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大全11篇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1）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2）

在他的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2003）中，高全喜就明确指出，哈耶克发表于1963年的《大卫·休谟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一文“通过论述休谟的‘一般且不变的正义规则’的思想，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正当行为规则’的内涵”（第12页），由此揭示了哈耶克思想与休谟政治哲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应当说，正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才促使高全喜在完成了哈耶克的思想旅程之后溯源直上，回到三百年前的休谟，因为在他看来，休谟“是以人的情感，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以同情和道德情操为基础，建立起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政治理论、一种市民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第3页），而这些理论无论是对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启发意义，例如，“在有关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上，有关自然正义与人为正义的划分上，特别是在有关法律规则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以及政治德性的塑造与培养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较与鉴别或多或少地吸收休谟思想的内在营养”（第5页）。阅读了高全喜的这部著作，我的强烈感觉是，无论是对当今的自由主义讨论，还是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休谟的政治哲学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章。

我说“休谟是无法绕过的”，意指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如今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乃至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从休谟那里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思想资源。只要翻阅一下西方哲学家关于正义规则、财产权问题以及自由问题的论述，我们就很容易读到休谟的思想。例如，哈耶克把正义规则即法律看作是那些在社会演进中发挥作用的习俗、传统、惯例以及国家法律制度，他的“正当行为规则”正是对休谟正义规则的现代演绎；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哈里斯（J. W. Harris）在《财产和正义》（1996）一书中明确地把休谟关于财产制度约定性的论述看作后来政治哲学家讨论财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样，萨维尼的历史法学也受到了休谟思想的深刻影响。通常认为，休谟对18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中的影响。但正如高全喜在书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别于古代家政学和现代经济学，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事务的分析具有着古典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的基础意义。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在休谟和斯密看来乃是有关社会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经验论的人性哲学和正义的规则与制度的前提之下才能进行。在这个方面休谟提供了一个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人性的和制度的考察方式。”（第146页）

“休谟是无法绕过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政治哲学并不是休谟人性论哲学的陪衬或辅助部分，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地说，是他把人性考察和分析的结果直接运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自然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休谟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本质以及制度建构有着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的一般人性论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更强的理论说服力。高全喜明确指出，“休谟的人性学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第3页）。他认为，“政治哲学是休谟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休谟哲学的核心内容。尽管传统的休谟思想研究把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视为中心内容，但休谟的人性论所揭示的哲学本性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人的社会政治本性，或人为正义的本性，因此，政治哲学可谓休谟《人性论》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论》，特别是第三卷‘道德学’构成了休谟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8-9页）

其实，说“休谟是无法绕过的”，表面上看是在强调休谟思想的重要性，实质上是在说明，休谟对人性的透彻分析以及他对道德善恶标准的界定，为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直接提供了论说话题，或者说，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正是从政治正义和社会良心的角度，解答着休谟提出的关于“是”与“应当”的著名难题。虽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康德，但康德思想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地是休谟哲学，因为“休谟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思想导致了康德两种理性的划分”（第24页），而“休谟难题并不单纯是一个道德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事实与规范的政治正义问题”（第25页）。在这种意义上，休谟就成为讨论当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时必须涉及的话题。更确切地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在思想上是康德的，但他们的问题却是休谟的。正如康德本人所言，没有休谟，就没有他的思想；同样，没有休谟，也就没有当今的自由主义哲学。

我们知道，在任何观念领域，思想可以是常新的，但问题却往往是永恒的，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是在对相同或相关的问题做出思想上的探索，试图给出各自不同的解答，虽然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可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或形式

。同时，问题的提出又往往伴随着不同方法的使用，方法和角度的改变也常常是提出不同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极为关键的。休谟问题的提出正是他充分利用了牛顿的科学解释方法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方法的结果。

