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如何防治大全11篇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1）

《大气污染防治法》是我国有关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方面位阶最高的法律。然而，这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却是在十四年之前修订的。各地关于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也普遍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以四个直辖市为例，直到2014年7月，上海市的《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才得以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而在此之前施行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是在2001年颁布、2007年修订的；北京的情况同上海相似；天津目前适用的仍是2004年修订的《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甚至在地方性法规级别没有进行专门的立法来对城市空气污染防治进行相关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在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立法的滞后性。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气污染有关的污染源数量、污染规模、排污强度等量化方面以及排污方式、排污水平、排污手段等技术方面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而显著变化着。现有的多数有关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防治形势，因此需要加紧修订。

（二）配套法规不完善

不论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有关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都存在着某些条款规定过于抽象的问题。应当说，作为一部法律或者地方性法规，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保证这些抽象却必须被遵守的条款得以贯彻落实，必须将这些条款细化成相关的配套法规。举例来说，《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本条例，履行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有权对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上述条款赋予了天津市民环境举报权，任何人都享有对排污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检举、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也都享有对行政不作为的政府部门进行检举、控告的权利。但目前天津市民最主要的投诉渠道就是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不仅投诉渠道单一，而且就如何保护举报市民、给予什么样的奖励、公众如何监督举报后的处理程序等细节，天津市尚未作出具体规定。最重要的是，根据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法律原则，对天津市民的这项检举控告权受到侵犯时如何保护，天津市也未作具体的规定。

（三）立法思维单一

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或大或小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英国伦敦“雾都”称谓的来源，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米糠油事件等等，似乎都在向我们揭示着这样一条信息：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笔者赞同，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但另一方面，笔者相信，有效的防治措施能够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至少将环境污染控制在不至于威胁到人体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所以，如何建立有效的防治措施，在笔者看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纵观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无一例外都以执法和监督为立足点进行立法，立法思维过于单一。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上位法的影响，也有固有思维的影响，我们始终将惩治违法犯罪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但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的防治有别于其他需要进行立法规制的事项。其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立；其二，环境问题涉及到科学技术、环境标准等专业性问题，污染源为小型企业或者个人时，仅靠自身很难落实相关规定；其三，法律规制属于事后救济，而空气污染的影响范围广，速度快，破坏性强，事后救济显然不能有效保护环境和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事前防范，即让潜在违法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显得尤为重要；其四，环境执法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掌握所有的污染源。因此，在进行有关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的立法时，如果我们仅以“堵”作为立法的主要角度，也就是仅以禁止性规定以及惩罚作为主要的法律手段，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针对空气问题的特殊性，笔者建议转变我们固有的立法思维，从单一的以“堵”为主到“疏”、“堵”结合，将打击违法排污和引导、激励自觉遵守法律相结合。

二、对完善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立法的建议

在前述谈到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时，笔者指出我国立法过于滞后，在此笔者建议应及时更新空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对空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进行制定或者修订时，笔者建议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空气污染防治立法：

（一）加大财政投入，建立激励制度

激励制度应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各类奖励。激励制度的建立，是立法思维从以“堵”为主到“疏”、“堵”结合转变的重要标志。激励制度能够引导排污者主动遵守法律法规，这是从源头上控制空气污染源最有效的手段。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英国政府为了鼓励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分别设定了不同的基金来为企业提供无息贷款以更新设备、研发节能技术。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融资都成为难题的情况下，很难留出足够的资金进行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研发，所以设立专门的基金来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淘汰老旧设备，更新技术，以满足清洁生产的标准。再者，政府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技术研发，研发结果应与本行政区域内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如连续三年以高于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标准进行排污的企业，实行免费共享；而未达到条件的其他企业可自愿申请使用该研发结果，但需收取较高的使用费用。另外，空气污染监管部门可以在建立达标企业名单目录的基础上，对自觉遵守空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企业通过各大媒体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相应补贴或者政策优惠。针对污染源为个人的情况，政府应鼓励其对污染源进行申报登记，以使政府全面掌握污染情况，并参照针对企业的处理方式，对自觉更换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个人提供无息贷款并进行奖励。投入资金可由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按比例共同负担。

