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全11篇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102-02

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资料有：教材、教学大纲、备忘录、入学记录、会议记录、学生性格记录、学生和教师手册、学生的课堂作业、教学计划、通信记录、政府文件、教师日记和日志等等。对于人类学来说，从教育研究中收集的资料也是田野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民族志是对完整文化场景和人群的分析性描述或者重构(Spradley & McCurdy,1972)，它描绘某个人群所共有的观念、实践、人工产品、民俗和行为。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设计应有益于文化的重构。首先，调查策略所得到的资料是现象性的，能够表现调查中的参与者的世界观。其次，调查策略是经验性的和自然性的，是在真实世界场景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对现象的感觉性描述。第三，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整体性的，寻求建构整体现象的描述，并从描述中提炼影响人们行为和观念的主要变量。最后，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是多模态的，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技术。因此，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对于教育研究应是大有裨益的。

一、资料的收集

Pelto(1978)区分了两类收集田野民族志资料的方法：互动方法（interactive methods）和非互动方法（noninteractive methods）。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存在互动，并且互动引发了参与者的反馈，从而对资料收集产生影响的方法称为互动的方法；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只有少量互动、对参与者没有太多干扰的方法被称为非互动的方法。

互动方法中讨论了四种收集资料的策略：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记录，关键报道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ing）记录，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记录和调查（Surveys）记录。参与观察的记录包含着基于研究者自身看法的解释性评论。研究者在人群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引起的报道人的反应都会对记录产生影响。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的情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移情也导致他的解释性记录不断变化。参与观察记录的目的在于获得报道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处现实的解释和他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组织性建构。关键报道人通常是被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能够进入研究者接触不到的时间和空间、拥有研究者自己观察和体会不到的视角。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访谈也就是人类学者所说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访谈，研究者对报道人进行启发，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然后据此确定一个族群（或特定人群）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推断出他们的文化。在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能够提供报道人对环境和事件的反馈。

非互动（noninteractive）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指研究者和报道人之间在没有或只有很少交流的情况下取得民族志资料，它主要包括三种形式：非参与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调查方法档案收集和人口统计的调查方法、以及实物痕迹收集的调查方法。非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是指研究者观察进行中的事件并给以记录，研究者本人并不参与到事件中。

对于互动和非互动的资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特点和研究进展的不同阶段来选择某一种方法，也可以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二、定性和定量研究

由于田野民族志的资料信息是通过直接参与人的活动和在自然进行状态下进行交流而获得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是多维度的，对资料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它的多元结构。Karl Pearson和Harold Jeffreys提出，所有科学的一致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材料。当人们试图将事实进行分类、寻找它们的相互关系或者描述它们的序列时，就是在试图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而材料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很多田野民族志的资料确实是定性的，而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教育研究中的心理学资料通常是用学生的测试分数来估量教学效果，而教育田野研究者则选择调查事件在课堂中如何展开以及师生互动如何影响学习过程。虽然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复杂，但仍然能够带来很多启示，比如：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一个概念模式，它应该能够通过调查资料和研究结果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个模式与调查资料的关联不十分清晰时，可以通过增大样本、延长调查时间和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加以改进。资料分析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课堂、学校、体制或者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资料信息分析可能既有定性的成分，也有定量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应该体现出超越传统统计方法的优势，重点通过民族志的描述来展现事件的过程和互动交流的过程，使人看到数字背后的社会场景和文化现象，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资料统计很难做到的。最后，无论是具体的调查，还是概念的模式都需要经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才能得以修正。

三、资料的整理

资料整理（Datareduction）是从编辑校订过的田野笔记中挑选、聚焦、简化、提炼和转换原始资料的过程。资料整理并不是与分析过程相分离的，而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

在资料收集之前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预期资料整理（Anticipatory datareduction）。研究者需要首先明确他的理论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是什么。第二步是明确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第三步是抽样（sampling）。第四步是决定工具（instrumentation）的使用。工具是指访谈、观察、文件收集、田野笔记和录音等手段。在挑选这些工具时，要考虑它们是否能保证资料的有效性和普遍概括性，还要考虑所使用的工具应当便于日后资料的整理。在资料收集当中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中期资料整理（Interim data reduction）。中期资料整理是一个最佳的修正环节。研究者通过前后关照来检查已有的资料，并制订新的策略来收集新的资料。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资料收集之后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后期资料整理（Post data collection reduction），它主要涉及的是资料展示（data display）。定量的研究可以依靠SPSS或者BMD的电脑软件来处理资料，但定性研究者只能靠自己做人工处理了。

结语

事实上，教育研究中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用来替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获取师生互动的整体视角和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过程。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通常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期，研究者要访谈一定数量的学生和他们的任课教师，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观察学生在其他场景下的行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在丰富的语境细节中系统地记录教与学的互动，达到发展实地理论（从资料得到理论）的目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替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其长时段的特点和动态视角也独具优势。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还使研究者特别注意到第二语言教学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途径。对民族志方法的熟悉能够使研究者将研究项目融入到教学中，从而取得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参考文献：

[1]Bogdan,Robert.Teaching Fieldwork to Educational Researchers[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83,14,(3):171-178.

