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大全11篇

全球贸易情况篇（1）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1］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2］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3］(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r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4］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5］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四、结论本文通过对WTO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优势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认为与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相比，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在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认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真实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等七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衡量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更准确地衡量我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以及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回应WTO在贸易统计数据方面的革新，适时调整我国相关的外贸数据统计方式，以更好地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变化。

作者：蒋庚华 郭沛 刘舒野 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全球贸易情况篇（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全球贸易情况篇（3）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二、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全球贸易情况篇（4）

WTO是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一如既往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GATT1947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保留这一论述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多边贸易体制，以包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往贸易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结果。”此次金融危机衍生成为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在使WTO多边贸易体制经历着严峻时代考验的同时，也迫使WTO扛起了维护贸易自由化形象的旗帜，在对抗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过程中发挥着更多的价值。2008年12月14日，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和埃文奈特(Simon J.Evenett)就曾撰文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维护国际贸易稳定，WTO应立即采取三项应急措施：第一，迅速完成WTO贸易便利化谈判，WTO成员每半年向WTO通报一次贸易便利化义务落实情况；第二，建立全球贸易保障机制，WTO成员每周通报一次本国进口增长、关税变化及反倾销措施等情况；第三，所有WTO成员承诺约束现行贸易开放水平，不采取任何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并每两年向WTO通报一次落实情况。事实上，在过去的数月，WTO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扮演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遏制者”和“终结者”的角色，为全球经济避免滑向深度衰退设置了一道“安全阀”。 价值一：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WTO基本哲学是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有益于全世界各国的福利。WTO是磋商和扩展多边贸易自由化以及对贸易和相关政策进行合作的场所，确保需要取消进口壁垒的政府进行国内贸易政策改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应邀先后两次参加G20金融峰会，并促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连续成为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的重要议题。拉米还在一份声明中呼吁，G20集团领导人应该联合行动，避免实行任何进一步的贸易保护，否则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会进一步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2009年3月4日，拉米在澳大利亚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奥巴马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倒退，多边贸易谈判将继续受阻。3月25日，拉米在接受法国《论坛报》专访时表示，“新保护主义”已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出现。WTO将于4月召集全体成员就“新保护主义”问题举行工作会议。4月2日，根据美联社报道，拉米还呼吁参加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要防范可能扭曲全球贸易的“低度”贸易保护主义。拉米表示，相信全球经济下滑不至于引起如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高度”贸易保护主义，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规范和约束。但WTO关于全球贸易的现有规则给“低度”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钻空子的灵活性，如果G20各国领导人能够禁止这些灵活性的使用将为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提供了有力保障。 价值二：通过政策审议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施监督 努力增强透明度和审议贸易政策占用了WTO很大部分的时间。这一过程被美国著名贸易专家巴格瓦蒂教授称为“德拉库拉原理”，即问题一旦曝光就会消失(Bhagwati，1988)。2009年1月，WTO开始启动“特殊监督机制”，对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贸易措施进行集体审议，对遏制保护主义起到了重要的预警和监督作用。2月9日，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2008年9月以来WTO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新贸易措施，标志着WTO对各成员在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定期审议机制正式形成。3月26日，WTO的调查结果显示，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8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较1月末首次调查时的19件增加四倍以上。3月27日，WTO秘书处了第二份《关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及与贸易有关的发展情况向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报告》。尽管报告认为，目前WTO成员尚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迹象，如普遍性贸易限制和贸易报复，但很多成员正面临着采取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措施的压力，与前一阶段提高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有限证据相比，形势开始逆转。