（二）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不论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中规定的法律责任，都普遍较轻，有些甚至可能低于违法排污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这在实质上就是变相鼓励违法排污的行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律的处罚都极其严厉。对违反《清洁空气法》进行超标排放的行为，美国将给予行政的、民事的甚至是刑事的处罚。德国其刑法典中还规定有污染大气罪，对严重的污染空气行为以刑事处罚。我国在制定或者修订空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时，也应当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必要时可探讨将污染空气的行为在刑事责任上由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的可能性，让违法所要付出的成本与守法所能获得的效益形成鲜明的落差，促使潜在违法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适时考虑征收排污税与处罚违法排污不同

排污税的征收对象是任何向空气中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排污税的征收需要考虑到不同污染源、不同污染规模以及不同污染程度等因素，设置不同的税率。目前世界上已有较多国家在征收排污税。例如，英国自2001年开始对电力、天然气、液化石油和固体燃料等特定能源生产商征收气候变化税，并随时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调整税率；2008年英国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机动车环境税，并根据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制定不同的税率分别征税。排污税的征收，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促使排污者自觉进行设备更新及清洁技术的研发，更有效地保护城市的空气质量。当然，这一制度的设置还需要各方进行反复论证，需要众多配套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2）

谁为民众健康买单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在种子变得越来越优良的同时，全球的土壤却越变越糟，如果不根本改良土壤，整个世界都将深陷粮食危机。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集中多发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病死率上升，在全國多个地区出现“癌症村”。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國环境污染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

统计显示，2008年以来，全國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其中浏阳镉污染事件不仅污染了厂区周边的农田和林地，还造成2人死亡，500余人镉超标。

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污染物也开始进入到土壤中，这些放射性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可以通过生物链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频繁爆发的污染事故损失惨重，不仅增加了环境保护治理成本，也使社会稳定成本大增，而土壤污染修复所需的费用更是天价。常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需2亿元，无锡胡埭电镀厂重金属铬污染修复费用890万元，苏州化工厂需数亿至数10亿元。

不可盲目追求GDP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國对國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各种改革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带动了國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明确的规划和相应的措施。

当前我國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的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由于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规划的空缺，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专家表示，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很多，这样没有计划性的转移，对于土壤保护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

据调查显示，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数据表明，我國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否有法可依？

维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预防作为中长期目标。随着我國被污染的土地日益增多，治理费用高昂，如果所有被污染的土地都做修复，成本太高，无法接受。与此相比，采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土地污染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尽管如此，但目前我國并没有关于土地污染的专项立法，关于土地污染防治的一些规定，大多散落在各个部门法中。

在我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侧面、不同途径、不同种类对土地污染的防治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对防治土地污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加上其在执法上缺乏必要的力度，使土地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工作更是难以执行。而这些部门法主要侧重于单一类型破坏行为的规范与治理，对慢性、隐性的土地污染规制不够明确，对土地生态破坏的预防性措施规定不够具体，而对于已经被破坏的土地生态环境并无有效的治理与监督机制，缺乏整体性与综合性法律保护对策。

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中只能找到单一类型的规制，对由于大气、水、固体废物在许可范围内的排放所可能导致的土地污染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土地污染。同时，适用于大气与水污染的“超标罚款”“排污收费”等法律制度在土地保护中很难有效实施，因为土地污染的潜伏期相对较长，滞后性特别明显，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土地污染的有效预防治理。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3）

《能源》：近一两年，我国空气污染呈现了出了怎样的特点？

柴发合：在我国113个重点城市，按2010年空气质量的标准，达标率是80%多，如果按照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不达标率为80%多。我国的污染越来越凸显出复合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复合性表现为，空气中不光有大量的一次性污染物存在，且有大量的二次污染物。区域性指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域之间的影响。同时，影响的区域面积在扩大，按照整个污染的宏观态势看，我们说的“区域”，涉及到整个东部地区。环境污染现状比较严重，治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能源》：面对发展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抓住治理环境污染的机遇，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

