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特点大全11篇

人类语言特点篇（1）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90－01

引言

作为1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奠定了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并从人类学及民族学角度对语言进行了哲学探讨，对后续语言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下文将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形式”“语言与世界观”“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四个方面入手对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语言的本质

“语言是一种创造活动”，“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1]“精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它们所造就的肉体”，[2]同时“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持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东西”，[3]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从活动性来说，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制成品，而是不断发展的行动；从创造性来说，语言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可不断更新，说话人可将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性地无限运用。

“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的语言”。[4]洪堡特认为研究人类语言可以探索人类精神的奥秘，从而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

二、语言的形式

受康德和赫尔德等人的影响，洪堡特认为每种语言除了其特有的外部形式外都包含其特定的认识形式即“内蕴形式”。语言是内蕴形式和外部形式的统一。

内蕴形式是外部形式差异和多样化的根源，决定说话人对言语成分、模式和规则的选择，反映说话人的思想、用语习惯和对世界的主观见解。每种语言都按“内蕴形式”将世界经验分类或范畴化，把世界纳入特定秩序，语言不同，世界不同，思想体系也不同；每种语言，甚至方言，都是其使用者个性的表现，都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3]

三、语言与世界观

洪堡特从语言“内蕴形式”提出了其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人类语言的不同在于内蕴形式所取的观点不同，即世界观不同；语言是观念的外化，人的认识活动依赖于观念，所以语言支配人的世界观；人永远局限于其用以思维并借以交际的语言圈子中，而“每一个圈子都封闭着该语言集团的世界观”。[3]

“在人与自然之间隔着一道语言的藩篱，人是透过语言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认识周围世界的”，[2]“由于同一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5]因此，语言不同，各个民族认识到的自然世界也不同。

四、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6]“语言是全部思维和感知活动的认识方式，这种活动自古以来就在一个民族代代相承，他在对该民族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其语言”。[7]民族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精神是民族语言的生命所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8]民族语言所沉淀的经验和思想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个性和世界观，以至于民族语言成为民族的重要标志。

语言作为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必定带有民族特点的印记。所有语言的总和极有可能反映出语言能力以及人类精神。这种语言背后普遍的人类精神是人类语言的源泉、动力和归宿，语言研究必须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探讨它与语言有关的活动规律和表现形式。[3]

五、结语

综上所述，洪堡特的哲学思想归为四点：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语言是内蕴形式和外部形式的统一；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人类的普遍精神表现为各具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通过对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研究，可以揭示人类语言的共同本质，探索人类精神的奥秘，建立起一种“人性学说”或“人类的宇宙”的理论，从而达到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6][7]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52;43.

[2]吴波.洪堡特“精神力量”及其与民族和语言的特性的关系[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84-89.

[3]申小龙.洪堡特“语言世界观”思想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02):55-60.

人类语言特点篇（2）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人类语言特点篇（3）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人类语言特点篇（4）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6-0114-02

斯大林曾说：“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语言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它和普通的社会现象有所不同，属于特殊的社会现象。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

一、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Breal）在他的著作中就指出，语言都是有社会性的。语言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而产生、发展和消失。语言是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为了满足人类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活跃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语言日益丰富和完善[2]。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是没有语言的，语言依存于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语言才随之形成，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会促使语言的不断发展，比如在现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推广，计算机网络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随之就产生了大量的网络语言，如“神马”（什么）、“BBS”（论坛）等等，这些网络语言随着网络的普及将会在人类的交际中起很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也有许多语言伴随着他们民族的灭亡而消失了，如古巴比伦语、鲜卑语等。

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1.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个人现象、心理现象。语音是语言的第一属性，世界上的语言可以没有文字但不可以没有声音。语音是声音的一种，因此，语言确实具有自然的属性。但是就是由于语言具有这些自然属性，就被有人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曾经一段时间还十分流行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有一些语言学家曾把语言与生物相比，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例如德国的施莱赫尔就认为，语言与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史的过程，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存在、发展与社会没有关系。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与一定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灭亡息息相关的。所以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语言也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表面上，语言表现为某一个人说出的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写出的文章，好像是一种个人现象，但他说话或者写文章所使用的还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个人不能创造语言，个人只是具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权利，所以语言也不是个人现象。虽然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主张：“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3]。”但是心理活动并不能导致语言活动，所以语言也很难说是一种心理活动。

2.语言具备社会现象的特点。社会现象具有以下特点：以自然界为基础，是自然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既依附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不受自然界发展规律所支配的[4]。语言依附于社会，而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社会也需要语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生活都需要语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汉语之所以和英语不同并不是自然条件或任何自然界规律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地理条件或生理条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条件决定，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完全具备了社会现象的三个特点。语言离不开社会，语言必须依存于社会。人类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语言，自然界是不存在语言的。社会历史条件会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斯大林曾经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语言又制约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有语言的，没有语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4]。语言对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了语言，才使类人猿最后变成了人，社会才得到进步。一旦失去了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5]。语言主要由语音和语义构成。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的任意性以及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也可以说明语言是社会现象。如果语言是自然现象，是天生的，世界上的语言就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实际上世界上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还有众多的方言。语音和语义结合在一起就构成语言成分，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哪种语音与哪种语义结合并没有必然的理由，而是决定于“约定成俗”的社会习惯。语言中的什么样的语音代表什么意义，什么样的意义用什么样的语音，都是与社会活动相联系的。（1）不同的语言中，相同的意义用不同的声音表示。如：猫？摇汉语？摇mao；英语？摇cat；俄语？摇KOT；日语？摇ねこ？摇。（2）相同或相近的声音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表示不同的意义。如：汉语？摇lajiao？摇指辣椒；日语？摇ラジオ？摇指无线电。（3）同一语言中相同的声音可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书—梳—输；期中—期终；邮船—游船—油船。英语：band可表达带、绳、队、铜管乐队等意义。（4）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相同的意义。如：汉语同义词，冰棒—雪糕—冰棍儿。

三、语言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现象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社会现象的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社会现象的物质方面，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等等。社会意识主要是指社会现象的精神方面，包括道德、法律、政治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虽然是一种是社会想象，但语言并不随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而改变。许多属于社会意识的社会现象比如政治、制度、法律等都是为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具有阶级性的，而语言作为人类共同交际的工具，没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具有全民性特点，它不分阶级、阶层，服务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并且语言的生命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来得长久。语言受外界的影响不会太大，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一个独立的体系。比如，社会制度的交替对语言的损伤并不大，只要一个民族保持完整，语言就具有它得以存在的环境，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存在并一直延续，我们汉语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语言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个人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具备社会现象的特点，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语言又与普通的社会现象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郭锦桴.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著作——读《社会语言学概论》[J].语言文字应用，2005，（4）：125-127.

