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履职报告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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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069-03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位于陕西省的北部，包括榆林、延安两市。受区域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原因，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平衡明显失调，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相当严重。与此同时，该地区又是能源、资源富集区，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其中，榆林市每平方公里的土地蕴藏6吨煤、140立方米天然气、140吨盐、115公斤油。延安市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紫砂陶土等资源也很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4.30亿吨，煤炭地质储量为71亿吨，天然气33亿立方米，紫砂陶土5000余万吨。目前，以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已成为陕西省的支柱产业。榆林市更是被列为国家“十二五”能源化工业基地。

随着国家、省、市企业对陕北地区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整个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造成了诸如地面下陷、地表水断流和环境污染等新的生态问题，部分矿区甚至出现了生态灾民。如何通过法律调控，实现该地区可持续性发展,是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课题组以支撑利益及法律规制为切入点，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支撑利益研究的理论基础

支撑利益是生态整体主义的集中反映。生态整体主义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石，以生态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现代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生态系统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中。对生态系统某一部分的破坏或改变都可能对整体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反之，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本身有利于构成生态系统的每一要素的生存和发展。以此为基础，生态整体主义者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单元，没有它，有机体就不可能生存。由于生态系统本身也具有价值，因而，我们既对那些创造出来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价值之放置点的动物个体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这个设计和保护、再造与改革生物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的生态系统负有义务。在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下，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和水文等自然资源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自然综合体。依附于土地的矿产资源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支撑与被支撑体系。基于土地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和环境影响的广泛性，赋存于土地的矿产资源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双重属性。因矿产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不仅会影响到相邻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私人利益，还会影响到社会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在法学范式下，我们将蕴藏于矿产资源与其依附的自然环境中的权利和利益统称为支撑利益。支撑利益的功能在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基于矿产资源赋存的地质特性和矿产资源开采的技术特性，支撑利益损害具有影响范围广、累积性、长期潜伏性以及生态修复难、成本高昂等特点。对支撑利益的保护更应坚持环境优先原则。

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自然和社会存在。与其他劳动产品不同的是，生态价值不存在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者即使有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也非常小，近乎于免费使用。生命个体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具有显著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这意味着，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全面综合的、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的方法，把生态问题的各个方面集中成一个完整的形式来解决。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公共利益和要求；二是各机构在分别履行环境责任时要进行有效地协调合作。要做到这样，必需有一个从公益出发而又强有力的政府。公共信托理论正是构造这样一个政府的有力工具。

公共信托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设立的信托。信托的公益目的是公共信托的根本属性和核心要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公共信托理论建立在三个相关原则基础上。其一，某些利益例如空气与海，对全体国民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将这些利益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是很不明智的。其二，这些利益蒙受自然如此大的恩惠，而不是某个企业的恩惠，以至于这些利益应该提供给全体国民自由使用，不论国民的经济地位如何。其三，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增进一般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从广泛的公共用途到有限的私人收益用途重新分配公共物品。基于此，公共信托理论成为公民环境权和政府管理权的理论基础。是对支撑利益给予保护的理论基石。

二、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陕北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监管，整个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陕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因历史欠账太多，该地区生态状况仍不容乐观。

1.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表现。（1）地面塌陷问题严重。在陕北地区，常见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这些资源一般赋存于地下一定空间之中。对矿产资源的开采本质上是对地下特定空间的一种利用。基于空间物理边界的对抗性，受矿产资源开采影响的支撑利益不仅存在于土地与土地、地表与地下空间、相邻地下空间与地上空间之间，也存在于土地分层之间。在矿产资源和其他固体矿石被运出地面后，地下往往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空间四周的岩层在重力作用下，极易发生陷落。这种陷落不仅影响到地表地貌，也会引发山体崩塌、滑坡及地面沉陷等生态灾害。（2）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陕北地区属于黄土沟壑地带，部分沟谷地带是长时期地质变动形成的生态区域。因此形成了该地区居民依赖的“潜水渗流补给的沟谷网水系”生态。矿产资源开采引起的岩层松动和地貌改变，改变了潜水流场，破坏了补给网，影响了沟谷的水量，最终导致井泉下漏、淤坝干涸、树林枯死等生态问题。（3）水土流失严重。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一直是这里的生态难题。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这里的水土流失问题更为严重。