牛顿方法的特点是追求解释活动中的简单经济，就是要用最少的解释概念去说明自然现象和事件。休谟用这种简单经济原则去解释人类如何形成关于事实和道德的判断时，就把这些判断与单一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尽量使用最少的心理活动成分，而不是赋予人类各种不同的感觉能力去说明每一种判断。由此，休谟根据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提出了关于人类德性和政治制度的假设。在这里，无论是简单经济原则，还是心理活动描述，都反映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基本立场，就是说，他的一切说明都应当是在经验上可以得到证实的，因而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也就具有了很强的说服力。休谟明确写道：“我们虽然必须努力将我们的实验推溯到底，并以最少的和最简单的原因来说明所有的结果，借以使我们的全部原则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超越经验，这一点仍然是确定的；凡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一下子就应该被认狂妄和虚幻，予以摒弃。”（《人性论》，引论，中译本，第9页）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3）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7.04.036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system of Marx's theory of students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task，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chool quality education， but also to promot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Seriously stud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serie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term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from it， and apply it 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to chan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learning interest is that cultural courses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for mor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so as to lay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rain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Key word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terms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和国内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代背景，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当下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或实践的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通过认真专研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下简称《系列重要讲话》），并从《系列重要讲话》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切实改进说教式的教学方法，用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此做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也是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因此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就是抓好了大学生这一时期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正在随之发生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也在逐渐的变化。首先，很多大学生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兴趣不高，加之教育者方法上的不当，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乏味。这就让学生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抽象空洞，和专业联系不大，毕业找工作用不上。其次，现在的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个人本位主义过强，以自我为中心，仅仅关注自身利益，加之来自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上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就业急功近利。最终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其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些负面的影响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积极性不高，兴趣不浓，接受起来更是显得被动。

2 《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

党的十以来，以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全面推进和贯彻党的十精神战略高度出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讲话中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如“中国梦”的提出，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的共同理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好；反腐败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老虎苍蝇一起打”等等，都是《系列重要讲话》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的具体体现。

3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就是把《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马克思中国化哲学用语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的基本要求，再者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社会职能并彰显其社会功能的需要。把“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大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用通俗易懂的，接地气的，学生容易接收的语言解答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社会生活遇到的问题。

4 《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系列重要讲话》中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入脑、入心”。《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则较教科书生动数倍的语言予以高度概括，并引发人们深入了解和思考，如：将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的奋斗目标，结合我党建党和新中国建国两个伟大历史时间点，创造出“两个一百年”这一哲学概念，继承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思想，同时与呼应“中国梦”。当人们看到这一概念，则禁不住要深入了解“两个一百年”具体深意。这一用法，与同志当初对国际形势“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判断及用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系列重要讲话》中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更加直接呈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系列重要讲话》中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所蕴含的内容，很多即是思政理论课要讲授的内容，如《打铁还需自身硬》中所说的“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教学中，即是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中对理想信念最直接且最简洁的表述，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第十二章“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论述中，“钙”这一说被直接运用到思想建党上；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颗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囊豢始就要扣好”（可简化为“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即是《基础》课第三章第一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关于人生观、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系列理论的概括性表述；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哲学用语，在《概论》课第十二章第四节“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反腐败斗争”中被直接引用，形象且准确地表达了我国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重拳反腐的决心；“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措施，该表述同样在《概论》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制度治党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之道”的论述中被引用，并进一步强调，制度治党不能“牛栏关猫”，深入提出制度建设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将制度“笼子”编密扎紧，而制度治党，则是落实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党内的率先实践；“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是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前四个短语分别表达了以为鉴、正视缺点和不足，勇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对有问题的进行教育或查处等方面的深刻含义，后一句话则是哲学上的方法论，借鉴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均可以非常形象地用到《概论》第十二章中“加强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篇章中的教学中来。

综上，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面对着95后，甚至于是00后的教育对象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体系构建，切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体系构建，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19日 03 版）

[2]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5月4日电）

[3] 白立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4] 孔朝霞.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困境与对策[J].新西部 理论版，2015（11）.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4）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system of Marx's theory of students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task，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chool quality education， but also to promot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Seriously stud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serie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term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from it， and apply it 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to chan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learning interest is that cultural courses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for mor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so as to lay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rain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Key word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terms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和国内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代背景，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当下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或实践的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通过认真专研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下简称《系列重要讲话》），并从《系列重要讲话》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切实改进说教式的教学方法，用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此做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也是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因此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就是抓好了大学生这一时期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正在随之发生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也在逐渐的变化。首先，很多大学生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兴趣不高，加之教育者方法上的不当，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乏味。这就让学生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抽象空洞，和专业联系不大，毕业找工作用不上。其次，现在的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个人本位主义过强，以自我为中心，仅仅关注自身利益，加之来自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上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就业急功近利。最终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其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些负面的影响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积极性不高，兴趣不浓，接受起来更是显得被动。

2 《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全面推进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战略高度出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讲话中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如“中国梦”的提出，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的共同理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好；反腐败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老虎苍蝇一起打”等等，都是《系列重要讲话》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的具体体现。

3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就是把《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马克思中国化哲学用语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的基本要求，再者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社会职能并彰显其社会功能的需要。把“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用语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大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用通俗易懂的，接地气的，学生容易接收的语言解答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社会生活遇到的问题。