[2]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人类语言特点篇（5）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85-04

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语言学家都针对此现象发表过论文，出版过专著，对于双语的类型也有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但对于何种双语类型更容易导致语言转用、导致转用的原因何在等问题并没有学者作过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便进一步认识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特点和演变规律。

一、研究回顾

双语的类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戴庆厦将双语类型划分为民兼汉型、民兼民型、汉兼民型和多语型四种。[1]孙宏开在此基础上，又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上把双语的类型划分为双语熟练型、母语熟练型和第二语言熟练型。[2]马学良和戴庆厦两位语言学家对双语类型的划分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着眼，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的类型是由我国的民族分布以及民族历史发展关系决定的。孙宏开先生则第一次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近年来一批中青年语言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双语类型作了进一步划分。丁石庆主要从双语的分布范围、使用时间、使用功能以及双语人掌握的语言种类等方面对双语类型作了细致的分类和描写。[3]袁焱则从语言获得的顺序和语言获得的途径等方面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将双语划分为共同语兼用型、区域语兼用型、族内语兼用型和外语兼用型的分法较为新颖。[4]（P101～105）李锦芳更注重对双语的转换类型进行分类，细分了双语转换的七种类型。[5]丁石庆、袁焱、李锦芳三位学者对双语类型的分类角度各有侧重与不同。丁石庆主要侧重于从人口统计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划分，袁焱主要侧重于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分类，李锦芳则特别强调双语转换的类型。

以上各位学者对双语类型划分已经很详尽，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双语类型与语言转用的直接关系等问题，没有深入解释分析哪些双语类型会导致语言转用，以及导致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的成因及特点。

二、引发语言转用需考虑的因素

语言转用是由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起作用而发生的，不同的地区、人种和民族，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引发不同民族语言转用的因素中总有那么几个因素的作用较其他因素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些不同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民族关系因素

民族关系决定语言关系，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常常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民族关系的好坏是语言关系是否和谐的基础。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民族关系有过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阶段，也有过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阶段。在此期间，民族之间的语言有过兼用、有过融合；有过兼用语转型，有过母语消失；有过“夷变于夏者”的汉化，有过“夏变于夷者”的夷化。民族语言以及使用有过多次、多种、各自的选择。历史走到今天，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语言的使用也有了新的选择。“从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6]现如今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汉语的语言兼用范围是历史上最大的，掌握程度最好的，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就带来了语言转用速度的加快。

2.民族居住区域因素

“民族”的定义很多，其中共同的特征所涵盖的内容基本相同，描述都包含了地域和语言两个方面的特点。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大特征来看，共同的地域因素是其他所有因素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共同的生存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语言就难以存在，更不用说共同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表达了。如果没有共同的居住区域，一个民族的其他特征也就会逐步消失，尤其是语言。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要改变生活地域并不困难，也无需很长时间。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一纸命令，数十万鲜卑人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徙到了洛阳，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一旦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生产生活方式就迅速发生改变，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鲜卑人的语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鲜卑语消失了。在通信交通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体离别故土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从省内迁往省外，从国内迁往国外，屡见不鲜，群体的大规模迁徙也时有发生。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直接而必然产生影响的就是语言，语言接触，语言兼用以及语言转用现象会越来越频繁。

3.母语人的年龄和母语能力因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文件中，对语言活力的评估涉及到了六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是“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这也说明了语言的代际传承与语言转用之间的异常重要的因果关系。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其使用者基本就是本族的母语人，语言的传承靠的就是家庭和族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只在年长的人中间使用而年青人逐渐放弃使用的话，即使这种语言使用者的人数不少，语言转用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如果年青人使用母语，但母语掌握程度不高，表达能力有限，语言能力逐渐下降，那么随着老一辈的过世，最终也会选择放弃本族语而转用新的语言。因此，母语人是否老年化和母语能力是否衰退化也是现如今引发语言转用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

1.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主次关系上看，可分为“民语兼汉语型”和“汉语兼民语型”

“民语兼汉语型”是指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民语，同时也兼用汉语，而且民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的双语类型；“汉语兼民语型”是指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同时也兼用民族，而汉语水平高于民语水平的双语类型。

2.从双语人兼用第二语言的时空关系上看，可分为“本土双语型”和“迁徙双语型”

“本土双语型”是指世代沿袭一直所兼用的双语的类型；“迁徙双语型”是指因各种原因迁徙到了其他地方的民族，包括在国内迁徙的民族，也包括迁徙到境外的跨境民族，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在短时间内开始兼用迁徙目的地民族语言的双语类型。

3.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能力上看，可分为“平衡双语型”和“失衡双语型”

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双语使用者对两种语言听和说的能力相当者为平衡双语型；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听的能力强而说的能力弱为失衡双语型；对于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双语使用者对两种语言听、说、读、写的能力相当者为平衡双语型；语言使用者对自己的母语有听和说的能力，无读和写的能力，但是对于兼用语（尤其是汉语）具有听、说、读、写能力者为失衡双语型。

4.从双语人的家庭层面上看，可分为“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

“祖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壮年双语人，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水平高于汉语；“父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中青年双语人，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和第二语言（主要是汉语）并用，但第二语言水平略高于母语水平，母语说的能力弱于听的能力；“儿孙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2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能力已经丧失，基本上完全转用第二语言。

5.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场合和频率上看，可分为“日常双语型”和“场合双语型”

“日常双语型”是指双语在使用功能上无明显区别，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合都可以任意使用其中一种语言的双语类型。“场合双语型”是指双语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场合和社会环境的双语类型。

三、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的特点

1.“民语兼汉语型”和“汉语兼民语型”的特点

“民语兼汉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以民族语为主，汉语为辅，不容易引发语言转用。而“汉语兼民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容易引发语言转用。不少民族早期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为主，同时也兼用汉语。如广西、云南、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一部分人还兼用汉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以使用母语为主，且母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是典型的“民语兼汉语型”，这样的双语类型不容易引发语言转用。近年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有些民族汉语使用水平逐渐超过母语使用水平，换句话说就是汉语的使用能力更强，语言的使用情况由兼用汉语发展为使用汉语，本民族语言的能力弱于汉语，民族语由使用语言变为兼用语言，兼用语言的功能逐步取代母语的功能，由“民语兼汉语型”演变为“汉语兼民语型”。由于在双语使用上有了主次之分，在“汉语兼民语型”中形成了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这样就容易引发语言转用。因此，“汉语兼民语型”是目前引发语言转用的最典型的双语类型。