柴发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一套适应目前发展理念和保护思路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法”）。现在执行的大气法是2000年修改的。12年过去了，我国大气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单一煤源性污染，转变成煤源性和机动车性以及工业性、自然的污染排放相混合的复合性污染。

以往，我们主要关注一次污染物，随着PM2.5和臭氧进入公众的视线以后，我们不光关注一次污染物，更加关注二次污染物的前体物。另外，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从这些方面来说，目前实行的大气法已经非常不适应了。所以希望大气法能够尽快修改，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面对现在多种污染物共存的局面和区域性、复合性的大气污染特征，来解决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能源》：您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哪些问题需要特别值得强调？

柴发合：“区域污染”问题原来在大气法中并没有体现。所以，怎样把区域防治污染方法很好地纳入到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安排中去，包括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等内容，是大气法修订需要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城市污染中，机动车尾气污染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机动车污染防治怎么深化，如何做好对移动源污染的防治仍需探讨，包括机动车以及非道路的移动源，从范围上和强度上都应该在法律上得以保证。

再一方面，则是制度如何深化。2000年，我国已经在法律上规定要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各个地方都在试点做示范项目，有些地方也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但在国家层面上，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仍未颁布。

面对目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大气法的修订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措施，在原来的法律上并没有很好的规定。应该怎么应对，如何制定预案、动员社会，都需要国家法律来保障。目前，光靠一些行政的文件，缺少法律依据，反而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能源》：“松花江”事件推动了我国成立“水专项”，此次事件能否推动成立“大气专项”。如果“大气专项”能够成立，该注意哪些方面？

柴发合：大气专项不同于一般的科研项目，面对的不仅是科学问题，而是要解决改善环境质量中的科学和技术瓶颈，以及管理政策方面的瓶颈。是为了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科研。我们在大气专项里设计了科技工程，就是要把研究的共性技术，运用到目前区域复合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其他的一些重点地区。然后通过科学工程的实施，来直接改善区域环境的质量，并且要见到实效。

所以，做大气专项是非常有意义且必要的。希望国家在目前水专项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大气专项工作，来解决严重的污染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为大气专项做过充分的工作准备，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还没有着落。希望能够早日启动，科学家、政府、相关环保设备企业、公众一些联合起来，推动整体的环境改善。

《能源》：除了在法律上的保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国家加大支持力度，以确保污染防治的有效进行？

柴发合：科技支撑是非常重要的。要认清目前的污染问题，污染的形态、空气中包含的成分、整个国家的污染时空分布态势，实际上都是需要了解的。还必须对污染物的来源，产生污染的原因，对污染的责任方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有效地去控制。了解这些，需要我们建立来源解析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另外，还需发展对污染控制有效的技术，以及能源减排技术。目前我国的减排技术都在一步步推进，比如对于火电厂，首先是控制烟粉尘，然后是脱硫，再到脱硝、脱汞，采取一个个阶段推进的方式，但是却没有考虑总体的优化设计。所以，如何实现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耗优化，还需开展技术研究。

《能源》：即使火电厂实行了很严格的排放标准，在我国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中，燃煤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仍旧很大。怎样才能进一步的推进污染防治工作？

柴发合：首先是要保证目前的减排设施能够持续、高效、稳定运行，达到排放的限值。一些燃煤单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以达到标准。

另外，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大的能源结构调整。我们欣喜地看到，核电、风电、太阳能都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能源结构改变的步伐还太慢。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4）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3]吕忠梅．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j]．法学，2007(11)：136－143．

[4]秦虎，张建宇．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55－62．

[5]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6]hu yuan．implementation of voluntary agreementsfor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j]．energy policy，vol．35，2007，35(11)：5541－5548．

[7]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1－62．

[8]李启家．日本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新动向探微[j]．环境导报，2000(4)：12－15．

