B 表示前三局中丁俊晖胜两局，奥沙利文胜一局，第四局丁俊晖胜，B 表示前四局两人各胜两局，第五局丁俊晖胜，则B=B ∪B ∪B ，而P（B ）=0.45 =0.091125，

P（B ）=C0.45 ×0.55×0.45=0.150356，

P（B ）=C0.45 ×0.55 ×0.45=0.165392，

所以P（B）=P（B ∪B ∪B ）=P（B ）+P（B ）+P（B ）

=0.091125+0.150356+0.165392=0.4069

由于P（B）＜P（A），故采用三局两胜制对丁俊晖有利，但从公平性而言，因丁俊晖胜的概率为0.45，奥沙利文胜的概率为0.55，所以“五局三胜制”更公平、更合理。在实际比赛中，采用的是十九局十局胜制，更为公平、合理，结果是丁俊晖输了（斯诺克大师赛中的比赛结果），如果采用三局两胜制，丁俊晖就有可能战胜奥沙利文。

类似的利用古典概率求解的案例有许多，比如、产品抽样检查等。利用古典概率求解实际问题时并不都是这么容易的，而许多古典概率的计算相当困难而富有技巧，计算的要点是给定样本点，并计算它的总数，再计算有利场合的数目。

2.全概率公式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全概率公式是概率论中一个重要的公式，在实际中同样有广泛的应用。先引进定义：设B ，B ，…B 为样本空间Ω的一个划分，即B ，B ，…B 互不相容，且 B =Ω，P（B ）＞0，i=1，2，…n，则对任一事件A有P（A）= P（B ）P（A/B ）。

例2：假设100张奖券中有3张是中奖券，现有10人依次抽取，每人抽一张，那么第一位抽奖者是否比第二位抽奖者中奖的几率更大一些呢?

分析：设A表示第一位抽奖者是中奖者，B表示第二位抽奖者中奖，依全概率公式得P（A）=C/C=3/100，

P（B）=P（A）P（B/A）+P（ ）P（B/ ）= × + × = ，

因此第一位抽奖者与第二位抽奖者中奖的几率一样大。事实上，所有抽奖的人中奖的几率都相等，这说明能否中奖与抽奖次序无关，因此抽奖是公平的。

类似的利用全概率公式求解的案例有许多，比如工厂有多条流水线，求故障发生概率就是利用全概率公式求解，或者已知故障发生概率，追究不同流水线应承担的责任，利用的是全概率公式的反向――贝叶斯公式。在利用全概率公式求解实际问题中，关键是对问题的合理划分，考虑所有可能导致问题发生的情况。

3.数学期望在求解最大利润问题中的应用

如何获取最大利润不但成为商界追求的目标，同时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许多数学模型也从概率角度利用期望求解最大利润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下面就是一道应用期望探讨利润的问题：

设某产品每周需求量Q取1，2，3，4，5为值，是等可能的。生产每件产品的成本为C =3元，每件产品的售价为C =9元；设售出的产品以每件C =1元的费用存入仓库。问生产者每周生产多少件产品能使所期望的利润最大？

此问题的解决先是建立利润与销售量的函数，然后求利润的期望，即求关于销量P的函数的期望得到关于生产量H的函数，再求函数的导数，根据原函数和导函数的关系，以及极值与导数的性质得出结果。

此外，期望的思想用于某项活动中，可以减少工作量，保险、股票等风险投资都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运用数学期望这一随机变量的总体特征来预计收益或决策投资比较客观。

参考文献：

［1］李贤平.概率论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赵秀恒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河北教育出版社.

