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论文大全11篇

宏观政策论文篇（1）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宏观政策论文篇（2）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1]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礽.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宏观政策论文篇（3）

一、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严峻

总的说来,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指出,在九五期间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有595万人,再加上再就业中心的失业人口和“十五”期间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这样“十五”期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达到5,200万人。社会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有4,000余万个,上述数字还要再加上加入WTO初期由于市场开放每年新增加的500万失业人口,这样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1,700万人以上,从而使业已相当严重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就业问题之严峻,不仅因为总量,还存在着结构性就业矛盾。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再就业已越来越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人员的失业周期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难保、再就业十分困难的弱势群体。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与劳动力就业率提高呈正相关。这一说法无可置疑地成为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众多假设之一。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要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翻二番,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持续增长过程,就业前景一般随之看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毛额一直呈较高的增长势头。与此相应的是,就业人口不断攀升。随着经济增量的不断放大,国民经济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劳动力就业率呈正相关的假设。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虽然就业人口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个数量的增加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失业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就业率并没有同步增长。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得特别突出。另外,我们也不得不说,现在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率的贡献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足。

二、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分析

1、产业结构调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我国进入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是一些新兴产业、或者采用新技术的领域和新的经济成分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是一些传统产业、采用落后技术的领域被逐步淘汰,造成结构性失业。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但没有像我国这样大的规模和速度。由于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还要进行调整,所以这个过程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振动波还会继续发生作用,并且可能产生更加强烈的振荡。原因在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大批效益较差的弱质企业会由于技术、管理方面的滞后,产品竞争力不强,将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无情淘汰——或者破产、关闭,或者被兼并,导致大批职工失业,造成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的丧失。

2、农业产业化。在改革的前十几年里,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大,特别是在信贷资金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大量乡镇企业得以建立并发展。乡镇企业不但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金,更重要的是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近些年来,乡镇企业发展呈缓慢态势、吸纳就业人口呈显著萎缩态势,除了乡镇企业自身因素和大的经济环境因素之外,是资金严重匮乏制约了其发展,有些因为资金缺乏被迫缩小规模,更有甚者,只好关门停业。另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农业因从公社化到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发展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农业正在经历一个从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这个过程将使已经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更大规模的势头把剩余劳动力推向社会。

3、政府政策的消极影响。国家在政策制定上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企业审批制就是必须尽快废除的政策。企业审批制严重妨碍了企业的设立。一个公民只要他不违法,他要设立的企业不是从事违法活动的,那么他就有权自由注册自己的企业、拥有自己的企业。因为这是他个人的权利。但我国现在却拥有一支庞大的负责企业审批的机构和队伍,把批准企业成立与否当成了政府垄断的权利,要盖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章,跑几个、乃至十几个部门,据说有因为审批者认为项目可能不会营利而不予以批准的,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少见的。审批制的结果是导致政府对企业随意干预,资金进入变得繁琐、困难,不仅无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对建立我国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也是无益的。

4、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中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多属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水平的不同,经济发展的程度越低,劳动力价格越廉价。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的中前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阶段性的劳动力廉价的竞争优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若不利用劳动力过剩且廉价这种阶段性的资源,就会丧失工业化中前期劳动力廉价这种竞争的比较优势。并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和再就业人员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发展大量的中小企业来增加就业是较为可行的方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应尽快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变审批制为注册制,放低进入门槛,从政策上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三、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措施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才能解决。言外之意,就是现在可以对就业问题暂且忽略,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也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如果就业问题一旦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如何能发展起来?所以,应当抓紧时间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重新进行评估,进而实行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归纳起来,我们称之为以就业为中心的、兼顾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那么,以就业为中心兼顾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首要的一点就是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1、实行城乡社会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的市场必须有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一是各地要彻底开放劳动力市场,取消歧视性就业政策;二是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全国性就业指数体系,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是我能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去了也不好找工作。

2、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这三业的综合发展,加上城市化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这里主要涉及几个问题:一个是融通资金问题,一个是减轻税负问题,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问题,就是给予人民群众以充分的创业权。把企业注册的门槛降低。这不仅是公民权利问题,也是一个投资环境问题。

