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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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采用DEA方法对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效率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避免财务指标评价方法的不足(对整体绩效缺乏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点(对引起结构的动因缺乏分析，难以提出改进业绩的途径)，在不需要预先知道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显著性函数关系和预先计算投入产出综合比率的前提下，能更客观、有效地对同类企业的效率作出评价。采用DEA模型，无需事先人为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了在权重分配时评价者的主观意愿对结果的影响。刘玉丽利用2003年10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其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当规模收益减少时，压缩资本规模不符合传媒行业长远发展，为此要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益［5］。闵素芹、李群选取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输入、输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对我国11家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进行了DEA有效性评价和规模效益分析，从模型出发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6］。葛妍对我国沪深两市13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2008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其综合评价排名，进行分类并评价了其综合业绩和特征［7］。戴新民、徐艳斌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3家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DEA分析，结果表明传播与文化类上市公司效率较低，绝大多数公司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规模无效率是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8］。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年报数据，运用DEA模型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二、DEA基本原理和数据说明

(一)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方法，能够客观地对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比较，作出综合评比。DEA是测度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效率的非参数方法，有很多种模型，如CCR模型、BCC模型、CCGSS模型、CCW模型、FG模型、ST模型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ReturnScale，CRS)的CCR模型和模型假定规模报酬变动(Varia-bleReturnScale，VRS)的BCC模型。本文主要选取CCR模型和BCC模型对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利用CCR模型得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整体的综合技术效率，利用BCC模型得到纯技术效率，根据所得结果进一步分析我国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本文的决策单元为34个，而投入产出指标为5个，适合应用DEA方法。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员工数量以及主营业务成本作为投入指标，选择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做DEA分析以表1中的34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数据为基础。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根据这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这34家公司主要分为出版业(书、报、杂志、资料和影像制品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广播、电影和电视业)以及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3类。

三、效率和规模报酬分析

(一)效率分析

1.综合技术效率。表2显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为1，表示这3家公司是最有效率的单位，即其在整体运作上处于最佳状况。根据本文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划分，3家公司综合效率为1的公司分别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广播电影电视业。没达到1但综合效率在0.9以上的3家公司中，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新文化都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结合它们各自的主营业务可见，广播电影电视业的整体运作状况良好，特别是电影电视节目制作行业目前的发展处于一个有效经营的水平，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效率较高。低于综合技术效率均值0.724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共有18家。其中，属于出版业的9家公司是皖新传媒、中南传媒、时代出版、出版传媒、中文传媒、粤传媒、长江传媒、大地传媒和天舟文化，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只有中视传媒1家，属于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的8家公司是上海钢联、电广传媒、华谊嘉信、广电网络、华闻传媒、北巴传媒、歌华有线和华数传媒。

2.纯技术效率。表2显示，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平均纯技术效率达到0.883。其中，纯技术效率为1的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有13家，分别是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录百纳、ST传媒、中南传媒、吉视传媒、中文传媒、凤凰传媒、人民网、百视通、蓝色光标、华策影视、省广股份。数据表明，从行业整体来看，传媒类公司能够较好地利用各项技术要素来更大可能地创造产值。拉低整个行业纯技术效率均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歌华有线和中视传媒，一个为地区有线电视网络的垄断者，另一个则为央视控股的影视广告公司，这两家在行业内享有优势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公司，在投入的要素和资源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无效率。

3.规模效率。规模效率表示该部门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是否达到最佳状态。与纯技术效率方面相比，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公司仅有3家，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其中两家属于影视剧制作公司，1家属于新媒体中的互联网公司。但与纯技术效率不同的是，在规模效率方面，文化传媒行业内多数公司的水平比较集中，在0.82左右。只有中文传媒一家公司规模效率值仅为0.541。表2显示，在纯技术效率中取得了1的中南传媒和中文传媒，因为规模效率分别仅有0.686和0.541，导致整个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的降低。这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投入与产出比存在着较大问题。