2．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成因。（1）政策导向不利于支撑利益保护。现代政府存在“内部效应”，政府组成人员有自己的利益偏好，有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2）监督机制不健全。与其他地区相比，陕北地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了快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自20世纪80年代，陕北地区大上五小企业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随着环境保护优先理念的提出，陕北地区开始走上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速度仍赶不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导致管理无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部门监管职责既相互交差又存在缺位，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3）矿产资源开发区立法效力层次低。在我国，有关环境立法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和省级国家机关，矿产资源开发区的立法效力过低，制定的相关法律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4）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制定的环境经济政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90年代中期进一步进行改进，对矿产资源开发征收了矿产资源税，用以调节资源开发中的级差收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之后又开征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目的是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察、保护和合理开发，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现在，除了沿用矿山开发押金制度外，有些地方采用征收保证金的办法，进行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包括陕西省在内的许多地方多是按照矿产资源销售量或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生态补偿费，用于生态修复和保护。但这一生态补偿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现行的补偿模式偏重对矿区群众房屋、耕地毁损等严重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对于因生态破坏导致的耕地减产、水源减少等轻度的或者间接的损失缺乏足够重视。对于短期内没有显现的损失更是缺乏考虑。另外，生态补偿标准采取固定价格模式，采区生态治理和恢复投资在资源生产成本中列支较少。企业大多不愿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生态保护。最后，在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主采地区，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没有评估体系和标准，更无从谈赔偿问题。

三、支撑利益保护的法律对策

人类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等都无一例外地参与生态系统的演变。可以说人类的智慧可以超越环境，但在很长时间内受制于生态环境。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支撑利益既是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得以生成的基础，又是度量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准则。产生于工业文明的法律规范的不适性和滞后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创设一种全新的法律规则，以求对支撑利益给予充分保护。

1.我国环境与资源法对支撑利益的保护。如前所述，公共信托理论是对支撑利益给予保护的理论基石。依据公共信托理论，支撑利益属于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可委托给政府。政府应当为了全体公民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个财产。由此，政府和公民之间便建立其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支撑利益公共信托法律构造的核心在于，保证政府尽到善良管理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责任包括立法、司法和物质给付三方面。从已有实践和公共信托理论看，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强化国家责任：首先，修改《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1）建立企业对矿区所在地、资源输入地对输出地、国家对地方的三级生态补偿机制。（2）完善资源税和环境税立法，通过税收解决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设立生态补偿税，对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政策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3）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将煤炭资源税的征收办法，由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其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西方发达国家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是指社会成员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针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可以达到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均衡发展，还可以较好地监督政府的行为。由于公益诉讼必须经过民事诉讼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涉及到诉讼资格，社会公众与政府关系、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公共信托理论给出了圆满的答案。按照公共信托理论，国家是社会公众生态利益的受托人，由于国家的特殊性质不可能亲自出庭参加诉讼，而是将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政府相关部门，由这些机关来代表国家行使诉权提讼。如果国家怠于提讼，公民或者社会团体可以自行提讼。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再次，强化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囿于“管理型”的立法思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地方政府、环境资源监管部门的责任，在责任形式上过于依赖行政处罚，缺乏配套的民事、刑事责任。从已经发生的大规模的环境侵权案件看，生态损害都与政府监管不到位有关系。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建立完善的问责制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制度设计。最后，考虑到生态损害救济技术性强，所需成本高，国家有义务在公众向生态环境破坏者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提供技术、资金以及信息的帮助，协调政府与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社会公众环境权的实现。

2.我国物权法对支撑利益的规制。我国物权法上不存在支撑利益这一概念，与支撑利益有关的权益主要是通过相邻关系、地役权等制度间接予以保护。客观而言，我国物权法的规定过于宽泛，很难对支撑利益给予有效保护。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增设空间地上权。我国物权法虽未明确规定空间权，但实际上肯定了空间权利的独立存在。如物权法第13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在学理上，将这种以地上空间、地下空间为客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称为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空间地上权相比，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空间地上权可以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仅存在于国有土地之上；空间地上权并不区分建筑物的用途，只要是利用他人的土地，就统统由地上权制度解决。但在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因建筑物的用途不同而存有差异，如果是在他人土地上建造农户住宅，则由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负责。对于煤炭资源开采来说，采矿权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在超出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的土地上，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已无适用之余地。这意味着，与集体土地相关的支撑利益主体受到了法律的不公平待遇。国有土地的空间价值得到了肯定，而集体土地的空间价值则成了免费的午餐，由此，极易发生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地悲剧”。采矿权人可以恣意地超越已征收土地的范围，进入未征收土地的地下从事开采活动。这不仅不利于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借鉴英美国家支撑权制度的基础上，增设空间地上权。具体措施是，采矿权人在取得采矿权的同时，自动取得矿区范围内的空间地上权。但其在从事开采活动时，应该选择对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者使用人损害最小的方法为之，并支付相应的补偿。如果因开采活动导致土地失去原有使用功能，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请求采矿权人征收该部分土地或者给予合理的补偿。如果因开采活动危及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主体权益时，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主体有权要求采矿权人消除危险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另外，为了充分保护支撑利益人的利益，空间地上权不得单独转让。采矿权期限届满，空间地上权随之消灭。（2）拓展地役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56条的规定，地役权是指不动产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为了提高自己不动产利用的效益，而利用他人不动产的用益物权。这些不动产虽然不以土地为限，但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其限于土地。这里的土地不限于地表，也可以是地上空间或地下空间，后者即所谓的区分地役权。结合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的现实情况，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地役权的规定对煤炭资源的开采活动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根据煤炭资源形成的地质特征，煤炭资源并非独立存在之物，而是土地的构成部分。煤炭资源与土地的其他构成部分形成合力，共同支撑着地表及其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乃至整体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看，开发煤炭资源的权利也是环境权的重要部分，属于一种环境利益。基于环境因素的生物性、地理上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因煤炭资源的开采而发生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传统地役权调整的范围。传统地役权是为了需役地而存在的物权。但在煤炭资源和其他资源垂直依附于不同地层的情况下，供役地和需役地往往很难确定。在此情况下，强调地役权的目的性限制，实际上是限制了地役权优势的发挥。对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突破需役地利益目的限制这一条件。凡是出于资源的有效开发或环境保护的需要，均可设立地役权。（3）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征收是国家以行政权取得集体、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征收往往导致所有权的丧失，给所有权人造成了损害。因此，各国均对土地征收的条件及补偿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办法等规定，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一般以地表的使用价值为基础，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土地使用权在支付了上述费用后，即拥有了对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其使用范围可延伸至地下一定的空间。显然，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根本未考虑地下空间的财产价值。在我们承认了空间地上权的同时，土地征收就不应该局限于土地的平面划割后的某一宗地的征收，应该包括对土地纵向分层后的特定空间范围的征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降低煤炭开采的土地成本，减少国家对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另一方面，对农村集体组织来说，在保留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土地的利用价值，缓解因资源开采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和集体的双赢。

