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生态文明建设大全11篇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频频以妙言隽语生动阐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国务院、生态环境部领导的批示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入脑入心、融入血液；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程序严谨、制度完善、行为规范的运行机制，锻造执法严格、敢于负责、作风过硬的环保卫士。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五大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所在地区各部门联合执法监管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环境问题涉及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物，要实现可持续发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人人都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坚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当地纪委书记，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追责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其次，要增强环保意识。可通过标语、广播电视、微信平台等手段，结合精准扶贫、普法等活动，开展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法治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破坏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最后，要加强监督、强化联合执法。加强与当地派出所、生态等相关部门的联系，逐步实现对生态环境资源领域案件的实时监督，打通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后一公里”。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2）

引言：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也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理念，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地生态思想，集中表现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也对生态农业给予了充分关注，形成了生态农业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农业思想包括生态技术思想、持续发展思想、规模化经营思想、绿色环保思想等，这些宝贵的生态思想对当今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和理念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时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科学选择和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社会倡导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要使得生态观念和保护环境意识在群众中普遍树立。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将“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时代的历史机遇和建设高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健康、幸福的重要保障和措施，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总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坚持基础，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所谓生态思想或生态观是一种哲学范畴的表述，也体现某种世界观的追求，它主要反映了人们基于当前社会生态环境发展基础之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认知和把握。目前的生态思想主张主要有三大流派：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于实现人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它认为，人类对于自然价值的判断在于其对人类的具体价值，人类对自然的关爱、保护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是人类基于对自身的责任。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客体具有内在价值，并不依赖于其对人类的用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自然客体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人类应该更多的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存权利。后现代主义认为自然和人类同处于一个整体世界中，是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自然界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现代主义是一种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尖锐对立关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状态的新型生态自然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与科学以及如何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没有直接的回答和阐述，但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的理论学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和理论成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对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三、改善农村地区发展环境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着我国农村土地分配流转的变迁，我国农村发展面貌也日新月异，关注农村事业发展历来是党的中央一号文件的重中之重。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后，我国农村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可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只有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平衡、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新方向，它要求我们从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多层面推进农村事业的生态化转变，逐步建立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共生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建设农村生态文明，首先要做到整体把握、综合分析、逐层推进，其次要在农业生产与生活中，优化内部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培育科学理念，整合资源布局，从而改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发展面貌，让普通群众充分享受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总之，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追求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也关系着实现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和谐发展、农民的物质精神水平的不断改善。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3）

党的十以来，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实现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生态观的思想精髓，表明我们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贯穿着心系民生、为民谋福祉的真挚情感，为我们准确把握和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器。

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展现了时展的新愿景。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来看，当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绿色革命”，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它的核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时代。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描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辩证历史系统的生态观，体现了生态理论建设的新成果。同志多次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这些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回答了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几代领导人都对加强生态建设做出了许多深刻论述。同志的生态思想，是对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实现了发展理念的新提升。同志形象地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谐，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对“两座山”关系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只要经济发展，产生GDP，就不去过多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重问题。第二个阶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开始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还只是就生态谈生态，并没有从全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第三个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财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同志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科学破解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是对我们党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要提升。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4）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内容博大精深，涉猎十分广泛。他以高远的历史眼光、开放的国际视野、深邃的辩证思维，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再探索。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不仅自然界是劳动者的生命力、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最终源泉，而且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科学论断把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生产力范畴，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

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历史上，作为西亚最早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文明自此光辉不复。而东方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让中华文明亘古绵延5000多年。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说明，生态文明是相较于工业文明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对生态与文明关系以及人类发展阶段的深刻阐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人民主体性思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生态文明建设始终饱含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他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等重要论述，把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现实期待、对生态文明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诠释。

辩证思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论述饱含着辩证思维的鲜明特点。他形象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喻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他用鲜活的语言指出，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