4.效率整体情况分析。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行业内最高。首先，2012年我国境内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平均综合效率为72.4%，这个结果意味着文化传媒产业的效率还有17.6%即超过1/4的提升空间，而且该数据是由国内34家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得到，这也代表着1/4的差距仅仅只能代表着平均水平与国内最好水平的差距。而与文化产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只会更大。其次，平均纯技术效率为88．3%，规模效率为82．1%，平均纯技术效率水平大于平均规模效率水平，这代表着我国文化传媒产业规模效率较低，从而拉低了技术效率的作用。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使在不改进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单单考虑各企业规模效率水平，我国文化传媒产业效率也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规模报酬分析

1.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表2显示，只有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ST传媒、天舟文化、新文化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在这6家规模报酬处于较高水平的公司中，占1/2的是广播电影电视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显示了影视剧制作公司在2012年全年的业务安排较为合理且未来发展潜力大。其余28家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模式下生产。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难以有效地协调经营管理关系，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这28家规模效率递减的文化传媒类公司都是所在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它们过分追求市场的主导权和市场占有率，导致了公司高投入低产出。

2.规模报酬整体情况分析。表2显示，在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中，3家规模报酬递增，3家规模报酬不变，剩下28家规模报酬递减。影视剧制作公司、网络和信息传播服务业的公司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阶段，而成立时间较早、上市期较长的出版业、有线电视技术文化传媒企业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经营较稳定。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整体效率不高。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最优水平，3家公司综合技术效率在0.9以上，居较优水平，而其余28家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都较低。纯技术效率方面，有1/3的上市公司达到了最优水平。规模效率方面，仅有3家上市公司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规模效率的低下使得整个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可以说，即使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条件下，我国文化传媒公司的提升空间依然很大。

2.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内部各子行业效率存在差异化。广播电影电视业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文化传媒行业中最高，出版行业整体处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拥有垄断特权和政府背景的公司因缺乏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力，其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3.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没有实现规模经济。主要原因是部分传统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已经经历过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一些文化类上市公司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下过度规模扩张。

(二)政策建议

1.深化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努力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同时，努力提高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员工素质。

篇（2）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3）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在西方学术界，罗蒂提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论转向）是一个伟大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就是这种转向的结果。文本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语言-符号学方法，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甚至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及新批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它是符号化的现实，而符号绝非纯净、透明的。因为媒介既不是被动地服务于霸权形态的利益，也不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语言没有零度。甚至如新闻图片、电视新闻等皮尔士所谓与现实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类（iconic）符号——这种符号的能指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实体或知觉上的相似——也与现实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动机化（motivation）的，因为这里的符号（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质所决定。影片上的猫看上去不得不像猫。不过，这个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决定，因为拍摄者能够选择拍摄的角度、距离、焦点等。所以一张照片是高度动机化的，但绝非完全动机化。[3][p173]电影电视的影像也是如此。视觉话语也是一种符码化的符号，它将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4][p350]由此可见，在传媒领域，电视相对于报纸、广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为这种符号比单纯的文字、声音更少任意性，意识形态被更加强有力地锚定了，电视批评也就担负了更多的“文化批评”的任务。

虽语言学的转向的确为文化研究提供过某种助益，但这种转向隐含着“语言中心论”的霸权。语言-符号学方法是一种非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评在聚焦文本的同时忽视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的接受与运用等，而这正是文化批评所要关注的重点。“文化转向”即是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的关注，研究视野从以往的语言符号文本扩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产的政治经济领域，受众与社会对文本的接受与阐释等，它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使我们洞悉复杂传媒幻象背后的权力图景，考察在文本生产中，哪些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被“编码”进去，哪些意识形态被压制和控制；在文本阅读中，受众又可以通过哪些意识形态的“缝隙”进行抵抗和斗争。丹尼斯·K·戴维斯（DennisK.Davis）概括了传媒研究中文化转向所凸显的重点：