[9]方?遥?腥沾笃?廴咀芰靠刂浦贫缺冉霞傲⒎ㄆ羰?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28(1)：63－65．

[10]陈奇，星罗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j]．政治与法律，2004(1)：40－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5）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中特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3]吕忠梅．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J]．法学，2007(11)：136－143．

[4]秦虎，张建宇．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55－62．

[5]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6]Hu Yuan．Implementation of Voluntary Agreementsfor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J]．Energy Policy，Vol．35，2007，35(11)：5541－5548．

[7]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1－62．

[8]李启家．日本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新动向探微[J]．环境导报，2000(4)：12－15．

[9]方堃．中日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比较及立法启示[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28(1)：63－65．

[10]陈奇，星罗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J]．政治与法律，2004(1)：40－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6）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中特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3]吕忠梅．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j]．法学，2007(11)：136－143．

  [4]秦虎，张建宇．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55－62．

  [5]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6]hu yuan．implementation of voluntary agreementsfor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j]．energy policy，vol．35，2007，35(11)：5541－5548．

  [7]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1－62．

  [8]李启家．日本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新动向探微[j]．环境导报，2000(4)：12－15．

  [9]方堃．中日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比较及立法启示[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28(1)：63－65．

  [10]陈奇，星罗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j]．政治与法律，2004(1)：40－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7）

引言

大气污染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如火山爆发；二是人为因素，如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的排放等。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人为因素。近些年，我国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大气污染也随之变得更加严重。当前，城市空气质量已成为人们越来越担忧的问题，大气中的固体颗粒浓度增加，导致雾霾天气频现，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1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现状

我国主要能源是煤炭，城市供电、工业行业和北方地区冬天取暖所需要的主要能源都是燃煤热能。当前，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煤炭资源为主要能源的行业占据总行业80%左右比例。燃煤过程中不断排放出来的氮氧化物、硫化物以及粉尘，都是导致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在城市中，导致大气污染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汽车尾气。汽车尾气给城市带来的大气污染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城市经济越是发达，机动车的保有量以及使用量也就相应的越多，相反，如果城市经济比较落后，机动车也相对较少。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发展新兴城市，可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时常会忽视保护环境这一问题。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于其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对大气的污染程度没有形成充分的重视，最终导致新兴城市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2 造成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一是能源利用率较低。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煤炭资源大约占据了75%的比例，然而发电用煤量大概只占据煤总量的35%。不合理的能源利用方式，会导致煤炭资源出现极大的浪费现象。此外，在燃烧煤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对大气环境造成极为严重的污染。二是人们环保意识不强。大气环境对于人类而言是赖以生存的资源，然而长时间以来，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没有对大气防护的重要性形成充分的认识。在制定城市、产业以及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没有为大气环境保护制定相关的规划，甚至会将大气环境保护视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因素，对其置之不理。三是环保资金投入不足。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虽然国家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使用清洁能源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可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资金要解决我国污染防治遇到的问题还远远不够，而且国家对企业排污费的收缴力度不够。四是缺乏适合国情的大气污染治理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自主研发以及推广应用的环境治理技术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合适的大气污染治理技术比较欠缺，尤其是在煤炭、冶金、化工等行业表现得特别明显。

3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防治对策

3.1 合理规划城市工业，调整产业结构

当前，调整城市工业规划，优化工业布局合理已迫在眉睫。各城市要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分析各类污染源分布、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发展趋势，分析城市污染物排放源、排放量，依据大气自净规律，分析核算城市大气定量、定点、定形、定时排放污染物数据，及时提出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制定城市大气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划分城市大气环境功能区。根据各功能区大气环境功能，科学调整工业布局，利用各城市主导风向和地理位置，在主导下风向和城市居住区较远的地区合理布局工业企业。

我国产业结构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依旧存在，给坏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也增加了环境治理的代价。因此，只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由低度化向高度化转型，才能有效遏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要将一些产能比较落后、污染和能耗比较高的企业淘汰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来对大气环境质量进行控制。此外，还需要大力宣传以及提倡一些对环境有利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高效发展。

