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意识论文大全11篇

公关意识论文篇（1）

新闻舆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新闻舆论的产生并不是自发的、分散的，而是依靠新闻媒体有组织地广泛传播和引导形成的。新闻媒体不仅是社会新闻的传播者，而且也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和引导者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热切期望。

文化意识的形成根源于文化的存在，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那么公民的文化意识也是社会的文化形态在公民头脑中的反映，它根源于社会存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公民的文化意识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笔者认为公民的文化意识是公民在接触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人类在长期的文化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与智慧的积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作用。

在社会系统中，文化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是大众文化。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要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它承担着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媒体的导向功能对于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众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味地迎合少数受众不健康的情趣，热衷于追求庸俗、离奇的东西，表现出严重的商业化倾向，这种粗制滥造的文化缺乏个性和独创性。另外，媒介帝国主义的侵蚀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横行都严重地影响了公民文化意识的健康发展，新闻媒体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公民的文化意识，为此，新闻媒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正确判断舆论导向的价值取向

******同志提出了新闻媒体发挥正确舆论导向功能所依据的标准，他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这五条价值标准是新闻媒体宣传工作的基点，也是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必须依据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和检验新闻宣传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五条标准也有利于新闻媒体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为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有利于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坚持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阵地

******同志指出：“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必须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有机地统一起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及时如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坚持政治家办报，在严格把握新闻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还应该实行企业家管理，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应该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效益，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刊登低俗的新闻，传播庸俗的文化，影响正确的公民文化意识的培养。

提倡新闻家办报，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

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媒体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感染和熏陶，对于媒体来说，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实为坚持正确的新闻舆沦导向、提高公民文化意识的明智之举。

1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唱响主旋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是中华儿女创造的，经过不断的积累形成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五部分“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因此，新闻媒体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

2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还要勇于改造落后的文化，批判腐朽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带有迷信、愚昧、无知、颓废等落后色彩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严重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消除这种腐朽的文化，让先进文化占据公民思想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对于那些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宣传色情暴力、颓废情绪的东西，坚决予以抵制和取缔，防止任其泛滥。如****和藏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新闻媒体必须旗帜鲜明，坚决予以抵制。

3．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离不开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新闻作品的采写报道都是依靠新闻传播者来完成的，因此新闻传播者的自身素质、文化积淀、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方面也影响着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迫切要求我们的新闻传播者能够具备深厚的政治素养、广博的知识素养、精湛的业务素养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成为文化精英。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修养，对于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着名报人如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都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堪称一个时代的文化楷模。

新闻媒体要在宣传内容上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使公民树立“文化人”的观念

公关意识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83-05

20世纪初以来，公司治理问题倍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学术背景从不同角度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相继出现，由此所引发的争论也涉及到公司治理的诸多层面。这种理论上的竞争确也遵循了理论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促使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深入。但是，任何经济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利益从属性”而带有主观研究的色彩，也就是说，任何公司治理的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都会依循不同的认识论立场为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基于此，本文就公司治理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做一探讨。

一、规范主义认识论

规范分析是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点是倾向于建立正式的数学模型，运用规范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其理论分析秉承了哲学史、经济学史上的规范主义认识论。在规范主义看来，规范并不仅是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更是知识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社会集团的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渗透着各种主观因素。反映在经济活动中，规范分析强调要探讨经济现象的本质，说明某一经济

事物好与坏、优与劣，它是否符合某种价值标准等，其分析结论自然也要受不同价值判断的影响。

规范主义认识论带给公司治理这样的解释：公司治理既有独立于环境存在的“概念思维”的一般性知识，也即韦伯所说的“概念工具”；又有强调由环境改变其含义的“感官实践”的具体。作为一种知识，是人们关于公司治理实践反映的客观知识存在，其理论具有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知识的共享性和可复制性，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公司治理是涉及公司权力的派生、使用和限制的知识，也即各参与主体利益博弈的知识。作为一种具体实践，具有文化主义和情景主义知识的独享性和不可复制性，既包含了研究者长期形成的主观认知图式和主观价值倾向（如萨缪尔森的“主观因素”、库恩的“共同信念”），又有某些意识形态隐含和文化的约束（如诺斯所说的“文化的路径依赖”），它也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公司治理是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正是规范主义的这种“知识社会性”存在的认知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模式识别”能力，如：秉承“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基于“日尔曼文化”与“大和文化”的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等。

基于知识社会性存在的认知，公司治理规范主义分析不是一般的“经济人”假设，而是诉诸这种人性假设所需要的种种转换条件，即如何将“破坏望转化成建设望”所需要的条件，虽然这一思想经由黑格尔（关于“理性诡计”的论述）、弗洛伊德（关于升华的概念）、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等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的论述，但具体到各种学科理论中的转换条件则引起了众多争论。如同其它理论一样，公司治理在证成其理论时，其目的就是通过条件设定以达到“制衡欲望”的目的，即青木昌彦所说的“试图去设计最优的公司控制结构和经理激励合同”［1］。理论预设条件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上的争论。诸如：“股东理论”是力图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真理性；“所有权共享理论”是要说明资本家和劳动者共享一种企业；“相机治理理论”是要论证不同的企业经营状态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利害相关者理论”是要证成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等等。而这种条件设定不是一般的抽象，而是基于对不同文化环境的认知、认同。

当然，在这些公司治理规范分析理论研究中，相互的理论评价和批判不是那种“非好即坏”的主观规范主义，而是“最优与次优”的客观规范主义，因为在众多争论当中，其治理的目的都是力图提供一种合理、合法的“建设望”图景，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对方的理论前提条件，只是说明哪一种理论“最优”。如“利害相关者理论”和“股东理论”之间的争论，他们分别依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观和价值观（青木昌彦语），以求证各自理论的最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以对方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的次条件展开论述。因此，很难说“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不是一种“最大馅饼原则”（the max-pie rule），也很难说“顾及相关者的利益”不是一种权重原则（weighting rule）。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规范性的规律只依赖于人类的意志，并且始终处在完善过程之中。”［2］也就是说，任何理论规范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全社会发挥作用的那些价值判断，而“唯一的纠正的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作公开的批评。”［3］

既然规范研究不能穷尽所有的价值判断，而公司治理又以其利益诉求多元性天然地存在着多项规范命题，加之经济政策要求，公司治理理论客观上或显性或隐性地存在着许多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多项规范命题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构建该项理论的“普适性”的企图。仅就规范分析的“股东论”而言，有以奈特为代表的“主观风险偏好差异”的理论与方法，有以阿尔钦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的理论与方法，还有以哈特为代表的“委托―”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格罗斯曼等人的“不完全契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样，不同的学者以其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图式抽取其不同的规范性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由此所引发的方法论争论可见一斑，更不用说概念工具本身同时也存在着多项性联系，以至于理论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琼・罗宾逊语）。可见，试图以一种理论或方法诠释一种复杂现象的想法是多么不可能。正如海尔布伦纳所说：“每个社会科学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愿望去执行他的任务，论证他所研究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社会秩序”［3］。

但是，也应看到，规范主义公司治理理论和方法确也存在着一种形而上的风险。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的危险”。由于规范主义的认识论逻辑是由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推理，而且往往涉及那些既不为真也不为假的价值判断命题。这样，公司治理理论有时不得不依赖于思辨性的推理而不是证明性的推理，但也极易走向其“社会存在性”的反面而流于认识论知识的一般话语，形成一种“知识上帝”。规范研究提醒人们：“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要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诠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态度。”［4］

二、实证主义认识论

实证分析是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中又一重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统计分析、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实证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就必须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经验之外。因此，根据经验来探讨事物的“因果关系”、“外部世界的不变的必然性”。在经济认识论上，实证分析就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做客观的分析，并根据这些分析来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至于这些现象背后的诸如本质之类的问题，则不予问津。

基于这样的认识论背景，公司治理实证研究范式坚持对事实的陈述，并通过对大量的经验质料的观察，以一种统计的方法把复杂的现象进行抽取、量化，“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底限度”，通过对决定或影响公司治理可能存在的一些先后关系、相关关系及相关度的研究，以此试图发现公司治理深层次的规律性东西。从大量的资料来看，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治理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即从不同的角度选取公司治理结构的某一方面，如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总经理更迭等，其假设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与公司经营业绩有关。二是治理结构与公司外部因素关系的实证研究，即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受到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Demsetz 和Lehn 在对511家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因素不取决于股东，而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外部因素［5］。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内部关系的实证研究，即主要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不同特征或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如同任何实证分析一样，公司治理实证分析是基于对大量而有限的公司治理实践经验的观察、数据收集和统计基础上而进行的研究，而这种可观察的经验陈述无论如何都是单称命题，而其理论则是全称命题，从逻辑上看，显然不能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如果依照证伪主义的标准，无论你有多少条一致性的经验陈述，从理论上讲，都不能得出其必然性的知识，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证伪足以一个由多个或无数个单称命题构成的“全称命题”企图。比如：在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实证研究中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论，而有的学者则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不相关。以至于一些学者感叹：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业绩和价值的关系似乎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再如：关于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虽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负相关，但是，关于董事会构成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形成相反结论：一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或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仍有许多学者发现，董事会构成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事实上，导致上述研究结果差异或相佐的现象也不足为奇，因为以强调经验数据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究，在强调过程演算和严格推理的情趣下，恰恰放松了对经验数据意义的理解。我们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一切经验证据只有“在场”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经验数据只有在一定的情景文化中才有意义。在这里，抽象掉的恰恰是公司治理实践经验数据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且不说对同一问题可能得出相反的正、负相关关系或无关系，即使结论是相同的，也很难说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因为经济学的、管理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甚至是文化学的，不同学科的精神和信仰招致了对公司治理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分析路径、价值依赖也各有不同，因而经验数据的实证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实证主义直接导致了公司治理研究数学工具主义的大量运用。可这里的问题是：体现各种关系（包括利益关系、伦理关系、责任关系、法律关系等）的公司治理是否都具有可计量性？不可否认，表征着经济利益这一关系的价值和价格是可以量度的，但从抽象意义上，公司治理所体现的其他各种关系有时是不可计量的，“你无法精确地量度所有制，无法量度分配方式，更无法量度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因为利益有多大未必一定意味着责任意识就有多大，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管理学中的“懒惰人”假设的合解是：公司治理参与者往往会以最少的责任意识（逃避责任倾向）试图获得最大的当下利益，因此，结构主义的公司治理不可能直接推导出情景主义的公司治理，这也是我国目前公司治理“形似而神不似”关键所在。数学工具主义的滥用的直接后果是，除了带给人们一种数学语言高度抽象的简洁美和空旷美的审美感觉之外，丢掉的恰恰是公司治理原本的丰富性。