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单独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推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底线思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好处着眼，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底线思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告诫全党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我们应对错综复杂形势必须具备的科学方法，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治理智慧。生态红线是不能超出的界限、不能逾越的底线。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底线思维为指导，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三、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战略抓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动力、根本保障和前进指引。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产品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从现实看，生态产品短缺已经成为木桶定律中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我们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保护生态的理念在全社会得到认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5）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生态文明进入中国学术界视野并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依旧遵循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开发的深入，如“癌症村”“PM2.5”“沙尘暴”“海上石油泄漏”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其次是由于我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中共十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中。再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大增强，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环保抗争活动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5月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2014年3月广东茂名反芳烃项目游行示威等。第四，与环境研究有关的学科发展迅速，如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并对生态文明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情结，迫切希望在理论上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给予理论支撑。近几年学界对生态文明有不少论述，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有特色的见地和看法，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营造生态文明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愈发提高，社会学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但也有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理论假设、建设途径等方面。本文主要从认识视角、解释框架以及对策维度三方面进行梳理。

（一）认识视角方面

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学界论述各不相同，围绕生态文明是文明要素还是社会形态，抑或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和狭义的生态文明界定并存，学者们争论不休。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其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生态文明应该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相并列。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不是对立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关系。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蕴含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中。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过去对待自然的敬畏之心转化为开疆扩土的贪心，过度消费资源导致了生态问题突出，并阻碍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①。在人类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适宜生态运行的外部空间，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既联系紧密，又各自保持着鲜明的相对独立性②。换言之，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文明的一种形式③。作为文明的新形式，生态文明不仅考虑了当代人的利益，也考虑了后代人的发展，实现了发展和生态两者并行不悖。其二，生态文明是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洪大用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生态建设④，以期实现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指出我国局部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⑤。陈涛指出，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新型形态⑥，是为了实现人—自然、人—人、人—社会、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良性循环以及持续繁荣而人为建构的。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的发展形态⑦。生态文明是在一定的实践模式和思维范式下人为地定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取得的一种亲和状态。其三，将生态文明视作一种社会结构。吴祚来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是指生态自然而然的“文明状态”，而是人类作为行为主体，以文明的方式来对待生态、对待自然，生态文明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是一种系统观念，生态的状态是各种力量相互协调共生的结构⑧。宋林飞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将“生态化”的含义贯彻到“现代化”的概念之中，剔除人们思维中现代化观念的不合理内容，如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单纯追求经济产值、城市化、增加福利等⑨。麻国庆从生态问题角度入手，把生态问题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纵观当代的所有社会问题，若干重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这一议题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予以把握⑩。生态文明不是手段亦不是目的，是真切存在的社会结构，其发展要和与其他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相互协调，相互交融，互利共生。其四，生态文明的广义及狭义含义。甘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的生态文明包含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含了追求社会公正；狭义的生态文明就仅限于经济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①。郭洁敏也赞同这种划分，他认为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列，人类在处理同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②。虽然这种生态文明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还不完善，但是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定义框架，具有借鉴意义。