3.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支撑利益的规制。矿产资源的开采本质上属于挖掘活动。采矿权人因挖掘活动产生的废水、废渣、粉尘、地面下陷等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侵害，如果超过社会容许限度，则构成环境侵权。受害人可以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追求采矿权人的责任。但由于第73条的规定具有一般条款的特性，需要我们结合煤炭资源开采的特性，对诸如归责原则、赔偿原则等问题加以类型化研究。（1）归责原则。以生态平衡理论观察之，煤炭资源及其赋存岩石实际上为地表土地的支撑物。对煤炭资源的开采相当于将这种支撑物拆除，包含着潜在的巨大危险。但采矿权人的责任仅仅取决于，由其掌控的危险是否变更了现实，并不涉及采矿权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因此，与其他危险作业一样，煤炭资源开采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在煤炭资源开采的过程中，存在着侧面支撑与垂直支撑、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足够支撑与不足支撑等多种支撑关系相互交错存在的情形，仅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很难在法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间实现有效平衡。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言，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就没有必要区分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整个不动产支撑利益纠纷就变成了结果责任，不利于保护后来土地利用者的权利。基于此，结合美国支撑权制度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建筑物建设在先，煤炭资源的开采在后，则无论建筑物的重量如何，相邻采矿权人如果具有下列行为之一，则需要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其责任：一是没有告知建筑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即将实施开采活动，以便所有人或管理人提前加固建筑物；二是没有代为加固建筑物。（2）责任构成。煤炭资源开采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进行煤炭资源开采活动的基本安全保障是建立足够的、必要的地下支撑。如果这种支撑为垂直支撑，只要开采人没有提供足够的地下支撑，发生地表塌陷、造成地表土地和地面建筑物损害或人身伤害的，就应当对此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采矿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有无过错均不予考虑。如果煤炭企业所承担的支撑义务为侧面支撑，其责任构成因土地性质的差异而不同。对于处于非自然状态的土地，因煤炭开采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常常表现为三个环节：采矿―地面塌陷―房屋倒塌或人身伤害。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只要能够证明房屋的重量和地面塌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采矿企业就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则只有在采矿企业存在过错时，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采矿企业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则可以免责。对于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其因果关系仅有两个环节：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对此情况，受害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只要采矿企业的采矿行为造成支撑利益人的利益受损，采矿企业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采矿企业能够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有过失，则可相应减轻其责任。（3）责任承担。在煤炭资源的开采过程中，通常要预留煤柱，以防止地表沉陷。如果煤炭开采者擅自挖掘煤柱或者预留煤柱支撑力不足导致地表沉陷，自然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支撑不足或者支撑被破坏，煤炭开采者无权以此为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这是因为，采矿权人负有不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自己之外的第三人侵害的义务。采矿权人的这一义务是法定的，不能通过约定加以排除。即使土地所有人、土地使用权人与采矿权人达成了放弃支撑权的协议，该协议也是无效的，采矿权人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开采活动终止并且地下利用结束之后，如果是因原先开采行为导致矿井塌陷，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时，由于损害与开采行为或管理行为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采矿权人或者相关的管理人员也应对此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救济方式。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结合煤炭资源开采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于煤炭资源开采中的支撑利益纠纷的救济方式主要是恢复足够、平衡的支撑关系，包括消除危险、排除妨害等。如果无法恢复这种支撑关系，则应该给予赔偿。如果损害是持久性的、不可恢复的，则采矿企业应该根据市场评估价格给予全部赔偿。如果损害是可以修复的，采取差额补偿原则。

