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趋势大全11篇

数字乡村趋势篇（1）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数字乡村趋势篇（2）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也开始从最初的事业化发展转向产业化。

首先其发展带动了我国影视产业，为电视业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广播电视作为当前主流的媒体，广告就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来源。

因此，较好地发展广播电视可以给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好的前景。

二、我国城乡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

（一）创立初期

由于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广泛需求，广播电视在时代的发展下也就应运而生。我国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成立，其名称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国第一座电视台成立于1958年，命名为中央电视台[1]。我国广播电视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最终发展到今天这样具有完善体系和机制的机构。

（二）稳步发展

虽然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起步较早，但是在发展中速度十分缓慢，人们对广播电视的认识不高。1984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春节联欢晚会，这在电视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意义，春晚一经播出，我国电视的覆盖率就有显著升高，而春晚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三）市场激烈竞争阶段

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台竞争逐渐激烈。数据显示，于1958年成立的上海电视台率先在1979年开始受理广告业务，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的电视广告收入高达200亿，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要占全部广告收入的1/4[2]。

三、我国城乡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发展趋势

（一）城乡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呈现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当今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广播电视也逐渐步入全新的时代，广播电视信号发射的设备开始趋于数字化、自动化和多元化。

在当前的发展中我国广播电视信号的覆盖方式已经从原来的中短波无线发射技术转向现在的数字化无线调频技术、移动多媒体融合技术、手机广播电视覆盖技术、有线电视覆盖技术等，真正做到广播电视无缝覆盖，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对广播电视信号的破坏行为带来有力的控制和打击。

例如我国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在各个农村地区实施的“村村通”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广大的农民朋友通过广播电视渠道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掌握农业相关的技术，提高生活质量，而该政策的实施就是将有线数字电视在农村地区进行普及。数字信号的传输过程首先是将图像及声音信号从电视台发出，经数字压缩和调制后形成数字电视信号，然后通过卫星、有线电缆或是地面无线广播等方式传送，最终有数字电视接收之后经解调和解码等处理还原成图像或声音。

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数字化进程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及信息安全带来了更深层的保障，同时也加强了国家政策的有效宣传，更有利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

（二）城乡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呈现网络化的发展趋势

统计表明，2008年我国已经实现了有线、地面、卫星直播三位一体的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系统。当前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向全光网路的方向迈进，全光网络包括光交互技术、光节点技术和密集波分复用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必将促使我国广播电视信号覆盖技术与互联网的使用相融合。

未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必将与网络技术融合，结合网络的全流程制播一体化、无纸化和无带化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节目质量和工作效率。届时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移动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发展将会大大提速。

（三）对城乡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呈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数字化与网络化的结合给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上升空间。这种形式的产生为我国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合并、整合分散实体提供了有力的契机，成功摆脱了我国一直以来“内挤外压”的局面。城乡广播电视智能化主要表现在当前人们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只坐在家中沙发上，而是可以通过各种移动设备随时随地掌握实事动态或是娱乐新闻。广播电视目前的发展状况已经达到通过网络信号以直播或是其他形式来展现给观众，大大提高了便捷性和实用性。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已经逐渐呈现智能化的趋势，互交电视和流媒体广播的诞生就是建立在这种形势下，该种信息的覆盖方式正处在研究人员的实验阶段且前景十分可观，在我国未来广播电视信号覆盖技术的发展中，必定会得到广泛应用[3]。

四、对城乡广播电视信号实现全面覆盖的建议

（一）对高山无线发射台的建设与规划

当前，通过我国对广播电视信号台站无线覆盖工程的建设，原本在六、七十年代规划建设的高山无线覆盖台站现在基本能够恢复使用。在当时规划建设的台站主要功能包括两项，分别是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和信号传输。但是由于建设的地区普遍离城市比较远，所以高山台站无线信号即使实现了覆盖也无法做到无缝全面覆盖。

对此我国应该针对高山无线台站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其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的卫星信号覆盖系统和全国应急信号覆盖系统的建设，适当增加一部分中小型功率智能发射台站，利用当前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先进广播电视信号发射设备使没有信号覆盖的盲区得到信号的有效覆盖，使我国城乡所有地区的人们都可以使用我国自主发射的无线电波。

（二）对全国广播电视应急系统的策划与建立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起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从我国2010年青海突然发生的大地震对人们的影响中可以看到，广播电视系统进行重建的过程十分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出突发事件或是自然灾害对我国的广播电视系统存在很大的威胁性、毁灭性和不确定性，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广播电视系统对人们的实用性、重要性、便捷性和经济性。

因此，针对我国这种自然灾害多发的国情及现状，建议大力整治和重新规划全国广播电视应急系统，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需求，并且做好地方信息的有效发送。

五、总结

我国在未来广播电视信号覆盖技术的发展上必定会跟随国际化的发展方向，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改变和更新现有的技术，真正实现将广播电视的信号做到无缝覆盖，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和便捷。

参考文献

数字乡村趋势篇（3）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数字乡村趋势篇（4）

三网融合指的是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一、网络信息技术为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众多机遇

(一)促进新型城乡地域组织形式的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全国各地各种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在当今IT技术不断进步的发展趋势下，使得这些高科技产业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设置在环境优美以及基础设施优良的乡村、农村区域，并将其建设成城乡融合的纽带，从而实现以城市的发展来带动乡村良好势头。从当今的发展趋势看来，我国未来工业发展趋势必定会向着该工业园的结构布局发展，从而不断取代传统散乱分布的工业布局。所以，正是由于这些园区的出现，将能够缓解我国就业形势紧张的局面，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从而为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而且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上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素养。所以各类园区布局也应该跟上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逐步满足当今信息化产业时代的基本要求要求，并借鉴城市成功的发展经验，最终实现以城市的发展带动乡村的发展的目标。

