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全11篇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1）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6-0010-02

一、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人类与自然界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又影响改变着自然，而自然反过来又通过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耗竭等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人类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的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类社会表面上的繁荣进步背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积累: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消费迅猛增长，而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以致枯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污染物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环境容量，有限的生物圈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已经不堪重负。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大面积的酸雨沉降，一些地区洪水肆虐，另一些地区干旱成灾，华夏席卷沙尘暴……这一切都昭示着以往作为被征服对象的大自然开始向人类宣战，开始显示其被动地制约人类发展的一面。而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走向新的和谐状态；继续对自然肆无忌惮地征服和改造，使之服务于人们眼前的利益，人与自然的矛盾将迅速激化，进而大自然的报复可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再适合人居。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的相关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有限环境与无限增长的矛盾，由此诞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问世，提出中国的发展要做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和环境保护相协调，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六大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又相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表明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人与自然不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阻碍

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表明人的过度索取与排放已经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正严重而又悄悄地侵蚀着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资源方面来看，我国自然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和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的电力、石油、土地和水资源等最重要的资源普遍紧缺。去年，我国净进口石油1.6286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7.3%。最大的问题是缺水，我国660多座城市有2/3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100多座。耕地减少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仅“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总理指出的，能源短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从环境方面来看，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我国废水排放总量超过容量的66.7%，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79.9%，2/3的城市都在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中国绿色GDP研究的初步成果显示，2004年仅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就高达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这还只是容易计算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三项而非全部，而生态破坏的损失更大。环境污染还造成了公众健康的严重损害。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我国每年仅空气污染一项就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而各种有毒化学品包括农药、化肥、除草剂的大量使用，污染了耕地、水源和粮食，最后通过不同途径都直接间接地危害生物链顶端的人类的健康。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率每年递增11.6%，人民群众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

从生态方面来看，由于人口压力、盲目开垦、过度放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加剧。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沙漠、沙化土地及处于明显沙化过程中的土地占国土面积的27%，每年还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致使北方地区不断遭受沙尘暴袭击，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生态难民，仅青海省由于沙漠化破坏了人类生存条件，迁移的生态难民就达20多万。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都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黄河、淮河、辽河开发利用率超过60%，海河超过90%，致使河川断流严重，湖泊退化，湿地缩减，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生态平衡失调愈演愈烈。此外，草地过牧，森林超采，海洋渔业过度捕捞……总之，中国高基数下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早已超过了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致使自然界维持生命系统的功能退化、灾害频繁，仅20世纪90年代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元，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适合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空间大大收缩。

三、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对策思路

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现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过度膨胀、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决策、政策失误等等，当前，为了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物质载体，加快转变发展模式是重中之重。

1.转变发展观念是前提。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键是各级党政领导尤其是决策层必须转变发展观念。诚然，由于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竞争的压力，面对着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压力，如果不能尽快发展起来在很多问题上都处于被动状态，所以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只有绿色的增长才是发展。粗放型高速增长将迅速地用光耗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使他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笔者强烈主张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保护生态环境，为的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国人能够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使五千年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能够发扬光大。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已经再没有发展空间。我国目前人均产值只有17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污染在我国以“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迅速扩展，甚至它们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经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这种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表明，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必须转变发展模式。

2.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是关键。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环保历程，通过改革创新，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是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环保长效机制很多，包括为提高各级政府决策水平的政策、发展规划及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综合环境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领导干部的环境考评制度，生态补偿机制，还有一系列强化环境管理的制度安排，如矿产资源开采许可证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产业淘汰制度等等。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制度但还需进一步的创新和完善，重要的是严格按制度办事，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真正制度化，不因地、因时、因人、因事而废，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在所有环保长效机制里，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干部环保考核体系最为重要。现行的GDP核算体系不能充分反映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要探索建立统计指标能充分反映经济发展中这种代价并把它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这是一个导向问题，没有这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只看经济GDP的增长，就难免出现各级领导干部都重经济建设，轻环境建设；重资源开发，轻生态保护；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现象。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2）