除此之外，考虑到支撑利益的社会性、代际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在对支撑利益的救济上可以采取社会化救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生态责任保险等制度。就陕北地区而言，目前较为成熟的制度设计应该是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基金所需资金可通过向中、省矿产企业和生态受益区进行征收予以解决。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学项目课题，〈陕北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支撑利益及法律规制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9JK291)］

参考文献：

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通，杨通进译，许广明校.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约瑟夫・L・萨克斯，王小刚译.保护环境公民诉讼战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4.[美]布坎南,平新乔，莫扶民译.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

5.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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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法律援助 协作机制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进入老龄化行列。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1%。某网站20__年曾经调查了解，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中有收入但不固定的占50%；没有收入来源的占10%；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仅占40%。他们的现有收入不能满足养老需要，绝大多数人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从近几年来，我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赡养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向子女索要医疗费用以及交通事故索赔纠纷等方面。20__年度我区受理老年人维权案件共9　起，20__年度，我区加大了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到10月底为止，我区已经受理老年人维权案件42起，是去年的4倍多。

一、 农村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主要原因。

一是社会养老机制还不健全。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障，医疗、生活费用没有很好的保障。一旦生病、住院就会导致经济负担加重，自己无力支付费用。

二是农村多数老年人一生无储蓄或储蓄很少，自力能力差。受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多数老人把一切投入和积蓄都用到子女身上，因而老年生活更为拮据。

三是养老负担大部分落在了家庭。随着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大家庭养老格局解体，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社会逐步形成，这就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家庭养老矛盾日趋突出。

四是随着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许多农村青年没有一技之长，导致其自身经济收入不高，又要养家糊口，对于赡养老人的义务有的兄弟之间相互推脱，有的就能拖就拖，结果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没有着落。

二、 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维权的机制和渠道

近年来，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在维护老年人权益工作中，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依据，本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区老龄委联手，充分发挥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同时积极依托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大力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通过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大大方便了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渠道和途径，可以使老年人特别农村老年人能够多渠道、更加方便便捷地、在家门口享受到法律援助。

三、 不断加大对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

区法律援助中心十分重视老年人维权的宣传工作，经常在《司法信息》上刊登老年人维权的典型案例和维权信息，并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到驻地社区居委会为老年人上法制宣传课，介绍老年人维权法律知识，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在每年的“老人节”、“学雷锋日”，法援中心还协调政法各部门，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专题法律咨询活动，邀请专职律师参加值班解答，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到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完善老年人维权机制的重要保障。对于老年人维权，我们首先要让他们了解有哪些维权途径。在法律援助维护老年人权益方面，必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对于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援助案例，我们通过报纸或者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援助制度。此外，对于一些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由于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有的人平时既不看报纸又不看电视新闻。针对这一人群的特点，我们还经常组织律师、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多次送法下乡，用简单朴实的语言给他们讲解《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告诉他们遇到哪些情况，可以向住所地的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 加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协作机制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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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待咨询方面：

本中心以方便群众求助为目标，强化服务功能，本着“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努力拓展法律援助工作。在局机关底层设置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接待场所，并设置了明显标志，设立了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还专门印制了彩色宣传单与便民指南供当事人取阅。为了接受当事人监督，我们建立了包括接待、值班、岗位责任、重大事项报告、责任追究、统计分析在内的一系列工作制度，并积极推行志愿者律师值班制度，保证接待人员具有法律本科以上专业知识。我们要求接待人员佩戴统一上岗标识，做到衣着整齐，仪表大方，用语文明，温和耐心，推行一次性告知制度，对当时咨询事项进行统一登记。为了保护有些当事人隐私，我们还在大厅设置了等候区与接待区，对涉及未成年人及个别当事人隐私，我们还专门在四楼设置了接待室，设立了青少年维权岗，以充分保护当事人隐私。同时，我们还充分利用12348法律服务热线资源，开辟了法律援助接待热线，向社会公布了咨询电话，并在大厅公示监督电话等基本监督内容。5月份起，中心承办当事人法律援助申请还将纳入效能办网上审批系统，接受效能办的随时督查。

二、受理、审批、指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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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和公寓是学生生活园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校对学生园区的管理在整个高校教育体系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我国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入，高校学生园区管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学生对园区管理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住宿似乎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相当多的学生认为自己就是消费者，就是上帝，而相关物业部门提供服务则理所应当。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则有较大的抵触心理，“只要我不毁坏你的设施，你就无权干涉我的生活自由”。学生的这种心态反映了85后、90后学生的显著特点——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且权利意识空前高涨。但对于学校而言，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园区管理工作，亦是摆在眼前的重大问题。