3、加速城市化进程。关于城市化问题,笔者认为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途径。但城市化应同乡村税费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即取消乡镇一级政府,以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在现有的县级城镇和规模较大、工商业基础较好的镇的基础上,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来构筑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集中资金,避免遍地开花。城市化对我国来讲,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必须开放劳动力市场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用工这样的企业行为,而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综上所述,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我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

主要参考文献:

[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汝信等主编.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宏观政策论文篇（4）

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价格信号、市场内在机制作用，刺激我国国民经济效率、均衡发展。但是受市场“内在缺陷”限制，诸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自然垄断问题等等，会相应地引发市场失灵现象，危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引导、规范，本文主要从政策面，试述一些宏观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以及所产生的一些相关作用。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国政府的经济波动主要有投资、消费、政府购买三大需求引致，而结合相关的原理、公式及乘数作用，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匹配不同时期的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此外，政府还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结合世界形势发展需要，制定一些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产业政策，从而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又好又快发展本国经济。

1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财政是一国政府赖以生存的命脉，发展到今天，财政手段日趋完善，财政工具也日趋成熟，财政调控意识也趋于主动，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运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手段，或者二者交替使用，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具体有税收政策、收费政策、支出政策、预算政策、国债政策等组成。

财政政策具备自动稳定经济功能，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经常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一国经济经历比较长的萧条、复苏、繁荣、衰退、周期时，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局限性很大，不能帮助一国迅速走出经济困境，恢复经济增长。因此，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波动的周期，相应地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需求管理，以取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公共工程等基础建设投资，大兴土木、水利，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此外，还要变动税率，减免一些可能的税种，以减轻家庭收入水平下降而可能导致的消费水平下降，使其收入因纳税的减少而有所提高，政府还要增加转移支付救助穷人、消除贫困，帮助这些家庭渡过难关，增加其实际购买力，促使经济升温；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总之，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

2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货币政策是一国央行根据客观调控目标，有目的地变更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为使调控目标更确切，调控效果更显著，通常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以匹配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需要，但发展到今天，货币政策执行彰显独立性，往往为特定的目标而实施。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的是利率、汇率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尤以利率和汇率为核心，三者具有密切联系，互动、互为影响，调控着一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除了国家调控大局的一般性目标外，货币政策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金融管理目标，如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出现，稳定汇率，保证货币购买的稳定性等等。

如财政政策目标一样，为消除经济波动的四个周期，在货币政策上，对货币的供给量也要予以限制，以相机抉择，匹配经济周期需要。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此外，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而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一国央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货币目标，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带来的危害，通常借助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主要有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种。再贴现率作用：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公开市场业务作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法定准备金比率作用：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除三大政策工具外，央行还可以采用选择性信贷控制工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产业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改变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人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的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通常不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选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下，我国更应根据本国国情，本国的自然历史状况，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而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总之，都是由一国政府制定的，主动干预一国经济运行的政策集合，具有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缺。

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产业结构政策：协调供需矛盾，三大产业结构合理，淘汰落后，支持先进，推进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有高级化的趋势。（2）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发展均衡，区域发展均衡，避免“集聚效应”，关注国计民生，体现政策引导，要有合理化的趋势。（3）产业组织政策：合理资源配置，消除垄断，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通过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使一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布局合理、社会资源在各产业、行业、企业、地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长期、稳定、良性发展。还可以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社会供给总量和结构都能满足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结构的平衡。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产业政策具有无与伦比的导向作用，可以调整商品供求结构，有助于实现市场上商品供求的平衡；可以通过差别利率等信贷倾斜政策对资金市场进行调节，有助于资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促进区域市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形成。这些作用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属于财政部、央行、发改委结合、独立运用，构成了一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经济波动，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良性发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三者必须结合交替使用，才能突出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具体如何结合，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有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逐步完善，深层次研究。