3.2 控制污染源，推广清洁能源

控制大气污染，必须要从源头抓起，控制好污染源。因此，针对工业点源、扬尘、机动车、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生活餐饮等领域，相关环保部门要加强污染监管与治理。要严厉打击重点企业在线监测数据造假、切实抓好市控以下污染源监管，确保重点污染源达标；要持续抓好对建设工地现场扬尘、道路扬尘、商品混凝土搅拌扬尘的治理；加强饮食业单位油烟治理、取缔露天烧烤；加快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扎实推进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异味治理；要继续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加强车用成品油市场监管和机动车尾气检测监管。

当前，要改变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现状，还要逐步改变传统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充分利用风能、水能、生物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取代传统的化石燃料。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巨额投入，仅靠市场竞争是无法满足的，政府可以集中利用政策和资金。其次，政府需引导能源研究和企业的有效结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环保、节能、新能源企业创造便利的融资条件。

3.3 完善环境保护的体制，做好城市绿化工作

空气污染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因此，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的体制。一是，政府要借鉴国外污染治理经验，根据污染源制定针对性政策。二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各行各业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是煤电、钢铁、水泥、工业锅炉、机动车等。三是，及时地修订更新相关规划、标准，此外还要加大执行的力度，完善落实规划。同时，还应关注各地政府的努力程度，即是否制定并实施了空气污染防治的政策和措施。

城市绿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带来的污染，同时也能减少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绿色植物能够吸收有毒有害的气体和粉尘，而且还能够有效地调节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改善空气的质量。在实施城市绿化工作之前，首先应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将绿化带和城市绿地设置在恰当的地域中，才能够发挥出效用。此外，要对城市绿化景观进行严格的保护。

4 结束语

对空气质量的担忧，不过是人类对基本生存条件的焦虑。多年以来，尽管保护大气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政府环保部门也使出浑身解数，但效果却不容乐观，PM指数居高不下。防治大气污染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治理大气污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相信只要政府、群众同心协力，“蓝天碧水”将不再只是美好的愿景。

参考文献

[1]郑颖.浅谈我国大气污染现状及防治措施[J].环境与生活，2014（16）.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8）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不足

（一）立法目的存在偏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一条规定：“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的目的有两个――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需要放弃的时候，排污者和各级政府部门必然会为了后者而舍弃前者，然后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关于该法立法目的的规定（促进公众健康，福利和人口的生产力保护和发展国家空气资源的质量）突出了保护环境这一唯一目的，给美国治理大气污染订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使美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存在缺陷。通过研读《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2款，我们可以发现草案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草案规定考核结果的适用范围狭窄，无法落实政府环境责任；②没有将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与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挂钩；③省级人民政府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④对于没有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作为惩治措施，无法产生草案预期的整治效果。

（三）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局限。综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涉及公共参与的仅有第七条第3，4、5款的规定。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义务。而草案在这方面只是指出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并没有详细规定公民如何检举，控告。而欧盟在《建立更加清洁空气的指令》中专门规定了空气质量和污染信息公开和报告制度，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直接规定了公民诉讼和司法审查诉讼，日本的大气污染受害者救济制度，这些国家的保护环境制度、法规体现出了极强的先进性。我觉得我国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公众参与。

（四）大气环境治理主体的一元化。在该部草案中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在防治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只赋予了政府管理权，并没有使企业、公众成为防治污染的主体。

二、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建议

（一）更新立法目的。只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过程中确定环境保护优先的立法目的，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实施源头治理，全过程治理，才能扭转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思路，为绿色GDP评价指标的确立提供法律保障。

（二）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首先对于不达标的地方政府可以借用美国的经验，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采用如任免升迁，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惩治。其次应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最后，应当把空气污染防治作为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

（三）扩大公众参与。欧盟为促进公众参与，专门立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免费提供空气监测信息和执法报告供公众获取。我国完全可以效仿欧盟这种做法，构建可以具体实施的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参与制度、决策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