[2]Burgess,G.Robert.Some Fieldwork Problems in Teacher-Based Research.[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80,6,(2):165-173.

[3]Burns,F.Allan.On the Ethnographic Process i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76,7,(3):25-33.

[4]Fienberg,Stephen.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Ethnographic Data in Educational Research.[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77，8，(2):50-57.

[5]LeCompte,M.&Goetz,J.Ethnographic Data Collection inEvalua

tion Research.[J]Educational Evaluationand Policy Analysis

1982,4,(3):387-400.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2）

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陈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2488。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抓住“当地人观点”的方法，主要是从前现代、异文化的初民社会——如萨摩亚、肯尼亚、巴厘岛、巴西及澳大利亚的部落社会——的研究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研究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等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显著差异的社会组织。当时的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现存的原始或简单社会的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上述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对有关的组织结构进行抽象的类型学分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力，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开始产生、扩张，人类学也逐渐将研究目光投向现代组织。

组织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宗族，到社团、企业、政党乃至国家，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则、行为标准，都有成员需要履行的责任，其发展构成了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组织研究几乎从未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而是活跃于多个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范畴之中，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众多的研究视角与方向。经济学和管理学以经济理性和权力为出发点，建立了“经济人”的组织研究模型；心理学从组织成员心理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探讨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社会学关注组织现象，对于组织的功能、结构和机制加以研究；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研究，尤其在其研究方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顾与反思，并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展组织中的田野工作。邱泽奇系统回顾了以工厂化为经典假设的（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这种假设已面临困境；庄孔韶、李飞、方静文通过检视人类学对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历程，阐述了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导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讨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组织研究的嬗变过程与变迁趋势；②宋雷鸣、王宁、卓文、张华志、曹媞等学者，则通过各自的田野调查，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中的自发型组织进行解读，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展开理论诠释和学理探究。

贯穿组织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与初民社会风格迥异的现代组织中从事人类学研究，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否适用？从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将参与观察方法引入福特现代管理制度研究，到6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中族群与跨国企业的关系，再到80年代以来融人更多后现论观念的多样化组织研究的复兴，人类学组织研究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管理学的组织民族志相比，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民族志研究有何独特贡献？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现代组织领域的研究实践与贡献，尝试厘清组织人类学的方法特征，以探究全球化情境下组织人类学的发展取向。

一、人类学与现代组织研究

乔丹（A.Jordan）认为，现代组织研究中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及有关实践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30年代，主要是工业组织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学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注全球化视野下的族群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为工商组织研究的复兴及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人类学持有的历史的、情境的、过程的、行动者为中心的特色方法，在每个阶段都尝试为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持续促进组织研究对参与观察、情境和意义的分析及有关分析概念的完善。

马尔库斯（G.Marcus）和费彻尔（M.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承诺要从两个方面给西方读者以启蒙，一是“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坏”，二是“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二人同时指出，相比第二个方面，人类学者在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够证明这门学科能够实现第二个承诺。

人类学在一段时间内曾处于现代组织研究的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回归这一领域。实际上，这已经是人类学第二次踏进这块领地。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类学在霍桑实验及之后的人际关系学派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霍桑实验这项研究确立了组织行为研究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几乎放弃了这块领地。此后人类学者才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复杂组织研究，复兴了民族志传统。一大批人类学者，如布莱迪奥（E.Briody）和巴达（M.Bada）、布莱顿（G.Britan）和科恩（R.Cohen）、杜宾斯卡斯（F.Dubinskas）、加姆斯特（F.Gamst）等，开始研究公共官僚机构、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

这些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的认可，同时来自社会的认可也日益激发了这类研究，就像罗斯（D.Ros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装入了公司的形式（corporate form）之中，尽管我们过去往往对其视而不见”。尽管人类学的“回归”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人类学者还是能够迅速适应，开始研究人们非常熟悉却似乎视而不见的组织生活和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其他学者开始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特殊价值，因为它能够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上来审视个人和群体如何建构和解释组织与社会。

二、霍桑实验及其方法特征

回顾人类学组织研究时，霍桑实验是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认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实验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企业行为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起初是为了检验泰勒（F.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但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学生沃纳（W.Warner）加入研究团队并引入参与观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组织得以被发现，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人际关系学派——由此诞生，并主导了接下来25年间的组织研究领域。但是，在这项有关美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人类学者，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重新认识。

霍桑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为了测试物理条件的改变对产量的影响，其成果就是后来最富有争议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与物理条件相比，心理因素对于产量改变的影响更加重要。在第二阶段，研究者们采用了大规模的个人访谈方法，目的在于探寻员工士气（morale）与监管（supervision）之间的联系。1928至1930年间共访谈了21，126名工人，直到大萧条引起裁员才终止。研究发现，车问中的小团体对个人的工作行为能够产生强烈控制。第三阶段，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实验人员选出14名工人在隔离的观察室中进行电话交换机的接线器装配工作，由三名研究者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并对每日产量做详细记录。