4 《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用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5）

关键词：洞穴比喻 解释学方法 哲学与政治 紧张关系

一、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解释学家，他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上，被称为经典解释学。与当代哲学解释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不同，在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上，施特劳斯坚持认为，过去的思想家的意图远比传统所理解的更为复杂，我们不能用过分简单化的观念来对待作者的意图，应该贴近文本，“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

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主要包括了矛盾法则，紧贴文本，文学形式，整体和部分等，他通过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坚定的回到哲学的开端，他的解释学关心的是现实的问题，探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教育引导有潜质的人通过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他的解释学方法是在现代性立场上的回归，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洞穴比喻”的隐含意义

对文本细节的高度重视，是施特劳斯解释学的一贯主张，对于我们阅读和解释文本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细节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含的问题并有所思考。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始，提到了著名的洞穴比喻：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只能看到洞壁上的火光折射出的外界事物的影子，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锁链沿着火光的指引走出洞穴，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的事物，他慢慢适应阳光的照耀，先看阴影，再看事物本身，之后仰望天空，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最后“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真相了”。

囚徒走出洞穴的过程是灵魂的上升过程，这样的过程造就了哲学家，面对美好的理念世界，哲学家不想再回到洞穴那个黑暗的虚假世界中去。柏拉图认为我们人类就是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具体事物，却不知道它们不是真实的东西。哲学家离开洞穴认识到了“善”之后，柏拉图反复强调他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促使全体洞穴囚徒的灵魂的转向。而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强迫”，强迫哲学家做哲学王，从事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

认识到至善的哲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洞穴实现全体囚徒的灵魂转向呢？统治国家的生活是政治生活，认识理念世界的生活是哲学生活，在柏拉图看来，更善的是哲学生活，洞穴可以看作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而理念世界就是哲学世界，重返洞穴是洞穴比喻中的重要一步，可见哲人与洞穴或者说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运用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我们看到了洞穴比喻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那么哲学与政治是否有结合的可能性呢？二者的矛盾是否可以缓和呢？

三、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及其缓和

苏格拉底的悲剧很好的印证了哲学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冲突，哲学家理想中的哲学生活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存在着差距。这不仅关乎是否可追寻到哲学真理，如真理事实上不可知，而且也关乎真理是否可被大众接受，例如不可知的、怀疑的真理对于大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无法以哲学家的态度来理解。哲学家探寻真理的危险所在、政治家之所以重要、政治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揭示这一困境。

在阿里斯托芬看来，哲学破坏了政治生活，作为回应，柏拉图认为，哲学的确会渴望绝对，但政治生活不仅同样渴望绝对，并且导致这种渴望愈演愈烈，以至于政治强迫哲学服务于政治目的。哲学本来可以缓解人们对绝对的渴望，但政治却破坏了哲学的这种能力，甚至迫使哲学去加强这种渴望。

在《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说：“哲学家服务于其城邦，甚至服务于好城邦，不像其追求真理那样是处于自然倾向，处于爱情，而是处于强迫。”由此他分析只有哲学生活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远离了哲学生活而热衷政治，就会陷入洞穴的黑暗之中，这是哲学家难以接受的。因此只有强迫才能使他们重返洞穴，从事治理城邦的政治生活。

虽然哲学与政治存在冲突，但从柏拉图哲学的主题来看，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有其缓和的可能性。哲学家在城邦中处境艰难的根本原因是哲学家掌握的知识与城邦意见的对立。城邦生活的基础是道德、习俗、宗教等等，这些都是由意见构成的。哲学家改造城邦必然是用知识取代意见，这等于是摧毁城邦生活的基础。启蒙和解救限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乃是哲学家的公民义务。

施特劳斯在《哲学与法》中提出他著名的“第一洞穴”和“第二洞穴”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首先打破人为洞穴，摆脱所谓科学世界的束缚，回到前科学的政治世界中去，回到自然洞穴，进而才能够从洞穴内即“意见”世界走出来，运用知识的方法而非意见的方法去追寻真理。

哲学与政治冲突缓和的可能性，即突出政治哲学的作用，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推动哲学与政治冲突的解决以及二者相互融合。柏拉图认为存在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二者通过某种途径得以融合，这就需要哲学家拥有智慧的同时掌握政治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结合，这也是哲学王为何可以成为理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阐释了理念论思想，论证了“哲学王”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重新解读，它也揭示了哲学和政治存在的紧张关系及其缓和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兴凤.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J]，现代哲学，2004.3