“有些微观的、阐释性的理论，其关注焦点是个体和社会组织如何使用媒介创造和形成结构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这些理论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理论。宏观的、结构性的理论的关注焦点则是社会精英如何运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机构。这些理论认为，作为精英维持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有效地运用媒介宣传霸权文化。它们被称之为政治经济理论，因为它们把理解经济权力是如何给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提供基础这一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测，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运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压制。这些理论通过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权文化而向现状发出挑战。”[5][P223]

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语言-符号学方法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抛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训练，以确保我们在大胆尝试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描述方法，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确实使得我们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才去进一步涉及与观众活动和作为话语播放的电视节目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6][P41]它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不会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置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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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批评的文化转向，意味着传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协商、调停的结果，它是多种意识形态争夺意义和控制权的领域，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主导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与其说文本确定了它的意义，不如说它为这种意义的争夺划定了一个竞赛区域”[7][P307]，传媒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征服与抵抗、压制与斗争、同化与异化的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通过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为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争埋下伏笔。在这种斗争中，斗争各方采用的是寻求意义的方式：主导意识形态试图使意义“自然化”，使它们变成全体社会“常识”，然而，对立的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这一策略，并试着使意义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有关一个词的意义的斗争，也是有关谁有权控制这些意义的斗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控制权是控制包括在这种经验内的那些人的行为、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部分。符号斗争并不反应社会斗争但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须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加以研究，在其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时促进了控制和抵制，这就需要追踪其中的各种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顺从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研究的视点，既坚持了传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它（文化研究）可以识别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从而对各种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权进行有效的批判，对一切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的评价。”[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必须洞穿传媒文本的表象，直达文本的深层结构，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图景，哪些东西被遮蔽了，哪些东西被“自然化”了，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文本。传媒文化的内容，以影视为例，除了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10][P88-89]这就需要进行话语权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由于限定，话语同时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11][P45]“话语负载较强的言语暗示，这种言语暗示受社会的、物质的和历史的力量制约，这些力量不准人们说某些话，甚至连想都不准想；与之同时，又强迫人们只说别的某些话。”[12][P39-40]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意义通过在场者和缺席者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表征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13][P60]

由于传媒实践所裹携的意识形态，所以媒介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其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潜意识运作方式，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所以不能仅仅将媒体文化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将其摒弃，而必须把它放在各种你争我夺的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的源头里分别予以阐释。“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这些商业性媒体如果要变得受人欢迎和有利可图，就必须制作那种同人们的所思所想相共鸣的文本。”[14][P36]文化转向的传媒批评就承担着对这种霸权进行解构的任务，“从意识形态本质的对立方面来读解媒体文化，探询其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契机，同时分析媒体文本的意识形态设计怎样时不时地失败。”[15][P17]

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还可以改变传统批评的地位。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而存在，总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从而沦为创作的附属品。这样看似贴近文本，实则缩小了与文本“对话”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对文本潜在空间的深层拓展。传媒批评并非传媒实践的附庸，它与传媒实践之间，应该是一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传媒实践。因为传媒批评的任务决不是对具体作品作出好/坏这样简单、肤浅的评价，它也并不承担为创作提供评估服务的义务。它对传媒实践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传媒批评家应该成为“抵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学院派批评者更应该从事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成为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能动者。如果我们把批评者的行为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生产，而非对社会活动的描述，他们在教室的行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到公众领域。[17][p88]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积极进行避免和挑战霸权的反霸权实践，为建构一个公共传媒批评的话语空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14][1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DennisK.Davis．MassCommunication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Future(ThirdEdition)[M]．California：Wadsworth,adivisionofThomsonLearning，2000．

[6][12]艾伦·塞特．符号学、结构主义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篇（4）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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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注释：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⑷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⑸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⑹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⑺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⑻皮埃皮·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⑼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篇（5）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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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二、现代传媒与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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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及传统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认识与接收，新媒体艺术借助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以新的视觉经验、新的沟通形态与互动方式扩展了人类的审美体验，改变着艺术作品形式。传统媒介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也开始借新媒体的发展，走上互相融合的道路。

