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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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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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着滞后性以及货币政策缺乏配套性引起的，而制度缺陷和体制障碍则是其深层根源。

（一）资本市场发展规模仍旧偏小，通过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约束。资本市场实现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以资本市场规模大、效率高为前提的，这是因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看，虽然资本市场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规模仍然偏小。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证券化比率的计算乃是建立在占总市值2/3的国有股、法人股尚不流通的基础上，如果剔除占较大比例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规模将会更小。资本市场发展规模的偏小，使资本市场对于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从而使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二）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抑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两个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时，各种市场的利率才能相互影响，并通过价格信号(利率、收益率的变动)引导资金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调控目标。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越高，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就越敏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越高。

从目前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个市场的利率和收益率缺乏内在联系，影响价格信号对投资主体选择金融产品的作用，扭曲了各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二是两个市场的资金融通存在制度障碍，资金流动性较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先于货币市场。但从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程度看，货币市场解决的是简单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短期周转资金，是满足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的需求，是与短期利率相联系的；资本市场则解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是满足长期性资金的需求，与长期利率相对应。而长期利率是受短期利率的影响，因此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而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使两个市场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主体难以根据失真的价格信号变动所引致的各种金融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因而难以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

（三）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不高，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按2004年底流通市值1.14万亿元计算，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仅占同期我国居民储蓄11.96万亿元的9.53％，而在发达国家，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例(GDP证券化率)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国更是高达150％。2004年沪深两市发行98只新股，募集资金共计353.46亿元,约为42.7亿美元，创下1997年以来首发募的最低点，而同期海外IPO的中国企业数量为84家，共募集资金111.5亿美元,海内外IPO募集资金比为1：3。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资本市场自身素质为基础的市场运行效率问题上。

二、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低效率，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需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

1、加快资本市场主体建设。继续推进公司制改革，完善出资人制度，根本解决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弱化等问题。健全上市公司企业制度，改革证券发行制度，调整再融资政策，培育一批治理规范、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办法，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步伐，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注入，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货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金融创新能力，使其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加强证券公司建设，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健全票据流通和转让的组织体系，建立公司制票据专营机构，培育一批高素质的资本市场中介组织；大力培育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2、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增强资本市场功能。主要是：适时修改有关法律和法规，适度降低对上市企业资本规模的要求；改变债券融资相对滞后状况，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长期资金；制定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规范柜台交易等场外交易形式，创建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非流通股转让等若干平台，大力发展市场化产权交易，丰富资本交易形式和交易渠道；稳步发展和规范期货交易、期权交易及其他金融衍生市场，尤其是区域性期货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完善证券公司质押贷款及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办法，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3、实现利率市场化，把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隐性变为显性。近几年来，金融工具不断创新，M0、M1、M2等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切换和规模变动越来越频繁，界限愈加模糊，大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却没有被及时、准确地跟踪统计和预测。统计上的失真给央行设计货币供应量带来困难，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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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实证检验

(一)基于制度设定的透明度量化。通过考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关制度设定来研究其透明度状况，需要对应制度设定的不同方面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细分。在与货币政策透明度相关的制度设定上，Eijffinger和Geraats(2002)的研究区分了行政、经济、程序、政策及操作等五个方面，但这五类透明度实际上存

膨胀反应函数，强调了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相关信息，即货币政策的政策透明度。方程(4)表示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所遵循的一种工具规则，它根据实际经济结构及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而确定，即为货币政策的操作透明度，其中e表示导致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控制利率的金融冲击。

此处借鉴Eijffinger和Geraats的设计思路，对上述每一个方面的透明度都设计若干个问题，并根据对问题的回答及相应赋值来编纂衡量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量化指数。因此可以看出，这种透明度指数设计的基础为中央银行的制度设定和实际政策行为表现，即通过考察各国中央银行的实际制度设定及其实践中的政策操作方式，得到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衡量值。在此衡量标准下，中央银行对所设计问题的回答得分越高，则表明其透明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此对中国、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量化分析(见表1)。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此衡量标准下，我国人民银行与美国、欧洲中央银行的透明度相差较大，尤其在向市场主体公告政策信息和政策操作的相关细节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在实践中反映为，我国中央银行在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的新闻都使用比较原则的语言，公众难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不仅如此，货币政策委员会每次会议时间也并不固定，也未提前告知市场主体和征求公众意见，而且会议上各位委员的发言没有给予公开，这样不利于公众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走向以做出正确的决策(穆良平、程均丽，2004)。

注：目标透明度中的目标特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另外，对上述12个问题的回答，得分上限为12分，下限为0分。

(二)基于实际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检验。基于实际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检验，将视角从货币政策相关制度设定转移至政策当局和市场主体的真实行为，即主要通过考察中央银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实际行为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或行为变化，间接考察货币政策透明度状况。

根据Haldane和Read(2000)的解释可以得知，中央银行的收益曲线变动状况主要取决于其政策目标值与市场值的契合程度，这一解释与上述基于市场行为检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思路不谋而合，即在理性预期假设下，货币政策公告后的市场利率与中央银行目标利率之间的偏差，可以用于间接度量一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状况。这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Haldane和Read的模型进行适应性修正，并将其用于检验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状况。

在上述方程组中，方程(5)描述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x[,t]为中央银行反应方程中变量集合里的任意向量(如通货膨胀、产出等，假定其遵循单位根为α的一阶自回归过程)，k为货币政策的平均传导时滞(一般为12～24个月)，β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解释参数(假定中央银行和私人部门之间关于这一参数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上述模型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中央银行按照方程(5)所表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每一个t—1时刻，根据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ε[,t]来推断x[,t]的变化，并随后设定政策目标。由于私人部门并不了解这一过程，因此其对政策利率的预测，只能基于自己对x[,t]的判断和对的预期来进行，上述过程体现在方程(5)和方程(6)中。如果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目标的告示效应使得市场主体在t—1时刻形成了对t时刻的利率预期①，并且由此导致市场利率发生了变动，此时如果市场实际利率x[,t]和政策利率目标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则意味着较差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因为中央银行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引导私人部门的预期，促使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标趋于一致。在以短期名义利率为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如果中央银行根据对经济状况的判断，确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标并向市场公布相关信息，则通过对实际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目标之间的计量分析，即可有效地间接度量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状况。