中图分类号：X5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一、我国目前人与自然环境的困境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我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尴尬境地。我国环境处于恶化阶段，治理能力远远落后于破坏的速度，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仍在加剧。我国的自然环境污染具体体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第一、水污染。我国水资源总量2.8亿立方米，位于世界的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使得我国的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全球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我国受污染的水源还包括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据统计，我国75%的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只是受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各大城市中，水域受污染的情况也相当严重，90%的城市中的水体都已经受到污染，南方城市虽然河流湖泊多，降水量也相对来说较大，但缺水却相当严重。其原因是由水体污染所致。地下水是我国饮用水的主要水源之一，但对我国118个城市进行地下水的调查时发现，其中115个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此外，由于我国的污染处理缓慢，导致我国的一些重要水系处于重度污染，如辽河、淮河、海河的功能已类似于一个排污场，另外，滇池、巢湖、太湖也因为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使得其使用价值在逐步地丧失。

第二、大气污染。《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数据显示：全国471个县级以上城市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是三级标准，1.7%的城市低于三级标准。大气污染主要分以下几种污染：

一是二氧化硫。因为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以煤炭为主，随着煤炭使用量的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所以由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对于我国的粮食、水果、蔬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产量降低，林木大量死亡，土地和水源也被酸化。大气里二氧化硫的存在也是人体呼吸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二是粉尘、烟尘。烟尘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火电厂，由于目前我国的许多电厂仍在使用一些效能较低的除尘器，所以对于烟尘排放量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三是机动车的尾气。私家车拥有量近年来迅速增长，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碳氢化合物，这些物质的排放总量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2010年11月4日环境保护部门公布了《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在年报中，我国第一次将我国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公布，并系统地介绍了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我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已经成为各大中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空气污染的元凶。其中，汽车尾气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超过了70%，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超过90%。除此以外，汽车排放的尾气中所含的铅也是大气中的重要污染物，铅还能与空气中的悬浮物凝结成铅尘，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铅这种有害物质的排放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四是雾霾。2011年10月以来，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进入公众的视野―PM2.5，并且在2012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正式将PM2.5正式纳入“国标”，成为各省市强制监测的标准。PM2.5也叫可入肺颗粒物，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长，对大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我国近两年来，北方部分城市经常出现大雾天气，就是雾霾天气。在这种雾霾天气里，空气中就漂浮着PM2.5。由于PM2.5来源广泛，能源结构复杂，控制难度大，因此成为近年来大气污染的新难题。

第三、固体废弃物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废弃物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等。近几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成分日益复杂，目前已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我国工业方面的固体废弃物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另外城市中的生活垃圾的增长速度很惊人，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垃圾的处理能力并没有随着垃圾的增长而提高，而是对垃圾处理水平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大多数都是采取填埋的方式，焚烧只占了极少的部分，垃圾处理问题困难重重。不仅如此，若固体废弃物经日晒雨淋，它们所渗出的有毒物质渗入土壤后，会使得土壤的结构发生改变，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妨碍植被的生长，破坏生态平衡。此外，农村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人与自然环境和谐性的必要措施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倾向和人类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局限，从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要科学地理正这一关系，笔者试图从以下几点给以建议。

（一）改变传统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为了追求高增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加重了环境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把资源、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或外部环境。用这种价值判断作为标准引导人类生产活动，其局限性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在这种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毫不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创新，它以整体性作为发展观的出发点，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指标来衡量发展的结果，在发展目标上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且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到新的高度，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单篇加以论述。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必须坚持全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作用。不断提高政府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分担环境义务，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舆论监督。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的环境问题，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突破，坚持保护与建设、预防与治理并举，保护和预防优先，避免出现新的破坏和污染，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提高建设和治理效果。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生态建设要注意与山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要求相结合，污染治理要与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生产和建设的技术水平，减轻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同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开发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先进适用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坚持全方位的对内、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多方面吸收和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在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中，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利用国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解决我国生态和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3）