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大量的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为现代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展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传统文化作品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上，如口传故事、自制年画等。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新媒时代”，构成了当今媒体艺术的新亮点。动画、电影、微信、游戏……不知由于新媒体成了各类信息汇聚的海洋，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资讯，还包括各种社会思潮的激情碰撞，和不同阶层群体各类诉求的自由表达等。与此同时，人们只需拥有一个终端平台并掌握一定的操作技术，便可轻易实现对这些海量信息的共享。如何将新媒体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网络性、非线性、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在传统文化作品中呈现出来，从而带动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发展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如流行的微新、SNS 等社交网络中的不断分享与转发的功能实现作品的快速传播，这种互动体验性是新媒体的重要一点。现在随着3G 手机越来越多的出现，出现了用手机拍摄的作品。

新媒体艺术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中国新媒体艺术不同于西方是在纯科技背景下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跟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用最直接的观察方式来关注他们周围的普通人，用新媒体作品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给这些普通人带来的变化。而中国新媒体艺术一路走来，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理论家、艺术家和不同门类的艺术学科相互不联系，没有形成多学科、复合型的研究。

2.国内外研究分析

在美国，新媒体课被作为培养公民的重要手段而引入教学。美国教育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托克利说：“电影可以培养孩子的全球意识。”在日本，上世纪末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兴起了利用电影进行教育的新方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国、加拿大、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学校，都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欣赏科教片和动画片。

与国外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较少把新媒体作品作为重要载体服务于传统文化普及，同时较少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进行有机结合。

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解读和思考。从新媒体研究的方向上看，主要有从艺术的数字化角度和数字技术的运用两方面进行研究，如：陈念群的《新媒体创意艺术》、陈小清的《媒体艺术与设计》、汪代明的《新媒体与艺术发展》等。对于新媒体艺术特征的研究，如郑刚的《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邱晓岩的《数字媒体艺术的新美学特征》等。

西方的新媒体艺术兴起较中国早了半个世纪之多。上世纪70 年代，西方许多电视台开始尝试接纳具有实验性的录像艺术作品，探索新媒体艺术作品呈现。如：录像艺术家彼得・ 坎波斯在1973 年创作的《三个转变》中运用分色影像合成等手法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复合效果，如用手把五官抹去、穿透身体的手。

国外关于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格劳（Grau0.）著，陈玲译的《虚拟艺术》；（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几乎可以说是当代新媒体艺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了当代艺术理论研究者公认的经典之作。

从现有的资料看，学术界涉及新媒体艺术的专著和论文，新媒体、传统文化是分开来进行研究的。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做详细的分析研究；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应用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

中国长期把媒体作品创作当成特殊的精神产品，不少作品的内容也往往是简单地去表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造成了教育代替了娱乐、刻板代替了幻想。这是国产艺术作品得不到观众青睐的主要原因。

而外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去刻意强调意识形态，而是将有关民族、国家、时代、社会等意识形态的主题内容，尽可能地柔和在作品中。而作品所表现的是全球观众均可接受的挚爱真情伦理美德，也就是说，拆除了东西文化的隔阂，沟通了全人类的情感。

现有的新媒体研究大部分是从传播学、叙事学、文化学的角度去考察新媒体的艺术特征、表现形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较少将传统文化放在“新媒体时代”下进行研究。把传统民俗文化放置在“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中，区别了以往的研究角度。而且是从“新媒体时代”的角度下去探讨传统文化艺术特征和呈现形式。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工作室、动漫公司联合探索性创作具有新媒体作品，传统民俗文化不单纯的是说教，可以是动画，可以是电影，甚是可以是人们可以参与其中的游戏。