具体而言，通过检验中央银行改变基准利率后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然后判断市场利率的变动是否与政策利率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反映为检验所得的相应参数值的大小，最后，根据检验值来得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结论。Haldane和Read(2000)所提出的计量检验模型如公式(8)所示；其中，j表示远期利率的期限(以月单位)，β(L)为关于滞后算子(L)的向量多项式②，该滞后因变量主要用于消除残差可能留有的移动自相关，D为虚拟制度变化变量，用于检验在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前后的不同透明度状况。

鉴于我国目前并未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操作框架，并且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利率市场化也还没有完成，因此还无法形成合理的、市场化的利率期限结构；所以，在对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可表示为：

式(9)中的关键参数为γ，主要用于衡量整个样本区间的平均利率偏差；如果γ[,0]=0，则意味着政策利率改变被市场完全预期到，即市场利率不会因中央银行改变目标利率而受到意外冲击，可知γ值(0≤γ≤1)越小，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透明度越高，反之则相反。

在数据选取上，由于我国同业拆借利率是最早市场化的利率品种，因此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将作为计量检验的数据选取目标。另外，我国目前的官方基准利率包括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这些利率品种中，对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利率影响较大的当属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20天以内的再贷款利率，因此下面的检验所选的基准利率为中央银行20天以内的再贷款利率。由于所选数据样本③的期限(自2002年11月12日到2006年2月12日)较短，并且上述计量模型采用了一阶差分变换，所以，下面将省略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模型的序列相关性检验等步骤，通过利用最小二乘法和软件Eviews4.1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根据检验值可知，γ值显著大于0，因而可以据此得出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较差，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应检验值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没有通过提供足够、有效的信息来正确引导私人部门的预期，以促使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标趋于—致。不仅如此，与一些东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也相对较低。

(三)基于市场主体反映的时间序列检验。在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下，选取货币政策制订者可能会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会议、新闻会等重要事件，通过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场利率水平与其长期稳定状况下的平均变动值之间的偏差，间接衡量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研究思路(AmirKia，HildePatron；2004)。由于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研究，而且，这种量化也是基于市场上的真实行为所进行的，因此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的政策透明度状况。下面在借鉴AmirKia和HildePatron度量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交易利率数据，对我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量化研究。

1.理论解释。假定在初始均衡条件下，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与债券市场交易利率之间的利差为短期债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数量化后透明度为100％)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向公众充分准确地公布其政策决定及意图等重要信息，公众也对这些信息及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完全理解。此时，理论上债券利率与市场同业拆借利率在t时刻的利差应当趋于一致(此处假定利率期限结构既定并且稳定)；而且，即使D[,t]与市场上长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债券的利差均值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在货币政策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也只是暂时性的。

进一步放松假设，如果货币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则上述偏差将不再是暂时的，因为在货币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这有可能使市场主体误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并形成错误预期，致使市场利率的变动与政策目标利率背道而驰。例如，如果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市场主体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中央银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动，因此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在市场上购入债券以便在央行回购时进行套利，市场的这一套利行为会直接加大的值就可以作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一个近似度量，其值与透明度成反比关系。

2.检验模型。下面分三步建立货币政策动态透明度指数。(1)首先将中央银行改变利率(或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例会、央行官员的重要讲话及其他可能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闻会时间选作“事件日”，对于每一个事件日，计算

3.数据、事件选取及检验结果。由于在我国的各种利率品种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交易利率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最高，并且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要流动性来源，同业拆借和债券交易对市场利率的变化都极为敏感，二者不但在满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方面有着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期限结构关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银行间债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几乎占了银行间各种期限债券交易总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为7天的银行间债券交易利率和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将作为计算透明度指数的基础数据来源⑤。

与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中央银行并不向市场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标，因此，事件选取在原则上尽可能重点考虑对市场拆借利率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例会时间、宣布改变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变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银行领导进行重要讲话的日期等都将作为主要事件日，具体整理结果此处刊略⑥。利用上述检验公式，最后计算得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见图1)。由图1可知，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但在中央银行调整基准利率或准备金率的重大政策出台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当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调整、2004年4月25日的准备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调整和2005年5月20日及其之后的几次港币、美元利率调整等，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在一些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上，并没有及时进行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因此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据此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导致市场利率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

通过实证检验可知，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仍相对较低：其一，在制度设定上，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出台过程、所用经济模型及政策操作误差说明等方面，仍没有形成向市场主体公告的制度化；其二，在实际政策操作过程中，人民银行无法做到向市场主体及时、准确地进行公告和政策意图解释，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利率等经济变量在形成过程中还不能得到人民银行明确和有效的引导；其三，从市场主体反映来看，在人民银行有限的信息披露下，市场还很难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当局的调控方向及意图，由此往往会导致市场利率等变量偏离了正常运行状态。

二、研究结论和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知，与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现状还不容乐观。从世界各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可以看出，未来的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将较少使用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水平的方式，而更多地通过引导和管理公众的市场预期来实现。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及时准确的政策信息披露来正确引导公众预期，就将会增加公众预期错误对宏观经济的扰动，致使货币政策操作滞后于公众预期，最终必然加大调控的试错成本。考虑到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不高以及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限制等现实问题，短期内我国还无法建立类似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框架，因此，要通过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根本性变革来提高透明度，这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太现实。因此，我国人民银行着重需要在货币政策的操作或运行上提高透明度，即解决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坚持实际政策操作和向公众告示的内容相一致，以建立货币政策操作的信誉度。另外，人民银行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来确保市场能准确理解货币政策操作的意图，促使私人部门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与中央银行的预测尽可能保持一致，从而降低经济波动，给货币当局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操作环境，并进而利用良好的透明度来提高货币政策通过预期传导的效率，最终建立一个简单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调控框架。

注释：

①关于告示效应的具体理论解释，可参见贾德奎、胡海鸥：公告操作：西方国家货币政策操作的新范式，《财经研究》，2003年第7期，第15～17页。

③检验所用数据系笔者整理自中国货币网同业拆借及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日评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网址分别为http：///和http：//。

