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大全11篇

行为经济学篇（1）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参考文献】

邱曙东《灰色经济造成信用缺失潮汕背上假货标签》新华社通稿2001年11月7日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5页

阮德信《区域信用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路径》《求实》2005年第6期

行为经济学篇（2）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 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 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 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 ）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 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 ——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 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 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 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 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 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 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 ——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 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行为经济学篇（3）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1-0003-10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怀着规范性理想，正统经济学家以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心理偏好为其逻辑前提和根本依据，建构了以完全理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的选择理论范式［18］。面对正统经济学选择行为理论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行为经济学致力于正统经济学心理基础的现实化，有限理性的自我逐渐取代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选择理论的微观心理基础［9］。在心理现实化的过程中，行为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建立封闭的、绝对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转向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描述性。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行为的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偏好的学习机制、演化机制和随机过程已经逐渐被纳入行为研究的中心领域，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被显现――遭到致命的质疑和系统的解构［10］。在完成描述性转向后，在最近10多年里，行为经济学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始系统研究决策者在参与者多边互动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情感因素、社会效用等被正统经济学忽略的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行为经济学与博弈论正在综合形成的行为博弈论加速了决策者融入关系世界的进度，对决策行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未知世界。在最近几年，综合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论框架已经开始形成。而在行为经济学的拓展和综合过程中，经济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单极化本质主义［8］的结构化陷阱――逐渐浮现出来。正是在单极化本质主义的框架之下，经济学在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后，重新回归近2 500年前的柏拉图。这是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巨大困境。但是，希望总是与困境相随。在困境之中，经济学加快摆脱先入为主的、封闭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更加光明的前途正在向未来和现实展开。

一、行为博弈论

在正统经济学中，博弈论为描述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提供了数学工具，并将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选择行为形式化。正统经济学的博弈分析对参与者的策略理性做了以下假设： (1) 策略思维假设。参与者基于对其他人的行为的分析形成判断。(2) 最优化假设。参与者基于这些判断选择最佳的行为策略。(3) 博弈均衡假设。参与者持续调整他们的判断和行为策略，直到达到相互一致［4］。在互动的策略行为过程中，策略理性被形式化为迭代式的策略思维过程：甲通过算计乙会如何算计甲的选择来算计乙的选择，并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乙同样如此。作为迭代思维的自然结果，博弈者达到相互一致的行为策略――博弈均衡。

策略理性的结果与现实行为的差异很快随着行为经济学家对该领域的关注而被发现。下述选美博弈(quoted from Camerer，2003）选美博弈来自于John Maynard Keynes的隐喻，他把股票市场比作选美竞赛。在选美竞赛中，人们关注的是其他人会认为哪个竞争者漂亮，而不是谁真正最漂亮。在股票市场当中，投机者关心的并非股票的真实价值，而是市场认为股票有什么价值(Camerer，2003)．打破了博弈论的理论预测：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仅仅算计有限的步数，并不是算计无限步直到博弈均衡。

选美博弈的游戏规则为：参与者同时在［0，100］选择一个数。谁的数最接近所有参与者的平均数的2/3，谁将赢得某一固定数额的奖金。根据博弈论，该博弈的那什均衡为零，在游戏参与者经过无限次的思维算计以后可以得到。但是实验表明，被选择的平均数通常在25―40，标准差20左右。大部分参与者似乎仅仅使用了一步或两步的迭代推理：相信其他人随机选数的参与者（1步迭代思维）选择了33，相信其他人都算计一步的参与者（2步迭代思维）选择了22。

对上述一次性博弈的参与者行为，行为经济学家建构了思维的认知层次模型［4］。在该模型中，根据思维步骤，将参与者分成不同的认知层次在该模型中，思维步骤为零的参与者随机选取行为策略；思维步骤为一步的参与者，被假定过份自信地相信其他人都是零步思维者；……；K步思维者则自信地相信其他人都是K-1步思维者。。基于该模型的统计分析表明，参与者的策略思维步骤是有限的，大致服从泊松分布，思维步骤一般为1―2步左右（泊松分布的均值约为1．5）。认知层次模型研究表明，参与者的策略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进行无限的迭代思维。从心理学上看，博弈参与者具有有限的思维步骤是更加现实的。在迭代思维中，“如果她认为他预料她会做什么，那么她应该做什么呢？”是一个“递归嵌套”的问题，即使忽略对别人理性程度的判断总是受到限制的因素，对这种问题的思考，也会使大脑疲于应付。

在具有信息反馈、多次重复的选美博弈中，当重复10次时，大多数被试选择的数接近均衡值0［4］。行为策略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促使行为经济学家转向对学习机制的研究。他们引入多种学习机制来解释有限策略思维情况下，行为策略如何随着时间而调整，最终达到博弈均衡。比如信仰学习(Cheung and Friedman，1997)，人们基于他人行为历史形成关于他人如何行为的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再如强化学习（Erev，Roth，1998），人们从实际选择的行为策略的结果当中学习，不断强化形成行为策略。Camerer and Ho (1998，1999)，Camerer，Ho and Chong［4］则在信仰学习和强化学习基础上，增加了想象学习机制，建构了EWA学习机制――经验加权吸引子学习模型：人们不仅看中他人和自己的行为历史，还通过想象被放弃的选择学习。EWA学习机制具有与Kahneman［15］综合形成的双系统模型（见后文）相似的特点：强化学习具有快、自动、有时候是潜意识的（类似于我们的感觉系统）特点，行为策略迅速地、本能似地形成；而在信仰学习机制中，参与者在想象中学习，从别人的经验、放弃的选择的审慎考虑中形成行为策略，比较慢，需要有意识地深思熟虑，通常要借助抽象的规则。在Camerer，Ho and Chong［4］对EWA学习模型的实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地点不同，强化学习机制、信仰学习机制对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发生变化。这样，学习机制并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家所希望看到的一致性，它本身也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特定的过程中被塑造，随着时间和空间背景变化而变化。

当参与者意识到博弈对手也在学习时，学习机制将变得更加复杂。前面提到的学习机制都是适应性的、回顾式的，而复杂的参与者则是前瞻性的，他们具有战略远见，他们知道博弈对手在学习，能够预料对手的行为策略如何变化。因此，他们将采取策略引导(Camerer et al．，2002)：选择当前的行为策略，引导其对手学习，使其在将来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行为策略。这种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可以经常见到，借款人知道银行评估客户信用对客户借款历史数据的依赖，因此，通过小借小还建立信用记录，引导银行对其做出积极的信用评价，从而建立信用，为大借不还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在考虑学习机制后，在复杂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中，参与者相互引导，局中有局，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对博弈论的现实基础则提出了更深刻的挑战：在参与者的相互引导和学习过程中，弈局本身进入了持续演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重复博弈，当然也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博弈均衡。在持续演进、非重复性的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取代了任何单一参与者的理性计算，成为行为分析的基础和目的。

二、社会效用

在正统经济学中，经济人追求主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利己主义的典范。但行为经济学家在决策者的利己动机之外，更加关注决策者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如何考虑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社会效用。

在下述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参与者如果合作将达到整体最优，但从自利角度都会选择不合作，博弈均衡是（背叛，背叛）。