(二)信息化促使城乡空间作用的集聚与扩散力不断加强

在三网融合背景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已经不能笼统地通过扩散或集聚来阐述城乡之间发展的相互作用，而是应该要逐步地发展并使城乡之间的扩散与集聚作用力形成互动局面。同时，得益于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城乡信息交流更加有效、快捷、方便，从而不断地加速城市的扩大与发展，并加强了城乡间人们的联系与沟通，进而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建设步伐。

(三)信息化使得城乡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由于在当前三网融合下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下，使得城乡之间的日常交流不断深入与并且越来越普遍，从而人们更容易获得各种商品和就业等信息，人们的生活目的与对城市的了解更加明确，当然，居民的幸感也将不断提高。同时，由于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人们对各类市场信息的获得较为方便、快捷，从而为如商品信息、就业信息以及供销信息等在城乡之间的传递提供先决条件，进而更能促进农产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发展。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与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效地吸引了许许多多来自城市的投资者，从而促使原先在城市工作的各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也陆陆续续地向农村地区的企业进军，不断加快城市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开始向农村的渗透速度。

二、三网融合下城乡一体化应注意的问题

网络信息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我们应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充分利用好这难得的高科技手段，同时还应看到它的缺陷，并注意相关问题，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向前。

(一)必须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市场体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要不断建立与完善我国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保当前我国的经济能够平稳、快速地发展。尤其是在IT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更需要相关部门切实地加强市场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进而为我国市场竞争提供良好的环境，依靠有效的信息传播途径改变传统的城乡信息资源相互以及市场经济相互独立的僵局。充分利用好网络信息技术，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优化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发展目标。

(二)促进城乡文化交流，提高农民信息化意识

经研究表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发展很不协调、很不均衡，并且城乡之间文化水平差异巨大。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大力组织文化下乡活动，可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可促进城乡之间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融合、协调发展。自从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大力发展城乡一体化开始，我国城市与农村的文化交流以及科技信息传播等呈现出一派良好的势头，从而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顺利开展提供先决条件。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

在我国大力建设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决不允许将环境视而不见，务必将环境的保护作为不可或缺的建设步伐，因为在城乡一体化中肯定会给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的高科技手段，构建一个城乡生态环境监测站，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共同管理，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破坏环境举动进行实时监控与纠正，确保区域城乡生态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在构和谐社会、加速城市和乡村现代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发展战略。因此，在三网融合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利于弊，切实地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国家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季福岳,白音仓,麻术红. “三网融合”与广电网发展的思考[J]. 中国数字电视, 2010,(09)

数字乡村趋势篇（5）

只有从意识上“脱贫”，才可能从行动上“创富”。这其中需要政府、企业、个人思考如何从工业时代“授之以鱼”靠政府救济，向数字经济“授之以渔”靠本事创造财富，最终营造“共创渔场”建生态系统扩大财富实现利益均沾，而电商正是通往“创富”彼岸的康庄大道，实现“平等分享”“普惠富裕”，共享改革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红利。

传统的工业经济，强调大规模、标准化、集中化管理，经济中心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地；工业经济在产业分工上，呈现金字塔或链式的、垄断垂直的分工体系，即发达地区控制产业链的设计、组装、精密制造、品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落后、贫苦地区提供原材料、低端劳动力等附加值环节。在产业转移中，贫困地区虽然也从“扩散效应”中受益，但这种受益是相对的，并且是梯度式、跟随性质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一轮轮的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业化的自上而下、垄断垂直分工体系，固化了落后地区的角色定位，加剧其边缘化趋势。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其底层架构就是分布式、网状的结构，在产业分工上日趋表现为分布式、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价值网络。贫困地区的人口、企业有机会接入到这一协同价值网络，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节点”，摆脱封闭状态，并与发达地区的“节点”保持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落后地区还具有很多文化、生态优势，有可能获取更大的价值。例如，四川青川、江苏沙集、浙江遂昌、山东曹县、江苏沭阳等通过电子商务接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节点”。

着眼于产业兴旺，探索可持续的脱贫模式

产业兴旺是实现永久脱贫的最关键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贫困地区换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发挥平台优势助力农产品上行。整合、利用优质平台资源，开设平台脱贫活动专区，推动优质平台商家对接贫困县域优势产业，让更多的原产地“好货好品”具备“供”的能力，集中资源帮扶当地农产品上行。作为电商促进农村偏远地区产品外销的典型代表，淘宝村从2009年的3个，扩展到2019年的4310个，其中800多个分布在省级贫困县，63个位于部级贫困县，部级贫困县的淘宝村年电商交易额接近20亿元。有效解决“空巢家庭”“空心村庄”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以销定产。深入产业基地，通过技术赋能帮助贫困县域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农业科技化、标准化和市场化水平，帮助更多贫困县域实现由“品”到“业”的全面升级。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购买习惯进行分析，为当地农户制定种植标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在打造特色产业带的同时，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增产增收，让科技赋能农业和农民。

此外，乡村物流和普惠金融，也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打通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配送通道。为全国贫困县的农民和个体户提供无抵押、免担保的无接触贷款，满足农户季节性资金需求，为其发展注入了新血液。

着眼于人才振兴，探索具有内生动力的脱贫模式

人才是贫困地区未来的希望，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从乡村教育、电商直播、女性培训、人才输出等方面助力贫困地区人才振兴。