[2]郑兴凤.施特劳斯解释学方法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5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6）

2005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以不同的哲学理论为基础而生成，了解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我们把握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有重要的意义。

一、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及其基本结构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规律，有自己的本质和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社会制度就是随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质上就是人们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换。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点而产生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指人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这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联系就是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基于这一构想发展的，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这就是对人际交流，促进社会关系的最好诠释。第二，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包含物质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是政治发展，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和谐社会的内容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含义，就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产良好的美好诠释。第三，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生产时间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因为矛盾的存在所以才能推动事物的前进发展，因此，生产实践中的矛盾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一般说来分为三大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中主要考虑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由此看来，我们国家实行的事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的背景下提出的，所以正是这一点的体现。政治结构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国家的出现与阶级斗争和社会职能的划分是分不开的。从和谐社会的构想来看，每一个要求理想的提出都显示着以人为本的特色，民主法治就是要扩大民主的权利，发扬民主的精神。201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城乡等比选举的选举制度改革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第三就是文化结构，文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具体反映，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文明的发展，在和谐社会的构想中提出充满活力就是对创新的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造力的发挥，发展提供了平台与支持，就是对文化发展的最大鼓励。

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和发展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联系与发展是辩证法的两个大的方面，联系和发展都是普遍存在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普遍联系的最好体现。首先，和谐社会的发展不能是独立的，必须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这些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互关联，这四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发展中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以政治民主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以文化发展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发展和谐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所以和谐社会理念的理出与外部其它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的内部各环节也是相互关系的。六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本身也是涵盖了各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内部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

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上升的过程，这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提出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表现。在党的十三大中就明确提出“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设想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推进社会的更好发展，提出了社会和谐的构想，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扩展到包含社会和谐的四位一体的发展中。这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管中途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与挫折，但是总体是前进的上升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表现。

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为哲学基础的理论

社会发展存在两大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矛盾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原则。矛盾的对立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对的，两者互为前提，互相渗透。比如说政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决定政治文化及其它方面，但是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反过来政治，文化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会推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正因为不同要素的相互矛盾，相互斗争才保证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面对矛盾的对立面，两者之间不是同归于尽的毁灭，而是相互促进的发展，这就是“和谐”的最大意义。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指导。

参考文献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7）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约公元前540―480），出生于伊奥尼亚的爱菲斯城，是古希腊早期著名的自然哲学家。他在探究世界本原的同时探讨了现实的城邦社会所应追求的价值原则，他关于正义的思想包含了早期政治哲学的萌芽。赫拉克利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他的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基础之上形成的。

一、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都致力于对世界本原的探究和思考。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就已经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是沿着米利都学派走下来的，提出了“火”本原和“逻各斯”学说。

（一）“火”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1],即构成世界的本原是永恒燃烧的火。他指出：“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他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2](p21)“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2]（p27）赫拉克利特将火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始基），但他所说的“火”并不仅仅是指单纯的物质实体，而且是构成事物的原质，是具有内在动力的永恒的活火，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他认为作为本原的“火”是火是永恒存在的 ，“火的永恒存在正在于它的生灭即燃烧和熄灭的永恒变换之中。”[3]另外，火还是自我生成的，他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火的运动和转化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的运动和转化不是毫无秩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即逻各斯。

（二）“逻各斯”学说

“逻各斯（logos）”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火是永远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则进行的，逻各斯就是万物也就是永恒的活火变动的一般规律。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万物的运动，无论是火的燃烧和熄灭以及万物的生成和相互转化，都是按照一定的逻各斯进行的；这种逻各斯主要就是一种尺度、大小、分寸，即数量上的比例关系”[4](p459)。这种尺度即是规律，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而是高度抽象的包含宇宙必然性的自然法则。

赫拉克利特所讲的逻各斯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依据，是宇宙共同的法则，是公共的、共同的，而不是那一个人或物所私有的。人要认识自然事物，就必须按照逻各斯行事。但是，他又认为，只有智慧才能认识逻各斯。他在《论自然》这部著作的一开头就提出关于“逻各斯”的思想，指出：“逻各斯虽然像我所说的那样常在，但人们在听到它以前，或是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却总是不能理解它。万物都是按照这个逻各斯产生的，虽然我已经按照事物的本性将它们加以区别，解释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而且人们也常遇到像我所说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但是他们却像从未遇到过它一样。至于另外一些人对他们醒来以后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是对他们梦中所做的事已经忘记了一样。”[4](p459)因此，他一再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它，遵循它去思想和行动。在这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不仅是对自然的本质和秩序思考的结果，而且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思考，亦即包含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伦理意义。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宇宙是由统一的普遍规律即“逻各斯”主宰的，它既统治着自然界，又统治着人类社会生活；既作为必然性驾驭着自然秩序，同时又作为“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一切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又必须遵循这个“逻各斯”，宇宙间的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只有遵循这个“逻各斯”，才能是智慧的，才能避恶趋善。他指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驾驭并贯穿一切的思想”。