2.“本土双语型”和“迁徙双语型”的特点

“本土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使用时间长，语言转用缓慢。而“迁徙双语型”的特点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几乎同时发生。因为生存环境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民族迁徙现象屡见不鲜。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仙岛人，原本居住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区，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当地的两大主要民族——傣族和景颇族的语言，普遍都是双语人或三语人。[7]199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迁至现如今的盈江县姐冒乡的芒俄寨和仙岛寨。芒俄寨是汉族聚居的村寨，仙岛寨是景颇族聚居村寨。仙岛人迁到这两个村寨后，很快兼用了当地村民所使用的语言，即汉语和景颇语，并且几乎是在兼用的同时就出现了语言转用。芒俄寨的仙岛人转用汉语，仙岛寨的仙岛人转用景颇语。由于居住地的迁徙，仙岛人从原来使用双语或三语到直接转用汉语和景颇语，中间几乎没有双语转换过程，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差不多同时发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语言转用现象。

此外，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是跨境民族，生活在边境一带的民族，由于移居境外，语言发生了转用。生活在泰国的阿昌族由于人口较少，丧失语言使用环境，已经全部转用泰语。[8]由于生存的时空关系发生了改变，因此语言使用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本土双语型”一般不会引发语言转用，会继续保持原有的双语使用状态，而“迁徙双语型”则在短期内引发语言转用，因此，“迁徙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一种特殊的双语类型。

3.“平衡双语型”和“失衡双语型”的特点

语言使用的不平衡，是语言转用的一个先兆。“平衡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的双语能力相当，“失衡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的双语能力不相当，某一种语言听的能力强于说的能力。如仙岛寨的仙岛人和景颇族相邻而居，民族关系融洽，互相通婚，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有共同之处，景颇语是有文字语言，仙岛语是无文字语言。仙岛人信仰基督教都是由景颇人传播的，读的也是用景颇文写的《圣经》，景颇族人口较多，各方面比仙岛人先进，因此仙岛人全体兼用景颇语，近年来仙岛人由于汉语文的不断普及以及与汉族通婚，汉语水平也逐渐提高，不仅会听说景颇语和汉语，甚至还能读写景颇文和汉文。而仙岛语由于没有文字，母语人的听、说能力不断下降，属于“失衡双语型”，最终导致仙岛人逐渐放弃母语，转用景颇语和汉语。[7]由于双语使用者在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上出现了高低之分，因此，“失衡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必然的双语类型。

4.“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的特点

“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的特点是同屋不同语，母语能力与年龄呈正比。如湖南永顺县和平乡双凤村的土家族，50岁以上的土家族老人是土汉双语使用者，且母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40岁以上50岁以下的部分中壮年土家人是土汉兼用的双语人，但其母语水平已经不高，能听懂母语，但不能流利地使用母语进行表达，基本上以说汉语为主，汉语说得比土家语好；其次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完全丧失母语能力转用汉语的土家人，已经转变为汉语单语人。[9]研究一种语言是否可能发生转用，最好的视角之一就是观察家庭内部语言的使用情况。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家庭是语言最好的使用场所，也是最基本的使用场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种语言在家庭中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就容易引发语言转用。

现如今，家庭内部不同辈分成员的语言选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语言使用不统一。通常情况是解放前出生的老一辈母语能力较好，听、说能力都很强。解放以后出生的一辈听、说能力强的不多，越往后出生的人母语能力越差。有的民族中9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能听懂母语的人都很少，青年是语言代际传承的未来与希望，如果年青人都不使用母语，母语的活力与存亡也就危在旦夕。按理说，一家三代语言使用的情况和兼用程度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如果兼用程度差别较大，兼用能力明显不同，儿孙辈的语言就有可能发生转用。因此，“儿孙辈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常见的双语类型。

5.“日常双语型”和“场合双语型”双语的特点

“日常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的使用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使用。“场合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对语言的使用“场”有限制，只有在一定的场合才使用。如果双语类型为“场合双语型”，母语就有可能发生转用。如居住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的普米族，只有在家庭内部、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和传统节日以及有外人在场而说话的内容需要保密时才使用母语（普米语），公共场合一般都使用彝语，彝语熟练程度很高，其母语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退化。普米语是没有文字的语言，而彝语是有文字语言。母语的交际功能已退化为一种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彝语代替了普米语的一部分交际功能。“日常双语型”几乎不可能引发语言转用，而“场合双语型”主要表现为双语人在家庭和本民族成员内部交际场合下多使用母语，而在公共场合或同外民族交际场合下多使用兼用语。因此，“场合双语型”是容易引发语言转用的普遍的双语类型。

综上所述，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语言代际传承出现断层，老中青三代的母语使用能力出现分化和明显差异，老一辈母语能力强，中壮年母语能力减弱，年青一代丧失母语能力，从而引发语言转用；二是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居住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共同生活的地域，就难以有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也难以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民族风俗，民族语言自然也难以保留，民族生存空间的变化是导致语言转用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1]马学良，戴庆厦.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1984，（4）.

[2]孙宏开.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J].民族研究，1983，（6）.

[3]丁石庆.双语类型及我国双语研究综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3，（3）.

[4]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5]李锦芳.西南地区双语类型及其历史转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1）.

[6]徐杰舜.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论[J].学术探索，2011，（5）.