WTO要求各国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政策应有利于推动贸易增长，各国应不使用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具有贸易扭曲效应的补贴措施，且各国应保证采取的措施以透明和非歧视的方式实施。 价值三：通过“促贸援助”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力 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有益补充，“促贸援助”是WTO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促进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该倡议经2005年WTO香港部长级会议通过，被作为一项重要成果载入《香港部长宣言》。根据2006年12月确定的路线图，2007年WTO在秘鲁、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三个亚、非、拉国家相继举行了三次地区性“促贸援助”审议会议，并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全球审议大会。2008年2月25日，WTO通过2008年“促贸援助”工作路线图，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接受援助过程中的自主参与，加强对援助实施情况的监督，确定若干指标衡量援助活动的有效性和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贸易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WTO已将“促贸援助”作为2009年工作重点，并计划在年中举行第二次全球“促贸援助”审议大会。毕竟，在当前全球同舟共济应对金融危机形势下，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和强化贸易基础设施也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根本利益。 价值四：通过呼吁贸易融资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提供资金保证 贸易融资被认为是贸易的生命线，目前全球贸易的90％依靠贸易融资。然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资金紧缺，进出口商在获得贸易融资上遇到困难，外贸信用风险增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金更加紧张，导致全球贸易难以为继。根据WTO统计，目前全球贸易融资缺口已扩大至1000亿美元，比2008年11月估算的250亿美元增加了三倍。早在金融危机初露端倪时，WTO即开始关注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潜在的影响，并先后与一些多边机构、商业银行商谈此事。2008年10月14日，WTO宣布成立“贸易融资特别任务组”，研究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冲击。受到贸易融资短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向WTO建议对贸易融资进行深入讨论，并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联系，共同寻找解决办法，以真正实现多哈宣言中“防止多边贸易体制受到财政和货币不稳定性影响”的授权。在此情况下，2008年11月12日，WTO在日内瓦召开了全球贸易融资会议，呼吁各国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加强信息分享和风险管理，重塑市场信心，确保国际市场平稳运行。2009年1月31日，WTO总干事拉米在参加达沃斯会议期间表示，中国和日本应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增加提供贸易融资，帮助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摆脱困境。3月18日，WTO再次在日内瓦召集私营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出口信贷机构的代表举行贸易融资专家会议。有关专家指出，目前贸易融资缺口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除了银行业的信用危机外，更多的是因为许多国家的进口需求下降了10％以上所致。目前，WTO正在大力推动建立“流动资金库”，以解决贸易融资困难问题。 价值五：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实施制裁 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根据WTO成员的承诺，如果他们认为其他成员正在违反贸易规则，他们将使用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这意味着遵守议定的程序和尊重判决。作为全球贸易争端的准司法机构，争端解决机制使全球贸易规则更为有效，为规则导向的体制运行进一步增添了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小国家而言，在面临单边主义威胁与挑战时，他们可求助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根据WTO统计，从1995年到2007年底的十三年，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369起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投诉案件141件，约占40％。如今，在金融危机阴影的笼罩下，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许多国家都纷纷表示将拿起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武器来维护本国利益。2009年3月12日，在WTO农业例会上，中国强烈谴责美国最终通过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中包含的歧视中国禽肉产品的“727条款”，并表示中国将向WTO提起申诉。3月26日，法国表示，将要求WTO审查美国汽车救助方案是否符合WTO规则。同日，欧盟也表示，正在评估美国的救助方案对欧洲汽车制造业的影响，如果存在不公平竞争，欧盟将考虑向WTO起诉。此外，巴西外长阿莫林称“购买美国货”条款已严重影响了巴西出口，指责美国此举仅是一片“止痛膏”，对根治经济危机毫无裨益。尽管巴西不是WTO《政府采购协议》成员，但巴西正在积极研究向WTO起诉美国。近日，印度也表示，将在未来三至四个月内完成对美欧非关税贸 易壁垒证据的搜集工作，之后将向WTO提起申诉。 价值六：通过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提振各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催促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诞生。GATT／WTO的创立和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给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带来了普遍的繁荣和福利。根据WTO统计，多边贸易体制六十年来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为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边贸易体制被认为是发展的基础和经济贸易改革的工具。自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了二十七倍，为同期世界GDP增长速度的三倍。制造业产品贸易增长(年增长率7.5％)是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年增长率3.6％)两倍以上。国际贸易这一增长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体来看，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期间(有时被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贸易增长速度约为1950年后的一半。根据麦迪森(Maddison，2001)的数据，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在2005年达到19，4％。无疑，通过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平衡协议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对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提振全球信心、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形成机制性约束和威胁，而且还有利于保护贸易利益，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相互倚重，共同受益。据WTO测算，多哈回合谈判成功将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使全球关税水平在现有基础上下降50％，每年至少将为世界经济创造1500亿美收益。特别是在当今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中，多哈回合规则谈判将对今后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起到规范作用。

