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5-01 11:29:53
货币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
金融文化;货币;认识误区
1 认识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金融文化则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包括货币文化、信用文化、虚实文化、金融风险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等，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根源于各国传统社会文化与金融实践当中，并反作用于金融实践。
在经济市场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活动不仅对经济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日益广泛、迅速地创造出新的居于社会文化核心地位的金融文化，其对金融乃至经济活动的制约与促进作用也愈发凸显。从微观上说，不论主动与被动，自愿与不自愿，金融文化都在日益强烈地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从宏观上说，金融文化对一国金融实践和金融制度结构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优秀金融文化是保障和推动一国金融及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错误金融理念则将金融这把双刃剑的危害发挥得淋漓尽致。如短视信用文化导致一锤子买卖、损人利己现象层出不穷;轻视虚实文化，金融体系创新无度，虚拟经济不断自我膨胀，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漠视金融风险文化，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淡漠、侥幸心理、机会主义普遍存在。纵观世界各国，形而下层面的各种金融问题无一不与形而上层面扭曲的金融文化相关。
2 货币认识误区及解析
金融文化既然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受共性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固有的意识形态中部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一致的观念以及错误观念指导下的金融实践自加强机制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金融文化认识误区，典型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被俗称为“钱”的货币认识上。货币独有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功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切价值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货币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其化质为量的特性促使人们的生活趋于量化和理性化，由此有人将货币作为首要的生活目标而为之疲于奔命，人情淡漠，人际交往只求功利，更有甚者，为钱不择手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货币虽然使人们摆脱了对物和他人的依赖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却又受货币本身的束缚和支配而使自由流于形式化。带着强烈的感彩，许多人甚至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凡此种种对“钱”的体悟是现代人未能对货币形成科学认识而得出的肤浅结论。
事实上，货币历史浩瀚博大，绝非一个“钱”字了得。货币无论表现在金银上，还是表现在某种价值符号上，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一位劳动者既是自己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者，也是他人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与早期的直接物物交换不同，今天我们借助货币这一媒介进行间接交换。在将商品（或劳务）转换为货币，再由货币转换为其他商品或劳务的过程中，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应该代表商品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才是货币的本质。交换的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等交易，只有在满足对方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得。如若交易双方能遵循等价交换之原则，便应是各取所需，实现双赢，不存在某一方纯粹的功利主义。
当今世界货币逐步构成人际交往关系的核心部分，并对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面，任由纯粹手段的货币向内生长成终极目的，却忽视其本质属性――等价交换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客观地说，货币只是一种工具，它既能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可能让人为之着迷，还可能被自私自利、贪婪的人们所利用，少数人投机取巧甚至用坑蒙拐骗等手段攫取货币，本质上就是在掠夺和剥削他人权益。如同当今世界各国流通的货币只是价值符号，不是真实财富，真实财富要靠人们劳动创造一样，货币本身也不是万恶之源，其对人的支配只是形式上的“魔鬼”，无知、贪婪、不劳而获等人性弱点，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我们不能以否定货币来掩盖人性恶的一面给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这既不利于人们对货币形成正确的认识，更不利于培养现代金融意识，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重建货币认识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货币经济，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后，在逐步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人对货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羞于谈钱”到“一切向钱看”的转变，无疑是形而下层面各种经济活动决定形而上层面抽象意识形态的体现，这种自发形成的理念或信仰虽然朴素、现实，但有些未必是对市场化过程的理性反思，其反作用于经济实践便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优秀的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重建货币认识首当其冲。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和手段的货币，应该代表交易双方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商品所有者在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时应真正做到等价交换;同样，货币持有者在将抽象劳动转化为具体劳动、社会劳动转化为私人劳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时亦应做到等价交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确利人才能利己，对方无利自己也无利，而不是损人才能利己。
货币金融论文篇（2）
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4,69-70]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熊彼特创新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对于金融创新的定义，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这既由于不同学者关注金融创新的侧重点不同，又因为金融创新本身仍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必须动态地对其进行跟进研究。综合已有文献的观点，并结合当代金融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本文将金融创新界定为：在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和技术条件下，金融管理当局或金融机构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持续创造性变革和研发活动。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
因此，我认为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
(二)货币政策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设置银行最低准备金（最低储备金）。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金融创新经过了2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125-138]：
(一)组织制度上的创新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形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存款货币银行体系，城市信用社也改成了城市商业银行。建立了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放宽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保险业市场进入的条件，初步建立了外汇市场，加快了开放的步伐。
(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
中央银行从纯粹的计划金融管理制度转变为金融宏观调控，调控方式由计划性、行政性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向经济和法律手段转变，调控手段上逐步启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机构业务管制有所放松，各专业银行可以开办城乡人民币、外汇等多种业务，公平竞争；企业和银行可以双向选择。对信贷资金由原来的“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改为“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
(三)金融市场创新
建立了同业拆借、商业票据和短期政府债券为主的货币市场，建立了银行与企业间外汇零售市场、银行与银行间外汇批发市场、中央银行与外汇指定银行间公开操作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统一市场。在资本市场方面，建立了以承销商为主的一级市场，以深、沪市为核心、以城市证券交易中心为外圈、以各地券商营业部为网络的二级市场。