人类语言特点篇（6）

一、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网络中的巨大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更加迅速快捷，而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已不足以能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和输出。于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形式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蔓延、普及和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是一种时尚的大众传播方式，它因具有前卫和新潮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传统媒体。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式，如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virus”（病毒）、“cyber worm”（网络蠕虫）、“firewall”（防火墙）等，汉语中的“楼主”、“潜水”、“恐龙”等等。

本文拟从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认知特点出发，以英汉两种语言为语料，从网络词汇中挖掘网络语言的内在认知隐喻特征，借以说明认知隐喻对网络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网络语言研究的进展。

二、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语体特点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网络时代的反映，是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语言？张坚认为，网络语言是网络交际文本中基于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背景创造出来的语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文化中人际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语言。[1]（P49）本文主要论及后者，即狭义的网络语言。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该载体比其它方式更为快捷、自由和方便。载体的变化造成了语言风格或者语体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语体。

在形式上网络语言具有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象传神，而且使网络聊天具有了“望文生义”的近距离交际效果，给虚拟的网络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与实在感和即时感。例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之类的用法往往给抽象、平淡的概念赋予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形成了网络语言形象性的语体特点。

在内容上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口语化、粗俗化和时事化等特点。网络语言不受外来的束缚，构思巧妙，常常语出惊人、令人瞠目，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词语的变异使用；二是新词新语的创造。前者如“灌水”，该词原指向容器中注水，而在网络交际中则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又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后者如用“东东”意指“东西”。网络交际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但却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交际形式，这一点决定了该媒介交际具有口语化，有时候甚至是粗俗化的特点。另外，当代社会由于广播、电视、报纸，尤其是互联网等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全世界在信息互动方面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因而时事词汇就比较容易地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当然就更加自然地进入了网民的网络交际之中，由此促成了网络语言的时事化特征。

（二）认知隐喻的含义

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视作一种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思维和认知范畴。换言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P5) 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与手段。前者是指传统的“修辞隐喻”，后者即所谓的“认知隐喻”（也称作“概念隐喻”）。本文以后者即当代的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网络语言及其语体特点进行分析。

（三）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网络语言不仅是使用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理据和动因。词汇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符号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络语言词汇的丰富又依赖于隐喻等认知机制和手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语言得以延伸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词语的创造过程中，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由此产生的词汇看成是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隐喻：类型与认知特点

本文将从源域（source domain）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中存在的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特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们把网络语言中的认知隐喻大致分为人体隐喻、动物隐喻、建筑隐喻和航海隐喻等四大类。

（一）人体隐喻

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P126)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期人类的一种典型思维特点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P28-34），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包括器官）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它事物，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包括人体隐喻化语言）。（P50）这符合人类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在网络语言中，网民们也喜欢使用人体隐喻词。例如，用“皮肤”喻指“界面”（如“QQ皮肤”和“搜狗输入法皮肤”）；用“幼齿”喻指年纪小而又不怎么懂事的人；用“养眼”喻指人长得好看。

（二）动物隐喻

人类在长期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动物及其比喻意义往往会出现相互一致的认知或者相似的联想，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以动物为喻体的隐喻。（P24）为便于论述，笔者把动物隐喻分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形状或外貌相似的动物隐喻、基于特点或属性相似的动物隐喻和谐音类动物隐喻。

网络语言中的动物隐喻主要是基于动物形状或外貌特征的隐喻。例如，作为电脑部件的“鼠标”其形状酷似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恐龙”在网络语言中不再是业已绝迹的一种动物，而是用来比喻长相比较丑陋的女生；“孔雀”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城市女孩”，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娇娇女，从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一帆风顺，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网络语言中的另一类动物隐喻是基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的隐喻。例如，“臭虫”（bug）是让人类讨厌的昆虫，后来人们把跟电脑有关的故障都称为“臭虫”；“病毒”（virus）的原义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且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致使人生病的简单的生物”（《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而在网络语言中则指“一种进入电脑并损害或破坏信息储存的程序”；“爬虫”在网络语言中指不会使用网络、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犬科”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性的男性网民，他们尤其擅长死缠烂打。

此外，当代网民还喜欢使用谐音类的动物隐喻，以营造幽默的表达效果。例如，“大虾”是“大侠”的谐音字，喻指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民，或者在某一方面（如电脑技术或写文章的水平）特别突出，一般是人缘声誉较好的人；“驴友”是“旅友”的谐音，喻指喜欢旅游的朋友，一般泛指背包一族；与“新闻联播”谐音的网络语“新蚊连啵”，喻指遭到无数蚊子的袭击，视之或听之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三）建筑隐喻

建筑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物为喻体的隐喻，网络语言也不例外。例如，英文“window”的原义是“一个嵌入墙壁中带有玻璃的框架、能够让阳光和空气进入房间并且能让人看到外面的设施”（《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窗户”或者“窗口”，然而，在网络语言中，它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电脑桌面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等操作系统。

下面是跟网络论坛相关的一系列网络建筑隐喻：在网络语言中，“楼主”不再是楼房的主人，而是指发主题帖的人；“盖楼”的概念也不再指将楼搭建起来的意思，而是指回复同一主题帖；“楼上的”是指比你先一步回复同一主题帖的人；与之相对的“楼下的”是指晚于你回帖的人；“拍砖”是指对某人某帖发表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的帖子；“坛子”指论坛；“隔壁”指论坛中的另外一个主题；而“爬墙头”则指只看帖子但不发言的做法。

（四）航海隐喻

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旅程隐喻，而航海隐喻正是旅程隐喻的一种，因此航海隐喻在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黄秋林指出，“航海隐喻与旅程隐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航海属于旅程的一部分。” （P44）网络语言中也不乏对航海隐喻的使用。例如，“潜水”、“水手”和“冲浪”这些与航海相关的词语充斥网络语言之中，使得网络语言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词语已经从原有的航海认知域映射到了其它的认知域之中，分别喻指“天天在论坛里呆着，但是不发帖”——由此，“潜水员”喻指那些喜欢看别人发帖而自己不发帖的人；“喜欢‘灌水’的人，即喜欢在论坛上发些无价值意义的帖子的人”；“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URL地址，在web页面上移动鼠标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浏览”。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语言中类似的隐喻称之为航海隐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中蕴含着丰富而鲜活的隐喻，反过来说，隐喻是网络新词语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网络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认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语言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网络词汇良莠不齐，因此需要语言研究者的正确引导与进一步规范。

注释：

[1]张坚：《赛尔的隐喻解释原理与网络语言》，外国语文，2010年，第4期。

LakoffG.&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卢卫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

人类语言特点篇（7）

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从产生之初就备受关注。1997年，为研究主持人语言特点，进一步提高主持人语言的水平，《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在国家语委召开了“主持人研讨会”。之后，各界对主持人语言的认识更为明晰，对主持人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主持人语言研究伴随着主持人节目的丰富而愈渐深入。初期的研究主要从广播电视学和语言学人手，集中探讨主持人语言规范、风格个性特点、语用规律等方面的内容。近十年来，随着语言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发展，对主持人语言的研究视角更为丰富，理论建设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我们关注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回顾一下主持人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现象，为什么多学科都对它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一、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性质的探讨

