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生态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参考文献：

[1]王长乐.论“文化生态”[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1）：47-52.

[2][19]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2001，（3）：105-103.

[3]柴毅龙.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1-5.

[4]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3）：100-103.

[5]王金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59-63.

[6]徐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7]韩振丽.文化生态的哲学探析[J].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3-97.

[9]张.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5-11.

[10]王玉德.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辨析[J].生态文化，2003，（1）：6-7.

[11]管宁.文化生态与现代文化理念之培育[J].教育评论，2003，（3）：7-11.

[12]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3]戴伟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2-35.

[14]孙卫卫.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J].理论探索，2004，（3）：21-22.

[15]高小康.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J].文学评论，2008，（6）：13-17.

[16]熊春林，等.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0，（3）：153-159.

[17]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35.

[18]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

[19]盘福东.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八桂文化・编者札记[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

[2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7：121.

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生态文化论文篇（2）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

近现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它将认识对象设想为孤立的静止的非生命的存在，具有简单性、还原性、因果决定性、袪魅性和非有机性等特征，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为割裂，虽然它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深刻性和精确性，但却只是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机械性的方面，而没有反映它们非机械性的方面，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将自然看作人类认识、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持的自然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主义地看待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态度，把自然看作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制的对象，导致对自然采取非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方式。还原论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就能彻底认识事物，导致了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即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而不重视综合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自然观、价值观、方法论基础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认识，只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性、确定性、还原性、因果性等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因果规制了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作为知识基础转化为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使得工业生产具有简明性、线性、因果关联性、确定性等特点，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等特征。当具有这种认识特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应用于改造具有复杂性、随机性、有机整体性、非因果决定性、返魅性特征的自然时，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相违背，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界无限的控制力、征服力，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统治性，人类运用现代科技这一空前强大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身却被置于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生存危机之中。因此，追求控制力、征服力的现代科技必须实现向理解性、调适性、环境友好的生态科技转变，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无论其自然观基础，还是价值观、方法论都与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们以系统自然观为基础，整体性原则是其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它们把研究对象看成由各个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组成的动态系统，在研究自然事物时总是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放到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复杂性、非线性、随机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比如，生态科学研究的是由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替为主要内容的生命系统，是自组织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的有机整体;环境科学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探索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统一关系，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系统科学则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自然事物的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和系统演化，强调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生命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的自组织发展，系统的演化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成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它不是一架机器，自然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持的价值观。依此，自然界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割的对象，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都是不切实际、妄自尊大的幻想，人类应当树立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整体论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认识事物应当着眼于整体，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放到系统之中，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重视系统分析，更重视系统综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各个构成要素最优，而是系统整体功能最佳。例如，在研究人体某一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人体系统的一部分，在研究人类经济系统时不要忘记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研究事物，我们就不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遵循市场规律，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自己的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思维原则和行动规范，是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生态文化论文篇（3）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生态文化论文篇（4）

二、当前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现状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泸沽湖地区的主体，旅游已成为沿湖村寨的主要经济来源，摩梭文化、摩梭人文已成为一个商业品牌，不断在吸引更多的游客。沿湖村寨家庭积极参与旅游活动之中，这样为泸沽湖地区的公平参与，规范化管理提供了便利。随着商机的不断扩大，泸沽湖地区外来经商和打工人员已经有超过村里原住人口的趋势，许多外地人也穿上摩梭人的服装，装扮摩梭人已图更多的利益。当前非摩梭人从事摩梭文化旅游业的人员已经逐步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与他们一起从事旅游的周边行业，他们认为他们说已经是半个摩梭人，并已经开始采纳摩梭人走婚的习俗和母系大家庭制，逐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至于经商的外地人，给当地的摩梭人很多了优惠和便利，许多摩梭人与外地人建立起良好的共赢关系，互惠互利，营造了良好的局面。泸沽湖自然景观和摩梭人文传统对旅游业的重要性已经深得当地居民的认同，当地居民通过系统的学习，规范的引导已经开始正规的接待游客、吸引游客，同时泸沽湖开始重视村寨及周边的环境卫生和生态保护，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建立的摩梭博物馆和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为当地的摩梭文化保护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地旅游业所依靠的摩梭文化已经愈加重要性。摩梭文化还具有包容性较强的特点，藏传佛教文化和游客带来的消费文化相互交融也引起当地人士的关注，如何合理保护当地文化，如何融合外来文化，如何从传承摩梭传统文化，如何保护泸沽湖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地人和很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保持当地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人类学视野下的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思路