古典概型论文篇（9）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 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 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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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古典概型论文篇（10）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文字的演化和沿革研究，还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华夏文明文字和现代概念意义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字结构和释意中的哲学内涵和意义，阐发和描述文字的概念与逻辑属性。本文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和探讨，来揭示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所形成的典藉文献在释意和解读、评价和鉴别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操作的配置和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中，本文还通过比较华夏文明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和以古希腊哲学为传统特征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摸索两者在基本问题界定和研究取向（方法论）上的差异，并寻求对二者进行衔接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书 文字 哲学 对象 概念 逻辑

从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视角来考察，“书”是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知识和精神积淀的载体。从文明延续和文明继承的角度考察，对传统典籍文献的解读和阐发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明的演化、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但是在文明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表述知识和精神积淀载体的文字结构和语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造成了传统典籍文献解读和阐发的歧义，因此文字字型结构及其语义的还原、回复和澄清，对于传统文献的解读、阐发和文明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书”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关系为例，阐述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过程，进行范例性的说明。 一、“书”的现代释意 在现代通行的初级文字工具书《新华字典》中，给“书”作出的解释是：（1）、成本的著作。⑵、 信，家书，书札。⑶、文件，证明书，申请书。（4）、 写字，书法 [1]。在这些释义中，[1][2][3]中的释意可归为文字书写的特定载体，并和一定的思想和目的表达有关；其中⑷的释意表示书写的行为及书写的字体。 在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书的的释意比较复杂，已经涉及到文字的演化史和部分“书”字的文字释意及释意演化的过程，如“书”字的字形结构演化部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书”字的字形）[2]。 《汉语大词典》中给出的“书”的释意，从许慎的《说文解字》破题，给出的释意依次是：⑴书写、记载。《广雅·释文》：“书，记也。” ⑵书藉、装订成册的著作。《正字通·曰部》 ：“书，凡载藉谓之书。” ，清《说文句读·聿部》：“自《易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始为典藉之通称。”[3]特指历书、占书、刑书。《书·金滕》：“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孔传：“开籥见占兆书。”，《汉书·刑法志》：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颜师古注：“取证于刑书。”。⑷《尚书》简称。⑸文字。清王筠《说文句读·聿部》：“书，书写其本意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⑹字体、字形。《隋书·阎毗传》：“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⑺指六书。即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⑻书法。⑼簿牒文件等。《周礼·天官·冢宰》：“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郑玄注：“司书，主计会之簿也。”。⑽书信。⑾古代帝王的诏书或臣下的奏记。⑿文体名。⒀某些曲艺的通称。如说书、书场。⒁姓[3]。 从以上《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给出的“书”的释意可以看出，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的“书”的释意，包括了初级工具书《新华字典》中的内容，并且《汉语大词典》中对“书”字的释意从《说文解字》破题，已经涉及到了文字“书”的字形结构和释意的演化和沿革史。 二、“书”字结构的演化 现代称之为汉字的文字，在起源上源自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4]”的路径设定，文字的结构和字形的确定也以此为基础，推衍相因，因此形成了文字的字型结构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哲学基础的关联，创造了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其构造理论的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在这一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构造及其取意，都有其内在的取象、会意和沿革史。本文将要展开分析的“书”字的字型结构，也在这一范式之内。 现代通行的“书”字的写法（限中国大陆），是繁体“書”字的简化字。“書”作为“书”的繁体字，定形于汉，是秦小篆“” 从“聿” 从“者”的省改[5]。从此次省改至建国后文字改革的两千余年间，“書”字的字型结构（正体）都没有变化。 如果再向前追索，在现代可解读的甲骨文献中，还没有看到与汉隶“書”字的字型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字。但甲骨文字中有“肀”和“■”两个字形[6]，在文字的字源上这两个字形演化、衍生出了“聿”部首结构的汉语言的文字[7]。在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型结构里，这两个字的字型为手（■）里拿了一个树条(“■”、“■”，树条初始的取意相当于现代概念意义的“笔”)，去写或画想要表达的对象[8]。 周之代商，始见字型结构与“書”的字型结构有直接缘起关系的字[9]。许慎作《说文解字》解“書”字的字型结构“从聿，者声。”[10]。在许慎的这一字型结构解析中，甲骨文字字型结构的“肀”和“”已经演化成为周秦文字的“聿”。而“書”字周秦构字字型的“者声”形成的形声兼会意字“■”，已经有异于现代概念意义的“书”的解析。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过程中，秦汉之际的文字隶化，“■”省改作“書”，作为现代简化字“书”的源起文字结构，已经从周秦文字的“从聿，从者”隶化为“从聿，从日”。在这一演化、沿革过程中，简化字“书”字的概念内涵，一方面在字意上与甲骨文字“肀”和“■”仍具有渐次相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字意渐次扩展的过程。