许多试验表明，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在大约一半的博弈中，参与者采取了合作策略。合作的参与者通常说，他们期望其他人也会合作，这与合作是互惠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不仅仅是利他或某些道德准则使然。这种合作行为承载的不仅是期望，而且是一种信任。Coleman(1990; quoted from Zinn，2004)引进了理性信任的概念，信任被作为理性计算的结果而引入。“在知识无能的地方，信任便开始了”（Lewis/Weigert，1985; quoted from Zinn，2004）。由于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时间有限等限制，决策者无法进行充分的学习或交流，信任成为决策者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行为策略。在决策者和其交易对手之间，必然有某种默契或潜在的交易规则，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将削弱直至废除这种信任关系。在囚徒困境中，研究表明，只要参与者拥有对不合作的参与者惩罚的机会，或者参与者之间有沟通的机会，合作就会增加。在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现实环境中，信任关系的选择性（选择可信任者）和惩罚性（惩罚违背潜规则的不可信任者）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人类的合作行为高度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尽管这种信任关系总在持续地发生变动。

而在下述终极交易［3］中，我们看到了决策者对交易公平性的关注。

甲乙两个被试被告知，甲被授权就某一笔财富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甲向乙提议一个一次性的分配比例；乙如果接受，甲乙就按分配比例各自获得相应财产，如果拒绝两人都一无所有。

如果甲乙都是自利的理性决策者，甲将把分配比例控制得尽可能小，而乙将接受只要不是零的分配方案。但实验表明，平均的分配比例是30%―50%，分配比例低于20%的提议有一半被拒绝了。乙拒绝甲的提议显示了对不公平分配行为的报复动机。

当在终极交易中引入竞争时，交易对手之间的互动关系则进一步发生显著变化。设想有两个提议者向乙提出分配方案，乙接收分配比例最高的提议。由于竞争的引入，提议者把所有财富都分配给乙是博弈均衡。实验表明，竞争导致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提议者几乎一无所获［3］。

在上述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过程中，涉及了利他主义、公平、信任、报复、仇恨、互惠和敌意等社会动机。这些偏离自利假设的经济现实受到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注意。他们着手建立了多种社会偏好的模型。比如差距厌恶模型 (Bolton and Ockenfels，2000；Fehr and Schmidt，1999），假设人们有减少他们与其他人的回报差距以求公平的动机；社会福利模型(Andreoni and Miller，1998），假设人们喜欢增加社会剩余，帮助低收入阶层，这通常会导致帕累托改进；互易模型 (Rabin，1993；Dufwenberg and Kichsteiger，1998），假设决策者根据交易对手行为的公平性，决定是提高还是降低其他人的回报，这经常导致破坏帕累托效率的行为。Gary and Rabin［16］的实验证明，相对差距厌恶而言，人们更加关心增加社会福利――做出牺牲以提高所有人的回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回报；人们通常也会表现出互易性：如果其他人不愿意做出牺牲，他们也会不愿牺牲以追求公平的结果，甚至惩罚不公平的行为。

我们借用终极交易的案例来总结一下正统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人性假设上的分歧。当甲被试意识到乙被试可以将$100在他们二人之间按照（$50，$50）进行分配时，他将拒绝（$92，$8）的提议，尽管这将意味着他们均将因此一无所获，即都得到（$0，$0）。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行为表明决策者的选择并不总是遵循自利的原则，否则他们就会接受尽管不公平，但却比一无所获要好的分配。人在这种现实问题中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当公平性遭到破坏时，他将采取非自利的报复行为，对对方进行惩罚。这种非自利的报复行为无法被自利原则所涵盖。但同样的问题，正统经济学家却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决策者在这种博弈中牺牲$8得到$0的行为并不是牺牲行为，而是比较复杂的、自利的名誉建立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局部牺牲，他将被认为是软弱可欺的，由此在后续的其他博弈中蒙受更大的损失。这样，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报复行为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自利行为。由此，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社会效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正统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而缝制衣服；而在行为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缝制衣服。但是他们的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在两种情况下，裁缝都是出于自己的某种偏好，在两种行为背后都有一颗评价、估计行为的心，而社会效用和个人效用就好像这颗心的不同侧面李子奈，冯燮刚（2005）以及博兰（1997）的分析表明，“效用最大化”是不可反驳的。在终极交易情形中，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行为经济学家没有找到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只要我们的分析要以这颗心为前提，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行为动机方面的分歧就不会消除，一如正统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无解的争论。

三、未知世界中的决策理论

从决策理论的发展来看，正统经济学最先提出并系统建构的效用理论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特定行为指向惟一的特定结果）；其后，正统经济学放松了对行为结果的决定性要求，建立了适用于确定随机世界（结果集和概率分布都确定）的预期效用理论；随后进一步放松了对概率分布确定性的要求，建立了适用于模糊随机世界（结果集已知，但概率分布不确定）的主观预期效用理论［9］。但在无法确定结果集的未知世界，正统经济学尚未形成系统的决策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于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追求心理现实化的目标，对相应世界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在确定随机世界的这类理论数不胜数。而在模糊随机世界当中，也有相当多的理论，比如Craig and Tversky(1998)给出了基于信仰的两阶段模型，用于解决概率分布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1）在模糊随机世界中进行概率判断的支持理论：主观概率被赋予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而主观概率的大小，决定于支持事件描述的证据强弱。证据支持信仰 (概率具有次可加性)；（2）在确定随机世界中进行决策的局部选择理论。。但随着行为经济学逐渐完成描述性转向，行为经济学家对决策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未知世界。

Gilboa and Schmeidler［13］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选择对应的事件的结果很难通过直觉的方式予以界定，世界状态空间也很难予以界定。如果结果集无法确定，就无从谈起结果是否按照决定性的方式被决定，或是按何种概率分布了。因此，在未知世界，预期效用理论或者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对选择主体的决策行为予以说明。为解决未知世界的选择问题，Gilboa and Schmeidler［13］假设，选择主体基于他们过去处理相似问题的经验，将当前情形与过去的相似情形进行类比，从而做出选择。他们建立了下述相似效用函数：

U(a)= UP，M(a)=∑(q,a,r)∈MS（p,q)u(r)

其中，（q，a，r）用问题q、行动a、结果r三个维度来表示记忆M中的情形，当选择主体遇到新问题p时，上式用以描述基于案例的决策过程：选择主体将各种可能的行动a放入记忆中与之相应的情形集M，并得到各种情况下相应的结果r，这些结果按照当前情形与记忆情形集的相似程度S(p，q)进行加权，被选择的行动乃是实现相似加权效用UP，M(a)最大化的选择。

Gilboa and Schmeidler［13］指出，尽管相似加权效用函数与预期效用函数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选择机制上是完全不同的：

（1） 作为决策权重的S(p，q)没有相加起来等于1或某个固定值限制，而预期效用函数则限定为1。

（2） 评价行动a的标准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不同的行动，将对应不同的情形集。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所有的行动都会在同一个状态空间当中进行评价。

（3） 评价过程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基于已经发生过的情形进行评价，无需假设。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基于所有可能的结果集的完整集合进行评价，需要假设各个行动在各种状态下的结果才能完成评价。

（4） 信息结构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除了历史情形，选择主体别无所知，他不需要区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他只是基于特殊情形中的特殊行动进行评价。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选择主体必须被假设面对的是完全确定的世界，必须对可能的状态空间有完全的知识，且必须引入每一个状态的先验概率，并被假定进行概率加权效用评价。

（5） 动态结构不同。预期效用理论按照贝叶斯法则来结构化新信息，新信息被视为某个状态子集上的事件，选择主体根据新发生事件来修正主观概率。而对于相似效用理论而言，新信息被视作历史情形不断纳入记忆中的情形集。遵循预期效用理论的主体基于没有发生的状态空间而学习，而遵循相似效用理论则基于发生的事件观察而学习。