（一）以发展人类学为指导开拓合理的发展模式发展人类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摆脱贫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而不是以善意的面目掠夺当地资源，并最终造成当地环境恶化的情况。发展人类学倡导的是上下齐参与发展的模式，并强调在发展过程中研究使用本土知识，强调发展要适应于当地的自身特点。当前泸沽湖发展战略“决战泸沽湖，打造女儿国”为口号，打造自身的发展特色，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其参与共发展的战略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是立足于大旅游、大产业的经济运转模式，发展存在一定的约束，不能充分重视当地的人文传承，无法真正的平等对待当地普通居民，当地村寨也很难融入到当地旅游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开拓合理的发展模式，在制订发展模式时，科学规划，耐心征求当地居民的建议，并充分认识到当地情况，倡导利民利旅游的发展模式。因此要以发展人类学为指导，开拓合理的泸沽湖发展战略，不仅要在注重齐参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要强调立足当地人文特点的发展战略，遵守发展人类学的基本规则。

（二）创建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只依赖于泸沽湖地区迷人的自然景观，还要有赖于当地友善的居民、有效的社会治安、良好的管理及其它基础设施等。以社区为单位的旅游开展，不仅会促进泸沽湖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会加快泸沽湖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社区参与不仅仅指当地人参与相关活动及提供就业机会，更多的应该是以当地社区为单位、为单元更好的为旅游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和更多的参与并谋求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国外学者墨菲在1985年的著作《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并在书中强调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同时系统的阐述了社区应当如何参与旅游业。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旅游是指通过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全面发展的旅游开发模式。这样社区与旅游相互影响，吸引顾客，吸引眼球，并在此过程中影响社区生活，故应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制定作为一种发展规划模式，充分考虑他们对旅游的有效建议并反映在总规划中，从而减少他们对旅游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的反感情绪，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使规划更加能够顺利实施。

（三）完善共生运行发展模式赋权是人类学研究发展的理论基础和长效方法，泸沽湖地区的发展应处理好相关方面的利益，构建和谐共荣的共生共赢模式。首先要处理好相关方面利益关系，并以此为纽带，加强民族村落以及泸沽湖流域政府的合作，努力在环境资源、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等各方面实现真正的共享，实现互惠共赢。其次要创立合理的协调机制，构建顺畅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促成生态环境齐抓共管，权益有力保障，创立共建品牌和形象的良好局面，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合理征收生态破坏税或生态建设税，为湖泊的生态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确保高原湖泊环境健康优美与可持续开发利用。

生态文化论文篇（5）

第二，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加快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的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第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同时加快水利建设，加快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第四，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相关措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评办法和奖惩机制。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条策略，无不体现出对政府效能的要求，以往的政府效能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优化政府效能，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

其次，优化政府效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十二五”伊始，我国就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措施还没有正式出台，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效能转化的目的在于形成真切实际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优化政府效能是建立改善环境标杆的需要。依据经济学相关原理，要实现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首先要依据地域经济特色，打造地域经济的增长极，并依托这个增长极使产业集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地域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第四，政府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传导器。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要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而法律法规要依靠政府来执行。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效能优化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政府部门成员的综合素养学习，不仅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的专业素养，满足不同时期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更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综合素养。综合素养包括专业素养、思想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学习有助于政府成员清正廉洁习惯的形成，同时能够激发成员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归属感等。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将我国尽快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文明型社会主义社会。