二、政治哲学萌芽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早期自然哲学时期，所涉及的政治哲学萌芽思想主要是关于对政治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性东西的研究。自然正义一直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也是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是，城邦作为个人生活的载体，自然正义如何在城邦中显现就成了政治哲学家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一致认为，城邦正义应以自然正义为最高原则，正当的城邦秩序应按照自然正义的原则而建立。正是基于此，对自然正义的探讨便转向了城邦正义，而哲学思想也从对自然事物的探讨转向了对政治事物的探讨，赫拉克利特正是自然正义向城邦正义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作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他本身也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公民，所以他在探究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探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正义的理论。

（一）政治哲学萌芽思想的核心――正义理论

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主要谈到社会政治问题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战争，二是法律。

1.正义是事物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赫拉克利特认为，正义就是斗争。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关于正义就是斗争的思想。他不仅论述了对立面的统一，还提出了对立面斗争的思想。他一方面论述了对立面的斗争，认为正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使得万物得以产生。斗争不仅促使对立的双方相互转化，而且能够产生和谐，所以说斗争是万物之父，又是万物之王。正义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自然的必然性，是普遍存在的，“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万物都是由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4](p485)。他还通过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论述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相互依存关系。正义与非正义是一对矛盾共同体，正义正是通过非正义来显现自己的，“如果没有那些非正义的事情，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2](p27)。

赫拉克利特关于正义就是斗争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在面对希波战争和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问题上，赫拉克利特积极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和进步的夺权斗争。正是从这种政治立场出发，他认为斗争是绝对的，斗争是美是善，斗争产生一切，斗争创造一切。他指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因为它使一些人成为神，另一些人成为人；战争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因此，他认为战争是普遍的，一切都是通过战争产生的”[5](p30)但是，虽然赫拉克利特崇尚战争，认为正义就在于战争，但他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侵略战争和贵族奴隶主的夺权战争，而是指反侵略的进步的战争。他所讲的斗争更侧重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这种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必要的。

2.正义就是法律的统治

赫拉克利特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正义就在于服从法律的统治。他认为，现实的城邦都是由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独立阶层组成的，如富的和穷的、年轻的和年老的、弱得和强的、好的和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现实的城邦总是带有冲突的特征，那么如何使得对立的双方继续存在呢？如何使城邦在对立中保持稳定与和谐呢？赫拉克利特认为，要在富和穷、年轻和年老、强和弱、好和坏这样的对立阶层中得到一致，在不相同中产生相同，必须由法律来维持城邦的秩序。古希腊人早已从社会实践中懂得法律的重要性。每个城邦都要为自己制定法律，制定法律的人往往是有知识和经验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因此，希腊哲学家都很重视法律在城邦事务中的作用，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他认为，“人们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5](p32)。在当时的希腊，保卫自己的城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赫拉克利特要求人民要像保卫城邦一样来保卫法律，因为法律是人人共有的东西，一个城邦的人必须遵循这个城邦的法律。但同时他又指出，所有各城邦的法律都必须遵循共同的唯一神圣的法律，这个神圣的法律也即是逻各斯。他认为，遵循法律的统治就是正义，而逻各斯就是自然正义，因此法律必须遵循逻各斯而制定。

（二）正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表达

1.城邦正义

赫拉克利特认为，城邦正义是以自然正义为向度而建立的城邦正义和法律正义，是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追求。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正义是城邦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而这里所讲的正义就是指自然正义。因此，追寻自然正义的原则是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否合法合理，就在于它是否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正义就是斗争，就是法律的统治，服从正义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城邦必须依据法律来实施其统治。而法律因其来源不同可分为人间的法律和神圣的法律，两者具有不同的等级。人间的法律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神圣的法律即是逻各斯，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法则，亦可称为自然法。神圣的法律高于人间的法律。人间的法律只有符合并服从神圣的法律，才是符合正义的要求的。反之， 如果人间的法律不符合或者违背逻各斯的原则则是非正义的。“人间的法律是从神圣的法律散发出来的；社会是建立在他们之上的，没有这些法律就不会有正义；所以，国家要为它的法律而战，正像为它的城垣而战一样。他认为，这种服从自然正义的法律，无论对个别统治者或群众的意志，都是平等相待的，因而是正义的。”[4](p511)