（二）解释框架方面

中层理论抽象程度低、解释力强，比起宏观理论更具操作性。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应当朝着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方向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更多地要依仗于中层理论的建设情况。对于生态文明的解释，学界已形成初步的研究假设，对此本文就生态利益自觉，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三个研究假设加以梳理。陈阿江通过水污染研究提出，水污染、水环境恶化不单单是由于城市污染源转移到农村、工业污水废水排放不达标等外因引起的，其主观原因是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传统价值观的沦丧③。从意识和价值观的视角探寻环境问题的内在逻辑，忽视了经济这一重要变量，使得解释力薄弱，应用面狭窄。随着研究的深入，陈阿江提出“人水和谐”型发展模式，即EES型（Ecological，EconomicalandSocialDevelopment，简称E点），主要论述生态环境可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以达到多赢态势④。陈阿江后来又提出了“生态利益自觉”的假设，即行为主体（个人或者企业）自觉意识到外部的生态系统或者自然环境可以给整个系统（比如社区或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带来经济损失。“生态利益自觉”可以分成“生态利益先觉”和“生态利益后觉”。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之为“生态利益先觉”；而遇到困难后才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⑤。“生态利益自觉”是以利益为诱饵，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个人或企业行为，保护生态环境。景军关注文化尤其是地方性文化在生态环境抗争中的作用，提出“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解释框架。如大川村的抗争关注点从家畜的生命到村民的生养问题，从鱼塘的水环境到整个村落的生态环境、生态权利，抗争关注点从水污染扩展到生态环境整体，这一综合的认知包括法律、生计、道德、社会公平、权益等方面，结果是生态认知革命的发生。大川村的环境维权活动也蕴含了“文化自觉”因素，宗族势力在环境抗争的动员和进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村落中“黑孩”增多，医生劝告妇女不要饮用污染水，加之新闻频频报导污染事件，因此村民将生育与水体污染紧密联系，为了香火延续，环境抗争变成宗族的“使命”。庙宇、“风水”的传统文化也是抗争中文化自觉的外在表现⑥。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是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的过程。生态认知革命是生态知识输入形成生态认知，生态认知升华到一定程度进行生态认知实践，最后促进生态认知的制度化。生态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从认知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然后表现在行为举止上，不利于生态和谐的事不做，最后扩展到外界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麻国庆也关注了文化在生态中的作用，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农村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在不同的区位环境中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这种人地和谐模式将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态文明多样性受到威胁，各区域人民也在改变着各自的文化以适应工业化。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种文化再造①。景军和麻国庆都从文化视角出发，注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充分考虑地方性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及作用。陈涛对当涂河蟹养殖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其生态实践经历了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而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养殖精英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即“生态自发”。农村精英对各类养殖模式进行比较和反思，从而具备了最初的生态意识，通过“环境—社会”这一系统的“筛选”，进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的理念。形成“生态自发”走向“生态利益自觉”的行为模式，又促使了社会性的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②。这种农业上的生态思想对于工业发展也是很好的借鉴，“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当涂县总结过往发展教训，调整发展模式后，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工业发展实现“三个转变”，陈涛称其为招商“当涂理念”，即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从“大办工业”转为“办大工业”，从“大招商”转为“招大商”③。数量和规模仅是衡量产业的一个方面，生态和可持续才是发展的根本，粗放型养殖向生态型养殖的转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典型代表。

（三）对策维度方面

环境问题背景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关注点往往落在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后自主合理的选择，更加着重于解决问题，所以很多田野实践和学术理论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状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④。鉴于学者纷繁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一是提升意识形成生态文化自觉观念。宋林飞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三者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⑤。包智明认为，在社会文化上要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理念，提倡适度消费、低碳生活。要大力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支撑⑥。麻国庆认为，不同群体的生态文明体系大多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态平衡为中心，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⑦。洪大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要吸收其精华，继承和发扬各种文明的合理因素⑧。观念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切地存在，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不只是注重眼前利益，更关心整个生态环境状况，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结构调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洪大用认为，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资源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实质是社会问题，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失调，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以社会建设及社会结构调整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体，其本质是以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①。包智明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好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入手进行改革、调整或重构，使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②。甘泉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树立生态效益第一、社会效益第二、经济效益第三的观念③。生态文明建设要想方设法化解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与紧张关系，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三是借鉴西方经验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宋林飞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深刻反思了传统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弊端，提出生态现代化建议：一是发展绿色工业，二是发展绿色消费，三是探索绿色“GDP”新政，四是生态金融与财税的创新④。何传启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西方生态现论，形成“中国经验”。通过践行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还可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协调社会事业发展⑤。陈涛则更加注重实践，在实际调查中他发现，在大公圩地区居民充分发挥生态养殖中积累的本土经验，并应用到环境治理方面，使本土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应用⑥，这从实践层面给予本土经验以肯定。注重本土经验并不是拒绝先进科技，而是科技下乡要与技术本土化相辅相成，不断提高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⑦，使科技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同时，要形成“推广—扩散”型的推广布局，即专业技术人员和示范户之间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关系，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之间形成一种技术扩散关系，以此来促进技术应用长期扎根农村⑧。生态现代化未必是工业化，技术本土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⑨。四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扩大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算得上是一项顶层设计，要实现这项顶层设计还需基层社会参与。在以往经验中，基层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属于“短板”，建设生态文明要特别关注提高基层社会的参与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和实施①。包智明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社会互动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不能仅通过一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来解决，而是要在最初的决策和实践过程中倡导多元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②。扩大社会参与，应该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特点更加明朗而鲜活的社会系统，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保行为规范来指导国民的环保行为，防止他们的行为盲从和行为失范③。生态环境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更需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我国亟待建立有效的全社会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的广泛参与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个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态社会。