乡村教育面向未來。通过赋能乡村教师、优化育人环境、培育乡村学生，助力每个乡村儿童成为最好的自己。通过扶持乡村教育，带动更多的社会人士，投身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教育，为贫困地区未来发展点亮灯光，带来希望。

培育电商直播人才。通过培训普通农民主播，让农民直接对接市场，帮助乡村乃至贫困地区更高效地销售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不仅培育了大批农民“网红”，也吸引了领导干部为家乡产品代言，给农货带来了很好的品牌背书，共同孵化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实现农产品销售额大幅提高。

建立脱贫特派员制度。选派互联网人才扎根基层，真情付出，针对地方发展实际需求，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发挥经济体技术和平台优势，让更多的脱贫项目落地，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全方位激活县域经济，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实现数字经济创富的建议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数字鸿沟。持续加大对公路、电力、网络接入、上网设备的投入和建设力度，让贫困区域人群“用得上、用得起”互联网，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共享改革开放、技术进步红利。

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从“扶贫”到“创富”。通过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寻求致富机会，进一步挖掘农村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加强贫困村的电子商务培训和帮扶。支持各地发展农产品原产地网上直销模式，打造更多农产品品牌，探索农产品预售模式，多途径激活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从“扶贫”到“创富”的根本性转变。

逐步完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通过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建立金融扶贫长效机制、造血功能。建议逐步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发挥互联网银行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探索提供无抵押信用担保的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解决贫困人群首贷难问题，建立金融扶贫机制，发挥金融杠杆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数字乡村趋势篇（6）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89-08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0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 TFRt 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 （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1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1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 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 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 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 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图4～7的人口结构金字塔直观地显示出2010年和2035年三种方案下的人口结构状态。2010年，少儿人口要明显少于劳动人口，金字塔呈现出中间宽上下窄的“中”字形态，显现出农村未来劳动力人口的缩减以及人口日趋老化的态势（见图4）。方案一中，相比2010年，2035年人口金字塔中间突出的部分已经逐步上移，上端变宽，底端变窄，人口金字塔逐渐呈现出“倒三角”形态，意味着2035年农村少儿人口的进一步减少，老年人口进一步增加，人口结构严重老化，整个人口发展呈衰退趋势（见图5）。方案二中，2035年的人口金字塔底端要比方案一的人口金字塔宽，表示少儿人口数较方案一有所增加，各年龄的人口数也变得较为均衡，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得到缓解（见图6）。方案三中，2035年少儿人口数量较其他方案有了更大的提升，人口金字塔底端进一步变宽，且上端和低端的宽度较为一致，上端在塔尖处才渐渐收缩，人口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人口发展变得更加稳定（见图7）。

但由于人们生育意愿的转变，生育率已经难以恢复到较高水平，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出，以及农村人口的机械性老化，三种方案下，农村65岁以及上的老年人口均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生育政策的放宽并不能扭转或遏止农村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的局面，农村的人口结构问题依旧日益严峻。

参考文献：

[1] 王金营，赵贝宁.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J].人口学刊，2012（4）：8189.

[2]翟振武，赵梦晗. “单独二孩”政策的前因与后果[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3）：1012.

[3]孟令国，李超令，胡广. 基于PDE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132141.

[4]阮雅婕，司晓悦，宋丽滢，等.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单独二孩”政策仿真研究[J].人口学刊，2015（5）：517.

[5]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6]易富贤，苏剑. 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 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4（12）：5874.

[7]乔晓春.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J].人口与发展，2014（1）：212.

[8]袁磊，王冬冬，尹玉琳. “单独二孩”背景下生育率假设、人口演进与劳动力供给[J].经济体制改革，2015（3）：194200.

数字乡村趋势篇（7）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但这个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而是不断扩大。总体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二者的绝对差却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2009年已经达到17174.65元．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50.01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2009年达到5153.17元，200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38.57倍；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2.79开始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3倍。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上年增长14.86％；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26％。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3.33：1缩小为3.23：1。但是，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在以9.7％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3190元，而2009年的数字为12021.48元。2009年－201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76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934元。虽然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小于农民，可他们的基数远远不在同一个档次。从绝对额来看，城乡收入的差距仍然是扩大的。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消费的来源是收入，收入差距必然带来消费差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走势与收入大体相近，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放慢了我国扩大内需的步伐，也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消费水平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平均享用的生活消费的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按农村人口平均计算的农村居民消费额，称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按城镇人口平均计算的城镇居民消费额，称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2009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绝对差扩大到11004元，是1978年267元的41.21倍，是2000年4990元的2.21倍，由图1可以看出这个差距在迅速变大。1978－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不断缩小，1986－1995年又不断扩大，达到历史最大值3.8：1，2000年以后一直在3.7左右波动。

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明显大于农村居民，而且城乡绝对差逐年增大。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264.55元是1985年的18.22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93.45元是1985年的12.58倍，可见消费支出都有很大提高。但是1985年城乡人均消费绝对差为355.78元，2009年已经增加到8271.10元，是1985年的23.25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比由1985年的2.12：1扩大到2009年的3.07：1，所以扩大内需首先要打开农村市场。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

3.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但两者的差距还很明显。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2000年已经降至40％以下，从小康型过渡到富裕型；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直到2000年才降至50％以下，刚刚解决温饱问题，逐渐向小康型过渡。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城镇高出10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52％(仍为富裕型)，而农村为40.97％(仍为小康型)，农村比城市要高出4.5个百分点。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建议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产业特性、工农业产品价格、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城乡居民的收支差距不可能被消除，但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使其缩小，达到最大程度的公平。