(二)无纸化运作，减少政府部门资源的浪费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首先需要从减少自身资源消耗以及杜绝资源浪费着手。无纸化运作在国外已经提出很多年，并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实施，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政府部门工作的无纸化运作是一种可行战略。笔者所论述的无纸化运作并不是指政府的所有工作流程、法律法规的下达都采用无纸化的方式进行，而是将政府工作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据这些等级的实际情况，先对无纸化运作进行可行性研究，满足可行性要求，对于这种类别的工作就采取无纸化运作的方式，无纸化运作的工具主要集中体现在电子产品、网络之中，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需要后期的学者对政府工作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生态文化论文篇（6）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生态文化意识已经逐渐提高，生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实现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对自己所酿成悲剧进行改善的主要方式。生态文化建设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政策法规之上，还需要全社会的人们一起努力，通过人类自身生态文化意识的提高，从自身做起，进行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建设工作可以进一步展开，为人与自然和谐，改善生态环境做出自己的努力。在笔者看来，生态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对人类思想、道德的规范，使人类能够自觉地加入到生态文化建设中，改进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使人类社会可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生态文化建设是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进行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须，人类社会发展不应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从当前出发，为未来考虑，实现资源的永久利用以及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使人们能够自觉加入到生态保护的行动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证。

2.是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须，这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须，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共识，为了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生态文化建设也是必然。通过生态文化建设树立人们的生态价值观，提高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认识，促进人们参与到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3.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判断性地继承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可以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提高，人类的自然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对生态文化建设的创新思考

由于生态文化建设对我国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对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以下笔者就对进行生态文化建设提出了创新性意见，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生态文化建设。

（一）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正确导向

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化思想为引导，在吸收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念的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构建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生态文化观。同时，要结合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新要求，调整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类社会关系，将生态文化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通过正确引导使人们自觉加入到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自觉地承担起对生态保护的责任。

（二）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生态文化建设

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正确认识生态文化的关键，也是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对生态文化有一定的科学认识，结合实际情况，对传统的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给予重视。改变一直以来先污染再治理的思想，应当注意在污染发生以后出现的很多环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有些就是解决也是要花费很长时间才可以完成的。而科学的发展观，就要用长远的利益出发，将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结合，当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着眼于子孙后代，经过多方面考虑来选择一条可以长期发展的道路。通过科学发展观引领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位置放在首位，在充分考虑人，将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切实反映出其意义，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所建设的生态文化才会对社会发展有意义，如果不能科学地进行建设，建设也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也将会使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加强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政府引导

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其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加强政府引导，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引导人们增强环境意识，不断地根据当今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成就进行生态文化创新，促进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同时，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物质层面建设也十分重要，政府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应当给予考虑，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激励进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就是促进生态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一点，保证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取得切实有效的成绩。

（四）政府应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

生态文化建设并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事情。政府应当加大对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宣传，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舆论气氛，促进人们都能够参与到生态文化建设中。在进行生态保护的过程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的还是我们人民群众，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街头广告等方式来进行宣传，提倡人民对生态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提倡人民绿色消费，使人们从自身出发进行生态保护。同时，政府应当对生态保护中积极鼓励人们参与，对举报、参与生态保护工作的人们给予奖励，使人们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人或者是企业及时举报，通过群众监督，还可以促进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有利于将破坏环境的行为都彻底杜绝，支持环境执法，让公众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权利，为生态保护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加强国际间生态文化建设的交流合作

生态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全球人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对这方面也都给予高度重视，由于国际组织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因此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对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进行借鉴，对其在进行生态文化建设以及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优点加以学习，对其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给予改进。结合我国社会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在国外发达国家生态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建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

（六）政府应当加强对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进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也是重要一点，建立完善、科学、透明的环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我国各级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在进行环境保护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应当对制度执行效果进行考核，使制度能够切实落到实处，为我国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生态文化论文篇（7）