全球贸易情况篇（5）

1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背景　不断深化的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目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分工的发展已拓展到全球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产业或行业间分工的国际化、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的国际化和企业内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间分工的国际化等3个阶段。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

上述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了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我们把战后出现的以上经济现象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供给和分工的规模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成为促使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动力。

2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发展　战后以来，以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深化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以下3个重要发展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由产业或行业间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80～90年代：由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世纪初开始：由企业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的3个重要发展阶段相对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3次重大调整：以1964年启动的GA了了肯尼迪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以1974年启动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逐步废止；以1985年启动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开始了全球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全面强化。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推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依次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高潮；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的转移高潮；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部门的转移高潮。

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方面各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其中：

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通过设计和操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的方式，按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其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有疑虑，采取反对和排斥的消极态度。其后，受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功范例的影响和启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的战略。在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积极筹划和参与各类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受历史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采取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方式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开始对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对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上述哪类国家，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一般均有以下特征：(1)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分阶段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根据本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区性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通过规模化和集聚化生产，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上的重点突破；(3)根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实证证明，战后以来，凡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潮，不失时机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凡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经济社会获得令人瞩目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3　简要的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能否认识并遵循这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典型范例。

1978～1990年，我国抓住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

1990～2000年，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国际转移的高潮，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依托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进一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竞争力地位明显上升。

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劳动密集服务部门国际转移的机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实施沿海地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中、西部联动，按产业梯度展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后来居上，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我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

2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综观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有以下主要的特点和经验。

第一，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重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形成开放、改革和发展之间相互推动和促进的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在加入WTO的前期准备阶段、加入后的过渡期阶段，以及过渡期结束以后阶段，我国始终按信守承诺、自主履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融入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改善。

第三，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特点和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优势，按梯度发展和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原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优势；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同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3　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发展得益于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得益于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而制定并集全国之力坚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

三、省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和新机遇

目前，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　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内，与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种贸易摩擦带有战略性贸易摩擦的性质，表现出摩擦的范围扩大、对象增多、边界延伸、手段日趋复杂的特点。其中，贸易摩擦的范围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贸易摩擦的对象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边界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贸易摩擦的手段逐步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领域逐步蔓延到反补贴、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体制领域。

第二，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其环境和资源保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并动辄渲染为“中国”。这种呼声和要求往往超越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所决定，当前的贸易摩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以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作为要挟，要求我国按其确定的标准和时间表改变基本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压力日益增大，使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环境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日益表现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等各种压力相互交织，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特征。

2　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对外开放绩效的评价标准将从数量层面转型至质量层面。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必须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托廉价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的对外开放观。但这一对外开放观的转变面临来自传统政绩观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方式和既有经济增长方式惯性的巨大阻力，难以在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时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全球贸易情况篇（6）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95-05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运输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成本迅速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其结果是产品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外包等新的贸易形式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中间产品进口需要反复经过海关，而每经过一次海关就要在贸易统计中记录一次，因此，这种以全球产品生产协作为基础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如，由泰国组装生产的计算机硬盘，其中间产品分别来自于10个亚洲和美洲国家；美国的波音787飞机，其机翼来自于日本，发动机来自于英国，刹车、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组件来自于法国。相关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且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40%的年均速度增长（D.Hummels et al，2001）。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的56%和服务贸易的70%（Miroudot et al，2009）。