在设计第三阶段研究的过程中，新加入的成员沃纳认为，工作组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社会，能够应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技术对其进行考察。他还试图分离出正式组织的功能，分析其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引入，将这个经典实验带入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在组织研究中开创了“系统描述工业工作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先河。罗斯里斯伯格（F.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J.Dickson）肯定了沃纳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研究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局限：“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理念主要源自沃纳。但是他没有在工业背景下系统应用这些方法……他也建议研究者关注杜尔凯姆（E.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布朗和齐美尔（G.Simmel）等人的研究，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丰富的背景资料。”

尽管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实验在资料获取、研究设计、实际结果及研究者对结果的分析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项目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变化，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研究项目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迪克森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按照常规程序，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像倒退。我们则试图为其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选择“倒退”，那么就不能产生对工人群体详细而系统的观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际关系学派的民族志方法与模型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将访谈技术和管理咨询的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组织和组织行为中观察技术和情境分析技术的发展。在霍桑实验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学的组织研究进展缓慢，其后大多数组织研究者走向了该研究方法的对立面，回归使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访谈/调查的方法。至20世纪30-40年代，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重新正视这一偏误，通过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纳与加德纳（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成立了工业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人类学者的网络不断扩展。1946年，加德纳成立了名为社会研究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的咨询公司。最早的霍桑实验研究者曾指出，该项目展示出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些因素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该领域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发展出两种人际关系研究倾向：一是查普尔（E.Chapple）的互动研究；二是沃纳的社会分层研究。

查普尔使用“系统”这一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个人关系组成的系统来研究，并试图通过工业组织的研究实践，发展出更广泛的人类学和人类行为理论。他对记录人们互动行为的系统研究方法有着特别的兴趣，不仅通过发放交往问卷（contact questionnaire），甚至通过亲自设计一种名叫“互动记录器”的计算机来测量互动。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将查普尔发展出的互动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小型制造工厂的雇佣关系。这个小工厂就是后来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围绕工厂规模扩张与良性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展开，特别测量了规模扩张时期人际交往的横向和纵向变化。研究发现，公司扩张推动了组织结构变迁，“整合员工、增加凝聚的人际交往增加了；而离问员工、削弱整合的交往减少了”，这也解释了公司在规模扩张期内，内部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原因。

沃纳对待人际关系研究则持有另一种观念，他将其视为一种路径，并主张通过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早期的澳大利亚田野时期，他已经产生出对现代社会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强烈愿望，认为对原始人的研究应该对现代人有所启发，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被引入现代社会研究。他曾写道：“我研究原始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人，希望能够最终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之中。”沃纳选择了著名的扬基城（Yankee city）来研究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个项目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对先赋社会阶层因素的过分关注，转而注重对社会行为的直接观察及访谈，并强调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详细记录细节，即使是最习以为常的细节”。这种详尽的记录文本，构成了美国现代社区研究的民族志脚本。源自此项研究的《现代工厂的社会体系》一书，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研究风格。沃纳在书中描绘了扬基城一个鞋厂的内部生活动态，并将该工厂置于社区的背景之中，追溯了曾引起罢工的劳资纠纷的历史渊源。借助宽广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罢工与不断改进的生产技术、劳资关系、生产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日益弱化的员工监管联系起来，由此使作者对研究现代社区的解释更为可信，也展现了民族志作为文化书写实践的特性。布洛维（M.Burawoy）认为，这项研究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仅仅对生产场所条件的研究，具体考量了“改变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力量”。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工业民族志，研究范围包括技术革新、激励机制和工厂生产力。在IBM公司进行技术变革和规模翻番的时候，人类学家理查德森和沃克分析了工厂生活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对产量的影响。有批评指出，人际关系学派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研究，有悖于传统人类学“向下研究”（study down）的传统取向，并没有将工厂组织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进行对话或加以批评。布洛维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学派的模型是劳资关系的管理模型，研究者关注工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体系，是为了控制这个体系，与管理目标达成一致。不可否认的是，人际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显著的，它将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访谈和互动观察结合起来，第一次将“文化”这一词语带人组织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并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文化研究。同时，人际关系学派也首次尝试自上而下地开展人类学研究，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强调研究工作环境中交往模式和惯例的价值，引发了后来对于惯例和实践的人类学理论转型及对组织及社区研究的特别关注。

四、从工厂内部的参与观察到更广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际关系学派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之后，人类学者开始逐渐远离工业和组织研究，此时工业社会学兴起，开始广泛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这些研究继承了人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通过发现工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人”，来质疑“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成果呈现时，或多或少带有组织民族志的影子。默顿（R.Merton）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为这一类组织研究的经典，如布劳（P.Blau）的《科层组织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层组织》（TVA and the Grass Roots）和葛德纳（A.Gouldner）的《工业组织的科层类型》（Patterns of 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罢工》（Wildcat 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数人类学者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以改观，组织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转向情境研究。最为典型的范例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勒普顿（T.Lupton）主持的工厂研究。人类学“整体参与观察”方法在该项目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把其作为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法，还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情境细节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会情境及互动关系来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这种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开放性，最终摆脱了工厂和社会是由结构组成的观点，转向分析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义的方式。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方法也从初期的观察参与，发展为“局内人”的参与、“局外人”的整体观察。