赫拉克利特通过对人间的法律和神圣的法律的区分，为城邦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也为考察和审视现实城邦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准绳。他认为城邦应该按照合乎正义的原则建立并运行，一切不符合正义（logos）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对其进行修改使其合乎自然的法则。

2.公民个人正义

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讲，个人是城邦中的一部分，城邦中的公民应以服从和追求城邦正义为依归，城邦正义是公民的价值追求的取向。

（1）城邦中人的价值追求――城邦正义

赫拉克利特认为，个人作为城邦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应始终以城邦正义为价值追求，这表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

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问题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的政治哲学萌芽思想中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而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归根到底是城邦中生活的人的政治生活方式问题。城邦的居民严格地说是公民不仅在城邦的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在城邦中体现出自己的本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动物。不成其为某个城邦的公民不能被归结到人这个概念之中来，他们非神即兽。因此，关注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即是关注城邦中公民的政治生活方式。

他认为，城邦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服从城邦正义，正义就在于服从法律的统治，服从城邦正义就在于服从城邦的法律。因此，“赫拉克利特教导说，在城邦中，人是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服从这个共同体的法律”[4](p511)。

（2）城邦中的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在城邦中，每个公民都应以城邦正义为价值追求，这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高要求。而城邦的正义就在于法律的统治。因此，城邦中的每个公民首先应该遵守法律,因为城邦与法律是一体的，没有法律就没有了城邦，公民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次，城邦中的公民还应懂得节制，这是使法律得到遵守的条件。节制在于认识自己，因为人只有首先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到自然的尺度和法则，也才能使自己保持在一定的尺度内。在他看来，认识自己就要寻找智慧，寻找人人共有的逻各斯并服从自己的尺度。因此，城邦中的公民应努力追求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驾驭并贯穿一切的思想”[4](p470)。

赫拉克利特正是在他的关于自然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讨社会政治思想的。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无论是他关于正义，还是关于法律的看法，都是非常深刻的。不仅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开创了古典政治哲学以正义为核心对政治生活进行研究的先河。自古希腊以来，正义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赫拉克利特关于正义的理论无疑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1.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8）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哲学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定性。哲学具有间接地、超验的、反思的特点，并诉诸于一般事务。政治是指个人、团体、政党、政府在内政、国际关系方面的移动。从广义上来说，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思想等等。其中，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

1.2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1.2.1哲学依赖于政治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解释，他说：“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向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领域，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一方面：哲学作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他总是与民族、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哲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服务方式是通过不断的反驳或批判人类已有的既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反驳和批判他人的方式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够成为现实，如果没有政治的实现，哲学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就是哲学依赖于政治的表现。

1.2.2政治依赖哲学

政治依赖于哲学，它需要哲学对其进行理性和德性的引导。对政治来说，哲学就是它的理性和良心。政治依赖于哲学对其“理性”和“德性”的引导。政治因哲学的“理性”引导，而立法，政治价值的坐标就是“正义”和“善”，缺少“理性”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它会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就是没有良心的政治，与缺少“理性”的政治相比，缺少“德性”的政治简直就是糟糕透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一定不能将哲学完全与政治等同化，这两方面是独立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如果把二者进行同化是对精神实质和理论旨趣的背离，是对哲学独立性的否定，也是对哲学真理性的遮蔽。

1.2.3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即依赖又冲突的关系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哲学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与哲学思想相关的高贵、美、崇高等势必会与社会的宗教意见、道德习俗相冲突。由于政治总是指当下的利益、存在，所以政治总是希望哲学能够为其提供论证其合理性的工具。而哲学其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一切现存的、既有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城邦中，如果想要哲学发生作用，势必会导致哲学与政治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冲突。综上所述，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哲学与政治，既要服务于当前现实的诉求意见，还要不断的追求真理的理论旨趣。一方面不断的进行否定、进行批判，一方面又要不断的肯定与维护，对于这种冲突，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其解释为“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比喻，阿伦特认为其蕴含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政治根源，栖息于城邦中的肉体，和有别于人类事务的灵魂，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和解放出来，哲学家往往会向统治奴隶那样对自己的肉体进行统治。由此可见，哲学家虽然对人类之外的事务进行感知，但是其归根结底还是人，因此，哲学与政治这个人类事务之间的冲突最终还是哲学家自身的冲突。想要解决这种冲突，哲学家和哲学应当时刻保持自身的自由心灵和独立立场，但是，哲学家在面对社会压力的面前，往往不得不在现实和信念中做出妥协和让步。为了更好地行使哲学家为哲学辩护的权利，在有的时候哲学家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协。