作者：崔朝晖 单位：攀枝花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颁布有关生态建设方面的文件有好几十件，如由成都市生物研究所负责的《攀枝花生态市建设规划》，对城市文化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政府领导人员对于诸多生态事业的建设亦发挥表率作用，从1999年开始的“6.29”植树活动均有领导参加，且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天保工程、市区绿化工程。市级各类报纸、媒介以及网络等有大部分栏目和内容是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内容。很多企业也积极利用节能、降耗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最后，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愈来愈重视“原生态”。愈来愈多的消费者宁肯多花钱购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品，这种“绿色消费”致使“绿色市场”形成，也是企业家和农场主的生产原生态化。百姓的生态意识和生活取向对政府和企业家也是一种监督和督促。

攀枝花市生态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理想的生态城市环境还有一定距离，这需要政府以及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的绿色思维和管理。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攀枝花市目前仍存在工业结构性污染严重，矿山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象。作为城市发展的指挥者、管理者，政府必须有生态决策，并欢迎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绿色GDP核算与政绩考核，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准绳，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环境保护为前提，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统筹规划，全面考虑，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最佳化。“三人行，必有我师”。政府决策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听取专家意见和公众反映，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此，干部队伍也应生态理念化。在政绩的考核上应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发展经济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通过绿色GDP核算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建设健康的企业生产文化，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提高重大经济决策及其政策的“绿色”水平。其次是广泛的大众教育和引导。生态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管理问题、财力问题，也不是政府或个别人能解决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积极参与，需要生态知识的大力普及。而百姓生态意识的培养、生态知识的普及确实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通过教育、感化、实践才能完成，需要群众性文艺创作、课堂教育、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册等各种形式和途径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和宣传。首先是课堂教育，一是通过党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与自然的平衡为前提，人类的发展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忽略自然生态规律，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去实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是愧对子孙后代的。二是以科技培训中心为阵地，对企业法人、科技干部等的培训，用生态学的原理去指导生产实践和各项建设，尤其是企业法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培训，类似于低碳培训的培训应该经常进行，而且要严格的考核，让大众真正理解我们的日常行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不妨设想一户人每天节约一个塑料袋，一个月对自然的白色污染就会少多少?单位的年终总结、教师的教案等都通过电子方式被检查，我们又要节约多少纸张，少砍伐多少树木，少多少废物到自然?三是依托学校对大中小学生的教育。将生态教育纳入教学大纲，编订一些与生态有关的绿色教材和资料，通过课堂类似于语、数、外等课程的教育，从青少年开始生态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新闻媒体以及志愿者的作用是普及生态知识和意识的主渠道。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和讲解，让民众真正理解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密不可分，和谐美丽的环境对于健康的生活和人格是非常有利的。如罗斯金所言:“当上帝创造出来作为教室和草场的那些美丽的地方变得荒凉肮脏时，别指望你们的女儿能得到好的教育，了解有关她们自身人性美丽的真理。”［5］三是完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建设生态文化，开展生态宣传、生态培训、生态科研、普及生态知识的重要阵地。各类图书馆、科技馆、纪念馆、文化中心、艺术广场、生态公园、标志性建筑等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必要场所。通过这些场所对攀枝花的历史文化———“回龙湾智人洞穴”、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以及现存的本土文化———迤沙拉文化等进行展示［4］，再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时期生态文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体现在示范性生态小区的建设。