Gilboa and Schmeidler［13］进一步指出，相似效用理论既不是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好的理论，也不是其替论，而是互补理论。在未知世界中，仅仅依靠类比法则进行推理的相似效用理论，可以比预期效用理论少用更多的假设推理，因为后者不仅需要假设各种情形，而且需要假设各种情形的概率分布，以及基于概率法则的数学演绎。

注意，对相似效用理论，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是初始化问题，即在决策者具备相似性的历史情形集为空时，如何进行选择？人们总会面临全新的问题，与新问题对应的历史情形集为空的情况并不少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在行为经济学家建构的启发机制（见后文）寻找答案根据Kahneman(2003)建构的可达性启发判断理论，当记忆中一片空白，或者具有相似性的情形集合为空时，人类的判断与选择不会受制于类比的逻辑法则，而会按照启发性原则，发生思维的跳跃，很难说待决事件会如何地和记忆中和现实中的哪些情形发生关联。。

事实上，在高度未知、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向未来世界、现实世界展开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的，永远是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过去的都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任何变数都有可能。比如一个红绿白三色球箱，里面一共300个球，每色100个，随机抽取一个，在数学上，抽到红绿白的概率都是33．3%。这是不是不确定性？这不是！至少不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是向未来和现实展开的未知世界，就像黑洞，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种颜色的球，也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球，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球，尽管过去我们拿出了很多球，而且红绿白各1/3，但这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频率。下一个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行为更大程度上是序贯的、一次性的。一次性或者非重复性意味着概率法则或类比法则不可能是主导我们行为规律的法则。而序贯性则表明在向未来和现实展开的过程中，人类在各个时点上的行为必然有关联性，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基础上走向未来。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行为现实，无视现实世界中决策者之间、决策者和环境之间持续互动的动力学过程，却试图依靠以主体为中心的选择和判断心理法则得到一致的说明，无论是规范性，还是描述性，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情感分析

在有记录的关于人类知识的研究历史中，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讨论一直非常活跃。将激情当作理性试图驾驭，但却常常冲破理性约束的消极力量，一直是主流观点直到近现代，经过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努力，学者们才开始系统地研究非理性力量。但追求自然科学理想的主流学者们仍然对非理性力量的研究望而却步。。从古希腊以来，学者们一直持有这样的见解，思想、理性、远见和决策等是人类智慧的高级形式，会被情感的肆虐所破坏。因此，几千年以来，不能依靠自身理性驾驭情感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野蛮或者愚昧。在主流学者的观点里，非理性的情感从来不会遵循一致的理性法则，在作为理性成就的人类知识的基本框架下，人类不会也不能对情感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后文的分析表明，情感因素只是不能见容于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知识框架，但却完全可以纳入关系论的知识框架。。因此，在关于人类理的研究中，情感因素不得不被排除在外。但在最近10年里，决策研究者对情感因素的研究兴趣明显加强。情感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积极评价，将情感视作积极力量的观点，已经成为与传统观点并存的一个重要观点［20］。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对情感因素的处理经历了几起几落。亚当・斯密（1776）建构了利己心驱动的经济人，将对美好主观感受的追求作为理的基本目标和动力。而边沁（1789）则明确界定了以快乐和痛苦两相对立的情感为核心的效用概念，并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快乐和痛苦的客观度量，并将痛苦和快乐作为指引和决定人类所作所为的主人。但随着度量快乐和痛苦尝试的失败，经济学家放弃了基数效用理论，转向了序数效用理论。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中，虽然序数效用保留了主观感受的基本内涵，但选择集上主观效用的序数性质，将经济学家对主观感受的关注，转向了对选择集中各种选择的偏好排序。怀着把经济学建构为物理学似的科学体系的经验主义理想，经济学家把各种选择引起的客观结果作为选择偏好排序的主要依据，而忽略了决定偏好顺序的情感因素。在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形成的理性决策模型中，决策乃是基于完备的选择集，确定最优选择的理性计算过程。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系统反动，作为其心理现实化努力［5］的结果，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被弱化为有限理性。在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中，决策乃是对行为选择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的认知过程。由于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决策者的认知是可错的。在两种理论中，决策者都被假定为不动感情、冷静地计算或认知。这样，正统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都采用了认识论的基本范式，决策者的情感被忽略掉了［21］。

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在过去10多年里，对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情感反应更为丰富的特性，那种认为情感是理性思维和适应的破坏性力量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Bertson，Boysen，Cacioppo，1993; quoted from Cacioppo，Gardner，1999）。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情感远远不仅仅是原始反射，情感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Cacioppo，Gardner，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揭示了情感反应的相对性。Kahneman，Fredrickson，etc．(1993)在有关研究中发现，人们将更加偏好持续时间延长而强度衰减的痛苦情形。在进一步的研究中，Kahneman(1998)提出了一种假设：一个复杂事件的情感表示是该事件峰值体验和终值体验的函数。Schwarz and Strack(1998)发现，客观生活环境仅仅能够解释不超过10%的主观福利变化，同样一件事是提高还是降低主观福利判断，取决于是将该事件作为标准还是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故事。比如，Medvec，Madey，Gilovich(1995)发现，由于奥运会铜牌获得者一般没有赢得金牌的期望，反而比银牌获得者（通常是冲金的热门人选）更加快乐，尽管以客观标准来看，奥运会银牌比铜牌更有价值。Carver，Scheier，(1990)，Hsee，Salovey，etc．（1994）则发现，趋向或远离最终状态的速度是相应情感的重要决定因素。行为经济学家在心理现实化过程中，将价值载体从财富的绝对水平修正为财富变化量（Markowitz，1952; 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损失和收益获得了相对性，与之对应的痛苦和快乐丧失了绝对性。总的来看，就情感反应而言，特定事件所处的背景与特定事件本身同等重要。

这样，痛苦和快乐获得了相对性。人处于多维的行为空间中，哪个维度的状态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行为、情感、思维等在相应维度上的变化。行为经济学家对情感因素的研究，是在描述性转向上的一个拓展。尽管这种研究还刚刚开始，但已经比较系统地解释了情感反应的相对性。痛苦和快乐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过是特定背景、特定过程结构化的产物。正如柏拉图（《理想国》）指出的那样，“快乐和痛苦在心灵中的产生都是一种运动……快乐就是痛苦的停止，痛苦就是快乐的停止”。既不存在绝对的主观感受，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绝对化的痛苦和快乐；也不存在可以被绝对化的、中立的客观刺激。我们只能在特定主体和特定对象之间，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下，给出多个维度的关系刻画。

行为经济学对情感反应相对性的研究，揭示了情感的背景依赖和指向对象的基本特点。比如某某对邻居可能当选总统的嫉妒，导致对其邻居的恶言中伤，恶言中伤是在其邻居可能当选总统的背景下指向其邻居的行为。在单极化的本质主义框架下，观察、判断、选择着的心灵是人类行为的终极依据。而对情感等所谓非理性力量（嫉妒）引发的行为（对邻居的恶言中伤）而言，行为的背景和行为对象的属性（邻居当选总统的可能）成为这种行为（恶言中伤）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但却很难归于决策者的心理属性。因此，在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具有强烈的对象指向和背景依赖性的情感，无法单极化地被选择主体的属性决定，由其导致的行为也无法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获得一致性，而被归于所谓的非理性力量，被排除在追求自然科学理想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外。但是一旦从关系论［18-8-11］的视角看，嫉妒以及嫉妒之下的恶言中伤，乃是由邻居当选总统的可能和嫉妒者的属性共同决定，这种情绪及行为获得了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所不具备的一致性，但却可以融于关系论的框架。