由于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其结果是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均归于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统计新的贸易方式，即中间产品贸易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还将夸大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WTO总干事拉米（Lamy，2012）就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要有新的经济和统计方式与之相适应。好的统计数据有助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利用不完整的数据来制定政策，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如果用旧数据来研究新问题，则争论和误解也会增加。”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贸易发展的现实，WTO将于2013年初出台第一批基于产品附加值的“附加值统计”（Value-added Statis-tic）数据（或称新贸易统计数据），以更好地衡量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贸易仍将向更加稳固的自由化发展方向迈进。而WTO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正是适应世界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它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形成颠覆性的变革，同样也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对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源于世界贸易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使传统的以国别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数据不再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推动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亚洲为例，目前亚洲各国最惠国关税的税率在5%。10%之间，较之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较低的关税必然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各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如，集装箱运输船和集装箱码头的出现，降低了海运的成本；航空条件的改善则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密集型国际贸易的成本。其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贸易中的通讯成本。最后，一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制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述各方面出口环境的改善都为扩大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有效推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三）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纷纷建立了本国专门的出口加工园区。而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根据世界劳动组织（ILO）的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建立了3500多个出口加工园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五分之一产品和进口的13%产品来自于出口加工园区。由此可见，出口加工园区的建立对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伴随着运输成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约为5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约23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070亿美元。在亚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中间产品在亚洲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9年的35%。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

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 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

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

（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

（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

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

（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

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f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

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l 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全球贸易情况篇（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 ，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 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 、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

进出口额的统计方法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 、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 “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中国的轿车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 。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洪银兴，1997：，第6期。

陈飞翔，1997：，第5期。

薛荣久等，1998：，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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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骏，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二震，199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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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2000：，第12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

全球贸易情况篇（8）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62

1 引言

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了贸易的主要形式，产品的生产开始跨越国界，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开始出现，单纯地计算各国的贸易总量已经无法直接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地位的差异，大量的重复计算使得一些国家的贸易数据出现“虚高”的现象，也造成了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假象。2013年1月16日，WTO与OECD联合推出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贸易数据进行了审视和认识。所谓的附加值，就是剔除了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价值后，在生产活动中新创造出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值是指意见产品由于劳动力补偿、关税或利润等原因而产生的高于原有价值的新价值。

利用附加值理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进行研究，有助于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并对现有的不足进行调整和改善，并将优势继续发扬。针对附加值理论，关兵（2013）详细地阐述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通过描述附加值贸易统计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现的实际状况来提醒企业和相关部门警惕价值链中低端绑定效应并高度关注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移动轨迹的跟踪。廖泽芳，宁凌（2013）用附加值理论测算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认为中国仍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国外附加值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张海燕（2013）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及35个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结果显示中国出口附加值率迅速下降，出口大国领先优势大幅缩减。

以上学者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宏观上的中国附加值贸易数据，没有从微观的产业角度对附加值贸易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本文旨在利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并按照HS制度，并参考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计算出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印度五大贸易伙伴不同类型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力求还原中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以及探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正位置。

2 中国在HS《协调制度》下的附加值贸易现状

HS是《协调制度》的英文缩写，全称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地区）采用《协调制度》作为对外贸易通关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中国作为《协调制度公约》的缔约国，从1992年1月1日起采用《协调制度》所谓中国《进出口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的基础目录。

依照《协调制度》，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被分列在22个大类之下，后又细分为98个子目录，分别是动物类（1-5）、植物类（6-14）、动植物油（15）、食品（16-24）、矿（25-27）、化学品（28-38）、塑料（39-40）、皮革（41-43）、木制品（44-46）、纸类（47-49）、纺织品（50-63）、衣物（64-67）、石料（68-70）、贵金属（71）、贱金属（72-83）、机器（84-85）、交通工具（86-89）、精密仪器（90-92）、武器（93）、家具（94-96）、艺术品（97）、其他（98）。

根据各个产业的不同特征，并参考过往学者关于产业分类的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分类标准，拟将98个子目录下的产业分为以下3大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表1所示。