(四)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
从负债业务上，出现了三、六、九个月的定期存款、住房储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新品种；从资产业务上，出现了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按揭贷款等品种；在中间业务上出现了多功能的信用卡。从金融工具上看，主要有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资本工具和长期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期货、受益债券、股权证、基金证券等。
三、中西方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在通货膨胀下物价水平的上升，都会导致货币需求绝对数量的增加，金融创新却降低了对货币的需求并使货币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金融创新涌现出大量货币性极强的新型信用丁具和存款种类、兼具流动性与收益性的证券，这些新型金融工具模糊了各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之间、货币与收益性资产之间的界限，在金融电子及支付清算系统的推动下降低了收益性资产变现为货币、广义货币变现为狭义货币的成本，给投资者带来较高收益的同时，又确保一定的流动性，促使公众在资产组合中降低了通货M1、M1占M2、M2占收益性资产的比率。
2.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降低
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人们持有货币有三种动机[6,216]：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是实际收人的函数，投机动机是利率的函数。金融创新创造了许多流动性很强的金融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流动性偏好，从而改变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对交易性及预防性货币需求下降投机性货币需求上升。一般的理论认为，实际收人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以实际收人为白变量的交易和预防性货币具有可以预测和相对稳定的特点；投机性货币需求受市场利率、个人预期等因素影响，具有易变且难以预测的特点。金融创新使前两种货币需求的比重下降、投机性货币需求比重上升，因此动摇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3.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
货币供给量最终是以流量的形式作用于总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影响到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7,236-237]1994年以来货币流通速度呈现不规则减缓的趋势。1996--1998年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l0.91、0.83，波动很大，导致货币供给量很不稳定，难以达到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1996--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17.32％、15.34％。从1994年到2000年7年间，M1实际值与目标值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仅有1996年。
由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套期保值、套利等金融创新业务的出现，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金融市场交易量增加。使金融交易比商品和劳务交易具有更高的收益。其结果就是金融市场的交易能够有效的从GDP市场吸收货币，使货币收人流通速度持续上升并显示出不规则性。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金融创新限制了存款准备金机制的作用
①金融创新缩小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范围
例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对创新工具的使用，如回购协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等不受存款准备金制约的非存款工具，更充分地利用货币市场。这样做既能确保其负债规模，又能规避存款准备金对其的约束。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负债管理的创新，调整其负债结构，降低寸款比例，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减少应交准备金。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创设不受存款准备金管制的新机构(如设立子公司或附属机构)，使存款准备金对其鞭长莫及。
②金融创新增大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弹性
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相对固定。这样，才能对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作出反应，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才能起到收缩信用或扩张货币和信用的作用。金融创新却破坏了这一基本前提。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创新，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创新业务和创新工具，轻而易举地通过货币市场，调整其超额准备，从而使超额准备的弹性增大[8,50-53]。当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在收缩信贷时，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超额准备，以维持其贷款规模至于货币的流动性不足，也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其结果是中央银行难以达到紧缩信用的目的。可见，超额准备金的增强，削弱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
2.金融创新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效用
①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实施再贴现政策时的被动性进一步加大。再贴现政策因受到一些诸如商业银行不愿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以及贴现窗口管理过严、贷款期限过短等非市场或非价格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被动性，金融创新则使这种被动性进一步加大[9,26]。金融市场上兴起的贷款证券化、融资证券化、发行短期存单、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款等筹资渠道的创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避开贴现窗口，获得资金融通的机会。商业银行能通过金融市场，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或以较优惠的条件将剩余资金贷出去，以保持资产的良好流动性。随着愈来愈多的市场筹资方式的创新，能一次解决所有需求的金融超级市场得以产生。这使得商业银行对再贴现窗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中央银行运用贴现率政策，调控经济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意义。
②金融创新使合格票据贴现的规定逐渐丧失。金融创新使再贴现的有关规定向自由化方向发展[10,94]。目前，大多数中央银行不再对再贴现作出严格的规定，其原因有二：(1)金融创新使“真实票据说”的理论影响逐渐消失，活跃的金融工具创新使新型票据都能符合中央银行的有关规定。(2)金融机构可以以政府债券为抵押，从中央银行借人准备金。这种方式在再贴现业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它并不受再贴现条件的约束。由此可见，创新使合格票据规定的作用逐渐丧失，导致再贴现政策的效用不断下降。
3.金融创新加强了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
①金融创新为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灵活、有效的手段和场所。
金融创新导致的资产证券化趋势为政府融资的证券化铺平了道路，它不仅满足了政府融资的需要，而且为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提供了多样化的买卖工具；同时，它还创造了回购协议等灵活有效的买卖方式，使中央银行能更加主动地按既定的时间和数量注入或减少基础货币[11,223]。
②金融创新使公开市场业务能够更直接地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
在金融创新的证券化趋势中，金融机构调整了其资产负债结构，增加了有价证券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债券已成为金融机构举足轻重的二级准备。这使得金融机构在补充流动性资产或资产的重新组合中，对公开市场的依赖性增大，而这有利于中央银行加强其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效果。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1.金融创新使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不断下降
①金融创新使银行间资产的替代弹性大大提高。
例如，当中央银行想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减少准备金供给以压缩货币供应量时，银行可以通过负债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资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通过减少贷款满足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所以，要达到增减某一货币量的目的，必须使利率经常波动，利率调控对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相对缩小；
②银行把资金转向纯粹信用中介以外的用途。
金融创新以后，银行越来越多地把资金转向纯粹信用中介以外的用途，非利息收入不断增加，利润总额对利差的变化反映灵敏度降低[12,158]；另外，金融创新与金融国际化互为因果，跨国银行国外利润的比重不断上升，它对国内利率的变化反映越来越迟钝。
2.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相关性减弱