对经济学者而言，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无法否认情感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是由于情感变化的内在性、私人性，我们究竟应该关心引起情感变化的事件，还是事件引发的情感，还是情感对行为的影响？从关系论的角度来看，情感在特定背景下，在相互关联的参与者之间被决定，是特定初始背景和参与者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经验地确定特定初始背景和参与者行为的关系并不依赖于情感的确定。实际上往往是反过来，我们观察到参与者的行为，将其归类于某种情感；我们看到某种特定背景，由其与特定行为的关联关系和特定行为的情感归类，预期参与者的情感反应。特定情感承载的不过是主体对外界的某种反应机制。因此，在可以按照公度性原则［18］界定的情感因素之外，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对不可观察的主观情感的直接分析，既无确实的可能，也非行为分析所必要。

五、行为经济学在当代的综合――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随着偏好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和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被行为经济学家揭示的行为现实所否定，正统经济学基本前提和分析起点――存在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遭到系统解构，偏好在特定的背景中形成，在特定行为过程中被塑造，并动态、随机演进的观点逐渐成为行为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9-10-11］。正统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是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的、封闭的选择模型，属于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18-7-8］。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研究方向上前行的行为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建立封闭的、绝对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转向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描述性。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迫使研究者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行为的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偏好的学习机制、演化机制和随机过程已经逐渐被纳入研究的中心领域。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旧的框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框架尚未确立。他们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揭示正统经济学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而是如何重构选择理论的新的心理基础，整合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描述性的选择理论。

在最近几年里，为完成对丰富多变的心理现实的综合，行为经济学家在不同角度建立了多种由理性和非理性构成的双系统模型，给出了两个心灵的心理图案［15-14-20-19-4］。下面我们以Kahneman 等人建构的直觉系统、推理系统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为例，来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一）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的基本结构

Kahneman等人建构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由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组成。直觉系统具有以下与感知系统类似的属性：迅速、自动、联想、无需费力、不易被控制或调整。推理系统具有以下属性：缓慢、连续、费力、被审慎控制、相对灵活、有潜规则须遵循。当然直觉系统并不像感知系统那样，局限于处理各种当前的刺激，直觉判断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可以被语言唤醒。而推理系统不仅通过审慎的推理形成判断，还具有监督思维过程和外显行为的功能（Gilbert，2002，quoted from Kahneman，2003; Stanovich and West，2002），特别是监督直觉系统的运作。但推理系统的监督非常松散，许多直觉判断得以自由表达，而许多错误也由此而生［15］。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产生印象，这是所有判断的本源。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则在经验过程中形成有效判断积累――知识――和印象基础上形成判断。

（二）可达性启发与判断偏差

与推理系统经过慎密的推理形成判断不同，直觉系统依靠启发过程形成判断。可达性指特定思想内容进入思维的容易程度(Higgins，1996，queted from Kahneman，2003；Tversky and Kahneman，1974)。是直觉判断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达性评价是决策者自然进行的评估过程，是对感知和记忆中认知流利性的自然评估［14］。比如就高度或体积判断而言，叠加在一起的方块比一堆散放的方块的思维可达性要强得多。可达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在一端具有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的特点：快速、自动、毫不费力；而在另一端具有推理系统的特点：缓慢，连续处理、费力。由于可达性具有感知的显著性、注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反应触发的临时性与联想激活等含义［14］，决策者的直觉判断不仅要受到与物理背景相关的物理显著性的影响，也会受到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注意影响，还要面对反应触发和联想激活的随机扰动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外在的刺激与决策者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预见性。

当选择问题目标属性（比如正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中效用就是选择问题的目标属性）可达性较弱时，决策者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呢？Kahneman and Frederick［15］建构了属性替代的启发式判断模型：决策者将判断对象之可达性较弱的目标属性替换为与之相关的、思维可达性较强的启发属性，并通过对启发属性的评价来间接形成关于目标属性的判断。简言之，启发式判断就是按照易于想象的原则，对待决策事件具体化，以进行判断与选择。实验表明，属性替代的实质是：属性替代使得判断对象发生了变化，反应者答非所问，对他们没有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14］。比如，当被问及两支足球队谁更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时，我们马上将可能性（目标属性）替换成足球队的实力（启发属性）的比较（比如各个球员的技能、身体素质，球队的战绩等），我们最后回答的并不是哪支球队赢的可能性大，而是哪支球队的实力最强。决策者判断中的很多偏差，比如代表性、小样本、锚定效应产生的偏差等，都可以用判断启发过程中的属性替代来解释。

情感因素也作为一种启发属性，被整合进了Kahneman的双系统模型。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每种刺激都激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感评价（Zajonc，1980; Bargh，1997，quoted from Kahneman，2003）。Kahneman，Ritov，and Schkade(1999)指出，自动的情感评价――态度的情感核心――是许多判断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Kahneman等人的双系统模型中，把情感反应当作启发属性，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种复杂情形。

在Kahneman建立的综合模型中，推理系统作为思维的监督者，参与了所有的随意行为。这隐含着直觉判断错误将可能来自于两个系统的失败：直觉系统产生错误的直觉，且推理系统没能检测并予以修正（Kahneman and Tversky，1982a；quoted from Kahneman，2003）。尽管判断启发会产生偏差，在推理系统的审慎参与下，人们可以通过在偏差中学习，使在特定环境下直觉判断所违背的规则足够早地进入思维，从而驾驭直觉判断，纠正判断偏差。比如根据模糊性来判断距离，在大雾天会出现偏差。对司机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大雾天产生距离判断偏差的知识，可以削弱判断偏差的影响。但是由于直觉印象通常首先形成，这将形成后续判断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的“锚碇”我们用Ariely，Loewenstein，and Prelec（2003）的实验来说明锚碇和锚定效应。对被试提出是否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处于00―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16．09，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55．64。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之锚碇，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从锚碇开始的修正很难是充分的。因此，直觉判断的偏差并不会完全消除。

（三）双系统选择理论：反射机制和适应机制

我们看到，在Kahneman［18］提供的选择理论框架中，可达性和直觉与感知之间的类比发挥着核心作用。局部选择理论（Kahneman and Tverksy，1979）的核心思想就是变化与差距比绝对水平的刺激的可达性要强得多。在结构化效应［16］中，虽然专业训练可以减少结构化效应中问题的不同描述或展现方式所带来的选择不一致，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永远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有限智力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将不得不面对缺乏客观陈述的现实［10］。

由于直觉和感觉将根据可达性启发原则形成高度可达的印象，为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形成判断提供基础和起点。因此，直觉决策将被特定情形下的可达性启发所塑造，可达性较强的特征将影响决策，而可达性较弱的特征将基本被忽略。由启发式判断提供的可达性较强的判断或选择，将变成潜在的锚碇，成为后续选择和判断的基础和起点。即使推理系统深思熟虑地予以规范与驾驭，在锚定效应见注10。的作用下，推理系统也只能对直觉判断进行逐步的调整。这样，可达性启发与锚定效应将在判断和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判断和选择行为中，从很大程度上讲，直觉系统提供了对外界刺激的反射机制，而推理系统则提供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机制。在决策者和外部环境的随机互动过程中，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构成的选择系统，决定了决策者高度随机的判断和偏好。

（四）描述性转向：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逻辑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非理性因素，情感等非理性因素长期被正统经济学拒之门外。因此，正统经济学建构了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完全理性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