利用WIOD数据库对2012年中国的所有产业和分类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所示。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中国按照HS《协调制度》分类下的98个产业子目录进行计算得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显示，全行业出口1000美元的商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美元）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均值为720美元，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共35个，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共19个。

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共54个，占产业总数的56%，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3美元，最小值为589美元，极差为304美元，均值为783美元，高出全行业均值63美元。其中，29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83%，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54%；2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10%，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4%。

资本密集型产业共32个，占产业总数的33%，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与全行业数据相同，极差较大，均值为655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65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128美元。其中，6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总数的17%，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19%；10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53%，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31%。

技术密集型产业共10个，占产业总数的11%，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756美元，最小值为351美元，极差为405美元，均值为574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146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209美元，比资本密集型产业低81美元。其中，所有产业的贸易附加值均低于800美元，7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37%，占技术密集型产业总数的7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与其他产业类型相比，抑或是在产业内部进行自我比较，其拥有的较高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都是最多的，是中国附加值贸易的中流砥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波动较大，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大体上平衡，显示出一定的上升势头和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上面临着贸易附加值较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现状。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附加值贸易情况对比

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五个国家和区域来考察其与中国的附加值贸易间的不同。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和区域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并按照梯度层次分为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亚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国家以及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便于得出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的结论。

从总体数据上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出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585、631、599、587、695，均低于中国对外出口1000美元商品的贸易附加值平均值，基本位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附加值均值之间；而中国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进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860、740、790、571、779，除韩国外，均较大幅度地高于中国从向该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带来的贸易附加值，这意味着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方式并未能给中国带来高收益，贸易附加值较低，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选取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有重要地位的第84、85章（技术密集型）商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印度外，中国向目标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获得的贸易附加值远低于中国从目标地区进口1000美元相应商品为目标地区创造的贸易附加值。对于第84章的商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最大，达到380美元，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附加值差额也都超过300美元，唯有在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远大于印度的贸易附加值。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85章的商品中，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较大，与日本的差额达到345美元，只有在于印度的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超过了印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OECD提供的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并参照HS《协调制度》的产品分类目录，将所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计算出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在进出口各产业的不同产品时的贸易附加值，窥探中国各行业产品的贸易附加值真实情况，并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借以了解贸易大国名号下的中国是否也同样是贸易强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结果表明，中国贸易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角色，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今年的不断发展在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上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难，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发展动力不足的种种现实是其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也与目前中国仍旧从事以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标志的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实际国情相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和品牌及服务环节仍未有太大建树。

对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只是充当了一个过渡者的角色，通过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再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再出口给其他国家，赚取的只是中间环节极少的利润，大量的贸易附加值被控制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发达国家所掠夺。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向较高端环节的结构转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应该立足于现有的优势，并通过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效的内部推动，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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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泽芳.全球贸易附加值之图[J].世界经济研究，2014，（5）.

全球贸易情况篇（9）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118―08

一、引 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01年，约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日消费水平低于2美元。

与贫困率下降相呼应的另一个事实是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如果以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

以上两者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即全球化改善还是恶化了贫困状况?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是否提升了穷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现有文献较少谈及的一个问题，即使已有的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而且，大部分是间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Goldberg and Pavcnik(2004)认为虽然研究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但是很少有论及贸易自由化的减贫效应的。已有的研究全球化和贫困关系的文献大都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模拟自由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虽然就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机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但是这些成果毕竟都是预测性，对于贸易和投资对贫困影响的事后检验则是一项更有价值的工作。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廓清它们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有必要的。贫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得到缓解：经济增长或者收入的再分配。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贫困。Besley et al(2003)的研究证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平等减少一个标准差，则其贫困率将会下降约50％。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贸易自由化引起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由贸易获得的经济增长将会恶化底层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加剧其贫困状态。很多研究表明全球化引起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说穷人并没有从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鉴于全球化和贫困的度量问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跨国和国别两个层面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全球化及贫困的度量