1.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二元户籍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有代表性的典型制度，它使得城乡居民机会资源不等，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果能够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没有地位差别，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

2.政府应该通过优惠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逐利性导致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优惠政策主要就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偏向性。政府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税收、教育、科学研究及技术推广、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支持农村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

参考文献：

[1]杨红梅．浅谈我国城乡差距的现状和原因[J]．商场现代化，2010(4)：188

数字乡村趋势篇（8）

abstract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cial economy,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develops very rapidly in rural areas, so the rural publishing industry will also step across the traditional book-reading times and has a previously unimagined digital reading revolution.

key wordsdigital reading book-readingrural publishing indutry

一、三大因素决定农村即将结束图书阅读时代

当前，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出版事业的逐渐市场化，即在确保政府有效监管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出版产业由政府调控转向由市场调节。而这种市场调节行为所遵行的根本规律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主导下，利润和使用价值无疑是出版商和读者之间各自利益最大的攸关点。一方面，作为图书消费的主体，读者普遍看重的是物美价廉的图书，而对于农民读者而言，受阅读兴趣和文化消费能力影响，他们对图书的“物美价廉”的追求更显实际，期望更高，需求也更强烈。另一方面，作为图书出版和经营的主体，出版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将想尽办法出版低成本、高经济效益的涉农图书。表面上看，供需双方的愿景趋同，似乎农村书业理应焕发青春。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涉农图书出版商与农民读者之间的供需矛盾不可逾越。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农民的阅读需求越来越高，出版商现有的出版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消费端的阅读需要。从消费群体来看，随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整体素质迅速提升，他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急剧膨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媒体等信息传播途径的快速普及，使农民对知识和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挑剔。从消费个体来看，农民的图书阅读呈现“三分”特点：一是分散的阅读兴趣；二是分层的阅读水平；三是分群的阅读习惯。而现有的涉农出版物大多都是“城市人在写农村事”，或者“坐在咖啡厅里写田园生活”。这种文学创作式的编撰模式，使很多涉农出版物注定了一出版就会成为库存品。因此，表面上看农民的阅读群体基数庞大，消费需求旺盛，但实际上农民的阅读需求非常分散，大众化的涉农读物很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

2．农村图书发行的高额成本和精品书籍高昂的编纂成本，决定了“物美”的涉农图书不可能“价廉”。纵观制约我国农村书业发展的诸种因素不难发现，农村图书发行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书业发展挥之不去的阴霾。受发行体制、交通、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图书发行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性长，而且发行渠道极不畅通，发行状况极不稳定。在此背景下，出版商的发行成本必然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受农业书籍的专业性和精确性的制约，精品的涉农图书无论是稿费支出、营销宣传，还是编辑和装帧设计成本，都要高于其他大众读物。这就决定了涉农图书质优则不可能价廉。

3．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政府重视农村文化事业不等于扶植农村文化产业。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的要求。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到2010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②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在农村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在巩固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在中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建设流动服务网络。……县（市）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丰富藏书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充分发挥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促进县、乡图书文献共享。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③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彰显了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表面上看，似乎为农村书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的方向主要是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和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并不太多涉及农村的文化市场；而且从政府的调控手段来看，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未形成具体的市场调节和引导机制。因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书业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电视进村、电话进村、网络进村、通讯信号覆盖进村，使农民的知识接触途径更加多元，对图书阅读的依赖进一步削弱。因此，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以为图书阅读时代的中国农村书业“变”与“不变”都没有出路。

不变，农民必将放弃纸质图书阅读。因为，随着农村图书需求与图书供给矛盾的不断加剧，农民真实的阅读渴望长期得不到真正满足，必将严重挫伤农民的阅读积极性，农民阅读兴趣减弱。其结果是必将导致农民主动放弃纸质图书阅读，进而转变信息获取渠道，而电视、广播、手机等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在农村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对农民信息获取途径的转变推波助澜，极大地挤兑了农民对图书阅读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农村图书市场的进一步萎缩。

求变，出版商必将放弃农村图书市场。农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决定了农村书业发展必须从分众出版、多样化出版、精品化出版中求得生存，受农村图书发行困境以及农村图书的季节性、周期性等因素影响，分众化、多样化、精品化出版的成本必将剧增，从而导致农村图书经营必将进入微利时代，市场调节下的图书经营者必然放弃无利可图的农村书业。

二、数字阅读：农村书业的变革与新生

面对变与不变都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是涉农图书的出版者还是经营者，必将另觅它途，探寻农村阅读市场新的富矿领地，而惟一能触动出版商趋利神经的将是数字出版——一种饱含无限商机的“文化矿产资源”。如此论断，原因有三：

1.中国农村进入数字阅读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组织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读书率为58.8%，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农村居民的读书率为43.0%，平均每人每年读3.3本书。与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均呈下降趋势。④2006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则显示，全体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8.8％，继1999年以来首次提高，而数字化阅读持续升温，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提高了17.1％。⑤而cnnic公布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我国农村网民数量为5262万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2007年新增网民7300万，其中有4成(2917万)都来自农村。⑥

一系列数据表明，原本不高的农村图书阅读正在快速下降，而原本奢侈的数字阅读正在快速普及。这种截然相反的阅读趋势，反映了农村读者顺应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改善、教育事业发展、知识结构提升、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的客观现实，它表明农村读者知识更新途径和信息获取方式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也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图书阅读时代的终结与数字阅读时代的中兴。