当然，实证主义同样会遭遇其研究风险，由于公司治理实证分析只是叙述事实，而不是说明事实，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因而淡忘了所有规范分析的内容，其风险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要知道，在现实中由于公司治理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关关系，究竟哪一种或哪几种相关关系直接决定公司治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显然，实证主义的结果主义不可能给予完全回答。

三、比较主义认识论

比较公司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范式，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治理进行研究。在比较主义看来，事物存在的特性在于其自身的差异性，它与事物的同一性互为辩证，同一是多样之于差异的统一，差异是同一的演绎。反映在经济认识论上，比较分析强调，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组织存在着差异性，因而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作用都会有不同的国别经济形式。结构主义的比较主义注重经济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作用、经济运行目标和运行方式；历史主义的比较主义则注重从文化、历史、地理等本质因素的比较，以说明经济现象存在的多样性。

比较主义认识论中的公司治理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就其“同一性”而言，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直接带出了委托―关系问题，而现代公司的发展又使得公司的公共性质日益彰显，这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公司“私域”和“公域”的两难困境，如何适应现代企业这种发展状况和趋势，是所有民族和国家公司组织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就其差异性而言，公司治理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都存在着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有着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相近文化背景也存在着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即使是同一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其公司治理模式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公司治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基本事实，为我们比较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公司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尽管目前比较研究得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与区分；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的比较；三是对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这些比较分析多是以时间、地域、民族、国家为条件的，其共同点就是试图从中寻找一定的、统一的标准尺度对公司治理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各自的基本结构情况，进而揭示其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作用、运行的目标和运行方式。

理论比较是公司治理比较分析中重要方法。不同的比较前提自然带出了不同的理论比较，如：有的学者从外部约束条件将公司治理理论划分为金融模式论（或金融市场模式）、市场短视论和利害相关者论；而有的学者则从目标约束条件将公司治理理论划分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以及股东利益为主导的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7］；还有的学者从文化约束条件把公司治理分为个体优于集体的英美公司治理文化、集体优于个体的德日公司治理文化。一般而言，理论比较的目的就是在现存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去构思设计理想状态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背负着业已形成的价值观、文化观的认识图式，无不遭遇到自身现有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局限，因而抽取出的比较条件只能是局部的、甚至是现象的，无论你如何抱怨说某个根本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在公司治理的目的和手段的选择上，目的的近似性和中间性总是让我们感觉到方法使用上无所适从，这正是公司治理比较主义分析所引发的理论争论的原因所在。

与理论比较相比，公司治理的经验模式比较则试图逼近现实。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的比较目的是试图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公司治理制度中抽象、概括出一般的治理模式，因而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表现，它使得人们对复杂、多种公司治理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公司治理模式获得一种整体结构上的清晰认识。在这方面，通常都是从这几个方面的比较条件概括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所有制与决策方式、金融市场、公司监控主体、股权结构、经理激励与约束等。无论是Morland的比较结果（将公司治理分为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和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两大类）［8］，还是Stephen教授的比较结果（将公司治理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9］，甚至是其他学者的比较结果（如：外部监控的公司治理模式、内部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家族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内部人”控制模式等），这种“专科”性的比较容易造成对一组或多组比较要素的放大性解释，尽管它是经验研究的必需。这就不难理解许多学者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因了。

为了克服理论比较和经验比较所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数量结构比较大量地运用于公司治理研究，所谓数量结构比较就是通过选取一定的公司治理成果的数量指标进行横向比较，从而说明不同环境下公司治理运行效率、发展水平的差别。采用这种方法，通常选取的指标有：股东交叉持股的比率、经理收益率、股权的数量结构、公司利润率、董事会规模等。数量结构比较虽然比较直观、简洁，但是，由于公司治理制度不同，在自愿的选取和统计上口径是不一致的，这就是反映出来的数据并不完全真实，因此要使同一指标下的数据要具有可比性，需要经过复杂的折算。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根据能够占有的优先资料和知识面程度，选取不同的指标加以比较，很容易导致比较结论欠科学和合理性。可以说，数量结构比较在试图淡化规范比较主义比较的同时，而使实证比较主义比较走向极端。

需要说明的是，比较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局限。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往往只能进行一些微观的、部分的比较，却很难进行宏观的、整体的比较；只能对研究不同问题的成功方法进行比较，却很难对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成功方法进行比较。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同一，而是差别。……比较的任务既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则我们不能认为数学为最能圆满达到这种目的的科学。”［11］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中不同研究范式的事实陈述，其目的并非仅仅说明以上三种经济思维自身所遭遇思维方式和认知图式的局限，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相互之间借鉴的趋势，而是要通过对这些局限性的探讨，试图说明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对公司治理的解释力。

首先，以“事件和时间”为研究特征的公司治理实践，经由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和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之后，其文化因素退居“幕后”，但作为公司治理事件和现象“生命体”的特定文化原本 “是在其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司治理因文化而存在、因文化而生动、因文化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任何公司治理是而且只能是特定文化中的公司治理。

其次，以“观念和认识”为研究特征的公司治理理论，其知识结构的生成和发展依据的是观念的嬗变，从责任观念、社会观念，到制度观念、平等观念，这些不同的观念分别维系着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事实上，这些观念的形成和实现方式正是文化的体现，或者说，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尽管一些公司治理理论企图以纯粹的逻辑推理而远离意识形态。

最后，以文化概念为分析工具可以弥补目前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不足，形成一种公司治理的文化理论研究，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或泛文化主义所造成文化的“意义真空”，而是基于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实现历史与逻辑、分析与综合、符号感性与理性思维的结合，并形成一种完整的体系，由此获得文化对公司治理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282.

［2］杜金沛，邢祖礼.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J］.财经研究,2005(12)：41-53.

［3］(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67,149.

［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3.9.

［5］陈郁.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78-305.

［6］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4.

［7］冯根福.中国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的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经济学家,2006(3)：13-20.

公关意识论文篇（3）

1998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访问中国时说：“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①在我国社会民主氛围日渐浓厚，公众民主意识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行使话语表达与舆论监督，成为了一种趋势。这个公共领域需要通过具有公共精神的新闻评论进行理性的引导公众意见的表达，协调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为例，其新闻评论发挥的公共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尤其表现在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公民通过参政、议政、选举、监督、依法维权等一系列活动，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民主意识、权力意识、法律意识等明显增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公民的平等意识、规范意识和理性意识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②在现实生活中，经济飞速发展使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多元意见的碰撞，都需要新闻评论正确引导公众。

新闻评论担当了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重任。如《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日的评论《调整收入分配重在还富于民》指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发展模式可简短地归并为三点：修养生息、还权于民，还富于民。通过公共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措施来实现公民收入的合理调整和经济的增长。而公众对中国公共服务的评价与监督正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再如12月29日的社论《公车改革就是要削减既得利益》，这篇评论的论题关注了公务用车改革的问题，文中提出，公众对于耗费公帑无数的公车意见很大，对于为了治理拥堵而提出的公车改革只有是着眼于削减公车使用中受益群体的利益，那么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两篇评论的论题都关注当下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制定以及公共服务问题的意见表达，体现了公众主体的参与意识，对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

伴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中，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的趋势，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诉求欲望。公民通常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表达及交流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而所谓公共事务，是指攸关公共利益，与人们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能够被人们所感知或体验的客观发生的社会事实。比如物价问题、房价、就业、社会医疗保险、医药、反腐倡廉等等。这些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往往属于热点问题，也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何引导公民理性地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新闻评论的重点。在寻求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新闻评论往往发挥着公共精神，找到各方利益的一致点，帮助公民进行理性地表达。

如12月3日的社论《菜价涨到底与哪些因素有关》就是针对当前菜价飞涨现象，公众现阶段承受的收入增长乏力和物价上涨太快的双重阻击而评。同月9日的社论《多数家庭买不起房提醒调控勿放松》，作者指出，从居民收入与房价比来看，“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多数民众的购买能力”、“中国多数家庭买不起房”。文章提醒政府，必须拿出真正有威力的一系列的调控办法与措施，来解决公民购房难的现实问题。14日的《城市治堵追求效率更要求取公平》社论则是根据当前交通拥堵现象治理方案而征求民意的评论。这些评论的论题无一例外都关注着公众现实的利益诉求，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三、合理引导公共舆论

舆论，它是社会群体对某种事件或事态发展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与议论，是一种社会思潮。舆论在任何时候总有正确与错误、全面与片面、唯物与唯心、辩证与僵化之分。“它虽然不具有硬控制的强制作用，但它能与社会的政治力量、法律力量配合，共同发挥调节社会、规范人们行动的作用。有时，舆论甚至可以发挥政治、法律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③一定的社会舆论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评论则是一定的社会舆论的文字表现形式。新闻评论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等发表议论，能及时迅速广泛的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意愿，从而合理的引导公共舆论，发挥舆论导向和监督的作用，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如11月11日的社论《有效监督权力重在公民参与》指出，“公民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公民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愿意积极行使“公民四权”。公民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公民参与监督公权力的运作过程，既有积极性又是法定权利。12月19日的社论《必须警惕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警示腐败已经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危险，起码在某一些人群心中，官员及其亲属享有特权和特殊利益，公职人员生活富奢、动辄身家天文数字，似乎变得司空见惯，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在愤怒之余开始用羡慕的眼光旁观和努力。进而提出，“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从观念上不再回避，是下一步催生和启动权力健康运行之道的必要前提。这时，新闻评论在公共领域对于合理引导公共舆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新闻评论作为人民群众的公共话语平台，是人们思想、观念交流的重要场所，通过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合理引导公共舆论，树立起了新闻评论的公共精神，这不仅仅是新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125