宏观政策论文篇（5）

比照规范的股份商业银行制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独资(即所谓“全民所有制”)的制度属性只是一种产权抽象的制度假设，全民中的任何单个成员既不能对银行财产具体行使实际的所有者权利，也不对银行资产的损失实际承担所有者责任。这种纯粹虚置的产权制度设计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缺陷在于：第一，国有银行与政府结合在一起，一级政府一级银行，银行成为政府执行经济政策的工具，尤其是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同构，导致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大量转嫁给国有银行，不可避免地产生制度性金融风险；第二，产权关系不明，产权主体虚置，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一约束机制，普遍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经营管理效率严重低下；第三，以国家独资所有的单一产权结构为主体，无法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导致经营风险难以有效控制且无法分散风险。以上制度缺陷导致的两个最严重的后果是银行运作效率非常低下和滋生巨额不良资产。

二、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安排

从制度(Institutions)上说，国有商业银行原有制度安排客观存在的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天然缺陷，迫使宏观当局必须痛下决心对其进行制度改造，以适应既定的体制改革整体步骤、消除妨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障碍。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复杂性和伴随加入WTO带来的沉重的银行业竞争压力，加剧了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现实紧迫性。

在解决了制度改革的认识问题之后，金融理论和实践界在如何选择制度改革模式上产生了分歧和争执。目前主要有几种改革思路：第一种思路：“国有控股公司下的两级法人制度”。即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按行政方式设置的“一级政府一级银行”的机构框架，改按经济区域分割国有商业银行，并将国有商业银行四大总行改组为国有控股公司，各大经济区域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为国有控股公司下的二级法人银行。这种改革思路的预期目的在于对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规模进行消肿，打破其行业垄断局面，促进银行竞争，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减少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从而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使银行内部运行富有效率。第二种思路：“商业化运作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制度”。核心是把影响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政策性职能从根本上分离出去，将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并在机构布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重组。但其产权结构是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和弥补，以充分保证政府获取垄断利润，并满足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应急应变所需。第三种思路：“国家控股的股份商业银行制度”。即从过渡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改革的可操作性，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打破单一化的产权结构，建立和完善董事会领导、监事会有效监督下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第四种思路：“一般股份商业银行制度”。认为银行业是充分竞争领域，银行产权多元化不影响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国家应根据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总体战略部署，放弃国家腔股的银行经营思想，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非国有化的股权改造，保证商业银行合理的股权结构，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使银行运作富有效率。

在上述四种改革思路中，第一、二种思路实际上都未触动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产权制度矛盾，单纯从银行内部管理架构和内部运行机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现行制度进行弥补和整合，因而这两种思路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能解决旧制度的根本问题。从现实情形看，第二种思路实际上就是当前政府改革实践基本采纳运作的思路，但因种种原因，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国有企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兼容关系，其制度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在存量上还是增量上都在不断释发和扩大。

通过历史的考察、广泛的比较与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近期目标上，应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商业银行制度”；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在四大银行中保持1一2家“国家控股股份商业银行”，其余则推行“一般股份商业银行”制度。这种中长期改革目标的制度设计既可保证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应急应变所需，又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满足使银行内部运作和外部竞争富有效率的需要。

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和人员，积淀着诸多棘手复杂的问题，对其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工作任务是极其艰巨复杂的，需要宏观当局高瞻远瞩、统筹部署、分层设计、稳妥实施。对此问题，实有另行著文之必要。结合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笔者在本文中仅提出以下制度安排意见：

(一)股份制改造工作必须规范、彻底，不留尾巴，为下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成为股权可流通的公众银行消除障碍、创造基础性条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要充分借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转换。

(二)妥善处理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面临着两个最突出的障碍：一是巨额不良资产的处置；二是政府职能的分离。这两个问题如不能得到实质性突破，就无法奢谈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确切数额，实在是一个国家机密。目前经济理论和实务界普遍估计不良资产在2万亿元以上，不良资产比率不低于25％，其中至少有7—8％是无法收回的呆帐和坏帐。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额已经非常庞大。巨额不良资产如不能得到妥善处置，势必会通过银行资产股份化转嫁给新的银行股东(Shareholders)。这不仅违背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也为银行下一步的资本运作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国家通过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符合国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操作惯例的，也是现行制度背景下务实可行的选择。无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今后的运作中会产生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但迈出这一步，就已经为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创造了宝贵的制度前提。