三、剖析与反思

客观而言，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我国社会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生态文明的界定、描述分析、实现途径及实践探索等方面成果颇丰，对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其中一些理论来源于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和理论前瞻性，这些理论的提出及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现有文献和研究，我们还能发现一些生态文明研究中的薄弱之处，亟待引起重视。

（一）增强“理论自觉”，丰富理论框架

生态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就目前搜索到的文献而言，大部分文章停留在宏大叙述阶段，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在实证研究中又有部分文章注重描述中国生态现状或具体描述某一个案，社会学解释性分析不够，归纳总结不足，学术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提升更是鲜有涉及，研究成果零散且缺乏学理性。学界需要继续加强经验研究，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框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得较为成熟，所以我国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来探讨国内的生态文明问题，提出了新颖的理论框架，但这些解释框架没有考量好理论的可操作性，也没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衡量外来理论的实际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扎根田野，加强对经验研究成果的总结，提出相应的学术概念及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要增加“理论自信”，敢于与西方学界进行理论对话，而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奉为圭臬，不能盲目地“引用”或是“套用”西方理论。理论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界持续不断的努力。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的，不能为了理论建构而去建构理论。所以更需要学者加强对本土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提出“接地气”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二）形成“中国经验”，注重民间智慧

“中国经验”以其高度的开放性、探索性和包容性赢得了学界的认可④。当今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仅依靠城市或者先进的科技，还要调动各民族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的参与⑤。在我国不同的区域，当地人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出与生态环境共生、特色突出的生态文明体系，这些生产方式是“生态”的，例如岭南山区、曾经的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①。如何恢复那种自然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可吸取当涂养殖转型成功的精华，生态型社会更应注重品质，关注点应从数量转向质量，从生态对抗走向生态和谐，学习传统方法、挖掘民间智慧和老祖宗的“土办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又一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中有很多的生态智慧，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得出来的“中国经验”，仅仅生搬硬套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只会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困境。因此，应注重发展中国经验，吸取传统文化精髓，尊重民间智慧，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生态亲和型社会的进程。

（三）注重“底层视角”，深挖倒逼机制

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工业布局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城市逐渐向农村扩散。盲目激进地追求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态危机更为严重，曾经的青山绿水不复存在，农民抗争日益增多。底层视角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主张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审视底层，关注点聚焦于底层社会行动的目的、策略和方法②。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是生态环境的直接接触者，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强，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异常，在这一问题上底层群众最有发言权。但在现实情况中，底层群众建言献策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注重底层视角，健全建言献策的渠道。要注重底层视角，深度挖掘倒逼机制，发现倒逼机制的积极影响。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民间抗争事件数量增多，通过这些抗争事件，可以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漏洞，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在网络普及的今天，生态问题的抗争可以产生深刻的社会效应，有助于提高民众环境关注度，增强环境意识，还可以建立健全底层“发声渠道”，让生态文明从顶层设计走向民间实践。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6）

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整体布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时代主题的影响，实践的情况不一，但是这些思想的确为当时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

从纵向发展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国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刻认识。从经验层面上看，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为解决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提供具体的对策；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思文明论体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重塑了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提高了全人类的思想觉悟，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初衷上来看，毛泽东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理论既包括以改善自然环境的目的生态论述，又包括不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其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作用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工作和教育、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论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生态思想论述，显然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主要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论述、关于节约思想论述、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关于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论述等方面的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生态思想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满足革命、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目标的一些列主张、观点、指示等思想和实践的总合。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多成果，有的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停留在想法阶段，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构成了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同样也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1.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生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环境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态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思想同时，参考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比，毛泽东生态思想更加容易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实践。毛泽东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客观实际提出的生态思想，而且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在生态建设的具体方面提出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及办法。

2.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生态思想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之一。从范畴上来看，二者以交叉的形式存在。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必须把两者看成是有机整体。