②刘杰：《执政党与执政文明》，时事出版社，2006：341

公关意识论文篇（4）

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前文提到的那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迅速走向现代化成为数代中国人不懈的奋斗目标。为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直接从西方拿来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用以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革新和改良。直接从西方移植的做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这种以“搬用”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理论创新方式长期下来便定型为一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必然会造成外来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偏差。尤其是如公共行政学这种原本就缺乏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科理论，在从西方搬用于中国时就更容易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显然的是，这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至今依然没有本质的改观。

主观原因则表现为学界“拿来主义”、“普适价值论”等学术观念及功利主义的学术心态。“拿来”之说最早缘自鲁迅。鲁迅“拿来”之本意并非盲目引进，而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鲁迅见解不谓不明智，但用“拿来”一词表示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很容易导致“不必费心，只需搬来”的误解。历史对此已有所证明，在“拿来主义”影响下，每当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出现问题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国外“拿来”什么理论以及怎样把该理论原样运用到中国，而非潜心去探研我国公共行政学自身的问题所在。而今，相当一部分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仍然崇奉“拿来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不仅强化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外来理论的依附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程度。所谓“普适价值论”是指有些学者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存在着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且又进一步认为西方理论就是这种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理论。“普适价值论”的流行直接导致的不良后果是，部分学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美国化，完全忽视了中国特殊国情。在这种学术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就必然相隔得越来越远。至于“学术功利主义”，特指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放弃对学术真善美的追求，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视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学术成了捞取其他社会资本的工具。受这种浮躁学风的影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创新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就是研究家自娱自乐、逐名求利的工具。对于公共行政学来说，这样炮制出来的所谓公共行政学理论，不仅仅是与行政实践相脱节的，而且完全与行政实践失去了关联性。

那么，如何摆脱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窘境呢？我们认为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力倡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二是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所谓“现实关怀”，并非平常意义上的完全出于个人感受或者受个人情趣驱使去关注现实生活，而是指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要善于洞察和关注行政实践领域里的新变化和新动向，从而为本学科理论研究的展开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样,本文所论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亦非那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而虚构或炒作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皆非出自研究家的“现实关怀”，不能反应行政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与“现实关怀”相关，还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对自身理论发展完善的关注。两种关怀对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都很重要，我们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现实关怀”，是因为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长期依附于西方行政学理论，把西方理论作为其理论创构的基本依据和范型，事实上已经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断裂，也造成了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脱节。因此，为解决“脱节”问题，有必要首先通过加强“现实关怀”，尽快将“依附型”理论创新模式转化为“自主型”的理论创新模式，从而把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构重新拉回到中国行政实践的坚实根基上。

公关意识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106-0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顺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做出的科学决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思想对大学宗旨的诠释,意即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大学更须致力于大学生精神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其重要作用不可忽视,高校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

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

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强盛,大学生作为青年优秀分子群体,也在迅速成长。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80后大学生”以坚强的意志、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自我进行了重新诠释和定位,纠正了以往人们对“80后”的看法,得到了社会的赞许。但这是作为团体的“80后”展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具体到个人来说则不尽然,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会看到“80后”那些为我们熟悉且质疑的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特质。例如,他们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辩证思考的能力不强;他们追求理想,但动机趋向功利化;他们的自我设计愿望强烈,但自我评价比较片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鲜活的内容和生动的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引导、指导、培养大学生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高扬远大的理想风帆,形成奋发向上的人格风貌。培养大学生共同的理想信念,应着力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满足大学生成长需求上下功夫。当代大学生越来越重视个性培养和自我设计,越来越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中只是一味地对学生灌输诸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等抽象的理论,过多地重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而严重地忽略了个人的价值,教育教学难以满足学生追求个人价值和幸福生活的需要,这种远离学生个人需求的教育,并没有在思想感情上真正触动学生,导致缺乏学习的动力。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必须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必须理直气壮地去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内在价值,应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事例,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因势利导,使学生感觉到“祖国”、“人民”、“社会主义”、“集体”这些看似离学生很遥远的概念,实际是与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要使学生认识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大学生的精神支柱,更是大学生取得学业、就业、创业成功的思想保证;再例如,我们在讲诚信时,要使学生清楚,诚信不仅是人对美德的一种追求,也是年轻人立足社会、求职、就业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学生的认可,从根本上增强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力和实效性。要在将大道理讲透的同时,将小道理讲深,让他们切实认识到理想信念教育一辈子受益,从而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要在回答好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对各种问题尤其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兴趣浓厚。我们必须努力增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要在回答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要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努力提高他们学理论、用理论的兴趣。

第三,要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网络时代,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性加强,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的园地。高校要打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主动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的要求,建设一支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强、熟悉学生思想状况和上网规律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大力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专职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和学生骨干队伍建设,不断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更高的水平发展。

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大学生建设和谐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

我国要“着力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迫切需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的综合素质。而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强弱从根本上关系到整个国民的素质,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

当前,大学生的意识形态状况,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他们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市场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但是不少大学生对公民概念理解模糊,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不甚了解。主要表现为:主体精神的缺乏,对自己应有什么权利、应承担什么义务没有明确认识,导致学生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要么是对社会不闻不问,对关心时政的人大加蔑视,要么则是空洞的激昂,他们能在民族大义面前挺身而出,但回到日程生活中却缺乏社会公德意识,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基本行为规范,不注重公共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等。大学生的这些思想道德表现都是公民意识淡薄的具体体现。公民意识成为大学生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在进行公民教育时应抓好以下环节:

第一,课堂教学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主渠道。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要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公民意识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开设独立的公民教育课不太现实,因此,可行的方案是把公民意识教育融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把公民教育课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该突出公民教育的内容,注重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思想道德课和法律基础课,包含了公民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治教育的基础课程。当然,大学公民意识教育还应该渗透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

第二,要建立一支淡泊名利、没有浮躁之心的教师队伍。时下高校公民教育师资状况不甚乐观。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不断强化师资的培养,鼓励年轻教师读博士、大学师资出国培训,考察外国教育的体制和课程,这是必要的,但培养的目标侧重于培养训练师资的专业知识,而对教师的人文教育缺乏认识。取得学位的教师又忙着发表“学术论文”获得“学术成果”,急功近利的人多,急于出“成绩”的人多,真正能够耐得寂寞,从点滴做起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人少之又少。目前由于我国高校中尚未形成独立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任务,主要依靠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这就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件远离功利、十分琐屑、平凡、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培育学生的公民意识,应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包括遵守学校的日常规章制度、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加强学生自理、自立能力和行为训练、提高实际生活能力,等等。这就需要教师不能急功近利,要能够沉下心来,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课堂上,耐心地、年复一年地去诚恳面对那些刚刚成为或即将成为公民的大学生,和他们一起讨论身边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考做人的道理。

第三,校外活动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大课堂。要形成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使其延伸到学生的校外生活中。哲学家罗素在谈公民教育时认为,公民教育一方面要求受教育者遵守法纪,能与社会的同类和谐相处,具有社会正义感;另一方面要使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教育人懂得乐趣,懂得生活的美好。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受教育者关爱生命、关爱他人、关爱自然,培养学生“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这些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完成。一方面让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生活,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感知生活的乐趣与美好;另一方面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向社会,让他们真正了解国情,了解生活的艰辛,使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如扶贫支教、支持慈善事业等活动,对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理解更加深刻,达到知行统一,加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感、民主意识和爱国精神。

三、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建设和谐社会的人格精神

要营造和谐环境,构建诚信社会,就要继承人文传统,升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它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人文精神流淌在人们的血脉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灵魂。

当前,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人文知识面偏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心理承受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较差;有些大学生的语言行为不文明,抵御各种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较差等。人文素质的缺乏导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寓德于教,学科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具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关系,引导大学生在增长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使其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学生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同时,应注意相关学科知识的介绍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一方面要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注意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真理的力量感染人,培养学生先进文化理念,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另一方面高校应注重发挥各学科、各种学术活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和普通课程中内含的理性的与道德的因素,对于学生道德发展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均蕴涵着广泛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涵,自然科学给人以宽广的心胸,历史可使人认识世界与民族关系,文学可陶冶人的情操,地理可养成人对环境的正确态度,体育可增强人的竞争、合作意识。各学科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互相融通之处,学科教育对品德意识、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精心设计,健全人格。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与其他专业学科密切配合,进一步研究学生的认知、抒情、审美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研究通过哪些有效途径来培养学生感情、意志、智力和能力的发挥,通过什么手段和形式来培养学生享受生活、发展独立人格与不断完善自身的自律能力,从而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形成牢固的人文科学知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修养,涵养人文精神,塑造完美人格。开发学生追求和谐、公正、博爱、仁爱与自由的倾向;培养学生为人处事的理性能力和善良的心地;培养批判、反思又不失同情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态度;培养学生致力于自我实现与整体和谐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培养与人相处的善意和谅解能力。

第三,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高校所有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级各类课程所蕴藏的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资源,需要我们教师加以深入发掘。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

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说过:“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于消除市场经济使人“物化”的危险,淳化师德,涵养师生心灵,发扬人性之善,培养健全人格,修己立人,推己及人,改良社会风气,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阵地真正成为知识、思想、理性、道德的诞生之所,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公关意识论文篇（6）

党的十四大提出新时期这一重要论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入阐述了这一精辟论断。新时期的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的滋生也不可避免。警察面对新时期的一些状况，要做到与时俱进，这是对警察工作的要求，也是新时期最显著的标志。

警察公共关系的产生有它的时代性和理论性，它是公共关系理论、方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与特定历时条件下下的公安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和实践的产物。与其说它是一门公共关系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管理科学或者管理艺术。警察公共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要求下，对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功能和行为做了规范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时展的要求。警察公共关系包含公安机关以及民警、社会公众和信息传播三大要素。在这三大要素之中，公安机关和民警是主体，社会公众是客体，信息传播是途径和方式，主体对客体产生着支配和指导作用，开展的活动都是针对客体进行的，途径和方式的选择和执行状态，又直接影响到客体接接收主体信息的效果。所以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中央13号文件）提出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目前，各级公安机关都需要努力探索、实践新时期和谐警察公共关系的路径。由此可见，和谐警察公共关系，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无论是对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和谐警察公共关系在推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一）丰富构建新时期社会文化，促进新时期社会和谐发展