1）充分利用新媒体自身优势从计算机应用、网络媒体、移动通信、虚拟现实4方面，将传统文化呈现出来。

2）探索建立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文化表现体系

新媒体应用只是传播的载体，而不是目标。通过实地采风获得直接信息，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对民俗文化特征进行归纳；其次通过对民俗文化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其应用实质。建立起一个现代新媒体艺术特有的美学体系，引导和规正大众的审美品味，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4.应用价值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艺术呈现出新的特征，我们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实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艺术研究应该把视角放到“新媒体”领域中去，而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和技术艺术的范围内。新媒体是与新的传播时代相对应产生新观念、新范畴以及新的艺术表现特征。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总结“新媒体”特征下的传统民俗文化呈现特征，为有效的创作“新媒体时代”艺术作品提供帮助。

现在有不少地方民俗文化后继乏人，急需培养传人。对民俗文化的广泛普及，就能培养某些孩子对某些民俗事项的兴趣和特长，从而为培养地方民俗文化的传人，培养地方民俗文化活动的关注者、参与者，奠定较为广阔的人才基础。这正是提升地方民俗文化的创新力所不可或缺的。

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无时不在对现代人发挥着作用，传统文化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因此，我们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助于推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新媒体作品呈现通道的研究，找到行之有效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创作方法，形成较为完善的创作思路，真正为传统民俗文化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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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磺芯镁龆郏?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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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9）

2.践行传统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民族传统文化中，书法、中国画、中国结和陶瓷艺术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制作能力非常重要，他们可以非常直观的融入其中，感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就拿中国画来讲，首先要懂得欣赏中国画。在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来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徐悲鸿1937年创作的《风雨鸡鸣图》，画面表现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雄鸡，激昂地高声鸣叫，画家喻意唤起人民赶快觉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达了画家对祖国的深情、对正义的伸张、对光明的向往。其次，要有条理地进行笔墨练习。中国画墨色的干、湿、浓、淡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学生开始练习时，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践行传统文化，还要潜移默化去引导学生。如：假期组织学生去游览遍布中华大地的人文古迹；去陶瓷之都体验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艺术品的精妙等。

3.寻找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

随着伟大祖国日益强盛，我们以更包容的姿态去容纳各国的文化，以更大的胸怀去迎接世界宾客的到来，而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元素更是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长城、故宫、唐装等。如何让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传播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走在教育第一线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要在生活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其融入教材，拉进课堂，通过生动立体的教学形式，让每一个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如在《民族风服装设计》的教学中，如何将中国元素巧妙运用到服装设计上，如面料选取丝绸、锦缎、麻、蓝印花棉布等；款式选取中山装、旗袍、立领、斜襟、对襟等；图案选取牡丹花、团花、缠枝花、龙凤和汉字等装饰纹样；颜色选取大红、大绿、明黄、蓝等色彩艳丽的民族色彩；工艺选取镶、嵌、滚、盘、绣等中式工艺。将这些中国元素，哪怕一点点元素巧妙地结合在现代的服饰中，形成最炫民族风。

篇（10）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和移动客户端的开发普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类新鲜资讯的便捷渠道。但现今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仍然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相关的网站、微博、微信账号数量稀少。仅有的几个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普遍缺乏影响力，信息更新频率低，互动性差，内容缺乏原创性。新媒体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种结果——在受众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里却难以找寻到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狭窄严重制约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更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2．报道议程单一

内蒙古地区主流媒体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新闻议程大多是对于民俗风情、节日庆典或会展项目的报道，虽然有些诸如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已经纳入了固定的传播议程，但是报道的视角也多以展现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生活安定和文化繁荣为主。而年复一年报道内容上的重复暴露出媒体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宣传性框架成为报道主流，缺乏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观照。

3.传播人才缺

失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人才是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关键因素。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是在传播渠道的拓展上，都显现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尚欠缺优秀的人才资源。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影响到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文化传播人才、文化产业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较为欠缺，而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严格的人员编制管理又影响到外界人才的引进；二是区内负责文化传播的单位以往不够重视对在岗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其结果是传播观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老化。

4.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较前一年增长9%，人均GDP进入全国前五位。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的发展，2013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长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是，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相对落后，区域文化影响力远没有区域经济影响力巨大。虽然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开发观念的落后和对外传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为代表自治区形象的“名片”，更谈不上文化品牌效应的发挥，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状况。