生态聚居小区是城市追求的远景目标，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和对环境的尊重。因此，生态小区的建设应根据生态学原理，应用现代科技建设一种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自然、城市、人类共生共荣的人居环境。在规划生态小区时，要考虑节地、节能、节源和环保等，研究小区人文生态的内容，把握生态型聚居小区的内涵。通过地下或多层停车场、高层和小高层配比，这不仅节约地面空间，也利于楼栋之间的通风和日照，给人舒适感;运用现代技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如太阳能、自然的采光、通风降湿等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充分利用好攀枝花南亚热带气候丰富的光热资源供给生活热水以及小区的照明、保暖、空调等;做好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除了城市工业生产做好污染处理以不污染水资源和节约用水外，小区里可以尝试使用低水量的部件或设备，如节水型的龙头、喷头和抽水马桶等，通过宣传教育让居民注意灰水的循环利用，即洗衣机、洗手池等处的水可用于冲厕所、清洁路面等;广场、人行道、停车场使用块状的铺石路面以便雨水渗透而增加空气湿度;科学合理地处理生活垃圾，包括垃圾投放点，让居民把垃圾分类投放:生物垃圾(如废弃食物、果蔬等)、可再生垃圾(各种评瓶罐、纸屑等)以及不可再生垃圾(塑料物等)，然后进行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根据攀枝花的亚热带气候种植一些合适的植被，鼓励屋顶花园的构建，这不仅具有饱眼球的观赏价值，植物的蒸腾作用和林地的遮阴作用对于调节环境温湿度有很大的作用，且植物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吸收了二氧化碳，有利于调节“温室效应”，如日本的九州市就是这种模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既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也是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保障，所以政府部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生态文化城市是当今城市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情景下的追求，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对文化精神的需求，也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丰富生态城市的文化内涵，倡导绿色生活，将先进的生态文化理念融入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全部社会生活中，推进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大力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消耗资源、破坏自然、牺牲环境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增长型转变。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注重培养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感情、生态道德能力和生态道德习惯，在城市经济发展中，不以单纯追求GDP增长论英雄、争高低、评业绩，不以“生态赤字”、“环境负债”、“资源透支”换取一时的繁荣与发展，建立和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促进绿色增长，实现绿色发展。

生态文化论文篇（8）

文化人类学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约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来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异同并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内在本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论纲》中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为方法，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与生态学交叉的学科，揭示了文化与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李学江认为“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3］。”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文化所处的环境来谈文化现象，否则会使文化朝着孤立的方向发展，文化环境会不断恶化。邓先瑞指出“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重在研究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作用，以及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文化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可以认为文化学和生态学有机结合产物。

1．1.1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

文化哲学视角下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其主要任务是阐述文化形态多样化，达成文化系统有序状态，最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时代和文化特点的新问题。徐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中认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应的范畴，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个体系内部各个具体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从而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在这里，文化系统作为特定时期的多个文化子系统的有机集合，各种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作用，相互互动效应，形成了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文化生态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文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是各子文化功能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一种整体效应，其中有文化各子系统的功能，又有各子文化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综合。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中认为“文化生态，除了有斯图尔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态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刘春花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简单来说，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两部分。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保持相对平衡，这是文化的内部生态;同时，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这是文化的外部生态。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和外部生态和谐发展时，文化才能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资源平台，促进人的文化进化态势。孙卫卫在《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认为:“文化生态应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换句话来说，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文化各子系统之间融通互动，使文化以较为稳定的状态存在和发展。

1．2体育文化生态学

1．2．1体育生态

随着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新的生态学理开始出现在体育研究领域。目前，许多学者都对体育生态学的研究非常关注，对体育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的分析和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生态学的研究，促进了体育生态学的学科发展。邓跃宁在《体育生态学的创建》一文认为“所谓体育生态学(physicaleducationecology)，就是指人们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体育方法获得那种需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体育、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来理解，人们运用科学合理的体育手段、方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开展体育活动。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发展;同时，也要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使人的生态化发展。李宏斌在《体育生态学的孕育与创设》中指出“体育生态学是一门以生态的思维方式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说。”以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体育这一生态系统。目的是要协调体育个体的身心发展与协调体育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通过体育回归本真发展，来实现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这一目标。陈光华，周志俊在《对构建体育生态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把体育生态学定义为“是研究体育运动的自身规律和体育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从而达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门学科。”当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仍未达到平衡发展阶段，如何使之平衡都是体育生态学所要研究内容。在遵循体育运动自身特殊规律和体育与环境系统间相互关系规律的条件下，最终实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许传宝在《体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中指出“体育活动的主体与各种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而系统、全面地分析和考察体育与自然、与社会、与人自身的相互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的主要任务。体育生态学除了运用整体论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外，一般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体育生态学可以利用和借鉴的”，对整个体育生态学构建提出诸多设想。