未来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必将有网络，有网络的地方必定有网民，任何网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数字阅读。

2.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平整道路

尽管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体制转型、版权保护、盈利模式、技术开发等诸多难题，但人类网络化生存的总体趋势决定了数字阅读终将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21世纪的中国也已经为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铺平了道路。

（1）数字出版的技术准备

从技术层面来看，随着现代it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出版已经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从国内技术提供商来看，无论是方正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还是青岛华光的ebook整体解决方案，都能够为数字内容经营商和数字图书读者提供较理想的技术支持。而国外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如adobe、elsevier等等都能够提供强大的数字出版技术支持。而网上最大的多媒体digibook的不断发展壮大，数字出版物呈现平台及其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数字出版进村入户准备了技术条件。

（2）数字接入的渠道准备

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已经步入了快车道。从中西部地区“乡乡有网站”工程的全面实施，到东南沿海地区“网络村村通”项目的积极推进，网络进村已经不再是奢望，许多城市的近郊乡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网络接入。随着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网络村村通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现实，这将为农村数字阅读的网络接入扫清障碍，为农村读者的数字阅读疏通渠道。

（3）数字阅读的教育准备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强制实施，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急剧提升，而高校扩招战略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受教育层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这不仅因农民具备阅读能力而为农村阅读市场准备了读者群体，也因新型农民更高层次的阅读需求而为出版商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市场。

（4）付费阅读的消费准备

数字阅读时代，付费阅读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现实目标，优质信息资源的享用成为读者的终极追求。21世纪初网络产业的诸侯争霸，主观上成就了一批it新秀，客观上却造就了无数甘心情愿为网络生活埋单的付费网民，这种消费观念的悄然培育，不仅使网络积淀的财富越来越不可估量，也为数字出版雪藏了无限商机。

从图书经营现状来看，2005年底ebook的销售额占到出版行业的6％ ～10％，到2020年将达到50％，预计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是ebook版本。另据微软公司预测，到2020年，90％的图书品种将同时采用电子和纸张的方式发行。数字出版潜力巨大已是共识 ，国内的超星、书生 、方正等公司的迅速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⑦

毋庸置疑，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图书的巨大市场。有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4月，中国电子书出版总量就已经增至 14．8万种 ，成为全球第一。

目前全国约有 300余家出版社同步出版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用户也超过了1000家。⑧

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图书经营中最具前景、最具活力的要素。而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生活程度的加深，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急剧提高，也逐渐接受了付费消费的网络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极大的改变了返回农村后的农民读者的网络阅读习惯。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们也逐渐成为付费阅读的现代网民。而农民读者群体中的这种“付费阅读乐意”为农村数字阅读时代的到来打开了心灵之门。

（5）公共服务的政策准备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共服务这一至关重要的产业环境要素。农村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推行的出版体制改革不仅为传统出版产业松绑助推，而且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扶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把数字出版产业作为高新技术行业和新兴产业业态来大力扶持，在政策倾向上积极鼓励，在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极大的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了网络进村入户，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供了强大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农村传统出版产业正面临着阅读兴趣、图书质量、图书发行、经营价值等问题的严峻考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原因在于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传统图书阅读最为理想的替代品，而数字出版产业的经营价值也远远超越了传统图书的经营价值。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21世纪的中国已经从技术、渠道、读者素质、消费观念、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为数字出版产业在农村的飞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基于此，笔者认为，农村书业将跨越传统图书阅读时代，迎来一场盛况空前的数字阅读革命。

注释

1 徐京跃，宋振远：《2005中央一号文件：国家财政再向农村倾斜》，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31/content_2529073.htm〔ol〕。

2 刘琼，刘玉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十一五”农村文化进小康》，《人民日报》 ， 2006-04-01 第05版 。

3 周玮，吴晶：《我国确定“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六大重点》，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27.htm〔ol〕。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6/7)，nic.net.cn/?1647357728=1670870062〔ol〕。

数字乡村趋势篇（9）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 A

Rural Publishing Industry: Digital Reading Revolution

Steping Across the Book-reading Times

Cheng Yanlin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Abstract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cial economy,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develops very rapidly in rural areas, so the rural publishing industry will also step across the traditional book-reading times and has a previously unimagined digital reading revolution.

Key wordsdigital reading book-readingrural publishing indutry

一、三大因素决定农村即将结束图书阅读时代

当前，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出版事业的逐渐市场化，即在确保政府有效监管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出版产业由政府调控转向由市场调节。而这种市场调节行为所遵行的根本规律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主导下，利润和使用价值无疑是出版商和读者之间各自利益最大的攸关点。一方面，作为图书消费的主体，读者普遍看重的是物美价廉的图书，而对于农民读者而言，受阅读兴趣和文化消费能力影响，他们对图书的“物美价廉”的追求更显实际，期望更高，需求也更强烈。另一方面，作为图书出版和经营的主体，出版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将想尽办法出版低成本、高经济效益的涉农图书。表面上看，供需双方的愿景趋同，似乎农村书业理应焕发青春。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涉农图书出版商与农民读者之间的供需矛盾不可逾越。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农民的阅读需求越来越高，出版商现有的出版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消费端的阅读需要。从消费群体来看，随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整体素质迅速提升，他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急剧膨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媒体等信息传播途径的快速普及，使农民对知识和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挑剔。从消费个体来看，农民的图书阅读呈现“三分”特点：一是分散的阅读兴趣；二是分层的阅读水平；三是分群的阅读习惯。而现有的涉农出版物大多都是“城市人在写农村事”，或者“坐在咖啡厅里写田园生活”。这种文学创作式的编撰模式，使很多涉农出版物注定了一出版就会成为库存品。因此，表面上看农民的阅读群体基数庞大，消费需求旺盛，但实际上农民的阅读需求非常分散，大众化的涉农读物很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