篇（4）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篇（5）

杨羿

今年，我加入了一个叫“历史帝国”的论坛。这里面可以随意地发跟历史有关的帖子，也可以和好友交流，是一个很有乐趣的网站。

“历史帝国”里有“官制”，开始是布衣，后来发帖子多了，就可以慢慢地“升官”，从九品、正九品、八品、正八品……“历史帝国”还有货币制度，“历史帝国”里的通用货币是“历史币”。黄金和白银可以用来在游戏中赚取和花费。“历史帝国”还有奖罚制度，对创建版块有功的人，会发给他一个徽章，发了很好的帖子，那个版块的版主会给你好评度。如果你的帖子是恶意灌水，或者是抄袭别人的帖子，你的历史币和白银要被扣掉一些，扣多了，你就会被“降职”。

篇（6）

一、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强大动力

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金融创新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1.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发展,为广阔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增强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利率、有价证券价格的频繁波动,给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但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等新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能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运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

(2)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金融机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积极地引进或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运作效率,金融竞争或以推动新的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的消极作用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

(1)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在金融运行中出现问题都将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金融业,从而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漫延欧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工具多以表外业务进行,并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时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监管是金融主管部门依法利用其行政权利,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管制和约束,以控制金融业整体风险,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促进金融业依法健康稳定运行。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

1.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离不开金融监管

金融业经营活动的失败会导致全社会资金供应者和资金运用者的失败,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甚至会动摇货币制度,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才能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2.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离不开金融监管

真实、及时、准确的信息数据是研究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而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如果没有金融监管或监管不力,就不能保证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健全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在内的金融监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观运行机制。

3.金融监管可以防止金融风险的传播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不力,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没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保证,即使是制定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将其有效地实施,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危及社会的安定。因而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充分发挥防范风险化解危机的作用。

4.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就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这些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需创新与监管并举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必须妥善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把握好监管力度,通过制定适宜的监管政策,积极推动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1.提高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认识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对立统一体,在适度的金融监管下进行金融创新,会促进金融体系在改革中发展。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活动,会为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课题,带来新的制度和规范,从而推动金融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监管的创新和没有创新的监管都不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2.提升金融创新层次

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要引导金融业从单纯的产品创新向产权制度创新、经营体制创新、组织体系创新、市场结构创新等方向发展。

3.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模式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应积极探索彼此合作的协调机制和监管模式,进一步完善三者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交流,规范和健全金融机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使监管体系、模式、手段不断完善。同时将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

4.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当前,以逃避金融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迫在眉睫,加强与相关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我们需要金融创新来为经济服务,但更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林俊国:金融学[M].第一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06:403-408

篇（7）

关键词：篮子汇率体制 神经网络遗传规划 市场因素 汇率安排

研究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可以选择各自的汇率制度。可以自由浮动、可以盯住其它单一货币，也可盯住其它一组货币，后者称为篮子货币制度。篮子货币制度出现得比其它货币制度相对晚。Flanders and Helpman在1979的论文中提出了选择篮子货币的两个目的，即国际收支平衡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如果汇率政策的目的是国际收支平衡，那么篮子币种的选择就应该去最小化国际收支的变化。Bhandari（1985）则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考察了篮子的组成。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盯住一篮子货币体制可以自动地、系统地调节双边汇率，但却不需要产生象盯住单一货币那样的干预成本；而与浮动汇率相比，篮子汇率的波动性更小。因此篮子汇率是固定和浮动间转换的中间地带。

中国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2005年的汇率改革变单一盯住为篮子盯住，汇率决定以市场为基础和篮子为参考。篮子组成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包括4种货币，第二种包括11种。选择这些币种的原因是最小化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许多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作为对中国政府宣布汇改后是否“言行一致”的研究。Jen 2005, Shah, Zeileis和Patnaik 2005, Frankel 2006和Eichengreen 2006的研究发现，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他们认为中国依然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反，Yamazaki （2006），Xu,J 和 H.Shao,G.Tang （2007）， Frankel和 Wei.（2007）以及Xu,S 和Q.Tang （2008）等发现中国已将汇率的重心从美元微量地转向了欧元、日元和其它货币。到目前为止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目前这些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它们仅仅强调了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即篮子货币的安排。本文除了分析篮子安排外还将被忽略的市场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汇率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扩大汇率变动的灵活性最终走向自由浮动，而市场力量的作用是实现这一灵活性的重要基础。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该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线性模型对被选中的货币进行权重的估计。本文认为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决定因素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线性只是非线性的一个特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利用三种不同的人工神经网络（ANN）及遗传规划法（GP）来刻画这种非线性性。据我们所知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前不曾有过。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是数据的介绍，模型的估计和结果的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将来的研究设想。

模型分析

（一）线性估计

参照Frankel 和 Froot (1986) 以及 Frankel (1987)，市场因素由基本面交易策略和技术易策略决定。基本面交易者的决策基于均衡汇率St-1和实际汇率St-1的差异。其中均衡汇率由HP过滤器获得。α是一个正值参数，反映了实际汇率向均衡汇率调整的速度。

（1）

技术易策略将他们对汇率的预测基于对过去汇率的观察上。该种策略的模型种类繁多，例如ARIMA。方程（2）利用移动平均MA，参数为0

（2）

在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中，汇率可以由这两种策略的加权平均决定。在篮子汇率体系中，除了市场外央行也需根据确定的目标进行篮子的安排。StrmbAi代表以美元计价的篮子汇率安排；Sti是篮子中的货币对应美元的汇率，汇率都是从美元角度考虑的间接标价法；γ0是美元本身的权重。

（3）

公式（4）是市场力量和人为汇率安排的线性组合：

（4）

（二）非线性估计

在考虑非线性模型时，将同时应用三种不同的ANN模型：BP，RBF 和 GRNN。单隐层ANN可以由公式（4）延伸成（5）式的非线性情况。

（5）

其中n是隐层神经元的个数，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logsig是传递方程，βij是从输入到隐含层的参数矩阵，εt是误差项。