三、“书”的字型结构与“书”字释意的关系 文字的字型结构与其取象、取意具有内在的关系。“书”（書）字的字型结构及概念内涵和释意演化沿革，涵盖在整个“书”字取象的演化沿革史中。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史中，“書”的字型结构源自甲骨文字“肀”和“■”，从而形成了现代释意中与书写的动作、书写的行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风格等相关的字意。如《新华字典》中“书”字的释意⑷、《汉语大词典》中“书”字的释意⑴、⑸、⑹、⑻。 甲骨文字“肀”与“■”在周秦之际演化为“聿”，是“书”（ 書）字字型结构沿革及字意转化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书”（書）字字意的扩展。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聿”字的释意是：“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从，一声。”[11]许慎的这一释意——“所以书也”，从字型结构及释意的渊源两方面对“聿”字进行了考察，认定“聿”字仍是延续了甲骨文字“肀”、“■”的字意（从手里拿着笔书写取意）。在文字的沿革中，甲骨文字“”和许慎释作形声内涵的“一”结合，形成的形声兼会意的“聿”的转换，这一转换完成了书写动作的“”与源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哲学理念的“一”的衔接[12]。于是“肀”、“■”字意的“写”与“画”的动作，在转换成“聿”的字形结构后，有了“一”（道）的约束和制约[13]，从而在字意上限定了“肀”、“■”的取意。在传统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对象的取象演化、发展路径下，“聿”为有意义的书写，而不是胡乱地涂鸦。由此相应形成了《说文解字》中的“聿”部。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書”字：“箸也。从聿，者声。”[14]许慎这一“書”字的释意“从聿”，已经认定了“書”和“聿”之间的渊源关系。至于“書”字结构中另一个形声兼会意的部分“者”，在“書”字结构中的意义则为其后的历代学者所忽视[15]，并造成了“書”字的歧义和相关语义的缺失。 “者”，许慎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中释作：“者，别事词也。” [16]许慎的这一释义在传统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考察对象的演化、发展路径下，“者”是一个具有特定与以内涵的文字结构。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方法论范式下，“者”的释意——“别事词”，是针对观察、思考的对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象”和“现象”而言的。在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中，考察和分析的“物象”和“现象”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取向下，是在特定气候（日月变换、雷电、湿度、温度）、物候（地形、地貌、土质）约束条件下，生态演化分布和生态均衡等自然因素和人类社会种群及内部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军事、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作为特定的“书”的记述、表述、思考、归纳、推衍的对象，因为涉及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众多的“物象”和“现象”领域，记述和描述起来自然是千头万绪，难以入手，从而使内涵有限的甲骨文字“肀”和“■”产生了记述和描述的困难，对考察对象（物象、现象）的事情、事理、事道的整理也产生了障碍，从而不能在概念上完整地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 在探索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考察的对象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方能对其进行记述和描述。所以在周秦之际，在完成了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形向“聿”转化后，加“别事词”的“者”，来进一步明确甲骨文字“肀”、“■”的动作行为和结果。 至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書”字的释意“箸也”，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聿”——书写过程的“别事”（者），象吃饭的筷子（饭）在盛饭的容器（豆、鼎、罐等）中夹取食物一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从纷繁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以便于记述、描述的形象过程。 这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分离出来，进行“一”（道）的记述和描述，就衍生出了《汉语大词典》“书”（書）字释意中的⑵（将考察对象记述于某种载体）、⑶（日月、季节、气候、物候的变化、卜筮 、制度）、⑷（治国的方略、策略）、⑺（造字的规则和原则）、⑼（社会运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⑾（治国的政令和建议措施）。 至于“书”（書）释意中的文体名，则保留了“書”字结构中“从聿，者声”会意构字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描述与表达，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律书》、《平准书》等。 “书”（書）字释意中的“书信”条，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范围扩展到记述和描述者自身对于人和事及其情感的表达，“书”（書）的动作行为已是表达者对于人和事的态度与情感的记述和描述了。 《汉语大词典》“书”（書）的释意中的⒀、⒁在缘起上与“書”的字形结构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做考察。