警察公共关系具有鲜明的警察特点，它是一种行业文化，是公共关系基本原理、方法与警务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包括民警思想意识、文化素质、民主意识、职业道德、价值准则及警营文化氛围、公安民警形象、警察精神等。警察精神作为警察公共关系的核心，凝聚着外层行为文化、中层管理文化以及内在精神文化。这三者构成了构建和和谐警察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弘扬健康向上、积极奋进、甘于奉献的核心精神体系，才能形成优秀的精神品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不仅和谐警察精神文化，同时也能丰富社会文化，促进全社会的和谐。

（二）丰富构建新时期社会文化，促进和谐奋进的警营

要促使整个社会走向全面和谐，就要保证社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和谐。公安机关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警察公共关系有自己独有的一套价值体系和标准规范，运用相应的形式，诸如：关爱、激励、提高、促进、尊重和理解等方式来促进民警在警务工作中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从而激发广大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成献身和无悔于公安事业的职业理想和精神追求，以一种核心的精神品质和高尚的职业理想来促进公安民警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形成和谐的警营氛围。

（三）丰富构建新时期社会文化，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

警察是人民大众的保护伞，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对于和谐警民关系，做好警务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安机关良好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还能塑造良好的公安形象，提升人民大众对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肯定和信任，促进警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警爱民、民拥警”的良好社会氛围，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极大影响。

二、新时期要求下我国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不足

轰动全国的杨佳袭警案案发后，从中反映了警察公共关系的建设的不足。事件导致警方在这次事件中陷入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危机之中。

形象塑造是公共关系塑造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警察的形象塑造对警察公共关系塑造影响重大。人民大众对警察的评价和态度，突出体现在对待警察处理社会事件的过程中表现的言论和立场。“杨佳袭警案”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足以引起公安机关和全社会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映出我国警察公共公共关系建设存在的许多不足。

（一）警察公共关系理论修养欠缺，实践意识有待提高

1.服务意识淡薄

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一部分警察有着先天的优越感，在面对人民大众时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报案简单应付甚至敷衍了事，对待群众事务推诿拖拉，展开警务工作时蛮横无理，与群众对话时言语刻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使人民大众有苦不敢言说，有难不敢求助，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下降，警察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反之，当警务工作需要人民群众的配合和协助时，大多数群众也选择拒绝或回避，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此种现象，在基层组织表现尤为突出。

2.沟通意识淡薄

沟通是指可理解的信息或思想在两个或两个人以上的人群中的传递或交换的过程。作为公权力的实施者，在和谐的警民关系时需要警民之间的互动沟通，民警应当积极主动的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主动沟通，了解公众的思想状态，注意与群众感情的联络与培养。随着警民之间关系的拉近，相互的信任和合作也会得到有效的提升，实现警民合作的良性互动。

3.职责意识淡薄

作为法律的执行者首先应当是法律的遵守者，这是警察最应该认识到的一点。特别是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相应的程序规定办事，坚决保证程序合法。当前，人民大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随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在不断的加强，因而对警察的执法过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二）警察公共关系的核心认识不足，警民关系需要重新界定

警民关系常被形容成“鱼水”关系，实际上导致了公众在警务工作中成为了被动的追随者。然而警察和公众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是单纯的机械相加，也不是单纯的谁依赖于谁。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之间一旦缺失其中一方，突出表现为警察丧失工作对象和协作伙伴，人民大众丧失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所以，在“鱼离不开水，水可以离开鱼”这个“鱼水”关系的理念指导下，警察在警务工作中唱独角戏，公众也容易消极抵抗或者直接对抗。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警务工作中来，是新时期和谐我国警察公共关系的路径探析需要努力的方向。

当前，有不少学者将警民关系定位为“伙伴”关系，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说法。这既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平等，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协作，在促进二者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对我国的警务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三）警察公共关系的精髓理解不够，服务与暴力之间需要平衡

当前，在部分警察办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刑讯逼供的现象，同样，暴力袭警案件也时有发生。这是近代来我国警务工作中比较凸显的情况。由于制度的缺失，部分警察在遭遇自身人身财产安全遭受侵害时，无法果断地使用强制手段，遭到公众的伤害时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警察防范意识、应急处理能力也存在明显缺陷。在有的案件中，警察甚至已经成为伤亡惨重的绝对的受害者。刑讯逼供现象和暴力袭警案件的存在，向警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在刑讯逼供让警察的形象遭到严重破坏，同时暴力袭警的又对警察的权威造成挑战。警察公共关系在努力的寻找平衡这二者的关键，在服务与暴力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

三、新时期和谐警察公共关系的路径

（一）抓好理论研究和学习，提高警察公共关系的理论水平

思想认识是否到位，是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能否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前提。行为的实现直接反应着思想认识的高低，工作的落实，直接体现了思想认识的程度。理论武装和实现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警的思想认识水平、决定着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成败。目前，虽然公共关系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发展，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还有一部分人对此认识相当局限。公共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三陪”，同样，警察公共关系也绝对不是庸俗的“关系”，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下，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警察公共关系，才能应对好新时期社会新形势下面临的巨大挑战。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暴力机构，在新时期仅仅依靠强制和惩罚来行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警察的公共关系就是警务工作的一剂良药，是警民关系和谐的润滑剂。解决好思想上认识的不足，就必须抓好警察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学习。

（二）抓好与大众媒体的关系，服务警察公共关系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和民警都应当了解和重视大众传媒的舆论作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大众传媒，与大众传媒开展多形式的沟通与合作，引导大众传媒为警务工作服务，消除大众传媒对公安机关和民警形象的负面报道和宣传影响。大众传媒可以将公安系统和社会联系起来，又能引导、控制和代表舆论，无论是塑造还是诋毁，都能够创造舆论环境。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对公安机关和民警，特别是对公安机关和民警形象的影响日益凸显，它能够教育公众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变公众的认识和对公安系统的态度，不仅能够给予公安机关和民警社会地位，同时也能监督、制约公安机关和民警行使权力。所以，媒体作用的发挥在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关意识论文篇（7）

题1的参考答案是――

证明“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对于促进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题2的参考答案是――

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是有局限的。（中国在建设现代“公共空间”的进程中应避免以家族完全代替个人的倾向。）

由参考答案可知：“公共空间”或“国民意识”和“必要性”或“重要性”为语义（信息）核心，以“社会变革”为重要修饰语，它是“必要性”或“重要性”意义指向；以单句为语言形式；以正面为言语的角度。经过一定量的实际阅卷后，阅卷组提供的评分细则补充了三个可得满分的答案：A证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个人意见的必要性；B以事实证明“莫谈国事”不利于社会进步；C从清王朝的崩解灭亡可以看到，“公共空间”、“国民意识”能封建专制，促进社会变革。

A答案包含“公共空间”和“必要性”这两个核心短语，但其“必要性”的指向没有涉及。B答案包含与“社会变革”语义相似的“社会进步”，以反面为言语视角。C答案则包含了“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和“社会变革”三个核心为语义（信息）核心，虽然由于“封建专制”这几个词语使“社会变革”的所指有些缩小，但核心语义（信息）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确定这三个答案与参考答案的语义（信息）偏差度为零，阅卷组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我在阅卷的过程中，还看到以下几类答案：

第一类：

1 说明国家要进步，国民必须要有“公共空间”意识。

2 论证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发泄和表达，这样才有利于社会进步。

3 举例论证在公共场合理性地表达真实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让社会进步。

4 举例说明只有当见解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和辩论，才能推动社会变革。

5 为了体现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6 论证了公共空间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7 举例说明了在“公共空间”表达不满和意见可以指引国家进步发展。

8 阐述人们需要一个公共场合来表达个人意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类答案中，都含有“公共空间”“社会变革”和意思分别与之相近的“公共场合”“社会进步”等，我们可确定其信息偏差度为零。前四个答案以复句为言语形式，第一个答案为假设复句，后三句为条件复句；后四个答案为单句。第8个答案中“人们需要一个公共场合来表达个人意愿”与下文第四类相似，而“这是历史的必然”，运用的是判断句形式，它暗含有“社会进步”“社会变革”的语义信息，因此同样可视作零偏差。

第二类：

1 论证在公共场所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重要性。

2 通过举例论证了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重要性。

3 通过论证清王朝灭亡的原因，突出并表达了理性的“公共意识”的重要性。

4 突显公共意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在这类答案中，都出现了核心词语“重要性”，其中前两个答案都包含“公共场所”（它与参考答案中的“公共空间”意思较近），而后两个答案中都包含“公共意识”（可理解为“公共空间”的意识）。我们也可确定它们信息偏差度为零。

第三类：

1 说明中国逐渐拥有了一定的公共意识，并对中国社会变革起了一定作用。

2 表达出甲午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家，形成公共意识，促进社会变革。

3 说明中国人民的公共意识的觉醒，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提。

这三个答案都包含“公共意识”和“社会变革”这两个核心词语，但其论述的范围明显缩小：由普遍的人类社会变为具体的中国社会。因此，它们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但得满分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类：

1 强调说明了真实想法和意见可在“公共空间”中表达。

2 强调应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

3 说明在“公共空间”中，要汇集私人的意见、看法为公意。

这类答案都包含“公共空间”或“公共场合”，都提到要表达意见，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提到其作用，可理解为隐含其“重要性”或“必要性”这一信息。在语言表达上是有些不足的，也有些微信息偏差。

第五类

1 为了说明私下应尽公民义务，但不满与意见应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和表达。

2 突出只有在公共场所，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

3 运用事实论据论证了不是所有的意见、不满都应在“公共空间”得以表达。

4 在公共场所应该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在私人空间应该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义务。

第1个答案信息偏差度比第四类高，其信息焦点并不在“要在公共场所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重在突出发表意见的场合限制，其意义只有与“私人空间”对照时获得，因此其信息偏差度较高。

第六类：

1 与康德的看法形成对比，引出下文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变化。

2 反衬出在公共场合自由议论的重要性，要让人在公共场合自由发表意见。

第1个答案中包含核心词语“国民意识”并言及意义，而说运用对比的手法则明显有误（不过可忽略不计）；但“引出”后部却是个陈述句，这种语言形式是极不恰当的。第2个答案中的“反衬”一说则完全错误，因而这一答案阅卷组判得一半分数可认为是恰当的。