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上，我们过去一直强调，为控制通货膨胀压力，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之差一般应控制在4％的水平。而从1995年第1季度到1999年第2季度，这一差额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95年第1季度到1996年第4季度，这一差额从-2％上升到4.6％，物价上涨率从18.7％下降到4.7％；从1997年第1季度到1999年第2季度，该差额从5.1％上升到10.7％，物价上涨率从4.4％降到-3.4％。另外我国一方面M2／GDP比率自1998年到2000年直线上升，三年分别为1.31、1.46和1.52，在全球为最高；另一方面，尽管近几年货币供应速度不减，尤其是M1增速更快，但经济增长速度却趋于平稳稍降，物价甚至出现了下跌势头。尤其是从1998年起，M1与物价出现了明显背离，物价在M1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持续下跌，就业压力也不断增大，甚至出现了城镇就业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我国现行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已出现了明显问题。
(四)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
1.金融市场的创新削弱了各国中央银行对国内货币的控制能力
以欧洲货币市场为例，它的出现使各国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例如，[13,71-72]当一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或减少准备金时，另一方面，在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时，国内银行可以通过欧洲货币市场取得资金而维持其信用规模，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受阻，紧缩效应难以达到。
2.金融机构的创新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控制的基础
随着金融机构的创新，出现了大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是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分流了银行的存款来源，使银行的存款更多地流向证券投资，使传统的货传导的主要载体一商业银行的作用减弱，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机制的作用范围缩小，中央银行货币控制的基础被削弱。
3.金融业务创新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
金融业务的创新导致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及金融机构本身的同制化，使经营活期存款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它们都具有货币派生的作用[14,109]。这样，货币创造的主体不再限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而趋于多元化，传统的以控制商业银行派生乘数为中心设计的倾向控制方法难以奏效。此外，随着金融同质化的发展，属于货币政策控制范围以外的业务和机构增加，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出现了真空，这就降低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
四、货币政策面对金融创新的改革建议
(一)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创新机制和动态自我调整机制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机制与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只是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操作体系的失效，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本身功能的消失。如果说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的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这种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从长远的发展需要看。必须在明确目标的条件下，在政策目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实现货币政策操作体系本身与时俱进的动态化调整。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
(二)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地位，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金融创新破坏了传统的货币供求机制，不管是货币需求还是供给都因此由确定变得不确定，货币政策的可控性大大降低，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15,68]，同时，也加大了政策的操作风险，稍微的政策偏差可能将诱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震荡。因此，必须切实保证货币政策制定者性，以保证其对其它各类参与货币创造过程的经济主体的影响力。
(三)锁定单一的最终目标，灵活调整中问目标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内生性的加强，货币政策多重目标间的矛盾必将变得相当突出。[16,73-76]作为货币政策，首要而根本的目标应当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为切实实现这一目标，防止其他目标的干扰和冲击，必须实现最终目标的单一化。在锁定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的经济金融环境，根据“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等要求灵活选择中间目标。在传统既有的条件下，我们主要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在逐渐减弱。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及时调整，适当考虑选择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
(四)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高政策操作市场化程度
适应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必须突破传统模式，充分重视对社会公众市场反应的重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化色彩。例如，面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效力的减弱，提高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规范政策操作，提高决策的透明性，更多重视货币政策操作对社会公众的导向性影响，通过调整社会公众的预期，在尽可能取得社会公众行为配合的情况下，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五)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重点地全面推进
货币金融论文篇（3）
鉴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究竟应该集中于中央银行还是分开独立，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为什么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呢?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两项职能的具体目标存在冲突。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而银行监管是针对特定行业实现的目标，涉及到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监管。如果中央银行既要制定宏观货币政策，又要对特定的银行业进行监管，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偏向问题，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第二，赋予中央银行双重职能会导致其权利过大，造成“监管者的监管者”缺位。中央银行权利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缺乏再监管。第三，分离的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对银行监管。如果中央银行肩负两项职能，往往顾此失彼，偏好于保护银行系统，使公众利益受损，最终会扭曲银行行为，降低监管的效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将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中分离了出来。
另一方面，作为“最后的贷款人”角色，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从监管职能中脱离出来，因此两种职能的分离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终结，准确地说这只是角色冲突的外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逻辑一致性
(一)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良性互动
银行监管营造的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环境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严格的银行监管使银行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不良资产占比较低，能使得货币政策在银行机构顺利传导。当然，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导致金融压抑影响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反之，如果银行监管不力，导致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经营风险加大，将会直接降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风险将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对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有着直接的抵触。货币政策实施达到的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定、可持续而又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机构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债务偿付困难，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产生，银行监管就难以完成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目标。