2．农村图书发行的高额成本和精品书籍高昂的编纂成本，决定了“物美”的涉农图书不可能“价廉”。纵观制约我国农村书业发展的诸种因素不难发现，农村图书发行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书业发展挥之不去的阴霾。受发行体制、交通、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图书发行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性长，而且发行渠道极不畅通，发行状况极不稳定。在此背景下，出版商的发行成本必然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受农业书籍的专业性和精确性的制约，精品的涉农图书无论是稿费支出、营销宣传，还是编辑和装帧设计成本，都要高于其他大众读物。这就决定了涉农图书质优则不可能价廉。

3．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政府重视农村文化事业不等于扶植农村文化产业。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的要求。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到2010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②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在农村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在巩固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在中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建设流动服务网络。……县（市）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丰富藏书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充分发挥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促进县、乡图书文献共享。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③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彰显了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表面上看，似乎为农村书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的方向主要是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和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并不太多涉及农村的文化市场；而且从政府的调控手段来看，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未形成具体的市场调节和引导机制。因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书业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电视进村、电话进村、网络进村、通讯信号覆盖进村，使农民的知识接触途径更加多元，对图书阅读的依赖进一步削弱。因此，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对市场调节下的农村图书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以为图书阅读时代的中国农村书业“变”与“不变”都没有出路。

不变，农民必将放弃纸质图书阅读。因为，随着农村图书需求与图书供给矛盾的不断加剧，农民真实的阅读渴望长期得不到真正满足，必将严重挫伤农民的阅读积极性，农民阅读兴趣减弱。其结果是必将导致农民主动放弃纸质图书阅读，进而转变信息获取渠道，而电视、广播、手机等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在农村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对农民信息获取途径的转变推波助澜，极大地挤兑了农民对图书阅读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农村图书市场的进一步萎缩。

求变，出版商必将放弃农村图书市场。农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决定了农村书业发展必须从分众出版、多样化出版、精品化出版中求得生存，受农村图书发行困境以及农村图书的季节性、周期性等因素影响，分众化、多样化、精品化出版的成本必将剧增，从而导致农村图书经营必将进入微利时代，市场调节下的图书经营者必然放弃无利可图的农村书业。

二、数字阅读：农村书业的变革与新生

面对变与不变都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是涉农图书的出版者还是经营者，必将另觅它途，探寻农村阅读市场新的富矿领地，而惟一能触动出版商趋利神经的将是数字出版――一种饱含无限商机的“文化矿产资源”。如此论断，原因有三：

1.中国农村进入数字阅读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组织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读书率为58.8%，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农村居民的读书率为43.0%，平均每人每年读3.3本书。与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均呈下降趋势。④2006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则显示，全体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8.8％，继1999年以来首次提高，而数字化阅读持续升温，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提高了17.1％。⑤而CNNIC公布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我国农村网民数量为5262万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2007年新增网民7300万，其中有4成(2917万)都来自农村。⑥

一系列数据表明，原本不高的农村图书阅读正在快速下降，而原本奢侈的数字阅读正在快速普及。这种截然相反的阅读趋势，反映了农村读者顺应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改善、教育事业发展、知识结构提升、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的客观现实，它表明农村读者知识更新途径和信息获取方式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也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图书阅读时代的终结与数字阅读时代的中兴。

未来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必将有网络，有网络的地方必定有网民，任何网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数字阅读。

2.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平整道路

尽管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体制转型、版权保护、盈利模式、技术开发等诸多难题，但人类网络化生存的总体趋势决定了数字阅读终将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21世纪的中国也已经为农村步入数字阅读时代铺平了道路。

（1）数字出版的技术准备

从技术层面来看，随着现代IT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出版已经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从国内技术提供商来看，无论是方正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还是青岛华光的eBook整体解决方案，都能够为数字内容经营商和数字图书读者提供较理想的技术支持。而国外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如adobe、elsevier等等都能够提供强大的数字出版技术支持。而网上最大的多媒体DigiBook的不断发展壮大，数字出版物呈现平台及其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数字出版进村入户准备了技术条件。

（2）数字接入的渠道准备

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已经步入了快车道。从中西部地区“乡乡有网站”工程的全面实施，到东南沿海地区“网络村村通”项目的积极推进，网络进村已经不再是奢望，许多城市的近郊乡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网络接入。随着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网络村村通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现实，这将为农村数字阅读的网络接入扫清障碍，为农村读者的数字阅读疏通渠道。

（3）数字阅读的教育准备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强制实施，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急剧提升，而高校扩招战略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受教育层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这不仅因农民具备阅读能力而为农村阅读市场准备了读者群体，也因新型农民更高层次的阅读需求而为出版商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市场。

（4）付费阅读的消费准备

数字阅读时代，付费阅读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现实目标，优质信息资源的享用成为读者的终极追求。21世纪初网络产业的诸侯争霸，主观上成就了一批IT新秀，客观上却造就了无数甘心情愿为网络生活埋单的付费网民，这种消费观念的悄然培育，不仅使网络积淀的财富越来越不可估量，也为数字出版雪藏了无限商机。

从图书经营现状来看，2005年底eBook的销售额占到出版行业的6％ ～10％，到2020年将达到50％，预计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是eBook版本。另据微软公司预测，到2020年，90％的图书品种将同时采用电子和纸张的方式发行。数字出版潜力巨大已是共识 ，国内的超星、书生 、方正等公司的迅速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⑦