在双系统模型中，我们看到的两个心灵的心理图画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柏拉图（《理想国》）建构的由理性灵魂、精神灵魂、欲望灵魂组成的马车模型，弗洛伊德建构的由意识和潜意识或者自我、本我和超我组成的心灵模型，与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二系统模型都是同构的。在这些模型中，我们看到，人类行为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

正是由于完全理性的自我仅仅考虑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而没有考虑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心理基础的非现实性，成为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的直接诱因。行为经济学家为了修正正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偏离，引入了非理性的直觉，以兼容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但是，在传统的理性框架下，直觉并不遵循逻辑规则，只能理解、描述。由此，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

六、重归柏拉图――经济学的困境与行为经济学解构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并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传统理性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行为经济学由此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并最终系统解构［10］了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放弃了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但是，由于仍然试图在主体的一端寻找主体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原因，行为经济学也没能跳出单极化本质主义［18-8］的思想框架。

在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正统经济学也好，行为经济学也罢，决策者自主判断、自主选择，正确也好，错误也罢，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自我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主人，是经济学为丰富多变的行为现实确定的终极依据。在哲学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后，“人是万物的尺度”同样的一句话，古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戈拉和19世纪的康德借以表达的含义则完全不同，前者借以表达感觉的无常性和特殊性，后者则借以表达先验自我的永恒性和普遍性［7］。，自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所及的世界的中心，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不过主体的形象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与上帝相通的灵魂［6］到先验自我［17］，从先验自我到心理自我，而心理自我的建构则更是五花八门。行为经济学在当代建构的依靠直觉和推理双系统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有限理性自我，实际上是对约2 500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2］的回归。

正象经济学家目前所完成的大量研究揭示的那样，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后两方面的因素是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无法单一地归于决策者的心理本质。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在我们的心灵中寻找行为的所有原因，这两方面就只能归于理性所不及的启发、直觉、潜意识、本我或其他类似的神秘过程。试图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这正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无法解决的一致性困难。

七、小结

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历史性的。它彰显了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深深地陷入单极化本质主义结构化陷阱［11］。正像我们在行为经济学当代的研究成果中所看到的，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行为博弈、社会效用、序贯行为等因素。后两方面的因素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在传统的理性自我框架下，不遵循逻辑原则，是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引入非理性的直觉，建构了有限理性的双系统模型，试图为人类行为后两面的内涵提供描述性框架。但是，作为对完全理性反动的产物，行为经济学仍然局限于在选择主体一极寻找选择行为的终极依据，其建构的有限理性仍然没有跳出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只要我们还在以选择为主体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试图仅仅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摆脱正统经济学身处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结构化陷阱，必须迈出更为关键的一步，放弃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转向开放的、演进的关系论［11-18］，立足关联互动的现实世界，以“公度性”［18］为基本准则，在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确定行为依据和对行为的描述框架，建构开放的、演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因此，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并不是重复性的回归，而是螺旋上升过程中的回归，它勾画出更为丰富、全面、现实的人类行为图像。在丰富的行为现实中，经济学深层次的矛盾一览无余，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将成为经济学走上希望之路的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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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Loewenstein G．，O’Donoghue T． (2004)． Animal spirits： affective and deliberative processes in economic behavior． Working paper．

行为经济学篇（4）

一、行为经济学溯源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组合。标准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认为所有非理性的行为皆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行为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关注于指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不足。而正在进行中的行为经济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假设的挑战，还进一步运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修正后的假设融入经济模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主要是“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行为决策”的研究对象一般分为“判断”和“选择”两大类。“判断”在行为学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行为学研究中“选择”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是如何做挑选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一般分为四步：识别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运用的假设、模型；识别反常规现象；改造原有模型，使之普适性更强；检验新的行为经济模型。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论证其对谬与否。

三、行为经济学基本内容

第一，预期理论。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许多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期理论”有三个基本理论观点：面临“获得”，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面临“损失”，人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人们常常对结果偏离某一非固定偏好水平（如现状）的方式，而不是对用绝对项衡量的结果更加敏感。这种对变化而不是大小的重视可能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有关。根据这种法则，人们对外部环境（如温度和光线）的变化而不是其强度更敏感。而且，与偏好水平相比，在同等大小的损失和收益之间，人们常常更讨厌发生损失。

第二，启发式认知偏向。人们在作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思维的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些因走捷径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就称为“启发式偏向”。三种最典型的启发式偏向：一是代表性偏向。“代表性偏向”是指人们简单地用类比的方法去判断。如果甲事件相似于乙类事件，则甲就属于乙，与乙同类。使用“代表性”进行判断往往会导致过度自信。二是可得性偏向。“可得性偏向”是指当人们需要做出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是最先想到的东西，而不是去致力于挖掘更多的信息。可得性偏向又分为四种表现形式：事件的可追溯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被搜索集合的有效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想象力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幻觉相关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三是锚定效应。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那么估测就会产生偏差。锚定效应有三种体现：不充分的调整；在连续和独立事件的估测偏向；主观概率分布的估测偏差。

第三，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因素：一是收入的来源。根据钱来源的不同，人们会将它们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不同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人们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这其实说明人们在头脑里分别为这两类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两者是有区别的。二是收入的支出。人们会将收入分配到不同的消费项目中去，各个项目之间资金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三是对心理账户核算的频率。对心理账户是每天核算，每周核算，还是每年核算，对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假设人们能够事先估计一生的收入，然后通过合理安排储蓄和消费来平滑一生的消费，这样就能达到货币效用最大化。如果人一生的每个阶段的效用函数都是边际效用递减，并且每一期的消费冲动都是相同的并且可以细分，那么总效用就可视为每一期效用的净现值总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理论才是可被接受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为原先的理性假说添加了三个重要的行为学变量：“自我约束”变量；“心理账户”变量；“心理定格”变量。

第五，自我约束问题。可以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的程度不同，将人们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成熟型。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二是幼稚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因此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三是偏幼稚型。这类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储蓄活动中，“自我约束问题”可能产生两种行为倾向：一是“幼稚拖延”，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这种“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他明摆着也会是拖延。二是“成熟提前”，当成熟型决策者将消费现有的收入看作是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由于他们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于是在没有成本（如税收优惠）的前提下，成熟型决策者也会拖延储蓄。

参考文献：

1、(美)阿兰・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行为经济学篇（5）

这么个“穷折腾”的交易所游戏，不仅有很多人热衷参加，还是一门赢利的生意，许多大牌制片人、知名投资人会从HSX购买数据，评估导演和演员的身价，譬如息影多年的茱莉亚・罗伯茨是否还值1000万美元的片酬？她的票房号召力有没有下降？HSX可以提供这类问题相对靠谱的答案。

HSX反映出集体智慧的力量。集体智慧往往超过个人的力量，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但如何科学组织并整合反映集体智慧，而不是简单堆砌众人混乱的意见，进而为决策服务，帮忙赚钱，就很有讲究了。比如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同样是民意测验，有些专业机构得出的结果，就要比大部分媒体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数据准确，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已经涉及行为经济学的范畴了。按照该学科的观点，依靠集体智慧开展预测，不能脱离大数定律、设定对参与者的充分激励、有一个可供便捷计算（划算成价格）的计量单位体系。与之同时，要考虑到影响集体智慧发挥预测准确度的几个因素：参与者（玩家）是否掌握较充分的信息、市场流动性是不是足够高、市场泡沫，等等。

行为经济学篇（6）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发展与反思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扭曲