(二)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融合
在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既没有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没有银行监管，有的只是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的市场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破坏作用日益显著，市场失灵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障碍。克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也为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前提。
1、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
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完全，成千上万的企业和个人事前的的分散决策可能会产生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市场失灵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波动，甚至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破坏，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剧增，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大大降低，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为了平抑市场周期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引入了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2、市场失灵的微观规制
市场失灵反映到微观层面上就是银行业属于高杠杆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全，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从事高风险资产业务，进而危害存款人的利益。并且由于现代银行体系普遍采取了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更容易出现支付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个别银行机构的支付风险会蔓延成为系统性支付危机，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为防范银行危机，减少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市场竞争，政府设计了必要的银行监管制度。
(三)公共职能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众利益的工具，作为公共职能，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保证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目标，在根本上和趋势上必然具有兼容性。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客观地利于银行稳健经营，而一个稳健的有效的银行体系，也会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供有效的载体。但同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分别针对市场失灵在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缺陷设计的，作为宏观政策的货币政策更关注宏观指标的改善，作为微观规制行为的银行监管则主要面对微观银行个体的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宏观指标的价值性判断并不是微观指标价值判断的简单加总。宏观运行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性，这就是货币政策操作与银行监管行为在现实中遭遇冲突的逻辑根源。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现实冲突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过程是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种旧的中央银行制度向新的中央银行制度的转变。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障碍之一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即我们对原来的制度的很强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为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初期工作带了一系列现实的冲突。
第一，货币政策职能的实施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离后，一方面在短期内便利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货币政策措施的权威性下降，使各银行贯彻执行分支机构措施的积极性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支机构不可能再通过传统的监管检查的方式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银行在贯彻执行央行政策措施方面的偏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缩短政策措施落实的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支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时，失去了银行监管提供的大量基础性信息的支撑。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监管所获得的有关银行经营信息，表现在：金融机构经营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强有力的银行监管是确保金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基础；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重要保证。目前，人民银行不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难以象过去一样直接把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只能从统计报表及数据分析上求取相关信息。有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直接制约着人民银行对金融宏观形势预测和调控能力的发挥。
第二，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会产生业务冲突。虽然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职责范围在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得到清晰的界定，但是实现彼此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在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初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货币政策方面，银行监管部门在微观领域实施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增加中央银行分之机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难度。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也有可能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双方的分歧可能会延缓救助时机，也可能出现过于随意救助的情况，这都将影响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正常发挥。这突出的表现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经济周期中行为方式存在矛盾。货币政策具有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抑制通紧缩往往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银行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并往往伴随大量不良资产，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由于在同一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行为方式不同，导致二者经常产生冲突。如在经济高涨时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这将导致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或业务萎缩，从而带来风险，与监管目标产生冲突。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指标要求较严，导致银行贷款更为谨慎，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第三，职能的分离增加了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银行监管职能分设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内部协调转为外部协调，从而导致政策协调、信息沟通和行为联动等协调成本明显上升。从目前来看，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松紧搭配的协调。监管检查与中央银行相关业务检查的联动协调、信息资料的实时共享、发展地区金融市场、维护金融稳定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合作等一系列协调问题，如不能尽快尽力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其协调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将会急剧上升。
四、实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