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形成涉及多方面因素，应综合考虑。在1997年召开的“主持人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从多个角度对主持人语言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语体来说，陈建民认为主持人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语言，陈章太认为主持人语言应该是书面化的口语。从主持人语言的形成来看，吴郁认为主持人语言实际就是主持人在节目中说的话，包括语言活动、语言行为、语言表现等。李建国、敬一丹等指出了主持人语言的动态性和多元性，节目内容和目的的变动决定主持人充当不同的角色，主持人语言的产出与编辑、记者以及与主持人合作的人都息息相关。从主持人语言的影响来看，陈章太认为主持人语言对语言运用和语言规范的示范作用很大，对提高全民族语言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影响很大。

此后，学者们侧重不同角度探讨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定性问题。吴郁认为“节目主持人语言，特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传播过程中的语言活动，亦即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语言运用”。徐莉、毕凤飞认为主持人语言“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具有创作过程和艺术特点的谈话语体”。正因如此，主持人语言具有自觉创作性，区别于一般人的生活语言。总之，各位学者从多角度明确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性质，为我们对它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的发展情况

（一）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个性特点、语言艺术的研究

1.传统视角的主持人语言风格的研究。多数人从语言学、广播电视学、播音学、美学等传统视角出发，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进行分类探讨。吴静认为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可分为儒雅型、活泼型、幽默型等类型，主持人应建立个性化的节目主持语言风格。谢静将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归纳为柔和朴实型、儒雅沉稳型、青春活泼型、幽默诙谐型、犀利哲理型、真挚情感型六类。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邱雪玫&张玲玲、高飞、管婷婷、胡蓉、梁岩、李春阳等，他们从不同方面探讨节目主持人语言的艺术风格。

随着电视节目类型的细分，人们研究不同电视节目类型主持人的语言风格。陈艺文认为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为语言表达清楚、准确、流畅，讲求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的特点为平民化、个性化、地域化。张艳军认为电视新闻主持人语言风格有精确性、传播性、创新性、传播性、审美性等特点，电视新闻主持人语言风格类型有故事纪实型、犀利哲理型、诙谐幽默型、简约沉稳型、亲民质朴型、豪爽解说型。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很多，如郭戈、李倩、曹家麟、赵娅军、陈恳、王雪瑶、张乐萍等。

2.传播学视角下主持人语言个性特点的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探讨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和特点更能符合受众的需求。肖沛雄和张天健分析了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涉及到信息传播过程中几个关键的要素：传播的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的风格与形态、传播过程的控制、传播环境的适应和利用等。伊未敏分析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的嬗变特点为口语化、个性化、零距离化，并从传播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原因。李敏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主持人，仅仅是语言的字正腔圆是不够的，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个性，以实现主持人与受众的良性互动，让受众更加喜闻乐见。还有人探讨主持人语言艺术与传播的关系。此外，还有宋玮和马少荣、陈虹、张双燕等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主持人语言。

3.对主持人语言微技巧的研究。从主持人风格个性出发，对主持人语言的会话提出、提问、会话结束、副语言等微技巧进行研究，总结出语言个性特点。张恒军和冯洋分析了《杨澜访谈录》中嘉宾与话题的选择技巧，主持人开场白的语言艺术、提问的技巧、副语言的表达效果。张昕之选取王志主持的《面对面》和陈鲁豫主持的《鲁豫有约》进行对比，认为主持人语言模式可分为陈述事实、向嘉宾发问、就同一问题追问、打断嘉宾谈话和调侃顺接。

4.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性别差异特点的研究。有学者关注男女主持人由于性别差异而带来的语言特点和风格的差异。肖艳红运用传播学、符号学、语用学、修辞学等相关理论分析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性别差异，具体阐述了电视节目男女主持人在语音语调、词汇、句子、语言风格、交谈策略等方面的具体差异。指出语言中性化现在是一种潮流，语言差异化将会成为一种审美追求。认为男女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语言表达上的诸多不同表现为语言、词汇、句式、语言策略等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性在生理、思维方式、社会分工、性别角色方面存在差异。

语言风格、个性特点、语言艺术的研究是从传统的语言学、修辞学视角对主持人语言特点的探讨，是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的基础。随着节目类型的多样化和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这类的研究还会一直被关注。

（二）语用学、会话分析理论、衔接理论视域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

1.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话语标记研究。从广义角度来看，话语标记（话语标记语）指书面交际和口语交际中表示话语结构以及连贯关系、语用关系的表达式，话语标记还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互动行为中使话语单位建立连贯互动关系的语言成分。近年来，话语标记成为语用学、会话分析理论、语篇衔接理论青睐的研究对象。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是互动行为下的介于口语和书面语的一种语言现象，人们对节目主持人会话结构中的话语标记进行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话语标记功能的描写研究。选取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会话结构中的一些话语标记进行分析研究。刘海峰选取《杨澜访谈录》、《名人面对面》和《鲁豫有约》中的“但是”、“所以”、“那么”、“就是说”四个语用标记语进行功能分析。吴艳和石圆圆认为在谈话节目中的话轮中，“好（的）”所表现的特点为连贯性、衔接性、信息性、意图性、前景性、互文性、可接受性等，主持人常技巧性地使用“好（的）”的多种功能。

除对单个节目的话语标记的研究外，还有人基于传媒语料库对话语标记进行全面分类研究。安娜基于计算语言学对媒体语言的话语标记进行分类研究，阚明刚以新闻独白和访谈对话为例，试图探讨不同语体使用话语标记的特点。

（2）对不同语言电视节目话语标记的对比研究。对特定谈话类节目与外语的类似的节目的话语标记进行对比研究。陈文娟对汉语访谈节目《说出你的故事》和英语电视访谈节目《奥普拉秀》的话语标记语进行分析比较，指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结构类型和文化传统不同，其话语标记语表现出三点差异：即结构差异、表达差异、对应差异。

2.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语篇的连贯与衔接的研究。电视节目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会话形成语篇，人们从语篇组织的角度去探讨主持人语言语篇。赵雪指出电视访谈节目语篇组织模式一般有问题一解决模式、概况一具体模式、主张一反应模式、机会一获取模式、提问一回答模式等。

还有学者运用关联理论和衔接理论探讨主持人语篇。岳以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口头语言为语篇分析对象，运用关联理论对访谈节目《面对面》和《杨澜访谈录》进行分析，说明关联理论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的解释力。口。’指出主持人通过有声语言与无声语言的配合传递信息和情感，运用语法手段、词汇手段、韵律手段、体态语手段、声画手段进行语篇衔接。

还有一些专著从语篇角度研究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如赵雪一书运用语篇理论对电视访谈节目语篇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