首先，毛泽东生态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应用。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那么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中国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潜在的生态危机，这就让毛泽东对中国的生态现状重新进行思考。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遭遇巨大阻力，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生态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思想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势必在毛泽东理论中有所体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换一种说法，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它使毛泽东思想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再次，深刻把握毛泽东生态思想必须扭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们都对生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绝对的矛盾关系。然而要想真正的理解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思想势必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完整的自然界必然包括人类，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保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前进永恒的主题。而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全能够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3.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现实角度来讲，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环境，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什么样的理论下来指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且回答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源泉，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着强有力的指导，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无疑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的最直接的途径。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7）

二、理论的丰富。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高度，是科学发展观的丰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进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经济、制度和社会等各个专业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政策作为支持或约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精确地实践操作（王爱国，2017）。因此，如何鉴证这项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如何鉴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呢？这就迫切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引入具有“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构建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审计，让生态文明审计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本文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现有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内涵及实践路径。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伴随着“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伦敦雾”等在内的“八大公害事件”逐步延伸出来的概念。这些环境事件逐步使人们意识到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G.P.Marsh（1864）在《人与自然》一书中，着眼于全球分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着重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制定并颁布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例如，英国政府于1956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政府于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制度化、规范化引入到了环境保护领域，从此逐渐完整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职权分明的环境监管体系，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治理环境的主要制度性工具。1987年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揭露了人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不合理行为，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循环发展利用之路。90年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步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性，逐步采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和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斯诺（199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应是推进生态文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建设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制定与执行的科学性与效果性决定着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21世纪以来，随着民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迅速发展。西方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各有特色，德国创新性的将循环经济概念融入到法律体系当中；美国将“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化能源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2.国内研究综述。“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立产权清晰的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学术研究在我国实现了质的飞跃。谷树忠（2013）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基础，提出生态文明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是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其认为生态文明应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体现现代文明理念，助推经济发展和要求的一种系统。并设计了自然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和国土开发与保护四种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陈旭（2013）、刘峰（2013）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探索研究绿色发展制度；二是探索研究生态补偿机制；三是探索研究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四是探索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巩固、孔曙光（2014）对已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概念分为“类型说”和“要素说”，并认为类型说能更好的概括生态文明概念。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一切有利于实现狭义生态文明的所有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吸纳各种有利因素。沈满红（201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如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的正式制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张云飞（2015）提出应加快步伐转变现有粗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管理为手段，以生态效益为发展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三、生态文明审计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1992年，环境审计委员会（WGEA）正式成立，该组织在国外掀起了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交流的高潮，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Ammenberg（2001）、UNCTAD（2004）认为为了保证生态文明审计的效果及审计报告的公平性必须保证审计主体地位相对独立性并同时建立一套系统的生态效率指标。DixonR（2004）、ChiangC（2004）提出应当在以财务审计师为主体的审计团队中补充专门从事环境状况审计的审计人员，从而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审计制度的建立。Nicolace（2011）提出生态文明审计是对与生态文明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连续的、有证据的客观验证过程，生态文明审计应被视为一种有用的环境管理工具。Evans（2011）利用工厂层次数据分析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上的重要作用。Banerjee（2016）通过整合及优化经济环境核算体系及各类资源价值计量模型，认为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实施前后潜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为生态文明审计的价值审计提供了坚持的理论基础。国际最高审计组织（INTOSAI）提出生态文明审计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映经济主体是否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性审计，二是反映经济主体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态文明制度效益性审计，三是反映生态文明政策合理性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适应性审计，四是反映预防风险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完备性审计。2.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环境审计的正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环境审计正式成为政府审计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资源环境审计第一次被视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标志着环境审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生态文明审计作为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被学者广泛研究。刘家义（2012）、唐洋（2014）在对环境审计本质属性（受托责任观、免疫系统观）阐述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环境审计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于项目本身的绩效性，研究内容较为微观，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层次与要求更高，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审计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审计机关履行生态文明职责的具体措施之一。孙晗（2014）利用PSR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并结合费用分析、风险分析等实证方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刘西友（2014）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平衡就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审计工作格局，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沈洪涛（2014）从会计的管理和监督两大职能以及会计的受托责任观为切入点，认为会计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构建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征收环境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层面应当构建生态会计系统和生态文明内部审计，履行企业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社会层面公开环境信息，建立对话工作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保护意识。马志娟（2014）将生态文明与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相结合，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审计要素、实施路径、审计方法，为构建生态文明审计框架指明研究方向。郑国洪（2015）定义了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认为具备监督职能的生态文明审计应作为国家治理的途径之一，并对生态文明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审计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乐锦（2016）在分析国外机构及学者对环境资产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及国际实践，并结合我国现实状况提出采用预期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未来回报的折现值估算生态系统资产价值，为生态文明审计奠定坚实的审计核算基础。唐滔智（2016）以京津冀等六省环保资金审计为例，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审计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资金来源广、每项审计内容重点不同，无统一审计评价标准、资金使用部门较多等难点，并提出了现阶段生态文明审计实践的重点依然应当是财政收支审计。都新英（2016）以政府审计在河南省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了政府审计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及在实践过程中制约政府审计的一些问题，为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针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及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及内涵研究，尤其是针对生态文明审计尚无具体的进阶路径研究及具体实施案例研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认为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是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生态或环境存在影响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一种新兴的审计业务。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审计可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节能减排审计三个方面作为试点开展生态文明审计（王爱国，2015），生态文明审计宏观上应至少对以下内容进行审计：（1）生态文明制度的健全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效益性；（2）与生态文明意识有关的文化内涵、文化素养、公民意识等的认可度和范导性；（3）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经济性和公平性。在审计过程中可以采用绩效审计“5E”性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审计具体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王爱国,杨美艳,刘毅.我国生态文明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山东社会科学，2017(05)：166-172.