毋庸置疑，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图书的巨大市场。有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4月，中国电子书出版总量就已经增至 14．8万种 ，成为全球第一。

目前全国约有 300余家出版社同步出版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用户也超过了1000家。⑧

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图书经营中最具前景、最具活力的要素。而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生活程度的加深，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急剧提高，也逐渐接受了付费消费的网络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极大的改变了返回农村后的农民读者的网络阅读习惯。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们也逐渐成为付费阅读的现代网民。而农民读者群体中的这种“付费阅读乐意”为农村数字阅读时代的到来打开了心灵之门。

（5）公共服务的政策准备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共服务这一至关重要的产业环境要素。农村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推行的出版体制改革不仅为传统出版产业松绑助推，而且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扶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把数字出版产业作为高新技术行业和新兴产业业态来大力扶持，在政策倾向上积极鼓励，在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极大的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了网络进村入户，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供了强大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农村传统出版产业正面临着阅读兴趣、图书质量、图书发行、经营价值等问题的严峻考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原因在于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传统图书阅读最为理想的替代品，而数字出版产业的经营价值也远远超越了传统图书的经营价值。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21世纪的中国已经从技术、渠道、读者素质、消费观念、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为数字出版产业在农村的飞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基于此，笔者认为，农村书业将跨越传统图书阅读时代，迎来一场盛况空前的数字阅读革命。

数字乡村趋势篇（10）

〔中图分类号〕 G633.5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4）04—0092—01

地理概念是指反映地理事物本质属性的知识。概念如同金字塔的基石，如果学生缺乏明晰的地理概念，就会影响到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的掌握。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地理概念教学。在高中地理必修二“城市和城市化”一章教学中，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及再城市化等几个概念形意相似，较易混淆。下面，笔者谈一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辨析。

一、从定义方面进行辨析

尽管许多学者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往往不同，但从统一的定义角度看，上述几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化一般指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二三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郊区城市化通常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人口由乡村区域向郊区迁移（或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二三产业向该地集聚的过程；城市郊区化指当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和二三产业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指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反迁，二三产业向该地区集聚的过程；再城市化是应对逆城市化中“市中心衰败”的一个过程，即人口再次向城市中心迁移，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过程。

二、 从原因、人口流向等方面进行辨析

引发城市化的原因在于灌溉耕作技术发展，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入城市地区，益处在于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环境、社会问题，地价上涨，农民弃耕抛荒等。它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引发郊区城市化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区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由内向外离心迁居市郊，益处在于郊区功能区趋于完善，形成产业优势，问题在于城市过分蔓延，老城市人口流失严重。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良性发展阶段；引发城市郊区化的原因在于市区土地紧张，交通拥挤，居住和自然条件恶化，郊区空间开阔，人口则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益处在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压力，改善人地关系，问题包括市内经济衰退，郊区农民失去农田。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较高阶段；引发逆城市化的原因在于市中心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犯罪率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人口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益处在于缓解聚集效应引发的“城市病”， 问题在于“空心化”突出，占地多，争夺土地红利。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目前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引发再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逆城市化使市中心衰败，市中心人口再度正增长，益处在于城市又成为新的中心。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

这几个概念的联系点主要包括：郊区化是郊区城市化或城市郊区化的简称；逆城市化与城市化是两个相反方向的人口及产业迁移过程；再城市化相对于第一次城市化，是二次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都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设施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扩散，过程及作用相似。其间，学生容易混淆的包括：其一，郊区城市化过程和城市郊区化过程。哪一个应该简称为郊区化，没有定论，地理教材中只会出现郊区化的概念。其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实际上，郊区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减少态势，逆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增长态势，其多发生在发达国家。

例1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读图回答问题：

下列关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发展进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

A.2015年时城市化水平最高

B.2025年起出现郊区化趋势

C.2035年时城市化水平超过80%

数字乡村趋势篇（11）

福山区紧紧围绕"生态文化旅游"主题，进一步明确以旅促农、以旅富农的目标和思路，着力发挥乡村生态旅游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东厅街道作为城郊结合地区，响应全区号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始终把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与坚持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相结合，强力推动乡村生态旅游又好又快地发展，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开发乡村生态旅游与生态小康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路子，积累了推进承接旅游产业转移的新经验。

一、东厅街道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东厅街道办事处坚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突出农民增收和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狠抓乡村生态旅游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吴阳泉、丁家夼等2个居委会获得"省级旅游特色村"称号，双龙潭樱桃谷、裕盛桑葚采摘园等4个采摘园获得"山东省精品采摘园"称号，2017年解字崖村地思泥旅游综合开发项目落地。通过对本地乡村旅游模式的调研发现：

（一）东厅街道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1、农家乐。"农家乐"是指以农民家庭为接待单位，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资源，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特色，以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亲近大自然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生态旅游活动，感受农家生活，这是普及面比较广的一种乡村旅游模式，主要满足附近城市居民周末近郊出行游玩的需要。目前，沿水库周围的栾家村、解字崖村等地开发了水库风光农家乐，丁家夼村、吴阳泉村等大樱桃生产基地开发了以大樱桃采摘配套为主的农家乐。

2、观光采摘园。在主要干道、知名景点、大樱桃等水果种植地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花圃等，让游客入内摘果、拔菜、赏花，享受田园乐趣，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开发。如吴阳泉村的扳倒井-百花广场步行观光圈、解字崖村近水库双龙潭大樱桃生态谷等。