全球化与贫困的测度是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因为不同的衡量手段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单就贸易自由化而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征之一，其测度手段就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贸易规模作为标准，一般的做法是计算贸易额占一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另一种是以贸易政策为标准，主要是通过比较各国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来衡量其贸易保护程度。虽然两种方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但是也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国的贸易开放度除了受贸易政策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条件、国家大小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贸易政策方法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衡量非贸易壁垒，由于WTO各轮谈判的贡献，当前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而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被发达国家广泛地采用。非关税壁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难以量化。

全球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强，大部分文献采用资本流量来衡量全球化的深度，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使用政策指标。两者相比较而言，政策指标要优于实际资本流量指标，因为后者还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测度标准对于分析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出口额和对外投资一般会倾向于减少贫困，而贸易保护手段的取消和进口额经常与贫困加剧相联系。

对贫困的测量一般使用贫困线的方法，贫困线反映了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和消费水平。对于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按一天消费1美元和2美元确定了贫困线标准。虽然世界各国的最低生活需求不尽相同，但是这条贫困线为贫困的跨国比较提供了统一的参考点。以此为标准，可以计算一国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最，也可以以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incidence of poverty，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整体的贫困程度。

对于以上衡量标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贫困线的选择标准上。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贫困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严格依赖于贫困线的选择，自80年代以来，1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人口无疑是减少了，但是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人口却有增无减。全球化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作为反全球化的论据，而全球化的支持者却更偏爱贫困发生率这一指标。

三、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理论层面的考察

根据经典的HOS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两种类型的劳动，即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关税将增加受到保护的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贸易开放将缩小该国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加大富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但是，Davis and Mishra(2004)的理论研究认为“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是错误的”，应用纯贸易理论来说明全球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比错误更严重的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一论调对于ss定理的解释是狭隘的。只有当满足所有国家生产所有产品，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产品存在替代性，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优势长期保持不变等条件时，ss定理才会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可能使很多穷国在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失去比较优势。该文还以美国、墨西哥和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虽然墨西哥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低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这种优势将会发生逆转。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改变穷人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来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Davis＆Mishra模型表明如果进口品和国内制造品是非竞争的，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真实收入，因为关税的降低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购买进口品的价格。如果全球化提高穷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则贫困状况也会得到缓解。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学者放弃了HO研究框架，转而使用特定要素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假设短期内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因此，对某部门的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将会使得该部门要素的报酬减少，从而恶化该部门工人的贫困；当然，某部门出口的增加将会有利于提高该部门工人的福利状况。特定要素模型表明，全球化的对于贫困的影响要依赖于贫困人口主要来自进口竞争部门还是出口部门。而在HO理论下，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而不因其受雇于那个部门而变化。因此，一旦放弃要素自由流动的假定，特定要素模型对于分析全球化对贫困的短期影响足一个更合理研究框架。当然，也可以把特定要素模型看作HO模型在短期内的一个特例。

Easterly(2004)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全球化和贫困之间的理论联系。该研究表明，全球化会对穷人的收入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两国技术水平相当，而要素禀赋差异大，全球化将会改善贫困状况。因为全球化使得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了，要素报酬的跨国差距将会缩小(要素均等化定理)。穷国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全球化会使得资本流向穷国而提高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生产角度分析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因为人均收入的差异一般是由外生的生产水平差异造成的，而非源于禀赋差异。如果全球化使得资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生产率的地区，贫困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四、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跨国研究结果

关于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的实证工作由于受到了经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而显得相对滞后，而且由于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分析结果也千差万别。Easterly(2004)发现贸易一体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Milanovic and Squire(2004)在产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以上实证结果，Easterly和Milanovic＆Squire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Easterly认为这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外生的生产率差异使得资本由穷国向富国流动从而加剧了穷国的不平等。M＆s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穷困的劳动力流动性不足而且工会组织松散乏力。

Dollar and Kraay(2001)在对Easterly的评论中考察了贸易与增长、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Dollar and Kraay援引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并进一步证明了增长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状况的。经过两层因果关系的传递，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是积极的。