[2]G.P.Marsh.ManandNature:or,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HumanAction.Cambridge,1864.

[3]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01):2-13.

[4]陈旭.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创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02):5-7.

[5]巩固,孔曙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5-23.

[6]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和优化选择[J].环境经济,2012(12):18-22.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9）

一、引言

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进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经济、制度和社会等各个专业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政策作为支持或约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精确地实践操作（王爱国，2017）。因此，如何鉴证这项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如何鉴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呢？这就迫切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引入具有“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构建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审计，让生态文明审计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本文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现有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内涵及实践路径。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伴随着“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伦敦雾”等在内的“公害事件”逐步延伸出来的概念。这些环境事件逐步使人们意识到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G.P.Marsh（1864）在《人与自然》一书中，着眼于全球分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着重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制定并颁布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例如，英国政府于1956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政府于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制度化、规范化引入到了环境保护领域，从此逐渐完整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职权分明的环境监管体系，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治理环境的主要制度性工具。1987年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揭露了人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不合理行为，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循环发展利用之路。90年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步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性，逐步采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和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斯诺（199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应是推进生态文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建设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制定与执行的科学性与效果性决定着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21世纪以来，随着民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迅速发展。西方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各有特色，德国创新性的将循环经济概念融入到法律体系当中；美国将“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化能源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2.国内研究综述。“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立产权清晰的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学术研究在我国实现了质的飞跃。谷树忠（2013）以党的十报告为基础，提出生态文明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是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其认为生态文明应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体现现代文明理念，助推经济发展和要求的一种系统。并设计了自然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和国土开发与保护四种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陈旭（2013）、刘峰（2013）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探索研究绿色发展制度；二是探索研究生态补偿机制；三是探索研究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四是探索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巩固、孔曙光（2014）对已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概念分为“类型说”和“要素说”，并认为类型说能更好的概括生态文明概念。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一切有利于实现狭义生态文明的所有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吸纳各种有利因素。沈满红（201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如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的正式制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张云飞（2015）提出应加快步伐转变现有粗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管理为手段，以生态效益为发展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三、生态文明审计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1992年，环境审计委员会（WGEA）正式成立，该组织在国外掀起了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交流的高潮，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Ammenberg（2001）、UNCTAD（2004）认为为了保证生态文明审计的效果及审计报告的公平性必须保证审计主体地位相对独立性并同时建立一套系统的生态效率指标。DixonR（2004）、ChiangC（2004）提出应当在以财务审计师为主体的审计团队中补充专门从事环境状况审计的审计人员，从而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审计制度的建立。Nicolace（2011）提出生态文明审计是对与生态文明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连续的、有证据的客观验证过程，生态文明审计应被视为一种有用的环境管理工具。Evans（2011）利用工厂层次数据分析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上的重要作用。Banerjee（2016）通过整合及优化经济环境核算体系及各类资源价值计量模型，认为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实施前后潜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为生态文明审计的价值审计提供了坚持的理论基础。国际最高审计组织（INTOSAI）提出生态文明审计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映经济主体是否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性审计，二是反映经济主体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态文明制度效益性审计，三是反映生态文明政策合理性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适应性审计，四是反映预防风险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完备性审计。