关键词：传统养生　体育　绿色养生

0．前言

进入2l世纪，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总体的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却日益下降，“现代文明病”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与每一个人“亲密接触”。为了“防患于未然”和提高生活质量，人们逐渐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专家们预言，2l世纪是以自我保健为主的世纪。”“自我保健可以说是传统养生的现代说法，是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时俱进的结果。我国历代传统养生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有东方特色的养生理论和方法，深受世人所推崇。然而，“在学术界，存在着重养生著述的医学专门研究，轻养生价值的多学科综合探讨的问题；在体育界，存在着重养生术势套路的传习演练，轻养生观念理论的深人分析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传统养生与体育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提法众说不一。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绿色养生，并认为绿色养生是新时代的呼唤，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内在和谐。

1．绿色养生概念的提出

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涮。象征着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象征着理解、宽容、善意、友爱、和平和美好。它已经从像花、草、树木一样的自然绿色内涵，转向人类生活世界更深层次的生态语境。绿色是和F、纯洁、健康的代名词，含有无公害、纯洁、公正、科学、进步和发展之意，是生命旺盛而富有生机的体现。绿色代表人们的渴望和对更高水平的期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许多以绿色为标志的产品和服务先后被推向了大众，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绿色产品和服务迎合并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在学术界也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绿色奥运、绿色体育、绿色理论等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推广。

养生，又称摄生，是各种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缓衰老、增加寿命等措施的总称。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导引、五禽戏这类养生功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养生的定义是：以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原则，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食养、药养、节欲等手段，以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养生既要顺应自然，又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到内外齐养、形神兼修、动静结合、劳逸结合、把握中和之道等，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常见的传统养生方法主要有静神、运动、食养、药补四种。

体育作为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一种有效手段，本质上与养生血脉相承。但目前国内体育界对养生一词的叫法却是五花八门，有直接叫“养生术的，有叫“传统养生”的，有叫“养生功法”的，也有叫“体育养生”的。暂且不说这些说法的是否符合基本的逻辑学规则，笔者认为这些说法更能说明目前人们对养生知识了解的不够全面、深入。当然，在我国古代养生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存在一个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不断成熟完善的历程；其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相适应，存在一个或强或弱的迷信神灵、崇拜上天的过程。纵观我国传统养生的发展历程和整体轮廓，应该说体育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从事养生的一种手段。

近年来，关于体育与养生的文献逐年增多，但说法不一，有“养生体育”、“体育养生”、“运动养生”、“传统养生体育”等。本文不是对这些说法发表看法，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的需要提出一种新的说法—一绿色养生。绿色养生是指按照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原则，参与者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养心、养神、养形的一种保健方法。绿色养生是体育和养生的结合，是我国传统养生的下位概念，是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时俱进的结果。养生与绿色养生是一般与个别、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2．绿色养生的特点

2．1适用范围广。绿色养生主要是通过体育活动来达到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适合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层次。按照运动量和运动强度的变化，不同人群可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方式：男性的运动量可适当大些气而女性的运动量应小一些，特别是女性在月经期一定要避免剧烈运动。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及少年时期正是机体生长发育的旺盛时期，其运动对促进生长发育和增强体质有重要意义，所以运动方式主要是每目的‘两操“(即早操和课问操)和1小时的休育活动；青年时期正是机体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机体各系统迅速成熟，青春活力最旺盛的时期，可选择一些运动量较大运动；中老年人各系统器官的功能逐渐衰退，宜选择较轻柔的运动。

2．2可操作性强。绿色养生是我国传统养生的下位概念，所包含的体育运动项目在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主要是一些对器械要求不太高或者是徒手活动的项目。所以，它有很强的操作性，运动量可自如控制，特别符合当前国际流行的中、小强度运动健身原则；活动场所也不受限，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且能有效地达到健身养生，祛病延年的效果。

2．3经济性高。太极拳、太极剑、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传统的武术项目及散步、慢跑等具有投入少、习练简易，不会因为场地、设施、天气等其它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换言之，可以随时、随地、随意愿进行练习，能以较小的投入达到较大的收益，不仅能有效地达到健身养生，而且还可以收到祛除疾病、延年益寿的效果，是增进学生身心健康，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有效途径。

3．绿色养生的原则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4）

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调谐。要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

一杯好茶，必定产自生态完善、生物和谐、自然优美的环境。我们常常发现，一个地方出产好茶后，过度开发，漫山遍野遍种茶树，其他树木植被一扫而光，不出10年，生态就会恶化，导致茶树生长的小气候变化，病虫害猖獗。茶叶品质变得粗涩寡味，不堪饮用。

人在草木天地间，从自然观念讲，种茶、制茶、饮茶的环境都要讲求协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更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

好的茶园，是森林与茶树、动物与植物、光与水、土与肥、气与热，甚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旦遭到野蛮的破坏，茶将不茶了!