本文将考虑三个解释变量如下式 ：

（6）

公式（6）中三个不同的βS分别代表基本面策略、技术交易策略以及央行的篮子安排。

数据及估计结果

从2005年7月11日 到 2009年7月11日的汇率日数据来自于美联储的官方网站和俄罗斯央行网站。所用各国贸易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网站。对数据取对数后求一级差分，使得数据平稳。用OLS来估计方程（4）结果列示于表1。

表1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当基准货币是美元的情况，中间是基准货币为瑞士法郎的情况，下面是基准货币为SDR的情况。在每种情况下篮子又分为4种货币，11种货币及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三种具体形式。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的形式是为了检验Frankel教授（2009）的最新发现：篮子份额正向欧元倾斜的结论在此是否成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情况下基本面策略的系数都是显著的，符号也是如所预期的，但是技术交易策略的系数则并不显著。由此说明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中在起着作用，而其中的驱动力来自基本面交易者。

从汇率安排的角度看，当美元为基准货币时，两种篮子以及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瑞士法郎为基准货币时，除欧元外两种篮子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SDR为基准货币时，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两种篮子则并不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汇率安排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欧元的回归结果看，也有Frankel教授（2009）所发现的迹象。

如果比较市场基本面和篮子汇率安排两个因素哪个作用更大，我们发现市场力量中的基本面因素的系数大于篮子汇率安排的系数。

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回归结果随着使用不同基准货币而异。在篮子汇率研究的现有文献中，人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基准货币，例如美元、SDR、金、瑞士法郎及石油等。（Frankel & Wei，1994 Mickinon 2002 Agnès Bénassy-Quéré1997 Marquez，J.& J.Schidler2006， Thorbecke,W 2008）。有时同一个作者会不加任何说明地选用不同的基准货币。（Frankel and Wei, 1994, Frankel, J & S.J.Wei.2007）。本文认为基准货币的作用是为了比较人民币及篮子中货币成员的汇率波动性。选择一个合适基准货币的标准是避免产生偏差而且基准货币的波动对成员货币的影响应该基本相同。对于美元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很难发现符合上述标准的据准货币，第二个标准是基准货币应该“中立化”。它的变化应该尽量小地影响篮子中的货币，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衡量和比较的标准。在此本文定义“中立化”为对成员货币影响的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基准货币的波动越小越好。对于瑞士法郎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以上两个标准都不符合，既没有共同变动类的基准货币也没有中立类的基准货币，那么可以选择SDR。SDR是一种世界性的准货币，包涵了以上两种标准的综合特征。理论上它考虑了影响成员国货币变动的各种因素。同时，本文发现篮子汇率中的成员国与美国都有贸易、投资和债务往来。美元因此会同时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货币变动关系。在下面的非线性分析中我们将考虑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

（一）非线性估计结果-ANN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考虑了应变量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模型的转换等复杂现象的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在具有大规模并行模拟处理、非线性动力学和网络全局作用等特点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自学习及其容错能力，具有传统的建模方法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其对被建模对象经验知识的要求不高，可不必事先知道有关被建模对象的参数、结构和动态特性等方面的知识。只需给出对象的输入及输出数据，通过网络本身的学习功能便可实现输入和输出的映射关系。因此，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高度逼近能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本文中我们将同时利用三种优化算法来实现ANN，即反馈型神经网络（BP），径向基神经网络（RBF）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

BP由P. Werbos于1974年提出，并由D. Rumelhart于1986年发展成为一种无师学习网络参数的模型，它由Delta算法实现。RBF是由径向基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它的收敛速度和学习速度都快于BP。GRNN是于RBF类似的一种神经网络，但相比之下前者收敛速度和精确度都更高，而且对怪异值反应的敏感度小。GRNN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它的网络规模较大。

（二）绩效评估

三种统计量分别为：绝对百分均值误差（MAPE）、绝对均值误差（MAE）和根均方误差（RMSE），他们的公式分别如下：

（7）

（8）

（9）

其中p是样本量，xt是预测的汇率值， 是实际观测到的汇率。本文将计算的结果列示于表2中。

从表2中看出RBF的三个统计量值最小，因此它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虽然如此，与线性模型相比，RBF的不足是仅能提供自变量是否对应变量有解释作用与否的信息，但无法说明这种作用的大小。因此，也就无法比较不同解释变量间解释能力的大小，而这正是线性回归模型的长处。

（三）非线性估计结果-GP

BP，RBF 和GRNN的ANN优化算法很容易陷入误差的局部优化最小点而非全局的，所以可能并非最优化结果。这部分的研究将进一步利用遗传规划方法来克服该缺陷。

GP是一种演化式优化算法，它利用交叉变异等生物中的进化规则来不断繁衍更优的后代。（Koza，2004）（Koza，1992）。

篇（8）

 

一、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现状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普通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经济与管理类专业都把货币银行学作为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教与学，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和方法等。

从普通高校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大纲来看，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按先后顺序大致如下：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利率、金融市场简介、金融机构体系简介、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均衡、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国际资本流动等。教学中一般把重点发在货币、信用、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与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章节上，教学内容主要限于货币与银行。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经济管理专业而言，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按上述内容体系来安排教学存在很大的缺陷，特别是在我国银行以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对经管类专业学生局限于货币与银行的教学内容更显得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

二、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教学内容的专业区分度不够

目前，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的一个缺陷在于，在教学实践中对金融专业学生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教学内容上区分度不够。对于金融专业学生和经管类专业学生而言，作为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的地位有些共性，但也有不同的意义：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还将进一步学习金融学专业的不同分支学科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课程以后，还会学习国际金融课程。而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专业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一般不会再学习金融学中的其他课程。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侧重于掌握与市场、单位和个人分配关系密切相关的金融实践的内容，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策，而对于金融理论的部分可不作太高要求。所以，对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应该更全面一些，但深度要求却要比金融专业低一些，即应在教学中全面地了解现代金融体系及其运行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对货币银行学有清晰和较为全面的认识，而不应仅陷于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运行。