无论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的一致性强于冲突性的现实来看，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在实施金融监管上的分工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寻求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良性互动，尤其是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高效运行。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但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和金融发展与创新步伐加快，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现实中金融创新的内在需求，客观上已使不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因此，对某种金融产品创新研究和风险防范已不是某个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单独的责任，需要有专设机构协调各监管机构政策和力量，形成合力，超前研究和预见有关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共同构筑风险防范体系，研究防范措施，弥补三大监管当局对个别金融组织和产品的监管真空。而事实上，三大监管机构早先已经召开过监管联系会议，通过了三大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在协作配合上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来讲，除了整合好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反洗钱局等内部职能司局，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之外，还应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参加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由中央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召集，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金融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研究和协调金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减少机构摩擦和组织成本，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更好的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二)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从目前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来看，建立基层金融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途径，可采取以下途径：
1、建立金融统计资料定期交流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将有关金融统计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责任、交流范围、交流内容和交流时间，及时了解辖内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如人行填报《信贷现金收支统计月报》、《金融机构贷款累收累放报表》、《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统计月报》、《非现场监管季报》、《房地产信贷业务季报》、《金融机构计划执行情况进度表》、《各项存、贷款增长情况分析表》、与银监管理机构填报的《辖内机构人员业务量情况分析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情况表》、《非现场监管季报》等进行交流。
2、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对涉及有关金融机构监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反洗钱、金融稳定、社会征信(信用村镇创建、信用环境建设)、内控制度建设、信贷资金投向投量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等重大事件，需要对方配合的文件，相互主动抄送。
3、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在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等情况调查中新发现的风险隐患，对银行业日常监管中涉及利率、支付结算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情况，对保险及证券业务中的出现的重大违规事项，相互间进行及时通报。
4、建立工作沟通机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比如通过货币政策简报、金融监管简报、保险简报、证券简报等内部刊物，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协作，沟通金融监管相关工作和监管信息，商定具体工作合作事宜。分析金融数据信息和辖内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状况，研究化解辖内金融风险的建议和对策，发挥整体合力，以共同提高监管效率和风险防范预警水平。
5、建立信息查询制度。人民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相互间适时借阅、查询有关金融数据信息资料，以方便、及时了解掌握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情况。
6、健全信息资源库。这就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统一信息披露标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颁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辅助文件》中提出的原则和做法，提高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鼓励在信息搜寻上的竞争性。在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的情况下，独立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支持各自立场的信息，而统一的机构则没有这样的竞争机制。在信息搜寻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获得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信息，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决策的有效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信息资源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成果，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有关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最终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共享信息数据库。
(三)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使得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经、分业监督”的金融监管体制初步形成。一方面，现阶段要提高银监会金融监管的权威性，除了在法律上确立银监会的监管职能以外，中央银行应该明确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最后贷款人”援助的有条件性承诺的配合，即中央银行要慎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不难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后果无条件的照单接收，那么银监会实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可置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金融监管的权威地位也将难以树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是有成本的，监管成本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监管当局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的工作费用；执行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被监管者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的成本、进行内部检查的成本和由金融监管而造成的业务收入和效率的损失等。因此，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确定监管强度、实现金融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有效地减少“双头监管”带来的弊端，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影响它们的正常经营活动，双方应通过一定的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避免无效率的重复检查，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有效性。
(四)建立和谐的执行传导机制
货币金融论文篇（4）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货币金融论文篇（5）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货币金融论文篇（6）
一、引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下载论文。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
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货币金融论文篇（7）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货币金融论文篇（8）
（一）资本的国际性流动不断发展，从而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日益重要。
（二）通过信贷配额的变动来实施货币政策的范围已经缩小，价格渠道(即利率和汇率)的重要性己经上升
（三）根据货币政策的选择时机、影响程度和最终效应来预测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变得更为困难