3、休闲农场。以体验农村农业情趣为主，活动内容一般包括田园景色观赏、农业体验、自然生态领略、垂钓、野味品尝，住宿、度假、游乐等健康旅游。如解字崖村在建的综合乡村生态旅游项目、东厅村裕盛桑葚采摘园等。

4、农业公园。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综合性经营为特色，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园区建设成为集现代农产品生产、购物、消费场，观光休闲、会务等有机结合为一体。目前东厅街道重点开发的解字崖地思泥旅游项目，这是以农业公园为目标，积极进行开发建设中。

（二）东厅街道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特点

1、政府主导作用突出。各乡村生态旅游点在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政府的积极引导、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解字崖村地思泥项目的发展为例，按照"自主经营、政府服务"的模式，由街道办事处牵头帮助跑手续，建立全村一百五十余名村民参与的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合作社规划设计发展蓝图、发掘旅游资源。同时办事处对该村实施了大规模的环境综合整治，联系旅游、卫生、环保、质检等多家单位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引导农户开办高品质农家乐。解字崖村的生态旅游项目一旦建成，将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给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2、富民增收效果明显。通过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连年宣传，大樱桃、苹果、桃等水果已经成为了福山的名片，大樱桃销量年年攀升。同时，随大樱桃、苹果、桑葚等水果市场一同走向繁荣的生态采摘、乡村生态旅游等经济形态，为东厅的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3、 乡村旅游特色产品优势明显。第一，东厅街道地处城乡结合地带，交通便利，具有明显的区域竞争优势。第二，802省道贯穿东厅街道境内，来往客流量大，承载能力较强，最终形成了沿水库、沿省道分布的乡村生态旅游带。东厅街道大力推广乡村旅游特色产品，以樱桃、桑葚等水果种植为核心形成了集采摘、购物、观光、餐饮等多种形式的配套产业。

4、乡村生态旅游客流量分布季节性较为明显。东厅乡村生态旅游旺季与本地的大樱桃、草莓、苹果等水果收获季节相吻合，旅游客流量波动较大，旅游客流高峰出现在在1月份的草莓收获季、5月份的大樱桃收获季，11月份的银杏林成熟季，在其他月份形成了空白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还有待继续发掘新的增长点。

二、东厅街道办事处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方面所做的工作

为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东厅街道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乡村生态旅游快速、健康发展。

一是成立了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调度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加强在旅游旺季对旅游资源进行调度和宣传等工作。

二是制定了发展规划。平时注意积累第一手资料，加强调查研究，就本地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思路、目标、规模等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工作提供了一个科学性、可行性的依据。

三是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旅游行业就是服务行业，必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东厅街道联系相关的部门，邀请专业人员定期对从事农家乐、生态采摘等旅游项目的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才能打造东厅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三、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成效和积极意义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经济，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提升收入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一是解决当地农民就业并加快了经济发展。以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亲近大自然等重要内容的乡村生态旅游活动消费群体日趋增多，一并带动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行业日趋兴盛，为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促进本地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为了配合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不断发掘"最美乡村",东厅街道积极引导农户建果园、修微水池、硬化道路、改厨改厕等，极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基本达到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也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推动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改变了过去小农经济意识、粮食就是"命根子"的意识，将农田改种成了大樱桃、火龙果、猕猴桃等果园，建成了丁家夼、双龙滩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民收入。

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制约着乡村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的因素还有不少，经调研如下：

一是对乡村生态旅游认识不足。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开发乡村生态旅游所需的条件缺乏充分认识，对乡村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过高，导致对乡村生态旅游开发过于乐观、期望过高。二是出现建筑的城市化、活动的商业化等趋向，忽视在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中继续有效地保持"乡村性"和"乡村意象".三是未能认识乡村生态旅游与农业生产的互补性和功能优势，从而忽视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目前的乡村生态旅游还是缺乏全面规划，更多还是依靠农户自己经营，布局比较零散，缺乏在宏观层面上的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导致资源开发的形式单一、水平不高、档次低下、特色不强，缺乏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力。

三是基础设施落后。目前的许多基础设施仍然适应不了游客的需要，道路、停车场、卫生间、电话亭等公共设施简陋、设备不足；客房、餐厅茶楼等主要食宿设施条件差，卫生状况和设施设备条件难以让人接受，难以留住游客。

四是乡村生态旅游景点管理滞后，服务质量不高。具体表现为：一是少数景点游览线路组织不好，标志不明显；二是管理与经营体制不健全，从行业管理上看，管理力度不够，并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许多开发和经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三是整体形象有待提升，部分景点卫生状况不佳，还有的景点附近有乱搭乱建现象，影响整体效果。

五是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单一，品位不高，建设规模小、档次低，未形成系列，造成产品雷同，难于满足日趋多层次、多样化和高文化品位的旅游需求。由于缺乏资金投入，许多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只是表层开发，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文化品位不高，特色不明显；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参与性不足，难于提高旅游者旅游感受。

六是市场研究不足，宣传促销力度不大。市场宣传促销不力已严重制约了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存在地域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征，而且资金不足，专业人才匮乏，致使乡村生态旅游经营者无力从事全面的市场调查研究。乡村生态旅游市场宣传定位比较模糊，很少走出去宣传促销，只寄希望于导游、其他从业人员将人带去和回头客。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意识和要求不强，这很难适应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五、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策及建议

一是把乡村生态旅游与新农村建设拧成一股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要把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这项工作摆到新农村建设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提供服务，常抓不懈。同时加大扶持力度。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积极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创造条件、留有余地，从而达到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利于农村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