一、学生生活园区及学生宿舍的法律地位的界定

学生宿舍的性质目前颇具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租赁关系，主体是学校与学生。所谓租赁，“主要是指房屋的权利人将其所有的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行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学校对内的行政管理职能，抹杀了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房屋租赁，“必须要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及登记备案为其生效要件”，0而学生宿舍显然不具备这种生效要件。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公寓性质，主体是学生与后勤服务公司。这与当前“后勤社会化”有关。虽然宿舍趋向于公寓化是一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学生宿舍都已达到公寓标准。而且，即便是公寓标准，也不意味着学生公寓就归属于法律上的住宅范畴。

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学生向学校支付了与居住价值数量相当的金钱，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学生便获得了对宿舍(公寓)的居住权。该行为的性质与购房入住在居住权行使上是一致的，学生一旦获得居住权，公寓便成为供学生居住的场所，这与法律上的住宅’含义是一致的。”。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首先，学校对学生公寓的收费和市场价依然有较大的区别，可以说，无论是学生宿舍或是学生公寓，都带有明显的国家教育福利性质：其次，学生在学校过的是集体生活，这和普通意义上的个人住宅是不一样的。对学生而言，他不能像一个普通的居住者那样任意使用物品，随意留宿同学，他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所以，笔者认为，学生宿舍(公寓)不能等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普通住宅，这是一种带有行政管理性质的特殊住所。学生入住寝室就意味着对学校各项宿舍管理制度的接受，其个人的权利应该被扣减。

二、高校对学生生活园区管理权的法律性质分析

在我国，高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行政机关，但仍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有学者曾指出，管委会与学生之间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宿舍管理权是公权力。。笔者认为高校缺乏行政机关的构成要件，但其事业单位的性质决定了高校对于学生园区的管理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包含了公权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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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商标注册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对商标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三）申请的理由，包括有关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说明。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三）请求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的对象；（四）申请的理由，包括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一）商标注册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放弃申请的证据材料；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的证据，包括被控侵权商品。

    第五条、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六条、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

    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证据可能涉及被申请人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申请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的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的商品销售收益，以及合理的仓储、保管等费用，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失等。

    第七条、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可以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解除，但申请人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人民法院接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第十条、当事人对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确定停止有关行为的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及追加担保的情况，可以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篇（6）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4.03.498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596-02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有效控制血压是降低心血管病病死率及病残危险的关键[1]。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是由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与噻嗪类利尿剂组成的复方制剂。本文选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96例，分别给予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及厄贝沙坦，以观察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临床降压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96例患者均为我院高血压专科门诊于2009年2月至2009年6月间收治的病人。观察组48例，男性31例，女性17例，年龄在38岁-67岁之间，平均年龄48.1岁，病程在3月――23年之间，平均病程9.5年，临床分级：1级16例，2级28例，3级4例。对照组48例，男性29例，女性19例，年龄在35岁-71岁之间，平均年龄46.3岁，病程在6月――25年之间，平均病程10.3年，临床分级：1级19例，2级23例，3级6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高血压分级方面无差异性，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用药期间未使用其它降压药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近期情绪稳定者。

1.3 排除标准 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暴躁易怒患者；多种降压药物联合使用者。

1.4 疗效评价标准[2] 显效：舒张压下降10mmHg并降至正；有效：舒张压虽未达到10mmHg但降至正常；无效：未达到上述水平。

1.5 方法

1.5.1 研究方法 采用两两对比的方式。

1.5.2 研究内容 两组患者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变化情况。

1.5.3 治疗方法 观察组服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每日晨起1片，连用4周；对照组服用厄贝沙坦片150mg/d，连续4周，对比两组患者血压控制情况。

1.5.4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运用t检验及X2，以P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见表3。

由表2、表3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及临床控压效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 论

高血压病是指在静息状态下动脉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增高（≥140/90mmHg），常伴有脂肪和糖代谢紊乱以及心、脑、肾和视网膜等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3]。血压控制良好可以有效的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降低高血压的临床致残率及死亡率。现代医学界普遍认为，联合使用降压药物的临床效果更佳，副作用更少[4]。

高血压病的发病机制涉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该系统由一系列激素及相应的酶组成，通过控制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调节血压和水电平衡[5]。厄贝沙坦是一种有效的血管紧张素受体Ⅱ阻滞剂，可以有效的阻断血管紧张素Ⅱ的作用，抑制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外周阻力，减少醛固酮的分泌，降低血容量进而达到降压的效果；该药的不利点在于，醛固酮的分泌减少会导致机体血钾的升高。氢氯噻嗪是一种有效的噻嗪类利尿剂，主要作用于远端小管前段及近端小管，能够减少肾小管对于水及氯化钠的吸收，促进水液的排除，降低血容量，进而达到降压的目的。同时，由于血容量降低，机体醛固酮的分泌量会继发性增加，引起机体内血钾的流失。厄贝沙坦及氢氯噻嗪合用不仅具有良好的降压效果，还可以使机体的血钾水平相对稳定，有利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总之，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是一种有效的降压药物，且能够维持血钾的稳定，不良反应减少，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 钟勇辉.厄贝沙坦氢氯噻嗪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0，18（8）：1073-1074.