八闽茶：茶在林间，林茶共荣

自古好山好水出好茶，这几年，福建的重要产茶区，都立足于建设现代山水茶乡，立足于茶业富民的战略举措，为了做好闽茶这篇自然和谐的大文章，全省通过大力发展生态茶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确保了闽茶的优异品质。

香飘四海的铁观音发源于安溪西坪松岩、尧阳一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安溪这片飘香的土地上，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群山环抱，峰峦叠翠，甘泉潺流，河谷、盆地串珠般地分布于西溪、蓝溪两岸，草木繁茂，四时花香。古有“龙凤名区”之美誉。安溪气候温和，雨景充沛，四季长青，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涧水潺流，泉甘土赤，可谓“天、地、人、种”和谐齐备，十分适宜铁观音的生长。安溪县自从开展安溪铁观音与和谐健康生活以来，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依法创建生态茶园试点村”活动，推进生态茶园建设，教育广大茶农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让人与自然更好地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5）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人类的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6）

人类与自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又影响改变着自然，而自然反过来又通过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耗竭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人类的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类社会表面上的繁荣进步背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积累：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消费迅猛增长，而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甚至枯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污染物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环境容量。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一些地区洪水、干旱的肆虐，沙尘暴频频发威……这一切都昭示着以往作为被征服对象的大自然开始向人类宣战。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谐状态，或是矛盾迅速激化，大自然的报复可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再适合人居。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断深化。古代社会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智者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认识，而芸芸众生面对自然力的不可抗拒产生了对自然的神秘和崇拜。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使征服支配自然的认识在很长的时间里占了主导地位。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的相关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有限环境与无限增长的矛盾，由此诞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问世。20__年党的十六大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前不久，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讲话中，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而得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结论。

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常说我们以7的土地、8的淡水养活22的人口，这些数字本身就凸显了我国的生存压力。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我国自然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几，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长期沿用传统发展模式以拼资源换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迅速衰减、退化、枯竭，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水资源短缺和水体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不断退化，草地过牧，森林超采，海洋渔业过度捕捞，自然灾害频繁加剧。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如今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也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__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人民群众健康也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害。不少专家已经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电力、钢铁供求紧张，投资增长过快等等，而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新结构危机”。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实际上是两大和谐，即人与人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载体，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将逐渐失去家园，中华民族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其他一切和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将无从谈起。由此，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的国情都要求我们以循环经济模式替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以3R原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即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Reduce）、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Reuse）、资源再循环（Recycle），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循环经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使我们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使我们在文明发展的现阶段与自然和谐相处。

发展循环经济，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国家、企业和社会联动，但国家意志至关重要。要通过制度创新(包括法律、体制、政策等)和加大投入，推进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中，淘汰和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等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降低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以生态链为纽带，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建设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7）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强暴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二　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根据