路径与策略

1.更新文化传播的投资模式

目前，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和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文化宣传任务的有效实施，但是却因很少顾及传播对象的需求和喜好而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可以带动的社会整体资源较少，难以实现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协同效果。而传播观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也给政府的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和文化产业的日渐勃兴，未来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考虑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融入，将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放给更熟悉市场规则和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民间社会资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体交叉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2.延伸文化资源的价值链

以往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依赖的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物古迹的实体展示和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这些传统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挖掘。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火爆和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商业运载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三赢”开始成为区域文化对外传播新的目标和任务。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不断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链，比如，借助于视听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视听化转换；结合动漫和网游产业的发达，设计开发民族文化题材的动漫和游戏；利用3D等多维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民族文化的体验式传播。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化应用理念的深化对于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链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技术不断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首先，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覆盖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其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其次，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QQ、微博、微信等），可以创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账号，通过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来了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讨论的圈群，开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话题，增进公众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还需注意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建立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4.实施文化传播的品牌策略

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应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本位，瞄准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几大方向，塑造品牌优势，这意味着以策划和质量致胜的精品文化项目及以传播和认知为重的品牌化营销。精品文化项目要求对于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重点着力于对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内涵和精髓的深入发掘，对于文化产业链的长远合理规划，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考量。品牌化营销建立在每一个可能与受众沟通的环节之上，既可以是展会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是活动现场的亲身体验。总之，其重点在于品牌符号的传播和认知，在于利用品牌符号把文化输送到国外受众心里的过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强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篇（11）

凸显传媒专业特色

思维敏捷、活跃是新闻传媒专业学生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特点，然而普通话作为实践比例较大的课程并不利于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去发散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掘出符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普通话水平。1、增加课前说新闻实践环节开展课前说新闻的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课开始之前请五六个学生上讲台上播报一条新闻，教师针对学生的语音、语气、语法进行评价和打分，这可以作为期末总成绩的一部分，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学生的新闻敏感度，在教师的点评下明白自身普通话的不足之处，极大的提升了口语表达水平。2、充分利用广播、影视资料的相关素材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声有色的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学习普通话各方面的规范，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代表作《普通话与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区别；《新闻联播》作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其对普通话的要求是极高的，给学生分析主持人的语气和语态，为其提供极佳的例证。CCTV每年的新年新诗会也可以作为教学素材播放给学生，为学生讲解朗读的技巧。3、邀请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普通话实践教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主持人、播音员等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实践功能，同时看到传媒从业人员极高的普通话表达水平，在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这是针对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有效举措之一。

理论教学紧贴普通话测试，强化说话训练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语言不需要以十分飘渺的形式存在，它作为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所用的形式出现。”普通话教学对于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来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更应该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强化说话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语气、语态等方面的培养。广播电视编导等新闻传媒专业都要求学生在报考大学前进行普通话考试，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处于中上层，流畅朗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口语表达能力还远远不够，这和缺乏一定量的说话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结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无话可说，再次是说话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说话难关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教师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比例。学生在说话过程中思维和情感都会引起一定的活跃度，这种活跃度要保持高昂的话就必须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这和学生的事物认知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指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通常情况下，给说话者一些词语或关键字就能激发其语言表达的思路。一般人们喜欢讨论购物和消费的话题，但是毫无目的的谈论只会让整个对话繁琐，有些时候还会无话可说。但是一旦将话题分类清楚，谈论话题就显得清晰多了，将消费分为网上购物、商店购物、电视购物等形式，帮助学生培养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这对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显得至关重要。教师可以给学生指定一个话题或新闻热点，让其用正确的语态来发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让普通话水平在日常表达中提高。教师在新闻传媒教学中要紧贴普通话教学的标准，通过多方面的训练来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学生在日常交流沟通中要注意说话方式和语气，不断扩展自身口语表达的思路，这对于一个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更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普通话教学方式，为社会输送高素质、高水平的传媒人才。

本文作者：张鲁萍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