四、“书”字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界定文字的概念：“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7]这一文字概念的界定表明，文字的产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过程，并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应用于具体的物象和现象的界定及其考察与分析。这样就形成了华夏文明相关概念内 涵的唯物论性质和方法论问题。这一唯物论性质，来源于对“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对象的考察与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研究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这一分离和界定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下，是具体的客观条件约束下演化、衍生的问题——宏观的日月星辰与气候变化和微观的地形、地貌、物候的变化，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这些变化决定了社会问题的人与事的联系和关系。在这一逻辑关系的范式下，华夏文明天人一体的唯物论哲学也就产生了。 华夏文明这一唯物论哲学与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包括同属于西方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的属性上有不同的探讨角度。从西方哲学演化、发展的路径考察，古希腊哲学在其产生时就探讨了唯物论属性，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3）引述：“在第一批作哲学思考的人中，大多数人只把质料之类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arkhe），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之后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和本源。”[18]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在源头上把“万物的本源”归为“质料”，并且将考察、分析对象的“现象”和“物象”归结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从而形成了西方哲学内在的考察对象的界定（“書”字结构中的“者”）和探索过程及其目的“一”（华夏文明的“一”，西方哲学的“逻各斯”）的语言描述。 古希腊哲学沿着这一源头演化、发展，产生了“本体”、“逻各斯”和“实证”等方法论问题及对相应概念与逻辑的探讨。从而规定和制约了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的演化、发展方向和理路。 在本文的主旨下，笔者尝试对华夏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比较，其目的在于澄清随着秦汉间文字隶化而产生的相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缺失与歧义。此外，随着近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及其现代西方相关知识的普及，做此比较有助于现代人对华夏传统文明精髓的相关问题的理解。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在哲学范畴的唯物论这一框架下，在具体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华夏文明和具有古希腊哲学特征的西方文明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华夏民族的先民而言，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界定源自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与“现象”认识，从考察和分析对象中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间探寻、求索其“别”，来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和其存在的状态环境（自然和社会中的“物象”、现象）的分离和界定（者）。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演化、发展的西方哲学，则是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首先界定在其微观结构的“元素”和“本质”上，假定一个“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的“一”，然后利用相应的方法论去探索、求证所假定的“一”的存在，并在具体的探索、求证过程中去衔接所假定的“一” （元素、本质）的“别”与自然和社会“物象”与“现象”的关系（方法论范式的实证），探寻其“逻各斯”。 这样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内涵意义上，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路径差异，并体现在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和特征中，成为文明属性差异中的本质问题。在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中，由于“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上考察和分析对象——“物象”和“现象”界定的取向不同（宏观、微观及视角），在概念界定“别”的实现上也就存在了差异，并产生了相应的考察、分析对象——“事”探讨介入角度的差异，及其相应的方法论选择的差异。 这两个以不同哲学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哲学内涵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一”（道或逻各斯）内涵的表述上。就西方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而言，在研究对象的考察、分析过程中，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表达应用的是拼音词汇，词汇的字母及其由字母拼写构成的单词都脱离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的词汇表达，在词义上还需要其他的说明和表述性的词汇给出说明与解释，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和研究范式上的研究对象“别事”（者）内涵的概念，并构成其哲学范畴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由于在研究对象的“别事”（者）的界定上，其概念内涵总是和自然与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间及其内部具有某种包含和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从而出现了所界定概念间的关系与联系，并因此构成了概念间的逻辑问题，形成其哲学内涵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上，由于其源头上与相应的记录符号系统——文字，具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同源性，其指事、象形的“文”，具有表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描述的概念属性。