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的另一个制度障碍是政府职能的分离。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国有企业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策性银行发展滞缓的前提下，将政策性职能彻底从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去，是不太现实的。这也是我们选择“国家控股的股份商业银行”制度作为制度创新近期目标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深化国企改革、加快政府转变职能、增强国家政策性银行的经营能力并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意大利的经验。在意大利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中，基本实现了政银分离。政府以股东身份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并按股权比重获取分红；对于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需要银行支持的项目贷款，在符合贷款基本条件下，由政府给以本息担保，并将所需资金从政府应得的分红中予以扣除。

(三)建立多元化的产权主体，规范和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在产权主体上，要建立“国家、法人、个人、外资”共同投资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注重引进优质资产、技术、信息和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在股权结构上，要兼顾国家控股与股权结构合理化的目标，在条件具备时，国家要逐步减持国家股比重，或相对控股，或作为战略投资者(StrategyInvestors)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国家要加强作为国家资本代表的董事、监事的人格化塑造，防止“内部人控制”(InternalControl)。

(四)积极创造条件使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长期目标内成为公众上市银行，实现银行的资本、收益、风险和监督社会化，树立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形象。目前，四大银行的总资产虽然都在万亿元以上，但资本金、净资产规模也只有千亿元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如参照大型国企的上市经验，将国有商业银行一部分优质资产拿出上市，国内社会资金实力和证券市场承载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公众上市银行、这是建立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三、制度变迁中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宏观调控

(一)破除严格分业经营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实现有限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分业制发端于英国，在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得到加强。它是基于早期的银行经营理论(真实票据论)以及防范金融危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抑制性金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比较优势是在特定时期有利于政府和中央银行调控和管理金融活动，防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的风险渗透，并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但分业制也存在突出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削弱了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和竞争力，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效率，并使商业银行资产经营缺乏灵活性及内部经营损益互补机制，资产单一化而导致风险高度集中。正因如此，进入80年代以来，实行分业制的主要国家逐步取消分业限制，加快合业经营的改革步伐。

我国的金融管理政策面临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高银行经营效率与竞争力的双重目标选择。加入WTO后，进入国内的外资银行将同时向各金融行政监管部门申办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而国内的证券公司也即将依法开办极具成长性的资产管理业务(实质上是相当于吸收公众存款)。所有这些，进一步动摇了分业制的实施基础。商业银行承受的经营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鉴此，为兼顾上述双重目标，在过渡期笔者提出“有限分业制度”政策建议，基本内容是：

1．取消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限制，在坚持银行主营业务的同时，允许商业银行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投资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产业，但商业银行不直接从事证券、保险业务，只以股东身份参与其经营管理，保持不同金融产业的资产、人员和财务上的相对独立性。

2．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限制，拓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业务对接面，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拆借、证券回购、股票质押贷款、购买证券公司发行的金融债券等方式间接参与证券业务，分享中国资本市场成长的利润。

3．适当修订《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废除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使金融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在此基础上废除“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分业经营”的行业壁垒规定，废除商业银行“不得在境内从事股票和信托投资”的规定，在法律上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按照现代公司的运作要求，通过相互参股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并为培育我国的金融集团创造条件。

(二)有限分业经营不动摇分业监管。在坚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中央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协同监管，建立“有分有合、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体系。一方面，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各自独立履行法律赋予或国务院授权的职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交叉相关的具体业务上、诸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相互参股，证券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对证券公司融资，证券公司发行金融债券、保险资金参与股市等方面，加强各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和日常监管的信息共享。这种协同监管机制有利于克服单一监管主体产生的弊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实际效果。

宏观政策论文篇（6）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宏观政策论文篇（7）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宏观政策论文篇（8）

二、房地产周期类型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专家眼中，房地产行业的周期大致可以分为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三种。短周期主要指的是行业中经济浮动时间长度不超过40个月的周期，中长周期指的是经济浮动时间长度在8年到10年之间的周期，而长周期指的是行业中经济浮动时间在50年左右的周期。纵观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中、短浮动周期，其中短周期最为常见，这也是我国房地产行业不同于国外的原因之一。