Ashraf et al(2004)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对贫困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而这些农产品大都是得到OECD 国家大量补贴的。因此，对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可以使贫穷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补贴中获得间接收益。而且，Ashrafet al的跨国实证研究并未发现OECD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

以上研究都是间接考察了贫困与全球化的关系，而且大部分都是使用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Dollar(2001)和Dollar and Kraay(2001，2002)综合了实地调查的家庭实际收入分配数据和国民收入数据来计算穷人的收入水平，研究表明使用宏观国民收入数据来衡量增长与贫困消减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统计上的误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相对于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实地调查而言，这种方法会高估贫困消减的程度。

当然，大规模的针对贫困家庭的调查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偏差，但是，实地调查都具有周期性，因此很难获得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这种局限使得学者很难使用计量技术对开放和贫困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Harrison(2006)验证了Aisbett，Harrison and Zwane对开放度、GDP增长率和贫困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一国的总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一结论与Besleyand Burgess(2003)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全球化影响穷人的福利水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金融自由化。Prasad et al(2004)使用跨国的宏观数据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因此金融一体化通过增长效应来缓解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他们还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产出消费波动性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全球化往往会带来大规模的需求波动。Prasad et al认为如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种改革就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经济的波动性。这些配套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围内金融制度建设。

总而言之，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尚不能确认全球化是否有利于贫困的消减。而且即使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以上跨国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是难以发现合理反映贸易政策的经济指标，而且也很难控制同期内的其它变量不发生变化。其次，即使跨国研究表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关系，这种贸易引致的增长可能会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恶化穷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即使跨国研究方法通过直接检验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间的关系避免了以上弊端，它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被观察到，总体贫困状况的缓解或恶化的背后可能是有些人的生活状况改善而另一些人的收入水平降低。

由于存在以上缺点，针对特定国家贸易改革的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一般使用家庭层面或企业层面的高度分解的数据来考察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因为这些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对一国内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因此容易剔除其他一些非贸易金融政策措施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五、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国别研究结果

1.全球化对穷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Goldberg＆Pavcnik(2004b)研究了哥伦比亚1984年到1998年消减关税改革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进口竞争部门就业的职工福利水平降低了，而出口部门工人的贫困状况有很大程度的缓解。前者失业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者，而最低工资水平却要低于后者。Goldberg&Pavcnik提供的证据表明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哥伦比亚的贸易改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贸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相关政策的改革以保证穷人的利益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比如，可以适当放宽对劳动力在国内流动的限制，加强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等等。

Topalova(2004)对印度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1990年代，印度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一系列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一度使得印度的平均关税率维持在90％的高水平上。Topalova通

过对印度省际数据的考察发现：农村穷人从贸易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其他收入群体。对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Topalova认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为在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

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案例研究说明穷人受惠于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墨西哥和波兰的经历却产生出相反的结果。Hanson(2004)考察了1990年至2000年期间墨西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和开放程度低的省份的劳动产出，通过对比发现前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后者，虽然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代都有所下降，但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

1990年代，波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改革，经过改革之后，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人人提高了。Goh etal(2004)针对不同的行业研究了波兰关税减让和工人工资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幅度最大。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减税降低使得企业不得不增加产量来降低成本，这间接导致了工人工资的提高。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降低关税和产量提高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宏观研究得出贸易开放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

2.全球化对穷人的产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并不足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Balat et aI(2004)的调查表明工资只占赞比亚农村人口收入总额的6％，因此单从工资水平角度研究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不全面的，需要从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人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般来说，城镇人口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而农村人口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存这种情况下，南于关税改变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将会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而恶化城镇的贫困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学者分别对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赞比亚作了相关实证分析。Aisbett et aJ(2005)考察了墨西哥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麦进口大量增加使其价格下降。但是，墨西哥最穷的农民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因此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中等收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他们的福利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Levinsohn and Mcmillan(200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援助计划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计划反而恶化了农村粮食生产者的收入状况。levinsohn and Mcmillan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向当地的粮食生产者购买粮食然后分配给无力购买粮食的穷人，这样会使得粮食的净生产者和净销费者都受益。当然，该计划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的，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贫困人口大都是粮食的净购买者。