而形声、会意的“字”，其文字结构的搭配及取意的推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属性。如前文分析中的“聿”、“書”，以及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音”、“正”[19]等字。 这样，西学东渐哲学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述的差异也就体现了出来。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中看不出考察对象的特征和属性，所以需要约定俗成的相关词汇来表述、解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与属性，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基本要素的概念。同时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总是处于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和“现象”的环境和环境约束中，涉及到了相关概念界定和概念间的关系演绎，从而衍生出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要素——逻辑问题。前文提到的这一相关问题，这里是其注脚。 而对于华夏传统文明而言，由于其文字本身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所以在方法论范式上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从而形成了华夏传统文明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式上的缺失。这一缺失构成了现代中西文明比较与衔接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演化和沿革史中，这一问题其实是自春秋战国以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春秋战国纷乱，文字的字形结构失去统一。秦汉间文字产生隶变，更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文献典藉被破坏（文学，《诗》、《书》、百家语），致使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了[20]。这一丧失形成了后世对古典文献的歧义和曲解。这一歧异和曲解产生了汉时的所谓“古文”（以孔宅壁中书为代表的六经春秋文字）和“今文”（以汉隶传记的部分经典典藉文字）之争。在这一背景下，许慎作《说文解字》，希望澄清这一相关问题。无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文字的结构和释意的缘起叙述简略。在其后二千年的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后人没有再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路子，整理和修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未竟的工作，而是仅从许慎《说文解字》的释意中再去阐发其释意，以致于文字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及其相应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再也无从寻觅。这一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遗憾，造成了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缺失，以及相应的哲学内涵的无从恢复和还原等问题，这应当是后人的遗憾。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创造的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其文字的字形结构与取意具有内在的联系。仅就本文探讨和分析的“书”（書）[21]字而言，从甲骨文的“肀” 和“”、周秦的“”到汉隶的“書”，都对现代应用的“书”字的概念和释意构成了影响（字意的限定和扩展）。因此，对文字的字形结构和演化、沿革史的研究，整理和比较文字释意的演化、发展历程，对于正确解读和阐发华夏文明的传统精意，准确、完整地解读和诠释华夏文明经典典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但关联影响到文字结构和释意演化、发展的历程，而且关联影响到对相应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藉文献的解读和诠释。战国以降，对前人文献的曲解和歧意，其根源大都在此处。 一个文明在其演化、发展和沿革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典藉，包含了该文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和“现象”观察、思考形成的经验、认识和精神思想的优秀成果，是一个文明演化、发展的基础和精神食粮。国外的宗教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方法论范式，对传统典藉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操作的借鉴继承，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世代相因的宗教教义和自然法）。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历史演化和沿革中，历代对于古典文献研究的重视和经典典藉在社会实践中地位与社会意义的认定，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华夏文明传统的众多领域中的问题和西学东渐的相关内容已经有了百余年的交融。在这一趋势中，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国策。这就给现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评价、鉴别自身的文明传统，比较、鉴别、借鉴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社会政策实践操作中给予有效的配置。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国策问题了。 本文尝试从“书”字的文字演化、沿革立论，并应用文字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文明演化和古典文献正确解读和归结的角度。笔者的这一探讨和尝试，或许是还原华夏文明的哲学基本问题、 正确解读古典文献以及比较与衔接中西文明的一个思路和方法，现在将其整理出来，以期与同道者交流。