（四）在很多国家，一些货币政策的指标，如货币和信贷总量，其意义和有效性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美国金融业所创新的一些货币市场工具、存款账户、金融期货、公司现金管理技术都对该国货币政策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新的货币市场工具包括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联邦基金市场、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新的存款账户包括自动转账服务(ATS)等，它们突破了货币当局的存款利率管制，导致美联储在1979年终止利率作为货币控制工具。同时，货币市场工具为银行带来了新的存款资金和流动性，一定程度规避了严厉的货币政策。金融期货提高了银行、建筑商和所有企业对宏观政策约束的免疫力，降低了利率敏感性，从而削弱了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的货币控制的经济效果。
二、金融创新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
（一）金融创新。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管理当局为追求微观利益或宏观效益而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其本质是：通过建立新的体制，采用新的方法，推出新的金融工具，使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达到高度统一，从而提高金融效率。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条件：
1、货币能够影响产出。
2、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的关系。
3、货币当局能够控制货币。
因此这三个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表现为判断货币当局是否能有效控制货币的问题。
三、中国金融创新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对货币供求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表现为，使基础货币的可控程度降低，加大了货币乘数，使货币的定义与计量变得困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表现为，减弱了对货币的需求并使货币结构发生变化，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使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下降，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等。金融创新通过对货币供求的广泛影响，进而对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会产生较大冲击，使其功能减弱或失灵。
（二）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随着金融创新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性增强，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动作增加，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货款的依赖程度降低，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再货款政策作用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逐渐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增加，经济主体行为选择更加多样化、间接化，有可能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相反，致使货币政策渠道更加复杂，并具有不可测控性，央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很难准确地预测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可能做出的反应。
（三）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中介目标是介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金融变量，一般较为广泛使用的主要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
金融创新绕过了中央银行对利率上限的规定，并使可获得信用数量限制的作用减弱。许多过去只能利用有限的融资渠道和信用形式的经济实体，现在可以利用金融创新工具来获取信用替代。这就使得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对利率的控制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设置各种限制的方法来压缩信用总供给量的扩张有效性被抵消。金融创新，尤其是诸如货币利率互换、票据发行便利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借贷双方越来越容易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一系列信用替代形式，从而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加剧。而较高程度的资本流动除了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外，还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产生影响，并且使二者产生互动。
（四）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1、金融创新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
货币金融论文篇（9）
随着网络技术在国内的普及，虚拟货币因其便利性和时尚性得到大量应用，逐步成为虚拟产品和网络增值服务提供者实现利润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网络上存在的较有影响力的品种主要有Q币、POPO币和狐币等。
金融危机中的虚拟货币消费
国家统计局宣布的数据显示，受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GDP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长分别为10.6%，10.1%，9.0%和6.8%，尤其是在第四季度，由于金融海啸已深入我国有关行业，国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按照腾讯、搜狐和网易三家的财报披露，其虚拟货币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却远远高于各期的GDP增速（见表1、2、3）。
但综合2008年全年走势，虚拟货币消费量与2007年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与整体经济水平的下滑程度相比，虚拟货币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御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业务的效用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在线游戏收入和其它服务性收入，如QQ会员、QQ秀等。因为这些网络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不是其它活动可以轻易取代的，即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服务，所以这两部分收入水平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小或者说影响传导得较慢。只要网络公司能够适时推出新款网络游戏或者及时优化服务水平，提高“享受特权”，就可以牢牢抓住消费者，维持并增加此部分的营业收入。
消费者构成特定。由于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年轻人“自我认同”和“追逐时尚”的心理需求，所以25岁以下的青年人就成为其消费主力。这些消费主力的生活费用全部或大部分由其监护人提供，排除一些不可抗因素，在其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条件下，用于网络消费的部分也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因而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总是存在。
此外，虚拟货币购买具有“单向性”，使用范围具有“锁定性”。单向性决定了虚拟货币的消费者不能通过虚拟币发行方将虚拟币换回人民币，即虚拟币“一经购买概不退还”；锁定性指虚拟货币只能在发行者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即某种虚拟币只能应用于发行者提供的产品池。当产品池中的产品足够丰富时，虚拟币的购买能力就得到展现，从而形成一种网络范围。发行者通过这种网络范围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市场份额和网络品牌，随着品牌深入人心，发行者的有关业务对危机就会产生一定的抗御能力。
业务所需的平均支出较低。虚拟货币消费一般情况下为小额消费，所以大多数网络消费者不会太过于缩减这部分支出。因此互联网增值业务虽然不能完全抵住全球性经济萎缩带来的冲击，但相对于网络广告业务等大额交易来说，它对金融危机有更强的抵御力。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风险防范的启示
加强发行过程的管制，遏制信用危机于萌芽。降低信用标准，鼓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低信用等级的借款者放款；同时放松金融管制，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不断设计结构复杂的高杠杆衍生品用于出售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而虚拟货币的发行人为网络公司，其发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由于虚拟货币发行量由公司利润最大化决定，所以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通货膨胀，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贬值风险”，也会给货币市场带来强烈的信用冲击。因此国家应对虚拟货币的发行实施严格的管理，如设立一个专门的虚拟币发行机构，这样一来虚拟币的发行量虽然还是由公司经营者决定，但国家可以在其数量上加以控制，能够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的产生。
加强“二级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抑制风险的传导。次贷危机的传导根源是成熟金融市场条件下的资产证券化。因为缺乏可靠的价格信息参照，所以美国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按照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准，吸引大量不知情的投资者购买。但基于次级房屋贷款的衍生品都高度个性化，流动性很差，当基础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时，危机会沿传导机制产生连锁反应。同时由于对冲基金的信息不透明，危机产生后，市场无法清楚判断对冲基金在冲击中的受损程度，由于对风险的自然规避而产生赎回风波。