2.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环境审计的正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环境审计正式成为政府审计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资源环境审计第一次被视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标志着环境审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生态文明审计作为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被学者广泛研究。刘家义（2012）、唐洋（2014）在对环境审计本质属性（受托责任观、免疫系统观）阐述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环境审计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于项目本身的绩效性，研究内容较为微观，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层次与要求更高，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审计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审计机关履行生态文明职责的具体措施之一。孙晗（2014）利用PSR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并结合费用分析、风险分析等实证方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刘西友（2014）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平衡就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审计工作格局，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沈洪涛（2014）从会计的管理和监督两大职能以及会计的受托责任观为切入点，认为会计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构建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征收环境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层面应当构建生态会计系统和生态文明内部审计，履行企业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社会层面公开环境信息，建立对话工作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保护意识。马志娟（2014）将生态文明与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相结合，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审计要素、实施路径、审计方法，为构建生态文明审计框架指明研究方向。郑国洪（2015）定义了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认为具备监督职能的生态文明审计应作为国家治理的途径之一，并对生态文明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审计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乐锦（2016）在分析国外机构及学者对环境资产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及国际实践，并结合我国现实状况提出采用预期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未来回报的折现值估算生态系统资产价值，为生态文明审计奠定坚实的审计核算基础。唐滔智（2016）以京津冀等六省环保资金审计为例，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审计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资金来源广、每项审计内容重点不同，无统一审计评价标准、资金使用部门较多等难点，并提出了现阶段生态文明审计实践的重点依然应当是财政收支审计。都新英（2016）以政府审计在河南省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了政府审计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及在实践过程中制约政府审计的一些问题，为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针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及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及内涵研究，尤其是针对生态文明审计尚无具体的进阶路径研究及具体实施案例研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认为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是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生态或环境存在影响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一种新兴的审计业务。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审计可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节能减排审计三个方面作为试点开展生态文明审计（王爱国，2015），生态文明审计宏观上应至少对以下内容进行审计：（1）生态文明制度的健全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效益性；（2）与生态文明意识有关的文化内涵、文化素养、公民意识等的认可度和范导性；（3）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经济性和公平性。在审计过程中可以采用绩效审计“5E”性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审计具体评价指标（王爱国，2017）。

参考文献：

[1]王爱国,杨美艳,刘毅.我国生态文明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山东社会科学，2017(05)：166-172.

[3]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01):2-13.

[4]陈旭.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创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02):5-7.

[5]巩固,孔曙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5-23.

[6]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和优化选择[J].环境经济,2012(12):18-22.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10）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120－08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学术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又有对当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理论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原则性规定都是由他们确立的。尤其是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意识形态才引起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的关注，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论争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探讨其意识形态思想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此，俞吾金等提出：“总起来看，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p.c.罗兹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指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

杨生平等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性说，即相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是指思想家们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侯惠勤则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综合说，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三种含义，即作为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既有中性用法又有否定性用法。英国学者汤普森则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潜在概念，通过分析其具体使用时的特定理论背景，来说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此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出其他解读。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这一概念的很多重要部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使用有矛盾之处，整个看来，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去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认为其反映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社会存在。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反映出我们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少表明，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看法，譬如‘意识形态’一向只是一个借以攻击论敌的标签或工具，譬如马克思著述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含混不清晰的，譬如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等等，这些‘成见’并不能成立”。

(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期及每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上尚有分歧。

俞吾金的三阶段说是：1845—185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基本特征；1

857—1870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深化阶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871－1895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论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捍卫并发展。杨生平认为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缺乏系统分析，他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5-1856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时期，1857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化时期，而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时期。

张秀琴则依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及概念表述的完整性，认为1840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1845年到186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正式形成时期，1867年之后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发展时期。

英国学者jorge　larrain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分开，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实际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来看待。