究其原因，与我国的传统有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金融体系还不太健全，很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或者是依附于四大国有银行，多种金融市场没有建立或者刚刚建立，社会融资基本依靠银行融资，其他融资渠道基本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状况下，金融问题基本上就是货币、银行和信贷的管理。所以，在我国传统上的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中，就基本上是以货币、银行和信贷为主要内容了。

（二）教学内容与其他课程重复度高

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有许多重复的地方，特别是在宏观金融部分。例如，目前经济管理专业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中关于通货膨胀等内容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再例如，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也与宏观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

考察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传统的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找到答案，在上述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都有相关内容，而且这些相关内容在两门课程中都属于重要的知识点。特别是近年来的教学评估，要求教师严格按照统一的大纲和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自然会有相关内容的重复。

（三）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不够

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内容所占比重过大。对于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学习货币银行学主要是了解各种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作用、行为，以及金融投资的基本原理。而在目前的货币银行学内容中，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等内容所占篇幅过大，偏重于宏观金融，以及货币政策等，这在当前国外经管类专业的同类课程中，一般也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3～5]二是现代内容相对缺乏。比如利率理论部分忽视了利率的计算和结构；在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中缺乏现代金融中介基本理论分析，也缺乏对一些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运行的分析；在金融市场部分缺乏资产定价基础和选择行为理论。

（四）教材建设的滞后

新教材建设和推广的滞后也是金融学教学内容调整滞后的原因之一。在对高校教学评估、专业评估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使用优秀教材，但是各机构以前评出的优秀教材不一定随实践和理论发展进行调整，实际上，很多机构评出的“优秀教材”在内容上是过时的，“优秀”也只代表过去的优秀，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的优秀。其次是部分教师自身所接受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就是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对策，如果调整教学内容，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补足新的知识，而且要更换原有的教案，这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这导致了教材建设的滞后。

（五）教学内容改革的动力不足

查阅相关教学改革的文献，大都是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也比较重视对教学条件、教学手段、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而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则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目前，我国高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中，每年必须完成的科研量化考核是一个硬约束，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职称评审、各级人才项目资助中基本上都是以科研为导向。虽然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但教学效果评价比较困难，取决于多种难以量化的因素以及难以由教师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此，教师的选择大多是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基础上，以科研为重，而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教学研究中去，从而造成教学内容滞后于金融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现状。

三、经管类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对策

（一）教学内容安排上区分不同专业

针对不同是专业，教学内容安排上应有所侧重。如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金融市场的理论和应用，特别是国际经济市场的理论与应用，应该是重点内容，但这些知识往往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现代金融理论与教学发展的需要。所以，从教师的角度来说，需要不断地学习，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从学校来说，应该鼓励教师到知名院校、到国外学习。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优化教师的配置，对这些新的教学内容确实有困难的教师，应尽量避免安排这样的课程，而相应地安排能够胜任的教师承担本课程，尽量发挥所有教师的专长，扬长避短。

（二）依据学科发展规律和专业特性，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对于经济管理专业而言，在教授金融理论时，重点不是要强调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在知识点上可以相对全面，所以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可以不是很深奥的理论知识对策，而适当扩展金融知识面、增加贴近现实的案例等，以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他们的金融意识。同时，在应用性方面，则应要做相应地加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部分涉及到货币的职能、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经济均衡。这些都是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知识，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所涉猎。在本门课程中，可以采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而不用陷于理论知识点的反复讲解。货币政策部分包括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如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等，我们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如面对通货膨胀，该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等。其次是删减传统内容，货币的起源、发展和货币制度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来说可以删除，只要在货币理论部分介绍货币职能就可以。

二是金融市场部分。金融市场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各类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和工具，教学内容必须涵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基本结构、功能和工具。第一，要增加货币市场及其子市场、资本市场及其子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介绍，这样可以使学生对金融市场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而言，外汇市场的介绍还应有所加强。第二，增加信用与风险的内容，特别是金融危机。

三是金融价格部分。针对经济管理专业的应用性特点，金融价格行为理论可以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讲授，这些内容主要是与利率相关的计算和利率结构、各种有价证券的定价、资产选择行为等内容。从国外的教材来看，这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要特别予以强调。对于现代金融的金融期权和远期协议等内容，可以对其基本内容加以介绍，拓展知识面。而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与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可以适当删减。

四是金融机构部分。金融机构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及基本业务，教学内容必须涵盖存款性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专业）银行、储蓄机构和信用合作机构）、非存款性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机构、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以及金融调控与监管机构。第一，增加金融中介的介绍，我国的银行业改革过程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目前我国银行中介机构已呈现多元化格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有三家已经上市，城市银行中也有几家已经成为上市银行对策，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这些都是新近出现的，在一般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所涉甚少。而对于商业银行部分关于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等内容可以删除，商业银行这部分教学内容可以集中在其业务和功能定位上。第二，增加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介绍，特别是对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储蓄与合作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基本业务的介绍，这一部分是目前的教学中普遍缺少的。

（三）加强教材建设

在教材建设中，一方面是紧跟理论发展的前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超前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因此，有必要紧跟发达国家的前沿理论，保持货币银行学教学的前瞻性，随着理论的发展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要适当超前于我国的实践。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超前的理论作指导。因此，货币银行学教材在内容安排上应该随实践和理论发展适时作出调整，适当超前于本国实践的发展。

（四）理顺教学改革的思路，加快教学改革

学校不仅要重视科研，也要从制度上建立推进教学改革的激励机制。一是理顺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研是提高师资水平、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的强有力支撑。学校可以设立相应政策，引导教师把科研融入到教学改革当中。二是加大教研教改支持力度。对于教研教改项目的立项及实施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三是依托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加快教学内容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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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坦利.G.伊肯思.金融学——投资、机构与管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白银问题的提出而言，明清时人对于白银便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上：一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的问题；另一是这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在币制币材方面，因明初统治者推行无准备金之钞法，致使大明宝钞在前中期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钞法不畅导致流通领域白银的使用逐渐抬头，于是有人主张用白银来作为币材。到了明代后期，“银荒”问题也为时人所关注。关于明代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时人对其印象颇深。面对白银的不断流入，中国国内出现了严令海禁和开放海关的不同主张，这种争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前期，相关的论述也较多，此不赘述。然而，明清时人对于白银问题的看法，或是单纯从币制币材的角度来看待，或是对于白银内流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主张。