第七类：

1 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说明人们应该有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2 使“在公共空间要表达个人意见”这一论点更深入。

这两个答案具有相同的语义信息，既包含第四类的语义信息，又指出了援引中国历史有关的材料的效果或作用，但两者的信息焦点是不同的。答案1侧重于阐述观点，答案2侧重运用的效果或作用，因而答案2的信息偏差读较答案1高。但由于“目的”与“效果”之间本身也存在交叉，不能截然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也基于对效果的认识与预期，因此答案2也可适当给分。

第八类：

1 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

2 说明了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理性，要让人说话和辩论，不然不会形成公共意见。

“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言语信息符合参考答案，但由于它充当答案1“意识到”的宾语，整个句子陈述了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观点，改变了信息的焦点。答案2中，由于加上了“不然不会形成公共意见”一句，“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理性，要让人说话和辩论”的意义变为“形成公共意见”，而使信息偏差度陡然提高。

第九类：

1 进一步论证“公共空间”是一个表达自我观点、主张的地方。

2 说明公共空间应该是一个汇公议的场所。

3 为了论证“公共空间”可以是不满与意见得到发泄与表达的地方。

4 强调“公共空间”是一个将个人意见汇集为公意的地方，说明公共空间与国家的关系。

前三句考生以判断句的形式阐明“公共空间”的含义，而题目则着眼于“公共空间”的意义，尽管两者存在联系，但角度明显不同，可谓答非所问，信息偏差度极高。而第4个答案的后句涉及到“公共空间”与评分细则中一个答案（“……，从而影响了社会变革”）相似，可得1分。

第十类：

1 表现“公共空间”中要的是理性。

2 有力说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意见需要理性。

3 说明有了“公共空间”才会有“公共意识”，“公共空间”是“公共意识”的基础。

这类答案与第八类有相似之处，它们与参考答案处于不同的语义层次与信息焦点，信息偏差度也为零。

第十一类：

1 以实例说明中国人在清王朝晚期就有了“公共意识”。

2 突出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空间，并形成了公共意识。

3 做为一个例子，写出了中国人民在何时有了“公共意识”。

4 写出了中国历史关于公共场所等的发展与变化，写出了中国人“莫谈国事”这想法的来源。

类似这样的答案为数不少。其明显错误在于它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没有言及“公共空间”“公共意识”的意义（重要性、必要性），因此它们的信息偏差度同样为零。

以上我们把考生题1的答案大致分成了十一类，并通过与参考答案（包括评分细则）的对照，简略地分析了两者存在的差异，它们的信息偏差度基本呈为由低到高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思考来信息偏差度，如（1） 信息偏差度内涵。（2） 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3） 信息偏差度的成因。（4） 信息偏差度与判分的关系。（5） 研究信息偏差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6） 研究信息偏差度的意义等。下面逐一作初步的研究。

（一）零及低零偏差度的几种情况

除了考生的与参考的答案完全相同或核心词句相同外，以下几种情况也可能为零偏差度。

1 同义词或近义词。

同义词或近义词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的语言层面的，这不言而喻。另一种则是动态的临时的言语层面的。在一定的语境里，一些原本没有语义关系或有明显区别的词会临时变成同义、近义的词语，从而与参考答案构成同义关系。如前三类答案中的“公共场所”“公共场合”“公共意识”“社会进步”“国家进步”等分别与“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和“社会变革”意思相近、相关。另外，本题第2小题对于黄宗羲的设想的评价性“不合理”与“有局限”和“不认同”“表示疑虑”“表示担心”等也具有同义性。

2 正面与反面（正面与侧面）。

最初的参考答案是从正面来说的，而后来的评分细则的答案B“以事实证明‘莫谈国事’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一考生答案“说明没有公民意识是不行的”都是从反面来说的，两者也可认为构成了同义关系，其语信息偏差度为零。而“诠释真正的公不应以家庭为本位，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则是正面与反面的结合。

3 概括与具体（本体与指代）

如题2的评分细则答案A“指出黄宗羲的公共空间的设想有局限性”与答案B“引述黄宗羲的设想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不合理性”相比，前者较概括后者较具体，而“对黄宗羲的设想表示不认同”则更为概括。至于“阐明作者对这一设想的疑惑与担忧”则干脆用“这一设想”来指代了。

4 显豁与暗隐（直接与间接）。

相对于参考答案来说，有些考生的答案并不显豁，它们的信息是暗藏的。如“强调应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证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个人意见的必要性”相比较，“应”的表义是暗指的，而“必要性”是明指的、直接的。

5 情感态度的强与弱

情感态度强弱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模态词的区别。如第四类三个答案分别用了“可”“应”和“要”三个模态词，其表达的态度大致呈由弱到强之势。但这种差异在这里可忽略。题2评分细则满分答案A“指出黄宗羲的公共空间的设想有局限性”，而一半得分答案A“指出黄宗羲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前者“有局限性”态度鲜明，后者“还是”其表达的情感态度是暗含的，强度明显减弱，因此我们可认定两者存在较为一定的信息偏差度。

6 不同语言单位间的同义

短语、单句与复句是不同的语言单位，在特定的言语活动中，它们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传递一致的信息。如第二类答案1中的“在公共场所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重要性”是短语，第一类答案6中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是单句，而第一类其他答案都是复句。

（二）较高和高偏差度的几种情况

1 信息焦点改变

第七、八类答案主要属于这种情况。尽管它们包含“在公共空间要表达个人意见”和“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合乎参考答案的主要信息，但这些考生都改变了信息焦点，要么侧重效果作用的表述，要么侧重对事实的陈述。

2 信息主次颠倒

第九类答案表述的是公共空间的含义，第十类答案表述的是在公共空间发表意见的原则，第十一类答案表述的是我国公共空间或公共意识的发展历史（题2答案也有类似偏差，如“运用黄宗羲的例子，指出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现象由来已久”和“说明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的由来”）从语义的逻辑关系来看，它们与公共空间或公共意识的意义是有内在联系的，但它们在该语段中并非主要信息，对它们的论述都是指向必要性、重要性的。因此，这类答案其实是主次颠倒、主从不分，以至答非所问。

3 范围改变

第五类答案3：“运用事实论据论证了不是所有的意见、不满都应在‘公共空间，得以表达。”而文段明确指出：“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这样，把全体缩小为部分，范围明显改变，信息偏差度较高。

4 信息模糊

第九类答案4中的“说明公共空间与国家的关系”的“关系”与评分细则所列“……，从而影响了社会变革”的影响，信息模糊，态度不明。

当然，从逻辑上看，以上这些较高的信息偏差度必然还存在信息缺漏等情况。

（三）非核心信息偏差的几种情况

1 知识性偏差

第六类答案1“与康德的看法形成对比”中，并非构成对比；答案2“反衬出在公共场合自由议论的重要性”中的“反衬”则完全错误。这类偏差其实并不是表述上的缺陷，而是知识性的偏差。自然，其偏差也是有程度之分的，因而要区别对待。

2 范围偏差

第三类答案1和答案2表述的是“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而不同于参考答案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革普遍的意义，这里范围明显缩小。

3 时间偏差

“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在时间上并没有限定，但第二类答案4“突显公共意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却限定在“当今”，而文本第4段论及的恰恰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当然还适用于当今和未来），这就不符合作者的本意，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信息偏差。

4 信息冗余（或无中生有）

这种偏差表现为答案中出现了文本中没有传递的信息，它是多余的信息，虽然它未必错误。如题2的一答案“说明中国古代公民意识表现，但因封建礼教束缚仍有局限性”，其中“但因封建礼教束缚”文章并未言及。

（四）信息偏差度与判分（宽严度）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信息偏差是客观存在的。从内容上说，有语义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在其他题型、题目里）上的三种偏差；还有核心信息与依附类、限定式等非核心信息偏差；其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偏差度有高低悬殊。显然，判分的高低与偏差度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偏差的情况复杂，偏差程度的不同，而分值总是有限的（本题只有2、 1、 0这三个分值），这就产生了多对少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把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弄清，加以合理的分类，并根据不同的类别配以不同的分值。通常，与核心信息、中心信息偏差度高的，不得分或少得分；有部分偏差的适当给分；而没有偏差或偏差度极低的判满分。那么，对于非核心语义偏差的答案该如何判分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不能有明显的、极端的知识性错误，尤其不能与核心语义、文本信息不一致甚至矛盾，否则应扣分。

判分除了与信息偏差度这类学术因素有关外，它还在很大程度受考试的性质、类型、目的甚至试卷期待分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它们都影响着阅卷标准的宽严程度。宽者，可适当减少核心信息；严者，不放过非核心信息，对答案的同义性严格审定（如对同义词的认定等）。宽严影响对信息偏差的分类与判分。当然，但对于同一场考试的阅卷必须保持宽严一致。

（五）信息偏差的成因

1 文本方面

对同一个提问，题1的得分率远高于题2，显然前者的信息偏差度要远低于后者，这体现了信息偏差度的文本因素。（这是同一文本的不同语段体现的差异，更不必说不同的文本了）同时，题1考生答案中直接提及“重要性”“必要性”的少，而答类似“说明中国人在清王朝晚期就有了‘公共意识’”倒不乏其例，这跟语段中出现几个时间词语和文义的隐含性有关。

2 知识与能力方面

这类信息偏差是由考生在语文等方面的知识缺陷导致的。如上文提到的“对比”与“反衬”两个术语的使用。文体是人类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产生的言语样式、功能变体，它决定了阅读的策略、思路与方法，而文体意识的薄弱与识别能力的不高，必然导致考生阅读策略的不当，最终导致了出现不少考生从“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答题的错误。对一些词语理解的错误，也使得考生答题时的表达不明不准。如，“关系”与“影响”两词，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指向，而参考答案是单指正向的，这就产生了信息偏差。

当前，高中学生普遍存在着逻辑思维能力不高，理论素质偏低的现象，因此考生对这一类理论性文章常常表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主次颠倒、以偏概全，甚至有不知所云的情况，答题时自然产生较高的信息偏差度了。

至于试题本身的难易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就从略了。

（六）研究语义偏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信息偏差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研究信息偏差度的最直接理论依据就是现代语言学、文章学、阅读学与信息学等相关理论，它主要运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如语义场、语境、语义关系等）、现代修辞学中的同义形式理论、话语分析等原理，通过对考生答案的分类并与参考答案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把握信息偏差度的分布趋势与特点，探究其产生的原因等。