“经济人假设”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则虽然存在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并不构成行为人处理经济活动的首要处理原则。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曾经说过，人们在处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总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们会出于善心去帮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钱却无法得到物资上的回报，只是看到受帮助之人感到快乐，便有足够的满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写的《经济分析史》中，特别论述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概念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种概念来阐述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逻辑，而只是一种能被现实运用的思维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其实有着“百家争鸣”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米塞斯与兰格之争”，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个更胜一筹，4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则是聚焦在当时困扰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该如何应对，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在如何有效分配资源上提出了两种主要路径，70年代由于滞涨困扰着全球经济，“滞胀之争”在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之前展开论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国家经济活力，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董志强，2016)。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假设上不断向个体的“价值”倾向。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对于博弈论研究的加深，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强调的利己原则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个档次。在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对面临的经济活动所做出的策略决定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理性经济人”中假设个体是绝对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识”现象存在的基础。鉴于这种共识的影响，博弈中的参与者通过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来研究和推测竞争者的策略，然后根据预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产生了双方在某一行动上的行为交流和“纳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动过程之中，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早已在实质上发生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论”现在将“个体”提出出去，从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个体”，并且获得了某种特定假设的“个人”——在一切的活动中做出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并将它转化成为自己的行动(叶航，2016)。众所周知“节约悖论”(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为了研究微观中的个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可以为个人增加储蓄，可以提高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对个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为，可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当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会引起社会经济活动投资部分的减少，进而使国家的经济缺乏活力，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的地步。“节约悖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存在与实际经济行为严重不符合的现象，显示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单单把“个体主义方法论”同“整体主义方法论”直接对立起来，并毅然地选择前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缺陷

1.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使经济学现实应用受到框定

阿里尔鲁宾斯坦(1997)认为当行为主体能够掌握所有的信息并能分析，同时能在任何情况下明确自己的喜好，最终根据这些结果的反馈做出符合理论上的行为，才能界定成为“理性经济人”。这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所有的变化是不需要存在的，形成了一个静止的过程。可想而知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是与现实的社会运行大相径庭。然而，包括经济增长、创新等在内的这些社会现象都是经济运行中的动态过程，基于“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来解释以上现象，便就存在明显的矛盾。

2.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稀缺性

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是要消耗资源的。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建立在物资稀缺性的基础上，资源并不可能根据人的需要无限提供，并且人们会因为先天的能力的束缚，无法自由的获得和处理信息。一般来说，信息总是会针对特定的需要而存在。信息的传递需要通过工具来获得，有些信息还要为其支付相关的费用，那么信息就成为一件商品了，它是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资源而存在，必定具备稀缺性。信息繁多的情况下，个人是无法来解析和分辨的，完全信息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状态(赵志强，2018)。可见，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能够与稀缺性这一条件相符合，之间是矛盾的。

3.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抛开了市场和竞争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证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绝对地位，确立自由市场制度，通过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构造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会使市场的作用减弱。然而，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之下，理性经济人具备了现实世界中个体所不拥有的四种能力，他们知道市场供求之下运行的最佳点。为此他们可以不去了解别人的产能信息就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生产量。所以，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在理性人的计划之内，那么市场和计划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以完全理性假设的角度来思考，资源是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达到最佳配置的，也就是不需要市场的作用。

二、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

行为经济学篇（7）

不同于正统的经济学，在我看来行为经济学更具有趣味性，它融合了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运营管理等，不仅在理论方面不断提出各种挑战，行为经济学还实实在在的探讨这日常生活中、职场中、商场中人们的种种行为背后的原因，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这本《会赚钱的行为经济学》写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人们对公平与互惠的感受，对风险和信任的态度，钻制度漏洞的倾向，以及预测的新方法等。

读完这本书，有两个章节探讨的问题引起我的强烈共鸣。第一个就是第六章“我们应该信任谁”。我觉得信任是个沉重的话题，就像诚信。这个词本身可能是美好的，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当这个词所代表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承担这个词的一方将会受到惨痛的打击，甚至就像书中的张树鸿一样遭受灭顶之灾，而这却源自于信任。经济学经常研究一些挑战人们道德水准的行为。比如各种促销活动，退订运费等举措，这无疑提高了风险成本，而且真的会有一大批人“不辜负”商家，无缘由退回商品，甚至试穿了一段时间后退回商品。这种无法测量与掌握的道德尺度的降低所造成的成本的浪费是无法避免的。它可能直接导致商家巨额亏损，违背初衷。即使生效了，这种促销手段真的无法定义对错，可能会带来利润的增加，但它也引导了人们道德的降低，这个成本是昂贵的。

行为经济学篇（8）

2015年6月，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发表了题为“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hysician Compensation-Promise and Challenges”的文章，试图用行为经济学模型解释医生行为。

行为经济学认为激励是行为的基础。违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利用人们对现状的偏好，违约行为可以改变医生的决策，提供高价值的服务。损失规避理论也可以解释医生行为的改变，因为损失带来的心理影响远远大于所得。此外，行为经济学还能辅助决定何时采用何种激励支付可以提高组织能力，达成既定目标。可以凭借人们对自我形象和专业身份的关注，公开医生的绩效表现，激励其改善绩效。

为了向基于价值的卫生体系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积极应对新的卫生服务模式所带来的挑战；（2）寻求循证的、可以提高系统效率的干预措施；（3）在应用行为经济学理念时努力保持医学的专业性，做出更好的决策。然而，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还须考虑可能出现的反作用。因此，需要建立广泛的绩效评价体系，提供非货币奖励，如专业奖项或者奖励整个团队等。

（王璐摘编自《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行为经济学篇（9）

经济涉及种植、加工、走私、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其中走私环节的利润最大。目前对走私的地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测估、供给与需求、对地上经济影响等领域，对走私的行为分析欠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走私行为进行了分析。

一、走私风险决策

走私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研究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主要有三种理论可资借用。

1、期望值理论

该理论假设决策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态度是中立的，作决策时只考虑期望值的大小。假设走私者走私成功的概率为p1，收益为x1，走私不成功被抓获的概率为p2，收益（负值）为x2，如果不参与走私将稳定地获得工资性收入w。那么，当且仅当走私的期望收益e（x）=x1p1+x2p2大于w时，走私者才会冒险做出走私的决策，否则他将得不偿失。期望值大小直接反映了走私者动机的强弱，期望概率反映了走私者实现需要和动机的信心强弱。此理论说明：假如走私者把走私的期望效益看得很大，估计实现的概率也很高，那么这个目标所激发动机的力量就很强。

2、预期效用理论

该理论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以决策行为可能产生的行为结果为自变量，如果某个随机变量x以概率pi取值xi（i=1，2，…，n），而某人在确定地得到xi时的效用为u（xi），那么，该随机变量给他的效用便是u（x）= e［u（x）］= p1u（x1）+ p2u（x2）+ … + pnu（xn），其中，e［u（x）］表示关于随机变量x的期望效用，u（x）称为期望效用函数。理性的走私者当且仅当走私行为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不走私时所带来的工资效用时，才会选择走私，也就是：u（x）=p1u（x1）+p2u（x2）>u（w）。这个理论强调了走私者主观心理评价，认为走私者是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货币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来做出决策，突出了走私者做决策的主观预期。

3、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遵从损失规避准则，而不是风险规避准则。具体而言，大多数人在面临收益时，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亏损时，是风险偏好的。收益和亏损都是相对参考点而言的，比起收益来，人们对亏损的感知会更敏感。期望效用曲线如图1。