（四）创制多元化的大气治理机制。努力创制各种机制，引导企业、公众及环保组织在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如环境监察部门动员企业和公众参与执法过程，加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建立公众，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制度，借助公众的外部监督，企业的内部监督和执法部门的强制执法实现大气治理的多元化机制。

结语：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之后，我觉得修订草案应该再增设大气环境公益诉讼章节，并详加规定。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向大气污染宣战，让老百姓对蓝天有期待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9）

昨天，我们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刚才，多位委员和代表从不同角度，围绕摸清大气环境污染“家底”、抓好重污染行业的污染治理和监管、市区何时用上管输天然气、开展施工扬尘污染治理、做好黄标车淘汰、加强企业帮扶、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等问题，有针对地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提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认真回答，还对一些问题开展了交流和互动。副市长张伟亚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很好的表态讲话，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措施。这次专题询问会议始终充满着民主、团结、务实、求是的气氛。委员和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各部门负责人回答问题也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有的放矢。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下面，结合大家的审议发言和专题询问情况，我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我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再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它列为年度重点工作和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深入推进抑尘、管车、控煤、禁燃等十大专项整治，大力开展市区空气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初步遏制了大气污染加剧的势头，政府部门工作辛苦、富有成效，成绩应予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依然艰巨，形势依然严峻，思想上不能有丝毫放松，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是现实有需要。

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环境承载容量有限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制约，对城市形象造成损害，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这几年，我们明显感到城市道路变堵了，蓝天变暗了，金华北山也变得朦朦胧胧了。去年，我市空气环境质量在全省排名靠后，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二是群众有呼声。

在今年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有3个代表团的50名代表提出了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工作的议案。大气污染防治已成为当前我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群众对此呼声强烈。“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是我们履职的根本要求。

三是上级有部署。

明确指出，雾霾天气频发，既是环境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发展下去也必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省委书记夏宝龙在有关会议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快走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前不久，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召开全省视频会议，就省、市、区三级人大联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审议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不断增强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承担起保护和改善辖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职责，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从最关键的事情抓起，从最紧迫的任务做起，从最突出的问题改起，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加以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也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继续通过审议、视察、调研等监督形式，必要时采取重大事项决定、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监督措施，助推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

二、切实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

询问的落脚点不在于问得有多难、答得有多好，关键在于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抓好有关工作的落实。会后重点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意见建议整理好。

在这次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工作中，执法检查组和委员、代表在事前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直面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意见，对推进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对于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和有关委员、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市人大相关工委要综合整理好，形成书面意见，交由市政府研究处理。

二是突出问题整改好。

希望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以这次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为契机，进一步摸清我市大气污染基本情况，掌握大气污染的现状、成因，提高工作的主动性、有效性；进一步找准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有的放矢地开展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落实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抓好相关问题的解决落实，并按照监督法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处理情况。

三是跟踪问效监督好。

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工作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跟踪问效，进行反复监督、持续监督，切忌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不痛不痒、办理过程“文来文往”、事后我行我素现象的发生，对有关问题要一以贯之、一抓到底，真正做到为民履职、为民尽责。

三、着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建设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我们必须从力量配备、工作机制、制度建设上做文章，才能真正打赢大气污染防治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一要强化合力治气。执法检查组提出“要像抓治水一样抓治气，将治水办和治气办合署办公”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很有新意。我们治水之所以能取得目前这个成绩，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全市治水一盘棋、各种力量拧成一根绳的工作合力。治气比治水涉及面更广，治理难度更大，更需要合力推进。建议市政府对执法检查组提出的这条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很好的研究，市人大常委会也会适时向市委提出建议。

二要依靠制度治气。制度建设更具根本性和长久性。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我们要努力防止和克服运动式、被动式的治理方式，切实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机制、督查考核机制上着力，建立完善各项有利于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工作制度，确保以制度管人、管事。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10）

2014年11月15日-12月15日

二、行动内容

（一）再次进行全面排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我街道所有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排查。主要包括：