[2] 王慧予.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治疗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1，14（7）：90-91.

篇（7）

（二）进一步强化监督合力。“两官”履职评议工作量大、面广，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一是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注重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通过报纸、网站、微博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全方位地公开“两官”履职评议工作，公示被评议对象名单，公布监督电话和网上信箱，邀请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通过来电、来信等形式反映被评议对象的履职情况。二是充分发挥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的作用。不断扩大他们在评议活动中的参与度，积极组织他们参加法院和检察院的公众开放日，参加被评议对象的案件庭审旁听，进一步了解被评议对象所处单位的工作环境及办案情况。

篇（8）

代表主题实践活动贯穿代表一届履职，区人大常委会认真探索创新工作举措，不断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努力发挥常委会作为代表机关、权力机关的作用，充分发挥代表推动发展的主体作用。

在新制订和修改的有关“代表向选民报告履行代表职务情况”、“保障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闭会期间代表和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履行职责的规定和办法”等相关制度中，常委会细化了代表履职规范，强化了对代表的服务保障和监督，为代表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常委会注重让代表全面了解青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政府重点工作情况，组织全体人大代表分组进行知政性视察，视察内容覆盖了本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农业与农村工作、宗教场所管理、消防安全以及综合经济发展和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另外，每季度组织一次代表听取政府分管领导有关重点工作情况通报，为代表执行职务、发挥作用作好了铺垫。区人大常委会还重视提高代表督办书面建议的能力，组织人大代表对今年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和闭会期间149件代表书面建议中的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对不满意件的重新办理工作进行检查，对书面建议承办大户单位进行检查、对归类解决采纳的书面建议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此外，区人大常委会还及时指导镇、街在村、居建立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代表接待选民建立平台，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组织代表旁听法院对新类型案件的审理、调研社区检察室成立情况，组织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对政府专项工作的调研，使代表深入了解“一府两院”工作情况；另外，还请代表参与进行6项专题调研课题，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区镇人大上下联动 代表活动蓬勃开展

篇（9）

王立堂诉称：2006年4月，原告在《保定晚报》上看到郭德纲所做的“藏秘排油百草减肥茶”广告，出于对名人的信任，便先后在保定购买了两盒北京澳特舒尔保健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藏秘排油百草减肥茶”，但服用后没有效果。随后，原告发现该广告多处违法，同时在2006年4月份《广告监测报告》中，被告早已确定该广告冒用其它产品的相关批号和审批范围，属违法广告。2006年11月9日，原告发现当日的《京华时报》第A17版又刊登了《藏秘排油百草减肥茶简介》及《排油20斤可靠吗？郭德纲开口给证实！》的违法广告。于是，同年11月18日，原告依据《广告法》第六条的规定向被告发出《履责申请》，要求被告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该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要求被告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但被告一直对原告的履责申请未给予任何答复，而《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的违法行为依旧在持续。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如上所请法定职责。

二、逆向审查不作为案件的基本规程

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北京工商被诉不作为案的庭审，我们先将“逆向行政审判方式”逆向审查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基本规程予以公示。行政不作为案件的逆向审查主要分为申请结果审查、法律依据审查和事实证据审查等三大步骤。随着三大步骤的逆向渐进，被诉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是否存在、现状如何和应否予以支持势必水落石出。

（一）审查申请结果。

原告向被告业已提出履职申请是审查被告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的前提与是否合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提出申请的事实之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因此，进入法庭审查阶段，审查原告是否向被告提出了履职申请，由原告举证证明特殊情况外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便首当其冲。原告提出的申请事实表现为系列申请结果，法庭应当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如下申请结果：1、原告何时向被告提出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2、被告何时收到原告所提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3、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哪些具体的“法定职责”，4、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与理由。然后转由被告质证。经审查，除上述特殊情况外，如果原告举证不能，而被告不予认可，那么法庭应当认定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没有事实根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二）审查法律依据。

如果原告向被告提出履职申请的事实得以认定，那么法庭应当进一步审查，即对应原告提出的申请结果，审查被告不作为的法律依据。其一，审查行政主体法律依据。先由被告出示原告请求被告履行的“法定职责”不属于被告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经审查，法庭归纳履行原告请求被告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合法构成要件。其二，审查行政程序法律依据。法庭要求被告出示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程序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经审查，法庭归纳被告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其三，审查行政实体法律依据。法庭要求被告出示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经审查，法庭归纳被告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合法构成要件。

（三）审查事实证据。

第一，审查行政主体事实证据。先由被告出示本单位不符合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合法构成要件的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经审查，法庭认定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是否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如果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那么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审查行政程序事实证据。如果原告请求被告履行的“法定职责”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那么法庭要求被告出示本单位根据原告履职申请已经履行行政程序符合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的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经审查，法庭认定被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程序，履行法定程序到了哪个环节，各环节具体情况如何。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或者只是部分履行了法定程序，那么法庭应当认定被告没有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