1969年，纳德（L.Nader）在名为“人类学家向上看”的文章中，向人类学者提出挑战：“如果重新发明一种人类学，研究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研究强势群体（power）而非弱势群体（the powerless）的文化，研究富人而非穷人的文化，那这种人类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挑战促使20世纪70-80年代的人类学者将注意力转到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和工作场所之上，开始采用“向上研究”的路径，使用“整体观”研究权力机构和国家科层制度。例如，1980年纳德通过观察美国的儿童，发现了政府组织中隐藏的科层制度，认为是这些制度影响了他们的食物、健康和住房。这些尝试和实践对人类学方法和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将民族志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中，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一个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完成对更广阔的秩序的再现”，也有学者认为“探寻更大规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和解释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组织研究强调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场所，将正式组织置于现代阶级社会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来考察。这类研究应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将工业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分析范畴，审视了工厂和跨国公司等组织中的工作，强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并以此为中心试图从公司生活的图景中区分管理层的理性和管理理论的“迷雾”。

沙伐（H.Sara）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美国服装业的外逃工厂（runaway shops，指为了逃避赋税或者法律监管而迁移到国外的工厂）在劳工招募过程中给美国和第三世界女工带来的影响。纳什（J.Nash）考察了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撰写了具有浓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国公司人类学》一文，描绘了跨国公司扩张的近代史，将其同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连接起来，解释在这些背景情境中的个人和组织行为。此外，她还研究了美国工业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科技军工生产的转型过程，以及这种转型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强调“本土观点”的表征，通过超越“主位”的方式渗透和考察社会现实。他对火车司机的研究展现了这一传统。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工作了6年半，同时开展田野和问卷调查，从机械师的视角发展出铁路系统民族志。这一研究彰显了“本土观念”的特点，也印证了贝特（S.P.Bate）的“洞见总是来自内部”的观点。

虽然此前定性的组织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数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降低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义取代实际参与者的意义。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组织研究者意识到，应该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表述机会。

五、组织民族志的特点

组织研究一直作为管理学的主阵地，吸收了管理学众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鲁（A.Pettigrew）在《觉醒的巨人》一书中，批评组织研究缺乏稳定且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缺乏历史、情境和过程的观点。人类学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为组织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此外，作为对佩蒂格鲁观点的补充，贝特指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类学的另一重要特性，这是一种局内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内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综合来看，人类学组织民族志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相较于管理学对前瞻性概念（如“愿景”、“预测”、“计划”等）的偏爱，人类学显然更重视历史，注重从仪式、神话、传说、民谣和轶事等日常生活中找寻过去，将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认为只有把现在和未来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组织民族志不是简单地关注历史，而是关注社会中保留至今，影响和形塑当下人们行为方式的文化惯习。典型案例是贝特（S.Bate）对英国铁路系统文化图式的研究。研究发现，蕴含其中的“思维习惯”大多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的组织中依然活跃，由此造成了现在日常管理中的混乱，并最终导致组织的衰败。这样的历史观对于解释组织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情境的观点。贝特、派依（A.J.Pye）、珀塞尔（J.Purcell）和可汗（R.Khan）在对英国医院及医疗体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中发现，英国医院存在许多问题，包括高层团队软弱、董事会结构混乱、管理者和资深临床医生之间关系恶劣等。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医院“自身范围”（local）之内，而是源于其所嵌入的不同组织情境、行业情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情境和政治情境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人类学的专长之一在于把个人置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置于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中，观察其日常活动。通过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人类学能使研究者达到或更接近其他组织研究者无法达到的地方。“理论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可以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和宏观的社会情境之间架起桥梁，找出隐藏于其中的模式，进而知道如何把个人行为作为整体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进行理解”。同时，人类学也在不断修正“整体”和“情境”概念，将更多后现代的观点及参与全球化的后工业组织纳入研究范围。哈奇（M.J.Hatch）和舒茨（M.Schultz）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解读：“在后工业的情景下研究文化，要求我们抛弃单独的、社会化的、组织的部落。在后工业时代，部落变得碎片化了，它们的连贯性破裂了，多样性和解释学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框架下，承载意义的是文本，而不是部落，这些文本在电子空间中传播，无数不知姓名的人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又会形成另外的文本，继续被无穷无尽地解读。”