当然，在这种主流的“三阶段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读。葛晓梅就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形成与确立、深化与拓展的长期过程，它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于1845年至1856年间，在1850年至60年代末得到深化，于1871年至1895年则得以继续拓展。王宏伟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分为哲学批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为界。

(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探讨

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学者们大都认为是与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并以之为哲学基础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等问题。但是就各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对意识形态起源和基础的探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描述、对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阐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主要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渊源、历程、原则和方法。 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产生和消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方法—_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们的真实生活过程，通过实践改变其社会基础，最后则分别对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维护功能及文化发展功能作出了阐释。

张秀琴将实践性作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线索，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起着“软国家机器”作用，一方面是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实践为自己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导；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承担人类文化发展重要场所或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包括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及全面的批判。

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列宁时期确立的，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上。

还在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新的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对工人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强调了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任务，强调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做好意识形

工作。

后来，郑永廷等人研究得出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作出新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阐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原理；列宁把理论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周宏强调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对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林国标认为，列宁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含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强调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能动作用，提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及原则；在批判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

直到最近两年，包毅才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索，认为列宁依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他认为列宁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灌输论、意识形态继承与批判等，开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为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邹放鸣则对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社会主义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认为，列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正确对待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建设。而列宁晚年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文化建设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大环境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的需要。胡映兰撰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她认为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对其四个基本层面内容的新丰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路径的新探索。

杨海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功能和作用是学术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姜国俊、李建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包括思想引领功能、文化创新功能、共识凝聚功能、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制度调适功能。乔法容、赵增彦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富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高静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有导向和规范功能、调节和协调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定向整合功能。卢岳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所在，它 们精神迷惘、加快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能够积极发挥导向凝聚、主导控制、兼容整合、规范自律、教育矫正和支撑保障等诸多功能。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专门论述。比如，石国亮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余乃忠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吴晓璇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网卢凤菊则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嘴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则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李建华、牛磊等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在准确抓住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引领”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张晓永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教育社会思潮传播主体，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顾红亮则在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问题，将“一致而百虑”看作主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地理解作为“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百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王秀阁则进一步从机制建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她指出，有效的引领机制应该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应该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关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在机制建构上要注重其各项基本条件：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制定具体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等方面。

最近一年多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有学者以公民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世界局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这种创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这一方面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成果。王永贵等人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阐述全球化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探索和构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发展思路和实践形式，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保证，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支撑。

明栋才研究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极大挑战，甚至遭遇危机，资本主义借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打压。在此情形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存在”的意识形态格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流地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

马振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

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战略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政治导向策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刘霞、杨菲蓉则梳理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哲学理路，要求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关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吴玉荣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遵循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不同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呼吁适应网络发展，要探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在虚拟空间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顾洪英全面地分析了信息网络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即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建立规范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杨立英、曾盛聪在《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中，在分析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对网络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分析了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挑战，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和自身发展之道，探寻了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认为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黄传新、吴兆雪等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许多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杜敏、李英田研究认为，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性功能，着眼于 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须在目标定位、内容任务、方法途径等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肖应红则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挑战，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王勇桂、邱斌一方面强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李方祥撰文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并且探讨了新条件下对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论述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规律。

也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张艳新等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王翠芳明确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刘梅则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探讨。另外，吴俊清、刘瑞贤对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代玉启则总结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相关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着可以继续发掘的余地。

第一，现有的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但其中最具前提意义、最具基础作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却很少有人探讨，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相关研究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都有着共同、清晰的理解。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各种具体的讨论、争鸣中往往会出现自说白话的情况，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11）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对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党组）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委（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

二、学习时间及方式

每个月在10日、20日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学习。

三、学习教育对象

全局党员（干部）

四、学习教育内容

第一阶段：开好“两学一做”动员会，进行动员部署，搞好思想发动，迅速在全局掀起学习教育活动热潮；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整治方向”，组织开展“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做理想信念坚定者”学习讨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第二阶段：学习《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谈治国理政》、《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学习同志机关党建中央论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摆脱困难》、《之江新语》、《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用典》。

第三阶段：围绕“坚守纪律底线、树立清风正气”，扎实开展“学党规党纪•知责明界”学习讨论。12月底前，我院要召开“两学一做”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