注 释 [1]《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455。 [2]《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 1509。 [3]《汉语大词典》P1509-P1510。这些“书”字条目下的释意，本文在引用时有删节。在下文有关“书”字的文字结构演化和沿革史的分析、考证中，限于篇幅，对其相应的释意演化、沿革中出现的歧意和曲解，本文在行文中不作评论，如汉郑玄、清王筠、颜师古等。 [4] 汤可敬撰 许慎原著《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 1997年7月第一版 P2164。 [5] 其考证见下文。 [6]《汉语大词典》 P2166。 [7] 参阅《说文解字·聿部》。 [8] 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考证，“聿”为：“此手持笔形，乃象形，非形声。”转引证于《汉语大字典》P1509。倪永宏在《汉字部首详解》中，将“ 肀”、“■”和“聿”放在一起。释“肀”为笔，释“■”为开叉的笔。倪永宏著《汉字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P76-77。 [9]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第一版 P608-P609。 [10]《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1]《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2]类似的典型例子还有“音”字，参阅《说文解字今释》 P368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解字今释》 P10 ，对“一”的哲学内涵阐发比较完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参阅老子著《道德经》。 [13] 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中，造字起源字型结构中的“一”和哲学范畴的“道”关联，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文字体系，如《说文解字》中的“一”部、“聿”部、“正”部等。 [14]《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5]参阅《说文解字今释》P422，《汉语大词典》P3166。 [16]《说文解字今释》P482。 [17]《说文解字今释》 P2156。 [18]苗田力主编《希腊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P21。 [19] “正”《说文解字》释为：“正，是也。从止，一以上。”《说文解字今释》P239。与甲骨文对比考察，在这一释意中，“止”是脚的一个变体，表示站立和行为动作的工具，“一”是具有华夏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见注[12]。 [20]参阅《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今释》P2170- P2172。 在同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字的释意脱离字形结构，在文字的释意是用别的文字注释所考察的文字释意如《尔雅》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应具历史上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21]现代应用的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源于汉隶“書”的简化，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其具体的文字概念和释意意义。但汉隶“書”在字形结构上的“从聿，从日”，仍具有使用记载工具（肀）将考察和分析对象演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和传统文明的“道”（现代常用的西方哲学内涵的规律）记录明白，象在日光下看东西一样清楚的会意，并将“書”的字形结构演化、沿革中的释意继承了下来，赋予了简化字的“书”。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汤可敬撰 许慎原著《说文解字今释》 岳麓书社 1997年·长沙 《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汉语大词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 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何琳仪著《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8年9月版 苗田力主编《希腊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岳麓书社 1988年·长沙 胡奇元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上海 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1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张立文主编《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 东方出版社 1996年·北京 [西汉]董仲舒著 苏兴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年·北京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1963年·北京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7年·上海 王风阳著《汉字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 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尹黎云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北京 [德]海德格尔著 《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北京 [附注] 本文是笔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相关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了华夏文明的古文字具有古希腊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并利用这一属性进行了华夏文明经典典籍文献的解读，以及华夏文明哲学相关问题的历史复原。在该书中笔者阐述了华夏文明在中西文明交融和文明传统需要进行重新评价时期，相关问题展开的方法与视角，并延伸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分析和演绎中。但是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中，限于该书的逻辑体系，本文涉及的相关问题仍没有进一步展开，在此文的分析中结合書字结构的解析展开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交代。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古典概型论文篇（11）