由期望理论，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自我感知的亏损和收益为依据的，而不是实际财富拥有的多少。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状态处于亏损状态时，他会“铤而走险”，是风险偏好的；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处于获利状态时，他会考虑“金盆洗手”，是风险规避的。然而走私者对亏损的感知更加敏感，他们的目标追求都是越过参考点o，进入获利状态，选择风险规避。由于参考点是相对于走私者的主观判断形成的，一旦进入走私行业，巨大利润不断诱惑，参考点不断提升，从而很难越过。因此走私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风险偏好状态，真正“金盆洗手”规避风险的较少。

二、走私禁毒两方博弈

从经济学的角度，走私发生的基本前提是预期风险收益大于合法经营的利润，如果打击惩罚的力度不够，走私活动就难以避免。下面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点。

该博弈的参与人是禁毒局和走私者，禁毒局的策略是严打和放松，走私者的策略是走私和不走私。为简化问题，假定禁毒局严打，走私者就一定会被发现，禁毒局放松打击，走私者就不会被发现。其博弈标准式如表1所示。

在上述博弈模型中，y为财政拨付禁毒局的预算经费（形成收入），c为禁毒局打击走私的成本，f为走私被查获时的罚款（假设形成禁毒局的收入），f为对禁毒不力的处罚（如奖金扣除、职位下迁等），t为走私的投资成本，e为走私成功时获得的高额利润，w为走私者不走私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p为禁毒局严格打击走私的概率，q为走私者选择走私的概率。

对于走私者而言，在给定p的前提下，选择走私的期望收益为u1（p）=（-t-f）p+（1-p）e，选择不走私的期望收益为u2（p）=w，令u1=u2，得到p?鄢=（e-w）/ （t+f+e）。其含义是：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小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优选择是走私；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大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走私；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为p?鄢，那么走私者随机选择走私或不走私。对于禁毒局而言，在给定q前提下，选择严打的期望收益为u3=（y-c+f）q+（y-c）（1-q），选择放松打击的期望收益为u4=（y-f）q+y（1-q），令u3=u4，得到q?鄢=c / f+f。其含义是：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小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优选择是放松打击，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大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优选择为严格打击；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为q?鄢，禁毒局随机选择严打或放松。本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为：走私者以c / f+f的概率选择走私，禁毒局以（e-w）/ （t+f+e）的概率选择严格打击。

进一步把走私者与禁毒局的期望收益联合起来考虑，用划线法图解禁毒局与走私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如图2、图3所示。

图2中横坐标是走私者选择走私的概率，在（0，1）之间，纵坐标是对应于走私者走私的不同概率，禁毒局选择放松打击的期望收益。y到y-f连线上每一点的纵坐标就是禁毒局在走私者选择该点横坐标表示的走私的概率时选择放松打击的期望收益y（1-q?鄢）+（y-f）q?鄢。假定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大于q?鄢时，禁毒局的期望得益为负，于是禁毒局会加大打击力度，因此，大于q?鄢的走私概率对走私者是不可取的。反之，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小于q?鄢时，会使禁毒局选择放松打击的期望收益大于0，从而使禁毒局放松警惕。走私者选择走私的概率会趋向于q?鄢。同理，图3中，p?鄢和1-p?鄢是禁毒局选择严格打击和放松打击的混合纳什均衡的概率，禁毒局选择严打的概率会趋向于p?鄢。

政府为了减少走私而加重对走私者的处罚，即图3中f增加到f'，在短期内走私者的期望收益为负，走私者会停止走私，但同时会提高禁毒局放松警惕的概率，从1-p?鄢到1-p'，这时走私者的期望值为零，又会选择混合策略，而其混合策略的概率分布取决于图2。只要y和y-f的值不变，加重对走私者的处罚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走私，使走私的概率小于q?鄢，但从长期来看却只能使禁毒局放松警惕，走私的情况不会得到改善。如果加重对禁毒局的处罚，即图2中f增加到f '，此时，在走私者混合策略不变的条件下，禁毒局不敢轻易放松警惕，走私者在短期内会选择不走私而长期内仍会选择混合策略。走私的概率由q?鄢降低到q'，从而达到新的均衡。因此，只有加重对禁毒局的处罚使其尽职尽责，在长期中才会起到抑制走私的作用，这为政府制定政策和规章时带来了有益的思考。

三、“黑吃黑”动态分析

走私中，走私团伙之间时而会发生“黑吃黑”的暴力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危害。下面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来讨论走私团伙之间的“火并”策略。

在这个对称博弈中，团伙甲和团伙乙都有可能选择“吃”，即先动手火并，也有可能选择“不吃”，即退让不参与火并。该博弈中有两个完全理性的纯策略均衡：（4，0）和（0，4），另外还存在一个混合策略均衡，即两个团伙分别按一定的概率选择“吃”和“不吃”。设p是选择“吃”策略参与人的比重，则（1-p）是选择“不吃”策略参与人的比重。那么选择策略“吃”的团伙的期望得益是u1=p（-7）+（1-p）4=4-11p；选择“不吃”策略的团伙的期望得益是：u2=p0+（1-p）2=2（1-p）；两个团伙的平均得益为：u?鄢=pu1+ （1-p）u2=p （4-11p）+2（1-p）2。

对于走私团伙而言，如果观察到u1>u2，或者u1

基于上述动态学习假设，我们就可以得到选择“吃”的策略动态变化速度的微分方程f（p）=dp/dt=p（u1-u?鄢）=p［（4-11p）-p（4-11p）-2（1-p）2］=p（1-p）（2-9p）。令上式等于0，可得到p1=0，p2=1，p3=2/9三个稳定状态。可以证明，f'（0）>0，f '（1）>0，而f'（2/9）<0。所以该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为p3=2/9。这表明，当有限理性的走私团伙即使开始不是按照p3比例来选择“吃”的策略，但通过不断学习模仿，选择“吃”策略的团伙的比例会收敛于p3=2/9。选择“吃”的策略的团伙的比例为2/9，也就意味着选择“不吃”的策略的团伙的比例为7/9，这说明当走私团伙遇到利益之争时，大多数理性的团伙会选择温和协商，而少数的团伙则会选择大打出手，进行“火并”。

四、结论

期望值最大化原则、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和基于参考点的损失规避原则，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走私者的风险决策过程。走私者与禁毒局都是以一定的概率做出选择从而达成混合纳什均衡，单纯加重对走私者的惩罚，短期内可抑制走私，长期内则效果丧失；如果同时加重对禁毒局的处罚，则会在长期内有效抑制走私。走私团伙在遇到利益纷争时，会通过模仿学习从而达成进化稳定均衡。

【参考文献】

[1]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网站.

[2] 张照贵：经济博弈与应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行为经济学篇（10）

Thisstudyisacomparativestudyofapplyingthetheoryofmotivationtobusinessmanagementbetweenstate-ownedenterprisesandforeign-investenterprises.

Thisstudyfirstresearchesthedevelopmentandsignificanceofmotivationtheory.Thenonthebasicofthis,acomparativestudyhasbeenperformedthroughanalyzinghowtoapplythetheoryoforganizationbehaviortobusinessmanagementbetweenGEco-operationinGermanyandLegendGroupinChina.