近代以降，关于明代的白银问题，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汉升等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关于此问题的介绍可参见笔者的另一论文。从国内外对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近况来看，关于历史上中国货币的盛衰论、进步论等论点逐渐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并且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已经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质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明代白银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依据。白银货币化是不是一种“白银进步论”观点？明代白银在中前期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怎样认识实物货币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货币的结构发生改变并与世界的经济连为一体？

如何不断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问题意识”有多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思考和解读当然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许多不足之处能够得到有关方家的指正和见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场状况与白银问题

对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经济情况的客观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明初货币经济水平的前提。传统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论点束缚，认为明初社会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社会经济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这种整体上的认识，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时间纵向上的考察和经济体各部门横向上的考察。

我们来看看宋、元、明长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方面，全汉升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几篇论文中为我们介绍了自宋至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不断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较宋代而言相差甚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价低或者工资低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产量和销售量规模有限，对经济的扩展很不利，这侧面也反应了经济体的萎缩程度。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香港学者刘光临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经济各部门的货币成分，从价格、劳务工资、贸易、考古出土和钱币数量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中他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货币化政策已经严重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通货供应的不足，使得明代社会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明代中前期经济萎缩的提法越来越值得关注，因为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的角度，这种论点都会得到验证。

1.商品交易与市场的萎缩

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和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具体的表现而言便是商品价格和劳务工资的极端低廉，以及商品贸易的低度发展。

以白银来看，明代的米价在16时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离宋代物价的高峰时期相差3-4倍左右，从铜钱的角度看，宋明物价拉的更大。明代16世纪前半停留在300来文每公石，而这只相当于宋初的水准，距宋代高峰值时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见明代的物价之低。从金银的比价来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为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时代的一半，也即5―6两左右，另还有关于江南绢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

16世纪中叶前明代田价和米价表

（与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价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间，中后期及南宋时期，宋代米加一般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银也高出明代数倍。在田价方面，宋初约为0.5贯，最高达15贯，年均约为6-7贯，折合成白银约为3-7两左右）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资竟相差达到150倍左右（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约为200文左右）。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上半叶。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明代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

“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

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势射利者亦鲜”。农民自给自足，百姓过着与市场不相往来的生活，当然会形成市场和商业的不断萎缩。

实际上，对于明初市场的探讨，虽然要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对于要素市场、远距离贸易、消费需求、商品供给、城乡市场体系等方面细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这个工作只能留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从傅衣凌和万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乐一朝数量较大之外，其他时期的数量远远小于明代中后期。诚如以上所讲，明代中期前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水品不能高估，这从以下的货币分析当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释。

2.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正如笔者认为的那样，白银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处于实物货币性质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实质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迟缓与萎缩。从历史上来看，实物货币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先秦时期的贝币，民族边疆地区的金银货币和盐币，唐宋时期的缣帛，元代的木牌、盐包，明代的谷物、缣帛等，为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实物货币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谙中国货币史的日本学者早就区分了商品货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之间流通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并细致分析了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们对于明代前中期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却殊难理解，因为这样一种世人皆知的贵金属怎么会是一种代表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物货币？这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定位和解释白银在实际流通中发挥的状态和作用，否则明初白银流通的许多问题便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众所周知，研究者对于某种货币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从其实际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待其职能。因故经过仔细探究白银流通的重要时期宋代之后，我们可知白银货币化的观点很难以成立，因为宋代白银作为货币其职能的发挥不仅有限度，而且常常与缣帛等共同使用并称为“银帛”。这个时期的白银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物货币。

自元至明，白银一直在市场中可以见到，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混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情况下，白银往往与谷物、缣帛，甚至像元代出现的纸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实际上的中国货币史，应是各种各样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出现与王朝自上而下试图在疆域内统一币制的努力，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

如果我们证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银也是一种实物货币的话，那么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成果，毕竟前人对于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究可以让我们较为详尽的考察到白银这种实物货币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明代前期，无论是民间土地的契约买卖还是政府的税课当中，都有白银在流通领域的足迹。关于土地契约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论述，故此不讲。关于政府课税折银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史料的记载：

十九年，“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许任土所产, 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

从赋课的史料中我们得知，白银的征收是和许多实物货币一起的。此外，此时期白银的使用领域还包括赏赐臣下，赏罚罪行等特定领域，这从许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不言自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等实物货币的不断抬头与明宝钞的运行不畅相关，到了宣德年间，宝钞达到了几乎需要不时的禁银法令来通行，可见民间用银情况的普遍，据史料载：

“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钞法,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及支盐发卖,专要金银,钞愈不行。”

由此可见，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银这种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整个明代前期不遗余力的施行“银禁”政策，但白银的流通终究开始广泛起来，白银不仅有时单独流通而且常常与谷物、缣帛一起发挥着辅币的作用。

实物货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从对史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实物货币的存在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即贯穿于明代的中前期，这正切合了以上关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3、货币结构的转变

日本学人说过：“考察货币经济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必须研究的主题”。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货币结构的转变，即钱钞结构转变为银钱结构。因为这次转变使得贵金属白银正式确立了主币地位，也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进入了以白银为主且银钱兼用的阶段。实物货币经济在慢慢消退，商品经济逐步得到巨大的释放，社会进入蓬勃的发展阶段，最终晚明社会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

有学者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分析晚明社会变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只想对学界着笔较少的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进行些思考并试图解释。不可否认，这次货币结构的重大转变是与晚明社会变迁同步的，白银兼具贵金属货币性质和世界货币性质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来，引起这次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1.国内货币经济的萎缩和恢复与通货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货币结构进行转变。

2.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然。

3.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以上所述，我们归结起来便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双重压力要求明代货币结构进行转变，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银货币终于摆脱实物货币阶段，正式进入贵金属货币阶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银的流动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际，约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内市场上的白银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在16世纪中叶上下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国内白银流动的市场先期建立起来。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内白银存量的不足始终制约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和起速，最终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加上国内外白银流动市场的切合终于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明代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可靠的剂。