2.我国历史上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我国曾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着相当悠久的意识形态、政治合一的传统。一方面，政治统治需要学说和思想理论作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维护“君权”是中国古代儒家早期思想的本质，虽然后期几经转变，但是都在或多或少的维护“君权”，汉代的儒学，更是将这种维护发挥到了极致，它在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有关思想基础上，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制造了“君权神授”儒家思想正是通过长期对统治阶层的维护，从而一步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政治统治又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和庇护，如果没有政治统治为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独尊地位提供支持，那么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之中蕴含了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遮蔽和吞并了哲学的学术性。

3.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取向，这双重取向是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一方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肩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下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肩负如何更好地遵循学术活动内在规律的任务，朝着真正学术性学科演进的压力。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取向受到我国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取向研究日益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中性化、学术化，要么就是一味的辩护和注解现实政治形态，总之，结果并不理想。

4.针对哲学与政治之间错位的措施

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冲突，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必要的间距和张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推进哲学的发展。否则，就可能会导致政治对哲学权利的僭越，从而泯灭了哲学的功能和本性，丧失了政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

4.1哲学是爱智之学，应当摒弃对哲学的功利化认识，力求做到反省一切知识和意见，反省政治、人生的一切现象。

4.2要做到科学的、正确的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4.3哲学家应当秉承批判的精神，负有担当的意识。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9）

柏拉图在寻找心目中理想政体的时候，依据执政者的人数及每种政体的内在精神和原则，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四种不当的政体形式，即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四种政体内在原则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大相径庭，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该是以法律辅之，推行“贤人政治”，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柏拉图充分肯定了哲学王的地位，“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论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一政体思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的范畴，带有神秘色彩，柏拉图将国家权力的权杖赋予哲学王，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尤其是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的利益，反映了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他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这一定义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取向，也渗透在其划分政体的标准中。依据政府的宗旨与目标即统治者照顾利益人数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亚里士多德细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的智慧，“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这一点与柏拉图的贤人政体出现了分歧，显然在对人的价值预设中，他是人性恶者，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执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带任何感彩和利益立场。由于共和政体旨在照顾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体的运行中，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政治中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这一主张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体现，中间阶级作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极富和极贫阶级两股阶级势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体的砝码向僭主政体或平民政体的任何一端倾斜。

二、治国思想之比较

在治国思想上，柏拉图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推崇由哲学王一人执政治理国家。在论证的逻辑中，柏拉图首先对哲学家的内涵和品质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对理念的把握，“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问…直至他心灵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知识”，因而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区分实在、本质和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哲学家能把握国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界定为哲学家治国提供了合理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国家在哲学家的治理下是朝着“划一”的整体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倡在哲学家和军人等级中废除私产，实行共产制、公餐制，废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贬低法律的地位、主张由哲学家执政的人治。整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柏拉图极端整体主义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体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治国思想上放弃了柏拉图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治国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反对柏拉图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设计和政体选择上，亚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为管理运作规则，为城邦的制度设计保驾护航。接着，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不单单只是存在法律，关键是在法治中应包含价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实行好的法制。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分工制度的缺陷，“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友谊犹如水那样淡泊”，认为“贤人政体”下追求的终极划一不但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预期，反而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利益范围不明，最终导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认财产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体主义的大框架中加入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三、结语

总体上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倾向于理想化，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在等级森严的预设前提下，阶级间存在坚不可摧的流动壁垒，基本上排除了流动的可能性。极端的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最终导致的是个人个性的泯灭，在此分工基础上，贤人政体将权力束之高阁，集中在哲学家一人之手，哲学家被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阶级的意志一级级往上集中，统一到哲学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10）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高中政治哲学的含义篇（1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9-0243-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承担着对高职学生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又采用的是面向本科生的全国统编教材，致使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职学生，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度的理解，难以有学习兴趣和内化素质。授课时教师对“概论”课的难易程度不易把握，费力费时且效果差。又皆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支撑，难以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性、发展性，要求教师加强高职“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渗透研究（简称“哲学渗透研究”），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以及学术价值的魅力，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理论源头的阐释和支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概论”课教师的理论自信，在“概论”课堂上进行渗透，增强和提高“概论”课的实效性。