关键字：效绩考评；双因素分析理论；团队精神；员工成就感；

一、激励机制概述：

1.2激励机制原理：

激励机制是为了激励员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激励措施的总和。通过这一机制所形成的推动力和吸引力，使员工萌发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产生实现目标的的动力，引起并维持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并通过绩效评价，得到自豪感和响应的奖酬，强化自己的行为。

1.2运用激励机制的意义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适当的运用激励机制并据此进一步研究改进生产环境，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协调人际的关系，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形成“同舟共济”意识，齐心协力应付经济危机。从精神上、物质上引导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案例分析

本论文通过对GE公司和联想集团各自的激励机制做一个分析，比较中外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不同运用。

2.1GE公司的员工激励机制

GE公司对员工有着一套相当完善的考评制度。公司CEO韦尔奇随身都会携带一本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图表，每个部门都有相关的图表，反映每个员工的情况）这是一个动态的评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第一类占10%，他们是顶尖人才；次一些的是第二类，占15%；第三类是中等水平的员工，占50%，他们的变动弹性最大；接下来是占15%的第四类，需要对他们敲响警钟，督促他们上进；第五类是最差的，占10%，我们只能辞退他们。根据业绩评估，每个员工都会知道他们处在哪一类，这样没有人会抱怨得不到赏识。第一类员工会得到股票期权，第二类中的大约90%和第三类中的50%会得到股票期权，第四类员工没有奖励。图表是最好的工具，哪些人应该得到奖励，哪些人应该打道回府，一目了然。奖赏对员工而言，不应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象鼻子碰着玻璃而穿不过去那样，他们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都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对于高层管理人员，GE公司鼓励鼓励他们在工作上相互竞争，但不要有个人恩怨。韦尔奇的做法是将奖赏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奖励他在自己的业务部门的表现，另一半奖励他对整个公司发展的贡献。如果自己部门业绩很好，但对公司发展不利，则资金为零。

韦尔奇一向鼓励员工勇敢地展示自己，谈出自己的看法，争取上司的赏识。“我希望员工能充分发挥潜能，提出他们的建议，而我会为他们提供各种资源。这样员工们给我的将是许多建议和计划，我可能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那个主意非常好"。这样的交流更有创意。”在今天GE的各个部门，每当公司取得一些成绩，他们都会把生产线停下来，大家一起出去庆祝。GE公司每位员工都有一张"通用电气价值观"卡。卡中对领导干部的警戒有9点：痛恨、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以及适应全球化。这些价值观都是GE公司进行培养的主题。也是决定公司职员晋升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2.2联想集团：业绩为重

联想是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公司，不惟学历重能力，不惟资历重业绩。联想现在许多高管人员其实在公司工作时间并不长，能从普遍员工升到最高管理层，原因不是跟谁有什么关系，而是全凭业绩。为什么外企一些有相当级别的管理人员愿意到联想工作，就是看重了这一点。不同层次的人员收入不同是很自然的，但联想的干部没有贵族化的倾向。

联想的干部比例适中，中级以上管理人员有200多人，而公司全部员工有1.1万多人（其中职员约5000人）。其实联想每一个事业部的规模，都相当于一个中型IT企业，这些管理者得到的收入高些也是理所应当的。当然从薪酬结构上看，固定工资部分，经理层跟员工层的差异并不十分巨大。联想员工的收入分为3块，固定工资、绩效浮动和年底分红，在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企业里，员工的收入是跟其贡献直接挂钩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20%的人才创造80%的财富，对这20%员工的薪酬当然不能少了。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人才争夺很激烈，争夺的焦点就是一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可以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

在联想，普通员工并不是只有做管理人员一条升迁之路，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技术骨干的待遇与相应的管理者的收入没有差别。今年年底之前，联想要完成能力评介体系，要让公司的各级管理层知道每个员工的能力如何，其社会竞争力处在什么水平，是否达到了人岗匹配，是不是把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这项工作可以达到3个目的：公司清楚员工的能力水平、主管清楚手下人员的能力水平、员工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真正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

为突出业绩导向效果，联想在业绩考核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员工在考核后进入最后一个层次，就进入了末位淘汰区。所以，不论哪一层次的人都有压力，中层管理人员压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考核时排在最后，就会成为不合格员工。联想还培养了后备干部，对于被淘汰的人所在的岗位，马上就有人可以顶上，这是一个合理的闭环。确实，在IT企业必须每个人都时刻要有危机意识，不进则退，跟不上形势就要被淘汰，企业如此，个人亦如此。

三、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联系与差异

3.1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共同点

在GE公司和联想集团的激励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员工的业绩考评制度。两家公司都是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结合起来，将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起来，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所不同的是，GE公司更偏重于激发员工的竞争意识，使这种外部的推动力量转化成一种自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而联想集团则是力争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力争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

3.2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机制上的不同点

3.2.1概述

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两家公司在机制上也有不同的侧重。因为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所产生的排序也不同，详见下表：

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影响力排序

国外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

成就公平与发展成就与认可

认可认可企业发展

工作吸引力工作条件工作激励

责任报酬人际关系

发展人际关系基本需求

责任领导作风

基本需求自主

福利报酬

*摘自鲁直《人类功效学》1999年第一期

3.2.2外国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

作为外资企业，GE公司就十分注重培养员工个人的成就感，以员工的满意度为工作重点，鼓励员工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自主性，提升员工的团队精神。公司的这一体制正是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具体体现。赫兹伯格认为使员工感到不满意的因素与使员工感到满意的因素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是由外界的工作环境所引起的（即保健因素），而后者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所产生的（即激励因素）。员工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责任感，得到的认可和赞赏，都属于激励因素。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使员工意识到他们有潜力不断进步比制定目标更重要。因为只有当员工发挥了主动性，为公司出谋划策，才能使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要让员工明白他们是受重视的，以及他们对于公司的重要性，GE公司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GE价值观”卡就是这一理论很好的应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一个民主，开明的公司工作，GE的这些制度使员工们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成功团队的一部分，同时自己也为着这个团队的成功献出的每一份贡献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到回报的。激励因素的改善，往往能够给员工以很大的激励，产生工作的满意感，有助于充分、有效、持久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3.2.3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

作为国有年轻的IT企业，联想根据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激励多条跑道，以效益为主导。同时，由于集团员工的年龄结构普遍较轻，年轻职员的自我意识通常都比较强；所以联想在组织结构上淡化领导层的贵族化倾向，强调每个员工的公平发展。例如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有突出业绩的业务人员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和奖金比他们的上司还高许多。联想集团认为激励机制应该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要随着时代、环境、市场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正是建立了适合自身的激励机制，使得联想集团在国内IT行业中始终处于不败的地位。

通过以上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企业来说，正确运用激励机制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因为企业的性质各不相同，管理者在运用激励机制的时候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量体裁衣，选择适合的体制，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参考文献：

①孙彤《组织行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行为经济学篇（11）

设想一下两家公司参与石油竞购。战略性思维要求该公司不仅要考虑可能的供给，还要预见到竞争对手如何投标。许明的经济模式是观测大脑如何利用对手的一系列行动来构筑一个心智模式，这个模式可以使其他市场参与者实现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参与者面对选择和意外事项时，大脑如何随着时间波动而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在观察静态的结构，而且还能看到在决策过程中的大脑反应。”许明解释道。

在扫描过程中，参与者将会参与多策略的经济投资游戏。在每个回合开始前，两名参与者随机通过投资竞争来争夺奖金。投资最多的玩家赢得比赛，投资游戏的目标是要比对手多投一个单位。投资高于要求会浪费额外的投资，投资少于要求会失去奖金。当然，对手也在试图做同样的事情。通过考量对手的心理和可能的行动，参与者将学到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奖励。研究人员记录游戏过程中的神经反应，来追踪对手行为变化的效果将如何影响自己。