第三，审查行政实体事实证据。如果被告完全履行了法定程序，那么法庭要求被告出示本单位履行法定职责符合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合法构成要件的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经审查，法庭认定被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正确履行了法定职责，那么法庭应当认定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那么法庭应当认定被告没有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

三、海淀法院审理不作为案件的不足

海淀法院审理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用的是传统行政审判方式，首先由当事人当庭陈述，其次法庭归纳争议焦点，然后组织双方质证质辩，再就是法庭询问，紧接着进行法庭辩论，终而由当事人最后陈述。从传统行政审判方式的视角观察，整个庭审有条不紊，合议庭控制得当，审判长驾驭有方。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行政审判方式的先天缺陷，随着庭审的推进，被诉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是否应该予以支持，不但没有清晰地呈现在旁听观众的面前，而且连合议庭自己一时也难以定夺，以至于当事人最后陈述后，庭审嘎然而止，没有出现那种即时合议、审落判出、一槌定音的审判效果。那么，如此审判僵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下面我们试着以逆向审查不作为案件的基本规程透视一番。

（一）申请结果审查不够到位。

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进入法庭审查阶段后，法庭组织的当事人当庭陈述及此后诸阶段已经漫无边际自觉不自觉地审查到了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结果。但是，由于审查缺乏针对性、深入性和全面性，因此原告的申请结果虽历经审查，但仍呈朦胧状态：1、原告向被告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时间是2006年11月18日，还是2006年11月20日，抑或是其它时间；2、被告收到原告所提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时间是2006年4月，还是2006年12月1日，还是其它时间；3、被告到底认不认可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鉴于证明提出申请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同时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履职申请交邮时间，并最后认可本单位收到履职申请的时间是2006年12月1日，因此庭审观摩者乃至法庭只能朦胧而不敢十分肯定地得出如下申请结果的情形：2006年11月18日或20日或履职申请交邮时间（如果信封邮戳或邮寄回执日期可以辨认的话），原告以《京华时报》刊登“藏秘排油百草减肥茶”违法广告为由，依据广告法第六条的规定，通过邮局向被告寄交了履职申请，请求被告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被告于2006年12月1日收到原告邮寄的履职申请。

（二）法律依据审查不够到位。

在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不作为行政纠纷中，原告请求被告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虽然王立堂自认为是虚假广告的受害者，但其并未就个体受害而申请被告履行保护本人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因此从本质上讲，原告的“申请履职”行为是一种维护公益式群众举报行为。假设上述申请结果的情形得以成立，那么对应原告提出的履职申请请求，我们可以看到法庭对于被告不作为的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

其一，行政主体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考虑到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系原告提起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因此对于行政主体法律依据以反过来审查为宜，即先由被告出示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不属于被告法定职责的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由于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审理使用的是传统行政审判方式，当事人因不清楚逆向审查规程和逆向诉辩技巧而没有做这方面的应对准备，因此法庭也就无从归纳履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合法构成要件，从而导致进一步审查缺乏基础。

其二，行政程序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对于公益举报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另当别论，为了分析的完整，我们权当原告因被告对其公益举报未予作为而提起诉讼符合不作为之诉的受案范围。在这一前提下，针对原告的公益举报请求，法庭如果要求被告出示收到原告的举报后本部门根据举报反映的事实和请求履职的性质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那么，经审查，法庭即可归纳出被告履行原告为公益而举报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遗憾的是，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审理其实不然，从而导致就“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原告请求，被告应该履行什么样相应的法定程序模糊不清，界定不明，定论难下。

其三，行政实体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如果原告的履职申请终而得以实现，那么对于违法者，被告应当给予的是行政处罚；一旦给予违法者以行政处罚，那么被告应当依据哪些实体法律、法规或规章等具体条款呢？这就是行政实体法律依据审查环节应当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环节，只要被告出示了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给予违法者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法庭经审查即可归纳出被告履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合法构成要件，从而明确得出被告是否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法律准绳。按照传统行政审判方式观念，对于不作为之诉，行政实体法律依据的审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庭审当中自然而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对行政实体法律依据进行审查的情形。如此一来，被告是否不履行法定职责也就失去了法定标准。

（三）事实证据审查不够到位。

从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庭审现状来看，法庭对行政主体事实证据没有审查到位。庭审中，被告已经述及原告所请求的查处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属于违法所在地朝阳工商分局管辖，也就是说对虚假广告虽然属于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但按照违法行为地管辖原则，对原告所请求的查处虚假广告，本单位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如果被告在行政主体法律依据审查环节出示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类的行政主体法律依据作为大前提，那么只要进一步要求并审查被告出示原告举报的违法其所在地属于朝阳工商分局管辖范围的事实证据，那么法庭立马即可认定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是否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但是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没有要求或提示被告出示行政主体方面的事实证据，更没有组织对行政主体事实证据进行质证，所做的只是一味询问或听取被告陈述，因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到底属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庭审过后仍然无法定夺。