（七）研究语义偏差的意义

1 规范参考答案的编写

许多参考答案的编写者具有丰富的经验，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我们也认识到：参考答案尤其评分细则要力求准确、明确、简要，又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和预测性，要明确什么是核心信息，什么是非核心信息，并对有些难题作出不同得分的原因说明，以增强参考答案规范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2 提高阅卷的科学性、公平性

通过对参考答案、评分细则和部分考生答案的比较分析，总结归纳并预测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明确信息偏差度与判分的关系，进而确定主观题阅卷的基本策略、步骤和方法（如查找核心词语，判别词语与句子的同义性，确定信息焦点等），从而降低语文阅卷的主观性、随意性，提高科学性、公平性，而这就是研究明确语义偏差度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3 指导语文教学研究

借助对信息偏差度成因的分析和减低信息偏差度方法的探索，有助于规范语文阅读教学的内容、策略和方法，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 制订语文主观性试题的阅卷规范

公关意识论文篇（8）

【作者简介】李 华，法学（政治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人类政治意识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意识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则是上述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1]。作为人类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文明本身也是多维度的，深入地看，政治心理和政治道德属于政治人的认知、价值图式，是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之维；而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则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属于政治意识文明的理论之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理性化与世俗化是有效支撑和彰显政治意识文明性与现代性的两个核心特征[2]，而人类政治意识文明的基本特质和标志就在于其心理维度与理论维度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有效获致。

一、理性化的认知和价值图式：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之维

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无论是面对自然抑或自身所处的社会都需要其进行以信仰和守持为基本归属的认知与价值图式的建构。人无认知及价值图式则无法直面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政治上，秩序与失序交替相寻，除非在日常事物的混乱之上察见一个超越的先验秩序，否则很容易导致绝望”[3]。此外，人类一方面以特有的方式建构分别与自然及社会有关的认知、价值图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亦在创造自身。因此，在人类的认知与价值图式之中，自然与社会的因素本身必然是相绞合的，即人类具有某种将自然伦理化与将社会自然化的倾向，以寻求消弭内心中对未知的恐惧，以获致内在与外在的稳定性。“天的现象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忽略过。人一定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依赖于某些普遍的宇宙状况的。日月星辰的升落，四季的周而复始——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在原始神话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的众所周知的事实”[4]。属于心理维面的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是文明政治意识的一个基本特质和内在要求，这意味着文明的政治意识必须以政治人对自然的去魅化的实践性认知为导向，必须以政治人对社会的主体化参与性认知为导向。此外，文明的政治意识还意味着政治人能够良好界分与权衡针对自然与社会的两种不同认知、价值图式。从人类政治意识的文明化进程来看，不同阶段的政治人在上述过程中分别是作为“下民”到“臣民”再到“公民”这三种不同性质的认知主体，分别受“神—人关系”“天—王—民”关系及“理性的人、自然和社会关系”这三重关系的规约，逐渐完成理性化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的，这一理性化的认知、价值图式的有效完成即标志着政治意识心理维度的文明化。

首先，在人类政治意识发展的肇端，“神—人”关系主导着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是影响人类政治意识形成过程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先前的人，觉得发光的大气，太阳和它的火，暴风雨时的云雷，诸如这一切，均系神自身，正像儿童把他的周围看作极乐世界，并把他的泥人，他的木马，当作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处于而同期的人类，也以一己的影像认识自然”[5]。因而神话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人基本意识形成之初的基本内容和展现形态，“神话就是那种意义的生命体，构成一种不但反映还阐明人生基本过程的语言”[6]。在政治思维完成“哲学的突破”之前，作为西方思想发源地的古希腊在一定时期内即是以《荷马史诗》所确定的人与诸神各处其所并相互影响的关系逻辑来作为人们认知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图式。现实中的每个人、每重社会关系乃至自然现象都可由这一图式中寻求答案，在这一图式之下生活的人们多受非理性的神秘化思维所规导。当然，就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而言，这一经历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7]。随着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崩解，古罗马帝国这一巨大的政治体系将人与政治的关系拉远，这也造就了政治人的认知和价值定位的危机，斯多葛学派及犬儒学派所倡的特定政治意识即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其后，以基督教神学为内容建构的“神—人”关系决定着的人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则标志着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心理维面走向较为成熟的神秘化与宗教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一过程虽主要涉及非理性化与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间的张力，但这一过程亦反映出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无论是基督教对于凡圣皆有的纯洁心灵的赞誉，还是其对于局限于古希腊城邦范围之中的政治理想之超越，抑或以神秘主义式的平等替代现实人的不平等之举创，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其时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对此的论述，详后。

就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来说：“中国人既理性早熟，冷静不足，辗转相引，乃愈来愈长于理性，短于理智。”[8]但在君圣“以德配天”这一政治逻辑之前，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之中亦不乏神秘主义宗教意识，建构人人皆囿于其中的“神—人”关系认知、价值图式。“于是以智的作用由自然抽象出来的观念，渐为憧憬的热情之色彩所美化，以至于渐渐神化而生出种种宗教的仪式出来。我们只要一读《尚书》之《帝典》与《皋陶谟》，便可知道那时候原始的宗教之肖影与‘上帝’的观念之为何物。那时候，一切的山川草木都被认为是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是与神同体”[9]。《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后世孟子所述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10]。及至汉代董生之“天、地、人”三策（“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春秋繁露》）亦是这一思维的遗存与改造，彰显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的文明化的诉求与过程。

其次，人类政治意识心理维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在经历了上述这一以“下民”为主体，以“神—人”关系为主导的进程之后，渐而走向以“臣民”为主体，以“天—王—民”关系为主导的阶段。当然，从东西方政治思维发展的基本历程中可以看到，上述一前一后两个进程之间虽然有着历史的先后顺序及理论逻辑上的明确界分，但两者之间的绞合情形也是十分显著的。如果说以“神—人”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心理维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的成熟建构满足了人们对于自己作为处于自然与社会之中的“人”的认知与价值定位的话，那么，以“天—王—民”这一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心理维面认知和价值图式建构则在这一进程之后，确认了人类的政治理性，将人们对于其作为社会政治存在物的认知和价值定位过程很好地完成了。“你们会理解，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这种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给了皇帝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仰也保证了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国家的这种绝对持久保证了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保证了种族的不朽。因此，正是对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如别的国家里宗教给人类大众所能给予的来生的永恒感”[11]。当然，上述的特质在东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然有其共性，但深究之，亦可发现东西方政治意识的这一文明化进程于此中的差异：“虽然在传统君主专制政治下，东西方均以臣民文化为主体，但东西方政治意识文明结构还是有所不同的：东方的政治意识文明几乎是清一色的‘臣民文化’，而西方的政治意识文明中始终蕴含着‘公民文化’。”[12]总之，人类政治意识的心理维面从“崇神”特质转向“崇圣”“崇君”特质的过程并非文明化的政治意识建构完成的标志，但却是人类政治意识走向文明化的一个重要的和必经的阶段。

最后，可以看到，以“下民”与“臣民”为认知与价值主体，以神秘化、单向度的“神—人”关系及“天—王—民”关系为主导的政治意识虽不乏文明性特质，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成长的基因，但其还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政治意识自身的发展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长期过程的必然结果，作为政治意识承载者的现实的政治人在社会关系中解放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展现和决定了政治意识从传统走向文明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就其建构与承载主体来说应该是理性、平等和独立的现代公民，其价值诉求必是以理性化与世俗化为标的，因而政治意识文明心理层面的认知和价值图式的建构也是以理性化的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为主导的。当平等的政治人完成了对自然与社会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性化认知和建构并在政治运作中彰显这种文明化的认知与建构之时，文明的政治意识之内容与意义都得到以实现。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基于政治人的独立与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其心里维面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带动现实政治的公正性与有效性的过程。

总之，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维面涵括上述的政治人之认知、价值这两重图式，这一心理维面之认知图式主要涉及政治人对于自身、客观世界及二者关系的见地，而价值图式则主要涉及在这一见地形成过程之中所含有的主观情态与判评体系。这两重图式之间是关系密切的，人类对于自身与客观世界的认知中必然涵及主观价值成分，认知的必然性也往往导致道德的必然律。因此，上述不同类型的政治人认知图式中分别涉及其所欲求与含带的价值图式，即不同的政治认知必然有相应的政治道德与气质等内容与之对照，而认知图式、价值图式最终的理性化和二者关系逻辑的有效梳理则是政治意识获致文明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

二、政治合法性之理性化建构：政治意识文明的理论之维

政治人认知与价值图式属于政治意识的心理维度，认知与价值图式的理性化是文明的政治意识的重要标志。政治意识文明除了心理之维，还有其理论之维，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政治意识的基本特质来看，政治意识理论之维的核心内容即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因而，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理性化亦成为政治意识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从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主要内容的理性化来审视政治意识的文明化进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终极目的理论建构的理性化：对人类政治生活来说，处于政治上层建筑之列的政治意识文明必须以人类政治关系以及更为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圭臬，进而彰显自身的能动价值。虽然由政治意识所建构的政治终极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由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但政治意识对于政治终极目的之建构并不仅仅囿于这一逻辑。在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程度较低之时，以某种神秘主义或终结伦理为政治终极目的建构依凭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孔子将政治的终极目标归于道德化的“正”，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这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近似[14]。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意识则将政治的终极目标归属于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与信众的关系规约了政治的本质和终极价值。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以虚构的社会契约及自然人性为依据探究政治对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终极价值虽意义深远，但仍未脱主观臆设之樊篱。功利主义政治意识更是将宏阔的政治终极价值关怀细微化了、个体化了。作为最后一个大哲学体系建立者的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开创性地界分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意义深远，为人类政治意识文明最终挣离神秘主义与主观自设的伦理价值羁络开创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对绝对精神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源动力的诉求，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定位的颠倒性使其最终仍未实现政治终极目的建构的去魅化，并非将政治的终极目的归导至其真正的基础——即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上。这一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完成的，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文明与社会之间的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得到了科学的厘清，并最终将政治的终极目的与价值归旨至真实的社会基础，从而在根本上科学地界定了政治意识文明的本质及内涵。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现实性、实践性与历史性并不排斥政治终极目的伦理性和道德性特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所建构的政治的终结目标不仅是科学的，更是包含强烈的价值关怀。这是对人类政治价值及其合法性存在真正的理性建构，仅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意识的有效发展是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进程中的革命性成果。