1．化工、医药、铸造、建材等重点行业，环境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的企业。

2．集中饮用水源地及主要河流沿线排污企业。

3．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构成威胁的危险废物和固废堆放场所。

4．生产、销售和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

5．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噪声源和“十五小”、“新六小”企业。

6．近年来发生环境违法案件的行业或区域。

上述工作于2014年11月18日前完成。完成后，及时上报街道办环保所，由环保所进行汇总整理，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内容。

（二）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对排查出来的污染点，落实严格的网格化管理，不留死角、杜绝盲区。即对每个污染点，所在村（居）要安排人员进行监督排查，企业要安排专人负责污染治理工作，每一个污染点都要建立监管、整治工作档案，何人何时入点检查、检查发现了什么问题、谁负责整改、整改效果如何等，都要详细记录在案。

（三）彻底整治。

1．对辖区内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十五小”、“新六小”企业和国家2011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明确时限的淘汰类重污染项目，以及工业落后、污染严重、无环保、无环评手续的小型企业、作坊、摊点，严格按照“拆除设备、清除原料、断水断电、吊销执照、严禁反弹”的标准，彻底予以取缔。

2．对手续齐全但超标排放的污染企业，要全面整治并给予高限处罚，实现稳定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工生产。

3.严格规范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确保脱硫、脱硝、除尘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绝不允许有环保设施不运行、恶意偷排偷放等行为发生，发现后及时上报。

4．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严格对照《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2014-2017年）》、《市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暂行）》以及我市相关文件要求，逐条梳理、逐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三、工作措施和要求

（一）保持高压态势。各村（居）要进一步加大巡查频次和力度，坚持24小时不间断巡逻检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要立即向街道办报告，由街道环保所上报给大气办。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11）

1.财政的作用。国家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证，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等作用。根据科学论证及评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共需投入17500亿元，这就意味着我国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

2.加强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被誉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行动目标并制定了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将环境质量是否改善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十条具体措施，全面吹响了中国“呼吸保卫战”的号角，目标明确、内容详实、措施有力，充分显露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动真格”的气势。

3.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了让中国百姓的蓝天白云梦不再遥远，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远离PM2.5等十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政治生活角度

1.民主监督。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为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民主监督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渠道，如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新形式、新方法，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有力地规范了政府行为。去冬今春，我国河北省等地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严重影响民众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中国政府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网上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指标，推出十个方面具体措施，除了区域联动机制之外，还提出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这也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举措，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行使监督权。

2.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法履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能。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其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抓手，进行了全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实施，体现了中央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坚定决心。

3.政府权力的行使与监督。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人民，滥用就会滋生腐败，贻害无穷。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具体措施，目标明确、内容详实、措施有力，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防止大气污染的坚定决心，让中国人民看到了一张清晰的防治大气污染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有利于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保证清正廉洁，做到权为民所用，造福于人民，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权威和公信力的政府。

三、文化生活角度

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给经济、政治以重大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观念让我国诸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却不容乐观，灰霾天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民众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保护环境、健康呼吸、科学发展”等观念催生了党和国家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经济。治理大气污染的“国十条”，更加理性、按规律办事的文化理念必将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文化的影响。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积极的先进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与环境相关，走绿色发展道路人人有责，如果公众都有这样的文化理念，《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起来就更加有效。我们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古人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一种健康、自然、和谐的生活习惯，除了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积极践行节能减排之外，还要少买不利于节能减排的产品，通过市场行为督促企业改进产品，落实节能减排。

四、生活与哲学角度

1.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面对雾霾重重的天气，新一届政府从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完善法律标准和区域联防等十个方面进行治理，公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力争“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百姓的蓝天白云梦。

2.坚持唯物辩证法，树立创新意识。（1）联系是普遍的，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要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区域联防等多种措施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赢。