如果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那么只要进一步要求被告出示本单位“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符合对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相对人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的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法庭即可认定被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对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相对人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法定程序，履行这些法定程序到了哪个环节，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然而，在审理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过程中，法庭并未如此对应予以审查，因此无法当即认定被告是否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无法当即断定可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

篇（10）

扶贫攻坚事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市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201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常委会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对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集中视察。代表们深入扶贫项目专业合作社了解运行情况，实地查看扶贫点小聚居建设情况，走进贫困户家中开展走访调查。在集中视察的基础上，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要在巩固成果的前提下，整合资源、精准施策，狠抓产业扶贫，壮大脱贫增收支柱，完善脱贫政策体系，汇聚脱贫强大合力。

凝聚发展共识，回应社会关切。常委会以问题为导向，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围绕扶贫攻坚、落实民族政策、促进城市核心区民办幼儿教育发展和全市校园足球发展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常委会主动强化监督，惠及民生。围绕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业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煤化工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常委会主动聚焦中心工作，加快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围绕推进司法公平正义，常委会组织对全市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起公益诉讼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完善监督方式 跟踪督办推动问题解决

连续跟踪问效，维护监督刚性。常委会连续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指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常委会审议意见，对存在问题加大问责力度，全面整改落实，切实维护人大监督和审计监督的严肃性。

督促整改落实，筑牢生态屏障。常委会结合贯彻落实新《环保法》，通过跟踪督查，推动市政府制定出台《鄂尔多斯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试点工作方案》，编制《全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全市环境承载力规划》，出台“四个一律不批”政策规定。对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促进了审议意见的落实。

督办工作中，常委会紧盯问题落实，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书面报告落实情况，要求承担监督任务的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常过问、常督促、常查看，及时了解办理情况。对办理中存在的实际难题，多方协调，帮助解决，促进审议意见更好地落实。通过跟踪督办，常委会基本上实现用“监督―落实―再监督―再落实”的方式解决问题，体现了人大监督刚性，凸显了人大监督权威。

结合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监督工作有力更有效

聚焦财政预算监督，管紧政府钱袋子。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市本级财政预算审查监督暂行办法、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监督暂行办法、预算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建议暂行办法、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暂行办法。常委会在预算审查前广泛吸收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注重预算监督的超前性，预算审查中完善预算监督制度，增强预算监督的规范性，预算审查后加大预算执行监督力度，强化预算执行监督的约束力。

加强任后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常委会审议通过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的实施办法，对履职报告对象的确定、履职报告的主要内容、方式、具体程序、组织实施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履职报告后，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档次进行满意度测评，对总体评价为“不满意”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仍为“不满意”的，将其列为下一年度重新报告履职情况的对象，并再次进行满意度测评。党委组织部门要把人大常委会对干部履职监督情况作为干部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办法明确规定，经第二次测评仍为“不满意”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市委建议调整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岗位。制定这一办法，有利于加大干部任后监督力度，使“由人大任命、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理念更加牢固，增强了依法履职、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清正廉洁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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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十九次主任会议纪要

 

北京市东城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九次主任会议于2021年3月23日召开。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松元主持，共进行了七项议程：

一、研究并通过东城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监督工作计划（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东城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监督工作计划。

会议要求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按监督计划要求，做好各项议题的准备工作。

二、研究并通过2021年东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接待

人大代表工作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2021年东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接待人大代表工作方案。

会议要求代表联络室牵头做好组织落实工作。

三、研究并通过2021年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组织开展“助力

东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主题活动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2021年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组织开展“助

力东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主题活动方案。

会议要求代表联络室牵头，协同相关部门抓好方案落实。

四、研究并通过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产业融合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案办理情况报告的工作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产业融合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案办理情况报告的工作方案。

会议要求财政经济办公室组织落实，按计划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

    五、研究并通过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开展任命人员报告履职情况工作实施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2021年开展任命人员报告履职情况工作实施方案。

会议认为，开展任命人员报告履职情况是贯彻落实监督法和区委五次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对人大任命人员任后监督的探索创新，是任命人员增强法治意识的重要途径。

会议要求办公室牵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与有序衔接，确保报告履职情况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研究并通过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配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工作方案（草案）

会议研究并通过了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配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工作方案。

    会议要求社会建设办公室牵头，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协作配合，按计划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七、听取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的汇报。

会议要求区人大各专委会充分考虑下半年代表换届工作因素，把握时间节点，妥善安排好工作计划安排，认真组织好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要点的落实工作，推动东城区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出席：吴松元  于  静   王中华  许  汇  高丽萍  吕德成

      缺席：王兆康  张树华

列席：邱宏庆  韩  莹  毛惠华  周秋来  付  葵  赵明杰

 许金玉  尹秉欣  孙  彤  王  梅  王志丹  张伯男 

赵俊生  谭树刚  范文华  韩  建  吴  娱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区委、区政府、区政协、区监察委、区法院、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