1、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

通过上文所讲，在国内市场上明代白银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国家为了维持宝钞地位而不断施行禁银令的制约，白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流通。政府的课税、土地买卖市场、江南富商大贾的贸易买卖等数额较大的方面可以见到白银的踪迹，很显然在明前期白银的使用在国家法令的严禁之下是较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乐时期，政府禁银比较彻底，以至于民间契约上只见宝钞、缣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统时期，白银的使用明显增多，促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钞法的败坏。宣德时规定：

“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但是,“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沙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一万贯。”

尽管在课税、赏赐方面，白银仍在使用。但是国家法令有时候也会出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从洪武到宣德，在民间仍然有鼓励犯罪罚银的规定，可谓是国家一定程度承认了民间用银的合法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实物货币在宣德皇帝统治时期是运用最广泛的，尤其是缣帛和谷物，这从契约和记载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说过：“实际上，通货不稳定迫使人们转向物物交换的现象，即使到了20世纪，也是反复出现的”。很显然明中前期通货的不稳定一直影响着市场运行的状态，使得实物货币大量存在。市场运行的不畅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对于更高通货的需求，最终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和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

然而在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一复杂混乱的货币使用状况，而是要知道从何时起，白银逐渐取代其他通货逐渐在流通领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规模的白银市场建立起来。从契约的情况来看，正统时期宝钞已经不见踪影，白银已经取得主币的地位。景泰、天顺时期民间使用白银率是极高的。有学者指出：“至成化年间，90件契约中，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交易，从而说明民间交易中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

尽管在正统时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市场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是越来越低，正统时期的年均银课量还最低。至正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大约一百来年的开采，国内白银的累计总产量约为3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唐宋时期的产量。即使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量，据估计总数也不超过5-6千万两。在铜钱方面，据最新的研究显示：从洪武元年到隆庆时期，明朝一共铸币约为320-480万枚，加上唐宋钱的遗留，16世纪时期明代规范铜钱的总量大约为3600-5400万枚，相当于北宋一朝总量的12-21%左右。

明代与宋代货币存量情况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际的国内市场上，无论是赋役方面的田赋、徭役、关税、盐茶税、马政、匠役等折银，还是民间市场上白银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经济的有限规模。据史料记载，：

在弘治时“清江镇，临郡一都会也，山水环绕，舟车辐辏……昔饶裕今鲜盖藏。……百年来人文日盛，而商贾之业衰矣。”

而且，反应通货紧缩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开始收缩海外的朝贡贸易，而且在对待贡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来”的原则出现了与贡使讨价还价的，以市价估之的情况，反映了明中期财政上的拮据状态。

在国际市场上，明代前期白银的流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这个时期白银的流出流进，在赏赐与贸易的相抵之下，净额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的有限规模，而且随着明代前中期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国对于白银有着近乎饥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说：“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市场迅速扩展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这个结论意味着，国际白银的流动是由于中国市场对于白银的极大需求造成的。实际上，学界以前不曾有这样的提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正德年间（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界内要求开展贸易，但是真正意义白银贸易的变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年），官方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使得中国从日本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白银数量。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国输入白银的地方，时间大约为16世纪40年代。不仅日本的许多银矿在此时逐步开发生产，而且他们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通货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国异常需求白银，但是国内白银规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白银需求缺口，于是国际上白银的流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白银贸易的巨大利益开始拉动中西方的供求市场。

2.国内外市场的切合与数量问题

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切合一般认为是在16世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嘉、隆之际。这时期海外白银的流入不仅有日本，还有后来加入的马尼拉、南亚、中亚等地。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和大致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海外白银流入的路线问题。弗兰克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日本-中国、美洲-马尼拉-中国和欧洲-中亚和印度-中国，同时他认为中国在18世纪以前获得了相当于世界产量一半大约60000吨的白银。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流入中国白银的路线主要归结为两条：日本和马尼拉，这条路线上的白银又包含两条小路线，即西属美洲-马尼拉和欧洲-马尼拉路线。万明把这些路线总结性的概括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和中国-果阿-欧洲。总所周知，海外白银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地方，即：日本和西属美洲。因此为了方便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大家倾向性的用这两条源流来分析和估算白银流入的大致数额。

从中外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通过各种类型的贸易从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然而在中国传统时代，由于缺乏数字统计手段使得我们难以确切知晓到底有多少数额的白银流入中国。因此，关于白银数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瞩目和研究。目前，我们从这些研究当中可以得到许多信息，这不仅仅是白银流入数量的问题，更是中外几代学者孜孜不倦融会中西方资料和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见证。

明代海外白银流入数量估算表

对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在学者相关的论著中轻易得到。由于单位和时间的不统一，致使上表的数据的理解还是有点困难。另外对于白银数量的估算研究还可以在吴承明、钱江、刘军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来的这些人，只是因为笔者的倾向性意见，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总是在不断总结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因此以上的新旧结果代表了学界对于白银数量估算问题的大概情况。

大体而言，学者对于自16世纪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估算为1万吨至2、3万吨左右，也就是2亿两至4、5亿两左右，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2-3亿两左右。尽管难以明确，但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难以忽视的数字，因为相比国内白银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的，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评价。有学者说：中国商品和白银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连接，而白银这种世界货币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成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的一个明证。

3.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白银流动的货币意义解释

布罗代尔说过：“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如今学界就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在16世界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论点已经达成共识，其实质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白银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丝绸之路钱币”流通使得中国与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从此，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就中国而言，蓬勃兴起的市场贸易和规模扩大的商品经济使得晚明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代中后期白银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这种流动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以往白银货币化论者（白银进步论者）认为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然而有人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时他们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

笔者以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及其中后期流动的考察，应该从中国独特的货币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说：“无论是货币还是市场都不能独立于制度而存在，对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样”。明代的白银在其中前期一直处于实物货币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体现了明政府货币制度设计构架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同时导致了明代前中叶钱钞货币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面临着急需转变的境地，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银得以摆脱实物货币的地位从而走向贵金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银流动的意义无法低估。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于有明一代白银流通、性质和流动问题的重新考察，笔者以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发挥的作用和性质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银以及其他的实物货币的存在和辅助地位说明了明代经济体的规模和发展程度。通货不足和实物货币的大量存在一直迟滞着明代市场、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所谓危机就是转机。面临市场压力和民间通货需要的明代经济最终又是在市场的影响下选择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但是白银的有限来源使得社会经济的规模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扩大，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为中国货币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因其参与世界的银货贸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银的能力使其商品经济和市场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银内流对中国意义的两种不同论点，旨在说明正确理解中国货币经济和货币结构的状况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指导老师：林文勋教授）

注 释：

丘浚主张恢复金银的货币地位，“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引自文渊阁四库资料，以下同）。王世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顾炎武也说“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录之余》卷2，《禁金银》.