（2）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做好量变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任务繁重艰巨，要坚定信心、逐步推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狠抓贯彻落实，确保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如期实现；每个公民要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全社会树立起“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3）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我们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面对颇为严峻的多地连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政府承认矛盾，不回避矛盾，《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既注重通过“减少”“淘汰”等措施治标，又注重通过“优化”“升级”“科技创新”等措施治本；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家明确规定“坚决停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违规建设的要依法进行处罚”等等。

（4）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以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看待世界，自觉树立创新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分解目标任务”，由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并进行考核，这更是一次重大突破，也充分显露出中央政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动真格”的气势。

3.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国十条”中列举的一系列数字，让人们看到了一张清晰的防治大气污染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可以呼吸到清洁空气等具体措施，表明中国政府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央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坚定决心。

【创新训练】

1.2013年9月18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环境保护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在会上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政府要履行好责任，就必须 ①用计划手段取代市场调节治理大气污 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③加强监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④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下列做法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①禁止企业煤炭消费 ②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 ③提高能源使用价值和价值 ④推进煤炭清洁利用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3.《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特别强调要“分解目标任务”，由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并进行考核，“对于那些没有通过考核的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将会同组织部门和监察部门约谈省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人，予以督促。”我国的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有

①人大和党的监督 ②人民政协与社会公众的监督

③上级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④行政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环境保护、顺畅呼吸的重要性正在形成共识，更加理性、按规律办事的文化理念必将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因为

A.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B.科学发展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C.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并给经济以重大影响

D.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5.右图《拨“云”见日》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有

①要尊重自然并按自然规律办事 ②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③人们可以认识、利用、创造规律 ④人们能够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6.大气“国十条”抓住了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可以呼吸到清洁空气、看到纯净蓝天等关键词，提出具体措施，防治大气污染。从哲学角度看，这是因为

A.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前提 B.想问题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

C.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中心任务 D.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7.2013年9月17日，北京市召开了“首都防治大气污染工作动员大会”。北京今年将完成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审《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2014年初实施。材料中的“市人大常委会”是 ①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④坚持对人民负责、依法治国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8.材料一 上海PM2.5的主要来源统计图

材料二 在今年“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时，面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空气质量等问题的提问，总理郑重承诺，“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特别是对重点地区，……要摸清底数，进行坚决的整治。”从当初的承诺，到“十条举措”出台，再到今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强举措中，我们真切感觉到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清新执政之风和务实为民之情，这也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变得更为可期。

材料三 大气“国十条”备受各方关注。创新在哪里？亮点有哪些？下面是几位官员和专家的解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指出，大气污染治理是长期的过程，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是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面临过的，要认识到治理的艰巨和难度，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行动计划中的环境改善指标是一个比较高的指标，但也是一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环保部污防司副司长汪键表示，这需要我们不仅仅要治理污染，还要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多管齐下，用一系列的配套经济政策和法律建设来落实。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与环境相关，走绿色发展道路人人有责，如果公众都有这样的意识和认识，这十条措施实施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如果认识不一致，执行上就不一定有效。

（1）材料一表明了什么问题？请你运用经济生活知识，为上海控制PM2.5提出至少三条合理化建议。

（2）运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相关知识，分析材料二。

（3）材料三中的专家和官员对大气“国十条”的解读蕴含什么哲学道理？

【解析与答案】

1.B。①④错误。

2.D。①中“禁止”太绝对；③与题干无关。

3.D。①②属于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

4.C。AD正确但与题干无关，B夸大了科学发展观的作用。

5.A。③中“改造规律”错误；④夸大了意识的作用。

6.B。材料强调抓住“关键”，AD正确但与题干无关；C错误。

7.D。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①错误；材料没有涉及党，③与题干无关。

8.（1）材料一表明上海PM2.5的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和人们生活。

①作为企业，要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培育节能环保产业等；②作为国家，要大力加强宏观调控，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之路；③作为消费者，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2）①我国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下更大决心、以更大作为去治理大气污染；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采取“大动作、强举措”治理人民普遍关注的空气质量问题；③从当初的承诺，到“十条举措”出台，再到今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反映出我国政府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求真务实，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