第三是过程的观点。组织需要其成员之间不断协商和互动以完成目标工作，因此关注组织生活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变得尤为重要。人类学者更偏重组织生活中非正式的一面。霍桑实验及布若威（M.Buroway）和罗伊（D.Roy）等人的成果都是对非正式过程研究的范例。道尔顿（M.Dalton）对美国四个公司中官方行为和非官方行为之间分裂和联系的参与观察属于同一类研究。研究非正式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竞争领域”（contested terrain），其中不同的亚文化或者观点相互竞争，建立起脆弱的共存关系。古尔德纳（A.W.Gouldner）提出了“纵容模式”（indulgency pattern）概念，用来描述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正式的，既紧张又互相妥协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充当了二者关系之间的缓冲剂和剂，管理者放松对员工完全服从的要求，比如绕开正式规则，允许员工借用公家的工具和设备，甚至允许他们把甘油炸药带回家用来钓鱼等，以此换取员工的合作。古尔德纳和布若威的研究，首次引起人们关注员工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游戏”。在“游戏”中，双方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形成了共同利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合作，是各方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种“游戏”通常不稳定，总有一方想要多占一些便宜。可见，“文化”不是管理学组织研究想象的那种静止、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各方重新定义，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梳理、描述和解释该过程。这就为研究组织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新的视角，不仅关注组织生活中的工作本身，还关注其中社会的、非工作的部分。

第四是以“行动者为中心”。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表述”（represent）他者的生活，特别是从“当地人的观点”角度去理解当地人的感受，关注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方法是人类学的特色，在研究中不是问“我如何看待他们做的事情”，而是要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地人是如何从人类学家认为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中创造秩序的”。有学者认为，“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难以达到，因为人类学家只能接近当地人的观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框架重构他人的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研究成功进入了“当地人”的世界。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供职六年半，从机械师的角度写成了关于铁路系统的民族志；格里高利（Kathleen Gregory）研究了硅谷计算机公司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念世界”。这些民族志研究都体现了“丰富而真实”和“内部生活”这两个特点。其中值得关注的并非上述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之间的行为差别，而是所谓的文化“专家观点”和当地人“普通观点”之间的差异。关注这种差别的组织民族志能够从新的视角研究思维、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构筑某种能够解释日常行为的、实用的理论。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3）

一、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教学方法是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等特点。虽然大家对教学方法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然而，课堂教学是实现教育目标最主要的方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辅助其他教学方法仍然是现阶段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怎样开出让学生满意、教师满意、社会满意的课程，教学方法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在教学方法研究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重对某种教学方法的研究，但个性化色彩较浓。我们在大量的研究论文中看到，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教师在教学实际中不断实践探索，不断充实完善而得出经验。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与教师个体的教学理念、教学风格、业务能力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都表现出浓厚的个性化色彩。同样的课程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师运用起来却会有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传统的研究注重单一教学方法的研究，难以透视其内在教学规律性，所以就出现了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研究，或者对某位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宣传，却很难达到普遍性和示范性的效果。

二是重视具体的教学方法的研究而忽略了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多数研究成果是针对某一个教学方法的研究，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案例教学法、疏导教学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检验，已经比较规范，不仅便于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学习操作，而且课堂效果很明显，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大家的青睐。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是“一法一议”的方式，也就是针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小见大。这种研究具体细致，针对性强，也达到了教学法典型化的要求，但是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选修课不同于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相对独立，都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而且任何一门课程都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一法一议”往往是从某一门课程的具体需要出发，突出了某种教学方法的特点，结合了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研究水平难以提升。

三是研究思路过于狭窄，缺少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整体的把握。我们曾经走访过国内的多所高校，很难看到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的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往往是因为某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了某种方法受到了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好，选修的学生比较多，因此就其教学活动进行经验性的总结。这就出现了多所高校都在研究一种教学方法的局面，案例教学法研究的普遍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由于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为课堂教学的视频化提供了条件，不论是否符合课程内容和教学规律，板书、案例等都被多媒体所取代。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也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似乎没有了多媒体就没有了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和时代特点。这种思路必然会严重束缚教学方法研究的理论探讨和深入发展。

四是研究成果缺少系统性、理论性和科学性的总结。多年来，高校选修课程在学科建设、教材体系、教学手段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课程建设也逐渐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但是，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人文类选修课程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考，没有形成利研团队，研究的目标、步骤都不明确，很多选修课都没有形成教学梯队，任课教师多是单兵作战，甚至出现教师生病或外出开会就只能停课的现象。如果是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教师，学校鼓励他们多开课多上课，每个课堂学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一周数堂课程，教师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教师很难有时间对自己的教学体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更缺少对教学方法系统性、理论性的思考。