三、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理论

笔者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和内部传导机制的相互作用结果。著名经济学家费里希曾经说过，经济周期的波动好比是钟摆的波动状况，内部结构是主导部分，它既决定了摆动的周期也决定了摆动的长度。而外部冲击力量则是一个辅助力量，主要能导致行业经济周期呈波浪式运动，无论系统是不是稳定性结构，只要存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就会呈现不规则变化趋势。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03年之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开始迅速崛起发展，各地的房价涨幅比较大，相应的经济周期性变化幅度也在加大。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还要属2006年～2011年间，这个时期的房价周期浮动状态让人瞠目结舌。比如：2006年12月，全国房价同比指数为108.13。到了2008年6月，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房价同比指数下降到93.32，到了2009年1月时，全国房价的同比指数又回升到110.5的高位状态，之后又呈现下滑趋势。之所以在2006年突然增长，是因为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三年是一个突破点。房地产行业由2003年开始崛起，房地产开发商的增多和投资者的加入，我国房价在这个时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到2006年就出现爆况，这就是外部冲击力量。房价之所以会在2008年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主要是因为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种大环境的冲击下，导致了全国房价大幅度下滑。这同样也属于外部冲击力量。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角度，房价浮动过高对国家和行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尽力避免这种问题。除了房价在大幅度波动之外，投资者的加入更是加剧了这个行业的宏观经济危机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具有“空手套白狼”的特点。一些没有足够资金，但是有投资想法的开发商，可以从银行借贷出大部份投资资金进行住房开发，赚取的利润远远超过当初从银行借来的款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开发商以2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楼盘，在两年后以6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卖出，这样他就可以净赚4000元每平方米。在还完银行的贷款之后，还会剩余很多资金进行下一个项目的开发，让一个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投资的商人，在短时间内迅速拥有开发投资的能力。这可以很直观的表现为房地产商的销售利润，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房地产开发。据调查，在2006年～2011年间，我国银行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投入就占到房地产整体投资的11.%左右。再加上流动性资金的加入和越来越多的相关政策出台。到了2009年上半年时，我国银行在房地产信贷方面的余额达到了2490.3亿元，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出现了接近50%的涨幅。

宏观政策论文篇（9）

（二）保证国家经济顺利运行房地产作为高利润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限制，则会导致无序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泡沫迹象初现的当前，更应该对房地产行业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加以规范，防止其滑入深渊。因此，房地产行业应该在营销过程中充分了解顾客的需求，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吸引更多的顾客，保证了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就为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营销策略

（一）大打质量牌顾客对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因此注重房子的质量问题。在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保证住房的质量，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引顾客的目光，对质量的营销是要贯彻到各个方面的：第一，房地产商在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质量把关，用合格的原材料，不能因贪图利润而建造出豆腐渣工程。第二，施工人员在建设过程中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偷工减料，按质按量完成工程。第三，售楼人员在营销过程中要突出住房质量好的优点，向客户耐心解释，形成示范效应，提升企业的形象。

（二）形成营销团体目前，各房地产公司各自为政，在价格等方面的决策具有随意性，这不利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因此，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各房地产公司的利益，而又不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可以组成房地产营销团体，把不同的公司联合起来。在充分研究不同楼盘的地理位置、成本等基础上制定出价格段，稳定房价。在没有竞争关系的房地产公司之间，可以进行楼盘代售，加强不同公司之间的合作，提升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形象。

（三）多开发出不同类型的住房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说，单一开发某一种住房不利于形成综合优势。面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可以开发不同类型的住房，如：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能够使公司业务广泛化，增强整体实力。在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公司可以多开发小户型住房，满足务工人员的租房需求。能满足顾客需要的房子就是最好的营销策略，因此，公司要对市场需求进行细致分析，及时推出不同的住房类别，延伸自己的业务触角。

（四）重视网络营销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每天都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的信息，作为房地产营销，也应该重视网络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首先，应该广泛选择网络形式，包括各大搜索引擎、QQ、微信、论坛等等，只要是有网友聚集的地方，都可以进行信息。第二，要及时更新信息，包括公司近期的优惠服务、新楼盘的开售等，都要进行滚动更新，加强人们的记忆。第三，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营销队伍，要有足够的耐心、较强的计算机水平等，将营销工作各个方面都做到位。