3.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对访谈节目主持人话语进行研究。唐卓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话语角色、话语构成、话语运行规律等进行分析。从语用学角度人手，分析跨文化类访谈节目会话结构的主要因素（话元、话轮和话对）、结构特点以及连贯机制，最后从语用策略探讨主持人应具备的专业素质。诸如此类的研究还很多，如张婷婷等。

还有人对不同类型的节目进行话语分析方面的对比研究。曾嵘以《康熙来了》和《超级访问》为对象，从话题、话论、主持风格和语境方面考察主持人语言的差异，指出台湾和内地娱乐谈话节目各自不同的语言运用规律和结构模式。党辉运用sacks等人提出的理论，分析电视访谈节目的话轮转换的特点。

会话分析理论和衔接理论的发展带动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多数人运用会话分析理论分析不同类型节目的会话结构，近些年来，一些人也开始关注主持人语篇的衔接和主持人语言的话语标记。

4.运用语用学相关理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进行研究。其中，又包括了语言环境研究和用语策略研究等方面。

（1）语用学视角下电视节目语言语境研究。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根据现场的突况产出，把握实时的语境变化对节目的顺利进行格外重要，分析电视节目的语境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陈昕认为衡量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效果、语言水平高低、主持的节目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是把握语境化线索和切合语境。赵雪、丁晓晓以互动性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新闻深一度》为例，将互动性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情景语境划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语境。

（2）运用言语行为、会话原则等理论分析节目主持人话语的用语策略。丁元以凤凰卫视新闻脱口秀节目《倾倾百老汇》为对象，分析新闻脱口秀主持人话语中的“等价原则”、“替换原则”、“虚拟原则”、“礼貌原则”、“得体原则”，并指出主持人语言语用策略。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徐晶晶、刘翱源等。

多数的研究综合运用语用学的会话结构、合作原则等理论，对单一节目或同类的多档节目中的主持人语言进行对比分析。刘娜以《康熙来了》和《非诚勿扰》两档娱乐节目为研究对象，对节目和主持人的话题、会话原则、语用失误进行分析。

除文章形式外，还有一些专著运用上述理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进行研究。代树兰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解读电视访谈话语。这些研究综合运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的语用策略，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此外，还有人从功能语言学，多模态理论出发对电视节目中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庞继贤、陈明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人手，探讨电视访谈节目中介入标记语的运作情况和人际功能。黄国文和廖海青以Larry King Live作为分析语料，在多模态视角考察在电视媒介下会话参与者的交流互动和意义磋商过程，认为电视访谈中主持人及嘉宾之间存在的语言互动模式有三种：合作型、挑衅型、回避型。赵雪和丁晓晓运用评价理论研究互动性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介入特征和主持人的介入策略。

（三）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规范研究

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由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对其规范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张丁以中央电视台第六届主持人大赛中出现的语言不规范现象为例，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问题，主要有语言基本功不扎实和体态语不规范两方面。刘卓认为当下一些播音员主持人一方面缺乏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另一方面对于语言规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裴哲指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是具有动态传播特征的“媒介口语”，是承担传播责任的职业语言和讲求美感营造的艺术语言。主持人语言因节目语境丰富形成多种的话语样式。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高程、卢迪迪等。

随着综艺节目的兴盛，综艺节目主持人语言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分析探讨综艺节目主持人语言当中的新现象。曹炜和分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普通话中夹杂外文词语、方言词语、港台词语等的现象，并称这种现象为“词语马赛克现象”。认为“词语马赛克现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节目语言使用“选择一顺应”的结果。同时指出，“词语马赛克现象”是语言的失范现象，对三类词应区别对待。邢晓梅指出当前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存在语音、语法混乱、英语词语频现、故意说异性腔调等不规范的问题，认为这是由主持人自身素质、综艺节目性质、迎合受众需求等影响的。

还有人根据语篇信息结构理论，分析直播节目中的口误。赵雪&王昕根据语篇信息结构理论，研究电视新闻直播节目中演播室主持人偶然地、不自觉地偏离常规的语音、词语和语法形式而形成的言语失误。

虽然不同的节目对主持人语言规范标准的宽窄度有区别，需作细分，但对于主持人语言失范现象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与此相关的是主持人语言能力培养的问题，薛慧敏分析新形势下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素养问题。

此外，还有人从数量统计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电视节目的语体问题。依据三种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一访谈节目、服务节目、综艺节目，按照词汇密度分析主持人语言的语体特征，认为三者的词汇密度依次降低，均介于口语语体与文艺语体之间，访谈节目与服务节目的主持人语言与文艺语体更为接近，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语言呈现出口语语体的特点。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近十年来，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主持人语言尤其由谈话节目中的主持人语言结构进行了较细的描写和分析，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新兴的多种类型的节目主持人语言进行探讨，有一定的广度；传统的语言本体、修辞学理论继续指导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传播学视角下主持人语言研究引起重视，国外引进的语言学新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主持人语言的分析和研究中，促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使得主持人语言研究正在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多学科视角下的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开拓了视野，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主持人语言的规律。广泛运用对比和数量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主持人语言，使研究更为深入。总体来说，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能否认，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个性特点、语言艺术研究方面，首先，对主持人风格类型的分类方面并无突破性发展。其次，对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随着节目类型的多样化，更应重视节目主持人语言个性化的个案研究以及同类节目不同主持人语言的差异性研究。

人类语言特点篇（8）

［中图分类号］H002；G11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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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人类语言特点篇（9）

一、语类分析概述

自Aristotle时期以来，语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原指事物种类，相当于中文的“体裁”。20世纪80年代引起语言学家重视，尤其是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对genre的翻译不尽相同，有“体裁”、“语类”、“语篇类型”等，本文采用“语类”一说，并同意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对genre的定义：“有步骤、有目的的社会活动”。

语类研究有许多学派，Hyon认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以Swale和Bhatia为主要代表的专门用途英语研究（ESP），以Miller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以及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澳大利亚学派。张德禄总结了民间故事研究、语言人类学、交际人种学、文学理论、社会学、应用语言学等学派对语类的研究。但不管是哪个学科或学派，对语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文本分析和文本外分析，即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交际目的。

二、文本分析

语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文本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包括两方面：语篇宏观结构以及语言形式特点，即语言风格。

第一步，从语步来分析语篇宏观结构，即语篇组成部分，最易识别的典型语类特征，通常也也被作为区分语类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反映了文本所描述的事件的步骤和过程。在ESP研究中，语类用语步结构为分析框架，对话语结构类型进行描述，即交际/言语行为的顺序。该语步结构包括语步、语段或说用以实现每一语步的策略，以及它们的排序。交际目的和语言功能要通过语步来实现，换句话说，语步由其所完成的交际功能来确定。而每个语步又是作者/说话人通过选择语言策略，形成各个语段而组成的。