二、教学方法优化组合的构想与原则

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旨在教育引导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做好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思维、健全身心的准备。人文类选修课有别于自然科学类的选修课，这类课程更多的是向学生传授“使人成为人的学问”，对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大学生们来说，人文类选修课不仅使弥补了应试教育造成的知识缺憾，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现在与未来不断发展的需求。我们在选修课程的建设中，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科研资源，给学生提供更多、更专业、更高层次的知识，改变由一个教师讲授一门课的方式，按照课程的要求选出一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一门课由几位教师以专题的方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个教师不仅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研究深度不同，而且教学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很多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都会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提高教学效果。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教学方法的关注，进而提出以课程为单位组成教学研究团队，在授课的同时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经过几轮的实验和研究，我们根据不同选修课教学日的和内容的要求和特点，将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不同的“教学方法群”。这个“方法群”由一个基本方法与若干个辅助方法组成，共同运用于教学过程。“方法群”的构建旨在以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为基本准则，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调动和激发学生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因素的积极作用，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不仅会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而且能使授课者和接受者精神愉悦，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因此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一是规范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指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教学方法的选择不能违背教学规律。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教师忽视对基本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用大量的影片、视频或课外活动等方式取代课堂的知识系统讲授教学，以削弱知识含量和理论深度为代价而换来的所谓“课堂效果”，虽然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形式多样，但并不受学生的青睐。不论什么课程，都是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或专业技能，因此，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不能随便丢弃的。一门课选择哪几种教学方法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目

标和任务来决定，不论多么好的方法，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的坚决不能用。我们曾经提出了包括团队公关式、价值澄清式、案例分析式、意义寻求式等十几种教学方法。由于教学实验实践和空间有限，为了保证实验的效果，最后选定了“基本方法”，即系统讲授式方法和“辅助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式、问题研究式、师生问答式、主题论辩式、行为体验式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教学方法群”，供教师在课堂上选择使用，实验证明效果很好。

二是操作性与适度性相结合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的问题。不论哪一种教学方法都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够展示它的全貌，也只有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判断它的优劣。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的手段，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因此，不论多么好的方法首先必须让教师和学生能够接受，愿意运用，并且经过教学活动的检验证明其效果，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有些教师对某些教学方法掌握得比较熟练，习惯使用，对此我们也要进行调整和控制。例如“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社会学通论”、“心理学”这类理论性比较强的选修课程，仍然以课堂讲授的方法为主，同时辅助案例分析、问题研究、师生问答等方法。而像“现代社交礼仪”、“新闻采访与写作”这类操作性特点突出的课程，除课堂讲授方法外，同时辅助案例分析、实际操作、行为体验等方法。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教师对教学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够自觉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研究，提高教学水平。

三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的很多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丰富和拓展了知识内容和手段。我们的研究首次将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使选修课教学方法的研究从分散的、单一的方法研究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在研究中我们抓了两个点，一个是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课堂教学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两个模块。二是适应时展需要，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4）

学科基础

学科发展

本土化

作者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李静，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地址：合肥市，邮编230601。

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和迈耶·福蒂斯（Mayer Fotes）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的，至今才70余年时间。厘清学界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董建辉从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与政治学的关系层面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其后续研究以1960年代为界，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范可的研究回顾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政治人类学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暨爱民、彭永庆介绍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生、发展概况及问题。上述研究对把握政治人类学学术脉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等层面，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作进一步的述评和反思。

一、关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基础的研究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界没有形成规范的定义，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乔治·巴朗迪埃（George BaIandier，学界又译为乔治·布兰迪尔）侧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界定政治人类学，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既是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是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它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美国学者F·贝雷（F·Bailey）侧重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并不总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

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张谦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运用一般人类学方法分析政治演化过程的实证科学。”③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亦可说是人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以上界定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王铭铭认为：“通常把专门致力于对‘非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称为政治人类学。”⑤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提出，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是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他们二位强调政治人类学对人类学传统的继承，即对前工业社会的关注。董建辉提出，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这个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兼顾横向与纵向，兼有动态与静态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定义。然而，把政治人类学简单理解为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界定较为粗放，相对随意，忽视了政治人类学学科概念的严谨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5）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学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二)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三)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四)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 (五)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 (六)对现代化之前的政治制度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证、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透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它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 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一)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 。(二)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三)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 。(四)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这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地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此，我们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其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改变的，即政治学者始终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政治。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和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它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做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籍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它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它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做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它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做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做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抑或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都要求我们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是缺乏历史深度的。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已的研究，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鉴，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6）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1 . 04 . 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 sherry和wallendorf 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 （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 and moran （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 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 与 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 和mccracken 教授 ，西北大学的sherry 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 教授 ，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 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 教授等， 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 和kaufman－scarborough 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 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 博士 （2002） 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 （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 （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 （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 （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 （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 paco underhill （2000） 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 （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 （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 （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 （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 （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 sherry， wallendorf 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 （western electric’s hawthorne 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 mayo和w． llyod 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 gardner和w． llyod 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 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 t． 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 pascale和anthony 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terrence deal 和allan 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 asltman 和grant 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 sherry 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商学院教授carol 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商学院的kathy rudlkin 博士与hemant 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7）