虚拟货币的二级交易市场即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如国内的我有网、和美国的GameUSD、等，消费者通过这些平台将多余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换或出售。一般情况下，虚拟货币不能被全额交换，这样就出现了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所谓的“汇率”，普通的虚拟货币消费者就要承担全部的流动性风险。但是，由于虚拟币交易双方的信息量严重不均衡，信息量占优势者倒卖虚拟币从中获取价差而牟利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国家已开征虚拟货币交易税，将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并加价出售”所获得的收入列入个人所得税纳税范围，然而虚拟币及其交易形式的不可见性加大了监管难度，也不能从本质上分担虚拟币普通消费者的流动性风险。
健全赎回体制，及时消除已然风险。次贷危机产生后，为了避免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变现相关资产导致更大的损失，个别基金甚至停止对基金净值估值并拒绝了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投资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投资信心低落，产生了空前高涨的市场风险规避倾向，从而由次级按揭问题引发了市场信贷危机直至发展为整体的经济危机。
建立虚拟货币的赎回体制，统一规定其赎回价格和赎回单位（网络公司）不但能完成虚拟货币“发行——流通——赎回”的标准生命周期，使其运行过程更科学化，也可以规范二级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有效地消除挤兑风险，降低虚拟货币的发行使用对法定货币流通体制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怀琴.网络虚拟货币的电子商务分析[J].商业时代，2007（10）
2.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J].财经科学，2008（7）
货币金融论文篇（10）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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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论文篇（11）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形式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趋势。货币政策是国家管控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而货币供应量作为一国货币当局的中间目标，金融体系的任何变革都有可能引致其变化，进而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及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数据化，更直观地反映新型金融变革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
二、文献综述
互联网金融在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涵盖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应用等多N领域。张军（2014）对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互联网金融的利弊以及其对传统金融业务的冲击。庞贞燕、王桓（2009）全面阐述了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提出支付体系运行有放大基础货币和提高货币乘数的倾向，并为促进增加货币供给提供了条件。Charles R.Bean（2004）研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了金融不稳定性等因素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指出金融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十分显著。Mark M.Spiegel（2009）讨论了金融全球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认为金融全球化对货币政策存在“约束效应”。这些文献佐证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电子货币的膨胀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重大影响，并实时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这些学者一般对互联网金融采取定性而非定量分析，直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电子货币、支付体系发展角度考察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的影响，缺少实证分析。本文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运用时间序列模型，着重分析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三、货币乘数理论概述
本文以货币乘数理论为基础展开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
模型如下：
■
M为货币供应量，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C为现金，D为存款货币，R为准备金。■为通货与存款比率，即现金漏损率，■为准备金率，由法定准备率rd和超额准备率e两者构成。
（一）货币乘数
m为货币乘数，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信用扩张倍数。本文采用以下货币乘数模型作为分析对象：
■（1）
M1代表狭义货币供应量，并有M1=M0+活期存款（M0为现金）。m1则为对应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的货币乘数。k、rd、re分别表示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分别对k、rd、re求偏导数，并记θ=rd+re+k，则有：
■ （2）
■ （3）
由于rd+re
即货币乘数与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成反比。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影响货币乘数各因素中唯一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较为稳定。
互联网金融带来便捷的电子货币，增加了公众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公众愿意放弃持有现金的意愿转而使用电子货币，从而现金漏损率下降，货币乘数增加。
从现金漏损率的下降来看，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的提高使得商业银行资金周转的压力相对减轻，银行对库存现金的应急需求随之减少。而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技术更新上看，电子化的货币使得银行头寸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头寸融资提供了便利。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将下降，货币乘数相应增加。
（二）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B为存款准备金与流通中的现金之和，即B=R+C。
由于受互联网金融影响而电子化的货币并没有改变基础货币的总量，只是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构成，就货币乘数理论而言，基础货币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即M=m*B
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为正向关系。由于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会因货币电子化而下降，引致货币乘数的增加。在基础货币的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货币供应量会增加。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自2010年央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后，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式被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之下，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市场规模和结构逐步趋于成熟。因此，本文用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数据为代表研究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选取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以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因变量，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揭示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1.因变量的选取。选取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因变量。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之间，我国的狭义货币供给量一直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在后期有轻微波动，2015年第四季度已到达400953.4亿元。
2.自变量的选取。一是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第三方支付替代率为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占狭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第三方支付主要替代的正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即M1。电子货币占狭义货币供应量比率的高低不仅代表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程度和水平，而且会对货币乘数的大小产生明显影响。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已经达到8.84%。