在自由化改革之前，赞比业的玉米生产和消费都享受高额补贴，经过改革之后，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这种潜在的效应被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抵消了。Balat andPorto通过调查证明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能够提高他们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要辅之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制度、教育和健康服务制度的配套改革。

六、结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也日渐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设计了很多旨在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减贫工作仍然不容乐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令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除了考虑贸易和会融的全球化以外，全球化与经济体内的其他因素的关系对于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其次，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的穷人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中受益是有条件的。传统的HO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但是这一在严格理论假定下得出的结论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国别研究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受限制的，这与理论模型的要素完全流动假定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很难及时从收缩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

全球贸易情况篇（10）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贸易情况篇（11）

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监管农业贸易行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农业贸易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我国制定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农业贸易发展予以了促进，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了农业贸易政策，对农产品进出口数量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对于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定提升。

一、农业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农业贸易面临的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农业贸易实际情况与贸易理论存在一定的偏差。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且较为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非常多，但是在土地资源方面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数量比较少，因此我国在农业贸易发展方面应当重视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予以出口；但是，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我国土地密集型产品产生了巨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还受到了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出口贸易方面受到了阻碍，导致贸易逆差状况发生。

就目前来看，我国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量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如薯类、植物油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了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造成严重的农产品贸易逆差状况发生，阻碍了农业生产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对大豆生产方面的影响。同时，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经济效益并未达到预期增长，一些农产品在出口方面受到了限制，一些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受到了阻碍，如蔬菜水果、肉类以及水产品等，而主要出口国为美国、日本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往来上实施了贸易壁垒政策，导致我国在农产品出口量下降。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一个合理的农业贸易政策。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解决措施分析

（一）农业补贴、反补贴法律政策的制定

对于我国农业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境，我国应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选取农业发展保护政策措施，对各个国家在农业贸易政策制定方面的优秀经验与方式进行学习与借鉴，制定一个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实施的补贴政策，我国必须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业反补贴政策，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业贸易的稳定发展予以保护。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应当重视农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由农业生产补贴保障转变为农业收入补贴增加，即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对合理的流通环节补贴予以保留，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在对资金成本予以运用的时候，应当对重点问题予以着重处理，对资金补贴效率予以提升，对重点地区、产品以及企业予以突出，进一步提升农业贸易核心竞争力。

（二）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的不足对农产品出口与发展极为不利，因此需要加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即：①重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加速，通过规模化生产对农业生产效率予以提升，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对农业生产竞争力予以提高；同时，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当对科技予以合理应用，对专业加工粮基地与大型商品粮基地予以建立，改变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状况，以此提升农业产品的专业化、商业化水平。②加大农业生产力度，对粮食品种结构予以合理改善，进一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升农业产量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升农业粮食的总体质量，在消费方面对农民予以合理引导，确保粮食结构的稳定性、平衡性。

（三）重视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

目前，与事业农产品产值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我国农产品产值还比较低，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农业二、三产业在国有经济中占据的比例还比较少，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缓慢，没有一个统一的产业链条，造成农产品增值难度增大，农产品的安全维护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应当建立一个完整的农业生产、加工链条，对农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予以改善，进一步促进农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充分重视农产品加工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对农产品管理水平予以合理改善，鼓励与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民在生产种植过程中选取先进的技术，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质量，使农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能够满足国际贸易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贸易事业的快速发展。

三、结语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农业贸易政策必须紧跟时展潮流，同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特点对其予以合理制定与完善。农业贸易发展过程中，首先对农产品结构含义予以明确，然后确定农业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应对策略，立足于法律制度对农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合理保障，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增加农民收入补贴，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模式，在此基础上降低农业生产资金成本，对农业生产规模予以扩大，在此基础上推进我国农业贸易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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