音乐研究的视觉已经不单单是指哲学下的美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亦或自然科学或者人类学。这是音乐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认为“学科界线的渐趋模糊恰恰说明了本学科的发展成熟。”音乐人类学站立在音乐美学、心理学等音乐外延学科的基石上，把音乐研究提升到了人类的高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是对社会人文中一些未知和模糊事项进行一一解读和回答。用这种理念来看音乐，音乐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音乐人类学使用或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理论与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音乐人类学的构建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体系。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实地学科和实验室学科，而且又特别的依赖和注重实地考察——田野工作。“书斋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站不住脚。脱离广泛的音乐场景的捏造是理论研究的禁忌。就算在田野采风的过程中，能正确的调整和把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注重研究者能够既能站在本族和他族的两方面立场来看待音乐现象。既要能够融入得进去，还要能够脱离本族化从而站在他族的立场来看待这种生活的文化现象，是谓“进得去，出得来”。从而全面揭示既定社会中音乐的本质。而这种本质说的不是音乐本身的本质，而是指音乐的社会环境层面，是对音乐中的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但当下中国的音乐研究学者更多的是对音乐中的文化研究。当然，不管是文化的研究还是音乐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应该是没有离开音乐的。前者把音乐当做文化研究入手的媒介，后者把音乐当做文化研究的归属。两者最终目的都是在理解音乐的基础上看社会。美国的音乐人类学者梅里亚姆通过“三分法”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把对音乐的内容分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整体主义”。所谓多元主义，梅里亚姆即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认为音乐容许也必须承认是有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下产生的多元化音乐风格和形态，而这种形态又因民族所处不同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多元，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和周边民族或国家的长期交融形成的更复杂的多元化的音乐文化。而相对主义其实就是民族的个性化，每个民族有各自特色的音乐文化，就像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样，每个民族音乐的DNA都不一样，所以音乐风格千变万化。但同时梅里亚姆又站在人类的立场看待各个民族的音乐其实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整体主义。他认为，虽然在多元化的音乐环境中，各个民族有着自己所特有的音乐语言；但是，音乐所揭示的人类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可以浅显的理解为：凡音乐的存在，都是来自于生活，都是对生活的艺术加工，都为体现人类的真善美。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8）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 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 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 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1906 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1 ] (p61) 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① 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20 世纪前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始分道扬镳,这点与其说是学科理论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使得这两门学科后来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派别。从19 世纪末一直到二战之前,社会学和人类学、民俗学似乎达成某种默契性的学科分工: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的“原始”小型社会,社会学研究现代的“复杂社会”,民俗学则研究乡民社会。[2 ]相比之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异文化,其研究领域主要是限定在那些所谓的偏僻的非西方的小型、孤立、“原始的”部落社会,这些地方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土著社会。这就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式。而社会学则研究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组织,突出对现代西方社会自身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这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一般而言,人类学比较强调采用田野参与观察,注重定性、个案分析和社区研究,而社会学则更偏重于定量分析,侧重采用抽样问卷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更为宏观的研究。

西方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是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所“发明”的,是来自于他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实践调查当中。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利奇甚至认为:“社会人类学是1914 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开始的。”[1 ] (p80) 因为在这一年,马林诺斯基在这个岛屿群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长期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以此为基础,1922 年,马林诺斯基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马林诺斯基对他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按照他的理解,和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有几个鲜明的方法论特点:首先,人类学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它强调以长期的田野工作来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其次,突出主位研究法和相对观的重要性,即强调研究人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给对方以自己解说的机会。再次,人类学特有的全观性学科研究视野,即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不能把研究对象单独地抽离出来,而要把它置于被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来考察。[3 ] (p21 - 48) 除此之外,人类学还非常强调对历时性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运用。[4 ]实际上,这些方法论特征既是传统人类学学科标志性的象征之一,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标准之一。

虽然20 世纪70 年代之后,马林诺斯基所创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遭到西方人类学界种种的公开批评[5 ] (p130 - 164) ,但是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人类学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模式。不过,马林诺斯基当初之所以创立民族志研究方法,其初衷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考察和研究异文化。只是二战以后,由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解体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面临“失业”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视角转向对包括现代西方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研究。[6 ] (序言) 这是人类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转型。不仅如此,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的影响也扩展到其他学科。这时候,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人类学家所发表的成果的巨大价值,以及其卑微的科学优点,他们的方法使他们长期而密切地接触到农村居民以及都市工人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可信度极高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其他学科广泛引用,成为这些学科立论的重要依据。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因此而更加提升。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从西方引介进来的,都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彼此都有极其相似的曲折发展历程。自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社会学和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来,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在1952 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仅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而且都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1952 年,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撤消。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前后才得以恢复重建,期间整整中断了近30 年。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 年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 ,这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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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7 ] (p54 - 57)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　等都是如此。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吴文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也意识到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采借和利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社会学引入人类学的个案及定性研究方法———田野参与观察; (2) 人类学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汉人社区。正如吴文藻在自传中所说的“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8 ]他的学生费孝通也曾经指出:“30 年代吴文藻先生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目的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正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看鲜活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路。”② [9 ]不仅如此,吴文藻还身体力行,努力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互动。1929 年,他从国外学成归国后即在国内同时开设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开创了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7 ] (p258) 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把一批年青的学者送到英、美、法等国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费孝通、林耀华等,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骨干,也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也正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后来中国的社会学才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调查概念,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10 ] (p14) 正是由于吴文藻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才开始真正融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历程。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20 世纪30 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12 ]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 ] (序言) 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互动①,那么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则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后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西方的人类学一直到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研究小型的异民族文化为己任,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被视为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术领地。而在中国,人类学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把汉民族这一主体民族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反而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头。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它们植入到中国土壤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两门学科就是相互联姻的,很难加以区分开来。他甚至认为:1949 年之前“中国所作的社区研究可以被视为英美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种延伸”。[12 ] (p375) 这种见解确实不无道理。当惯于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一旦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就带有了社会学的某些学科特征。20 世纪30 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出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原因就在于当时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民族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这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所独有的学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吴文藻的大部分学生在西方学习的是(文化) 社会人类学,因此他们除了研究汉民族的文化之外,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老本行———研究异文化,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成为“两栖学者”。1952 年,当社会学和人类学被取消时,不少人类学家即转向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三、80 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 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 年。① 1978 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自1979 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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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13 ] (p76) [14 ]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 - 1987) ,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 - 1990) ,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 至今) 。[ 15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 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16 ]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 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18 ] (p46 - 47) 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85 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