其次，政治权威及其效能认知的理性化：卢梭坦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之义近类，无论人类有生之初是何状态，其必须经由政治社会及其中公共权威的调适与保障，方能走向真正的文明。就人类政治及其权威与效能而言，理想的政治生活是人人自得其乐又各得其所的状态，理想的政治权威乃是最终系于其制下的自由的政治人并为之所有效牵动的，理想的政治效能是兼具公共性与个人关怀，现实意义与道德关怀的。总之，政治生活是人类实现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保障，而政治的权威与能效则是有效实现政治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重要内容，因此，人类政治意识的文明化必须以其对政治权威及其效能之本质与内涵的科学认知和建构为基础。无论是神秘化的抑或威权主义式政治意识，还是近似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其建构的过程都是以其自身理论逻辑论证政治权威与效能的价值、本质与内涵为基本内容。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的理论架设中以哲学王之超凡能力为基础保障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的价值与意义，中世纪神学政治意识则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分别系于超验的上帝和信众的救赎，自然法学派则以社会契约为据，将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系于如黑格尔所批判的虚构的个人，功利主义政治意识更直接地以个人的幸福为依归阐析政治权威价值及其效能。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批判了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对于政治权威的绝对精神诉求与政治效能的超社会化诉求，在国家与社会的逻辑之中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之异同与关联，从而既明确了政治权威阶级性与历史性，又肯定其必要性与价值，并论证其最终归于社会权威的历史必然性，而政治权威的效能也以阶级性与压迫性走向社会性和个体的自主性。正是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性实现了人类对于政治权威及其效能认知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化，并因此成为人类政治意识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成果。

最后，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论证的理性化：政治及其权威的价值一方面系于政治意识对于政治权威本身的建构与论证，另一方面，亦系于政治意识对于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合法性之论证。因此，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的理性论证与政治权威及其效能的理性认知、政治终极目的之理性化构建一道，共同构成了文明化政治意识的理论之维。一般来说，政治意识建构何种因素主导下的政治权威，就引带出相应的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合法性。人类政治的起初，天神的权威为下民所共惧共敬，而这一重关系就决定了以神秘和苦行为基础的通天巫觋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执承者，其时，天神与下民之间的统属关系奠立于巫觋作为权威执掌者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之上。及其后，君王以崇神、趋圣和保民这三重逻辑论证并保障了其作为政治权威在人间的最高代表的合法性。从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双剑说”所规导的神权与王权之关系抑或是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君权神授”观念，都将神权、传统与民意这三重因素部分地涵括进去。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天—君”与“君—圣”乃至“君—民”逻辑规设了君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执掌者的合法性：“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此外，作为政治权威重要承运者的官僚阶层，也是通过道德超凡趋圣加之举试的绩能保障其行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现代政治意识则以“—公民”这一逻辑为主导，论证政治权威的公民权利属性及权威执承者的为民所制、为民所使，以公共法律与自我道德诉诸等保障政治权威执承者的公正与廉效。“显而易见，理论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或作为最后手段的至高控制权力归属于社会整个集体，任何一个公民不仅对行使这种最终有发言的权力，而且至少在某些时候，被要求能在政府参政议政中发挥作用，亲自履行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责”[15]。因此，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逻辑下的政治意识有效地实现了政治权威执承者合法性论证的理性化论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政治意识文明性的有效获致。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更是以更为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更为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为根本保障，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治权威执承者有效定位和功能实现，从而从根本意义上标志着其政治意识的文明性。

三、世俗化：政治意识文明的内在

要求与根本归属

如前所述，政治意识心理之维和理论之维的理性化是其走向文明化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倾向则是其实现理性化和文明性的内在动力和题中应有之意。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政治意识的世俗化展现的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解放过程，而正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解放为其心理和理论层面的理性化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基础。此外，政治意识的理性化与其世俗化也是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16]。因而，前述政治意识的心理和理论维度的理性化进程已经包含和彰显着其世俗化的过程，而单就政治意识的世俗化本身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意识建构和承载主体的自主化和全体化：在现代民主政治逻辑中，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必须以理性化为基本导向，以自由、平等的自主公民为主体建构起来，并为之所承载和守持。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中，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心理维面已成为现代公民政治人格的基本内容，而理性化的政治意识之理论维面也是现代公民政治认知的有效提炼，是政治传统的有效传承，更是契合现代公民的政治实践与价值诉求的。而当文明的政治意识祛除其神秘性并获致其理性化时，其已非政治精英以某种特殊利益为导向所进行主观臆构的产物，而应是与现代公民的成长与自主性是紧密契合的，即政治意识建构和承载的主体必然体现为自主的和全体的现代公民，唯其如此，方能标志着文明政治意识的最终确立。当然，无论是政治意识的文明化抑或作为其实现文明性的重要表征的世俗化都是一个历史进程，因而，政治意识文明的世俗化与其说是一种最终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过程中的状态，政治意识的世俗化不仅是其文明性的重要基础和内容，而且也是其文明性实现的具体过程。“从国家的立场来讲，公民是最根本的，而其‘臣民’则是在这个表面之上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人们经常说，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就是统治者不再将个人视为臣民，并试着将他们视为公民……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如果人们对于臣民/公民的转化问题太过认真，那么他就会无所适从。原因在于个人的臣民性会持续存在，而他们作为公民的身份至多会使这种臣民性得到升华和获得资格”[17]。

其次，政治意识承载范围的广泛化：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人之政治人格的不健全、底层民众的去政治化抑或所谓基于“理性的无知”的政治冷漠，都表明政治意识的承载范围在其心理维面必须走向广泛化。而就政治意识的理论维面来说，其承载范围的扩大化即是系统的政治理论的有效传播、传承和接受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表明的那样，系统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需要以灌输为主要的教育方式来为广大人民所认知与接受。当政治意识之心理维面保障了公民政治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而其理论维面又可以实现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关政策与策略的理论那样，“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8]。即标志着政治意识承载范围的广泛化，亦即标志着政治意识世俗化进程的有效完成和文明的政治意识的有效达致。

总之，走向世俗化是文明政治意识的重要标志，而政治意识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不仅是与其理性化的进程相伴随和密切关联的，也标志着政治意识真正地在实现理性化的基础上为更加自主和更多的政治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认知、理解和守持，这是政治意识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和最终归属。

四、结语：政治意识文明建设与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基本目标，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文明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个重要关注视角。可以看到，较之制度层面及行为层面的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而言，政治意识文明积淀更深，在影响上也更为潜移默化，对其进行的改造努力亦更难一时达致，凡此种种，即表明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的改革仅仅理解为机构的撤并，人员的增减，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那就十分幼稚了。观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在经历了建国之后一段时期里非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情态之后，如何在心理与理论这两个维面构建理性化与世俗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文明并最终有效地作用于中国政治现实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意识文明走上了一条理性化与世俗化并行之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个人利益解放带动了个人自主性和认识上的解放，从而使政治人的政治人格日渐摆脱传统特质，逐渐获致现代性的独立、自主与平等，政治意识的理论维面也在较好地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中的政治意识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说，只有理性化与自主性的公民方能有效承载现代政治文明，而只有世俗化与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文明方能激发并有效保障文明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从而最终推动政治和社会发展。就中国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而言，应该关注在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维面如何摒除传统的认知倾向与价值连带，警惕政治冷漠与功利性价值诉求的出现，培育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以现代政治价值与社会道德为重要目标与重要保障等问题。就政治思想维面而言，则应该关注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在借鉴与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性、实践性及有效性，此外，政治意识文明的心理与理论维面的理性化进程也必须与以公民自主性和权利有效实现以及公民政治认知的有效扩展和提升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意识的世俗化要求相配合，从而最终实现政治意识的文明性和现代性。

总之，构建心理维面审慎与热情并重，理论维面科学化与实践性兼具，为民所有、为民所信以及为民所用的政治意识文明是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基本动力和战略目标。

注释：

[1]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当然这里所言的“理性化”虽排斥神秘主义与魅化的非理性以及狂热的感情化，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感情参杂其中的冷冰冰的理性。理性化不仅包含着审慎，亦涵及热情。“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单只是热情或单只是理智，在任何谓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有如希腊人所做过的那样。”（[英]罗 素：《西方哲学史》第17-2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理性本身的价值与合理性也是值得争论的，这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有所体现，世俗化亦是如此，但对此本文暂不做深入探讨。

[3][美]麦克里兰：《政治思想史》第26页，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4][德]卡西尔：《人论》第64页，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5][德]艾尔弗雷德·韦伯：《西洋哲学史》第25页，詹文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第19页，吴象婴、晏可佳、张广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7][英]罗 素：《西方哲学史》第11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孟子·梁惠王下》。

[1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75-7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第23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论语·颜渊》。

[14] 柏氏当然以其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建构为其政治终极目标诉求奠基，虽然亚氏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界分了做好人与做好公民之间的区别，但总的来说亚氏对于政治终极目标的阐述仍是以某种超高的道德为依归的，将政治最终视为一种“至善”的活动，把政治学称为“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尼各马科伦理学》）。滥觞于亚氏的西方政治思维中的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虽然有着去伦理化，重科学实证的趋势，但无论是亚氏抑或在后世实证主义哲学兴盛之时，理性、道德与事实之争远未了结——其可以说贯穿于人类政治发展之始终。

[15][英]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第79页，段小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意识的理性化与其非常态的世俗化之间是有着内在张力的，民粹式的抑或全民运动式的所谓的世俗化、大众化必将导致贬低理性的狂热化，这在中西方近代政治历史中不乏可陈。

公关意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73-01

一、文献综述

笔者在CNKI上以“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为关键词键入，限定时间为2013年以后，共搜索到论文6篇，其中除去与本文研究无关的三篇，得到剩下的三篇作为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的文章来源。分别是赵军辉在2013年第8期《新闻研究导刊》媒介观察栏目中发表的文章《媒介知识分子的角色探讨》、陈晓玉在2013年第5期的《传媒E时代》中发表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领袖特征与作用》、蒋琳在2013年15期《新闻界》上发表的《网络知识分子：公共性与媒介化生存―从微博名人约架谈起》。