1．2．2体育文化生态

在体育生态研究基础上，不少学者主动引入文化生态理论，开始将把体育作为社会生态链的文化构造部分加以研究，推动了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发展。龚建林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性》中认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指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功能和一定的自适应、自我调节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存在诸多要素，比如体育教育、体育习惯、体育意识、体育修养、体育伦理道德等等。体育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存在于其中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从无序发展为稳定有序的状态。但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体育文化生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环境生态变化不断变化而发展。陈帅等在《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核心社会结构形态》中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是指有着稳定的系统与结构，民族传统体育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小型社会。”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有其形成发展的特定条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各异。虽然各传统体育文化不尽相同，但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宏观结构上，具有一般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各地体育文化生态也因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一定是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相融合的。丁怀民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一文中认为“良好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传统体育，必然是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发展下的体育。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必然是能适合文化发展前进的自然社会环境。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各种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地域、社会形态特点，各传统体育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互动制衡运行发展，形成其专属的体育文化生态。正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内容博大精深。同时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忌生搬硬套。体育文化生态，与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一样，也具有地域性。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全盘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生态建设的经验，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吴桥等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解读》中认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指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创造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特征、各种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文化方式和状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过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生态适应，保持着相应体育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传承和延续着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质。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体育文化生态与体育生态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价值有别。体育生态，主要思考体育发展中生态问题，在体育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促进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体育可持续发展。而体育文化生态是把体育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考量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之间如何平衡协调，如何实现它们的共生、共存、共荣目标，为体育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平台。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理论，不是语句更换而是观念理念更新，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2反思与追问

无论文化研究，还是从体育研究来说，引进文化生态学、体育生态、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并进行研究，是进步也是发展。但是，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就有必要认真反思目前研究进展和不足，寻找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

2．1文化生态学研究评价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生态学进行研究，并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促使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逐步趋向成熟。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第一，打破了从环境维度单向研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弊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提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的文化性质、文化存在状态、文化构造模式的概念，并提出内、外部文化生态的新研究范式，拓宽了文化生态研究的空间和维度;第二，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多方面对文化生态进行阐述，提出不同的诸多建设性见解，加深和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第三，逐渐认识并关注文化生态失衡的发展现状及其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探讨、分析文化生态失衡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改变文化生态失衡的路径与建议。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囊括了文化存在及发展的各个方面。由于研究领域宽泛，研究内容众多，同时开启研究时间仅有十几年。因此，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难免有不少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由于国内文化生态的引进和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大都只是从某些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著作中做简单的介绍，研究比较零散，没有查到直接论域下的专著;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从文化哲学视角研究的理论十分匮乏。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侧重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即注重文化生态学的应用研究，而忽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三，虽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视角研究文化生态，但对两种维度研究界限模糊。致使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扑朔迷离，甚至见到有些研究导致“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的混淆出现。

2．2体育生态学研究评价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体育的理论视域，将生态学的理论引进到体育学领域，学者们运用生态学原理对体育生态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体育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其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体育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研究与建设开启了先河;其次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对体育问题进行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体育发展到今天，以一般的视角研究已经难以揭示体育发展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科学运用生态学原理来对体育进行探究，可以为体育发展更好理论支撑;最后运用生态思维方式思考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学提供了整体的、系统的思维路径;第四，运用与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研究体育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视角等。虽然体育生态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缺陷可从以下几方面讨论:第一，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从中国期刊网查询近20年来的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和资料，搜索“体育生态学”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与体育生态学直接相关的文章仅有8篇;第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前文所提到的关于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的问题单一，缺乏整体性，从总体上看，目前基本体系尚未形成;第三，提出的观点还不够成熟。就拿体育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来说，或将体育生态学中“生态”局限于自然生态，而忽视了人文环境对体育的影响，或虽然克服了前者的缺陷，但却忽略了体育生态中至关重要的方面———身体生态，或只强调生态学原理的工具性，而遗漏生态学原理的目的性、价值性等。究其这些问题存在原因，主要是我们体育研究习惯性路径依赖造成的，体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旦出现其他学科的新理论范式很快被体育理论界引入，并以其分析研究体育一些问题现象。但是这种研究昙花一现，接着研究出现断裂，再很难见到新的、深化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动力机制乏力，不仅影响体育生态学研究和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体育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2．3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反思