一、“哲学渗透研究”的主要内容

“概论”（2013年修订版）于今年秋季开始使用。无论是“概论”新修订的教材编写，还是教材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体现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蕴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渗透研究”就是以“概论”教材中反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及“概论”教材编写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融合，在“概论”课堂上采用渗透的方式，对高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渗透，帮助高职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哲学渗透研究”的目的和必要性

1.“概论”包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哲学渗透研究”旨在哲学层面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增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概论”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概论”课堂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目的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哲学层面的阐释，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都蕴含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概论”教材的编写和结构章节的安排，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求教师通过对“概论”课“哲学渗透研究”，在哲学层面，即最高层面深刻把握“概论”教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上得到理论支持和逻辑论证的力量，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对“概论”教材获得全面的、深刻的、准确的解读，提升“概论”课堂的教学学术品格，进一步增强“概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和实现教学目标奠定理论基础。

2.弥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的不足，旨在实现“哲学渗透研究”与“概论”课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统一，增强“概论”课的实效性。“哲学渗透研究”及课堂实施渗透，最直接的目的是弥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和教材偏深偏难的不足，增强“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学好“概论”课，深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常识，这二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原理’课主要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为深刻把握‘概论’课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奠定理论基础。”“高职院校出于培养目标和办学要求的需要，不开设‘原理’和‘纲要’课，并不等于‘原理’课和‘纲要’课的基本精神、基本知识高职大学生不需要，而这一任务又落到了‘概论’课上。②”加之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高职学生在学习“概论”过程中暴露出理论基础差、理解困难、情感薄弱、认识肤浅、兴趣不高、动力不足，缺乏联系、思维片面，概括分析能力差、教学实效性不强以及难以内化形成思想政治素质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针对学生的实际，通过挖掘“概论”课教材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通过课堂渗透，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学术价值的魅力，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学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真理性的认识，激发其学习的动力。并通过哲学渗透作业题训练，深入体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真理性、科学性，培养高职学生学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3.培育学生终身学习生活的根本方法，旨在实现“哲学渗透研究”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哲学渗透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是其中最核心作用的部分，是精神世界的灵魂，人们的思想言行，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言行，归根到底是受其支配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不可能脱离自己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要想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人生观是人们对诸如人生意义、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道路等人生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常言道“做学问、做事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这个道理普遍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人生观正在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尤为重要，“因为人生观实际上就是做人的道理，是做人的向导，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指南，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进步所起作用的性质和大小。”在学习型社会的今天，高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才能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比较自觉地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和形成所需要的终身学习、学会生活的根本方法。“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外在的对象和自身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在经济社会的今天，价值观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能自发形成，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哲学思维的训练，则是高职学生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哲学渗透研究”的原则

“哲学渗透研究”围绕“概论”课程展开。“概论”的课程内容是主体性的，渗透是辅的。因此，在处理“概论”主体和渗透服务的关系上，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1.坚持渗透适度的原则，把握好主与次的关系。“概论”课程是主体性的，哲学渗透内容是辅的。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包含和体现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是“哲学渗透研究”之运用不能超越“概论”课的主体地位，它是为全面、准确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服务的，不能为了渗透而渗透，否则就淡化了“概论”课程的主体内容，偏离了“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大量地挤占“概论”教学内容的课时。因此，在哲学渗透的量上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以既不偏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又不影响“概论”课教学进度为准则。

2.坚持贴近学生实际的原则，把握好高职学生的理解水平。高职学生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解能力相对较差，对于抽象的哲学概念难于理解、缺乏兴趣。因此，在哲学渗透内容的编纂上，以尽可能地以通俗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贴近高职学生能力水平，达到易于高职学生理解的目标为准则。

3.坚持契机融合的原则，把握好切入点和渗透内容的选择。“概论”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哲学渗透提供了很多的切入点和渗透内容。因而，在哪一个章节、在什么地方渗透哪一个哲学思想或观点最为恰当，需要认真地分析、选择。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哲学渗透点的布局，认真分析和研究渗透内容与“概论”教学内容的同一性、观点或理论的支持性。以有利于支持和支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有利于课时安排，有利于增强教学实效性为准则。科学地选择与“概论”教学内容相对应的哲学思想或观点，科学地、系统地构建哲学思想渗透切入点布局体系和哲学渗透内容体系，使哲学渗透内容与“概论”教学内容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参考文献：

[1]柳礼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与教学设计[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