相比与传统古典建筑框架结构来说，现代的新古典主义更加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主要表现的主义风格特质为庄重、高压以及尊贵等艺术气质，彻底摒弃了传统古典建筑中追求华丽奢侈的设计理念，促使建筑作品更加真实、简单，从而拉近人与建筑物质之间的互动关联，从而促进新古典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就对新古典主义风格在世界艺术中的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

1 新古典主义的概念

新古典主义要是以体现真实、尊重自然为宗旨的艺术形式，能够以往早期的古典作品进行创新性设计，在保留原有美学概念的前提下，达到更加完美的艺术观赏效果。

2 新古典主义的特色

新古典主义是一个单独的流派名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建筑装饰设计，得到了了十分广泛应用。

新古典主义不仅具备了庄重、高雅的气息，其也是一个时代特性鲜明的设计形式，可以说，这种设计手法的主要灵感来源是古典主义的精华。因此，设计人员必须清楚认识到一点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模仿，而是通过吸传统古典设计中的优秀经验，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对其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这也是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基本体现。

一般来讲，新古典主义最明显的特色就是能够将一些复杂的装饰设计变得更加简练、别致，尽可能在硬性线条部分，配置一些软性的装饰品，通过将不同古典主义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以此来提高室内观赏效果，促使建筑作品整体看起来更加具有复古的艺术气息，从而为人们营造一个和谐、安静的生活氛围。

3 新古典注意在装饰上的风格

就目前新古典主义设计现来看，其主要的设计风格是采用了空间分隔的设计方法，普遍采用了大量的罗马柱来对整个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先是从简单到复杂，再由局部到整体，对每一处的花纹进行了精心的雕琢。与此同时，通过搭配一些古朴、简约的家具，加入大量具有西方特色的装饰品，以此来凸显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优雅与磅礴大气。

可以说，新古典主义设计理念的出现，在国内外的设计领域中，受到了十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这种设计风格彻底打破了传统古典框架结构的限制，更多的是展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风格，用简单的设计手法来重点突出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激情，婉约中而不失厚重。除此之外，在保证细节精致的前提下，还需要着重考虑其实际的使用性能，而在所有的设计元素中，家具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造型设计质量的好坏对于室内整体的观赏效果有着直接性的影响。目前，在我国一些古典装饰风格的设计中，设计人员也越来越青睐独特、稳重、具有古典气息的红木家具，在对饰品的选择上，主要采用了水晶、手绘装饰画等作为点睛之笔。

餐厅内的精致无处不在，从舒适别致的餐椅，到餐桌上的水晶花瓶、风情高脚杯，再到壁画、窗帘，每一样都是精选。即便角落中简单摆放的体闲椅也很考究，颇具艺术感的花瓶、生机盎然的盆栽、充满现代感的地灯相映成趣。

简约造型的深色家具是新古典主义家居的主调，饰品的选择则极尽精致考究，从水晶球到手绘建筑风景，奢贵之感绝非一蹦而就新古典主义打破古典框架，突出浓重的现代风格，简约而充满激情，清新而不失厚重，在追求细节精致的同时，突出简约舒适的实用功能，以及华美的古典精髓。在这些流行元素中，家具的创意造型仍是精髓所在，在中式古典装饰风格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精美、独特、敦厚、稳重的红木家具。

4 新古典主义在现代世界艺术中的价值

新古典主义产生于后工业时代，在人们开始对紧张、烦躁的城市生活感到迷惘、厌倦的时候，融合了古典建筑元素、同时大量使用新建筑工艺和材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其亲切、自然、宁静而又大气的风格自然受到欢迎。古典主义建筑思潮源远流长，建筑领域的新古典主义也是频仍出现的思潮，人们甚至创造出新新古典主义之类的名称，以示不同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在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新古典主义建筑仍大量出现，即在现代主义建筑极盛时期，各国各地区形形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仍是不绝如缕。新古典主义是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并驾齐驱的一个流派。它是将古典建筑的比例关系与现代建筑的构件和材料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建筑形式。由于它既具有传统建筑之美感，又融汇现代科技之“灵性”，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因而在很多城市的高档住宅物业中被广泛采用。

新古典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吸纳了大量古典建筑的设计比例与色彩搭配方案，同时摒弃了传统欧式建筑中复杂的线条设计。而另一方面则是将古典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元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采用了更多简约、科技的设计手段，彻底改变了早期古典建筑作品冰冷的形象，真正赋予了建筑物生命力。其次，虽然不同类型的新古典建筑作品采用的设计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这种建筑物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依旧保留了早期历史中古典建筑的风格与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造的许多公共建筑也属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30年代的德国和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前苏联，也风行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北京的友谊宾馆、人民大会堂等，也可以算作中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例子。这类建筑风格强调古典建筑比例和符号，同时，大量采用建筑科技新手段，大跨度玻璃窗、新型面材的应用，使“新洋屋“在具备了古典建筑传统美感的同时，与时代同步。正象剪裁合体的“西装“，虽来自于“古“却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

结束语

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其实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览尽所有设计思想、所有设计风格，无外乎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而己。为业主设计适合现代人居住，功能性强并且风景优美的古典主义风格时，能否敏锐地把握客户需求实际上对设计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