我国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这一景象将进一步推进体育文化生态研究向更宽广的领域拓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很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一，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建构都显薄弱。文化生态理论属于新兴研究领域，2008年起，我国学者才开始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问题，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呈现了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如“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和“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发展”等观点，但对体育文化生态理论的研究甚少，比如体育技术与体育人文生态体系如何协调发展等具有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含义、特点、基本理论体系等尚未形成;其二，研究内容偏重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微观的具体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和价值性的讨论。大多数研究都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缺少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野对传统体育生态价值和生态发展的研究。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体育或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领域，而对现代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问题研究甚少;其三，除了研究成果偏少、不均衡外，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通过文献整理，进行逻辑分析和思辨，对于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法的运用比较少。现今对体育的文化生态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分析与现象表述层面。对此，我们在从文化生态视角研究体育的时候，不仅要使用合适的方法，还要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交叉综合使用。

生态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10-06

收稿日期：2013-04-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研究”（12YJAZH046）阶段性成果；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考”（2011BYY00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软件科学项目“《诗经》文化旅游开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协调发展研究”（1224004503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1―），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创立的，它主要用来研究某种文化与其生存环境及特定人群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的出现对于文化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意义非凡，有学者评论说：“它弥补了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在进化论框架之下的许多不足，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了生物性基础、文化形貌与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传人中国，给国内社科研究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20世纪末，中国学者把系统论方法引入文化生态学，形成了文化生态系统理论。1999年高建明、黎德扬最早界定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文化生态结构既是一个动态结构，也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要素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文化生态结构不断演化，在演化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2003年，黎德扬、孙兆刚则进一步深化其理论体系，指出：“具有自身价值的每一文化群落，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整个人类文化的流动和演化，显现其独特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动态的文化有机整体，称之为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主要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宝艳园博士的《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和赵艳喜博士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等。前者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中华文化体系的结构、特点及维护条件，后者则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保护。但由于该理论是新兴理论，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尤其是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观照《诗经》学体系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至今还没有相关成果出现。笔者愿从《诗经》人手做一次尝试，把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分析研究某一具体的华夏精神文化遗产，力图为《诗经》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是指构成文化体系的诸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方式，它既包括不同等级的层次结构，也包括以立体组合关系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文化生态系统有多种组合要素，它们处在不同的结构模型和范围内，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总体上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诗经》学体系下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体系，形成《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众多子系统，其中最具有鲜明特征和功能价值的，可以区分为山川地理文化子系统、民俗文化子系统、饮食文化子系统、名人文化子系统、乐舞文化子系统等。

《诗经》学体系的人群要素，以与《诗经》学关系的亲疏来说，首先是《诗经》篇章的作者和《诗经》中的人物形象，居于这一文化要素的中心轴。其次是为《诗经》学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诗经》学体系中的自然环境要素，最主要的是孕育《诗经》文化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延伸到江汉一带）的原野、山脉、河流等，它们伴随着《诗经》学的传承而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成为《诗经》文化生态系统中最为稳定的组成要素。历史环境要素方面，《诗经・商颂・玄鸟》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那时人类还处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诗经》从西周结集到孔子编订成型再到西汉的经典化过程，见证了我们国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和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的进程；《诗经》在以后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既目睹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痛苦转型；如今，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为《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文化环境要素方面，《诗经》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和中国文学、民俗、宗教、音乐等方面也有着一定关联；《诗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司马迁著《史记》时在探讨殷、周起源问题上广泛采用了《诗经》的说法，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念。