在SFL学派中，Hasan在1985年提出语类结构潜势GSP，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语类被认为包括语篇的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其结构遵循一定的顺序。有着类似观点的Martin和Eggins则提出纲要式结构，语类由一定序列的步骤构成，每一步表达了特定语义，实现语言功能，所有步骤一起共同完成了该语类的语义表达，Martin还提出这些步骤在评价系统中形成了音韵般的起伏态度，即语类要表达的整体态度意义。

第二步，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语言本身包括话语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书写形式三个层次，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是语言的内容，语音/书写形式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语类结构中语步的语义表达要通过其他两个层次的语言形式来体现。

总之，自上而下，每种语类的语篇都有其特定的语篇结构，这种宏观结构由特定的结构成分构成，而这些结构成分又以某种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在文本层分析语类时，要注意先把握整体结构，再深入分析结构内部具体的语言特点。

三、批评性分析

以上文本层面的分析，实际上和秦秀白的文体分析有异曲同工之义：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篇内在结构等角度分析特定语篇的内部组织机制，并对特定语篇所选择的语言成分的得体性进行分析。但是这种语言描写式的分析不管多么的详尽而深入，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语类表现在语言上是某种特定形式，而非其他，为什么“一种体裁（语类）具有它所持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法”。巴赫金在研究体裁（语类）诗学时倡导一种社会诗学研究，如他对小说研究一方面深入到其内部结构和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则面向历史，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挖掘。而批评方法就是试图超越文本，选用适当的分析工具，建立更加全面的语类分析框架。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Fairclough认为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的（或描述的）和批评性的方法。文本分析实质上是非批评的，如果要深入挖掘语类深层社会历史因素，广泛寻找解释性，则要从各个角度，结合多学科知识对语类这种表现在语言上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作批评性分析，进行合理解释。

1．社会语境

要理清语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切入。他们着重研究社会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即语类，语类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记录、创造和建设文化，是处于某种文化中人们阶段性，有目的的社会活动，用来描述人们怎么使用语言达到与某一特定文化相适应的目的。情景语境即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三个变项。语类比语域高一层次，Martin还提出比语类更高级更抽象的语境，即意识形态。四者之间是实现关系：意识形态影响并决定语类，语类则决定语域，而语言的选择则受到语境的共同制约，形成语言风格。所以，在分析语篇时，要将其置于大的社会语境之下，抓住它们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一一分析，才更加可行。

2．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互动

在CDA提出的分析框架中，话语分析有三个维度：文本语篇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它强调话语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辩证关系。在语类资源使用时，为在社会接受的语类标准中达到个人目的，经验丰富的语言使用者会用相应的语言策略让某语类达到特定语用效果。在建构某语类的话语实践时，如果与该语类相对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行互动，则会让产生的语类更加符合语言使用者的最初目的。这种语用策略思想是十分符合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的。

3．互为话语性

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发现实际语类比理想的模式更加灵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一个语篇不只出现一种语类，而是包括多个语类成分，且它们的关系类型不同，可以十分复杂。Bhatia提出语类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互为话语性在语类的建立、运用以及解释中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语类分析朝批评方向发展的标志之一。很多语言学家均提过互为话语性。互为话语性，指借用被传统认可的语类建立相对创新的语类合成体，而非仅仅按传统的作法将其它文本转变为现有文本的形式，它对于语类的混用、嵌入、借用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结语

语类研究有不同学派，各种学派基本上对形式结构和社会功能进行阐述。本文试图整合多学派、多角度的分析理论，朝批评的方向建立语类分析框架，既能从文本语篇上加以更为详细的描述，给以标准，又能结合多学科、多维度的社会文化知识、交际目的、认识结构等，这将很大程度的提高语言使用者的语类敏感度，培养对语类知识的使用，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应用于实际。

参考文献：

[1]方琰.语篇语类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2，（17）.

人类语言特点篇（10）

语言赏析主要是指欣赏、品味文章中优美、精辟的词句，理解其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怎样进行语言赏析呢?

第一，要了解不同文体的语言特点。一般来说，实用文体如记叙文的语言生动、形象，说明文的语言简洁、准确，而议论文的语言精练、缜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又各具风格，如散文的语言优美动人；诗歌的语言凝练、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小说的语言传神、富有个性化的魅力；戏剧的语言则围绕矛盾冲突，扣人心弦……把握住不同文体的不同语言特点，就为准确地进行语言赏析做了很好的知识储备和基础铺垫。

第二，要掌握不同文体的语言所起的作用。议论文和说明文的语言都讲究“准确”，但是说明文中的语言准确，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被说明对象的特征；而议论文中的语言准确，是为了突出观点的正确，论据的有力，使论证更符合逻辑。散文和诗歌的语言都讲究凝练，但是诗歌则要求更高，“添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且要求语言铿锵，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的特色。

第三，要把握语言赏析的切入点。语言赏析大致有以下几种切入点：1．抓关键词。关键词主要指在文中富有表现力的词语。特别是动词、形容词的巧妙使用，能够突出人物或事物的特点或特征。2．抓主旨句。主旨句或点明中心，或总结全文，或说明事理，或表达感悟，在文章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抓修辞句。主要指运用修辞手法的语句。这是最常用的语言赏析切入点。如排比句的气势磅礴，比喻句、拟人句的生动形象，反问句的发人深思等。4．抓感情或含义深刻句。主要指文中具有强烈感彩和深刻含义的句子。它们在文中往往起到画龙点睛、揭示中心或升华主题的作用。

第四，要掌握语言赏析的命题方式和语言赏析常用的术语。语言赏析类的试题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指定语句，任学生在文中自选。这类试题充分尊重考生对语言的独特感受，极具开放性和灵活性。一般要选择句式比较简单、特点鲜明、自己有话可说的句子。另一种是指定语段、语句让考生赏析。答这类题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围绕文章的中心回答问题，切不可断章取义或作孤立的分析。有时候，指定赏析的语句会有多个答题点，需要从几个角度进行赏析，答题时要考虑周全。

进行语言赏析的术语有很多，如：简洁准确、生动传神、优美感人、生动形象、耐人寻味、内涵丰富、富有文采、风趣幽默、感染力强、典雅、活泼、凝练、朴素等等，复习中要注意积累一些有关的术语。

二、分析写作方法的技巧

写作方法是文章表情达意、陈述观点、说明事物的表现形式。中考中遇到考查分析写作方法这一类试题时，同学们应该怎样应对呢?