综上所述，以前对于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均局限于微博或者是单一的方面，大多指向其在网络中的作用，并未指出可能或者已经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二、问题的提出

（一）理论意义

哈贝马斯提出：“一种新的硬性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网络知识分子如何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下利用好媒介，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能够体现出真正地公共性的实质是值得我们一起去探讨的。

（二）现实意义

分析网络公共知识的特征，了解现有传播现状之下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和局限能够让广大的网络用户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中，不随意盲从也不随意批判，能够更加自主独立地看待公共事务，也能更加理性地理解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力量，督促网络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更好地发挥其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

三、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

（一）热心于公共事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通常对于公共事务有着不同于一般网络用户的参与热情，他们通常在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比一般的公众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精神，更能为公众谏言，更敢于问责，追求事件的真相。

（二）拥有专业知识，受过高等教育

活跃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通常在现实中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往往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现实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更能感召更过的公众。

（三）积极践行言行，充当公众的领头羊

网络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在言论上要领先于公众之外，并且通常也会将自己的言论践行，例如崔永元除了发表言论，每次参与两会都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平时也不断地行动。

（四）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往往比较独立，他们对于公共事务通常能有更多的见解，他们甚至能够看到媒体没有看到的方面，履行监督媒体的义务。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

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中，网络公共知识分子通常能够起到引导的作用。在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来进行提醒，引起相关权力部门的注意。在公共事件发生时，他们能够对事件发表有深度的见解和看法，并且能够追问事件的真相，同时带领广大网民开展广泛的讨论与非制度化的参与。最后在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能够发出反思之声，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五、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

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由于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因而可能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选择与公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他们会受到一些利益集团的“裹挟”。在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能理性地看待，而是发表极端言论，挑起个体和阶层之间的冲突。而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和自己的言行不一致，使得有的公众效仿，另外有一部分公众又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致而对其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形成不好的刻板印象。

参考文献：

[1]赵君辉.媒介知识分子的角色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3（08）.

[2]陈晓玉.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领袖特征和作用[J].传媒E时代，2013（5）.

公关意识论文篇（10）

视觉是接受事物的首要条件――人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有95％来自视觉（维基百科全书），视觉艺术正是通过直观的艺术形象来寻求和表达视觉上的美好形式。视觉艺术的传播力时刻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风尚在社会意义上的视觉媒体效应：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视觉新闻方式，如新闻图片、新闻题图、新闻图示、新闻漫画等作用，①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及态度倾向。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是以报道评价、新闻批评等形式对事件产生弘扬和制约的作用。视觉艺术的社会传播力依赖艺术批评来开展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②它与新闻舆论监督一样，都推崇正面化宣传的社会积极因素。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使视觉艺术形象的社会传播力具有社会责任感，来引导社会公众视觉思维上的赞同。同样，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也使新闻舆论监督在及时传播、公开传播的性质下促进媒体舆论监督角色的社会职责神圣化。

视觉新闻图片等视觉直观形式往往伴随着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产生，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公益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价值取向。如：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感人的新闻图片颂扬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处理和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新闻图片起到了告知真相、杜绝谣言的作用；坚决查处强征强拆的违法行为等的新闻图片起到了社会稳定环境下维护法制和民权的和谐关系的作用。商业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新闻策划的商业性和舆论监督行为。如：食品安全中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对双汇产品停产整顿等新闻图片，说明了新闻舆论监督下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

视觉化新闻冲击力与新闻事实影响力之间的结合，会让人们注意到视觉传播的安全性意义对公众心理和行为的导向。同时，在社会法律、道德和风气的约束下，不同公众个体之间接受视觉冲击的强度会依赖与此事件相关利益的远近和大小来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视觉新闻的视觉冲击力下，对公众造成的心理震撼会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动荡的形成。如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公众更容易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而视觉安全影响力也就更容易广泛地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精神和行为。

视觉艺术调节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公益性

新闻舆论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③需要不同传播媒介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公益思想的传播标准和表现倾向，来引导社会公众在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健康观念。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社会公益，指符合社会和谐观念下开展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的社会传播活动。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促进社会公益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通过调节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媒体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关系来达到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视觉认同。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的心理安全尺度。心理安全空间依赖于调动人体机体应激潜能（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的应激学说）和激发人内在潜力强度（北美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来改变心理面貌，它是通过激发充满生命活力的生理年龄和满足个人价值需求的心理年龄两方面的潜能来调节心理空间的消极状态和失衡心理。视觉艺术形式不仅以直观的形式描绘美好的形象，而且更注重内在德行的美好感悟来影响人们心理年龄的年轻化，来促使美好愿望的个人价值观。

新闻舆论传播媒介在责任目标、行为目标和服务目标并存下的监督力量，期待运用文化含义和人文精神来提高社会新闻舆论媒体和公众的健康审美行为，去扩大社会公益原则下的慈善理念，从而推动社会传播媒介的建设力量来调节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

首先，视觉艺术形式成为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导向心理暗示，作用于新闻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视觉艺术形象识别系统VI的传达意义所诞生出传播内容上的构建和协调，是一种文化审美理念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整体心理感应――新闻舆论形象，它是导向社会公众情感和行为过程的心理暗示，是无声、无行语言的传播：正义和公正、社会和法制、公益和商业等协调。新闻舆论的媒体形象通过视觉艺术的整体协调也把公众情感中尊重、友爱和互助的社会凝聚行为作用于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

其次，视觉艺术形式扩大新闻公德意识上的心理环境，缓解社会压力下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新闻公德意识和正义感的号召力是新闻舆论监督环境下的不断调节过程，是民意反馈后对新闻德行的修正过程。视觉艺术通过理解美、欣赏美、参与美和创造美的培育思想将视觉新闻形式的公德意识、正义力量置于社会监督和法治意识下，来发挥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解意识、欣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来保持公众心理安全空间的抗压性。

再者，视觉艺术形式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来增强心理安全空间中的依托性。社会心理行为要求个体心理活动融于社会组织的群体活动。媒体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行为在伦理道德、公益原则和互助行为等方面把握社会和谐发展的共性需要，并通过新闻舆论环境下视觉文化的审美理解、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更好地展现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商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比例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商业性是以商业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则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导向，传达出社会积极意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激起公众对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的审美体验，从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视觉艺术形式在视觉新闻上以美感价值的传播意义来强化商业道德的公益行为和商业下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质是一对展现社会职责和服务职责的行为取向。

第一，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需要与时俱进式的审美效应来扩大社会公益目的。视觉艺术形式的审美效应注重时效性的变化因素，注重审美对应的参照关系和动态审美心理。因此，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效应需要符合时代传播下的视觉形式，表达出具有时效性的审美行为来扩大新闻媒体效应的社会公益目的。

第二，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需要新闻舆论的公益因素作用于商业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博弈过程需要强调社会贡献价值的期望，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风尚，需要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思想。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通过视觉新闻的传播效应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思想融于商业行为，从而调整商业资本与公益责任的背离，使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共同作用于商业空间。

第三，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需要提高新闻传播中的公益化比例。新闻舆论传播下的商业化新闻方式、娱乐化新闻方式与公益化新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多元化波动趋势，致使新闻舆论传播形式的不明朗而产生道德冲突和社会矛盾。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意义，需要关注视觉新闻中社会公益内容来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环境和公众之间的实际与理想、责任与宽容、价值与行为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维稳需要调低娱乐化新闻方式和商业化新闻方式的传播比例，需要整体提升视觉新闻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行为，来提高视觉维稳状态下公益化道德责任的传播比例。

视觉艺术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

新闻舆论传播在视觉传达功能的作用下，完成视觉艺术的冲击力在视觉新闻内容上的技术形式和意义形式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同时，视觉形式也优化了媒体的公众形象和媒体视觉信息――文字和内容的关联形式，来促进新闻舆论媒介的传播责任。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于承担社会管理上的责任，在于引导社会舆论的异同方向，在于调节新闻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环境，会造成传播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媒体公信力和说服力的压力、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压力等。这种压力会由监督、促进、理解和保护等方式来化解对立为合作、会由谋求公平和公正的广泛性来协调社会的冲突，以及会由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慈善行为来关注新闻批评的力量。④新闻批评的力量借助视觉艺术传播力的视觉媒体效应来沟通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来调节功利性向公益性转化的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传播效果，是公众对媒体的视觉预期、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持续的理解程度和期望程度，是媒体对公众展现文化意识、情感意识、服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权利等社会责任。如湖北长江大学90后三名大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组图，彰显了当代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尚景园公租房竣工图片及济南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租房建设等视频的影响力，反映了社会福利保障民生权利的政府职责和举措。

新闻舆论传播需要艺术化视觉媒介的沟通，正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文”指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性需要有丰富的表现力，需要舆论引导的娴熟技巧和艺术化手段⑤来更好地完成新闻舆论传播的思想。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下的新闻舆论传播媒介需要与公众情感意识相匹配。公众情感意识需要情感表现形式――艺术媒介的感染力作用于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需要超越时间限制的审美意识作用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影响力和思想创造力。

新闻舆论传播形象的视觉意义，需要视觉思维中视觉形象的力量作用于媒体视觉信息，媒体视觉信息促使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社会意义达到集体意愿上的视觉认同。视觉认同度在新闻舆论环境中通过整体观察、局部调整或局部观察、整体调整的社会统一性，把视觉聚焦到有意义的社会环境。“视觉先于意识、意识引导意义、意义作用视觉”的相互交会，把视觉艺术形式中的视觉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两者，以积极健康的社会意义作用于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视觉行为。因此，视觉艺术形式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是形成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是沟通社会公益原则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力量之一。（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式和演进机制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0CGL072）

注 释：

①李伟：《视觉新闻――读图时代的产物》，《记者摇篮》，2004（8）。

②李心峰：《艺术批评――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机制》，《文艺研究》，1987（3）。

③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新闻记者》，2005（10）。

④石家家：《强化新闻批评 提升媒体引导力》，《记者摇篮》，2010（5）。

公关意识论文篇（11）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