（五）积极寻找目标客户对于房地产营销而言，没有客户就没有利润，客户的开发是营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房之前，要对所建住房有精确地定位，确定是高档住房、中档住房，还是低档住房。定位之后，要进行实地调研，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高档住房适宜于建在商业中心或环境优美的郊区，中档住房适宜建在城市边缘地区等。只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才能锁定潜在客户，以便在正式售房时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六）打造诚信品牌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诚信是最好的招牌，作为房地产企业，更应该以诚信为本，让客户满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营销广告要名副其实，不要将豆腐渣工程包装成质量上乘的高档住房，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住房质量过关，杜绝以次充好。第二，提倡人性化服务，可以让客户免费试住一定时间，若试住过后满意再签订售楼协议，让客户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三，在网络上不虚假消息，及时对其它恶意中伤的虚假消息进行澄清，防止客户受骗。企业诚信办事一方面可以让客户享受实惠，在优质服务中买到心仪的住房，另一方面诚信也成为了企业的长期名片，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

宏观政策论文篇（10）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宏观政策论文篇（11）

自2003年以来，针对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中央及时果断地实施了宏观调控措施。目前，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货币信贷增幅明显回落，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得到抑制，部分过热行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等。然而，应该看到，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一些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和区域矛盾开始日益显现出来。当前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区域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地区投资增长速度差别较大。自年初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各地区的情况差别较大。1-5月份累计，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8%。增速最高的内蒙古仍高达82.6%，重庆、河北、河南也在50%以上，陕西、云南、湖北、广西、安徽、山西、江西在40%以上，而吉林、海南、西藏、青海不到20%。东北地区1-5月投资增长速度只有28.4%,其中，吉林只有12.3%，黑龙江只有23.1%。需要指出的是，各地区投资增速的回落具有一定的时滞。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速回落的时间大体要比中西部地区早1-2个月。1-3月份累计与1-2月份累计相比，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5.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回落10.8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攀升5.9和7.9个百分点。之后，各地区投资增速均开始回落。1-5月份累计与1-3月份累计相比，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回落15.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回落12.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回落9.1个百分点。 第二，地区工业增长不平衡出现加剧趋势。1-5月份累计，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若按各地区汇总数计算同比增长23.2%，其中，东部地区为23.8%，中部地区为23.1%，西部地区为20.3%。然而，从动态角度看，各地区工业增长不平衡有所加剧。东部地区5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比4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为21.4%和18.7%，分别回落3.8和5.2个百分点。在3、4月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差距不大，甚至中部地区增速还要高于东部地区。到5月份，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速明显回落，增长速度差距迅速拉大。其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低4.6个百分点。这说明，国家实施的宏观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尽管见效较慢，但来势更猛，影响程度更深。 第三，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融资难的问题突出。目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地放在通过金融控制资金供给上，对国内民营中小企业影响较大，而对外资基本不起作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8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且近年来在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今年1-5月份，台湾在大陆投资金额超过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0%。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江苏和福建等地。受市场拉动的刺激，一些外商至今仍在沿海新开工建设那些国家严格控制的项目，如大型钢铁等项目。相反，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各商业银行大幅度压缩了流动资金贷款，而投资贷款并未有效压缩。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在5月份人民币同比少增贷款中，约有89.3%是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各商业银行的这种"轻短重长"的放贷行为，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即使是在拥有7000亿民间资本的温州，由于资金压力增大，民间借贷利率也在大幅上升，目前月息已升至10‰~12‰（即相当于年息12%~14.4%）。 第四，地区性结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今年1-5月份，全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3%，远高于34.8％的平均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而且这种集中化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由于东部地区一些国有重点煤矿已经出现了资源枯竭现象，今后其制造业发展将进一步依赖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保障。然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供大于求，国家及企业都减少了新井投资，新增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上由于资金不足，近年来中西部煤炭地质钻探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缺乏建矿必不可少的精查报告。因此，东部制造业激剧扩张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与中西部 能源基地供给和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难以在短期内缓解。 第五，各地的开发投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自去年以来，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清理开发区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