二是现金漏损率。商业银行不用保留更多的准备金，不但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也减少了现金的漏损情况。2009年下半年至2015年第四季度，现金漏损率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始终在20%上下小幅变动。
三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选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自变量是因为其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本文采用的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近些年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维持在16.5%，到15年法定准备金率不断下降为13.5%。
四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相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更具可调性，对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更为明显。2007年至2015年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2%为基准进行了几次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波动的幅度逐渐减小。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2.1%。
（二）模型的建立
由于变量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且能使数据的趋势线性化，也能消除时间序列之间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M1、k、E、rd和re取自然对数建立的回归模型为：
■ （1）
其中，c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的数据符合时间序列，为了防止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根据AIC、SC最小试颍选择滞后期，确定其单整阶数。
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表1。当序列ADF值小于5%临界值、P值小于0.05时，结果稳定。运行结果显示原数列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全部变量分别在1%、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为一阶单整序列I（1），符合数据平稳。
表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
注：Y、X1、X2、X3、X4分别表示狭义货币量的自然对数、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表示一阶差分。
（四）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对上述的单整时间序列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可知，LnY与LnX1、LnX2、LnX3、LnX4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具有协整关系的可能。
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除了LnX4的P值大于0.05，其余变量均符合5%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狭义货币量之间并未存在显著的均衡关系，需要剔除变量。剔除之后，我们对剩下的变量再次回归，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2）
其中，c为随机扰动项。
货币供应量与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呈正比，与现金漏损率呈反比，与货币乘数理论一致，各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互联网金融下，自变量LnX1、LnX2和LnX3对因变量LnY影响显著。
从中提取出回归残差序列，发现残差始终围绕着0做上下波动，即存在着残差平稳的可能。为了确定残差的平稳性，对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在一阶差分情况下的P值接近0，小于0.05，且序列ADF值为-6.42，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67，说明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认为在剔除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后的回归方程中，4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狭义货币供应量与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五）误差修正模型
虽然协整检验能够得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的动态趋势与具体的影响过程却难以得到。因此，本文为检测短期内各变量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加入回归残差序列ECM，与一阶差分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做OLS回归得，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误差修正项-0.40ECM（-1）体现了对偏离度的纠正，-0.40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误差修正方程如下：
■（3）
从上述误差修正协整方程可得：误差修正系数值为-0.40，表示每期40%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差距得以调节。误差修正项对DLnY起正向作用。当DLnY负向偏离均衡时，误差修正项会通过正向拉动使其回到均衡状态。
（六）实证结果分析
第三方支付替代率E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11，说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P值为0.03。这说明以第三方支付为显著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存在着正向影响。第三方市场规模的增大，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了正方向的规模效应。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深入，未来的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必然处于逐渐增长的趋势，它也将带动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现金漏损率k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56，说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P值趋于0。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支付方式，使得现金漏损率下降。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也可知，现金漏损率的下降会使货币乘数变大，从而增加狭义货币供应量。现金漏损率在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将会逐渐下降，这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07，说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P值为0.03。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受整体宏观形势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下，虽然准备金需求大幅降低且需求的利率弹性下降，但无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处于何种水平，需求仍大于零，所以准备金率依然是影响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由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部分电子货币开始替代现金，日常支付也从单一现金型支付向多种形式支付转变，因此，逐渐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会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
另外，由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P值并不显著，所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率re在实证过程中被剔除。说明各商业银行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规定存在着极大的自由性，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同的商业银行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因此，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狭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在掌握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现状之后，以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型式开始渐渐融入到传统金融市场中。随之而来的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利率等多种要素的变化，使得调整货币供应量变得更为复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仅使得货币的流动性与层次结构发生变化，而且大幅加剧了货币供应计量的不确定因子。我们要通过研究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动积极地调整货币政策，以期与互联网金融接轨，正面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张军.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与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14（28）：115-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