人类学恢复之后,其学科发展速度和学科影响力比社会学也缓慢得多。在90 年代之前,只有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主要在南方地区。而在权力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90 年代后因以王铭铭为代表的新一代到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归国留学人员的大力宣传提倡,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力才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及机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点体现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互动传统的复苏。不过,即使到目前,全国也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教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正如陈国强1996 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 17 ] (p130 - 137) 因此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学、民族学等几个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其学科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社会学等学科。

在90 年代之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一是理论老化,高校设置课程还是停留在引介人类学古典式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的人类学新理论却很少接触,尤其是对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引介力度不够;二是人类学后继力量匮乏,新一代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依然太少,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此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大部分人类学者还是局限在研究诸如民俗、宗教等传统的“学术”领地,而没有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主流议题的“应用”研究,这点也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初步确立。

四、新时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互动

新世纪前后,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者极力倡导社会学要“本土化”和“中国化”,即要让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18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加以深化发扬。前文已经提到,20 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新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 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 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力度。这种做法与80 年代初社会学刚刚恢复时在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培训班的初衷是一致的。

可以预见,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结合互动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这种结合和互动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这两门学科的突破和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上的相互渗透。虽然90 年代之后,随着80 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 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19 ]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20 ]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使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包括采用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21 ]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从地方和本土社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点恰恰是社会学研究较为欠缺的。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空前的文化接触,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接触以及在自身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难题。这点在客观上为以研究“文化”著称的人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而在这时候,人类学界刚好也出现了一种强调学科“应用”的倾向,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22 ] (p38) ,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23 ]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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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24 ]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农村问题研究论著,大部分是以实地调查来完成的,尽管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来说,这其中不少论著有“粗造”之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 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开始相互渗透。费孝通曾经指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18 ]在西方,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各有其理论传统,但是彼此间却是相互影响。例如属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之一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深受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布朗所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国内,自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理论界先是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而90 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青学者则更多地受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 “他们的注意力在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 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20 ]实际上,这些思想大师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创新上尚难有重大的突破,基本还是停留在引介阐释西方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要推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点比构建宏大的学科理论要重要的多。只有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的了解,才可能真正创立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9）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二、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10）

[摘要]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西方的传媒与受众研究中兴起并大有兴旺之象，在媒体与“全球化”进程伴行，以及受众日益分化的今天，结合人类学与传播学是种自然的趋势。因此有必要梳理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它的兴起，研究主张，研究难点与适用范围。 [关键词] 媒体 受众 人种学 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 is more and more be used in media and audience research on matter in Western or Eastern world， and the tendency was accompanied with glob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udience groups. It is important to awar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link of anthropology and mass communication，so we need to make sure ethnographic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of media and audience， including the original， opinion， difficult and available bound of this kind of method. Keywords：Media， Audience， Ethnography， 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 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 Ginsburg 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 。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淫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菊花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 期刊均缺页数 [1] Mihai Coman， Media Anthropology: An Overview. philbu.net/media-anthropology/coman_maoverview.pdf. [2] (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David Mo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Morley and Roger Silverstone文：《媒体阅听众 传播和脉络：从民族志学观点看媒体观众》，摘自Klaus B.Jensen and Nicholas 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4] 王铭铭文：《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 潘忠党文：《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4期。 [6] 刘强文：《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7] 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8] 胡明宇文：《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 郭建斌文：《民族志：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春季刊。 [10] David Mach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for Media Studies. London:Arnold. Co-pubi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v，new york.2002.page.1. [11] (美)马尔库塞（Marcus， G.E），费彻尔（Fischer， M.J）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 Antonio C. La Pastina， Audience Ethnographies: A Media Engagement Approach， Global Media Journal， Volume 4， Issue 6. Spring 2005.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1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田茂军.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J].江西社会

科学，2004（9）.

[2]麻三山.对民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4）.

[3]朱祥贵.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J].社会科学家，

2010（11）.

[4]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5]（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