人类语言特点篇（11）

一、量词的特性

量词是分析型语法手段，主要用来表示事物在性状和量上的区别，因此量词常具有区别事物类的作用。量词的这两种作用，其起源是不同的。

语言最初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就使语音形式具有了表性状的功能，特定的语音形式总是与具有一定性状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往往没有量词，或偶尔有一些临时借用的量词。后来，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人们发现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具有同一类性状的事物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于是一种专门用于描述一类事物性状的量词就产生了。这类量词的特点尤其适合长于分析的分析型语言，所以，在分析型语言中，量词发展得较成功，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常常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语法手段，即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和动词，必须与量词组成数量词组后才能修饰名词和动词。如汉、哈尼、纳西、载瓦、阿昌、羌等语言就属此类。

同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初也应当是针对个体事物的。一个语音形式所指的往往是一个相应的自然个体事物。因此，在这个阶段，自然个体量词还没有使用的必要性。随着语言使用的扩大和完善，人们必须解决如何指称和描述非自然、非个体量的事物的问题。于是，首先出现了非自然、非个体量量词。量词虽然在很多语言中出现了，但是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量词的数量、类型和使用力度都有很大的差别。

在量词与其他词的结合方面，笔者认为，“数+名”的结构方式是最早形成的，符合语言的自然特性。因为与事物相联系的语音形式除了指称事物外，还能引起对事物具体性质、状态的联想，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必要再使用一个量词区别说明事物的性状。“数+量+名”和“名+数+量”这两种形式，是为了区别说明处于非自然、非个体量的事物出现的。非自然、非个体量词的出现应先于自然个体量词。后来，为了达到语音形式和语义结构的平衡才出现了自然个体量词。每种语言中，在说明非自然、非个体量的事物时都必须使用量词，这就表明量词的基本功能是区别说明量的状态而非量的性质和类别。在说明自然个体量的事物时，量词的使用处于两可状态。即：有的语言使用量词，有的语言不使用量词；有的语言既可使用又可不使用，且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差别。

二、黏着语的量词特点

黏着语主要使用综合性的语法手段，不注重对语义、成分间关系的细致分析。在构词中强调词缀和词根意义的融合，一个构词词缀可以与不同的词根结合，产生不同的词汇意义。同样，一个构形词缀在句式中的语法意义是多样的。整个句子的理解更多地依靠本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

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组的语言，阿美斯语是南岛语系（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语言，二者都属于黏着语，以在词根上附加各种语法成分为构词和构形的手段。形态发达的黏着语，可以用丰富的形态变化制约各构词、构形成分，并在制约中体现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用独立的分析型语法手段表示成分间关系的量词，在这种类型的语言中没有发展、发挥的必要和意义。黏着语中量词的使用体现了这种综合的特点。数词和名词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融合了数量和形象。

量词的发达与否，除了与其语言的类型特点有关外，还与数词的音节数有关。戴庆厦（1997）在分析藏缅语族个体量词的基础上提出：“个体量词的发达与否和数词音节多少存在密切关系。”“个体量词丰富的语言，基数词是单音节；个体量词不丰富的语言，基数词是双音节或多数是双音节。”①上述两种语言的量词特点基本符合这种观点。阿美斯语中单音节词非常稀少，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其基数词中1～9全部是双音节。阿美斯语个体量词很少，属于不发达型。维吾尔语的基数词中，除了bir（一）、y？誦（三）、t？尴t（四）、b？藓？蘩（五）是单音节外，其余的都是双音节。维吾尔语的个体量词虽然比较丰富，但在不出现歧义或不需要强调时，一般不使用，因此属于使用不发达型。在这样的语言类型特点的制约下，维吾尔语和阿美斯语都成了量词不发达型语言。

三、维吾尔语和阿美斯语量词的共同特点

量词是一种分析型的语法手段。一般来说在分析型的语言中较发达。维吾尔语和阿美斯语都属黏着语，具有丰富的词形和句形变化，常采用的是综合性的语法手段。因此，虽然在这两种语言中，由于表量和性状的要求出现了量词，并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但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并未成为强制性出现的语法成分，只有在强调或区别意义时才使用量词。因此，两种语言都存在“数+名”和“数+量+名”两种结构形式。

1.当所涉及的事物个体处于自然状态下时，一般不使用量词。如果使用量词，则具有强调、表敬等其他作用。

2.当所涉及事物由于人为加工或其他原因，其性状已变为处于非自然状态时，需要使用量词加以说明。

3.所涉及的事物个体虽然处于自然状态下，但已经形成一个集合，需加量词与个体事物加以区别。

四、阿美斯语量词的其他特点

1.只有名量词，没有动量词。如要表示动作的数量，则使用次数词。次数词由前缀kina-加基数词构成。

台湾一年种两次水稻。

2.一些量词本身包含了名词的概念，使用时可不出现名词。

3.具有一些反映生活特点的独有量词，主要是用身体部位和常见物品作为长度度量单位。

4.与个体量词较少形成对比的是，阿美斯语的容器量词较丰富。一般来说，容器量词多借自名词，因此，从丰富的容器量词中可以约略窥见阿美斯人物质生活的一貌。

五、维吾尔语量词的其他特点

1.现代维吾尔语中的量词基本上都来源于名词和动词。来自名词的量词至今仍兼用作名词和量词。如：

来源于动词的量词常有一组意义相关的同源词。如：

bolaq来源于动词bola-，意为“上面用纸或布盖着，再用绳子扎起来”。该动词还可以变化为bolaqliq，意为①包好的，②可包的，可用来包的。

2.量词重叠表示名词数量上的增加。

3.量词具有格位变化。（格标记用？摇 ？摇？摇标出）

①量词可以用附加相似格的方式表示概数。

②数量词组完全重叠，前半部分以原形出现，后半部分附加从格，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

③在一定上下文中，数量词组可以代替整个数量名词组，此时可以附加名词的一些格位，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

五排加五排等于十排。（g？藓是向格的标志）

4.有一些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独有量词。

注释：

①戴庆厦.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60，67.

参考文献：

[1]蔡中涵，曾思奇.阿美族母语语法结构分析[M].台湾：财团法人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7.

[2]曾思奇.台湾阿美斯语语法[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陈世明.热扎克编著.维吾尔语实用语法[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