生态文化论文篇（10）

生态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人类开展生态物质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生态物质文明的观念意识体现，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生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保护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等生态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化科学成果，反映了人类的信念和追求，是人类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要有对生态危机的觉察，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和认识，能具有自觉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意识，并能实际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发展的各项活动。“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张正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数百次遭打击报复在所不惜，30多年里用生命守卫“母亲湖”滇池、西山的生态环境，每天到滇池边或西山上巡查，发现污染或破坏行为就举报，正因为他把滇池、西山当作养育自己的母亲，对滇池、西山有一种深深的热爱情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需要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有所作为，更需要更多具有张正祥精神的环保卫士的参与加入。因此每一位公民都必须正确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把自然环境当作养育自己的母亲，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成为张正祥式的环保卫士，人类才能正确地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才有可能缓解和彻底消除生态危机。

（二）生态物质文化是基础

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是指由人类创造的各种生态产品和生态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容易看见、容易改变的表层生态文化，它是生态价值观的外在体现。目前，我国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创建了多个部级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和生态市（县、区）。我国现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保产业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1996年环保卫士廖晓义女士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第一个民众自发的环保民间组织），十多年来一直推广和主张“5R”绿色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地球村”还和媒体合作，开办了《绿色文明与中国》、《环保时刻》等环保教育电视专栏，《绿色时尚》、《环保系万家》等环保教育报刊专栏，倡导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地球村”还和政府合作，打造绿色社区，实现社区关心环境质量、监督环境执法、参与政策建议和选择绿色生活，以及传承和谐绿色文化等五个绿色功能。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文化的表层部分，是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形成的基础，没有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各类环保民间组织、绿色社区等生态物质设施，就不可能形成绿色生活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适度消费理念、绿色GDP等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

（三）生态制度文化是保障

1979—201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过去五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环保资金过千亿，中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0％。”由“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等十多家环保组织的《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揭示，中国河流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环保组织还建议，应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和公开讨论江河问题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文化。只有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1990年首次提出后，201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再次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涵盖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的综合衡量指标，以用于代替GDP。要把发展、资源、环境、民生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符合绿色发展的决策管理机制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指标核算体系，促进绿色发展考核导向的进一步科学完善。还要建立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和健全生态法律制度。运用网络平台及时公开企业环保的信用信息，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法律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落实和深入发展。

二、在文化认同中推进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

（一）生态价值观念的认同

生态文化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它的核心是生态价值观念--以对人的道德对待大自然，关心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是一种世界性、全人类的文化。全球化的市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生活安全指数越来越低了；城市变大了，道路变宽了，可是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了、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了……。“人定胜天、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今天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生态不可复制，人类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绿色发展是各国利益汇合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共同进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未来引领中国绿色发展的大学生，必须认同科学技术绿色化的理念。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依靠和发挥科技的力量，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能改变人，影响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动，高校生态文明观教育必须要引导大学生对生态价值观念的认同。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第二课堂等多渠道开展生态价值观念的教育，引导大学生高度认同人与自然共生、共赢、共荣的依附关系，认同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的价值观念，认同生态圈和技术圈的和谐发展的理念，帮助大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大学生科学技术绿色化的新型思维模式，摆脱传统的“征服自然”、“利润最大化”等思维模式，鼓励大学生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二）生态行为方式的认同

生态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生态行为方式。生态行为方式既包括经济发展方式，也包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企业排污、乱挖乱砍是破坏生态，个人过分追求住大房子、开高档车、使用高档用品等这些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是对自然生态的间接围剿，无节制的奢华抬高了城市人群的平均生态足迹，当消费超出了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时，就是在源源不断地污染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大学生，必须认同并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环保、健康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享受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文明最坚实的根基，只有选择绿色生活方式，人类才能在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地球村的廖晓义女士把绿色生活方式概括为5个R：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消费，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环保、消费等很多事情都可以符合绿色的理念，减少非必要的消费。不追求过度的时尚，拒绝使用珍贵动植物制品，使用节约型水具，拒绝过分包装，支持可循环使用的产品，尽量购买本地产品，一水多用，随手关闭水龙头，消费肉类要适度，节约粮食，双面使用纸张，尽量使用玻璃、纸、铝等再生原料的产品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绿色生活方式，不仅能让日常生活更加的有质量，同时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化论文篇（11）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