当我们确认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的深层原因之后，隐含在这一分析中的一个逻辑推断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应该是保证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本质方面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确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世界。尽管古人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同一的思想，但这仅仅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其中还不乏泛神论糟粕，以及人屈从于自然的自卑心态。真正科学而合理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人与自然现实和谐的基础，进而是人类社会和谐基础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遮蔽了其思想的灵光，造成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同一性产生了遗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这一规定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至今人们还很少论及其中表达的深邃思想。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包含着两种规定性：一方面他必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它的生命本质的对象，“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1](P.106)。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样，在以它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同时，又作为表现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质的对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同时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力的对象一样。人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并不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个自然界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同样，人类在作为表现它物生命本质的对象时，也不是表现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质，而是表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本质。人以自然为中介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自然也以人为中介表现它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互为对象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像动植物那样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也不是直接成为其他生命表现它自己本质的对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定。“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P.105) 这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客体被主体化的同时主体也被客体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被自然所设定也是通过人领悟自然并对自身设定实现的，所以人与自然互相“设定”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意味着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对象所设定，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这表明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体的，是内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和作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两个规定性，割裂了这两个规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质存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物”。 马克思在确立了人与自然本质一致这一人性论观念之后，就用这一观念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一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三种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相异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和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变成了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即“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人也不再表现自然界的本质，而成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夺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P.85)。人与自然发生本质断裂，人类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就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P.158) 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导致人类对自然物的疯狂剥夺，这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更为惨烈。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物品和财富，才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P.59)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是人类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消解作为社会不和谐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性的统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81) 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向合乎人是对象性的人这一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这里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再次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并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依据。“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 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和谐的社会，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和谐不和谐的基础。当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人类社会就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扬弃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进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三　人与自然的两种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8）

一　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强暴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9）

一　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强暴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10）

和谐，意味着和睦相处，和平共生。“和”与“谐”二字看似有共义，实则有分义。“和”有和面之义，意即“面对面”商讨、议事、谈判，而谐具有“糅合”之义，意即：“谐调”、“统一”、“共处”。那么，建立和谐社会，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古人对和谐的探讨认为，天、地、人三方的融通就是最大的和谐，即所谓：“天地人和”，换成现代语言来说，最大的和谐就是要达到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解决现实中这几对关系的矛盾对立问题，使之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最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即人依靠自然而生存、发展。当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状态时，其抵御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人类敬畏神灵和自然，往往把自然现象视为神灵的活动。在古希腊，人们崇拜日神，把自然看成有生命的、能运动、有感觉、有意识的有机体，人类与自然是同一的。在中国《左传》中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记载，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产物。当时，人类用敬畏之心看待自然的环境，把天地看成自己的父母，图腾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早期人类几乎所有的图腾都是自然之物。因此。人过多地依赖自然，也十分顺从自然。随着人类能力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度变成征服的关系。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移山倒海的伟力，人类不满意过去匍匐在自然脚下的角色，而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并大肆向自然母亲掠夺。但是，当人们一度以为可以凭借大机器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沾沾自喜时，当人类惊叹自己与天地斗争所开创的辉煌伟业时，自然的疯狂报复也接踵而至；频繁的水旱灾害、臭氧层被破坏带来的温室效应、频频发生的沙尘暴、屡屡肆虐的流行病毒等。已经极大地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这才猛醒，人成为驾驭大自然的主人之后，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的发展，人们以为已经被驯服了的大自然，却以更加疯狂的反扑报复它的征服者，使人措手不及。在生态环境愈来愈恶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呼声愈演愈烈，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得到调整，由“宿命论”走向“征服论”，再到“和谐论”，是历史的必然，也是20世纪内最大的进步，它显示着人类的思想认识、道德水准、实践能力与科技水平在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并不断地调整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机制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从广义来讲，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提出后，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不仅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理念，而且已成为各国学者从事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抓住了人类无限发展的需求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重大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内容要素上看，是诸多要素的全方位的协调发展；从时间上看，是长期的。甚至是恒久的；从国际关系上看，它不仅满足当代人需求，而还要能满足子孙后展的需求：从范围上看，它涉及的是整体的、全局的问题；从空间上看，它是众多区域的，甚至是全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发展更是强调以人为核心，形成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社会五大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的发展。这五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包含三个方面含义：其一，在人与资源方面，人类要发展，首先必须取得维持生活的所需。其二，在人与环境方面，建立生态文明，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对自然界均衡状态的破坏已经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人们从自然环境的破坏、地球生物圈失衡的惨重代价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以行动保持与创造一个青山、绿水、蓝天的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其三。在人与社会和经济方面，人们要增强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需求意识，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进而形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使这种意识转化为行动。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是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从历史上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和谐的关系，而是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矛盾的性质和尖锐程度不同。现代社会则主要是不适当的资源开发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进入二十世纪后。现代西方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认真地反省人类自身的思想传统，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人类自然观。哲学家们提出应当发展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人征服自然，而应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应该保护性、发展性的利用自然。法国的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A・施韦兹在20年代提出建立一种扩展到自然界，包括一切有生命的对象的伦理学。强调人和自然生物的关系应是一种特别亲密、互相感恩的关系。30年代，被认为是生态伦理学先驱的美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思想。他首次提倡人们要和自然建立伙伴关系模式，以取代把自然当成征服和统治对象的传统关系模式：提出人类必须把道德权利的概念从人类伦理学中扩展到大自然的一切实体和过程中去。确认他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现代生态学及新型的生态哲学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强调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出发，把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认识，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因此，“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统一的追求和趋势，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作为追求目标与核心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三、生态伦理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机制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生态伦理思想的凸现。生态伦理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作为生态学和伦理学综合而成的一门新兴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它将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一些社会道德准则，推广应用于生态自然界。生态伦理又称为“环境伦理”，一般认为它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道德学说。具体地说是指把道德一调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延伸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既