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靳学颜、陈子龙等人为代表，见其相关著作。也可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页.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

（日）柿沼阳平在其最近的货币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盛衰论等观点，同时介绍了日本众多学者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问题的研究状况：货币区域论、多元性货币经济的流通、货币流通领域的层次性和不对称性、货币经济的主角等论点值得关注。见其文：《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导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关于物价方面的变动，还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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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陆太守序》.

在这方面，龙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见其：《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纪（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时期，当然他这个提法是就整体状况而言的，但他没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场状况做出特别的介绍.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关于明代后期的土地买卖状况，可参见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

林文勋：《南诏货币流通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06期.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杨士奇撰《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说：“市井懋迁，难以碎帖。店铺多用盐包纸片，酒库则用油漆木牌。”这里的盐包、纸片、木牌等均是实物货币.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03期。同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可阅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况见吕午：《左史谏草》，戊戌中云“：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87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11.

《明史》卷78，《食货志二》.

《明宣宗实录》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也可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实录》卷197云：“云南专用海肥, 四川、贵州用茵香、花银及盐布, 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 山西、陕西间用皮毛。”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有较具体的解释.

《明太祖实录》卷251中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明会典》卷37.

《明宣宗实录》卷105中记载：“既瞽, 又以母故伤人, 可肴之, 令出银十两, 付死者家备葬。”

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03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46页.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关于明代国内市场上白银的存量，应该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额。据估计，唐、宋、元3朝白银的总产量约为3.7亿两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中间流去国外的数字，实际上白银在宋元时期曾大量流失国外。参见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01期.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详可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号.

崇祯《清江县志》卷1，《市镇》.

田培栋：《论明代的朝贡贸易》，《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页.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03期.

国内的白银市场，既包括商业贸易市场也包括国家贡赋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因而有学者指出中国能够大量吸收世界市场上的白银就是因为贡赋市场的周转和吸纳能力，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8页.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6页.

梁方仲、全汉升、百濑弘以及欧美学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近年来弗兰克、吴承明、万明、庄国土、钱江等学者均有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数量估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颇有成效的成果.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见梁方仲、全汉升、弗兰克、万明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因这些论文和著作经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详细列出。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4页.

篇（10）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229-02

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大学生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提高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是本科教育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研究性教学”，标志着研究性教学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年起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进展，形成科学先进、广泛认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普及创新创业教育，实现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预期目标。2020年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

《国际金融》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根据以往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感受来分析，学生普遍认为国际金融课程具备的特点是“难、杂、远、热”。

“难”：有些问题不好理解，如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债务危机（希腊、冰岛）;“杂”：有的问题包罗万象，如汇率问题;“远”：有的内容距离实际生活较远，如国际货币制度与体系、SDR计价及分配、IMF投票权问题;“热”：很多内容都是热点，人民币升值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规模等。

我国高等院校各级层面都在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灌输知识型教学方法，推行讨论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倡导自主性和个性化学习”的理念影响下，《国际金融》课程采用研究型教学符合教育教学改革要求。

一、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做到个体差异与团队合作的平衡

国际金融课程时要求学生进行分组，自愿分组。但必须符合每组都有男生和女生，每组中都有学生干部。每组推选组长一名，组长对组员进行学习分工。有的负责收集资料，有的负责制作小组讲课的PPT，有的上台演讲，有的负责拍摄视频，每位同学都参与到课程教学研究之中。

二、从课题导入与案例分析入手，结合慕课和网络平台，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做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

课程教学过程中重视训练学生对国际金融问题的研究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本人列举以下代表性的《国际金融》研究型教学学生分组讨论参考题目： 1.比较分析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与发达国家（美国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以2014年或者2015年度分析）;2.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3.结合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国际储备总量管理中应考虑哪些因素; 4.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投资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对象、贷款条件各有什么特点。

课题组列出与国际金融课程相关的研究课题20多题，每组由组长随机抽签准备课题研究的相关资料，并进行组员的分工与协作。包括资料收集，制作课件，上台演讲，拍摄视频，回答其它组同学提问等等。

三、国际金融研究型教学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

国际金融以帮助学生认识和解决当代国际金融领域特点问题为主要目的，具体包括案例分析与点评、撰写国际金融小论文等类型。课题组老师规定案例点评及小论文的规范格式要求。学生可以在相关金融网站及参考文献书籍资料中整理案例，撰写小论文。

四、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做到课程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多指标

在高校，形成性评价则常常体现在对学生平时成绩评定的过程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学生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不应该只关注教学结果（即期末考试成绩），还应关注教学过程（即平时成绩）。平时成绩是高校现行课程考核模式下学生成绩评定最重要的补充。课题组成员非常重视国际金融课程的平时成绩，并向学校有关部门申请改革课程总评成绩构成比例。学校教务处及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批同意调整成绩构成比例。

国际金融课程总评成绩由以下部分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60%+期末成绩×40%;平时成绩由以下部分组成：

1.考勤（20%）;2..学生课堂分组讨论用PPT讲授并由录制视频（8分钟左右）（20%）（讨论题目给定）;3.课程小论文（20%）（3000字左右）（提供写作模板）;4.国际金融案例及点评（20%）（1000字左右）;5.作业（20%）（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