要关注和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责任。人类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有的学者认为，生态伦理的主要特征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生命和自然界关系的领域，主张不仅对人讲道德，而且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所谓自然界的价值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人类文化的层次，它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在生命和自然的层次，它满足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维持地球基本生态过程的健全发展。

生态伦理是随着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当生态危机从局部性问题变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时，人们开始认识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与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一可持续发展，它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求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同样能满足子孙后展的需求。这里包含着人类需求和环境限度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类的需求不应该突破影响自然界支持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能力的限度。高强度消耗生态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和过度的消费已经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再也不能做愧对子孙后代的蠢事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就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之内。这不仅需要制度上、政策上的改变，需要法律的约束，而更重要更深入持久的是要运用道德的约束力，依靠扎根于人类内心的内在信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人类自觉的生态意识来保证人与环境共同协调发展。

四、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客观机制

生态伦理是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的伦理学，其新颖之处不是舍弃了人类共同利益，而是把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共同纳入了人们的视野中，丰富和扩大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内容。1　从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形成看，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关注人类可持续生存，一开始就成为生态伦理学的视点；2　从生态伦理学的性质和功能看，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人类长久的生存和发展是生态伦理学关注的中心。与以往的研究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传统伦理学不同。生态伦理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评价。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基础。因为包括道德现象在内的整个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以人的实践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同人与自然的三维结构，追求利益的满足是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作为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之一的生态伦理学，其基本功能是通过尊重生命和自然界调整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方式，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3　从生态伦理学的应用和实践看，人类共同利益是推动环保合作的共同价值准则。生态伦理学自二十世纪中叶孕育、形成以来，还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自然价值、自然权力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它所倡导的尊重生命、关心地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许多原则却已渐人人心并开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篇（11）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明确将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这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第一个问题：人类对自然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在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中，一方主张人类对自然界应保持“敬畏”态度，另一方则认为应当持“征服”态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又过分极端。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构建“和谐”。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社会的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3]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增殖的逻辑是无节制利润追求，是“尽可能地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 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使自然的所有各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4]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使得人们疯狂地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利用、征服、统治自然，企图使自然界成为服从于人类有用性的奴隶。这就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5]

马克思是有预见性的。他在剖析以“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后，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之后才能真正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10]事实上，这就已经将“和谐”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种基本形态的任务明确提了出来。

历史有自己的步伐。矛盾引导思维前进。如果把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敬畏”，视为“正题”，把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视为“反题”，那么，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则应当被看作是“合题”。作为更高级的阶段，“和谐”既是对“崇拜”“敬畏”的否定，也是对“征服”“统治”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彻底抛弃，而是辩证法式的扬弃，内含着对先前两种形态所有积极成果的自觉保存。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当取古代人类“敬畏”自然中之合理内核——尊重自然，去其神秘和不作为的消极性；应当取近代人类“征服”自然中之积极因素——改造自然，去其企图统治自然的狂妄性。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和“改造”的辩证统一，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